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经济地理学：继承与创新
摘要：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长期缺失空间维度，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新”新贸易理论则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基于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其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三大分析框架，即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和BEKJ分析框架。中国学者应积极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简单的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和优化路径。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新”新经济地理学;“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空间格局;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則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業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外围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外围”(中心是工业区，外围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外围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現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外围”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代理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數据可获得性较差，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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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JY019)
作者简介：年猛(1983—)，男，安徽宿州人;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王垚(1985—)，女，河北石家庄人;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就职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
作者：年猛 王垚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新经济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以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他领域的创新。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虚拟经济;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新经济就是互联网经济、物联网经济、大数据经济;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新经济就是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等等。
以上关于新经济的认识，要么偏重于以新技术为核心的硬视角，要么偏重于以新思维为核心的软视角。这里，基于新经济“创新”的本质特征，可将以上关于新经济的认识用“硬”和“软”两种视角加以整合，形成一个开放性、动态性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从“硬”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金融、新制造、新零售、新服务所驱动;从“软”的视角看，新经济由新思维、新理念、新制度、新规则、新业态、新组织、新机制所驱动。从而，新经济可被定义为基于“硬”驱动和“软”驱动交互驱动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
新经济之所以“新”，源于七个方面。以下，通过对新经济、旧经济的鲜明比较，以此精準反映新经济的全貌，整体构筑新经济的体系。
一、新的基础设施
概括而言，旧经济的基础设施，重在有形连接，即“桥连接”，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码头、桥梁等，俗称“铁公基”，存在物理空间约束。新经济的基础设施，重在无形连接，即“云连接”，狭义地指的是“互联网”，广义地指的是一个新技术群，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终端;ICT、DT、CPS，VR、AR，区块链;识别技术，无人技术，5G技术，3D技术，等等，亦称“云设施”，它突破了物理空间约束。
二、新的增长动能
比较而言，旧经济主要依赖要素驱动，诸如劳动、资金、土地等，这些资源多为低位资源、实体资源，经济活动仅局限在实体空间进行;新经济主要依赖创新驱动，诸如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这些资源多为高位资源、虚拟资源，经济活动既在实体空间进行也在虚拟空间进行。
三、新的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指把物质化形态的产品完全转变成非物质化形态的产品，产品经历了一个由硬件到软件的过程，即完全“去物质化”。
智能经济。不能完全去物质化(减物质化)的产品，就要全面改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一切产品都要改智能化，即“产品+互联网”“产品+物联网”“产品+人工智能”，由此形成“人脑智慧+电脑网络+物理设备”三位一体的总体结构。
无人经济。包括无人驾驶、无人工厂、无人商场、无人银行、无人酒店、无人加油、无人停车，等等。
共享经济。旧经济、传统经济，是一种基于所有权规则的经济模式;新经济、共享经济，则是一种基于使用权规则的经济模式。
体验经济。旧经济、传统经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分离的，生产就是生产，消费就是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新经济、体验经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合一的，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消费者和生产者合一，即形成了产消者。
四、新的运行方式
速度效应。当今世界，一切都快了起来，其典型表现是“四个周期变短”：产业生命周期变短、产品生命周期变短、技术生命周期变短、知识生命周期变短。
网络效应。过去，生产者数量少，他们之间容易“团结”起来，形成对市场的控制力，即“生产者优势”;现在，基于虚拟空间“三零一无”的特点，全世界消费者联合起来，与生产者形成势均力敌状态，即“消费者优势”。在“消费者优势”和“生产者优势”均衡的状态下，两者关系由过去的“零和博弈”转变成现在的“共赢生态”。
精准效应。以微观企业为例，包括：精准研发、精准制造、精准营销、精准服务。
长尾效应。虚拟空间市场，无论多少数量多大规模，产品仓储成本变化不大，用户购买半径是无限的，而且可以任意时间下单购买。这样一来，不仅头部产品因为购买成本和购买价格更低更加畅销，而且尾部产品成为畅销产品，即海量的消费者形成了对所谓的“冷门产品、小众产品”的巨大需求，由此导致长尾效应(长尾用户、长尾产品、长尾市场)产生。
协同效应。协同，具有融合、协调、匹配、均衡、一体的意思。尽管各个要素可以自成一体、独立发展，但是它们按照一定的数量关系、质量关系、结构关系、差序关系彼此协同起来，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五、新的分配方式
与工作时间缩短、闲暇时间增多相配套，整个社会收入分配规则需要重新设计。不仅如此，随着部分员工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即由“在职员工”转向“在线员工”，其与组织机构建立的是合作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失去了享有原“单位人”员工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资格。鉴此，社会政策需要做出根本性的转型。具体而言，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待遇由“公民身份”决定，而非由雇佣与否决定，即以社会权利的名义为公民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而且，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大大提升，全民共享“时代红利”，践行“普惠经济”。
六、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美好生活”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衣食住行用，在新经济时代，这个层面问题通过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以此提质增效。第二层面，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娱乐、休闲养生，在新经济时代，这个层面问题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大医疗、养老产业发展步伐，这既是国家短板，更是民生短板，应借助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群，把注重后端治疗转向更加注重前端预防，即把医养重心由“医院内”转向“医院外”。第三层面，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这一层面问题，不仅涉及生命数量问题(人均预期寿命)，而且涉及生命质量问题，即人的尊严问题。如何实现这一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全新思维、全新思想、全新思路。总之，新经济是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
七、新的统计体系
发展什么就要考核什么，考核什么就要统计什么。新的统计体系，亟需反映新经济的要求，并将新旧经济二者统一起来。
这里，初步提出以下建议：
GNP(国民生产总值)。过去，通常采用GDP衡量经济发展状况，该指标包含外资企业的经济产出。现在，经济步入转型时期，需要寻找成本低廉的国家，加快对外投资，升级产业结构。相比于GDP，此阶段采用GNP更能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效果。
用云量、数据量和人均预期寿命。一是从用电量拓展到用云量。过去，采用耗电量衡量企业生产活跃度、开工率;现在，采用用云量加以衡量，用云量越多，意味着企业数字化升级能力越强。二是从货运量拓展到数据量。过去，采用铁路货运量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现在，采用数据量测量经济活动实时流动信息，数据量上升，意味着市场扩张，反之意味着市场萎靡。三是从银行贷款余额拓展到人均预期寿命。过去，银行贷款余额用来反映人们对当前经济的信心;现在，人均预期寿命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态、福利、教育等方面的综合映射。人均预期寿命越长，一个国家社会和环境整体水平越高。
GNH(国民幸福指数)。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民幸福感，将GNH纳入新的统计指标之中，不仅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生态、生命等的综合表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研究员)
作者：李海舰
2015年“新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
“互联网+”将中国经济转型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想象的大门被推开。
新经济到底是什么，新经济新在哪里，工业方面、信息产业方面、人工智能方面、金融方面将发生什么变革？顶层设计是什么？
3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 旗下的中国经济研究院举办的2015年“新经济圆桌会议”第一期在京召开。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徐昊、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中国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石晓红、北京交通大学冯华教授等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参加了圆桌会议。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在“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的主题发言中说，新经济是最具成长力、最具价值增长力的经济;新经济能够弥合地区差距，实现协同发展;新经济可以形成持久的增长潜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树立新经济意识，以新经济引领新常态，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我国正处在全面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时期，技术创新在一些领域正在从模仿跟随者向并行引领者转换，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某些领域先行突破是完全有条件的，如果抓住新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就可能真正把中国发展推向新高度。
中国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胥和平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关注新常态、新动力、新经济，而这次圆桌会议的形式也是创新的，符合我国新经济涌现式、自发式、全社会齐动员的特点。“圆桌会议”是个平台，不分主次、不分先后，畅所欲言。
这个话题显然让在场的嘉宾都兴奋了起来，话匣子一打开，到场的经济界和信息产业界的“大腕”们，将各领域近期不同的研究成果在会上进行了分享，相同的是提到“新经济”大家都持非常期待的态度。嘉宾普遍认为经过从去年到今年的整个业界的讨论，加上两会前后多项政策的发布和信息的释放，新经济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
原定3个小时的会程，延长了整整一个小时，到下午一点多才结束。大家主要从路线蓝图、大工业变革、信息技术的基础建设、大众创业创新这四个新经济起步时期最关键的方面进行了讨论，有规划、有初步成果、也有深度思考。
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
什么是新经济？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讲话中指出，“世界进入经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要“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新经济不简单等同于互联网经济。所谓新经济主要是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新产业、新服务和新业态。这其中有三种情况需要关注，第一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机电一体化。智能手机是最典型的。第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直接产业化，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直接产业化，由此而形成的大数据产业、工业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等等;第三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和其他服务互联网的系统，由此发展而形成的新服务和新业态，电子商务、移动医疗服务、云医院、互联网安全产业、智能安防系统。
当然，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1.新经济不是去实体化、去制造业化，相反，要通过工业智能化实现产业革命。2.新经济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从技术基础、动力结构、组织模式和运营方式都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以往产业技术是人体力的延伸和替代，那么新经济则是人的智力的延伸或替代。
看经济体量，我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但看经济质量，我们还相差甚远。我国品牌竞争力不足，制造业出口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达11%，但品牌占有率不足3%，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世界500强品牌中，美国有239家，我国仅有25家。我国要在国际化竞争中赢得優势，必须加快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向中国质量转变。
用创新思维引领新常态，就要对传统思维说“不”，继续解放思想，着力创新思维。
北京交通大学服务经济与新兴产业研究所所长冯华：
新经济来了，但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严重滞后
我们要用新经济思维和新经济的组织方式和制度，来重塑新的经济体系。但目前来看，这是严重滞后的。
新经济下，知识、信息等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时间、空间成为新的资源，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对象，而时空转换效率成为竞争力的新来源，这些问题都是传统经济所忽视的，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今天是高校与会的代表，因此我感觉经济学现在是严重滞后了，对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的产业现象和成长规律缺乏深入研究，我称为潮涌现象，一个大潮起来再落下去，水落石出，会看到新的产业兴起。
未来由于互联网技术革命和新能源技术革命，新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出现了，这种分布式生产和个性化消费对接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制造业大国，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方式，可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
这种分布式生产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和分布式能源技术上的，它已经到来。如果说要对新经济做一个判断的话，我们是刚刚处于新经济的萌芽和初期，大规模的产业变革可能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应该为此做好理论准备。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巡视员李国斌：
