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语文知识问题的综述
新课改实施以来，有关于语文知识问题的争论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虽然在这场争论中，人们都持着各自的观点，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课标中“淡化语文知识”提出异议。特别是课改后人们期望的素质教育带来的新变化和现实中学生语文素质整体下滑之间的矛盾，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于是，人们从各种理论角度出发探讨语文知识问题。
一、语文知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石福强认为，当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误区有：偏重于静态知识；忽视知识与能力的转换；语文知识教学偏重烦琐分析；知识传授与情感培养的表面冲突。[1]
2．张建房认为，造成语文知识无用或基本无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错位：语言和言语的错位；知识的辅助性和操作性的错位；手段和目的的错位。[2]
3．王荣生认为，内容与目标不相一致，甚至截然相对；内容不正确，且数量不少；内容以一种极不确定的面目呈现，有时笼统得几无内容；许多迫切需要教的无内容；充塞着不少乱七八糟的内容。[3]
由以上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在现在的语文教学中主要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一，语文知识观念落后。如果从现代知识的观点来审视我国的语文知识现状就会发现，长久以来语文教育界所固守的那套知识系统，大致与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的陈述性知识相当，没有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的概念。同时，我们对这些知识的认识还停留在客观的、静止的、唯一正确的、明确的、可以传达的、普遍公共知识的层面，没有考虑到当代知识的主观性、情境性、文化性、多样性、生成性和个性化的特征。
第二，语文知识内容陈旧。现代语文知识与20世纪前期相比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还是语言学、修辞学、文章学等等一系列的杂糅。虽然这些教学内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当代这些知识已经是“超龄运动员”了，不再符合当代教育的需要。在21世纪的课堂上，说到记叙文老师仍旧是在讲六要素；说到小说仍旧是开始、发展、高潮、结尾等等。语文知识长期不能接通当今学术的新成果，更新缓慢滞后。
第三，缺乏有效的语文知识。王荣生从课程论的角度对我国语文课程的知识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审视，尖锐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①相关学科的研究不尽如人意。②与相关学科有严实的隔膜，学校语文知识近乎凝固。③语文教育界带有“原创”意味的语文知识缺乏严格的学术检验。④语文学科盛行着一套古古怪怪的“学校知识”。[4]
第四，语文知识的教学方法机械单一。语文知识的传授是一个动态获得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答案，单纯的灌输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过去传授语文知识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程序性知识的引入使语文知识内涵扩大。程序性语文知识“操作性”的特征使语文知识与教学活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语文知识的分类
1．根据加涅的知识体系理论的分类。根据加涅的知识体系理论把语文知识分为“现象知识”“概念知识”和“原理知识”。“‘现象知识’就是对常用词语、常用句式、常用语体、常用修辞等语料的掌握。”“‘概念知识’就是对‘现象知识’加以解说和命题的知识。”“‘原理知识’属于‘如何做才正确’的知识，所以也可叫‘规则知识’。”[5]
2．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的分类。韩雪屏根据现代认知心理学知识分类理论，把语文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它是人们对事物的状态、内容性质等的反映。”“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它是人们关于活动过程和步骤的认识。”“策略性知识是关于学习策略的知识，即如何确定‘做什么’‘如何做’的知识。”[6]
3．言语论视角的语文知识分类。王尚文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言语主体知识；第二方面指言语环境即语境知识；第三方面是言语作品知识。”语文知识是应该或已经纳入到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有关汉语言文字、阅读和写作的现象、概念、原理、策略和情感。[7]
4．根据“语感和语识”的分类。王荣生认为语文知识包括宽式语文知识和窄式语文知识。宽式语文知识包括应该或已经纳入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关于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的听、说、读、写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和态度。它有语感（缄默状态）和语识（显性状态）两种状态；窄式语文知识包括应该或已经纳入语文课程与教学的，关于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的听、说、读、写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和态度。在课程的层面只包括与语感对应的语识。[8]
5．张青民、潘洪建认为，语文知识应该包括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两大类。其中陈述性知识包括记忆性知识、理解性知识和体验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包括动作技能、智慧技能和策略性知识。[9]
6．根据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分类。屠锦红将语文知识分为工具性知识和人文性知识两大类。“工具性知识是相关语言及语言运用的知识。在语文知识系统中，它大致对应于‘基础理论’类知识、‘语言材料’类知识及‘事实材料’类知识。”“人文类知识指个体对于人生、社会以及自然（即人化自然）的种种反思以及产生的态度与体验。它大致对应于‘思想观点’类知识及‘情感态度’类知识。”[10]
