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伦理表情

第1篇：三种伦理表情

论科技伦理责任的三种主体

摘要：科技伦理责任的主体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社会公众等三种。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责任包括职业伦理责任和社会伦理责任两个层面，其社会伦理责任在于预见、通告、建议。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的伦理责任是预防、保障、决策。社会公众应承担关注、了解、参与的伦理责任。

关键词：科技伦理; 伦理责任; 责任主体

一、 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责任

科技工作者包括从事科技研究和推广等科技活动的专业人员。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本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活动，但在建制化大科学的背景下，科学家、技术专家、工程师等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交叉渗透，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科学与技术已经一体化而为科技。传统地认为科学家才是科学活动的主体的看法已经落后于实际。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科技工作者是科技活动的主体。

“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可以说是中立的或无涉价值的，但作为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是负荷价值和承载伦理的。科学家在科学工作中追求真的理论，感受美的神韵，他们也应该承担善的责任。”[1]科技活动是由人从事并应用于人的，从科学研究的动机、科学问题的确立、科研课题的选择、科学观察和实验的进行、科学假说的提出、科学理论的形成、科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到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成果的技术应用，科技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负载着价值。同人类的其他任何事业一样，科技活动应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促进人类的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科技工作者“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2]科技工作者作为传统科技伦理责任的唯一主体，在今天仍然责无旁贷。

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责任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属于职业伦理责任的范畴，即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须遵循的内部规范。如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默顿，运用结构功能理论，总结出决定科学建制内的理想型规范结构(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及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并指出这些精神气质对内可以约束和调节科技共同体中科技工作者的行为，对外可作为科技共同体自我捍卫的原则。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责任虽然也是科技工作者伦理责任的一种，但由于它是独属于科技工作者的，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作展开讨论。其二属于社会伦理责任的范畴，即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应遵循的外部规范，可简单归结为“预见、通告、建议”。

与人类其它活动相比，科技活动有独特的知识要求。科技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具有一般人不具有的专门的科技知识，他们不仅能够比一般人更早、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某项科技成果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也能够比一般人更早、更全面、更深刻地知道某一科技活动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险。他们的特殊能力决定了他们首先应该承担“预见”的伦理责任，即科技工作者应有意识地综合考量科技的社会文化因素，思考、预测、评估其从事的科技活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主动把握研究方向。在情况允许时，科技工作者应自动停止危害性的工作。但是，现代大科学背景下，单个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过程中的决定权有限，这时，科技工作者就应履行“通告、建议”的伦理责任。即将其预见结果如实通告有关决策部门，并积极参与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提出自己中肯的建议，正面影响决策者的行为。“通告、建议”的伦理责任还包括科技工作者应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有效地向公众传播科学，促进公众正确地理解科学。

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科技不端行为及科技失范行为来看，相当多的科技工作者并没有主动、有效地承担自己的社会伦理责任。为改善这一状况，首先应促进和加强科技工作者与伦理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明确制定科技伦理规范，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教育。科技伦理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科技工作者明了科技伦理规范的内容，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更要培养他们“实践的明智”，即分析和掌握具体科技活动的科技伦理冲突实质的能力。其次，必须依据实践的变化不断改革科技活动的社会规范的实际运行机制。在求知和功利双重目标并行的大科学时代，光靠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律来防止失范行为是不现实的，还必须强调外在的有力的规范结构的建构，特别是规范的执行机制，以强制力的制度力量保障和弥补科技工作者自律约束能力的不足。只有当科技的社会规范内在于调节科技工作者行为的评审体制和社会法规与政策制度之中，并通过这些运行机制获得强制性时，才能有效地吓阻违规行为，同时使遵守规则者获得心态上的平衡。最后，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社会舆论氛围和舆论压力。三管齐下，努力使外在的科技伦理责任内化为科技工作者的内心责任信念，促进科技人员树立起对人类、对社会、对自然高度负责的科技伦理意识与观念，从而在从事科技活动中自觉选择与历史必然性相一致的科技道德行为。

二、 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的科技伦理责任

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已具有社会性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科学技术社会化和社会科学技术化成为现代科技发展的两大特征。几乎所有科技活动都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昂贵的仪器设备、大型的科研院所和实验室，及建制的以科学技术为职业的庞大的研究队伍和共同体。大多数情况下，科技工作者只是科技共同体中的一员，而政府及其它决策者(如某些企业)由于拥有绝对优势的资金、资源和权力，对科技共同体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今天世界各国几乎都将发展科学、推广科技升级为国家行为了。政府通常运用经济、法律特别是政策的手段，规范企业科技创新模式，调整科技资源配置，对本国的技术发展规模、方向、速度等进行宏观调控。而某些企业由于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思路和决策。“二次大战以来，科学——或者更精确讲是科学研究——之所以成为所有国家都极为关注的政治因素，正是因为使用科学资源的能力现在已经明显地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到处都在制订科学政策和建立相应的国家机构。研究组织趋向于越来越集中，变得完全置于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之下。”[3]作为社会或社会集团的管理者，政府及其它决策者需要义不容辞地承担相关的科技伦理责任。

