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试介绍京味戏剧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语言、素材、文化等方面的挑战，阐述在老舍的影响下京味戏剧展现的语言特色，提出寻求京味艺术题材、追求京味批判文化等创新发展思路。关键词：老舍京味戏剧影视老舍是京味戏剧的奠基人，随着京味文学的发展，将老舍话剧的传统风格经过创新形成了京味戏剧影视。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京味文学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京味文学研究论文 篇1：

论中国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学研究

【摘要】随着中国都市的出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都市文学。从西汉到明清、从20世纪初叶到新世纪，都市文学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晚清文学、通俗文学、上海文学、京味文学研究显示了都市文学研究的实绩。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得到拓展、方法更加丰富、文学史意识更加鲜明。但也存在过度阐释、概念含混、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

【关键词】都市；都市文学；文学研究

都市，是人类文明集聚之地；都市文学，是反映都市人生活与心态的载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的不断增长、都市的不断涌现，催生与促进了都市文学的发展。虽然与农村文学相比较，中国的都市文学仍然处于弱势，但是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文学也必将得到发展。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农耕的国度。农耕养成了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血缘伦理为本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中国农耕社会的处世准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发展中，城市也不断形成与发展，并且出现了一些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都市。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各国都筑城以卫民、筑城以兴国，出现了大梁、临淄、洛阳、定陶等城市，这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秦统一后，都城咸阳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汉后。涌现了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都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中，都城成为核心城市，隋唐的长安、北宋的东京、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六朝古都南京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明清之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北京、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成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发达的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进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大连、广州、哈尔滨等港口城市日趋繁华，租界成为其中一些城市飞速发展的基础，传统的城市诸如北京、南京、济南、南通、无锡等也不断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些有工业基础的城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长春、抚顺、哈尔滨、沈阳、鞍山、洛阳、太原、武汉、兰州、重庆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却受到了抑制。户口制度建立后，人口流动得到了控制，影响了城市移民的进入，一些城市的活力弱化了。改革开放以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首先得到了发展，中国进入了飞速城市化的进程。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发展孕育了市民阶层的发展，市民文学的诞生与发展改变了历来以乡村文学独吟为主体的状态。在市民文学的滥觞中，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西晋左思的《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都以赋体铺叙都城的景观，并常常将市井万象写入其中.展示了一幅幅都市生活全景图。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反映魏晋南北朝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成为志人小说的代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大量记载人间世态市井生活。北宋天禧三年，在建立户籍制度中将城市与乡村居民分开，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形成；文化娱乐场所瓦市的出现，成为市民文学兴起的标志，“宋朝的小说是市民文学，是在瓦市里讲唱的”。北宋柳永描写都市繁华生活的词作，虽不乏秦楼楚馆的放荡和情欲，却开了市民文学的先声。元杂剧白朴、马致远、关汉卿等对风尘女子生活的描写，呈现出繁华都市生活的场景。《金瓶梅》写出从官场社会的黑暗到市井社会的糜烂，是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随着印刷手段的改进。明代话本小说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以阅读和出版为目的的“拟话本”“三言二拍”成为明中叶市民文学繁荣的标志。“三言”将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民族风格的形成。明清艳情小说的出现，呈现出对于男女私情的肆意描写，可看作市民社会对于儒家伦理灭人欲明天理的悖反。这是封建社会后期，适应城市居民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内容大多描写市民社会的生活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愿望。弹词是流行于南方的用琵琶、三弦伴奏的讲唱文学形式，是清代讲唱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作品最多的一种，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晚清禁毁小说应和了市民的庸俗趣味，促进了通俗文学的社会化。晚清狎邪小说，以青楼生活为题材，大抵记叙“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呈现出都市社会的声色犬马生活，充满着市民文学的商业性、消遣性。

