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提出了与苏联模式发展观念和战略不同的新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其科学性主要表现于共产党人把坚持社会主义观念与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统一起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政治、组织、思想方面提供体制和机制保证。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论文 篇1：

马克思的整体性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

摘要：从马克思整体性视野下探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科学性和价值性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奠定了科学发展现的世界观基础：马克思理论內容与方法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和谐与斗争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整体性;科学发展观

文献标识码：A

正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所说的“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马克思的思想仍然熠熠发光，因为，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表明马克思时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时代的性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是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全国上下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整体性视野下探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整体性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其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载体所形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形成。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确立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这一价值理念，通过批判资本主义而得出共产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组成部分有机融合成一个整体。但是，自马克思逝世后，出现了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倾向，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思想中科学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整体性被割裂了。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嵋起的“青年派，”就是像拉法格、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忠实的追随者也将马克思的理论片面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理论上的片面化导致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发展的片面性，社会主义发展一度出现了入学的空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试图从总体上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他又忽视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受到严厉批判后，卢卡奇在晚年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检讨，马克思的整体性也没有真正得到重塑。当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后，掀起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的对立，从而也出现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被人为地割裂了。

实际上马克思理论与旧理论的本质区别就是他的整体观。马克思在标志其“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等资产阶级学者的片面观，他指出费尔巴哈等直观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至多也只能是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马克思的理论是整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是在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整体性框架下实现的，在这一框架下马克思立足于实践通过主客体动态统一的有机整体关系揭示出只有当主客体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这种和谐相处是通过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合理运动而实现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由此看来马克思反对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将社会发展主体和客体二元极端对立的片面思维方式，而立足主体的实践活动运用唯物辩证法将社会发展主客体辩证统一起来。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正确处理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指出社会发展是按世界的客观规律运行的、社会发展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指出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因此，科学性与价值性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有机统一的，社会发展只有在既坚持科学性又不缺失价值性的条件下才是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尊重客观规律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关照人的利益和发展的世界观。

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整体性为世界观基础，一方面要追求发展、而且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同时强调要按照科学的规律发展，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相处作为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要依靠人民群众促发展、要为人民群众谋发展，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实质与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则是这两个方面相统一的具体要求，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中社会发展的科学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在一起，深刻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立场。

二、马克思的整体性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去世后在理论上出现了割裂马克思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整体性倾向，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违背马克思整体性精神的做法。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精神，卢卡奇首先起来从整体性上解读马克思的思想。1923年，卢卡奇出版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是它的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它的辩证法，而整体性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他指出：“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是历史解释中经济功能的首要性，而是总体性的观点。”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思想家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导向了机械的科学主义，可以说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读对于抵制当时割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思潮和实践表现是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但是，卢卡奇在捍卫马克思整体性的同时却背离了马克思的整体性，将马克思的学说仅仅看作方法，实际是将马克思的理论内容与方法有机统一的整体性割裂了。一方面，理论内容是方法的载体，方法不能脱离理论内容而单独存在;另一方面，方法又是理论内容的表现形式，理论内容的构建要凭借一定的方法，理论内容也不能脱离方法而独立存在。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辩证法，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辩证法才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了实质性的区别。其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而且，只有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和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论证的基本理论观点中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辩证法的实际价值。

马克思的理论内容和方法的整体统一性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基础，一方面，要求科学发展观既要将马

克思的整体性作为方法论原则构建总体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同时，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也要以整体性为根本方法，努力从社会各要素的整体性联系中获得社会和谐发展，在营造整体与部分有机统一的和谐环境中，实现部分在服从整体中的特色发展，力求在重点与全面辩证统一中实现社会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以整体性为根本方法理解、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精神，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将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性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涉及社会整体发展的理论相区别，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整体发展道路。

以马克思理论内容与方法相统一的整体性为方法论基础，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方法，通过统筹兼顾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性联系中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在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整体中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在世界历史整体性视域中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的和谐世界。但是，科学发展观在运用马克思的方法过程中没有背离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期盼，马克思对人类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都是科学发展观谋求发展的方法论基础，这也是科学发展观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质性区别，西方学者弗朗索瓦，佩鲁针对“有增长无发展”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以“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为特征的新发展观，其核心精神就是整体性和人本性。但是其理论实质是不能脱离西方中心论的内涵的，如果我们不从理论实质上区分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观的区别，很容易丧失科学发展观的独特本质，而将其蒙上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三、马克思的整体性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基础