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工业社会的社会机制已经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可能性，即一项决策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当今时代与我们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各个时代都有着根本的区别。”[4]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却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一些企业或机构甚至政府部门，往往基于某些特殊的考虑或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承担风险。如“核能发电”是人类为得到清洁、便宜的能源而作出的选择，而不惜冒着核辐射线污染的风险。这种做法导致的结果，从短期看，是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某些企业或机构获得了收益，财富越来越多;更多的社会底层人物承担了危险，越来越贫穷。从长期来看，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将使所有的人共同承担后果，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或机构现在虽然可以用财富来购买安全，躲避风险，但如果有一天社会上根本没有安全产品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承担责任”。所以，某些政府或企业的“不负责任”科技决策实际是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这种利益从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从科技伦理的角度，政府及其它决策者应以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利益优先为最高原则，在科研立项、项目资助范围上充分考虑既保证科技的发展，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有充分的准备，尽力防止可能的风险转变为现实的危机。此为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的“预防”责任。在制定科技法律、科技发展规划、科技发展管理目标时，综合考虑国家的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和全球及整个人类的整体的根本的利益，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有利于一部分人而对另外一些人形成负担或损害的科技活动，将现实利益与人类的未来发展统一起来，既完善对科技活动的具体的道德法律规范，更重视对价值观念的培养，关注人类科技活动应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此为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的“保障”责任。通过科学立法和科学政策，在产业发展、成果管理与控制上发挥主导作用，明确哪种科技行为应该先行、哪种科技行为应该做出让步、 或者某项科研研究和应用的范围和程度，此为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的“决策”责任。

客观地说，中国的科技规划和政策在理念上一直强调科技进步与伦理责任并重的科技发展观，要求科技活动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发人类与自然“双赢”的科学领域，推动科技、经济、社会文化、人类精神等多方面共同发展。但在具体制度层面却存在巨大的漏洞，表现为科技政策与相关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公正。这既有相关政策制定主体实行精英垄断，使得任何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本身的伦理追问都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背景之外，使政策循环的反馈机制处于合法的不工作状态的原因;也有科技工作者出于各种考虑不敢或不能在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发言，使科技政策失去了专业角度的对公平与正义的拷问与坚持的因素。事实上，我国的科技伦理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科技工作者个体层面上，制度层面的科技伦理研究是相当缺乏的。综合来看，个体的科技不端行为固然应该制止与处罚，但制度的不公正相对来说是更大的“恶”。从效率的角度来说，一个好的制度设计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科技不端行为的发生，即便不能完全杜绝，也基本上可能使个体的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概率缩减到最小化。因此，构建公正、完备的科技制度伦理应是中国政府及其它决策者和科技伦理学家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政府及其它决策者承担其伦理责任的途径主要是构建完备的科技法律制度并严格执法。由于科技发展的快速性及法律的滞后性，应注意科技立法具有适当的超前性。不仅规定政府或企业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还应该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中国目前的科技决策是政府主导性的，在现代化背景下，形成政府、公众、企业及其它机构的科技决策多元主体机制也很有必要。国外某些国家构建健全的伦理道德审查监督机构的做法就很有借鉴意义。伦理道德审查监督机构的工作主要是对有争议的研究进行伦理调查，广泛听取专业人员和公众的意见，并根据伦理道德原则及法律规定做出裁判;对科技应用的后果进行全面跟踪和考察，当发现问题时及时提出方案做出调整;对科技伦理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督，以保证将整个科技活动规范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当遇到法律还没有规定的问题出现时，及时做出客观公正评议，弥补法律滞后性与概括性的不足。从其它国家(如美国的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经验来看，这种以评议和对话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技术伦理审查委员会，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当代科学技术的负效应问题，但的确起到了良好的缓冲作用，使科学技术活动的负面影响减到最小。

三、 社会公众的科技伦理责任

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无处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科技的烙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科技的支配。“我们大家都是人类集体行为的参与者，都是这一集体行为所带来成果的受益者，现在，义务则要求我们自觉地节制自己的权力，减少我们的享受，为了那个未来的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人类负责。”[5]

公众作为科技成果的使用者，他们对科技的评价、理解和应用将产生实际的事实结果，其正确行为将有助于社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相反，其不当行为会造成或加剧某些社会问题。而且，公众的价值偏好和消费倾向对企业或机构下一步科技活动的开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6]公众对某项科学发展的认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科学共同体及政府、企业决策者的态度。除此之外，公众有效地承担其科技伦理责任，还可以使科技政策制定更民主化，让政策制度者了解更广泛的观点、知识和经验，以打破技术官僚制的决策缺陷，形成新的、原创性的思想。

社会公众的科技伦理责任主要是“关注、了解、参与”。即社会公众应关注科技的发展，对科技有基本的了解，在观念和意识上树立对科技的正确看法，理解科技“双刃剑”的含义，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参与政府及其它决定者的决策讨论，提供自己的意见，警惕对科技的忽视和滥用，从行动上支持正确的科技活动，用限制的思想处理自己的消费欲望，用正确的方式运用科技成果，努力减轻或排除可能造成的危险。如切实保护环境和自然生态，拒绝为追求短期利益而采用严重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技术等。