20世纪初叶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造就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兴盛，在言情、侦探、社会等题材的叙写中，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的言情小说畅销市场。鸳鸯蝴蝶派小说“它写的是没落中仍有金粉气息并开始受到冲击的传统城市和日新月异的现代大都会”，“它是真正现代第一期的都市文学”。包天笑、秦瘦鸥、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表现都会生活和市民心态。“五四”以后，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等的留学生文学作品，将异国他乡的市井生活写进作品中。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成为描写都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茅盾以社会分析方法展现都市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与沦落，巴金对于封建家庭以批判姿态描写年轻一辈的挣扎与反抗，老舍对于北平市民文化心理心态的深入描写，使都市文学有了文学经典。30年代，以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作家群，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对乡土世界作具理想色彩的描摹，被称为“京派”小说，以身在都市回望乡土的姿态呈现出都市文学的另一种倾向。30年代的上海，受到日本新感觉派和欧洲现代派影响的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形成了具有现代派色彩的都市文学创作的流派，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成为该流派的主要作家，虽然施蛰存以创作心理分析小说见长，但是他们在一起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期刊编辑却是事实。他们的创作以具有通感色彩的主观感觉印象及其表达，以快速节奏、多变的手法，描写都市上海人们的生活与心理心态，展现出都市生活的繁华奢靡和病态堕落，成为首次集中将都市作为审美对象的创作。曹禺的话剧以具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为题材，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展现出都市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夏衍的话剧以都市上海为背景，展现上海屋檐下市民生活的困境与磨难。40年代，在战争背景下。张爱玲的创作以具有封建遗老色彩的家庭为背景，写出洋场社会的勾心斗角与倾轧纷争，呈现出都市人最为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徐讦的小说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言情故事，描写都市男女两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将异域情调与传奇色彩融为一体，被称为“后期浪漫派小说”。无名氏的小说将戏剧性与哲理性交融，将现代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 “以诗、散文诗、散文和类小说的叙事，混成新文学品种”。秦瘦鸥的《秋海棠》对于艺人秋海棠坎坷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社会黑暗，感叹人生无常。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创作以反映农村生活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为主。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成为为数不多的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广州为背景，通过周、陈、何三个家庭的变化、矛盾和斗争.展现年青一代的人生追求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风云。在话剧创作中，老舍的《茶馆》延续了其描写北京底层市民生活的特色，在史诗般的结构中，展现了晚清至抗战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都以都市生活为背景，以阶级斗争观念展现都市生活，提出了抵拒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的倾向，倡导保持俭朴生活艰苦创业的传统。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日趋繁荣.都市文学也逐渐出现了诸多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以市井风俗小说《那五》、《烟壶》等引人瞩目的邓友梅，将历史风云、人物命运、民俗风情融为一体，成为新时期都市“市井小说”的滥觞。以《神鞭》、《三寸金莲》等影响文坛的冯骥才，将文化传统、民族性格、象征寓意融会贯通，成为新时期“津味小说”的代表。以《丹心谱》、《左邻右舍》等话剧引起关注的苏叔阳，以流畅的北京语言呈现大杂院里小人物的命运与心理，继承了老舍剧作的京味风格。以《假如我是真的》、《寻找男子汉》等话剧饮誉剧坛的沙叶新，在把握市民生活与心态中，在喜剧色彩的情节中，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王朔以调侃嘲弄的笔触。描写北京“顽主们”的人生与心态，在“一点正经没有”式的谐谑中，撕下了那些貌似“崇高”的面纱。池莉以武汉汉正街为背景，写出下层市民的烦恼人生，揭示出小人物的挣扎与奋斗。方方以武汉河南棚子为底色，写出底层市民的生活困境与相互倾轧，揭示出人性的丑陋与复杂。王安忆以都市上海为视阈，力图展示上海的历史与现实，在上海弄堂与以女性为主的人物形象刻画中，呈现出对于上海文化精神的开掘与思考。邱华栋以都市闯入者的姿态，描写外来者进入京城后的挣扎与奋斗、磨难与坎坷，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都市景观。卫慧、棉棉以进人都市上海的白领女性为主角，将精神的迷惘与物欲的追逐融合，在对欲望追求与享受的恣意描写中，展现出现代都市另类人生的一角。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虽然作为以农业社会为主的中国仍然以描写乡土中国的文学创作为主。但是城市文学尤其是都市文学创作得到了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都市化不断发展进程中，都市文学必将得到长足的发展。在都市文学研究的轨迹中，近代文学的研究成为都市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对于1897年至1916的文学进行了梳理分析，意在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小说的联系与区别。研究域外小说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的嬗变。从而追溯了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源头。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以1898到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晚清与“五四”作家如何完成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按诗文、小说、戏剧分别叙述上海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在城市、文化与文学关系的主线中，梳理都市经济发展对于传统文学运行机制的改变，在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有力推动下，上海文学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领头军。在近代文学的研究中，袁进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从中国小说近代变革入手，展示中国文学传统在近代小说中的进展转化与影响。《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细致分析了“五四”前后旧文学观念的变革，为新文学的确立呈现出合理的轨迹。《近代文学的突围》从观念、思潮、小说、文化等视角，探究了近代文学演变的轨迹。《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从传播与市场、语言与形式、传统与现代、功利与审美等角度，展开对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全方位的研究。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科幻奇谈类型的晚清小说为研究对象，挖掘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企图建构晚清文学的历史与理论语境，提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重要论断。

