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论文

摘要：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传统动力制约的瓶颈，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偏低，亟须完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力的转换，重构乡村生产力布局、重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论文 篇1：

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投资银行的必要性分析

摘要:资金短缺一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地区，一方面可以拓宽农村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文章从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金融需求主体、金融体系的完善等三个方面的需要分析了在在中国农村地区发展投资银行的必要性。

关键词:中国 农村 投资银行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To Developing Investment Banks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Zhai Tao1，2

(1.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004, China; 2. Commercial Bank of Zhuzhou, Zhuzhou, Hunan, 412000, China.)

Key words:China; rural areas; investment banks

投资银行就是主要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交易、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投资分析、风险投资、项目融资等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资本市场上的主要金融中介[1]。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农村的经济也在快速的发展，但由于受到资金的制约，导致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发展等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最终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要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短缺问题，必须要完善农村的金融制度，改变农村单一的融资渠道。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地区，一方面可以拓宽农村的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投资银行支持

第一，发展农村基础设施需要投资银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但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所需投资资金多、投资回收期长、经济效益低的特点[2]，企业等投资者很难主动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农村的金融机构由于资金来源少，银行机制改革等原因，不可能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过多的投入。同时政府由于财政资金有限，也不可能对基础设施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就导致了基础设施所需资金的大量缺乏，从而导致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严重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使农村基础设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要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资金短缺的问题，可以拓宽融资渠道，采取多种筹资和投资方式。投资银行的介入，可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缓解资金对其的约束。投资银行通过境外融资增加资金供给，与境外投资银行合作设立投资基金，投资于国内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基础设施的资金不足问题，促进我国基础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企的现代化。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便利了政府证券发行，使政府能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从而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农村结构调整需要发展投资银行。我国的农村结构调整还不彻底，这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资金的推动作用而从目前的资金投入现状分析，农业筹集资金难，农业资金投入少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单单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肯定不行，政府也没那么多资金投入。这时，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拓宽融资渠道就显的很重要。投资银行可以为农村结构调整筹集到资金，加快农村的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结构的进步[2]。?投资银行为农村发展筹集资金，加快了农村的结构调整的步伐，也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第三，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投资银行。我国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曾经历过快速发展，但由于农村金融制度的限制，我国的乡镇企业一直得不到银行的大力支持，导致乡镇企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受到资金的制约，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投资银行可以弥补农村金融体系的不足，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必须的贷款，投资银行可以通过融资、企业并购、资产重组等来调整企业的资产结构,解决乡镇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完善乡镇企业管理体制,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3]。

二、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主体需要投资银行的支持

中国农村经济的金融需求主体有三个方面：农户需求，农村企业需求，公共产品需求。

第一，农户的金融需求需要投资银行支持。根据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农户可以分为贫困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其中，维持型农户是农村信用社主要的贷款供给群体，而其他两类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都不能满足。贫困农户生产和生活资金均较短缺，它作为金融机构放款的承贷主体是不健全的，贷款风险较大，因此他们常被排斥在正规金融组织的贷款供给范围之外，只能以较为特殊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如政策性金融的优惠贷款资金、民间渠道的小额贷款、政府财政性扶贫资金等[4]。市场型农户对于贷款资金的需求大于维持型农户，但由于它们缺乏有效的承贷机制，缺乏商业贷款供给所要求的抵押担保品，因而难以从银行申请到贷款。

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后，可以通过项目融资、风险投资、直接投资等，来为农户的生产生活提供资金，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同时，通过投资银行转化农村金融组织中的不良资产，使农村的正规金融组织体制更加完善，改革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减少金融制度对农户贷款的约束，更好的满足农户的贷款需求。

第二，农村企业的发展需要投资银行的支持。农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较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其发放贷款的风险也较大。虽然乡村企业一直是农业银行金融商品供给的主体，但是成长中的乡村企业的资金短缺却一直是较为突出的问题。龙头企业的资金实力一般较为雄厚，也是较为健全的承贷主体，贷款风险较小，一般通过获得商业金融机构的信用放款或抵押贷款满足资金需求。但由于缺乏健全的承贷主体，金融机构难以给予其贷款支持，它们主要靠所在乡镇政府担保获得贷款，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从某种程度上现实地解决企业的资金需求，但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法律保护脆弱[5]。总体看，我国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也存在很大缺口。

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通过证券承销为企业筹集资金，改善企业的生产条件，促进企业的发展;通过并购与资产重组业务，改善农村中小企业的格局，促进资本合理有效流动，有利于帮助企业建立现代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发展。