公众科技伦理责任承担的好坏，与公众的科学素养密切相关。中国科协借鉴国际通用的测试公众科学素养的指标体系和方法，于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年、2003年、2005年进行了多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在“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的基本了解程度”这三个国际公认的组成科学素养的方面，虽然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在逐步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普遍偏低，处于落后地位，而且呈现出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城乡、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公众科学素养的缺乏，导致公众科技伦理意识的缺乏和科技伦理行为的偏差。因此，加强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势在必行。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落后主要是由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过分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事业进步，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并没有保证诸如科普教育此类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使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现代社会，让民众正确了解科学技术，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念，采取正确的科技行为，不仅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也有利政府更好地开展工作。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政府及科技工作者应加强对社会公众的科技教育，通过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营造科技伦理氛围，引导公众关注科学、应用科技、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采取诸如沟通会议、社区研究、公民评判、公民座谈、听证、地方和国家咨询、焦点言谈等民主方式，鼓励社会公众对新的或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具体的探讨，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再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新科技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借助公共媒体(尤其是电视这一可视媒体)引导公众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改善生态方面的实际行动。最后，随着公众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造就具有基本理性精神和规律意识的国民群体，为中国科技的创新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传统的以科学家为科技伦理责任的唯一主体的时代已经结束。科技工作者、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社会公众由于在科技事业中各有影响和收益，不同程度地参与和影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科技伦理责任。只有当科技工作者、政府及其它决策者、社会公众都积极地承担起自己的科技伦理责任，形成有机统一的科技伦理责任的多元主体机制时，科技事业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而不致于成为祸害”。

参考文献：

[1]李文潮，刘则渊.德国技术哲学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

[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3]让·拉特利尔.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

[5][美]汉斯·尤纳斯.技术、自由与义务(Technik，Freiheitund Pflicht)[A].德国图书和平奖，1987(Frieden-sprei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1987)[Z] .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梅瑞祥

作者：梁红秀

第2篇：伦理学把握生活世界的三种方式

摘要: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们愿意生活下去并意欲过上好生活,伦理以及伦理学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伦理道德绝不仅仅是过往生活经验的总结,伦理学也不仅仅为过往的和当下的生活作注释和辩护,伦理和伦理学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伦理学通常以三种方式把握、解释和指导生活,这就是政坛伦理学、讲坛伦理学和论坛伦理学。在伦理学把握生活世界的三种方式之间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存在的只是不同题材的问题,探讨它们之间的边界以及相互通约的可能性,对于推进当下的伦理学研究无疑是重要的理论工作。

关键词:生活世界;伦理学基本问题;应用伦理学

作者简介:晏辉(1960—),男,内蒙古赤峰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伦理学和价值哲学研究。

每一时代的人们都在造成着道德问题,也都殚精竭虑地在解决着这些问题。然而无论从理论研究的层次还是从日常思维的角度看,人们常常过于怀念或崇敬别一时代的品德而悲观于自己时代的道德问题。事实上,没有无道德问题的时代,也没有无品德的社会。关键在于,如何厘定特定时代之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道德问题,考察这些问题的现状、性质、所起作用的方式以及对好生活的影响。伦理学以政坛、讲坛和论坛的形式发挥着属于其自身的社会功能。基于伦理学发挥社会功能的三种方式,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借鉴传统伦理资源、指明伦理发展的可能形态,无疑是中国伦理学的一个理论任务。

一、辩护与批判:政坛伦理学的合法性

一如伦理道德在任一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和精神状态那样,伦理学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发挥着它的辩护、教化、批判和预设功能。伦理道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但其核心内容却是两项:德性与规范。规范是正当行为的规范化形式,而德性则是“主观意志的法”。无论是何种形式,伦理道德均要通过个体的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来“劝导”意志,以获得幸福或行为的正当性。规范个体行为的正当性要求,既来自自身,也来自他者,更来自政府。任何一个时代从未轻视过对个体的“劝导”工作,政府会像制定法律那样创设伦理规范,以规约人们的意志和行动,使之朝着它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政府倡导某种伦理范型可能以使民众过一种好生活、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的名义而推行它,但直接动因则是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以政府的名义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通常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是由政府组织而由所谓的“伦理学工作者”编纂的伦理规范体系,此种伦理体系可能考虑个人完善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但主要是顾及政府的“偏好”,无论是内容安排、结构设计还是措辞技巧都以政府的可接受性为基础。作为意识形态之伦理道德体系之另一种生成方式是,由所谓圣贤所创造的伦理学说,以及受这些学说影响而形成的日常道德思维和道德生活实践,例如儒家伦理。儒家伦理初创之时并无为权力者集团服务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意图,然而一经被权力者集团纳入到他们的支配逻辑,圣贤们所创造的伦理学说就会按照意识形态的轨迹发展下去。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运动,儒家伦理成为了支撑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基础,同时也变成了权力集团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武器。任一种伦理道德一经成为意识形态便会陷入两难境地:既要顾及生活实践的可能性和民众的接受性,还要考虑对支配活动而言的有效性。而支配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运行逻辑。意识形态化的伦理与真实生活之间可能有三种组合方式:基本匹配、基本无关、意识形态伦理替代生活伦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三种情况可能都会出现。如果将三种情况进行价值排序,其间呈现价值递减。

针对如上复杂情形,政坛伦理学理应对其自身的合法性身份和正当性地位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无论着眼于历史经验还是立足于当下实际,政坛伦理学的存在都是合理的。问题不在于这种伦理学是否应该存在和必然存在,而在于政坛伦理学的言说方式和服务路径。其言说方式必须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即必须以辩护与论证的立场和态度为其服务;服务路径表现为依赖于体制所给定的可能性空间,于体制以外言说体制以内的事情被证明是最有风险的事情。因此,政坛伦理学如要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取得权威者集团的信任与同意,亦即获得言说与行动的合法性。即便如此,政坛伦理学也依然存在一个实现合理性程度的问题。倘若一味地为现世的支配行为进行辩护和论证,而缺少最基本的批判精神,那么,经由政坛伦理学论证、由政府所倡导的伦理范型就会因为缺少“群众基础”而流于形式。出于此种考虑,政坛伦理学工作者应摈弃那种仅把辩护和论证作为糊口之手段,或作为赢得“席位”之途径的想法和做法。辩护与批判是政坛伦理学所必须坚持的态度,辩护应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一如没有经过思索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一样,未经过理性省察的伦理范型也是不值得推荐和实践的伦理。