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拓展了研究的视阈。范伯群先生是此方面的拓荒者，1989年出版的《礼拜六的蝴蝶梦》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鸳鸯蝴蝶派，对于该流派的形成、发展、思想、艺术、作家、作品等进行了细致的评说。1994年，范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总序中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文学史的观点。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全面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史，在大量原始资料的梳理分析中，厘清了通俗文学的流派、社团、刊物、作家、作品的状况。纠正了过去对于通俗文学的偏见，建构起了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2007年，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出版，采取了以时间为经、潮流为纬的结构，报刊梳理与潮流分析相交错，在纯文学背景中评说通俗文学，是一部图文并茂的通俗文学史力著。在范先生的引领下，汤哲声有《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思辨录》等著作，栾梅建有《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徐德明有《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陈子平有《中国近现代通俗历史小说史略》等，共同深入与拓展了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对于上海文学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吴福辉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从海派文化的历史变迁、海派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海派小说文化风貌、海派和20世纪中国文化等方面立论，具有为海派文学正名和全面梳理海派文学的意义。许道明的《海派文学论》研究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学、海派文学的风雨行脚、海派文学的历史地位、海派文学风景线。旨在清理现代海派文学并作价值判断。王文英主编的《上海现代文学史》将上海文学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剥离出来，细致梳理了自1917年到1949年上海文学发展嬗变的历史，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上海现代文学史专著。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从都市和都市的意象、唯美——颓废和对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探求、电影和新的小说范式、海派文人与现代都市人等方面展开研究，将文化、文学、审美等融为一体。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以1930—1945年的上海文学为研究对象，从都市文化的背景、现代文学的想象，作家和文本、重新思考三部分展开研究，重绘了上海的文化地理，勾画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学与租界的微妙关系。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系统梳理了从古代到当代上海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在把握上海文学在各个时期的特征中，探讨上海文学发展的缘由，并评说上海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上海文学的总体特色，成为了地域文学通史的范式。杨剑龙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从上海文化的角度探究上海文学，分别从通俗文学、新感觉派文学、叶灵凤、章克标、苏青、张爱玲等方面展开分析，并探究上海文学传统的确立与继承。杨扬等的《海派文学》从地缘文化与海派文学的历史建构、影响海派文学的五个因素、都市社会与海派文学类型、海派文学期刊、海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研究，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海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李洪华的《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从文化语境、文学译介、文学杂志、作家群体、左翼思潮、都市想象、文化交融等角度展开对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拓展与深化了现代海派文学研究。

京味文学京派文学的研究形成了都市文学研究的另一重镇。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较早展开了对京味文学的研究，从城与人、话说“京味”、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北京人”种种、城与文学等角度展开研究。吕智敏的《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从语言风格、表现方法、艺术对象等角度评说京味小说的特征，提出以雅化俗、雅俗相融为京味小说的总体风格。高恒文的《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梳理了京派的形成、发展、结束的历史，梳理这个学院文人的文学流派的活动历史。探究其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及其特征。周仁政的《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从文化视角深刻探究京派文学的现代文化意蕴，对京派文学作了一番独到而细致的梳理。刘进才的《京派小说诗学研究》从意象叙事、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情节模式、回忆的诗学、小说文体等方面展开研究。钱少武的《庄禅艺术精神与京派文学》从文论、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角度研究“京派”对于庄禅艺术精神的现代传承与转化，及其对于京派文人的创作心理、价值取向、艺术趣味的制约，从而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品味和艺术风格。文学武的《京派小说研究》在考察京派小说的历史轨迹和流派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文化韵味、审美理想、人文精神、文体特征及其与中西方文化的渊源。