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只是斗争和革命的学说，在马克思学说中缺少建设和和谐的特征。从而割裂了马克思理论中社会建设与革命、和谐与斗争相统一的整体性关系，过分突出马克思理论中斗争性而遮蔽了和谐性、过分强调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学说而否认其关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学说，将马克思视为冲突论的典型代表，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关于革命的理论，不是关于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如，当代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并把它看作是“一种代替卡尔，马克思关于现代史理论的理论”。抛开罗斯托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说，就其理论本身来讲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和侮辱，这种误解和侮辱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有淡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危害。因此，从整体性视域下审视马克思的和谐发展思想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有重要的理论依据，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斗争与和谐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马克思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发展主客体相融合、社会和谐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实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剥削阶级和雇佣劳动制度使社会发展主客体整体关系发生畸变，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在强大的市场交换中发生了物化和颠倒，不仅劳动发生了异化而且出现商品异化、货币异化和资本异化及社会关系异化的普遍现象，从而导致了主客体关系整体性的扭曲和断裂，使发展出现了非合理性、非科学性。一方面作为人改造的自然界由于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而非科学地发展，另一方面人成为非人，不仅无产阶级被异化，资本家阶级也因成为资本的人格化而被异化，人在现实世界中失去了自我，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真正本性。由此看来，资产阶级学者所倡导的理性没有带来社会的科学发展。当然，马克思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非和谐、非科学发展的同时也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发展的进步作用，肯定了资本主义存在的暂时合理性，但是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整体来看，由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破坏了这一有机统一的整体性，不可能带来社会的永恒发展、也不能带来社会的科学发展，因此，马克思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的价值诉求，认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主客体的和谐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相处，因此马克思整体性的实质是社会和谐发展。但是，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手段是斗争和革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斗争与和谐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一方面社会发展以追求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另一方面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靠铲除非和谐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根本途径就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总是存在，只有不断改革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谐相处，才能有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革命性环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激烈化，马克思学说的斗争性一度被强化、甚至夸大斗争性、革命性，马克思也被西方学者称为冲突论的代表，和谐这一马克思理论的实质却被遮蔽了。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重塑马克思的整体性精神，以和谐论为主导范式定位马克思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势在必然。

马克思斗争与和谐相统一的整体性思想奠定了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观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就是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想，社会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在这一精神指导下中国不仅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要努力构建和谐世界。但是在现有条件下科学发展观要达到社会和谐发展必须面对各种困难和矛盾，既有国内矛盾又有国际矛盾。从国内来看，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步入小康社会，但是我们的小康还是不全面、不完整的片面小康，社会公平问题凸现，而要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体制上的改革是必然途径，但是改革总会危及到部分人和人群体的利益。同时，我们在发展中还要面对发展与保护自然的矛盾。从国际来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危及世界和平与发展，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激烈，中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又成为社会主义的领头羊，中国的发展又是如此的举世瞩目，为此西方大国在高喊“中国威胁论”之后又抛出“北京共识”这一中国经验，这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中国在追求马克思和谐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同时、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一方面要密切关注不同个体、群体和阶层的特殊利益，要善于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要时刻警惕两制并存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要明白斗争依然没有结束，要时刻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

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高丽萍 吴芳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论文 篇2：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及其落实的保证

[摘要]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提出了与苏联模式发展观念和战略不同的新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其科学性主要表现于共产党人把坚持社会主义观念与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统一起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政治、组织、思想方面提供体制和机制保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价值观;体制改革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我认为。党中央决定在全党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必要和及时的。

一、寻求经济社会发展正确道路的艰辛探索：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发展观的异同

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战略。

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可称之为苏联模式发展观。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苏联是一个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斯大林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了，而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然应该看到，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的。比如说，重政治轻经济并不是说苏联不搞经济。而是说。在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时，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把巩固政治权力当作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中心任务。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保证苏联一定时期内的政局相对稳定，在短期内赶上西欧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为后来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物质基础。

问题在于是否“适度”。任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都要视其时间、地点、条件论定;过度了，绝对化了就要出问题、出差错。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突出的缺陷就是造成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特别是导致农业长期落后。1953年与1913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36倍。农业总产值只增长46%;工业总产值中，甲类工业(生产资料生产)一般约占3/4，而乙类工业(消费品生产)仅占1/4。苏联70%的工业生产与军火工业有关，大大超过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限度和苏联国力所允许的限度。这种发展战略不能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使民生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重政治轻经济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政治镇压，严重限制和破坏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因而这种发展难以持续。这也是苏联终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二)从苏联模式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戒，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重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275页)。翌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同上，第387页)。这是对发展观和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实行了发展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立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发展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逐步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同苏联模式发展观的比较。