现代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虽已经过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但伦理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被建立起来则不过三十余年的时间。三十余年来,政坛伦理学虽不是伦理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但很多时候,即便在讲坛伦理学和论坛伦理学的语境下,也仍不缺少政坛伦理学的影子。如以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态度看待政坛伦理学的存续方式,那么政坛伦理学的存在与影响就不仅是应然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普遍有效的“先天实践法则”和形式多样的“道德规范”如能借助某个权威而通行天下,则无疑是一种十分和谐的状态和“至乎其极”的境界,然而此种状态和境界似乎没有出现在现世中,只是一种“理想模型”。在批判与辩护的双重要求下,政坛伦理学究竟该如何作为呢?

首先,寻找既合于历史的逻辑又合于支配的逻辑更合于生活的逻辑的伦理范型乃是政坛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在计划体制下,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不仅是政坛伦理学所推崇的伦理范型,同时也是事实上的由意识形态所践行的伦理范型。在此种语境下,政坛伦理学无须给共产主义道德体系以正当性基础之说明,人们只管如此行为,无须追问如此行为的正当性基础为何。这是由政治统合经济和文化从而使政治标准通行于天下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建基于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伦理学还缺乏足够的批判与反思的气质,于是,辩护与论证就成为了伦理学的基本功能,政坛伦理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伦理学的主流形态,尽管讲坛伦理学和论坛伦理学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转型中国发生了结构性变迁,政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经济和文化开始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发挥作用。基于资本的运行逻辑之上的商业气息、原子主义思维方式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欲望的神圣激发、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为现代社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社会环境和物质手段,当这三个要素被并置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全面的生产和消费运动就开始了。在此种背景下,什么才是社会之主流的伦理范型呢?或者说何种类型的伦理体系才能支撑转型中国健康发展呢?对此,政坛伦理学应勇于担负历史责任。

其次,转型中国之主流形态伦理范型必然呈现为复杂结构。依照主体思维,也就是按照对谁而言谁应该做什么,可把主流形态的伦理范型作结构上的分类。进一步地,还必须考虑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分类方式。摩尔把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归结为两大类:“第一类问题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哪种事物应该为它们自身而实存?第二类问题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我们应该采取哪种行为?我已力求证明:当我们探讨一事物是否应该为它自身而实存,一事物是否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或者是否具有内在价值的时候,我们关于该事物,究竟探讨什么;当我们探讨我们是否应该采取某一行为,它是否是一正当行为或义务行为的时候,我们关于该行为,究竟探讨什么。”[1](P1)根据这种方式,伦理学应该分成伦理价值目标和伦理道德规范,前者追求的是:我们为什么而做;后者强调的是为着这个价值目标我们该做什么。转型时期的中国之主流伦理规范范型应包括以下内容。(1)整个社会的基本伦理价值目标。公平、效率、民主、自由与幸福是转型中国的基本价值目标。通过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组织方式追求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通过体现差别原则和平等原则的分配制度,以使每个劳动者分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为人们的生产、交往和生活提供秩序保证,使每个公民分享基本的公民权并履行公民义务;每个人通过日益广泛的公共交往和日常交往、通过享用丰富的生活资料获得自由和幸福。(2)政党的核心价值观。为了实现转型中国的基本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合乎理性要求的价值观:深入学习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3)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是每个公民能够做到也应当做到的道德要求;“八荣八耻”是针对各阶层公民提出的道德规范。在符合历史规律、先进文化和人们根本利益要求的基础上,构建既是可能的又是正当的伦理价值体系,无疑是政坛伦理学之重要的理论任务。

二、传播与教化:讲坛伦理学的合理性

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兼有传播与教化的职能,能够传播的对象是伦理知识,能够教化的内容是伦理精神,集知识与教化于一身、容知与行于一体是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根本特征。伦理首先表现为一种知识,但又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之所以具有知行合一的内在要求,取决于这种知识不只是关于人是什么的概念,而且是关于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知识。就这种知识的来源和去向来说,必定是出于人的实践而又归于人的实践,这就是“美德即知识”的意蕴。能够称之为“美德”的知识,就其与实践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说有伦理实践知识和伦理理论知识。这种区分一定意义上更适合于西方的伦理传统。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始终不曾中断其丰富与发展。与此有别,中国的伦理传统基本上没有实践的伦理知识和理论的伦理知识的分别。惟其如此,中国伦理传统就有了两个方面的优势: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和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都较为发达;有两个劣势:不能从大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再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和实践理性批判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它们可以作为伦理知识,但却很难普及化为日常道德理性知识从而具有教化的功能。在中国的伦理传统中,虽然道德哲学显得不足,但伦理学却是极为发达而成熟的。无论是蕴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伦理知识,还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都有极强的教化功能,儒家伦理通过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最终演变成了普及化的伦理体系,以至于成为支撑人们日常生活的最为坚实的伦理基础。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仁、义、礼、智、信既是理论形态的伦理知识,又是实践形态的伦理知识。可以说,四书五经作为“经典教材”成为进行伦理熏染的范本,私塾教育也成为讲坛伦理学的典范。无人怀疑更无人指责,儒家伦理之作为讲坛伦理学的合理性,因为它确实效果卓著。不但有孔孟招收门徒进行仁、义、礼、智、信方面的对话、研讨、争论,还有家庭、家族、村社范围内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伦理讲说”和“传授心法”。在传统社会,讲坛伦理学是在师徒和父子之间进行的,虽无今日之专门的讲坛伦理学,但却有日常的讲坛伦理学。