在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京海比较研究成为一种现象：杨义的《京派海派综论》、《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是此方面的代表。前者的上编“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对京派与海派的流派特点及地域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下编“北京上海人生色彩”，注重用图片展示北京、上海的地域文化背景，呈现出文化人类学、地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生命诗学的融合。后者从文化起因、文化类型、文学主题、审美风格角度展开京派、海派文学研究，比较其与中外文学的关系和发展嬗变过程。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从宏观视阈展开研究：张鸿声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从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现代都市小说的发生与发展、茅盾及左翼都市小说、海派小说的都市风景线、老舍小说与北平文化、论京派都市题材小说、都市与人等角度，由面到点深入研究了都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田中阳的《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从尚金、尚俗、尚情、消闲等市民文化的视角展开百年文学的研究，比较了上海、北京两种市民文化，认为市民文学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现象。蒋述卓、王斌等的《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从城市化进程与理论的角度，探究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新的审美风尚和审美意识对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着重讨论了理性化、女性、后现代和时尚等审美意识。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从“五四”都市小说、海派小说、都市文明批判、京沪都市文化生态、国统区都市小说、通俗小说等视阈展开研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探究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审美嬗变。

在中国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都市文学的创作得到了发展，都市文学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拓展。在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理论的发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历程中，都市文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得到拓展。在对于都市文学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中，在都市作家文学创作作品集的陆续出版中，都市文学研究的视阈更加拓展了，不仅鸳鸯蝴蝶派、京派、海派的创作研究更为深入，而且加强了通俗文学、电影文学等的研究。还关注到论语派、社会分析派、普罗文学、新市民小说等；不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作家的研究得到深入，还拓展了对于其他作家的关注与研究，如诸多海派作家得到关注，诸如徐讦、叶灵凤、邵洵美、曾虚白、章克标、曾今可、杜衡、黑婴、徐霞村、予且、周楞伽、丁谛、谭惟翰等；诸多女性作家的创作引起注意，如苏青、汤雪华、旋济美、俞昭明、程育真、邢禾丽、郑家瑷、练元秀、杨依芙、杨怡、周钥霞、张憬、吴克勤、南婴、曾文强、汪丽玲、何葭水、曾庆嘉、张宛青、丁芝、潘柳黛、雷妍等。有的研究往前追溯，诸如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将上海文学的历史追溯至古代；有的研究往后延伸，一直延伸至文学新时期、新世纪，诸如杨剑龙、李俊国、田中阳、张鸿声等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研究.拓展到了文学期刊、文学翻译、文人生活、都市空间、城市广告、都市心理等研究领域。

第二，都市文学研究的方法更加丰富。与以往简单化地以阶级斗争观念、社会学的方法研究都市文学不同，在引进域外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后，我们在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传记研究、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于都市文学研究的方法更加丰富了。从文化学的视阈和方法展开对于都市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为一种趋势。李欧梵从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亭子间等层面重绘上海，从印刷文化、上海电影、文学期刊等层面分析都市文化背景。杨义评说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认为京派和海派既代表着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性格，也体现着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进度不同、深度不同的文化策略和选择姿态。在对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不仅涉及叙事学、传播学、文体学、文化地理学、译介学、城市学，还关涉到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还运用了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比较文学、女性批评等研究方法，使得都市文学研究更为多元与深入。