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第13卷第190页)，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帅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

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同年美国为62%)。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当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至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上面所述可见，科学发展观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确有重要的地位。它在理论上也是经得起推敲的，在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意义重大。

(一)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起来。

何谓“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经、文、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因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

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在经济领域中，农轻重及各自内部的各部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客观上都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合理安排，全面、协调才能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把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之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它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适得其时，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世纪之交，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

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实际收入相差五六倍(现在差距还在扩大);工矿企业内部高收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相差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区差距过大(2004年人均GDP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两倍半，浙江是贵州的5倍多)。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居亚洲前位。

资源问题突出：按人均计算，中国可耕地面积、水资源分别等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1/4;能源尤缺，石油、天然气、煤储量分别为世界的7.7%、7.1%、58.6%。我国的资源不仅紧缺，而且利用率也低，万元GDP的耗水量、总能耗量比国际水平高出几倍。中国科学院2006年2月的一个战略报告称，在世界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资源绩效水平排在第54位。2006年中国GDP约为世界的5%，却耗用世界1/4的钢材、1/3的煤、1/2的水泥。

环境破坏严重：如果说有的资源不可再生，那么环境的损害有的是不可逆转的。中国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很严重，世界上20个污染严重的大城市一半以上在中国。3亿农民缺乏合格饮用水，1/3的国土面积有酸雨，1/10的耕地受污染比较厉害。国外有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最严峻的任务是治污。

少数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社会矛盾，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损害和影响。

以上情况说明，如果我们不及时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不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不下大决心、下大力气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节约用地，发展就将难以为继，而受害者将是广大民众，是子孙后代，何谈“以人为本”?如果我们不全面推进经、政、文、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改革，使其相协调、相适应，特别是把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到突出地位，不着力解决广大困难群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的问题，就谈不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从而也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的、快速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仍然把社会公平放在被“兼顾”的地位，放任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就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又必然影响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不把反腐倡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没有社会的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思想、组织保证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社会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其贯彻落实有赖于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从政治、思想、组织各个方面予以保证。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谈及笔者个人理解的要点。

(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学习系统论、平衡论、合力论和“以人为本”的观念。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需要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正确理解和掌握下列理论和观念。一是系统论，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经济领域中各业各部门的发展视为一个大系统和一系列的子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不能顾此失彼。二是平衡论，平衡——不平衡——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但必须看到平衡、事物的相对静止正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简单提出“反对平衡论”是错误的。三是合力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不是只靠“斗争”，还要合作、统一、协调。由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是重大的世界观转变。“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观念之一，同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是相通的。“和”是价值观念，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是客观实际，是“多元化”。“和”是通过对“不同”事物的矛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利益的协调来实现的。四是“以人为本”，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讲的民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以人为本”必须下决心逐步消除官本位这种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准则。只有这样，中共才能成为“执政为民”的先进政党，否则就成为少数权贵者集权敛财的工具。

(二)根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

这是最重要的一项组织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要依靠各级干部。只有用体现正确的思想和方法的健全的体制、制度和机制来规范各级干部的行为，才能使科学发展观得到贯彻落实。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工作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体现正确政绩观的干部的评价和考核指标体系，改变片面的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的指标。不仅要考察GDP的增长，还要考核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以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少数当权者为个人升官、为张扬个人“政绩”而搞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这个指标中，要突出中央强调的在用人选人标准中德才兼备、注重品行和“群众公认”的原则。而在品行中，尤其要看其是求真务实、执政为民还是弄虚作假，谋取私利。

(三)切实发展人民民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而发展的重要目标是为了改善民生。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民生的改善要有民主来保障。

第一，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关键的环节是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的发展第一步要有科学的决策，而在今天的中国，离开人民民主谈不上有科学的决策。不少涉资巨大的决策(如土地买卖，办公楼、培训中心的修建等)是很离谱的，谈不上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只要有一点群众观念、群众路线，损失、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有的干部总结的，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腐败，而失误的关键在于个别官员独断专行。