然而,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讲坛伦理学逐渐成为“纯知识”类的伦理学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教化的内容的话,那也只是政治的“强化”,而不是与现实的、日常生活相融合的教化。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体系,无疑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诉求。这个道德体系不仅是讲坛伦理学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政坛伦理学、论坛伦理学的核心内容,这是由于政治统合经济与文化的缘故。在此种语境下,伦理道德作为一种德性和规范被整合到政治之下,反之,一切政治活动都要以道德的名义通行天下,伦理道德被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俨然具有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权威力量,事实上,这是一种幻象。伦理道德不再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发挥其批判、辩护与教化功能,而仅仅变成了进行政治辩护的手段、政治驯化的工具。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使伦理学这样一种实践科学变得不可能。基于政治需要之上的伦理学体系同基于生活和历史逻辑之上的伦理学肯定有别。当经济与文化开始相对独立地发挥它们的社会功能的时候,当伦理学不再充当政治的附庸而成为相对独立的实践科学的时候,作为学科形态的伦理学的建设才会提到日程上来。

在现代性语境下,讲坛伦理学或作为学科的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一个合法界定的城邦伦理共同体中,古希腊时期的伦理学是集政治、学术和教化于一体的,这种一体化是通过自由、民主和城邦精神而建立起来的。在以家庭为轴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其伦理学也是集政治、学术和教化于一身的,只是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的,是血缘和地缘伦理学。家与国的同构化,使得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之间具有了逻辑必然性,此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大学》)而在一个以原子主义思维方式和消费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社会,原本合一的伦理学开始分化为政坛伦理学、讲坛伦理学和论坛伦理学,这种分化的社会基础在于现代社会的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化的结构性变迁过程。伦理学内部的分化实质上是“是”与“应当”(价值)的分化,知识与教化的分离。在这种分化中,作为实践科学的伦理学有被科学化、知识化的内在要求和倾向。尽管这种内在要求和倾向可能会导致伦理学的“拔根”(薇依语)后果①,不再关注行动者而只着眼于行动本身的正当性,但使伦理学成为一门拥有特定范畴、致思方法和逻辑关系的理论体系,依然是中国伦理学的内在要求。

在推进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上,特别是在教材建设上,我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借鉴和吸收西方伦理学学术资源基础上编制了多个版本的伦理学教材。笔者以为,作为讲坛伦理学之文本的伦理学教材,应着重考虑如下一些方面。(1)作为伦理学之根据的前提批判问题。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科学,是否需要前提批判的功夫,是一个需要优先加以考虑的问题。任意一种彻底的伦理学无不需要一种牢靠的哲学前提。关于这个哲学前提的设置需求助于道德哲学的分析与研究。康德要在讨论具体的道德问题之前预先产生“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他要预先考察道德的基础和来源问题。道德基础回答的是道德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问题,道德来源回答的是道德的可能性问题。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尽管是不完全的,因而是自在的目的,人能够把自己视为目的,也必然和必须把别人视为目的;因为每个有理性的存在都是如此:总把自己视为目的,总能尊重自己为最高、终极的目的;而别人都是相似的我、相同的我,在自尊的基础上,也必须尊重他人,尊重他人为自在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尽管道德形而上学原理有多种表述方式,但其共同基础则是自尊、尊重和敬重。那么道德如何可能呢?“约束性的根据既不能在人类本性中寻找,也不能在他所处的世界环境中寻找,而是完全要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2](P37)只有把道德基础建立起来,伦理学体系才是有根基的,因而也才是牢靠的。(2)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朱熹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话语言说着相同的道理:“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的。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3](P36)康德对人是靠着理性这种能力而具有善良意志从而具有道德这一点坚信不已:“我们终究被赋予了理性,作为实践能力,亦即作为一种能够给予意志以影响的能力,所以它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2](P45)在中国传统伦理理论中也不乏关于德性是否可教问题的讨论。朱熹在讨论《大学》之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4](P3)朱熹在解释“格物”、“致知”之意时更是精当确凿地指出了“美德可教”的根据:“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4](P7)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行动”、康德的“善良意志”还是朱熹的“明明德”,都将道德的可能性建立在主体性之上。道德基础论证问题、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应是伦理学优先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在我们现行的伦理学体系中,这种前提批判的功夫显得比较薄弱。(3)道德主体问题。目前讲坛伦理学所使用的教材,一个基本的特征是个体伦理倾向。在关于谁的道德、可以向谁提出道德要求的问题上,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是个体德性论。事实上,以个体为唯一的道德主体不符合现代伦理要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个体因没有德性或道德水平不高,甚至因“道德败坏”而造成的社会影响,常常不如经济主体(企业)、权力主体(行政机关)因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渎职、滥用职权而造成的损失为大。应当做什么不应该仅限于向个体提出,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正当性基础也必须成为伦理学教材所安排的内容。