第三，都市文学研究呈现文学史意识。在都市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研究，加强了文学史的观照与探究，不再孤立地看待一位作家一部作品，而是努力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轨迹中去分析评说，如对于老舍、巴金、施蛰存、张爱玲、王安忆等的评说，如对于海派文学、京派文学、社会分析派等的研究。诸多学者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探究都市文学的发展变化，如陈平原、袁进、王德威对于晚清文学的研究，范伯群、汤哲声、徐德明等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等，都可见出建构文学史发展脉络的追求。在都市文学研究中，严家炎以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引领流派研究，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较早关注到创造社、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京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的小说，其中诸多与都市文学相关。其他诸如吴福辉、李今等的海派文学研究，赵园、许道明等的京味文学研究，李欧梵、杨剑龙等的上海文学研究，杨义、王富仁等的京海派文学比较研究，李俊国、张鸿声等的都市文学研究等，都呈现出鲜明的文学史意识。力图在文学发展与嬗变的轨迹中探究都市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在都市文学研究中，我们也应该看到某些不足与缺憾。影响甚至左右着都市文学的研究与发展。首先，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对某些作家过度阐释的现象。在都市文学研究中，一些作家得到空前的重视，形成一种过度阐释的现象。2012年5月13日，查阅中国知网“主题”栏，张爱玲研究8150条，茅盾6546条。老舍5566条。巴金5449条，林语堂3961条，施蛰存1426条。张爱玲研究得到极大的重视，显然存在着过度阐释的现象。对于张爱玲评价的节节攀升，也有不符合历史的拔高倾向。其次，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某些概念的模糊含混的现象。吴福辉先生在谈到都市文学时指出， “要区别都市文学、市民文学、市井文学、通俗文学等的概念，有时也不易。我认为， ‘都市文学’的概念，如说是都市人以都市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一般也说得过去”。这就指出了都市文学研究概念的含混问题。在研究中人们常常将这些概念混用，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甄别，其实影响了都市文学研究的严谨性。再次，都市文学研究呈现出重现代轻当代的现象。由于从“五四”至1949年的文学已基本有定论，而对于1949年至今的文学仍然处于发展与不断被评说的阶段，因此在都市文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现代而轻当代，某些现代作家被一再论析，而诸多当代作家遭到冷落；人们往往重京海而轻其他都市，京派、海派被反复研究，而天津、重庆、广州、南京、武汉、成都、杭州、深圳等城市文学却受到忽视，这显然对都市文学研究的发展不利。

在中国不断加快都市化的进程中，都市文学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对于都市文学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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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剑龙

京味文学研究论文 篇2：

探究老舍影响下“京味”戏剧影视的创新发展

摘要：本文试介绍京味戏剧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语言、素材、文化等方面的挑战，阐述在老舍的影响下京味戏剧展现的语言特色，提出寻求京味艺术题材、追求京味批判文化等创新发展思路。

关键词：老舍 京味 戏剧影视

老舍是京味戏剧的奠基人，随着京味文学的发展，将老舍话剧的传统风格经过创新形成了京味戏剧影视。这一变革为京味戏剧的发展带来挑战，同时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京味戏剧影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随着北京的城市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各种地域语言的冲击下，京味语言也出现了演变。京味文学的基调和传统北京人文素养以及城市文化息息相关，需要吸收具有魅力的语言增强京味戏剧的影响力，再借助老舍的戏剧作品，引领京味戏剧发展再上新台阶。

二、老舍语言特色影响下的京味戏剧影视创新和发展

（一）展现京味语言特色

在老舍的话剧作品中，其语言具有独特的京味特色，为京味文化和文学的风向标。因此，京味戏剧的未来发展势必要坚持这种文化。当前，人们在社会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感受到了语言的丰富变化，而京味戏剧更多地呈现出全新的戏剧表达方式。在当前新生的京味戏剧作品中，大都是将传统作品中老北京普通百姓具有的“油腔滑调”展示出来，各种北京老字号中的“吆喝”、北京人见面时说的客套话较少。为迎合青年观众的需求，戏剧影视中增添了具有时代感以及青春活力的京味幽默和调侃，呈现出影视作品的“新京味”特点。在京味戏剧发展的过程中，由老舍奠定的语言基础在其中具有突出影响和作用。老舍作品中展现着大众化的追求，京味话剧属于小众艺术，在影响力方面和影视、网络传媒无法比拟。[1]

例如《大腕》《甲方乙方》等京味电影，《家有儿女》《我爱我家》等京味电视剧，从京味作品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速度来看，京味影视作品逐渐丰富着京味文学，在表现方式上和人们的生活节奏相协调。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京味话剧的基础元素，即北京的语言风格。作品中以幽默的语言展现出北京人的朴实生活。老舍的《骆驼祥子》，从小说改编成话剧，再到电影，不断创新艺术形式，后来又出现了电视剧，让人们以多样化的方式欣赏老舍的作品。通过作品中语言的变化，感悟在不同社会背景下老舍作品的京味语言变化。

（二）寻求京味艺术题材

为促使京味戏剧影视不断发展，需要吸收更多的京味艺术题材，拓宽文化视野。就老舍的话剧作品而言，其既有对社会现实的展现，又有回顾历史之感，属于从个人视角对传统文化的感悟和体验。老舍的京味话剧文化底蕴深厚，从当时的底层市民真实生活取材，以此为出发点，展现老北京的文化和历史，更多的是展现对文化的反思，其对京味戏剧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奠定了戏剧的文化基调。