布局“中国制造2025”，发布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
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专题讨论了如何顺应“互联网+”的趋势，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这一基本问题。互联网使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催生成为可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成为可能。工业信息化部作为工业通信和互联网的行为主管部门，责无旁贷。
中国必须要在制造领域进行大突破。建设制造强国，是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西方国家再工业化的一个战略决策。
我国目前还应该看到，我们具备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我国制造业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我们具备了赶超强国的市场环境和各种资源条件。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制造装备、航空航天裝备、海洋工程装备以及高技术传播、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设备，还有农业机械装备，这十大重点领域要制定滚动性的绿色制造目录，并发布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引领和聚集社会资源，推动优势和战略产业的发展。实施好“中国制造2025”，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质量为先，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融合发展，坚持人才为本。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春从：
信息经济应用占GDP比重已达19.3%
互联网为什么能够渗透到各行各业，为什么不谈“电信网+”，是因为互联网有基本优势，规模优势、扁平优势、便捷优势、积聚优势和普惠优势。
“互联网+”可以看作是信息经济应用部分的核心内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初步测算结果表明，2014年我国信息经济总量突破1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6%。其中，信息经济生产部分规模为4.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1.6%，占同期GDP的比重为6.8%;信息经济应用部分规模为11.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4.8%，占同期GDP的比重高达19.3%。
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历史时刻，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需要有更为强大且持续的支撑力量。信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成为经济质量提升和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我们需要根据信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结合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环境和新要求，凝聚政府、企业和社会共识及力量，确定战略思路和重点任务，积极构建信息经济生态系统，大力推进信息技术研发与应用，积极推进信息资源开放与共享，努力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
贵阳市副市长徐昊：
贵阳要打造全球首个免费Wi-Fi城市
数据是指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支撑条件下，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所有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数字化描述。大数据会成为新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引领整个新常态。
“互联网+”时代，为贵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所以，新常态就是新机遇。我们现在正处于由互联网时代进入大数据时代的门槛上。
大数据框架下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是现代政府的治理，强调多元化主体，强调民主性，强调平等参与性和强调互动性，这个是我们对于新的时期政府治理的特征的一个理解。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破信息壁垒，连接数据孤岛，让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享，实施高效的联动。政府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贵阳打造六、七、八、九四个系列大数据，就是要实现项目化、产业化。数据城市的一个基础，我们称之为大数据的基础平台。用全域免费公共WiFi系统，这样一种免费模式打造全球第一个免费WiFi城市。同时，成立大数据交易所，开展大数据的众投工程。把数据资源放在“众投工场”的平台上进行开放，用资源去寻找资本，用资本来发掘资源，我们称为“众投工场”。从机制上来破除数据壁垒的问题。
我觉得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顶层设计时不我待。运用大数据来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这个事情，已经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还有，数据的结构化问题和数据的安全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共性问题。
奇虎360公司副总裁石晓虹：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有国际水准的网络安全产业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网络安全问题的危害领域将不再仅仅局限于信息泄露、账户资金失窃，而是直接影响到公民的生命安全、产业安全等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互联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威胁也将造成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要加快推进本土互联网安全产业发展，推进网络安全核心设施的国产化，特别是企业级安全产品的国产化和第三方防护与监督力量。首先要提高终端安全防护能力，第一防火墙等网关一定会被穿透，终端看似在网关的保护之下，但实际上已经被推到了攻防最前线。第二，终端是最敏感的探测器，然而在企业网中70%的终端防护产品都是外国产品。第三，几乎所有网络攻击都始于终端。从伊朗“震网”病毒，以及目前发现的其他网络攻击武器，都是针对终端的软件。要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网络安全产业集群，形成互联网经济领域一个新的、更强劲的增长点。
未来，手机将会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一旦被黑客控制，不仅关系到手机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也会涉及到银行支付甚至一些智能硬件的安全。
从2014年以来，360开始逐步渗透至硬件领域，全面着手打造覆盖硬件设备、操作系统的底层安全生态系统。
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杨跃承：
“双创”本身就是新业态产生路径
今年年初，李克强总理到深圳柴火空间去，引爆了众创空间。全国互联网用户6.4亿户，现在我们真正是处于一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创业大爆发的时代、创新大繁荣的时代（双创），打造创业型的经济，构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是深化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
新经济发展有很多新业态。但是新业态产生的路径是什么？我觉得双创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例如最近美国、英国上百所大学进中国，跟中国的园区搞合作，说明我们的市场有控制力。我们的资本也是有控制力的。小米带给我们的产业创新，是典型的互联网+。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催生新业态，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新的业态也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现在的双创呈现的是一种涌现性和生成性的特征。
原来我们是比较关注精英的。这一回合的政策措施调整后，公共政策更加强调普惠制，这是个很重要的理念转变，这是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包括众筹在内的支持创业者的政策，扩大众创群体的规模，发展众创的公共服务。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
中关村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均占全国1/3以上
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更高更新的资源和条件的支撑。新经济的发展，需要“政产学研用金介”几大要素构成的协同创新体系的整体推进。
科技创新源于科技，成于金融。中关村经过20多年的实践，在创业、创新领域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绩和经验。比如，在全国披露的创投案例和创投金额中，中关村均占了全国的1/3以上，去年都超过了40%;活跃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家数目前统计是超过1000家，总量超过2000亿美元。
不过，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中年收入在2000万元以下的能够拿到银行贷款的只有3%，企业从银行拿到的间接融资的成本是经过了若干道程序以后的成本，大致在8%到12%;如果是从P2P，或从民间信贷拿到的钱，有人统计过，最低要15%，最高能到77%，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成本。这个成本如果不降下去，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都会面临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大众创业也会面临重大困难。
科技金融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板块，第一大板块是以科技信贷为主要内容的间接融资;第二大板块是以创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直接融资;第三大板块是以多层次为主要特征的资本市场。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希望进一步放宽科技型、新经济特征比较明显的企业，在创业板开专门层次（板块），在注册制实施后不要对这些企业进行数量限制，以切实推动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撑新经济的发展。
作者：张瑞杰
摘要：通过新经济的发展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已成为中国经济在新时代摆脱粗放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成都市作为新经济快速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提出以“五新”经济的发展，促进新动能的培育，新经济作为成都产业发展战略“5+5+1”中的“1”，对成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握新经济发展逻辑，将有助于成都更好地进行新旧动能转换。文章通过对新经济发展逻辑的梳理，提出推动新经济发展的成都对策。
关键词：新经济;逻辑;成都;新动能
一、成都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性
（一）“新经济”的定义
“新经济”一词最早提出是在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中的一篇文章，用来描述美国经济在信息化和全球化带动下进入到的一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低赤字的新的经济状态，称之为新经济。黄群慧认为现在新经济已不再是主要指美国的经济现象，而是指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驱动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其技术革命基础虽然还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一代通信等信息技术为主，但还包括智能机器人、增材制造、无人驾驶汽车等智能制造技术，以及以纳米、石墨烯等新材料技术，氢能、燃料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 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等生物技术。新经济既表现为基于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还表现为传统产业与新技术融合发展。
上海市政府在2013年首次提出“四新”经济，包括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2017年，成都市在新经济发展大会上提出“五新”经济，包括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组织，新技术和新组织作为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存在，而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是新经济的表现形式。
（二）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是新时代中国新的历史方位下城市经济发展必然要求
十九大报告开篇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代表着中国已经进入到新的历史方位。
第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对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中国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超过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在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十一届六中全会时提出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供需上来讲，需求旺盛，供给不足，所以需要大力提升生产力水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供需关系上看，首先，需求变化，一方面，人民的需求外延扩大，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需要，而是扩大到与美好生活相关的各种需求，例如良好的医疗、优质的教育、美好的环境、干净的空气，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从物质文化需要来看，也发生了变化，当社会生产还没有足够丰富的时候，人民的需求仅仅停留在量的满足，而现在，人们的需求从量转化到了质的要求，需要更高质量的物质文化供给，具备“美好”这一属性的供给，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成都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更应当为市民提供更高质量的供给。
第二、供需关系的变化，代表着新常态不仅仅只是速度的变化，还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内涵：一是结构的调整，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调整存量、做优增量，每一部分新增的产能都要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够再生产出人民不需要的产品;二是动能的转换，以前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以获取到经济发展动能的方式已不可持续，通过这种方式也生产不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产品，经济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动能支撑。
第三、发展新经济是新动能的来源，也是推动传统企业改善供给、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新的动能从哪儿来，一方面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组织的发展自身具备高速增长的特征，这也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传统企业通过“五新”经济进行转型升级，可以放大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效率，释放出新的动能。
（三）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必然路径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与产业融合发展的阶段，所以可以看到近几年非常火热的一个词的出现，叫做“跨界”，而其本质是新经济企业作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出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的载体向传统产业渗透从而实现新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传统产业、传统企业不断融入新经济的过程。
二、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新经济发展历程中贯穿的逻辑思维
（一）新经济的发展历程就是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