三、批判与预设:论坛伦理学的真理性

如果说政坛伦理学的主要职能在于说明与辩护,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与立场;讲坛伦理学的主要职能在于证明与传播,提供的是一套理论和学术;那么,论坛伦理学的主要职能则在于批判与预设,以供给思想和价值为己任。论坛伦理学的致思范式是批判与预设,其基本理论是立足于当下、指称于过去、指向于未来。指称于过去体现的是批判与继承的功夫;立足于当下依靠的是分析与批判的能力;指向于未来需要的是预设与信念的气魄。伦理学起于“是”但不止于“是”,必须基于“是”而升达于“应当”。“应当”并非主观上的“自以为是”而事实上并不“是”。“应当”作为一种“价值承当”基于“是”而又高于“是”,是基于对“是”的分析与批判之上的“预先给予”。伦理学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事情。黑格尔曾就伟大人物与公共舆论的关系精辟地说道:“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伟大人物的事。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时代的内心东西和本质,他使时代现实化。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5](P334)伦理学如何要在充满谬误与真理的公共舆论中发现真理并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呢?

普遍、特殊与个别。政坛伦理学表达态度,讲坛伦理学构建体系,论坛伦理学生成思想。生产思想的根本道路在于发现问题、体会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要解决问题,因此,问题意识是论坛伦理学的活的灵魂。作为伦理学之表象的问题(难题)有三大类。(1)普遍问题适合于任何人类社会,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们愿意生活下去并意欲过上好生活,这些问题与难题就在所难免。例如,德性之本(道德基础论证)、道德与伦理、德性与善(目的论与义务论)、善与正当、自律与他律、良心与舆论、德性的养成、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普世伦理,这些伦理问题贯穿于人类活动始终,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那里也会经常遇到,变化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这些问题的呈现方式,以及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道路与方法。(2)特殊问题适合于几个社会形态的伦理问题或难题,如市场社会条件下的伦理问题,应用伦理学就属于这些伦理问题的学科形态。现代性不仅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更是一个规范性范畴,用来指称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运动。这种运动不但改变着传统的伦理结构,同时也要求着与这种运动相适合的道德思维方式和道德实践模式。如同一块银币的两面,现代化运动在带给人们富足与消费的同时,也把人们的生活压缩成单一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享用。作为问题的现代性在道德上集中表现为如下一些问题:原子主义和快乐主义思维方式成为主流形态;消费伦理替代节俭美德;操作伦理重于关怀伦理;行动者逐渐让位于行动本身(规范伦理胜于美德伦理);伦理学学科建设陷入困境。这些问题既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属于特殊问题。(3)个别问题属于某个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所遇到的伦理问题,如转型中国所遇到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性语境下的伦理难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复兴美德伦理学的问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程度。用西方伦理传统以及救治现代西方伦理困境的诸种谋划来解决中国当下的伦理难题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中国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中国特色不只是问题有特色,还包括解决问题的道路与方法有特色。只有把普遍、特殊与个别统一起来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特色的伦理问题。

可能、现实与必然。任何一种“应当”都是一种可能,而任何一种现实都是实现了的可能,然而只有合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于一体的现实才是必然的;伦理学所追求的不是一般的现实,而是具有必然性的现实,只有具有必然性的“应当”才是真正的“应当”。康德始终坚信,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必然的,尽管它并不能保证每个有理性者都必然地按照绝对律令去行动,但绝对律令本身是不能受到质疑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始终潜藏于人类本性之中,但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这个最高的道德原则只是保证了自身的自足性,体现了自身的最高价值,事实总是有缺陷的。论坛伦理学就是要善于构造康德那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对现实的道德事实和道德观念作出正确分析和正当批判;对伦理道德的未来形态作出可信的预设。

“原理”与“应用”。现代伦理学与古代伦理学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领域伦理学,后者是统一伦理学。只有在统一伦理学的境遇下,才有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而在领域伦理学境况下,只有康德式的道德原则而无统一的道德规范,因此,“原理”只是一个学科概念,而不是一个实践范畴,一个普遍有效的原则和一个普遍有效的规范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传统社会,既有普遍的原则又有普遍的规范。在现代性语境下,由精细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生活领域的分化,使得统一的规范陷入困境,于是,认为应用伦理学是某个伦理学原理在实践领域中的应用的观点,被证明是缺少根据的,缺乏说服力的。领域分化的重要根据是:经济和文化开始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开始有了相对清晰的边界;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表现为公共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经济主体的伦理意识与伦理行动、道德观念与慈善活动;政治活动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表现为权力的界定方式、政治权力分割的正义论基础、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公务员的德性结构与品德修为;精神活动领域中的伦理问题表现为好生活的回归、幸福感的提升、意义的创造与体悟;家庭领域、科技领域、生产与消费领域,等等,都有各自的伦理难题。事实证明,不同领域里的伦理难题是不同的,解决这些难题的道德规范也是不能通约的,在此种境遇下,寻找适合于各个具体活动领域的道德规范就既无必要也不能。切实可行的道路是,制定适合于具体领域的道德规范,并为这种规范提供有效论证,行动主体要为他的行动提供正当性说明。总之,应用伦理学并非是某个伦理原理的具体应用,而是由传统伦理思维方式向现代道德思维方式的转换。如果不能深入领会伦理学中行动者到行动本身的现代转换,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由美德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的现代转向,就不能很好地领会复兴美德伦理学的内在价值诉求,更不能掌握应用伦理学的精神实质。