当前，影视戏剧作家处于全新的社会氛围当中，生活情境逐渐复杂化。京味话剧呈现方式逐渐多元化，进而拓宽了作品的取材范围。未来京味戏剧的发展需要作家持续关注百姓的实际生活，关注不同阶层的人，同时将北京的发展融入其中，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力度，展现出北京开放、多元的文化特点。

（三）追求京味批判文化

京味戏剧的发展在批判文化的追求方面为重点内容，既要将老舍话剧作品中的批判文化加以传承，又要展现出兼具主体意识、创新意识，关注现实和提升作品深度的文化特征，这也是京味话剧魅力的展现。老舍的作品往往通过回顾某段历史的逝去进行反思，展现作品的创作内涵，所以可将其作品视为将历史作为节点对文化的审視。京味戏剧影视的发展需要将文化视角转移到现实当中，同时展现出对未来生活的渴望。

例如《北京大爷》中，四合院不但是老北京的象征，而且也是北京人的生活空间。德大爷一家住在其中，作品呈现出全家人对四合院的情结，体现了北京人的生存方式。作品中四合院的命运要比老舍作品《茶馆》中裕泰楼复杂得多，在老舍的作品中，只要主人一上吊，茶馆就关门，就预示着某个时代的结束。而在作品《北京大爷》当中，呈现的却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始，未来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等待着他们。所以，京味戏剧的发展和创新应关注现实和未来。[2]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京味戏剧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止，在其不断创新发展以及自我更新的进程中，老舍戏剧作品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面临着新时代对京味戏剧影视带来的各种挑战，只有不断创新语言应用，从生活中挖掘更多的素材，充分运用批判文化，吸收老舍作品的精华并加以传承，才能促进京味戏剧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春雨.老舍影响下“京味”戏剧影视的发展与新变[J].中国文学研究，2011（03）.

[2]李婧怡.老舍作品“京味”特色内涵探究[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04）.

（作者简介：陈丽竹，女，硕士研究生，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艺术系，讲师，研究方向：音乐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作者：陈丽竹

京味文学研究论文 篇3：

《骆驼祥子》四译本“京味”翻译对比研究

摘 要：《骆驼祥子》是京味小说的典型代表。本文以小说的四个英译本为切入点，从称呼语、诅咒语、地名三个方面分析体现“京味”文化负载词、词组、俗语的翻译，并通过具体实例，对比四英译本中不同译者在北京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以及译文效果方面的差异。研究表明，异化翻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对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骆驼祥子 京味文化 四英译本

一、引言

老舍先生是京味小说的奠基人。《骆驼祥子》这部京味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孔庆东，2004）。北京方言带有一种强烈的文化特色，语言中的雅、白、俚、俗，体现着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京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题材的京味，即传神地描绘出北京地区的文化风俗；二是语言的京味，使用纯正地道的北京口语。（许自强，2000）

目前为止，《骆驼祥子》共有四种英译本。分别是1945年伊万金的译本；1979年吉恩詹姆斯的译本；1981年施晓菁的译本；2010年葛浩文的译本。自葛浩文译本出版之后，不少学者希望针对《骆驼祥子》四种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李越（2013）、李娜（2012）、孙会军（2013）等。这些研究大多针对小说语言特色或者译者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至今还未有学者关注小说最突出的“京味”文化特色的翻译。

本文从文化翻译的视角，针对小说《骆驼祥子》的“京味”特色，对比分析四位译者“京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特点。

二、文化负载词的界定及《骆驼祥子》中最具京味特色的文化负载词

（一）文化负载词的界定

文化负载词在有些文献中被称为文化专有项或词汇空缺，是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词汇。哈维·弗朗哥·艾克西拉（Javier Franco Aixela）认为：文化专有项是在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目，由于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者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含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张南峰，2004：19）。国内学者廖七一（2000：232）把文化負载词定义为“标志某种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俗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受地理因素、历史因素、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影响，每一种文化都形成一些特定的词汇，如诅咒语、俗语、古代诗词、宗教神话色彩词等词汇，都能鲜明地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