第三，农村公共产品的金融需求要投资银行的支持。农村公共产品分为农村纯公共产品和农村准公共产品两类。农村纯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环境保护等，由于对这些产品的投资社会效益大而基本上没有任何收益，资金需求规模大，生产周期长，缺乏抵押，金融机构一般不愿发放贷款。农村准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公共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水利设施、农村道路建设等，与纯公共产品相比，虽然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资金需求规模大，生产周期长，缺乏抵押，对此类产品的投资有相对高一些的收益，但由于政府没有给予合理的政策优惠，金融机构也不愿意发放贷款[6]。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可以通过证券发行，直接投资，项目融资等方式，为农村来筹集资金，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金融缺口。

三、中国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的完善需要发展投资银行

经过20多年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迄今为止形成了包括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在内的，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见图)。

第一,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缺失需要投资银行弥补农村金融缺口

从上图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不少，但从总体上看，却并不能向农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基础性资金融通服务，相反，在市场的引导下，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非农化倾向。我国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基本上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根本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8]。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后，可以改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缺失而带来的金融缺口状况，通过融资、直接投资、发行股票等多种渠道来为农村经济发展筹集资金。并且，投资银行可以转化银行的不良资产，改善银行的生存状况，从而使其更好的为农民服务。

第二,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需要发展投资银行

由图1可知道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包括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所谓非正规金融组织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间金融。我国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一直是采取压制的措施，但由于正规金融组织不能满足农村金融的需求，农户在很多时候更倾向与民间金融组织借贷。但是由于民间借贷放贷人不是纯农户，贷出资金既非来自农业经营，收益也非用于农业，同样借贷农户所借的资金也不完全为了生产，更非用于“农业(种植业)生产”，必然会导致副作用的出现[4]。非正规金融机构虽然能一时满足农民的资金需求，但由于缺乏管理，一些违法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加大了农民的债务负担和农村的金融风险。

投资银行进入农村市场，可以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填补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减少农户和乡镇企业对民间金融组织的依赖，从一定程度上打击农村非法的民间金融组织，规范农村的金融市场，减少农村的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 林达:投资银行在中国[J].国际融资.2002,6:46

[2] 方华英: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政策建议.科技咨讯.

2006,30:197-199

[3] 李文哲: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C].东北农

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2.12

[4] 林华:中国农村经济现状分析[J].金融经济,2006,2:20-22

[5] 山东省金融学会《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村金融成长问题研究》

课题组.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村金融成长问题研究[J].济南

金融.2002,5:6-9

[6] 张永波:我国农村金融供求问题研究[J].云南财贸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6,4:72—73

[7] 董宏宇:我国农村金融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无锡职业技

术学院学报,2006,5(3):83-85

[8] 郭伟:构建完善的“三农”金融支持体系[J].老区建设.2006,

10:32

作者：翟　涛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论文 篇2：

困境与破局：乡村振兴的动力转换与实现路径

摘 要：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传统动力制约的瓶颈，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偏低，亟须完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力的转换，重构乡村生产力布局、重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应从政府和市场双重角度，以改革创新强化制度性供给，优化公共资源、社会资源及制度资源的配置方式，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部门利润率，摆脱农业发展的低水平均衡，实现乡村发展动力转换和全面振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资本;动力转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在工业化的辐射带动下，以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水利化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农业污染、食品安全、增收乏力、农村凋敝等问题不断显现，反映出旧动力在应对新矛盾上的乏力。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财政增收的压力逐步加大，财政支持农业农村的力度虽然不减，但增幅逐年放缓，依靠财政资源投入的“输血式”振兴也面临压力。农业农村的发展与振兴必须寻求新的内生动力，谋求一种自身的内生式发展，从而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的动力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发生了多次变换。从动力来源及可适环境的匹配性来看，我国乡村发展动力演进①大致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是1978年至198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是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粮食产量问题，加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村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二是1988年至1998年，伴随着农村改革红利的消减，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农药利用率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显著，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自发性土地流转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向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转变，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完善进一步加快了乡村发展建设。三是1998年至2003年，国家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实施粮食顺价销售未带来显著成效，粮食流通体制回归市场化，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小农村社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国际市场的压力下，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四是2003年至2012年，我国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市场，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逐步减免农业税费，并进行种粮直接补贴，实行农业价格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升，农产品产量、农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农业投入要素随之快速积累。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五是2012年至今，实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完善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提高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农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农村公共事业稳步发展，乡村居民福利水平显著提升，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善了乡村生态环境。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农业补贴政策指向不断精准化，我国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乡村向城市输入了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地域空间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剧了城乡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农业农村的不充分发展。现阶段，需要发掘乡村新的发展动力，重构乡村生产力布局、重组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塑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依托工业化、城镇化的外部支持与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交互作用，构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