政坛伦理学、讲坛伦理学和论坛伦理学并不是严格的学科术语,它们不像经济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学科那样,有严格的学科对象,有清晰的学科边界。它们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用来指称伦理道德发挥社会作用的方式,其间的界分不是题材上的差异,也不是伦理道德在本质上的区分,而是言说者言说伦理道德的话语方式,以及用伦理道德去做什么。它们不是独立的伦理学体系,而是规范伦理学的不同形式。其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而是出于不同目的、为着不同目标而进行的言说、陈述和论述。道德叙事和话语系统上的差异所体现的是伦理学呈现方式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是伦理学之生态学的集中表现。中国伦理学之未来形态的“理想模型”可能是,集政坛伦理学、讲坛伦理学与论坛伦理学于一体,融辩护、证明与预设于一身,追求“是”与“应当”的统一,分析与规范的一致。这种统一与一致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诉求,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参 考 文 献

[1]摩尔. 伦理学原理,长河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朱熹. 大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责任编辑付洪泉]

Three Ways to Grasp Life World of Ethics

YAN Hu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Key words: life world; basic issues in ethics; applied ethics

作者：晏辉

第3篇：马主任的三种表情

——记唐山市人民医院乳腺一科主任马杰

天使是什么?马主任的三种表情告诉我们：天使是爱的象征，他能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幸福。

“马主任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一位护士说。“看到他每天都面带微笑，我感到心里特别踏实。”一位医生说。

“他一到病房，我们就感觉着病房里充满阳光。”一位患者家属说。

“他特别爱笑，走道儿水冲的似的，真精神!”一位患者说。 „„

马杰是唐山市人民医院乳腺一科主任，他留给所有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那标志性的微笑和亲切的话语。阳光、自信、体贴、充满温情和关怀。然而，乐观向上的马杰也有愁云密布的时候，他也会愤怒，也有忧伤。

马杰经常开车几十公里去看望他的乳腺肿瘤患者张芬平。因为张芬平的病情，一向喜欢笑的马杰曾经大动肝火。他的同事赵雅婷介绍说：“张芬平来的时候，乳腺癌就已经侵破了皮肤，是一个很典型的晚期病人。刚开始给她看病的当地大夫一直说她没事儿，让她在家吃药，吃到这个份儿上她才到我们医院来的。当时，在收诊的时候，我看到马主任非常着急，非常愤怒。”马杰气的是医生的错误诊断对张芬平病情的延误，但他心中更多的是同情和惋惜。马杰又很快平静下来，他为张芬平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治疗方案，换药、擦洗、手术，全部自己上阵，因为张芬平家境非常贫困，是卖了房子来治病的，马杰把治疗费用降到最低，并对她倾注了更多的关怀。张芬平丈夫说：“要不是马主任，我

们就不惦着治了。马主任跟我们说，慢慢儿给我们治，一定努力给我们治好。看到马主任这么有信心，我们当家人的也有了信心，一定要给她治好!”

马杰在2002年被医院聘为肿瘤外科副主任，他和科室的同事团结一致，在技术上成了锐意进取的开拓者。十几年来，他出色地完成了多例胃癌根治术、乳腺根治术和大肠根治术，先后被评为省级青年岗位能手、唐山市百名优秀青年等等。

在临床当中，他常常把自学的心理学知识与治疗相结合，不仅帮助患者切除身体上的肿瘤，还要扫清他们心理上的障碍。马杰说：“现代医学不是单纯的一个生理的模式，而是社会的医学模式，心灵的沟通变得尤为重要了。所以当病人来到我诊室的时候，或者住到我的病床上，我首先是和他接近，让他能够接纳我，不仅仅把我当成他的医生，而且把我当成他的朋友。”

2006年夏天，马杰接诊了一位名叫马莉的患者。马杰了解到马莉早年离异，而且唯一的女儿又在外地。在马莉被确诊为乳腺癌后，如何把病情告诉她，马杰满面愁绪。工作在他身边的医生岂怀华说：“马主任在我们面前是快乐的，但是当病人有难处，或者病情很危重的时候，马主任也会为怎样让病人乐观面对生活，开朗起来，下一步怎样继续治疗而犯愁。”在马莉的问题上，马杰采取了迂回战术。他先安排马莉入院，让她接触患者，了解病情，从心理上给她一个接受的过程，再把病情逐渐渗透给她。后来马杰成功地为她实施了手术。从做完手术到上完化疗，马莉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位医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她说：“我感觉马主任就像太阳一样，太阳一升起，他就来到我的病床边，每天都是这样，如约而至。”

从医二十年，马杰凭着一股执著的劲头，不断钻研提升着技术水平，精湛的医术让他赢得了患者的信任。马杰对患者付出着

热情和真诚，他为无数个病人重新找回健康，把许多癌症患者拉出死亡的边缘。那些他救治过的人也在牵挂着他，祝福和问候的信息常来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

20年过去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从一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大学生成为了一个颇有经验的乳腺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每当想起这20年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总有阵阵暖流涌上心头。