（二）《骆驼祥子》中突出体现京味特色的文化负载词

基于前文对文化负载词的介绍，本研究从称呼语、诅咒语、地名三个方面对《骆驼祥子》中体现“京味”文化负载词、词组俗语等分别举例说明。

1.具有“京味”特色的称呼语

京味的称呼语别具特色，比如北京方言中喜欢使用敬称“爷”“劳驾”“主儿”等。例如：

（1）刘四爷。（老舍，2002：30）

（2）我一个人的叔叔。（老舍，2002：79）

（3）这一派哥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老舍，2002：12）

（4）劳诸位的驾。（老舍，2002：80）

（5）劳诸位哥儿们的驾。（老舍，2002：82）

2.具有“京味”的地名

在当时的北平，一些特定地名已经成为文化符号，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比如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天桥”“白房子”和老字号“瑞蚨祥”“鸿记”等。

（6）临完上天桥吃黑枣（老舍，2002：89）；天桥上见。（老舍，2002：90）

（7）像他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们，即使有人管着，哪个不偷偷的跑“白房子”？（老舍，2002：47）

（8）大概字号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老舍，2002：62）

3.具有京味的粗话或诅咒语

小说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当时北京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由于下层人民文化修养不高，在其生活中不乏一些粗话或诅咒。例如：

（9）地道窝窝头脑袋。（老舍，2002：51）

（10）当王八的吃俩炒肉。（老舍，2002：52）

（11）你别先倒打一瓦。（老舍，2002：57）

（12）甭犯牛劲。（老舍，2002：59）；犯牛脖子

（13）别看傻大黑粗的，鞑子拔烟袋，不傻假充傻。（老舍，2002：68）

（14）我打他妈的。（老舍，2002：78）

（15）给它个不论秧子。（老舍，2002：111）

（16）教一群猴儿王八蛋给吃了。（老舍，2002：113）

（17）别叫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老舍，2002：116）

（18）来吊磅！好不要脸！（老舍，2002：154）

（19）放着你们这群丫头养的！（老舍，2002：163）

三、京味文化负载词四译本分类对比分析

我们通过小说中出现的称呼语、咒骂、地名的具体翻译实例来体会四个译本（简称为伊译、吉译、施译、葛译）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采取的文化缺省策略。

（一）有关称呼语的翻译实例

（20）刘四爷。（老舍，2002：30）

伊译：Fourth Master Liu

吉译：Liu

施译：Fourth Master Liu

葛译：Fourth Master Liu

除吉译外，其他三位译者都将“爷”字处理成“master”，这一翻译体现北京口语中对人的敬称为“爷”，处理比较精当。显然，吉译省去这一文化现象，译文平淡，不能传神地体现称呼方面老北京的文化特色。另外，如果将其直译成“grandfather”可能会造成读者理解上错误。

（21）这一派哥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老舍，2002：2）

伊译：整个段落内容未翻译。

吉译：The members of this band of brothers generally have two hopes.

施译：These fellows generally have two ambitions.

葛译：This group of running brothers has two ambitions

对于“这一派哥们”的翻译，施译中处理成“These fellows”，过于笼统，不能表达出作者原文中车夫们在整个行当的归属感。而吉译“The members of this band of brothers”和葛译“This group of running brothers”精妙地传达了作者对车夫同行间难兄难弟般的情感。

（22）劳诸位的驾。（老舍，2002：80）

伊译：Ai，I have troubled you all！

吉译：Ah，thank you all very much，gentlemen

施译：Ai，excuse me for putting you out！

葛译：I have put you all to a great trouble.

这句话出现的语境是五十多岁的车夫老马，饥寒交迫，晕倒在茶馆，醒来后向茶馆里喝茶的车夫和老板表示歉意的话。施译“excuse me for putting you out”误读了“劳驾”在此语境中的含义；吉译处理成“感谢”略有偏颇；相比之下，伊译和葛译处理比较恰当。

（二）具有“京味”的地名

（23）临完上天桥吃黑枣。（老舍，2002：89）

伊译：We end up eating a few of the hard black almonds on the execution ground at Heaven’s Bridge.

吉译：End up in front of a firing squad at T’ian Chi’ao.

施译：End up at the TianQiao execution ground with lead jujubes in our chests！

葛译：To be wind up wit black dates in our chest at the Tianqiao Execution ground.