2.现阶段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新旧动力转换正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与现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与困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任务与当前农业发展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条件、粮食供求格局和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同时，该意见强调要更加注重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转型时期，农产品价格提升空间收窄，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速下降，农民稳定增收难度不断加大;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水平和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仍然较低。2017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4630美元，仅为日本的115%、美国的926%。②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相对分散、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农业发展动力不足。

(2)国际贸易形势转变与我国农业传统农业产业竞争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的趋势下，我国农业生产成本日趋攀升，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市场价格倒挂，部分农产品进口量逐年增加，传统优势农产品出口量逐年减少。与此同时，一些农产品面临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大豆供需缺口逐渐扩大，玉米产量增速超需，部分农产品库存积压，有竞争力的优质专用农产品供给不足。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23∶1，与发达国家的37∶1相比差距较大。③结构调整存在生产和经营惯性，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仍是短板。

(3)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就业与农村发展人力资本不足之间的矛盾。2018到2019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员减少943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增加828万人。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降低了0.3個百分点，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16年年末全国乡村实用人才总量接近1900万人，占乡村就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不足5%。④当前，乡村人才梯队出现断层，单一生产型人才占比较多，缺乏具备综合素质的复合创新型人才，农村劳动力结构无法满足农村产业融合的现实需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已成为现实难题，农业从业人员结构变化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矛盾日益突出。

(4)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按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9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551万人。⑤他们多集中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山区、省际交界的边缘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等深度贫困地区。因远离经济增长极，交通运输落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这些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严重不足，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难度加大。

(5)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要求与农村资源环境可持续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业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2014年我国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为2062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5%，且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2016年我国人均耕地为0.09公顷，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7%⑥，且部分地区耕地基础地力持续下降，农业资源硬约束加剧;工业和城市污染向农业农村渗透，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加剧，农产品安全风险增加;农业资源利用率低，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6)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对乡村治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然而，2016年，我国建有综合服务站的村占比只有14.3%，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的村占比为30%，有村规民约的村占比为98%，集体经济强村比重只有5.3%。⑦现实中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缺失，与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存在明显的能力差距。

二、乡村振兴困境成因：传统动力作用消减

工业化前期，以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为主要动力的传统农业发展动力本质上是通过工业资本注入方式来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升级发展。但在工业化中后期，这一传统动力已面临动力消减、后劲不足的现实问题，长期的化学化发展虽然提高了农作物产量，但土壤板结、食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障碍，乡村发展的传统动力已经不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要求。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来看，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生产力。其表现在科技层面，体现人与物的关系。科技发展带来生产工具的改进，继而带来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在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以及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情况决定了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二是生产关系。其表现在制度层面，体现人与人的关系。制度的内在规定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资源的配置方式，初始配置和交换方式会影响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平。如果某一部门(如农业部门)的收益能力长期被抑制，那么该部门会表现出生产萎缩和技术改进低迷，即人与人的关系制约了人与物关系的改进。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组织形式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管理水平也间接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参考吴未双⑧的方法，利用宏观统计数据，按照剩余价值率和部门利润率计算方法，计算2003—2018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见表1)⑨，比较其与第二产业部门、第三产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情况，由此分析200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策以来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情况以及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传统动力不足，既有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原因，也有社会体制发展带来的特殊性原因。究其根本，农业部门内部问题是发展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

1.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反映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农产品量或产值，或生产单位农产品消耗的劳动时间。本文采用每年度第一产业产值年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计算农业劳动生產率。结果显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由2003年的4687.3元/人增加到2018年的31960.2元/人，增长了5.8倍。但这一数值与美、日等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1980年日本农业工人人均增加值已达11358美元，美国为12167美元。⑩可以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起步阶段。一方面，这与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有直接关系。农业的大型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这与我国人多地少、小农户数量较多的基本国情有关。受制于户籍制度影响，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能力较弱，农业劳动组织管理滞后，从而导致新兴资本注入力量不足。劳动力尤其是小农户转移入城不够，也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偏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较弱。