7．根据斯皮罗理论的分类。慕君认为，从语言知识的存在状态看，语文知识包括“语识”和“语感”；从知识结构的灵活性来说，语文知识又可以分为良构性知识和非良构性知识两种。良构性知识和非良构性知识这一对概念是由斯皮罗提出来的。所谓良性结构知识是指有关某一主题的事实、概念、规则和原理；非良构知识是指将良构知识应用于具体问题情境中时产生的实践知识，即有关概念应用的知识。[11]
8．基于波兰尼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语文知识分类。英圄物理学家、哲学家波兰尼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种：“显性知识”（言述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无意识知识）。显性知识能够用言语表达出来，具有明确的可传达性和可教学的知识性；隐性知识是指尚未被言语或者其他形式表述的，尚处于“缄默”状态的知识。
9．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分类。在知识的获得方式上，将知识分为“内贮”和“外贮”两类：贮存在个体头脑内的，是个体知识；通过书籍或其他媒介贮存的，是人类的知识。依据认识的深刻程度和系统程度，又对知识的可靠性进行了划分，将知识分为生活常识、经验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知识三个基本层次。[12]
三、语文知识系统的重构
刘大为认为：“没有哪门课程，能够既在现代教育体系中作为一门独立课程而存在，又能离开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而展开它的教学过程。”[13]但是，当前我国的语文教学中语文知识存在的诸多问题实在令人担忧。语文知识体系的重新开发和构建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语文知识系统重构的集中代表性的观点有：
1．韩雪屏——以现代心理学的广义知识观来重新审视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2002年，韩雪屏率先撰文指出：“虽然可以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但是，重新审视一下语文课程的知识基础，尽量廓清语文基础知识的范围，尽量分清它们的层次，让师生心目中都有一份语文基础知识的清单，还是十分必要的。”[14]2003年，韩雪屏又把语文课程的知识内容分为如下几个方面：①社会的语言／言语规律；②他人的言语经验；③个体听说读写的言语规则；④人类的语言文化。这是韩雪屏从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的价值立场出发，对语文知识进行的细化与分类。
2．雷良启、余应源——吸收当代语言学的适用理论，建构语文教学科学化言语知识体系。他们认为，语文教育是母语的言语交往教育：以言语和言语交际规律的系统知识指导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是它的主要内容；培养学生运用汉语文的言语交际能力是它的根本任务。由此出发，作者认为，应该建构以言语知识为纲、为纵的线索，以语言知识为目、为横的新的语文知识系统。[15]
3．王荣生从课程层面来重构语文知识体系。从 课程层面来看，语文课程“应该教什么：从大的方 面看，一是构成人文素养确切所指的文学文化经典 作品（定篇）及其对它们的阐释；二是包括事实、概 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在内的‘语文知识’”[16] 主张对语文知识系统进行除旧纳新。“语文知识”问 题的讨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对已经纳入 语文课程的“学校语文知识”进行考察。第二，研究 应该纳入语文课程的“语文知识”。同时，他对考察 的主题也做了相关的论述。[17]
从以上学者和专家的观点中，我们总结了语文知识体系重构中的几意建议：
(1)要用新的知识观来构建语文知识体系。现代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开放性、变革性和个体主观体验性。我们在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时，应该汲取不同角度的知识分类中的优秀成分，建构语文知识的多样形态，从而为语文课程知识的真实情境下的个体生命意义上的语文知识建构，提供思路和依据。
(2)在构建新的语文知识体系时要吸纳新的科研成果。我们旧有的语文知识充斥着大量的无用、过时、空洞、老套的知识，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学、文艺理论、美学、修辞学、言语学等学科有着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应该拿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语文知识体系进行除旧纳新。
(3)重构语文知识体系时要多方调查、广泛采纳意见。语文知识体系的重构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语文又是母语教学。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不能单纯地听取某一位或某一群人的说法。要广泛采纳多方面的意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层层深入，确保新的知识体系科学有效。
(4)重构语文知识体系要注意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语文课程内容。语文知识系统的重构不能仅仅依靠“专家”。我国古代的教学经验、一线教师的经验以及来自国外的经验等等都应该参考。
四、语文知识的教学方法和原则
(一)关于语文知识的教学方法有下列观点
张青民、潘洪建认为：①语文陈述性知识的教学，主要以教师系统讲授为主，学生一般采取有意义地接受学习。②语文程序性知识的教学，主要是使学生获得应用概念、规则、原理办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8]
李海林认为，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应采用不同途径的教学方法：针对“现象知识”采取体验法为主：针对“缄默知识”采取案例法为主；针对“原理知识”“程序性知识”采取训练法为主。[19]
陈尚达认为需要通过“情景创设、经验穿透、对话互动、意义生成”[20]等来关注语文知识的教学。 也有人对“缄默知识”的开发做了探讨，例如周志红探讨了对中学生“缄默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周徐兵也提出了将“缄默知识”和显性知识整合进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的有效教学策略，包括“缄默知识”的显性化、“缄默知识”和显性知识的整合、显性知识缄默化三个环节。[21]