纵观新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每一种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出现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没有能够被传统方式所满足的需求。例如，电商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没有能够被传统商贸所满足的方便、低价、快捷进行实物性消费的需求;团购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没有被传统服务业所满足的方便、低价、快捷进行服务性消费的需求;打车软件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没有能够被传统运业所满足的方便、快捷、低价出行的需求;这两年越来越红火的到家服务满足的是在越来越繁忙的时代消费者需要更高效率的消费需求等。只要有消费者需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创业者们就会想方设法用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去满足这些需求，这就是市场，这就是创新，这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历程。
（二）新经济的本质决定只有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企业才有生存的可能
首先新經济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而互联网本身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就是打破信息不对称，在这个新时代，消费者有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可以支撑自己的决策，而互联网让消费者更换自己选择的成本变得非常低廉，甚至就只需要点一点鼠标、敲一敲键盘就可以轻易更换掉自己的选择，因此基于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经济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对于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对于企业来说成为争夺市场的最根本的实力体现。用建国大业里面的一句话来说叫做“地在人失，人地皆失，地在人得，人地皆得”，人才是最重要的，只有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才有生存的可能。
其次，在新经济发展的很多领域，都是未来发展的风口，风口代表着这个东西好，大家都去做，可是做的人多了，泡沫就产生了，所以风口的含义和泡沫非常类似。但是泡沫总有的破灭的时候，尤其在互联网的时代，其特性决定着很多领域最终将走向垄断，或者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大多数的创业者将沦为牺牲品，创业者要如何获取更多成功的机会呢？只有不断地去开辟新的细分领域，去不断创新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做新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头羊，而不是跟随着进入已有的细分领域去进行白热化的争夺，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更大的生存机会。而如何去创新？如何去发现新的细分领域？靠什么？靠的就是不断地去发现消费者的需求，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只要存在有消费者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领域，就创新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去满足这些需求，新的细分领域便由此而产生。
三、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决定成都新经济发展方向
（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代表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调整供给成为必然
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表述明确指出了新时代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这些年在全球各地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疯狂、任性购买的身影，可是纠其根源，不仅仅是老百姓富起来了，口袋里有钱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内部供给和需求的错位。因此习总书记说：“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 而这种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呢？习总书记说：“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成都面临的不仅是消费能力外流到国外的危机，同时面临本地供给竞争力不强，无法满足本地需求而大量需求外流到更经济更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危机，双重压迫之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出路。
（二）发展新经济是调整供给的有力手段
一方面，新经济发展的历程本身是就是不断满足人民需求的过程，新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消费者的需求是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在融入新经济的过程中，最终决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能否得以应用的是市场，换言之，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其实这个过程也就是传统企业应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提升自己的生产效率、放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并不断创新自己的产品以期能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让自己在这样一个新时代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因此 ，发展新经济、融入新经济也是传统经济调整供给的有效途径。
（三）人民需求的变化指引未来新经济发展方向
新经济的发展是跟随着人民的需求而发展的，新经济的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需求的过程，因此，人民需求的变化指引着未来新经济发展的走向。而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中对人民需求的描述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准确而形象地描述了人民需求的变化。前文已经对人民需求变化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人民需求的变化的核心“美好”二字成为未来企业供给所必须要具备的属性，只有具备有美好属性的产品和服务才有可能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而新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去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继而不断通过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和应用去满足老百姓需求的过程。因此，成都对于新经济的发展和培育必须要牢牢盯准人民需求的变化。
四、依托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成都对策
（一）加强传统企业培训，转变企业发展思维
一种思维指导一种行为，所有的工作最终都要依靠人来落实，因此，思维的转变是做好一项工作尤其是开启新的征程时必须要先行做好的。传统企业的思维转变并非是一件易事 ，但面临着新经济的来袭，尤其是新经济企业这几年如火如荼的跨界发展，多传统企业已经感受到了危机，也隐隐约约明白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但并不太了解经济社会发生的确切变化以及应该如何去应对。因此，培训应当侧重于中国经济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什么要发展新经济、新经济发展逻辑与思维以及传统企业为什么要融入新经济的普及和宣传。
（二）鼓励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强信息双向传导
既要打通新技术从研发到市场应用的通道，也要加强市场供需信息向研发传递的通道，做到以消费者需求来指导生产、企业需求指导应用技术研发、应用技术需求指导基础科学研究，以实现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都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核心展开。
（三）鼓励成立专门机构研究人民需求的变化与现在的供需状况，与双创机构对接
由成都市新经济委负责成立专门机构，研究人民需求变化的走向以及现在供需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以其来指导新经济的发展，和双创机构对接合作，从企业创业初期开始介入，提供动态的供需变化状况和对于人民需求变化的研究成果以指导企业的创业方向、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等，并全生命周期监控企业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需求的情况和调整需要。
（四）鼓励高校和其它教研机构进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相关课题，强调应用型研究
发挥成都的高校资源优势，加大课题经费支持力度，创新奖励方式，研究成果得以实际应用并获得经济效益的，以实际影响和收益给予相应奖励，对成都新经济发展影響重大的研究成果给予表彰，并与职称评定等考核体系挂钩。创新成果应用方式，搭建研究成果交易平台，创新灵活的交易机制，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参考文献：
[1]文昌.对话经济学家黄群慧：从战略视角看中国发展新经济[J].新经济导刊，2016（12）.
[2]仲崇高，张勇.分享经济：逻辑、模式与边界[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12）.
（作者单位：李彦，中共成都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邓唯，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科研处）
作者：李彦 邓唯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前者获奖的理由是“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后者获奖的理由是“将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诺德豪斯教授与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晚年一同编写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是一位“写教科书的人”;而罗默教授则是一位“被写入教科书的人”，他建立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型是宏观经济学专业的必修内容。正如评审委员会的声明所表示的那样，罗默的贡献在于“技术创新”，他的研究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奠定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虽然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于30年前，但其理论模型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颇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无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发展新经济，无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还是加快培育新动能，核心都是创新。
技术创新：经济增长的本源
自经济科学诞生伊始，有关“经济增长的本质”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孜孜不倦试图予以解答的难题。“到底是什么驱动了经济的增长?”一直倍受关切。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曾说，它对于人类福利的影响让人叹为观止，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不会再考虑其他任何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罗默提出，科学研究和创新成果能够为企业增加利润、为社会增加福利，因此企业和社会具有加大创新投入的激励。而研发和创新行为创造的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当知识被作为要素投入生产时，会产生正外部性，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一书中。斯密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斯密实际上对技术创新的来源以及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哲学高度上阐述了技术创新的基本思想，并对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精辟论述。马克思通过劳动、工艺等生产和经济过程的分析揭示了技术的本质，指出“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强调了技术的物质手段属性，是现代化生产的必要前提，还强调了任何技术创新和进步总是要转化和体现在用于生产的物质手段上这一事实，即“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熊彼特在1912年以德文发表、1934年出版英文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中，第一次将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从而第一次把创新引入了经济研究的领域。不过，由于当时“凯恩斯革命”光芒四射，熊彼特的理论没有能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技对于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人们愈来愈重视技术进步与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而30年前，罗默在这一领域所進行的理论创新，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界漠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引起了越来越高的重视。或许罗默的观点在现今已经显得见怪不怪，但在那个时代，罗默强调关于经济增长的一些要素的重要作用，并首次加以数理模型的推演，则是具有颠覆性的工作。
如今，内生增长理论已经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的显学。不过，罗默本人曾表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在科学之路上取得很多共识。罗默很久以来一直有着“经济学界的村上春树”之称。从数年前开始，罗默所供职的纽约大学每年都会为他的获奖做拟写获奖演讲稿等准备，但直到今年，为罗默准备的演讲稿才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现代增长理论的探索与罗默的贡献
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均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理论的起点，通常被认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而索洛模型的建立意味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成熟。不过，在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兴起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中，经济学家们大多更加地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资本的积累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也往往醉心于在资本积累决定增长规模的条件下，演绎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
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就认为，储蓄形成支撑新生产能力的资本投入，较高的储蓄率维系着较高的资本存量水平，较高的资本存量支撑较大的生产规模，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
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的典型模型，更加肯定了资本的独特作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刻画了仅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 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排除了其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如果没有注意到技术进步与创新和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经济学家会错误地把资本积累当做经济增长的来源。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是相互作用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的生产率，因此刺激了资本积累。
资本的快速积累通常反映了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期望的高生产率增长率。这是因为，较高的生产率使得投资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刺激了资本积累。因此高生产率引起资本积累，而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正是技术进步和创新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所以技术进步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根源。上世纪50年代，索洛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资本决定论”提出了挑战，提出了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