2.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不足，农业资本有机构成(c/v)偏低

马克思将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的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在数值上等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值(c/v)。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从2003年的36.662上升到2018年的64.296，已有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偏低的因素主要包括：其一，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不高，低成本、易推广的技术准备不足，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尚未在农产品耕、种、管、收等环节得到推广应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农业生产机械化率仅为70%左右，农业技术应用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其二，农业粗放式经营。我国耕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利用率均较低。全国耕地面积由2011年的13523.86万公顷减少到2015年的13499.87万公顷;2015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为9.96等，中等及低等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70.5%;目前，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42，与发达国家0.7以上的利用水平存在较大差距。[B11]我国亩均化肥用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有机肥利用率均不足40%，农药平均利用率仅为35%。[B12]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

3.人力资本提升能力不足，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m/v)相对偏低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3—2018年，我国农业部门剩余价值率(m/v)从50.6上升到68.5，其间有所波动，但整体仍然不高。其原因可能是：其一，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经营者中年龄在55岁及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91.8%。[B13]这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农业生产分工专业化水平不足，农业劳动者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均有待提升。其二，土地规模化经营不足。我国农业户均耕地面积仅有7亩多，大体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B14]小农生产的土地细碎化、分散化，增加了机械作业的难度和使用费用，农户缺乏投资农机的正向激励，同时加大了社会化服务的实施难度，难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形不成土地规模效益。其三，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缺乏规范化管理。这导致农业组织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未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进而造成农业资本投资收益率明显低于其他行业，难以完成本部门的资本积累，更难吸引社会资本的进入。

4.农业公共资源投入力量不足，农业部门利润率[m/(c+v)]长期偏低

从表1中可知，我国农业部门利润率长期维持在1.345—1.411之间，远低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不考虑政府补贴，2018年主要谷物单位面积平均利润为-2547元/公顷，连续4年出现亏损额扩大的情况;单位面积成本利润率为-14.49%，单位面积亏损程度为1978年以来的最严重年度。[B15]农业利润率长期偏低，反映了我国对农业公共资源的投入力量不足，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性、经营性服务长期供给不足且服务能力低下。一方面，劳动力、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农业生产经营成本。2015年，我国玉米、稻谷、小麦、大豆、棉花人工成本分别为美国的14.78倍、4.11倍、16.33倍、8.5倍、28.23倍，亩均土地成本分别高出美国的29.86%、34.28%、194.77%、55.45%、200.51%。[B16]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以农机、技术、农资服务为主，作业服务、质量服务、物流服务、品牌服务等仅占其中的20%左右，难以满足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需求;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40%左右，发达国家则一般控制在10%以内。[B17]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结构较为单一，面临结构性过剩问题。农产品市场价格持续走低，农产品受到成本与价格的双重挤压，部分农产品出现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进一步压缩了农业部门的利润。

三、乡村振兴困境破局：实现新型动力转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现代农村发展的动力转换，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及人自身这一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主观能动作用，破除制度障礙，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从单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旧动力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新增长动力的转换。

1.积累农业物质资本，为农村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以开放的姿态兴农业、建农村，积极稳妥推进城市资本、工商业资本下乡，促进农业物质资本积累，推进智能化、数字化、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推动传统农业的自然动力、人工动力、机械动力、化学动力逐步向现代农业的数字动力、信息动力、光电动力转型。一是改革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宅基地制度。推进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以及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破除城乡建设用地同地不同权不同价的土地价值评估机制，推进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机制，逐步放开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推进城乡土地要素收益平等化，为新兴产业资本注入动力。二是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农业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业资本效率，为农业资本积累提供条件。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现代乡村新兴产业，形成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并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结构，发展现代有机农业，为农业的价值实现提供空间，提高农业部门利润率。

2.积累农村生态资本，增强绿色经济发展动力

积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恢复并积累农村的生态资本。一是增加农产品的生态附加值，改进循环农业、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并以市场自由定价方式保障生态有机产品的附加价值实现。二是加大财政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的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公共服务，建设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并使其逐步向乡村旅游、农场采摘、自然保护、景观保护等新功能、新业态拓展，成为社会绿色经济的发展动力。三是统筹构建乡村生态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结合地形地貌、村庄布局、山河水系等因素，使人与自然的相处更为科学合理，既有利于生态保护，又有利于绿色发展。四是在乡村发展中建设生态文明，重新审视绿色乡村的文化价值、乡愁价值、民俗价值，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转化为经济价值，满足人们对美丽乡村、生态乡村、田园乡村、富裕乡村的发展诉求。

