复旦大学农学院从1940年设立，到1952年因院系调整迁往外地，只有短短的12年，但其所拥有的九三学社社员，却占了当时整个复旦支社社员人数的30%以上。本文所要简要叙述的，就是曾经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过的那群九三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学院教学农学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国立西北农学院的合组经过与历史意义
摘要：基于抗战时期的历史档案，梳理了国立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合组成立的历史经过。地处后稷教民稼穑之地武功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抗日战争期间西迁的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合组是现代农业文明的一次重要融汇。在强大的师资力量支撑下，国立西北农学院办学水平和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卓越，成为当时国内惟一的独立农学院，并在合组后逐步形成扎根西北、融汇世界的教育思想和办学抱负，成为当代兴学强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伍小东(1982-)，男，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教育史。
我国向以农立国，以重农著称。农业高等教育亦为国黉国脉所系。因此，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我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农科大学——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相继更名为北京農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与1934年在后稷教民稼穑地、我国古代农业发祥地武功创建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经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最终合组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的历史过程实现了中华农业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交融，因而，彰显出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地处黄河流域的陕西，向称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我国农业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有神农氏炎帝在宝鸡姜水一带“尝百草”，黄帝游牧和农耕于黄河上下游，后稷教民稼穑于有邰(今陕西武功一带)等传说。然而，发源于京师的北平大学农学院得地利之先，吸取西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改造中国传统农业，形成现代农学高等教育高地。然而，有关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西迁合组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的研究，一直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仅见有相关的史料整理和零星的研究工作[1-5]，鉴于此，本文以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和陕西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为基础，详细梳理了国立西北农学院成立的历史脉络和重大事件，以期全面还原这一重要历史过程，进而对国立西北农学院成立的重要意义进行述评，以展现其在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奉令西迁：临大联大时期的农学院
北平大学西迁长安的酝酿始于1935年12月28日，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北平大学迁陕的请求[6]。随后，邵力子又与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洽商迁陕事宜，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国立北洋工学院迁陕的建议[7]。就此，邵力子开始与两校校长徐诵明和李书田“妥商详细办法，逐步进行”。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曾派农学院院长刘运筹抵陕考察，但陕西地方财政拮据，仅能提供校舍，不能提供经费支持，遂暂时搁置。
全面抗战爆发后，教育部令国立北平大学(以下简称“平大”)、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西迁古都长安，合组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以下简称“临大”)。临大农学院的办学地点设于西安通济坊，开设有农学、林学、农业化学、农艺、农业生物、农业经济6个学系(后3系仅有四年级)，临大开学后，调整为农学、林学、农业化学3个系，有学生133人，有教师31人(见表1)。
1938年4月2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迁校汉中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农学院办学地点设于沔县(今勉县)武侯祠，3个学系的设置未变，周建侯继续担任院长。
由于迁校合组更名等原因，1938年5月3日西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议，毕业生“由原三校院发给毕业证书”，其中，1938年北平大学农学院138名毕业学生中有国立西北联大毕业生40人，1939年北平大学农学院145名毕业生中有国立西北联大毕业生32人(见表2)，均发给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证书。
1939年5月15日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16期载有“应行毕业各生志愿请领国立北平大学毕业证书办法”(图1)，此办法经1939年3月30日举行的联大第67次常务委员会通过，要求志愿请领国立北平大学毕业证书的学生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须为教育部分发或经本校核准之借读生、试读生或转学生;二是须呈交原校之成绩单;三是须本校训导处评定其操行在乙等以上者;四是须未经其原校开除或曾受记过之处分者。这些条件除附相应证明之外，还要“备文呈请平大办事处审核”[8]。同时，办法还规定，虽然具备以上4条规定，但不具备以下条件者，仍不能发给北平大学毕业证：一是其在原校肄业之学程、学分不足平大学分制各学院所规定之学程之单位者;二是其原校之成绩单列有不及格之科目者;三是其原校之学程与平大所规定之学程相差过远者;四是其他平大认为不能发给平大毕业证书之情形者，其他不清晰者则以《二十五年度国立北平大学一览》之规定为准。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虽然处于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状态，西北联大各学院仍旧按在北平时期的教学制度办学，办学标准丝毫未降低。如同西北联大常委、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所说：“洵为国家百年教育至计”“庶不使学生因数量之增加致素质之降落，影响学风殊失教育意义，总之，战时教育不应邃失平时教育模型”[9]。这足以看出，虽然处于战争时期，但联大对于学生的培养没有丝毫的松懈，从学校对学生培养的重视程度也就能推断出当时学生的学习水平，否则毕业将是一道过不去的门槛。
二、再度联合：联大农学院与西北农专的合组
(一)教育部发出合组训令
1938年6月开始，西北联大校内就已经流传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的消息，至7月21日，教育部以5942号训令的形式(图2)对外宣布“自下年度起该校农、工两学院应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分别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及国立西北工学院，业经电令知照”[10]。至此，国立西北农学院拉开了合组发展的序幕。