索洛(Solow，1956) 提出了一个正式模型说明在投资和增长的动态过程中，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能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索洛模型中，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不过，真正使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受到重视的是其对生产函数中的技术进步因素的强调和引入。但是，它将技术进步这一长期经济增长最根木的决定因素归结为外生因素，没能说明技术进步又来自何处。
最早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是阿罗在1962年提出的“干中学”模型。阿罗(Arrow，1962)认为技术上的改善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投入品，它来自于私人部门的生产或投资活动。
由于生产了越来越多的商品，厂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于是在下一期的生产过程中，其技术水平就会有所提高，也就是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生产单位最终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其他的厂商亦可以通过学习、消化和吸收，从而提高其自身的生产率。这种外部的学习使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均有所提高。
罗默在1986年发表的《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一文中认为，企业创造的新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他本身的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在产出生产中具有递增报酬。另外知识还具有外在性，即一个企业创造的知识会成为公共知识而使其他企业受益。
作为外部性要素，知识除了具有传统的劳动力、资本要素投入所享有的静态的水平效应外，还具有动态的增长效应。增长效应的实现机制是通过每个厂商的资本积累增加了社会知识存量进而惠及经济系统内的所有其他厂商。
在这些思想的一次指导下，罗默提出了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在这一模型中，罗默继承了阿罗“干中学”的思想，把知识作为一个变量直接引入模型，并且认为知识积累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他把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两种知识的结合不仅使技术和人力资本本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资本与劳动等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
罗默模型阐述了投资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反馈循环机制，技术进步可以提升投资的回报率，追加投资又会带来知识的积累，知识积累的过程推动了技术进步。
对新经济发展实践的启示
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创新和商品、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总结为更具因果关系的逻辑链条，并引申出“技术创新和市场在必备一定条件下良性互动”。这在他的国家得到了验证——IT时代的美国依靠技术创新，成就了微软、苹果等巨头的传奇，而且使互联网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兴起于美国的“新经济”，虽然经历了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时至今日发展仍然迅猛并波及全球。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上，美国苹果、谷歌、脸谱等代表性企业高居前列。
“新经济”主要是由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以及因特网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相关市场的总称，是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兴起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等的变化(Scott，2016;许宪春，2016)。从“新经济”的范畴来看，显然“新经济”的基础和核心是知识经济，无论是信息经济还是网络经济，也都是需要知识的支撑。
即便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但是无法否认“新经济”中的新兴产业在美国孕育成长的事实。正是由于以信息技术为突出代表的高新技术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持续发展壮大，遏止了美国经济因传统产业衰退而带来的颓势，托举起美国经济艰难复苏的进程。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生的“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互联网+ ”广泛应用带动的新兴产业发展。现在，新经济已经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正在展现它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专家认为，“新经济”是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这种新型经济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柱，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当然，“新经济”不是仅仅指新技术产业经济，还包括一切新技术应用和融合的传统产业经济，尤其是“互联网+传统产业”带来的新兴经济模式。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技术等的发展与应用，我国“新经济”蓬勃发展，“新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日益明显。以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领衔的新经济企业致力于多方位创新发展，成绩令世人瞩目。
当前，我国“新经济”发展呈现总体态势良好、结构效应突出、热点亮点频现、就业支撑作用强等特点。但是，更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新经济”规模较小，大部分新兴产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
发展“新经济”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有效托举经济持续增长、防止经济“断崖式”下跌、实现经济增速向中高速平稳换挡的迫切需要，是正确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必须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推进“新经济”的发展，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未来，如果在存量方面，绝大多数领域过剩产能退出以后供需能逐渐达到平衡;在增量方面，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增量能进一步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升。那么，中国“新经济”将呈现出一派积极进取的新气象，在激发增长、创造就业、带动创新、助推环保等诸多方面展现巨大能量。
“新经济”正在受到我国党和政府越来越高的重视。2016年，“新经济”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还特别指出，发展“新经济”的核心是要培育新动能，依靠创新驱动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新经济”是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所驱动产生的新经济活动和经济形态，与高新技术产业息息相关，与创新发展水乳交融。可以说，“新经济”的核心内涵其实就是创新驱动，即增长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創新可以促进各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可对一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决定性作用，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等“新经济”经济活动产生与发展的核心动力。虽然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于30年前，但其理论模型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也颇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无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发展“新经济”，无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还是加快培育新动能，核心都是创新。这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大人力资源投入，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国民素质，以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更为重要的是，把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向更多依靠知识与技术创新转变，从而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作者：吕昱江
内容提要：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旧动能有所减弱，亟待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数字经济由于其高成长性，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量。数字经济具有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平台经济与超速成长、网络效应与“赢家通吃”、“蒲公英效应”与生态竞争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蕴含着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和发展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应持续优化软硬环境，加大技术创新成果早期市场支持力度，支持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发展，实施“互联网+”与“智能+”，鼓励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走出去。
关键词：数字经济;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
现阶段，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在推动质量变革与新旧动能转换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数字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及其内在关联
一般认为，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1]两个方面。新旧动能转换既可以看作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变革，又可以视为产业结构的改变。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快且规模不断扩大，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出比重不断提高的趋势，成为新动能的主要构成部分和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动力。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阐释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最早由Don Tapscott在其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一书中提出。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中，信息流是以实体方式呈现的，在新经济中，信息以数字方式呈现，因此数字经济基本等同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2]。美国商务部于1998年和1999年连续发布两份关于数字经济的报告，使数字经济的概念更加广为人知。但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数字经济一度归于沉寂。随着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数字经济重新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新产品(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比较具有共识的数字经济定义是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来的，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3]。由于信息通信技术与产业的融合程度不同，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亦有所不同。Bukht R. & Heeks R. 将数字经济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核心层，他们称之为数字(IT/ICT)领域，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和IT咨询、信息服务、电信;第二层是窄口径，他们称之为数字经济，包括电子业务、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第三层是宽口径，他们称之为数字化经济，包括电子商务、工业4.0、精准农业、算法经济。分享经济和零工经济介于窄口径和宽口径的数字经济之间[4]。
在我国，多把数字经济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即狭义的数字经济与产业数字化即广义的数字经济两种类型。数字产业化等同于传统的信息产业，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由于信息技术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部门的融合不断加深，从而在传统产业产生数字经济活动，这部分就是产业数字化或数字经济融合部分[5]。与Bukht R. and Heeks R.[4]的划分相比，数字产业化大致相当于数字经济的核心层;产业数字化大致相当于窄口径的数字经济与宽口径的数字经济之和。不同国家、不同国际组织、不同机构在其研究或国民经济统计中会采取不同的口径，由于IT或ICT产业具有更清晰的边界，因而核心层的数字经济或数字产业化的范畴应用更为普遍。
(二)新旧动能转换的多维考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2010年之后，我国经济增速有所下滑，从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5年以来经济增速回落至6%～7%。尽管经济增长速度随着经济体量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我国仍然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产能过剩、僵尸企业、脱实向虚等问题较为突出，需要在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将增长速度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优势削弱，重化工业增长乏力，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出口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于解决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是我们是否能过坎的关键”。
对于“新动能”或“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考察。
從内在驱动力来看，新旧动能转换就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产出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函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通过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长和资本的积累，我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建设，投资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01～2016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40%以上。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0年资本形成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高达86.5%和66.3%。随着我国低成本竞争力削弱、人口红利消退、政府负债率上升、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主要依靠投资、依靠自然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转换到依靠创新、依靠知识和技术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从外在表现来看，新旧动能的转换就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国民经济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有些产业增长速度快，有些产业增长速度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高增长行业、带动作用大行业的不断更替的现象，并由此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总体上看，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旧动能是低技术、低效益、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新动能是高技术、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高质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高速增长产业以纺织、服装、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1998年后，我国开始了新一轮重化工业化，冶金、化工、建材、机械等重化工业部门保持较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总体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附加价值低，且随着工资持续上涨，竞争力正在削弱，已经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重工业的发展不但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主体框架的形成和“房住不炒”政策的确立，对以钢铁、建材为代表的重工业的国内需求增速下降，重工业增长乏力。各个地区、城市由于新旧动能转换速度不同，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分化，旧动能比重大的地区由于旧动能弱化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新动能活跃的地区则因新动能的高成长性而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需要转移到更符合市场需求和要素优势、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环境更友好的产业为主的结构上来。