3.积累农村人力资本，提升乡村创新创业能力

积累农村人力资本，通过优化乡村人才资源配置，改变城乡劳动力单向流动格局，促进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培育乡村本地人才，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一是建立人才引进机制，根据农村产业发展需要，落实更多优惠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兴业，逐步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策和服务体系。二是建立本地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新型职业农民、村民自治集体组织管理者等新型农业从业人才和管理人才以及农村非遗传承人、教育工作者、旅游服务者、旅游服务经理等专业人才，提升农业经营和农村管理效率，使乡村产业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发展道路。三是聚焦人才培育与提升，探索人才振兴的配套政策，设立人才基金，畅通人才政策咨询、手续办理通道，开创人才社保转移、社保覆盖、社保补贴等新政，鼓励外来人才以新村民身份带动乡村创业，让村民留乡兴乡。

4.提升乡村综合治理能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建立乡村治理法治、德治和自治相结合的善治模式，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一是加强法治保障。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将集体资源管理、乡村治安、环境治理、纠纷调处、文明新风等写入村规民约，形成约束村民的行为规范。二是探索发挥德治的治理机制。在加强经济社会建设、弘扬乡里优良文化、维护公序良俗方面，可设置乡贤参事会等载体，鼓励民众参与各种道德问题的讨论，让民众在讨论中形成道德共识和舆论压力。三是完善自治体系。一方面，完善农户参与决策咨询机制，充分尊重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其充分参与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主体;另一方面，强化农民的集体经济参与机制，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通过构建共建共享机制，使农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现代化发展成果。

5.提升公共资源投入动力，提高农民福利水平

提升公共资源的投入动力，带动农村生产关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诸多要素的深度革新，提高农民福利水平。一是加大对解决相对贫困的财政支持，培育农村发展新业态，增强脱贫攻坚的产业支撑。二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健全村庄基础设施建管长效机制，逐步将管护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三是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投入机制，改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实现从形式上的普惠向实质上的公平转变。四是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设立乡村就业创业引导基金，健全农业信贷担保费率补助和以奖代补机制，建立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五是优先保障资金，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提升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提高新型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和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格局。

注释

①严格来说，乡村振兴是乡村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个特定阶段，尤其是工业化中后期，乡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这种特定语境下的乡村发展战略思路，即乡村振兴的时间线要短于乡村发展。本文论述的时间线是当前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乡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即是乡村振兴，乡村发展面临的动力转换问题即是乡村振兴面临的动力转换问题。因此，本文视同在当前时间线下，这两者的语义等同，在文中不做特别区分。

②马晓河：《构建优先发展机制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现代化》，《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③万宝瑞：《中国农业发展面临战略抉择》，《求是》2016年第24期。

④此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年2月28日。

⑥此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所得。

⑦《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31958.htm，2018年9月26日。

⑧吴未双等：《马克思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中国解释——兼对第一产业长期低洼效应的原因剖析》，《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14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下)》，2014年，第446—453页。

⑨本文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为：M(农业剩余价值率)=(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折旧)/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q(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全国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全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总额;P(利润率)=M/(q+1)。

⑩《中国农业科学院关于〈全国农业现代化评价结果〉的公示》，农业部网站，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1/t20171117_5903945.htm，2017年11月24日。

[B11]吉文：《让农业“水龙头”发挥更大效应》，《农村·农业·农民》(A版)2018年第8期。

[B12]《农业部关于印发〈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的通知》，农业部网站，ht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tz/201503/t20150318_4444765.htm，2015年3月18日。

[B13]《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1563599.html，2017年12月16日。

[B14]韩长赋：《全面推进 重点突破 加快實现农业现代化》，环球网，https：//www.sohu.com/a/116866254_162522，2016年10月22日。

[B15]《2018年中国农业和农村形势分析及经济社会发展建议》，搜狐网，https：//m.sohu.com/a/289798424_498750，2019年1月18日。

[B16]张云华：《中国农业已迈入高成本时代 如何提升竞争力》，《农村经营管理》2017年第6期。

[B17]《中国农产品流通行业发展模式与投资分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59594305_806601，2017年7月24日。

责任编辑：随 园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Power Convers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ong Wei Qin Guowei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capital; power conversion

作者：董玮 秦国伟

农业公共产品投资分析论文 篇3：

村企一体：资源型地区的村治模式

〔摘要〕 村企一体的村治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型地区农村脱贫致富并走向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村企一体的生成机理为：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相交织，政府倡导与企业响应相配合，农民致富与富人参政相促进;运转实践体现为：发展集体经济，健全村级组织，推进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运转效果如下：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效果明显，生态环境建设成绩斐然，文化氛围愈加浓厚，社会建设成就显著。实践经验表明，村企一体要想得到持久发展，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和内源共治。