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以第6076号训令《令发该校工农两学院合并改组办法仰遵办由》对合组事件进行督办，文中指出：“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案查该校工农两学院自廿七年度起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及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分别合并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及国立西北农学院，业奉行政院核定电知并分聘李书田、胡庶华、张清涟、雷宝华、王文华等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辛树帜、曾济宽，周建侯等为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指定李书田为工学院筹备主任，辛树帜为农学院筹备主任各在案。该校工农两院之一切设备用具及学生成绩有关文卷等项均应分别造册移交两筹备委员会点收，原属两院经费亦应自本年度起停发，另由本部发给两院经费之百分之五约计2万元作为津贴该校行政经费之用，除分令外合行抄发两院合并改组办法各一份”[11]。(图3)
(二)对合组的反对之声
平津等地高校的西迁是国民政府调整国家高等教育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西迁高校从自身考虑对于战后复校的念头从未放弃，并且由于合组院校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工、农两院被独立设置的消息传出后，工学院先有拟乘机恢复“北洋”之议，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师生不觉复校无望，亦起维持现状之议。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为《国立北平大学1939年毕业同学纪念册》所作的序中也写到：“光复河山，重返北平，不失旧物，此心未尝一日忘也”[12]，这表明北平大学复校的愿望也从未泯灭。此外，徐诵明、潘承孝等59人以《为农工两院教授聘书如不续送恐各教授他往语示》的名义还致电教育部，从侧面表达了对分校的反对意见。
1938年7月27日，西北联大农学院全体学生联名呈件《呈请维护西北联合大学组织完整，恳请诸公同心协力据理力争》反对农学院独立，文中表达了三方面的意愿：一是已经认同和接受了“西北联大”的这一联合体的模式，“既联合而负其使命”，它是一个“启发边陲”“使命綦重”“共存共荣”的健全组织;二是在联大体制内，原四校各发各的毕业证，四校仍然存在，战后复校有望，“希于抗战胜利之后重回故土”;最后一个意愿即战后复校，如同李书田的“北洋梦”一样是最为重要的[13]。教育部于1938年7月28日回电，意见也很明确：一是工、农两院的分立，是“调整国立各校院系计划和抗战建国纲领”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谋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设置之合理”和“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二是“农工两院设备简陋，不易发展，令与附近院校合并改组成独立学院，使人力物力集中办理”，使其更为充实;三是关于战后复校问题，“至北平收复后如有设立两院必要时，仍得照旧设置，此时勿庸过虑”[14]。从教育部的回电可以看出，这显然已经从国家层面拉开了“致力于发展西北教育既定方针”和“确立西北农工教育基础之计”的帷幕。
其实，早在教育部下发合组训令之前，西北联大及工农两学院就以经费困难的原因表达了不愿分校合组的实际意愿。1938年7月11日，西北联大常委、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和尚未正式成立的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农两院分出后的经费困难作了详细的申诉。但是，从随后的往来文件可以看出，教育部的态度是坚决的，西北联大工、农两学院的分出与重组是不容更改的。
(三)筹备期间的历次筹备委员会
在反对合组的声音被教育部回电拒绝后，1938年9月2日，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在成都沙利文大饭店舉行了第一次会议，辛树帜、曾济宽、周建侯3人出席，讨论事项有：(1)除农艺、林学、农业化学、畜牧、农业工程5个系已决定设置外，添设园艺、农业经济、博物病虫害3个系;农业经济及园艺二年专科不必设置;(2)西北农学院经费应如何筹划案，请及时按原有校院经费尽数拨充以便完备以上各学系;(3)各主要职教员应如何拟定案，确定了各主要职务;(4)地点，武功为永久地址，沔县仍然保留[15]。
1938年11月9日，“西农”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对西北联大农学院及西北农专如何接收案，推曾济宽、周建侯二委员及王恭睦先生为接收西北联大农学院委员;推周建侯、张丕介二委员及王泛月先生为接收西北农专委员，并派张远荫帮办接收事宜;接收西北联大农学院日期由接收委员决定，接收西北农专由11月10日开始。11月11日，第三次会议上讨论了新聘教员起薪日期、升级教员薪金，并确定校训拟为“勤朴勇毅”。11月26日，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举行谈话会，由曾济宽委员报告在沔县接收西北联大农学院经过。11月29日举行第四次会议。12月8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本院教职员学生工警等凡曾参加反三民主义、反国民党以及希图分散抗战力量之政治团体者，应如何办理，命其声明脱离案，应限于一周内分向本会办公室及训育处自动书面声明脱离并在西京日报登报声明脱离经过情形，否则一经考查证明呈经人告发查明属实时教职员解聘或解职，学生开除学籍，工警斥退等事项。12月14日举行了第六次会议。12月15日，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报告了8月至11月底之前的筹备和接收等工作，表明接收重组工作已经大致完成[16]。12月28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本院接近战区，虽现状尚称安宁，但防备万一，应如何预为筹划案，议决将重要图书仪器及其他校产迁移于较安全地点存放，由处系组室场股主任开会决定之，建议教职员家属于新年后自动设法迁移。1939年1月5日举行第八次会议。1月23日举行第九次会议，讨论本院组织大纲修正问题。1月27日举行第十次会议，讨论本院驻沔办事各职员积极整理勉县校舍调查可以收容人数，如不敷全体员生工人住宿之用，应即计划简单临时校舍以备不虞案。2月8日，筹备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2月17日筹备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此后直至4月国立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再未召开。
就在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期间，地处陕南沔县武侯祠的西北联大农学院一度处境尴尬，原西北联大农学院院长周建侯即致函西北联大常委会，要求未正式成立前继续接受西北联大管理，联大则回复继续由院长主持(图4)。而此时，教育部已经停发了对联大农学院的经费支持，从这一回复也可知，国民政府对成立国立西北农学院的决心和毅力。
此外，还发现了一份1938年10月18日，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呈送的一份关于聘任姜寿椿等6位职员的报告及履历表，教育部于1938年11月4日回函“均准照聘”(图5)。从此文件可知，虽然各方对于分校合组都有一些意见，但是，在国立西北农学院筹备期间，各项日常的教师聘任等工作都在逐步的推进之中，这也为学校的正式成立做好了一定的铺垫。
(四)国立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
经过10个月左右的筹备，1939年4月，国立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合组之初，根据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对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畜牧系等作了调整，成立农艺学系、森林学系、农田水利学系、畜牧兽医学系和农业化学系，以及农业经济专修科。1939年9月，教育部令辛树帜前往重庆负责党政训练班第四期教育人员训练班工作，改聘周伯敏为院长。1940年，从农艺学系中分出植物病虫害系和农业经济系。1941年，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1946年，新增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继辛树帜和周伯敏之后，章文才和唐得源曾担任院长。其中，1941年与经济部水工试验所合组成立的农科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武功水工实验室”，开创了中国水利教育史上最早的研究生教育，李翰如、余恒睦、张灏、贾毓敏、李述斋、孙庚昌、熊运章等知名学者都是该部先后毕业的研究生。