(三)数字经济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关联
数字经济在世界各国普遍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其增速明显高于国民经济增速。G20国家中的发达国家2016～2017年广义数字经济(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平均增速为8.47%，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高达16.83%[6]。2006～2016年，美国实际GDP的平均增速为1.5%，而数字经济增加值的实际增速达到5.6%，其中，硬件平均增速为11.8%，电子商务和数字媒体平均增速为8.6%，电信业平均增速为3.6%。整体而言，数字商品增加值实际年均增速为9.1%，超过数字服务5.0%的增速[7]。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技术、新模式领域，数字经济的表现尤为突出。数字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其总规模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美国广义数字经济规模高达11.50万亿美元，中国达4.02万亿美元，日本、德国超过2万亿美元，英国、法国分别为1.68万亿美元、1.04万亿美元;德国、英国、美国广义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60%左右，日本、韩国、法国、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也超过了20%[6]。
数字经济增长速度快、规模不断扩大，对GDP增长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在一些地区，一个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可能就创造上百亿元的营收，对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数字经济被普遍认为是新动能的主要构成部分和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推动力。数字经济不仅改变了经济增长动能的结构，而且提升了经济增长动能的质量，在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大型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规模均超过百亿元，研发强度分别高达10.6%、14.4%、7.8%[8]。有学者直接将新动能定义为“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基础，以新技术的突破为依托，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四新’为核心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产业驱动力”[9]，或者将新旧动能转换等同于“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服务业的加快发展”[10]。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在政府政策中也多有体现。2016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打造动能强劲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添薪续力。”[11]
二、数字经济的新特征
新产业是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且重要性不断加强的领域。数字经济作为新动能不断发力，是与其四个新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颠覆性变革不断涌现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变革，但是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领域的创新存在巨大的差异。克里斯滕森在对传统产业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颠覆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的概念[12]。他认为，持续性技术(Sustaining Technologies)是针对市场上主流客户长期关注的性能，对成熟产品性能的改进，而颠覆性技术带来了主流客户所忽视的价值主张。一般来说，颠覆性技术往往从利基市场或新出现的需求起步，通常价格更低、性能更简单、体积更小、便于客户使用。即使颠覆性技术或颠覆性创新对领先企业形成巨大挑战甚至导致领先企业失败，但其着眼点仍在传统企业，创新的频率、影响力和广度都无法与数字经济相比拟。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兴起，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命科技加快成熟和商业化，其中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区块链、3D打印等在內的数字技术无疑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技术。与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济的创新呈现创新频率高、影响大和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创新频率高。传统产业的技术相对比较成熟，技术突变少，新技术多与原有技术存在相似性和演进上的连续性。即使出现颠覆性技术，当其成为行业的主导技术后，也会进入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技术稳定期。例如，液晶电视取代阴极射线管电视、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手机后，电视、手机的技术路线已经保持十余年的稳定，新技术主要是对产品性能的进一步提升。而在数字经济领域，持续不断地有新技术成熟并进入商业化阶段，形成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二是影响大。数字技术或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s)。通用目的技术具有得到广泛应用、进行持续的技术改进、可以在应用领域促进创新等特征[13]。也就是说，通用目的技术不仅能够在多个行业甚至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更广泛领域获得使用，而且会使其他产业的产品形态、业务流程、产业业态、商业模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治理机制、劳资关系等方面产生颠覆性变革[14]。三是覆盖范围广。在传统产业，颠覆性创新的发起者大多来自行业内部，是行业的其他在位者对领导者的挑战。而就数字经济而言，颠覆性创新不仅由行业内部的在位企业发起，而且竞争的范围已经超越行业的边界，颠覆性创新经常来自产业之外，形成跨界竞争、降维打击的特点。例如，近年来中国移动的短信发送量严重萎缩不是来自其他运营商的竞争，而是由于微信成为更为便捷的日常沟通方式，取代了短信的功能;康师傅方便面销量的萎缩也不是因为其竞争对手占据了更多的市场，而是蓬勃发展的外卖能够方便快捷地满足人们用餐需求。即使一些看起来市场地位牢不可破的行业龙头也由于颠覆性创新的出现而受到较大挑战。例如，大多数人都曾认为，电商市场已经形成阿里巴巴与京东双头垄断的市场格局，但没有料到拼多多另辟蹊径迅速发展壮大;微信的市场地位也曾貌似牢不可破，是用户停留时间最长的APP，但字节跳动以今日头条和抖音两款产品抢走了微信的大量流量。
从总体来看，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突变较少，且技术仍然主要延续原有的路线，造成传统产业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在位者的领先地位一旦建立就很难撼动，无论是新企业进入，还是一个新地区要发展，都面临难以跨越的进入壁垒。比如钢铁行业，尽管我国钢铁总产量持续增长，但已经很难有新企业进入，增量市场份额也只是在位企业间的瓜分。相反，数字经济领域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且技术、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难以预测，提供相同或相似效用的在位企业在新技术领域并不具备明显优势，甚至由于战略刚性对新的技术变革反应迟钝，因此在数字经济领域无论对于国家、地区还是企业均存在大量“换道超车”的机遇，初创企业总会有机会在某些新产品或新模式创新中取得领先地位并进而发展成为大企业，而后发国家和地区也有机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所形成的新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二)平台经济与超速成长
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平台经济成为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平台是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和作为用户活动发生的基础设施[15]，是“一种基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商业模式”[16]，或者是“一种将两个或者更多个相互独立的团体以供应的方式联通起来的商业模式”[17]。平台是一种典型的双边市场，一边连接用户，一边连接为用户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并成为二者的信息撮合媒介和交易空间[18]。典型的平台如网购领域的天猫、京东以及社交领域的微信。根据供应商的来源和性质不同，平台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共享经济是近年来发展尤为迅速的一种。共享经济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将个人或企业等组织闲置或未加充分利用的商品、技能、时间、生产设施等资源，以较低的价格甚至免费的方式提供或转让给需要的个人或企业使用的一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方式”[19]。典型的共享经济模式如网约车领域的滴滴出行、优步，房屋出租领域的小猪短租、Airbnb，知识分享领域的知乎、Quora，技能分享领域的猪八戒，时间分享领域的亚马逊劳务外包平台Amazon Mechanical Turk(AMT)等[20]。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云计算的普及，使普通人得以拥有进行生产活动的工具，从而能够摆脱对企业组织及其生产工具的依赖。再加上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希望追求工作时间上的自由，自我雇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一种持续时间不确定的工作”即“零工经济”开始兴起[21]。零工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能够撮合劳动的供给方与工作或劳动成果需求方的工作平台。此外，越来越多产品或项目的开发、生产和维护不是企业化运营，而主要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把众多分散的个人聚集到一个平台上，形成社会化的生产模式，如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众包模式，开源社区、慕课等。可以说，平台已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最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
在传统经济中，企业将具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商品或服务销售给其用户，而在平台经济下，平台可以充分调动平台之外的供应商(企业或个人)为平台另一侧的用户提供商品或服务，平台企业自身只需致力于平台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平台企业通过高效运转的平台实现供需双方的对接，其本身并不拥有在平台上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正如Goodwin形象的总结：“Uber，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不拥有自己的汽车;Facebook，世界上最流行的媒体所有者，却不创造内容;阿里巴巴，最有价值的零售商，却没有自己的存货;Airbnb，世界最大的住所提供商，却没有自己的不动产。”[22]在传统产业中，企业成长主要依赖于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即使企业可以通过融资、兼并等活动加快扩张发展的速度，但仍然要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但资源的积累和能力的形成、发展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且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造成企业的成长速度有限。但平台企业可以利用外部的个人或企业作为其产品或服务的供应商，而且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只要一根网线相连，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个人或企业都可以成为一个平台的供应商。因此，平台打破了企业自身资源、能力对成长的束缚，平台企业的成长速度要比传统企业快得多，从而数字经济的增长速度要比传统产业快得多。从表1可以看到，2007年第四季度的世界1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中，只有微软一家是平台企业，到2017年第四季度则有苹果、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微軟、亚马逊、Facebook、腾讯、阿里巴巴7家公司是平台企业。独角兽(Unicorn)企业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且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未上市公司，大多数独角兽属于初创企业。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同样也可以看到平台企业的超速成长规律。从表2可以看到，在CB Insights 2017年公布的世界独角兽企业中，中国估值排名前十位的独角兽企业成立时间最早的大疆创新也不过10年时间，估值最高的滴滴出行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就达到500亿美元的估值。在传统经济时代，一家公司从成立到成为10亿美元以上估值或市值的公司需要长达几十年时间。而BCG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独角兽企业从创立到估值达到10亿美元平均需要7年，2年以内成为独角兽的企业约占9%;中国独角兽企业从创立到估值达到10亿美元平均只需4年，2年以内成为独角兽的企业约占46%[23]。
(三)网络效应与“赢家通吃”
“旧的工业经济是由规模经济驱动的，而新经济的驱动力量是网络经济。”[24]网络效应是网络型产业特别是数字产业的典型特征，简单地说，就是大网络比小网络更具吸引力。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有三种类型，分别是直接网络效应、间接网络效应和跨边或双边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一种产品或服务的用户数量越多，该产品或服务带给用户的价值越大。典型的如电话，当只有一个人拥有电话时，电话对用户的价值为零;随着拥有电话的人数越多，每一个电话订户能够联系到的人越多，电话对用户的价值越大。间接网络效应是指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互补品的数量越多，它能够给用户带来的价值越大。典型的如计算机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本身具有的功能有限，计算机性能的发挥取决于运行于操作系统上的应用软件的多寡，软件越丰富，该操作系统带给用户的价值就越大。跨边网络效应是指平台能够带给一侧用户的价值取决于平台另一侧的用户数量，一侧的用户数量越多，带给另一侧用户的价值越大。典型的如网约车服务，使用网约车APP的用户越多意味着更多的需求，更多的需求可以吸引更多的司机，更多的司机的加入使得网约车服务覆盖的地理范围更广，从而司机接单更快、用户打车更容易、价格更低，这又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司机和用户使用[15]。
网络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当企业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中竞争时，如果一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更快地获得足够數量的用户或供应商，那么正反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更多的用户或供应商使该平台的价值更大，从而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用户或供应商入驻该平台。反之，如果该企业不能够获得足够数量的用户或供应商，负反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从而在竞争中落败。传统产业进入成熟期后，虽然也会有一些企业市场份额处于领先地位，但整个产业通常会有多家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形成多家企业共同瓜分市场的垄断竞争格局。就数字经济产业而言，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往往是最早引发正反馈机制的平台成为最终胜利者，而且将会赢得大多数市场份额，即呈现所谓的“赢家通吃”特征。