第二，建立健全监督(特别是对财政的监督)机制，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笔者认为，廉政建设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干工程。这是因为。党政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已成为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谐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集中表现为行政开支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国外许多国家(2003年，中国为19%，日本是2.38%，美国是9.9%)。钱用到哪里去了?都用到了国人世人皆知的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费出国考察(旅游)上，豪华办公楼、培训中心等的建设上。而用于公共卫生、教育事业等社会建设的投入则远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使得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更加突出，官民矛盾尖锐。只有抓住廉政建设这个主干工程，我们才能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第三，进一步推进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是顺应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明智之举。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现在有2，5亿的网民，互联网化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的强大推动力，它使科学和民主决策，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的逐步实现有了可靠的物质条件。使党务政务的公开和透明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执政阶层有主动的自觉的行动。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于朝霞

作者：黄宗良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论文 篇3：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超越与践行要旨

[摘 要] 科学发展观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践，在反省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实现了观念革新与理论超越，开拓出全面、综合、平衡、协调、和谐、包容、负责任、可持续的中国发展道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旨在于：立足世情国情，倾听人民心声，直面风险挑战，通过改革创新和真抓实干破解发展中的问题。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理论超越 践行要旨

党的十八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定位，将科学发展观明确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探索一条与源自西方的经典现代化模式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然而，在具体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地方和部门决策者由于欠缺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自觉，往往以科学发展观之名，行传统发展观之实。理论界也未能提供必要的助力，现今盛行的还是基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理论阐释。问题是，在此之前，同样的理论体系不也论证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吗?一套体系，怎能为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提供论证呢?如果沿袭旧有的解读思路，而未能从其观念根基处澄清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差异，真正把握其变革的内在精神的话，就难免会造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误读和误用，进而影响发展转型的成效，导致社会信任的流失，最终危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究竟应当如何去领悟和践行“科学发展观”，是一个需要展开反复研习和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传统发展观的基本信条与模式特征

传统发展观的核心信条是理性主义，它生发出支撑传统发展观的其他重要信条。韦伯在追踪经典现代化模式西方的源起时，深刻揭示出理性主义在其中所发挥的核心影响力。恩格斯将理性主义表述为：“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P719按照欧克肖特的说法，理性主义者主张“心灵不依赖一切偶然原因”[2]P2。理性主义主导的发展观将社会发展看作是先验的理性原则的展开，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不断趋向至善的过程。这种发展观坚信理性是自在的、至上的、绝对的和超历史的，理性为发展提供了终极根据，理性可以掌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发展”是可以依凭理性和知识来筹划的宏大工程。理性主义发展观秉承源起于古希腊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迷恋普遍原则和永恒本质，认为实践活动关涉的是个别的变动不居的偶然情境，只有理性及其建构的理论体系才可以触及普遍的固定不变的最高本质。理论本身具有超脱人的生活世界的自足性，因而理论的位阶高于实践。传统发展观进而将理性转换成确定性和计算公式，无视偶然和风险的存在，并判定人类对自然的先天优越性，将自然视作可以任意宰制的对象。通过理性的运作，人类可以从自然无限攫取用之不竭的发展资源。过分仰赖工具理性以及掠夺自然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仅问功利和效率，不问是非、善恶、美丑，更无暇顾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剥离了人的鲜活生命，从而衍生出传统发展观的“物化”价值取向。物化源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卢卡奇用其指称物对人的控制。物化发展观不承认“发展”具有自主性和创生性，抹杀了“发展”作为人的特殊存在方式所具有的人性向度。物化发展观认为，发展是“物”的积累，“物”是发展的目标指向和评判标准。人的价值体现在物的生产中，人的发展程度需要通过物来度量。用弗洛姆的话说：“人不再感到他是自己的力量和丰富品质的主动拥有者，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贫乏的‘物’。”[3]P100以物的眼光审视人必然导致人的价值被贬低、人的全面性被忽略，经济增长被设定为首要目标，人类发展状况被量化于各种经济指标中，发展过程被归结为通过提高经济效益，为社会提供更多物化消费品的过程。这就必然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发展快慢的唯一标尺，将物质财富视作国家实力的化身与国民生活幸福的象征。物化发展观所主张的“发展”，以物质财富增长为轴心，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工具。物化发展观以为这样的“发展”会使社会自然得到全面发展，事实却使人类付出了精神困顿、道德沦丧、社会分裂、环境破坏等高昂代价。