国立西北农学院成立后，在教学研究方面注重与西北的实际建设需要相结合，积极服务于农业、林业和园艺等事业的发展，在农作物育种、家畜品种改良、以及森林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并借助学校的农业推广处和农场、林场、畜牧场等积极向农民推广最新的农业技术和手段，以农民训练班、农民夜校、农产品展览会和新旧农事讨论会等形式普及农业知识，为民风开化和西北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所独立的农业院校，西北农学院形成了农艺、植物病虫害、森林、园艺、农田水利、畜牧兽医、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农业机械、农产制造等完整的农业学科体系，具有从专科生、本科生到研究生，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在内的完整的农业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而奠定了西北地区农业高等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雄厚基础。
三、两源合流：合组成立的意义与影响
(一)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大幅度提升
国立西北农学院合组成立后，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教授和副教授的数量逐年增加，从1940年至1949年新增人数依次为：1940年13人，1941年4人，1942年13人，1943年21人，1944年24人，1945年10人，1946年17人，1947年18人，1948年34人，1949年11人。经统计，从1933年农专筹建之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相继有254名教授和副教授在国立西北农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中部分著名教授在所从事的领域开创了新的分支学科或极大的开拓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中科院院士、胶体化学、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虞宏正(1897-1966)教授创立新的化学分支学科——土壤热力学，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土壤研究所，他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结合西北地区气候和土壤的特点开展改良土壤的科学研究，为创造新型细菌肥料、微生物固氮、同位素农业、地方病与生化微量元素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曾获13项国家奖励和45项省部级奖励[17]。中科院院士、著名植物学家林镕(1903-1981)开拓了中国菌物学和真菌学研究，奠基了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等植物系统分类，编著《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一册旋花科和第二册龙胆科、《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为开展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及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做出了积极贡献[18]。著名农学家、作物育种学家汪厥明(1897-1978)创立中国生物统计学学科，在国内高校最早开设生物统计学课程，他在《圃场试验误差及其估计理论》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农业试验技术基础理论，使用试验机差合理估计法开展研究，以此开启了我国试验研究应用统计之先河[19]。家畜育种学家路葆清(1899-1964)完成我国第一部家畜育种专著——《家畜育种学》，对西北畜牧兽医事业的发展和畜牧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还有刘慎谔、盛彤笙、沙玉清、沈学年、涂治、王绶等一大批在各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著名学者，他们学贯中西，用自己留学期间所学的先进理念和科学知识，为抗战建国和开发西北培养了大批的农业专门人才，肩负起领导中国农业建设的重大责任。
(二)形成科系设置最为齐全的全国惟一独立农学院
1.形成全国惟一的独立农学院。合组初期，学院设立了6个学系(农学系设有3个组)和1个农业经济专修科(见表3)，基本覆盖了农业教育的几个重要方面。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在当时，国立的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著名学府都还没有农学院，而在国立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四川大学也仅是设置了二级学院农学院。进而使得国立西北农学院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独立农学院，科系设置也是最为齐全，彰显出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
2.开始实施研究生教育。继1936年与北平研究院合办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以来，1939年5月，国立西北农学院再次与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水工试验所合办武功水工实验室，以此为基础，1941年7月25日，教育部批准成立农科研究所农田水利部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当年即招收研究生3名，是为全国具备此资格的10所国立大学之一(私立大学亦有南开大学等6所)。这种地方高校与中央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模式为西北地区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成为战时发展科学研究的一个强大支撑，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3.学科发展得到了较大提升。合组后的西北农学院，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教师队伍持续扩大，专業设置由之前的6个教学组转变为6个学系和8个本科专业，涉及农、工、管理3个学科门类，形成了多学科发展的专业格局。同时，与学科发展相配套的三大教学支撑条件——教学试验场、图书馆和实验室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农、林、果、牧等方面的教学实验场地面积达3 582亩，其规模之大居于当时国内农科学院之首[20]。合组之后的西北农学院，师资力量之强大，学科规模之齐全，办学规模之宏大，国内现有的农业高校无出其右者，显示出较高的办学地位和发展水平。
(三)形成了扎根西北、融汇世界的办学抱负与思想
虽然地处西北地区，但国立西北农学院的办学思想和抱负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具有面向世界办学的远大目标，既能扎扎实实立足西北，又能放眼于国内外科技一流水平，办学水平“堪与美国著名之农科大学标准相同”[21]。这主要得益于学校中一大批留学归国的师资骨干，学校每一个系组的主任都有国外著名高校的留学经历，甚至连农场、林场和畜牧场的主任都是由留学国外的著名专家学者担任。据统计，1937年至1949年之间，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合组和发展的过程中，前后共聘请教授158名，其中82人具有国外留学背景，占到教师总数的52%[22]。他们通过购买国外期刊和翻译论文著作及时了解国际学术前沿，通过与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交换标本和种子加强国际合作，并且亲自出国考察和进修，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知识，这些对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大西北的农业科技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长期与德国导师爱理斯(Ehlers)等人保持密切联系，先后与恩格尔斯(Hubert Engels)就黄河泥沙模型试验的修改及实践进行了细致的交流，与奥利弗托德(Oliver Todd)合作修建了陕西关中地区的泾惠渠水利工程。著名育种专家王绶培育的大麦品种在美国得到大面积推广并被定名为“王氏大麦”，1945年获得美国与加拿大大麦分类奖。著名昆虫学家周尧一生扎根西农，主编的《中国之昆虫》以中、英、意、拉丁文等文字刊登“纯正的与应用的研究报告”，并将《昆虫通讯》等期刊交流到了英、美、日、意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此外，还有数十人次出国考察或进修，水利专家沙玉清派赴英、法、荷、德等国考察水利。他们都是国立西北农学院扎根西北、融汇世界办学的优秀典范，也正是这样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教师队伍，扎根在祖国偏远的大西北，在战争滋扰和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人才，为西北乃至全国的农林畜牧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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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欣荣)