从国家或地区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数量大、购买力强意味着具有数量更多的潜在用户，这就为正反馈机制的启动和网络效应的发挥提供了条件。目前，世界上数字经济发展形成了美国与中国两强并立的格局，美国与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分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两国集中了世界上区块链相关专利的75%，物联网全球支出的50%，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世界上最大70个数字平台市场资本化价值的90%[25]。在CB Ingisght公布的2019年独角兽企业名单中，全球共有独角兽企业391家，估值总额12 134.6亿美元，其中，美国独角兽企业192家，估值总额达6035.6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49.1%和49.7%;中国独角兽企业96家，估值总额达3539.7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24.6%和29.2%;排名第三位的国家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和估值额仅占世界的5%左右。两强并立的数字经济格局与其经济地位和巨大的人口规模是一致的。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网民数增长很快，而且网民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移动网络基本覆盖到村，而且连续多年的“提速降费”和智能终端价格下降大幅度提高了互联网的普及率;世界最大的制造业能力和物美价廉的制成品价格、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优势在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赢家通吃”并不意味着“赢家”的地位无法撼动，如果“赢家”创新乏力或缺少对用户的关注，也可能会导致产品吸引力的下降;竞争对手也可以在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竞争，或者开发出性能更加优异从而技术功效优势能够抵消因自身用户规模小而带来的“网络效应”弱势的产品[26]。
(四)“蒲公英效应”与生态竞争
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无论是在硅谷历史上还是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都是一家举足轻重的公司。硅谷有92家公司可以直接追溯到1957年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前仙童员工创立或由前仙童员工成立的公司参股、投资的仙童“校友”公司高达2000多家，Instagram，Nest，YouTube等公司都与仙童半导体公司渊源颇深。史蒂夫·乔布斯曾这样形容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27]互联网产业发展早期出现的在线支付工具贝宝(PayPal)的早期成员后来创立了包括电动汽车后起之秀Tesla、火箭发射的颠覆者SpaceX、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最大的求职网站LinkedIn、美国最大点评网站Yelp、企业内部社交网络Yammer等在内的数十家公司，贝宝的早期成员也被称为“贝宝黑帮”(Paypal Mafia)。同样在中国，也出现了数字经济公司扎堆聚集的现象，这些公司许多都与早期的互联网公司或目前的互联网巨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蒲公英一样，把数字经济发展的种子撒播下去并萌发出一片绿色的田园。
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配套企业、基础设施在内的整个产业生态的竞争。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上游配套、各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企业的聚集，有利于促进产业创新、降低生产成本。其中，大企业在一个地方的落户或形成对当地产业生态的完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数字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大企业会带动大量配套企业的聚集。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经济中，大企业一般专注于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其他投入要素通常从市场购买，因此随着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壮大，会在其周围聚集一批配套企业;大企业到某个地区进行投资，更会直接将自己的供应商带动过去。第二，大企业是中小企业生成的母体。大企业拥有众多的业务部门和业务环节，这些部门和环节的发展壮大有可能独立出去成为新的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鼓励内部创业、进行风险投资，从而带动与其在所有权上具有紧密联系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企业在技术、管理、供应链、渠道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能够培养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其中一些高管成为投资人，一些人才离职创业，都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大量形成。数字经济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许多新领域的创业者来自大型互联网公司。第三，大型平台企业为中小企业搭建了成长生态。为了建立用户基础、实现“赢家通吃”，平台型企业本身需要吸引供应商为平台另一侧的用户提供服务，因此大型平台企业会支持互补品供应商发展，而平台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也能够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门槛。第四，已有的数字经济企业会孕育新技术、新产业。数字经济领军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现有业务或更好地支撑生态企业的发展，具有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新技术与它们既有的优势相结合还可能产生化学反应，形成具有巨大成长潜力的新产业。从表3可以看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数字经济前沿技术与新兴产业的领先公司以原有的互联网企业为主。例如，亚马逊、阿里巴巴将它们冗余的计算、存储能力外销，带动了云计算产业的发展;人工智能成为大型互联网公司必不可少的基础技术。
三、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
如果将新旧动能转换看作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新旧动能转换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一是新产业的形成，通俗地说就是“无中生有”。一项技术通过工程化、商业化开发形成新的产品(或服务、业态、商业模式)，如果新产品的市场反响好，需求不断扩大，那么就会有大量生产企业和配套企业涌入，最终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二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通俗地说就是“有中出新”。虽然产品的基本结构、功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是通过新技术的使用，现有产业的技术水平获得提升、产品功能更加丰富或增强、生产工艺更加优化，能够扩大市场销量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使产业获得较快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28]。三是落后产业的淘汰。在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如果退出成为行业的普遍行为，整个行业就会萎缩甚至消亡，旧动能会被淘汰。新旧动能转换要坚持“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
作为新动能的主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的培育壮大与其他产业既具有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性。数字经济新动能形成的特殊性蕴含在数字经济的四个特征之中，其形成机制如图1所示。
第一，数字经济领域不断有颠覆性创新涌现，意味着不断有新的市场机会，这些市场机会吸引在位企业和新的创业者推动技术的产业化，开发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起步阶段的颠覆性创新多集中于新模式且服务对象以终端消费者为主，那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则将互联网推入产业互联网时代[29]，颠覆性创新不仅包括新模式，而且包括新产品和新服务;不仅面向终端消费者，而且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企业用户;不仅催生新的细分产业，而且会为传统产业赋能，使之在技术、质量、效率、效益等方面产生巨大改变。
第二，当新技术与市场需求相契合，颠覆性创新进入商业化、产业化阶段后，企业可以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发挥平台经济、分享经济、零工经济和开源经济等模式的优势，吸引并充分利用企业外部丰富的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打破自身资源和能力的限制，实现超速成长。特别是要重视发展“产销合一”模式，将平台广大的消费者变为产消者，实现外部资源利用范围的最大化。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微信、微博、抖音等，都是消费者直接参与内容生产的典型。用户的直接参与不但丰富了平台的内容，而且增加了平台对用户的粘性。
第三，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巨大的人口规模构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也是我国相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一旦一种数字技术获得成熟走向商业化，就会获得足够多的用户基础，引发正反馈机制而发展壮大。但是也要看到，互联网无论在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打破了地域空间的限制。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将会面对来自全国甚至更广泛范围内的激烈竞争，很难像传统产业一样偏安一隅而生存。因此，企业在推出一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后，要尽可能快速地扩大用户基础，形成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网络价值优势。这也是数字经济领域一项新业务在起步初期采取免费甚至补贴策略、价格战比传统产业更为激烈的重要原因。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给初创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一定的市场支持，就能够加快企业发展，帮助其成为市场中的头部赢家。
第四，当一家初创的数字經济企业发展成为行业领先企业特别是平台企业后，“蒲公英效应”会开始发挥作用。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平台将会为作为平台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条件、提供更好的市场机会。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更重要的是该企业培养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实现财务自由的高管团队、带来的外部资金和人脉，将会促进更多的数字经济初创企业发展，使该地区成为数字经济的集聚地，甚至会在数字经济的某些细分领域成为全国的领先地区。在我国互联网领域，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衍生出一大批创业公司，深圳、杭州等城市成为互联网创业的热土和互联网重镇。
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当前技术创新和商业投资最活跃的领域，数字经济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机遇和动力。具体来说，数字经济推动新动能的形成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新技术成为新产业。随着一些新的数字技术逐步成熟、成本持续降低，市场需求会不断被激发，而市场需求的扩大会吸引大量的企业进入，并为企业提供发展壮大的空间。当新技术的产业化形成一定规模后，新产业就会形成。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壮大过程。第二，新技术催生新模式，新模式成为新产业。有时不是新技术本身发展成为新产业，而是在新技术的推动下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或产业业态。这些新模式、新业态往往是新技术与既有产品或服务相结合的产物，但是由于解决了用户痛点、迎合了新的需求而获得快速发展。例如，电商降低了实体店铺的成本，极大地扩展了销售范围，使“长尾”产品的价值得以发现;网约车提高了车辆与乘客之间的匹配效率，减少了车辆的空驶率，缩短了乘客等车的时间。第三，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数字技术是通用目的技术，也是重要的赋能技术，能够帮助传统产业驱动产业效率提升、推动产业跨界融合、重构产业组织的竞争模式以及赋能产业升级，通过降本、提效、创新路径实现传统产业业绩提升目标[30]。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31]。
四、推动数字经济新动能加快培育的政策建议
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平台经济与超速成长、网络效应与“赢家通吃”、“蒲公英效应”与生态竞争等新特征使数字经济创新活跃、成长迅速，成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和地区更是寻求新动能、加快经济发展的契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可从五方面着力。
(一)持续优化软硬环境，促进创新创业创造
加大对数字技术基础科学与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并鼓励企业加大投资，除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外，还应重视6G、虚拟现实、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更前沿的技术的研究，对已有产业化基础的要进一步推动其技术向前发展，通过前沿数字科技的率先突破抢占数字技术产业化的先机。在国家“新基建”战略中，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5G和WIFI6的商用和覆盖，制定物联网标准，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进行数字化改造。继续推动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园等“双创”载体建设，不断完善注册、招聘、融资、专利申请、法务等相关配套服务。进一步规范厘清大学、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和学生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支持科研人员以休假和停薪离职、在校学生以休学等方式进行创业。
(二)加大技术创新成果早期市场支持力度，加快新动能发展壮大
在技术创新成果工程化、商业化的早期提供市场支持，是基于该技术的产业加快形成的重要手段，在许多前沿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通过早期市场支持使前沿数字应用获得用户基础，进而发展成为主导设计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包括在国防军工领域加快最新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数字技术的成熟和将来向民用领域的扩散;加强对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政府采购力度，推动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数字政务、智慧城市等发展;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间接创造市场。
(三)支持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发展，形成产业自生能力
比较优势既可以来自土地、资源、区位、人口等天然的生产要素，又可以来自后天形成的产业分工与配套、高素质人才以及蕴含整个产业生态系统之中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力，而后者的形成需要对该产业领域持续的资金和人才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完全遵循比较优势路径，产业政策在其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某个数字经济细分领域进入早、投入大，就有可能取得领先地位。贵阳市就通过较早地实施大数据发展战略，成为国内重要的大数据产业集聚地。由于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较大，由政府采取“选择优胜者”的做法对特定产业加以支持存在一定的失败风险。但是政府可以在专家充分论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那些即将进入产业化阶段且进入企业(或地区)较少的产业加以大力扶持，以政府产业引导资金、优惠政策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
(四)实施“互联网+”与“智能+”，赋能传统产业
数字技术的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既包括自身的产业化，又包括为其他产业赋能，而赋能传统产业的影响更广，而且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带动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应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向传统产业领域的扩展、应用与融合。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作用发挥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而且取决于传统产业本身的信息化基础和技术水平，因此需要支持传统产业中的企业加强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如“以机器换人”、采用数控设备、实施“企业上云”，为信息技术赋能奠定基础;加强对具体细分产业的产业技术的基本科学原理的研究和生产工艺的开发改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推动对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的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打破制约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瓶颈，及时总结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组织示范遴选与宣传推广。