天桥是过去对犯人执行死刑的地方，孙侦探敲诈祥子并对其恐吓。四个译文中，都考虑到直译可能会对译文读者造成理解上的障碍，都采取了直译加解释的方法，补充了“Execution ground/a firing squad”这一重要文化背景信息。对于“天桥”这一地名的翻译，除伊译将其翻译为“Heaven’s Bridge”，其余都采用音译翻译，这样的处理保留了文化的“异国情调”，有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反映中国文化。另外，吉译中“T’ian Chi’ao”不符合当今中国拼音规则，容易误导读者。

（24）像他那个岁数的小伙子们，即使有人管着，哪个不偷偷的跑“白房子”？（老舍，2002：47）

伊译：Steal out all the time to run among the “white house”

吉译：Sneak out to the white houses.

施译：Stealthily frequented brothels.

葛译：Slipped off to a whorehouse from time to time.

“白房子”是最下等的妓院。伊译和吉译采取了直译，可能导致读者误以为英语中的美国白宫（White House）。施译和葛译采取意译，不能很好地实现文化传输的目的。最好采用直译加解释的翻译策略，即“the White House”，the cheapest brothels.

（24）大概字號还很老，至少也和瑞蚨祥，鸿记差不多。（老舍，2002：62）

伊译：The Auspicious Water Beetle or the Sign of the Wild Swan.

吉译：long-established shops in Peking.

施译：省略未翻译

葛译：Establishment like the Ruifuxiang Company and Hongji.

既然瑞蚨祥，鸿记是老北京最负盛名，众人皆知的老字号店铺，此文化信息理应将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信息传递给异域读者。伊译将其翻译为Auspicious Water Beetle or the Sign of the Wild Swan，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妨碍了原文的文化含义的传达。吉译只是对两个老字号进行了笼统的解释“long-established shops”，没有提及具体的店名；相比之下，葛浩文更好地传递了这一文化信息。

（三）具有京味的粗话或诅咒语

（25）我打他妈的。（老舍，2002：78）

伊译：I’ll smack the mother’s of a_uh_uh！

吉译：I got up a a motherfucking.

施译：I’ve pulled the mother-fucker.

葛译：I’ve been fucking at it.

“他妈的”是典型的京骂。吉译和施译将英语文化和北京传统的粗话结合起来，既能达到传递原文含义的目的，又不至于造成读者理解障碍。而伊译可能让读者不知所云，葛译完全归化的做法有文化隐含之嫌。

（26）地道窝窝头脑袋。（老舍，2002：51）

伊译：You’ve certainly got a head like a dough-cake！（P84）

吉译：What a head full of dough you have！（P57）

施译：You really are a block-head！（P67）

葛译：You’re a real bonehead！（P72）

施译和葛译采取了意译的策略；伊译和吉译则采用直译，更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有助于文化传递，同时也不会造成读者理解障碍，这种做法值得提倡。

（27）给它个不论秧子。（老舍，2002：111）

伊译：He’d give them something that would show them he didn’t care what happened.

吉译：So h’d just let thme have it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施译：What did he care？

葛译：So what the hell！（P163）

“不论秧子”直译达不到翻译效果，所以四位译者无一例外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相比四个译文，葛浩文的“what the hell！”最能契合原文中祥子一无所有、灰心失意的心情。

四、结语

文化缺省是翻译过程中非常普遍的问题，也是译者深感棘手的问题。上文的实例对比分析表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骆驼祥子》中独特的京味和京韵文化在有些译文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有些译者为了省事或为了译文读者阅读便利，将原文的文化因素和京味特色略去不译，这在强调文化传递的情况下是不可取的。第二，有些译者没有充分考虑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语境效果，或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北京文化和北京方言缺乏透彻的了解，导致译文的误译或歧义，这也是译者需要重视的问题。第三，就翻译策略而言，译文应最大限度地重视原文。对文化因素的翻译，应尽可能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如果直译不足以让读者领会原文的含义，可以采取直译加解释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传递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加速文化融合。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5ZCQ-WY-01]。）

参考文献：

[1]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编.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年鉴[Z].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5）.

[2]孔庆东.北京文学的贵族气[J].当代文坛，2004，（6）.

[3]李娜.从《駱驼祥子》英译本看中国文学作品的异境之旅[J].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12，（4）.39-43

[4]陈秋露.从《骆驼祥子》看老舍语言的京味特色[J].文学界（理论版），2012，（1）.

[5]Nida，Eurene 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iton Press，2004.

[6]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8]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9]孙会军.《骆驼祥子》的四个英译本比较研究[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

[10]张南峰.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评介[J].丽水学院学报，（6）：62-66.

（吴增欣 李芝 黄娟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100083）

作者：吴增欣 李芝 黄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