〔关键词〕 村企一体;资源型地区;村治模式

〔

“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1 〕258，“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 〔1 〕274。它既可以是体制和制度，也可以是经验和道路，是村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适合本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治理方式。本文所说的“村企一体”，是指村经济能人依托资源通过建立集体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推进村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同步建设，实现“以企兴村、以村促企、村企共建”的双赢目标，全体村民共同参与村庄建设过程，共享村庄发展成果。这一模式是资源型地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和建设美丽乡村、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一个典型资源型村庄的案例，分析了村企一体村治模式的生成机理和运行实践，总结了该模式变“煤村”为“美村”的成功经验，提出了依法治理和内源共治是这一模式得以持久并有效运转的路径选择。

一、生成机理：村企一体何以产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赋予农民生产自由权和经营自主权、激发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也导致农村公共事务治理陷入困境，村民自治制度应运而生。在资源型地区，资源为先富群体积累了雄厚资本，也是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村庄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还是村民选择村治精英的重要依据。所以，村企一体的村治模式是资源型农村不同主体的共同选择。

(一)内发：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相交织。基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逻辑，资源是资源型农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具有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要求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集体产权是指集体公共资源由农村集体成员共同使用、共同控制，但若行使村庄公共权力的村干部不代表集体利益，而是以权谋私、化公权为私权，就会出现集体产权缺失 〔2 〕。在集体产权缺失的状况下，农村集体资源就会被村干部据为己有，村民也就无法参与集体资源的占有、使用和分配，进而失去资源带来的公共福利和经济来源。所以，集体产权决定着村庄命运，村民都有收回集体产权的强烈要求。因资源开采产生的环境问题与社会矛盾，使收回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成为必然。首先，煤炭开采引发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成为阻碍农民致富和村庄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少数人靠经营煤矿暴富和多数村民十分贫困形成的村庄内部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利于村庄的团结稳定和有序发展。再次，集体产权的缺失极易导致资源为村干部霸占，由此引发的干群矛盾严重扰乱了村庄的正常发展秩序，村集体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干群矛盾激化，村庄治理失范。

(二)外推：政府倡导与企业响应相配合。20世纪90年代，煤炭资源因价格持续下滑而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瓶颈。为挽救危机，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对国有和集体煤矿进行改制、托管或承包，大量煤矿转制为民营煤矿。然而，由于产权制度不科学，煤企通过掠夺式开采迅速暴富，而把煤炭开采造成的负外部成本转嫁给矿区农民。长期的利益受损和生存危机，促使农民采取集体上访甚至暴力抵抗方式维护自身利益，最终导致矿区治理瘫痪和社会失序，煤企发展停滞甚至破产。而“个人只有在集体或社会中才能得到发展，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公共政策因此成为实现利益的手段之一。” 〔3 〕为破解治理困境，政府倡导“以煤补农”政策矫正煤企造成的负外部性。

煤企为争取政府支持，必然积极执行政府的“以煤补农”政策。而且，按照理性经济人理论，“各个人都不断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也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4 〕。 基于营造安定的发展环境或回报家乡的朴素愿望，煤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纷纷拿出部分利益补偿矿区农民损失。在此背景下，政府与煤企协调配合，为村企一体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互动：农民致富与富人参政相促进。“对中国农民来说，优先的不是要民主，而是要保障。小农生活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别人，要有某种‘皇帝’来保护自己。” 〔5 〕所以，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农民最关注谁能够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们必然将致富能力强、思想道德水平高作为投票依据。依靠资源致富的先富群体也渴望参政，希望利用公共资源扩大自身利益、实现自身价值，他们把依托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作为竞选依据。由此可见，农民致富诉求与经济精英参政意愿相一致，使村企一体成为可能。

在J村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两位村长候选人的村民支持率都不高，而本村在外搞运输的村民ZGX当时已是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并多次主动拿钱回报家乡，救济村中贫困人群，支援村办学校。在村民的盛情邀请下，ZGX回村竞选并承诺当选之后收回村办煤矿，最终以几乎全票的优势成功当选。

二、运行实践：村企一体如何运转

ZGX当选村委会主任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消除干群矛盾、提高工作效率，通过民主程序实行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三套班子、一套人马”的村企一体治理模式。“三位一体”的村级组织成立后，他团结村干部成员、依靠村民群众推进村庄全面发展。