(五)鼓励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走出去，扩大数字经济全球影响
当前我国国内面向终端消费者的互联网红利趋于耗尽，消费互联网发展遇到瓶颈，“走出去”成为数字经济企业的重要方向。我国在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科技水平、产业化程度、产业规模等方面已居于世界前列，新模式创新活跃且涌现出一批热门应用，为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数字经济龙头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开展合作，输出我国在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同时也要积极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强化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与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大数据、云计算等基础设施业务的发展;同时将我国成功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业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为我国数字经济企业开拓更广泛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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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new drivers of growth; transition from old to new growth drivers
作者：李晓华
浅谈余干县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中的
经济发展思路
[摘要] 余干县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昌九一体化”双核区域联动，余干经济发展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余干县 环鄱阳湖经济圈 昌九一体化 产业聚集 绿色崛起
一、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位于江西省北部，上承赣、抚、信、饶、修五江之水，下接我国第一大河——长江。跨南昌、新建、进贤、余干、波阳、都昌、湖口、九江、星子、德安和永修等市县。是我国十大生态功能保护区之一。环湖地区全部人口1847.1万人，其中城镇人口561万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42.8%和49.5%。
环鄱阳湖经济圈，即“环鄱湖经济圈规划区”，是鄱阳湖滨湖城市合力打造环鄱阳湖经济区，是江西着力推进鄱阳湖地区经济发展的《环鄱阳湖经济圈规划》目标，是环鄱阳湖经济圈规划的重点产业链。2009年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第一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划。《规划》明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海峡西岸经济区等重要经济板块的直接腹地，是中部地区正在加速形成的增长极之一，具有发展生态经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条件。
“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决策，是江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对于促进江西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快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有利于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有利于探索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的新模式，有利于构建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的新支点，有利于树立中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
二、余干县域经济状况
余干县是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卫星县,地处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南岸，东与鹰潭、贵溪接壤，南和东乡相连，西界南昌，北邻万年、鄱阳、景德镇。全县国土面积2330平方公里，辖20个乡镇场，100万人口。自秦朝建县，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古有“百越咽喉”、“鱼米之乡”、之美誉，今以“南昌后花园”、“鄱阳湖新明珠”而扬名。盛产稻谷、油菜籽、金银花、芝麻、花生、大豆、莲藕、藜蒿、薏仁、芡实，是鄱阳湖周边地区优质农副产品集散地。全县拥有优质、无污染可养水面36万亩，鱼类资源118种，是鄱湖银鱼、甲鱼、鳜鱼、河蟹、珍珠等珍稀水产品的集中产地。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余干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2456”的经济社会工作思路(奋力进位赶超、加快绿色崛起的两大任务;突出强攻工业、做优农业、做美城乡、突破旅游服务业的四大重点工作;实施工业、农业、旅游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等五大领域五十个重大项目;创优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宽松有序的政策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谋事创业;舆论环境的六大环境)，求真务实，埋头苦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3年全县生产总值突破100亿元、达到101.8亿元，增长10.5%，分别高于全省、全市平均增幅0.4和0.5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达到11.05亿元，增长20.1%，分别高于全省、全市平均增幅4.9和4.7个百分点。
余干经济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必须清楚认识到余干经济发展的不足。余干是国家贫困县，经济发展总体比较落后，经济总量偏小，人均量更少，传统滨湖农业大县，经济结构不优。工业化、城镇化程度低，城镇辐射带动能力弱，社会管理、基层基础薄弱，发展滞后仍然是余干最基本的县情、最大的县情。
三、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对余干经济的影响
余干县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德昌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改变了余干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余干在鄱余地区中心区位的形成,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
(一)产业聚集带来的便利
所谓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个产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体系在一定区域内大量集聚发展，并形成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鄱阳湖经济区是江西粮棉水产主产区，自古以来都是鱼米之乡，粮棉油料丰富。环鄱阳地区也是江西工业的集中区，有汽车、机械、冶金、石化、电子、建材、食品、纺织、医药、陶瓷、精密光学仪器、有色金属等一系列工业体系，支柱产业日益壮大。同时鄱阳湖经济区有着以沿长江、环鄱湖、经浙赣、通京九的水陆交通优势并辅之以全省空中交通最密集的重要口岸区。可以说，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形成产业集群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随着江西经济快速发展，“昌九一体化”江西双核引擎的联动，形成江西产业区域集合效应势所必然。而在产业聚集过程中，所带来的集群企业竞争优势和区域红利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有助于上下游企业都减少搜索原料产品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产品生产成本显著降低。(2)集群内企业为提高协作效率，对生产链分工细化，有助于推动企业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集聚使得厂商能够更稳定、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比较容易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及时了解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4)集聚形成企业集群，有助于提高谈判能力，能以较低的代价从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处获得公共物品或服务。(5)由于集聚体本身可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会对外地相关人才产生磁场效应。集聚区内有大量拥有各种专门技能的人才，这种优势可使企业在短时间内以较低的费用找到合适的岗位人才，降低用人成本。作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余干县也将受益于环鄱阳湖区产业聚集。
(二)区域联动带来的机遇
江西省政府正式下发了《昌九一体化发展规(2013-2020年)》，为昌九两地规划了发展蓝图。根据《规划》，江西省将“昌九一体化”战略定位为：全省发展升级引领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增长极、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重要支点、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先行区。 南昌作为中心城市，拥有人才、资金、技术和产业的优势，九江的港口则可以帮助南昌形成通江达海的交通优势。昌九“双核”联动，可迅速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提升对全省经济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将是1+1﹥2的发展效应。 余干与南昌一衣带水，鄱阳湖生态经济圈新型城镇化发展专项规划将余干纳入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后，地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区的余干县 ，“昌九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将为余干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余干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在生态农业资源、劳务供应方面的优势。
三、余干积极助推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建设
余干县按照“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龙头， 紧紧围绕建设“五个余干”、实现进位赶超的奋斗目标中，进一步深化“依托南昌、对接沿海”的积极开放战略，进一步优化“一城三区(余干县城和黄金埠工业园区、瑞洪休闲度假区、滨湖现代农业示范区 )”的生产力布局，以加快发展为主要任务，以项目为主抓手，以城区为主阵地，以园区为主战场，以旅游休闲度假区为突破口，以现代农业示范区为主打牌，做大总量，稳中求进，确保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努力实现余干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对接南昌，发挥区位优势
余干县处在南昌、鹰潭、景德镇“金三角”经济圈的中心区域和环鄱阳湖区公路“咽喉”地带，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要的交通节点。余干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紧紧抓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专项规划将余干纳入南昌1小时经济圈这一重大战略机遇，以“依托南昌、对接沿海”为战略开放取向，打造“一条快速通道，一个休闲度假区，两个供应基地”，快速融入南昌1小时经济圈，实现科学发展、进位赶超、绿色崛起。
打造南昌一小时经济圈，既可以让南昌抱团发展，也可以让周边县(市、区)靠大联强，不断释放同城效应。余干是个人口过百万、面积逾2330平方公里的大县，粮食、水产等大宗农产品资源丰富，电力能源充足，湖区旅游资源潜力巨大，每年在外务工人员20万人，其中在南昌务工人员有2万多人，这些自然禀赋和要素优势，对推动“大南昌”建设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借助南昌的平台和辐射效应，将加快余干食品加工、汽车配件工业、现代农业等产业的发展，在融入南昌一小时经济圈的进程中实现余干崛起梦。
(二)强攻工业，创优发展环境
余干深入实施“主攻工业、决战园区”的核心战略，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平台建设，不断补齐一直以来制约自身发展的工业这块“短板”，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形成以资源优势产业为龙头、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柱、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今年上半年，完成工业固定投资13.4亿元，增长16.3%;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61.3亿元，增长23.9%;新增入园企业16家。
余干将创优发展环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全力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宽松有序的政策环境、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谋事创业的舆论环境等“六大环境”，努力实现“商务环境要优于周边地区、办事效率要高于周边地区、企业感觉要好于周边地区”的工作目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准做加法、乘法，不准做减法、除法。对所有的招商引资项目采取代办制，做到县内手续一日清、市内手续一周清、省内手续一月清，有效减少审批环节。所有办证单位全部进驻行政服务中心，所有办证项目必须行政服务中心办结。余干将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坚持以“依托南昌、对接沿海、面向乡友、强攻产业”为开放战略取向，转变招商理念，创新招商方式，深入开展小分队招商、产业链招商、主题概念招商、商会招商，紧盯大企业、大集团、大公司，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大力实施“回归创业”工程，规划建设回归创业产业园，目前已吸引了禾丰电子、鹏辉高科、雄兵橡胶、江西丸杰等项目落户园区。
(三)绿色崛起，主打生态品牌
余干县抓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全力打响“候鸟天堂、梦里水乡”的原生态旅游新品牌，使余干成为环鄱阳湖地区新兴的生态旅游热地。余干计划用5年时间，在保持全县乡村自然人文环境原真性的前提下，培育乡村度假型、依托景区型、文化村落型、农业观光型、滨湖渔家乐型、特色餐饮型、民俗风情型等乡村旅游业态，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效益可观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作为鄱阳湖畔的“鱼米之乡”，余干有着丰富的农业生态资源和优质的美食材料，不但是鄱阳湖银鱼、甲鱼、鳜鱼等珍稀水产品的集中产地，还盛产芝麻、藜蒿、芡实等农特产品。余干通过对特色农产品的包装、饮食文化的挖掘提炼，以“生态食材、文化美食”为推介理念，擦亮余干美食品牌，进一步打响枫树辣椒、鄱湖银鱼等一批具有鄱湖特色的美食文化品牌，全力建设“中国美食之乡”。余干县始终坚持以市场化的理念、工业化的办法，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去年，该县启动了1平方公里的乌泥食品产业园建设，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292家，新发展家庭农场28家。今年又加紧实施粮食种植加工、蚕桑种植加工、芡实种养加工、皇禽鸭养殖、肉鸽养殖、余干辣椒种植加工、甲鱼养殖、特色水产养殖、加工农业观光采摘、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区等十大农业产业化工程建设。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是第一位。余干坚持保护和治理并举的原则，积极开展湿地保护、水源保护、污水治理和造林绿化等工作。为保护好候鸟的家园，该县目前正着手将余干县康山候鸟自然保护区这片湿地申报为国家级湿地公园。项目已经通过省市专家现场考察，下一步将开展湿地恢复、河道疏浚、候鸟保护等工作的实施规划和认证。
参考文献: [1]余干县情简介，余干之窗http:///Item/list.asp?id=1542 [2]张丽.解读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J].当代江西[J].2010年第一期
[3]尹世洪 麻智辉.让县域经济成为壮大江西经济总量的强大支撑点.企业经济.2006.5-8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各门科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变革时期。最近50多年来，国内外不少经济地理学家也在探索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方法，从过去那些“区位论”、“生产布局理论”相适应地发展到“信息理论”、“空间理论”与“机制模式论”等。理论的作用是对要研究事物的性质和关系进行抽象化地系统阐述，它有助于人们对具体事物的理解，进而对人们实践进行指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非常活跃，新思想、新思维层出不穷，掘隐发微，精彩纷呈。从当前大量的经济地理学实践与研究，我们认为，经济地理学新的创新思维应当逐渐摒弃那种以主观成分为主的非科学的价值观。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是一个僵死呆板的传统方法，也不是人们所追求公式化的繁杂的计算模式，更不是一种缺乏生气思辩的概念，而是一种科学的创新思维，一种动态升华过程，一种富有哲理的科学概念。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方法与决策手段是通过“人地关系”与“人与环境”、“空间发展”种种多变量关系的研究，不断获取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新的发展圭臬。