作者：伍小东 姚远
复旦大学农学院九三学社社员寻踪
复旦大学农学院从1940年设立，到1952年因院系调整迁往外地，只有短短的12年，但其所拥有的九三学社社员，却占了当时整个复旦支社社员人数的30%以上。本文所要简要叙述的，就是曾经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过的那群九三人。
一
2015年5月8-9日，我趁赴京出差的机会专门多留了两天，前往九三学社中央查阅上世纪50年代的《九三社讯》，在翻阅过程中一条很不起眼的“社员动态”突然跳入眼帘：“钟俊麟、陈恩凤、徐天锡、毛宗良、赵仁镕、蔡希岳、龚畿道、马世均、谭其猛、曹诚英等十同志随上海复旦大学农学院迁沈阳。”(《九三社讯》1952年第9-10期合刊，第71页)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九三学社复旦大学基层组织的资料，查过不少档案及相關文献，但这资料我是第一次看到，当时真是感到好一阵激动。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是当时上海九三学社最大的一个基层组织，但如果不算农学院这10名社员，全校也才22名社员。由此可见，农学院的这批社员在当时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的确是很大的一支力量。
1952年复旦大学共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财经学院(此前叫“商学院”)和农学院五大学院，但农学院的九三学社社员大约占了复旦支社的30%。农学院当时共有教职工44人，九三学社社员超过农学院全院教职工的20%(还不算这之前就已加入九三学社但我当时并不知道的严家显，以及之后在别处加入九三学社的另外3位教师，如都算上，那就超过30%了)。农学院下设三个系，院长为钟俊麟，农艺系主任为陈恩凤，园艺系主任为毛宗良，农化系主任为王泽农，其中前三位当时都是九三学社社员，王泽农后来在安徽加入九三学社，是安徽省九三学社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首任主委。另外谭其猛还是直属复旦大学校部的农场主任。当年钟俊麟、陈恩凤、毛宗良、徐天锡、曹诚英、赵仁镕都是教授，龚畿道、谭其猛是副教授(两人都已拟提教授，因院系调整而缓提)，马世均、蔡希岳是讲师。沈阳农业大学上世纪50年代评出3名一级教授，全是从复旦大学过去的九三人，他们是陈恩凤、毛宗良和章守玉(后者到沈阳后不久加入九三学社)。在1951年12月8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成立时，除了王恒守任总干事(当时不称“主委”)、陆景一任秘书干事外，农学院的陈恩凤任组织干事，后来钟俊麟也担任了第一届支社的学习干事，也就是说，支社的四位负责人中两位来自农学院。钟俊麟、陈恩凤到沈阳之后不久，就奉九三学社中央令与严济慈一起筹备成立沈阳分社(即今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陈恩凤后来担任了首任主委。这些材料证明，当年复旦大学农学院九三学社社员力量之强。这激发了我对复旦农学院这些九三社员的研究兴趣，千方百计寻找有关这些社员的材料。
2019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钟俊麟写于1952年1月的一份材料。上面写道，他于1946年8月到复旦大学农学院任教授，介绍人是时任复旦农学院院长严家显，并注明严家显是九三学社社员。2018年，我曾花了一年的业余时间，依据当时掌握的一份原始材料(材料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经过不同的年份更新)，整理出一份从九三学社创立到“文革”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共计1572名社员的名单。在那份名单中没有严家显的名字，后来询问过社中央相关同志，也说在相关社员名册中找不到严家显名字。经我几个月来多方、不懈、艰苦的努力，总算确认了严家显的九三学社社员身份，并且确认了他是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时加入九三学社的。严家显教授是福建省立农学院(今福建农林大学)首任校长，后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1951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成立后调任该院研究员(同时继续兼任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参与该院筹建和准备赴朝收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打细菌战的罪证，但不幸因患胃癌于1952年3月英年早逝。他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的父亲。关于严家显，有很多故事可写、值得好好地写，以后另撰专文介绍。这里只将我从《九三社讯》中找到的一篇以社中央名义(当时称“总社”)发表的《悼严家显同志》全文抄录如下(在当年的《九三社讯》中很少有这类文章)：
我社社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兼昆虫室主任严家显同志，不幸患胃癌症于三月十七日下午九时在上海病逝。上海分社同志于得悉噩耗后深为哀悼，立即派员前往慰问严同志家属，并将此一不幸消息连同严同志生平事迹报告总社。总社于得讯后，立即发致严同志家属王祖寿同志一封慰问信，信中说：“顷接上海分社函报严家显同志不幸于三月十七日在上海病逝，不胜惊悼。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朝鲜及东北等地疯狂的撒布细菌毒虫，严同志是昆虫学家，正是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今不幸赍志而没，不仅是本社和文教科学界的损失，也是人民的损失!我们谨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并向您致唁。”(《九三社讯》1952年第4期)
当时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工作、以后加入九三学社的，除了前面提到的章守玉、王泽农两位教授，还有一位后来留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工作的吴钧和教授(时为复旦农学院农化系教授)。此外，抗战时期曾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前身之一复旦大学垦殖专修科任教授的秦含章，上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加入九三学社，于2019年8月15日去世，享年112岁。秦含章是我国食品工业的奠基人、酒界泰斗。
2019年7月，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档，将在复旦1952年及之前入社的农学院这批教授(当年是副教授、讲师的后来也都成了教授)入社的时间及介绍人也基本上查清楚了。他们之中最早入社的是陈恩凤，1949年由九三学社两位创始人卢于道、笪移今介绍入社。陈恩凤和笪移今是江苏句容同乡。钟俊麟由陈恩凤、卢于道介绍入社，1951年6月2日上海分社通过，6月11日总社批复批准;严家显由卢于道、陈恩凤介绍入社，1951年8月11日上海分社通过，8月20日总社批复批准。严家显、钟俊麟先后担任农学院院长，卢于道任理学院院长，他们常在复旦大学校务会议上碰头，很相熟。徐天锡入社，1951年10月13日分社通过，11月12日前总社批准。毛宗良、蔡希岳入社，1952年1月13日上海分社通过;赵仁镕入社，1952年1月28日上海分社通过。因开展三反运动，社员发展工作一度暂停，直到6月22日分社才得知总社批准了上述3人的入社申请。龚畿道入社，1952年7月20日上海分社通过;马世均、谭其猛入社，1952年8月10日上海分社通过。以上3人的入社申请于8月26日分社收到总社批复批准。曹诚英入社，1952年8月26日上海分社通过，10月12日总社批复批准，其时曹诚英已随农学院北迁沈阳，上海分社收到总社批复文件后即将其组织关系转至正在筹备中的沈阳分社。从理论上说，当年九三学社社员入社日期应从总社批准时起算，但从后文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九三学社复旦支社和上海分社早在总社批准之前，就已将曹诚英视为社员了。