(一)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实力。在村集体经济空壳的背景下，ZGX通过召开两委联席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以个人名义贷款和村干部合资等方式筹集300万元收回村办煤矿经营权，并通过技术改造使停产已久的煤矿恢复生产。随着煤炭市场好转和煤炭价格上涨，煤炭开采成为J村发展集体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村集体和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了实现村集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ZGX带领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多次集体讨论，并邀请专家进行投资分析和专业论证，决定依托村办煤矿，建立村集体企业JS公司，发展现代循环农业。ZGX担任董事长，其他班子成员分任各厂厂长。近年来，JS公司以每年每亩700元的价格对本村和周边村流转了1 200亩集体土地，形成了一条集“生猪养殖与屠宰加工、沼气和有机肥生产、蔬菜种植和保鲜”为一体的现代循环农业产业链。

蔬菜大棚主要雇佣女性劳动力，养殖场和沼气站主要雇佣中年男性劳动力，不仅保障了本村农民增收，还加大了周边村农民就业，同时，村集体为企业提供了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集体企业与村庄成为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

(二)健全村级组织，确保民主机制高效运转。第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J村自2003年以来，ZGX及其他村干部深得村民信任，一直成功连任，这种权力关系的稳定对村庄治理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二，民主决策是民主选举后进行村级管理的重要环节。对于集体企业的人事任免、财务管理、投资计划、年终审核等事关村民利益的重大村务，都要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决策，以确保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第三，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政治参与的实质内容。J村定期通过村务公开栏向村民公开村务、财务，保证村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并成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审核财务支出的合理性和村务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将村庄公共权力运行置于阳光之下。第四，基层党建是党的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J村党支部严把党员入口关，主动把大学生村官、企业家等素质高、能力强的积极分子吸纳到党组织内部;严把党员质量关，建立了党员评议机制，通过党员自评、党员互评和村民评议三个环节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通过不断完善党员联户帮扶制度和党支部成员或党小组长联企、联社帮扶制度，让党员在联系困难群众、服务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三)推进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实现村庄全面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J村积极推进村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将生态理念贯穿于村庄发展的全过程。文化建设方面，新建高标准小学、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阅览室和文化体育广场等文化基础设施;社会建设方面，改造通村公路，大街小巷全部硬化、绿化、亮化、美化，实施集中供暖、集中供水、集中供气、集中通闭路电视的“四个集中”工程等;生态建设方面，实施沼气全覆盖工程、村民生活污水和雨季积水排放管道网络工程等，注重环保意识培养“从娃娃抓起”，将素质教育与环保教育相结合。

三、成效与经验：村企一体的运转效果

(一)村企一体模式运转的成效。J村村企一体的村治模式在集体经济、民主政治、社会和谐、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效，由以往脏乱差的“煤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美村”，先后被评选为全国文明村、山西省十佳魅力新农村和山西省生态文明村。

1.集体经济蓬勃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壮大，农业产业化特色明显。工农业总产值从2006年的8 000多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3.2亿元，年均增长25.9%;上缴国家税金从2006年的800多万元增加到2012年的1 400万元，年均增长9.78%;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6年的6 000元增加到2012年的15 700元，年均增长17.41%。“洁思”牌化肥、蔬菜、土鸡蛋等已是方圆百里的名牌产品，村民不仅在家门口就业，还能够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生产生活方式。

2.民主政治建设效果明显。村企一体的村治模式有利于优化村庄权力结构，将村庄纳入公司管理范畴，用现代企业的科学化管理模式管理村务，提高了管理效率，实现了村企交易成本的内部化，保证了村企目标的一致性。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壮大，公共权力对村民的调控和动员能力增强，农民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度明显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活动密切了党群关系，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3. 生态环境建设成绩斐然。J村集体累计在环境绿化上投资2亿多元，绿化面积4万多平方米。今日的J村已经彻底告别了往日“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村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蓝天白云、绿树成荫、青山碧水的景致初步呈现，人均绿化面积达到近40平方米。街道干净整洁，卫生死角得到彻底清除，疾病传播大大减少。