1 过去研究“范式”的新认识
历史过程展示了这一真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相反，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又促进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1962年，Kuhn出版了《科学变革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使整个学术界活跃起来了。他所著述的研究论文重点在研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问题，后人广泛使用，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专门学科，为学科评论的综合发展与理论方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结构分析。经济地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的萨乌式金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以来，发展较快。但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比其他空间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等显得更加多元化和综合层次。美国不少地理学家认为：经济地理学是综合地理学中一门非常活跃的分支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日益加强。很多新的研究领域都在努力探索经济地理学与其他相邻学科，包括经济学、区域发展学及其不同流派的社会学甚至文化学之间的关系与界限。一些探索重点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更多的探索还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方面，注重实地考察与实证研究。但有相当一段时间，经济地理学也与城市科学一样，研究一个城市发展时只孤立地考虑城市的发展，很少与地区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如Brookfield(1975)指出的：
“强调全国水平的集聚使内部收入分配、经济结构和区域差异等方面被忽略。它还加深了在全国范围内将各个经济问题孤立开来处理的错误的严重程度，忽视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50至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很重视“增长极”的研究，也传播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中。极化增长和“增长极”的概念是由Perrour在1950和1955年发表的两篇对比鲜明的论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增长极是吸力和斥力的中心，每一个中心都有其影响范围，接着他进一步深化了增长极的概念并提出极化机制，这种定义在经济地理学及其城市地理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Rostow在他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StagesofEconomi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中总结了一个线性的、渐变的阶段化的发展模型。他认为，在经济方面，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处于五个类型中的一个阶段类型上：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Rostow，1960)。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城市增长极的形成来实现。一旦具备“起飞”的条件，起飞进入“持续增长”就会成为现实。与经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增长极”理论，对于本学科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城市所在的区域通过两种作用来影响或控制国家其他地区，赫希曼定义为“极化”(polarization)和“滴流”(trickle-down)效应，缪尔达尔则称为“回流”(backwash)和“扩散”(spread)效应。由法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增长极的经济学概念就这样被拓展到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对经济地理学传统方法又一次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新的思维功效及产生“飞跃”的催化剂作用。
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政治重构直接影响到城市和区域的演化，除了新经济影响外，城市及其城市化区域也同时面对着新技术、新的管理形式、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新的生态观念等的影响，这些发展态势提出了经济地理学新思维的挑战。我们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应用与研究一方面要适应新时代大区域(含大城市区)发展的新变化，能解释新出现的城市空间、地区生产力布局与环境演化的相互关系理论及其变化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要紧密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现实，经常注意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协调和整合外，也要研究从不同尺度的研究区域的相互呼应和区域发展的个性与共性问题。过去20多年里，我国地理学工作者曾在沿海开放区域，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沿岸、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了区域开发与空间布局的深入研究，通过系统调控，确定了以资源持续利用和改善投资环境以及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为总体目标的区域开发研究工作，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人口由过快增长向控制人口数量、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方向转变;完善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价值化将资源消耗核算和生态环境损失测算纳入到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中，逐步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经济消费体系;以开拓资源产业化市场来缓解资源供给和环境恶化压力。
经济地理学新的研究层面，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系统条件的支撑下，在时空耦合度上使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和谐、高效优化有序的发展。最终在确保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增长的同时，使区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相协调发展的优化组合状态，以便在空间结构、时间过程、整体效应、协同性方面使区域的能流、物流、人流、技术流、信息流达到合理流动和分配，从而提高区域持续发展的能力。
2 学科完善过程中的新思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不断发展完善。在全球经济起飞的80年代中，不少经济地理学者又提出了“发展地理学”的概念，出版了许多专著，如英国Cottina的《发展地理学的研究》、澳大利亚Himey和Feibos的《发展地理学》，从经济开发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国家的发展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发展与生产力布局的空间差异性、区位条件与开发模式等。我国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批经济地理学家、城市地理学家，对我国沿海地区东、中、西三个地带性研究以及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地带和城市群的问题，取得了较多的科学成果。
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地区发展、地区差异与城镇集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现象，区域空间差异与生产力布局的模式是多方面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地理学探索发展空间差异形成的原因，不同于经济科学单纯研究生产关系、体制与政策问题，也不同于社会科学只注重经济基础或社会现象的研究。经济地理学比较综合，注重研究人与自然条件的、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差异及其布局形式等问题，使得国家的经济建设项目在地区布点上比较科学合理，尽可能避免将有限的投资浪费在重复建设项目上，经常关注我国一些重大项目布局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使三者和谐地统一起来。
过去的区域空间、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缺少思辨性的哲学基础与数学方式的思维方法。物质的特性、人的素质与环境的本质及其解释经济地理布局形式等问题的相继提出，对空间分析学派直接构成挑战。空间分析学派把复杂的关系过于抽象化，人们迷恋工程技术硬件构成与逻辑理论体系的关系，却忽略了那些具有重大决策作用的软件技术的综合研究、综合思维，使之产生的问题与损失越来越大。那些硬件的空间分析作用可以准确地给出相对定义以及局部工程项目的效益，对它进行评价分析，进行定量描述，但无法从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尤其是从社会、经济、自然与技术来综合考虑问题。例如近10年来，
全国各个城市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带来了许多不可想象的社会经济问题，占用了大片土地、耕地，使全国约有750万hm2土地被破坏、丢荒;在“开发区”上大修马路，盖厂房、建住宅，各地每年投入上亿元的资金得不到回报，许多高档的别墅很少人购买，开发区修建的大马路、上下水管道、住宅区等不能发挥作用，使成百上千亿元的资金滞留、浪费，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这些问题不从经济地理综合角度分析，不从地区发展条件、历史基础、资源合理利用、环境自然与投资综合分析，是不能揭示其规律性的。美国一些大学的经济地理学家，近年来运用综合性的多样化方法，研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经济成长过程。这对激活经济地理学非常重要，这种多样性将会成为经济地理学发展的一种力量，因为它使得经济地理学在科学方法上有别于传统的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胡序威、陆大道、毛汉英等;中科院南京地理所佘之祥、虞孝感、姚士谋等;北京大学周一星、杨吾扬、杨开忠;南京大学崔功豪、顾朝林等和中山大学许学强等教授对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都作过大量的研究，并发表了许多论著。
地理科学、区域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这样一个发展的新思维，能够加强这个分支学科，全面考虑常规问题与传统问题，从相互作用模式得到新的耦合方法也可以得到充分发展，也可以得到信息社会的一个全面检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地理学家与都市规划专家Susskind曾经谈过，地区发展规划与城市规划是一个建设未来方向的过程，是一种综合协调活动，是一个理性思考过程，是为人类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过程。规划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对国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重大建设布局进行综合协调。从我国许多地区的重大规划建设的实践来看，区域发展规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等，都强调最有效地利用地区范围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各种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搞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居民点布局，以提高社会经济的总效益，为人类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与工作环境。我们应当把规划布局的研究升华到一门科学的重要功能来考虑。因为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中心(城市)的形成，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特定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在这纷繁无比的区域综合体的运转中，必须要有经济地理学科和其他工程技术学科作指导，作为科学的蓝图来决策，建设人类的经济实体、空间实体，这也是近代经济地理学、现代地理学充满活力、蓬勃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的事实。从50至80年代，美国和日本一些地理学家研究区域发展问题，引伸出实证主义流派。实证主义的出现使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也成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实证主义认为，人的行为遵从于普遍规律，实证主义地理学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些规律。它强调用科学方法来检验以前的理论，用统计方法来解释数量关系，用GIS的地图分析方法来印证空间布
局的合理性。该学派把经济地理重新定义为空间关系科学，试图借助分析方法和数学语言去建立数字和空间现象之间的统计上的空间关系，来说明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发展的内涵及本质问题。
近代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比其他空间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如区域科学，显得更加多元化和更具开拓性，它是地理学中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联系日益加强。很多新的研究致力于探索经济地理学和相关学科包括经济学、不同流派的社会学、政治科学甚至文化学之间的界限。一些探索不仅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多的去认知经济地理学丰富的内涵和深遂的尺度，实地观察与实证研究。如从区域角度研究城市布局问题时，经济地理学家的思维方法，比较系统宽广，不仅考虑城市各部门的有机结合及空间布局组合的效果，还应考虑如何体现在生产力分布最合理的区域，数量与质量上处于最佳状态而产生的效应。这里应当处理好局部与全局、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关系。同时注意到信息行业的快速发展会对经济地理产生新的飞跃，特别是对地区空间布局、城市的拓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起重大作用。从时空配置上将产生协同效应、衍生作用、替代效应与增强作用等，这都是经济地理学新的思维范畴与模式，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空间布局是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形式，也是地区生产力表现在空间经济存在的基本形式。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主要指城市地区各种物质要素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分布和有规律的表现特征。从城市与地区经济的空间结构与布局形式分析，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
(1) 城市与地区的经济密度，即生产力要素及其建筑物在城市空间范围内以至城市大区域内的物质数量关系，反映每个城市的规模经济及其效益，也反映了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如世界级的国际性城市东京、纽约，其城市中心区内每平方公里的产值指数超过9。2亿美元，我国的香港特区(城市中心区)也接近8亿美元，可以看出这些大都市的土地利用价值相当高;而我国的上海、北京仅有800～1000万美元/km2(1998年)。城市地区的经济密度反映了每个城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问题。
(2) 城市地区物质要素的空间布局，指一定范围内空间经济的具体分布，体现其经济合理性及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阶段，城市中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信息网络越来越发达，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城市的对外联系日益紧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现代化城市的功能也向多样化、高层次化方面发展、某些功能更加突出，就成了这个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方面的特征。这个特征明显化、个性化就成了城市发展的主导功能与重要方向。
(3)城市区域内外物质要素的联系方式，是城市的经济密度与空间布局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域间的物质交流形式，运输费用多少也影响到产品成本、城市布局的经济合理性。这也是经济地理学重点研究的领域之一。城市物质要素的联系方式，随着城市现代化，重大基础设施的完善化，物质要素越来越多，联系方式越来越复杂。例如随着城市化高潮的到来，郊区城市化、居住地与工作地点的距离将不断扩大，今后城市区域是否采用地铁、轻轨的运行方式，还是家庭小汽车化?市区是否发展以公交系统为主的运行方式等现实与综合性问题都得进行深入比较分析。经济地理学不仅要运用新的思维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而且对于城市内部各种要素与各类交通部门联系的方式、特点，加之分类研究，采用多维空间拓展的层次分析法、多变量组合的系统分析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这样的效果才会有社会经济意义与深远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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