二
下面，因篇幅关系，我重点但也只能简略地介绍一下当年北迁沈阳的10位社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他们当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祖国北疆开展农业教育和科研的一些情况。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决定将复旦大学农学院和当时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合并，设立沈阳农学院(今沈阳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农学院当时除了三个系外，还有一个茶叶专修科，该科调整到当时的安徽大学农学院即今安徽农业大学，时任农化系主任王泽农后来随茶叶专修科调到安徽工作。当年5月，东北农业部副部长张克威(后任沈阳农学院院长)到上海复旦大学介绍情况进行动员。之后不久，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钟俊麟在《九三社讯》上發表了《为了祖国农业建设，我们愉快地服从调配》的文章(《九三社讯》1952年第7-8期)。文章首先谈了当时国家进行院系调整的意义，然后指出：“高等教育工作者责任很大，让我们保持青春活跃的心，欢欣地迎接新事物，创造新环境，……那么我们不但能胜利地完成院系调整工作，同时也加速了经济建设，使美丽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早日到来。”文章中还说：“解放后，特别是土地改革后，新中国的农业生产大大地发展，以一九五一年来说，粮食产量已恢复到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但这绝不是说，我们的农业生产已经能满足祖国广大人民的要求了。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满足祖国各方面建设的需要，我们的农业生产力还得大大地提高才行。因此，今后祖国对农业建设干部的需要是很迫切的，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高等农业学校面前的现实问题。”“大道理，人人懂，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要做到真正为人民服务，确实要经过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的过程。……思想改造以前，我敢说，无论何人，要是你请他到祖国迫切需要的地方去，他就会左右考虑，患得患失;如果要他到边远或偏僻的地方去，那更是难上加难了。但今天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复旦农学院全体师生员工，虽不能是百分之百，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较彻底地批判了自己的各种错误思想，每个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增强了，一般能够首先考虑祖国的需要，努力克服个人的困难，来响应祖国的号召……这次我们农院师生一听到要迁移到沈阳去时，有一部分人曾经思想波动，但不久就搞通了，纷纷表示服从组织调配，这充分说明了思想改造的成绩。在目前，我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迁院准备工作做好，大家都以愉快的心情等待搬家，并保证到了沈阳后，一定与他校同志团结合作，搞好教学。……我们农学院全体师生，保证愉快地到沈阳去，为办好祖国的农业教育而努力!”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过程中，九三学社社员起到了积极的骨干作用。
在1952年9月3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出版的《庆祝社庆纪念特刊》(小报)第三版上，也发表了由龚畿道、马世均、钟俊麟、蔡希岳、赵仁镕、毛宗良、陈恩凤、徐天锡、谭其猛(谭其猛为九三学社社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的胞弟，这份小报上当时误将“猛”印为“骧”)、曹诚英签名的《复旦农学院全体社员保证服从统一分配》(当时曹诚英入社还未被总社批准，但就已以社员身份在这篇文章上签名了)。文章中写道：“我们都是科技工作者，过去都有相当严重的纯技术观点，由于党的教育，使我们的组织观点加强，能够争取入社。同时，通过党的领导，社的帮助，使我们在思想改造学习中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初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因而我们一致要求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这次中央教育部为了密切配合工业化建设所制定的全国规模的院系调整方案是一个伟大的、正确的、及时的决定。其中规定复旦大学农学院迁往东北沈阳，建立新的、规模更大的农学院。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我们除了坚决拥护整个方案外，并保证完成任务。……因为我们认识了祖国的光明前途，也认识了自己的光明前途，所以我们都以极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一光荣的任务。”“兹值我社成立七周年纪念的今天，我们表示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的决心，作为对社的
献礼。”
众所周知，地域性是农业科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长江以南的农业以稻麦、糖丝茶果药麻为主，复旦农学院的九三学社社员里，有著名柑橘专家钟俊麟、棉花专家曹诚英等，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位提出南北作物的差异性、特殊性，是不是可以使复旦农学院留在上海，至少留在江南?但当时的他们经过党的教育，却是坚决服从国家分配，毅然前往天气寒冷且靠近抗美援朝前线的东北。
当年复旦农学院教工及家人都一起迁往沈阳。家属中有医生、教师、职员……短短的几个月里，家属们就辞去原来的工作，为给国家节省运费，保证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搬迁，每家每户都变卖了全部家具，只带了书、衣物和炊具。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人以工作需要为由不去沈阳，是不是自己和孩子就可以留在上海，还为去沈阳的爱人留一个回上海的机会?没有，都没有。没有人提条件，没有人讲困难，没有人要照顾，他们离开得是那么彻底。
在前面提到的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出版的《庆祝社庆纪念特刊》的第四版上，还发表了由九三学社复旦支社邵瀞容(上海分社主委卢于道夫人、复旦大学教务处注册组主任)和秦素美(复旦支社主委王恒守夫人、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两位社员撰写的《访调赴沈阳工作的社员家属》一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九三学社社员及其家属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北迁沈阳的情况。
邵瀞容和秦素美的文章中说，九三学社社员能够愉快地服从统一分配，“他们这种坚决的保证是和他们爱人的鼓励和积极准备分不开的。”例如徐天锡夫人林北棠说，我在思想上早已准备响应政府的号召，东北也好，西北也好，没有顾虑，现在正积极准备行装等待出发。钟俊麟、赵仁镕两位同志各有4个孩子，他们早在一个月前已请复旦同学替孩子们补习俄文理化了，“东北是五年一贯制实验中学，怕孩子们跟不上班。”妻子们专心一志在为搬家作准备。例如一位社员请赵仁镕夫人曹紫云参加九三社庆晚会时，曹说：“我真没空啊，我们人多事多，我是不能参加了，还是让我小女孩进城去玩一趟吧。”
但这并不能说她们没有经过思想的斗争，一开始就想去东北。钟俊麟夫人吕保端说：“我原来是不想去的，祖国要的是钟俊麟，没有要我吕保端，我去不去没有关系。可是后来我又想，钟俊麟可需要吕保端啊，我不去，老钟把半条心挂在家里，还说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社员毛宗良、陈恩凤两位教授的夫人都有孕在身，远道旅行自然感觉不方便。尤其是毛宗良夫人柏佩瑜分娩在即，而且还是养头胎，这不能说是没有顾虑的。8月28日晚邵瀞容她们去请她参加九三社庆晚会时，她正聚精会神地看“无痛分娩法”。她满面笑容地告诉邵瀞容她们：“我已主动克服困难了，我的姐姐在南京医院工作，一年原有一个月的休养假，姐姐已答应我九月份请假同去东北了，有我姐姐在旁边，即使养在车上我也不怕了。”后来，在出发前柏佩瑜顺利分娩生了一个女儿，她就是抱着这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坐火车去了沈阳。陈恩凤夫人孙琚身孕已有8个月，当时已先回南京去向她年迈的父母辞别，准备长途旅行了。谭其猛夫人也是孕妇，同样在积极做出发去沈阳的准备工作。