4.文化氛围愈加浓厚。近几年，村办小学教学成绩在全学区名列前茅，村里每年至少有2名高中生升入大学，浓厚的学习氛围和积极向上的拼搏风气已然形成。村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蔚然成风，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优秀党员、先进个人等各项文明评比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村民的文明程度和村庄的和谐程度。兼具文化、休闲和娱乐功能的文化体育广场，成为人们健身、休闲和消夏的好去处，村民们自发组织的广场舞表演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5. 社会建设成就显著。J村的公共福利涵盖了村民生产生活及生老病死的各个方面，保障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基本需求，促使村庄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剧增。现如今，“鸡犬相闻不往来”的落后生活习惯已成为历史，村里大操大办婚丧嫁娶事宜的现象大为减少，婚丧习俗由繁变简，村庄连续多年无上访、无刑事案件，无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村庄安定团结，邻里和睦相处，村民对村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渐增强，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二)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经验。近年来，J村大力推行村企一体模式，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成功的经验可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集体经济是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物质基础。集体经济是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物质保障。J村通过法律渠道收回村办煤矿的经营权，成为村庄发展的历史拐点。在村办煤矿的支持下，村集体依托JS公司，通过集体土地流转，发展现代循环农业，将生态理念贯穿经济发展始终，并在生态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着力加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积极践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

2.村治精英是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村治精英是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关键。ZGX具备了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三位一体”的特征，他不仅有过人的致富本领，而且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还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具备较强的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能力，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他当选村长后，始终把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依托煤炭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循环农业，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也得到了很好落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村民参与是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动力源泉。村民参与为村企一体模式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动力。缺乏农民参与的精英治理，很容易形成村干部腐败。在2005年的调产转型中，ZGX根据国家的“关小、整顿”政策，建议把循环农业作为村办煤矿的替代产业。部分村民因发展循环农业成本高、见效慢、风险大提出反对意见。基于此，ZGX及时召集两委联席会议和党员大会，做通党员和村干部工作，又召集村民代表会议，组织村民代表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投票表决，最终使建议顺利通过。

4.党的领导是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村企一体模式有效运转的根本保证。J村实行党支部、村委会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三位一体”，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集体企业董事长三大职务集ZGX于一身，他全面负责村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的运作，其他两委成员分管村委会的不同事务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工作，这一结构使得党支部书记的地位更加重要和突出，确保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四、 初步结论：村企一体何以持久

J村的成功与村治精英的卓越才能密不可分，但权力具有扩张性、变异性和腐蚀性，村庄发展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精英个人，而是要在精英主导的背景下，坚持依法治理和内源共治。

(一)依法治理：村企一体模式持久运转的根本出路。村企一体模式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源自农民关于如何脱贫致富的伟大探索，是总体素质不高的村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因村民参与渠道不畅，参与制度化、民主化程度较低，现行的“四大民主”尤其是“后三大民主”无法有效运转甚至出现空转，对村治精英缺乏有效监督，村民陷入了“集体行动困境”，村庄治理面临巨大风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要求，而“依法治理的理论基础在于承认个人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从而强调以制度治理” 〔6 〕。因此，实现农村良好治理不仅要依靠村治精英的个人素质和道德品质，更要导入制度和法治元素，完善农村民主制度，健全制度运转机制，弥补制度供给与执行的不足，实现村民自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村治精英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当然，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村民的民主与法治意识强化。

(二)內源共治：村企一体模式持久运转的策略选择。任何社会都存在精英，并会不断地产生自己的精英。为了达到民主政治的稳定，不同精英之间的一致性和联合是必需的前提条件。自古以来，村庄内部并不缺乏精英，精英一直是推动村庄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精英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一方面，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决策机构，吸引了众多村庄精英参与到村级政治生活中，使其在村务上有了发言权。但由于制度化参与渠道受阻，导致村民代表的参事议事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另一方面，仍有部分村庄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把精力集中于生产经营上，对政治参与无暇顾及也不愿顾及，导致农村社会出现了精英多元化与参政精英相对缺乏并存的局面。因此，需要调动村庄内部资源和内生力量尤其是村庄精英的力量，利用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习俗，解决当前农村治理中的难点问题，使其成为村级治理的有益补充;同时，需要唤起村庄体制外经济精英的参与热情和合作意识，充分发挥先富群体的示范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参 考 文 献〕

〔1〕费孝通.中国城镇化道路〔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2〕董江爱.煤矿产权与农村政治〔J〕.政治学研究，2011(6).

〔3〕He， J1.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nd Air Pollution in China ： The Case of S02 Concentration in Chinese Cities 〔Z〕.HongKong Better Air Quality in Asian and Pacific Rim Cities Conference，2002.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研究的原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

〔5〕费孝通.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40.

〔6〕徐 勇.由能人到法治：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以若干个案为例兼析能人政治现象〔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责任编辑 文 丁

作者：董江爱 石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