理性主义和物化发展观必然导致对社会发展路径的线性理解。线性发展观认为合乎理性、外在于人的理性原则支配着社会发展过程，预先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全部方向、轨迹和内容。按照理性的指引，社会发展内在地趋向一种更美好和更合理的社会状态，通往完美目的地的路线只能有一条。借用哈贝马斯的分析，线性发展观就是理性主义同一性原则的逻辑推演结果。万物归于一，多只不过表现为一种整饬有序的多样性。世界历史是统一的、连续的、进步的，发展的既定目标和方向是无法更改的，发展所经历的环节、步骤、路线也是无可选择的。线性发展观因此主张社会发展模式的一元化，也就是认为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会按照同一条路径发展，决不会有任何例外。这种观念把源起于西欧和北美特定制度环境的发展路径抽象化、理论化，与具体的文明类型和国情隔离开来，逐步扩张成为一种独断的“发展主义”，将最先形成的欧美现代化模式奉为一种普世性标准，以此来衡量所谓的“先进”与“落后”。依照此种线性的发展程度排序，发展被认为是对“已发展”国家发展路径的全盘仿效，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正如依附理论所指出的，传统发展观的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其描绘的发展图景有失公正与平衡。

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传承与理论超越

科学发展观秉持实践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主张：“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4]科学发展观精准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真谛。与纠结于何为世界本原的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所面对的一切矛盾，最终都来源于此，也只能由此得到合理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将实践观点融入中国发展问题的思考，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作为其最鲜明的精神实质，使实践的思维方式得到多维度阐释。科学发展观将实践置于更优先的地位，面对发展中的问题，着力从理论获得启迪和参考，却不试图从中发现现成答案，而是从实践出发，力求避免幻想、僵化、偏执和极端，寻求合理适中的应对方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现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其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涵义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科学发展观摒弃了以物为中心、见物不见人的价值取向，使发展的终极目的回归到了人本身。科学发展观坚持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及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工具，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社会理想是在社会联合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程度又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制度的文明程度息息相关。科学发展观关切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和日益增长的需求，摒弃了将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物质与精神、财富与道德对立起来的观念。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最大障碍，就是将GDP增长作为第一要务的政绩观。不能增进每个民众的自由和幸福、不能实现公平分享发展成果、不能营建社会团结、不能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GDP增长称得上发展吗?科学发展应当是以人的发展为指向、以经济发展为保障、以社会和谐发展为条件的更具均衡性的发展状态。

科学发展观秉持非线性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模式不是唯一的，发展道路最终要由生活在不同时空背景和文化情境中的人们自己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一向主张，社会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理论的抽象决不提供可以适用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还特别提醒不能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为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因为每个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是不同的。科学发展观领会了这一精神，主张“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5]。并且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作出了进一步的概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4]也正因为对发展路径多元化的认可，科学发展观在国际舞台上就必然表现为追求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观与和谐世界理念。科学发展观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传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丰富;既反对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机械地照搬他国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强调中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开拓与践行要旨

在现代社会显现多重危机的大背景下，在全球普遍陷入发展困局的当下，世人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的寄望要远多过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慨叹。科学发展观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将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价值依据，将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将统筹兼顾作为发展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是对现代性理解方式与现代化模式的推陈出新，它弥合了理论理性与现实生活、人与自然的分裂，克服了物质财富与人文关怀、个体与社群的对立，调和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开拓出全面、综合、平衡、协调、和谐、包容、负责任、可持续的中国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是对现代社会变迁的积极调适，是反思批判传统发展模式的理论超越，是对世界及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凝练，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何谓发展、为何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得到了中国发展成就的验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要旨在于：立足世情国情，认真倾听人民心声，直面各类风险的挑战，不回避矛盾和冲突，通过改革创新和真抓实干破解发展中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用发展代替增长，要求探索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经济成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措施包括：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可持续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发展布局，提高开放型水平，防范风险，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二是充分发挥人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从不讳言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同时也十分注意夯实其意识形态基础和社会实践基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切实保障民生和民权，有序扩大人民政治参与，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三是全面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科学发展观更加关注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强调了生态正义对人类永续发展的意义，强化了合作共赢的全球战略意识，因而主张改革社会分配机制，建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共享发展成果，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发展观的选择决定着国家命运。“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科学发展观是以观念创新为突破口，对理论、制度和道路进行全方位探索，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然，事实反复证明，高喊口号容易，转换观念不容易，落在实处就更为不易。面对变革带来的巨大挑战，面对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4]。为此，需要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准确理解其精神实质和内涵，增强理论自觉;需要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大胆探索发展新思路，开拓发展新格局;需要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折不扣地学以致用，扎实推进各项事业。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需要根据新情况新要求，推动科学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秉持实干兴邦的为政理念，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调整结构、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5]胡锦涛. 推进合作共赢，实现持续发展[N].人民日报，2004-11-21.

责任编辑 彭月才

作者：任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