邵瀞容和秦素美的文章中还特别提到蔡希岳(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的内弟)，他要赶紧在九月初结婚，以便和爱人徐国珍同行。有同志对徐国珍说：“这次院系调整，对你可正配合需要了，看，祖国请你俩去蜜月旅行呢。”说得徐国珍憨笑不止，她心里的愉快全在面上表达出来了。婚后不久她怀孕了，也是带着身孕踏上北行之路。
1952年9月3日，复旦大学成立了农学院院系调整大队，各个系分别成立中队。大队长为农学院院长钟俊麟(后为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学生洪绂曾为两名副大队长之一(洪绂曾后为沈阳农学院首届学生会主席，工作后也加入了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第一中队长赵仁镕，第二中队长毛宗良，第三中队长陈恩凤。9月13日晚复旦大学在登辉堂举行晚会，欢送农学院学生。9月19日，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近600名师生，胸前戴着大红花，乘坐专列，携带有关仪器、图书设备，高唱着“山那边好地方……”，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旅行，于21日抵达沈阳。同年10月，东北农学院的师生从哈尔滨到达沈阳，共同建立沈阳农学院。除钟俊麟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外，赵仁镕任农学系主任，章守玉任园艺系主任，陈恩凤任土壤系主任。
三
复旦农学院包括该院九三学社社员北迁沈阳，对辽宁、东北农业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
陈恩凤教授，带着学生们，在吉林前郭旗灌区蹲点十几年总结出盐碱土改良的理论及方法，让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25%的盐碱土改良得以借鉴。我国芥菜、苋菜分类研究的始祖，人称“榨菜毛”的毛宗良教授，为沈阳引种独行菜、榆钱菠菜、食用大黄及蛇瓜，在沈阳出版的《蔬菜名录》，是国内首部收集蔬菜种类最为齐全的资料。女教授曹诚英支撑着一身病体，到沈阳后改做马铃薯栽培研究，她的研究使沈阳地区马铃薯平均亩产由600公斤提高到了2000公斤。地道的上海人徐天锡教授首创的“北种南繁”成为北方育种加代的“芝麻开门”。谭其猛教授选育的“沈农2号”番茄，育成的60天还家、青帮河头等大白菜杂交品种，在北方推广种植近百万亩，成为北方人度过饥荒熬过漫长冬日的当家品种。育种专家龚畿道教授选育出的分枝大红穗，让大红高粱在东北土地上漫山遍野……
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这批九三学社社员中，钟俊麟这位南洋归国华侨、优秀留美学子，是我国柑桔科研机构最早的创建人之一。一方面是因为身体难以适应东北寒冷的天气，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从事柑桔研究的夙愿，他于1957年辞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职务，回到了南方。他先后担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副所长以及之后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后来又调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除了曾参与筹备九三学社沈阳分社工作外，他也曾参与海南和广东九三学社早期组织建设工作。
陈恩凤在抗战的烽火中从德国学成归国，在钟俊麟离开沈阳后接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以后又长期担任院长。他和钟俊麟到沈阳后不久参与创建了沈阳分社(今辽宁省委)，并担任首任主委，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参委会副主任。他还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他是我国著名土壤学家、国内土壤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被学界公认为“农学泰斗”。鉴于其卓越成就，中国科学院上世纪80年代初曾建议评选他为学部委员(院士)，后因学校未能按时申报而失去评选机会。
毛宗良曾在法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国园艺学界的一代宗师、国际知名园艺学家和园艺教育家，他和陈恩凤、章守玉同为沈阳农学院上世纪50年代评出的仅有的三名一级教授。徐天锡也曾留学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国农学界曾一度掀起过“一边倒”的风气，但他敢于批驳李森林的错误观点，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他也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钟俊麟、陈恩凤、龚畿道、马世均等后来都加入中国共产党。龚畿道是全国劳模，曾先后出席1956年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以及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他是治丧委员会成员，1979年作为上海农学院恢复创建期间引进的第一位高级农业科学家调回上海工作。马世均后来曾任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谭其猛后来曾担任辽宁省蔬菜学会理事长、遗传学会理事长，沈阳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谭其骧到沈阳和他相见时，他跟出生于沈阳的哥哥说，“你是生于斯，我是死于斯”，后来病逝并葬于沈阳。曹诚英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与胡适的故事，孰不知她也曾留学美国，是我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同时還是一位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诗人。她在南方研究棉花，到北方研究土豆，都卓有成就。她十分关爱青年教师和学生，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1973年病逝于上海，骨灰被运回故里安徽绩溪，家乡人为她立了一块朴素的墓碑，上写“曹诚英先生之墓”，今天已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
2019年4月，我去沈阳出差，特地抽出一个周末的下午，专程前往龙泉古园这一国家公墓，瞻仰了2011年建立的国内第一座名人碑廊——辽海名人碑廊。碑廊上铭刻着从古到今在辽宁这块土地上留下深刻痕迹的众多名人的名字。我粗粗看去，就找出了随复旦农学院北迁沈阳在2011年已经离世的8位九三学社社员的名字，他们分别是：钟俊麟、陈恩凤、徐天锡、毛宗良、赵仁镕、谭其猛、曹诚英、章守玉。我想，将他们的英名铭刻于此，既是对这些先贤当年义无反顾北迁沈阳的尊崇，是对他们为东北农业作出贡献的感恩，更是对当年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追挽和弘扬。虽然一时我没能看到龚畿道、马世均、蔡希岳三人的名字刻在碑上，但我想他们对东北农业的贡献也会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遥想当年，为了发展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农业科学和农业教育，复旦大学农学院北迁沈阳的这批九三学社社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克服诸多困难，毅然决然北上，去了临近抗美援朝前线的东北，并在那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展现了九三前辈的
风采。
探寻这批社员的足迹，记录和整理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对于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和“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活动颇有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企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尚国敏
作者：张晓鹏