在1993年热情如火的7月，他以河北省优秀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分到人民医院肿瘤外科工作。每个人都知道，选择了医生就意味着选择了艰苦，“活到老学到老”将伴随每个医务人员的终生。他深深懂得在临床工作中，大学校园中所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从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便立志要刻苦、勤奋，向主任学习，向资深医师学习，向患者学习。短短的时间内，他的外科病历书写以及外科基本技术操作，如：腹穿、胸穿、外科换药全部过关，并在医院青工技术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受到院里嘉奖。在临床工作当中，科主任夸他认真、仔细、周到;患者评价他有知识、有爱心、有方法。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和主任的言传身教，他的进步非常快。对于本学科常见疾病，如乳腺癌、胃癌、大肠癌的诊断标准，术前术后的准备，并发症的处理，术后辅助放、化疗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能够独立完成外科常见手术如阑尾切除术、疝修补术、睾丸鞘膜积液手术、乳腺单纯切除等手术;在上级医师指导下完成胃癌根治术、乳癌根治术;在国家级杂志《综合临床医学》上发表医学论文《残胃排空迟缓症》;98年顺利通过了全省主治医师资格考试。

1998年晋升为主治医师之后，他成为了科里的骨干力量。更多的学习和锻炼机会，使他的临床技术突飞猛进，手术水平明显提高，处理病人也更有经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经常

感觉到自己知识的匮乏，于是向院领导申请，到著名的天津肿瘤医院进修学习1年。天津肿瘤医院是我国肿瘤学的鼻祖之一，那里拥有众多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有大量临床病历和资料，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同进入知识的海洋一样，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丰富的营养。他扎实地学到了诸如全胃切除空肠间置代胃术，胰十二指肠广泛切除术，胃癌腹腔热灌注化疗等技术。他已能够独立完成胃癌根治术，乳癌根治术(传统根治术和改良根治术)和大肠癌根治术(左、右半结肠切除术、直肠癌麦氏术、直肠癌前切术)。其中胃癌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2002年底他被医院聘为肿瘤外科副主任。担任副主任期间，无论在技术、科研，还是在管理上他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科室的同仁团结一致，为医院的腾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年，他们科室被评定为唐山市医学重点学科。他自己也先后在《中国综合临床》、《中国肿瘤临床》、《华北煤炭医学院学报》、《中华医学研究与中等医学教育改革》等国家级刊物及专著上，发表了《恶性肿瘤的微转移和细胞角蛋白检测的应用意义》、《TA2系小鼠乳腺癌肺转移(BCML-TA299)模型的建立及生物学特性的实验应用研究》、《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附41例报告)》、《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等优秀论文。先后被评为“省级青年岗位能手”、“唐山市百名优秀青年”、“市级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平时，他喜欢博览群书，也常常把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的有关知识应用到临床当中。针对病人中不同的病种、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情况因人施治，这样不仅得到了病人的理解和信任，也收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乳腺上长了一个肿物。正直雨季，马主任二话没说，下班就去老人家中为她

会诊，当时怀疑老太太患乳腺癌的可能性极大，但家属拒绝手术治疗，只好采用内分泌治疗。在以后的一年间，马杰每个月都会去老人家中为老人查体，而老人乳腺上的肿物并没有变小，而且马上就要破溃了。在马杰的劝说下，2011年8月，他成功地为这位百岁老人实施了“乳腺癌手术”。老人术后第2天便能下床行走，而且术后恢复极为迅速。这次成功的手术不仅受到了唐山市各大媒体的争相采访，而且中国搜狐网站和新加坡华文报也都对此进行了报道。病人家属更是感激万分。

记得一位家属曾这样对他说：“你的微笑对我妈妈的生命很重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患者及家属的期望值增高了，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再加上社会舆论及其他诸多的因素导致医疗纠纷越来越多。二十年的工作中，他可以问心无愧并充满自豪地说：“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医疗纠纷”。

病人从他身上感受到最多的是“人性化”服务和廉洁行医、一心为患。有位姓成的乳腺癌老大姐，入院当天就多次暗示马杰要送“红包”，被马主任婉言谢绝。刚开始她还有点困惑，因为在别的医院她也替别人“送过红包”、“办过宴请”，可是从住院到现在，已经四个月时间，从做完手术到上完化疗，马主任和他的医护人员没有拿过成大姐一分钱“红包”，没有吃过她一顿饭，甚至没嗑过她的一个瓜子，没喝过她一口水，可自始至终医生、护士们都尽心竭力地治疗护理，无论是身体上的病痛，还是埋在心底的疑问，全都被一扫而空。有一次，马主任要去外地出差，走那天正该成大姐换药，又赶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按说，打个电话让其他大夫替他换药也是一样的，谁知，不到七点，马主任就冒雨来到患者的病床边为她换药，并叮嘱她注意事项。换完药，他才打出租车匆匆赶往车站。在外地出差的日子里，他经常打电话或发短信了解患者的病情，患者十分感动。

马杰主任不仅对医术精益求精，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患者满腔热情，而且还非常善于观察患者的情绪。有一天，他发现患者马莉的情绪有些反常，下班后就来到她的床前和她聊天、拉家常，从谈话中了解到老大姐的心事，就耐心给她做工作，让她勇敢接受，不要放弃，鼓励马莉正确对待个人感情问题，他说：“癌症患者同样有权力接受爱情”!他的一句话，让患者的心胸豁然开朗，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回首往事总会感到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每个人都热爱生活，生活因为有了白衣天使而更加精彩。马杰喜欢医生这个职业赋予他的那份神圣与崇高。有时喜，有时急，有时忧，这就是马杰的三种表情。每一种表情都紧紧联系着患者，这表情的背后是悄悄流淌的关怀，是默默传递的温暖。这表情，就是他肩上背负的责任，是他心中坚持的信念，是阳光路上他一成不变的追求!(文：刘敏推荐：外妇五支部、肿瘤支部)

第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