“中国战时农都”的中共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4月至1944年8月，远离广西柳州市区的沙塘集中了战时中国农业科学试验机构——广西农事试验场(简称“农试场”)、广西大学农学院、中央农业实验所广西各系联合办公室(简称“中农所”)及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广西高农”)，这些机构形成农业科研、农业教学、农业推广示范“三位一体”的农业技术研究中心。许多专家、教授既在广西农试场进行科学试验，又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和广西高农授课培养人才，还到乡村推广科研;坚守在农科一线的专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通过在沙塘农科机构所办的刊物发表，沙塘因此被誉为“中国战时农都”(简称“农都”)。
在烽火四起的抗战岁月里，农都不是一片只潜心科研不问国事的真空地。场站和学院里的职员、师生有许多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以科研人员、教师、学生的身份为掩护，活跃于沙塘，参与农都的科研活动，联系党的外围组织，团结进步的师生和科研人员，为抗战而努力。其中以广西农林技术推广人员训练班(简称“农训班”)地下党支部及广西大学农学院、广西农试场、广西高农等师生中的中共党员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和众多民众一起投身抗战，开展抗战宣传、参军入伍，有的甚至献出生命，有的抗战胜利后继续回到农都从教、求学，有的战后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仍然在隐蔽战线默默地继续战斗。
中共农训班党支部
农训班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大的群体，学员来自柳州各地，这为中共地下党进入其中开展抗日活动提供了方便。中共农训班党支部在沙塘成立及日后中共柳州支部的重建均得益于农训班的开班。
1937年夏天，农训学员的宿舍，经常有一位柳州中学的陶老师和农训班的学员一起交流。由于学员来自广西各地，农训班的管理比较松散，加之农训班管理层都是学术型的老师，对于陶老师的到来，没有太注意。一段时间后，农训班的陆明才、赖志廉、牟一琳、杨思明等学员和陶老师走得比较近。
这位陶老师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陶保桓(1910—1937)。1927年9月，中共柳州支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1937年3月，中共广西省工委调陶保桓到柳州，负责重建中共柳州支部。陶保桓是融县人，以柳州中学教师身份到农训班，与班上的中共地下党员陆明才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养，陶保桓和陆明才发展农训班学员赖志廉、牟一琳、杨思明等人入党，随后成立中共农训班地下党支部，陆明才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以团结进步的同学，领导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农训班支部，隶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由陶保桓任支部书记的中共柳州支部得以恢复、重建。
1937年8月31日，国民党特务在柳州秘密逮捕陶保桓，将他押往桂林。9月17日早晨，年仅27岁的陶保桓被杀害于桂林南门外。陶保桓被捕不久，陆明才突然遭到广西军警逮捕，解送南宁关押，因陆明才中共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不久取保获释。陆明才与陶保桓是单线联系，陶保桓牺牲后，陆明才和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直到1945年5月，陆明才在都安中学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1948年12月，陆明才在工作中不幸遇难牺牲。
陆明才的被捕使中共农训班地下党支部受到破坏，中共柳州支部因为陶保桓的遇难再次瘫痪。经中共广西省工委调查，原因是叛徒告密，于是将柳州的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及时转移外地，在农训班就读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赖亦廉、牟一琳、吴启增等人也随着转移。
赖志廉(1909—1945)离开沙塘后，于1938年春考入广西医学院速成班。1945年3月，赖志廉参加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起义失败被捕，3月22日就义。
牟一琳(1916—2011)离开沙塘后，受党组织指派，于1937年10月参加第二届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柳州解放后曾任柳州市大桥园艺场场长，后在广西农学院任职。
吴启增1918年出生于广西柳州沙塘，1937年秋从农训班考取广西大学农学院，1938年参加广西第二届学生军，前往前线抗战，柳州解放后，以军代表的身份回到沙塘接管广西农事试验场。
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党员
广西大学农学院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有从四川转学来的何康。何康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一所学校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董必武是何康的单线领导人，何康来广西之前，董必武交代他必须长期隐蔽，所以何康以求学为主，没有与中共柳州支部发生任何联系，除参加常规的抗日活动，也没有参加太多暴露身份的活动。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何康的中共党员身份才公布于世。
1928年，中共地下党员乐嗣炳在镇江因参与发动“农民暴动”而被捕入狱，经保释出狱后，即避往日本，1930年8月回國，以后失去与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关系，但仍以共产主义者自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乐嗣炳到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1938年11月，乐嗣炳和广西大学农学院教师黄振璇、柳州民团指挥部政治指导员陈显扬、陈雄子等人一起，联合柳州文化界成立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乐嗣炳为理事长，黄振璇负责组织部工作。因过多参加抗战活动，被广西当局告状到广西大学，1939年，乐嗣炳离开学校。
1940年，乐嗣炳随妻避居三江县丹洲。他利用当地多民族聚居的条件，从事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由于他的研究有成果，广西教育研究所聘请他为特约研究导师，专门研究民族学和民俗学问题。1943年，广西教育研究所扩编为桂林师范学院，后由于日军侵占湖南衡阳，逼近广西桂林，桂林师范学院迁至丹洲。乐嗣炳自然就成为这所学院的教授，授课之余，仍继续研究民族学和民俗学，到三江良口和疏散到那里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师生进行交流。1949年广西解放，乐嗣炳才从三江回到浙江。
当时广西大学农学院的江西籍学生郑大兴、浙江籍学生唐天培和广东籍学生梁铮卿、陈仲豪、李岗等都是中共党员。
1942年，谢汉光从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毕业后，在农试场工作，梁铮卿194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陈仲豪1946年毕业。这样，梁铮卿与陈仲豪、谢汉光便有机会相识于农都，在不同的时间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到台湾开展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谢汉光到香港与中共香港华南分局取得联系，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接受了潜伏台湾的任务。谢汉光赴台后，在台湾省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任职，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陈仲豪的高中同学、地下党员、广东普宁人张伯哲，于1947年1月受中共香港华南分局派遣到台湾，依照原定线索，找到先行到达的谢汉光，在谢汉光任职的林业试验所莲花池分所任职。张伯哲后任中共台中工委书记，谢汉光受张伯哲的直接领导。
1947年7月，梁铮卿接到中共党组织通知，获悉身边有个同伴身份暴露，为避免牵连，须撤离广西大学农学院。7月中旬，梁铮卿返回广东，在广州找到老同学李汝欣，在其住处待了1个多月，与党组织接上头，根据组织的安排到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梁铮卿到台湾后，先在台中农林总场任技术员，1948年4月，经谢汉光介绍，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1948年8月，梁铮卿从台中来到台北淡水兽疫血清制造所任职总务课长，与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的李崇道成为同事，以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49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决定由洪幼樵组织策划，建立台中地区工委和台中地区武装工委，决定梁铮卿返回台中区农林总场以便开展革命工作。1月7日，梁铮卿以父亲病重为由，递交辞呈，随即返回台中区农林总场畜牧分场任职，职务为技正。同年2月，中共台中地区工委成立，梁铮卿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台中市委直属支部书记。
1942年，陈仲豪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就读时，积极参与抗日学生运动，成为《中国学生导报》的骨干，与其他进步同学办《芦笛社》进步刊物。1944年农学院迁往贵州，陈仲豪和几位同志留下来参加抗敌演剧宣传队第四队，在柳州市区开展抗战宣传活动，后转入复旦大学继续中断的学业。1947年大学毕业后，陈仲豪赴台湾基隆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8年夏，陈仲豪等在基隆中学后操场山旁一个洞穴里秘密印刷《光明报》，传递来自中共中央的声音。1949年夏，台湾很多地方甚至公共场所都出现《光明报》和大大小小的革命标语。台湾地下党的这些宣传攻势，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命令限期破获中共《光明报》。高雄警备队抓到4名持有《光明报》的台湾大学学生，他们供认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是中共党员，同时担任基隆工委书记，《光明报》就是基隆中学地下党编印出来的刊物。几天后，基隆中学地下党组织被彻底摧毁。陈仲豪事先得到通知安全转移。1948年9月16日，陈仲豪秘密南下来到台中，后到谢汉光所在的林业试验所躲藏。台湾地下党组织设法通知陈仲豪等撤退回大陆。陈仲豪接到通知后，当日告别谢汉光，在台中市郊外找到梁铮卿，由他安排在一间鸡寮里面度过几个日夜。台中地下党领导人张伯哲、梁铮卿为陈仲豪制作了一张假身份证，化名“林辰康”。10月5日清晨，交通员“老洪”护送陈仲豪到一个小火车站购票上车直抵台南。陈仲豪有一位表弟在台南市警察局任文职小官员，陈仲豪编造理由，请他为自己购买一张到汕头的机票，又请他翌晨护送自己到机场。10月6日9时，陈仲豪登上飞机。5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汕头机场，陈仲豪脱险。
1948年底至1949年夏，是台湾地下斗争日趋激烈的關键时刻。梁铮卿化名李明，与台中地方法院推事黄蹈中、周碧梧等根据上级的指示，利用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以法院宿舍为活动据点，开展地下工作以迎接台湾解放。梁铮卿和同伴获取了大量绝密情报，1949年夏，梁铮卿曾返回大陆向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汇报工作。
1950年初，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工委主要领导人蔡孝乾等被捕后叛变，陈福添、邓锡章、张伯哲等同志先后被捕遇害。3月29日，台中市警察局又在台中市破获所谓“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梁铮卿、黄蹈中、周碧梧、郭鲁林、赖河汾、马慰常等同志相继被捕遇害。梁铮卿被捕前曾到广西大学农学院同学李崇道家住宿，李崇道及家人因此受难。此事江南(刘宜良)《蒋经国传》和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有记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罪锒铛入狱。
谢汉光闻讯，侥幸逃脱，被国民党列为“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的未获要犯而四处追捕。
谢汉光潜至台东一个极为偏僻的山林小村，得到该村村长的帮助，冒名顶替失踪多年的高山族农民“叶依奎”的户口，就此当了一名林业工人，在那里度过极其艰难险恶的30多个年头。一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
1988年12月8日，白发苍苍的谢汉光，手持台籍农民“叶依奎”的身份证明，从隐蔽30多年的台东深山密林走出来，趁台湾开放探亲之机，回到广东省丰顺县老家，与离别50多年之久的发妻和子孙辈相聚。1994年，谢汉光身份得到组织确认，补办离休手续。1996年，谢汉光去世。
李岗，1939年在广东兴宁上高中时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他考入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成为一名与何康一样的学生地下党员，因为组织关系不同，大家彼此都不知道。
据李岗回忆，他与何康是同学，与李崇道是同专业。李岗本以为可以在沙塘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学习到毕业，可家乡党支部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认识李岗，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通知李岗转移，于是李岗辍学到外地教书，后来确认不在叛徒提供的名单之列，才回到农学院继续上学。1944年秋，柳州沦陷，李岗随农学院师生向贵州榕江转移。
1945年5月25日，广西大学400多进步学生在榕江两湖会馆召开广西大学学生民主大会，会上一致通过《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包括李岗在内的部分教授和讲师参加了这一运动。
事后，学校三青团列黑名单开始抓进步学生，李岗在黑名单之列。为了安全起见，1945年6月，组织让他转移到从柳州迁移过来的柳州日报社所在地融县。柳州日报社当时有中共党支部，社长罗培元是从广东过来的。李岗在柳州日报社待了两个月，后由组织安排到柳城农业推广所(所长是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李岗到广西大学继续求学。
1946年毕业后，李岗回到广东，不久接受组织安排回广西从事地下党工作。李岗回到广西大学农学院，找到当时的院长孙仲逸，被安排到农学院牛种场工作。
1947年，广西大学与全国一样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两反”运动，李岗积极参与这一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关押在桂林虞山庙一带，后在学校和中共地下党的多方营救下历经了10个月牢狱生活的他才获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岗从广西回到广东，曾担任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领导职务。
在农试场、广西高农的党员
在广西农事试验场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唐杰侯、林宏元、何彦光等人。
唐杰侯从北平大学毕业后，历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助教、湖南长沙群治农商专科学校教员兼农场主任、广西农事试验场技士。1939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董必武介绍，唐杰侯经西安于1939年12月到达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农校教员兼农场副主任、光华农艺组组长、边区生产展览筹备会主任、边区建设厅第一科副科长等职。东北解放后，自1949年1月起，唐杰侯先后任公主岭农事试验场场长，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同时兼任过沈阳农学院、东北农学院副院长。
林宏元后改名林密，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就读，毕业后在农试场森林组任职，1948年转入地下党开展工作。
广西高农也有莫非、黎敦良、覃雪汉等几位学生党员。
农都各个机构的中共地下党员，因组织关系的不同，均没有暴露。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他们都积极参加或者引导沙塘农都的各种抗日活动。
作者：刘丽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