（二）语文知识教学的原则
第一，综合实践的原则。传统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知识教学与实践相分离。新课标要求教学向学生的生活回归，把排除在语文知识之外的迷失的主体——实践着的人找回来。因此我们的知识教学要包捂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听说读写各种言语活动的综合，言语能力与思维能力的综合，语文知识逻辑与学生的心理发展逻辑的综合，语文知识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综合等等。
第二，注重言语情境的原则。当代语文知识强调语文知识的情境性、具体性、个体性，因而语文知识的教学适于“随文学习”，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体会语言运用的规律、技巧和艺术。纵使语法知识、修辞技巧和写作方法的学习，也不要脱离语境、语篇，要在一定的言语情境中来学习。如果没有现成的语言环境，就要进行语境创设。
第三，类型方法匹配原则。知识性质有别，知识类型不同，获取路径自然有异，因而，教学方法和策略也就大不相同。语文的“工具类知识”是外显的、可操作的，更多的是靠学习者对学习对象的操作练习，“训练”构成了外显学习的主要形式；而语文的“人文类知识”是缄默的、内隐的，应以潜移默化和“体悟”的方式进行。
课改十年来，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落实到我们具体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时，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例如，有这么多关于语文知识的分类方法，我们到底要采用的是哪一种分类方法？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个体化、多元化、碎片化、信息化的知识分类能够运用于语文知识的分类吗？语文知识系统重构之后，哪些语文知识又是能够变成课程内容来进行实际的教学？我们怎样确定语文知识有哪些？确定所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1]石福强.新课程理念下语文知识及教学方法研究[D].青岛：山东师范大学，2005午10月.
[2]张建房.构建实用高效的语文知识体系[J].教学大参考，2006年12月．
[3]王荣生.完整地理解“语文知识”的问题[J].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10月．
[4]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到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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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 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9]张青民，潘洪建．语文知识分类与教学方式 选择的探讨[J].教育导刊，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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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9页．
[13]刘大为．语言知识、语言能力与语文教学[J]．全球教肓展望，200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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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雷良启，余应源.吸收当代语言学的适用理论，建构语文教学科学化的言语知识体系[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2).
[16]王荣生．完整地理解“语文知识”的问题[J].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10月．
[17]王荣生.完整地理解“语文知识”的问题[J].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10月．
[18]张青民，潘洪建.语文知识分类与教学方式选择的探讨[J].教育导刊， 2005(2)．
[19]李海林.“语文知识”：不能再回避的理论问题——兼评《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J]．人民教育，2006年5月．
[20]陈尚达．新课程下的语文知识观与教学改革[J].语文建设，2006年第11期．
[21]周志红．中学生缄默语文知识的开发和利用——Y老师教学个案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4月．
（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 400715）
作者：朱晓娟
〔摘 要〕本文对国内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的发展概况进行了阐述,并从基本理论､知识服务与信息服务关系､知识服务运营模式､知识服务系统设计及相关技术4个方面重点分析了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最后围绕提高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重视调查和案例分析､重视实践研究中的定量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今后加强知识服务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图书馆;知识服务;综述
〔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Knowledge Service
in the Domestic Libraries:1998-2008Yang Weiwe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Key words〕libraries;knowledge service;summary
知识经济环境下,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信息行为和知识结构的深刻变化呼唤着知识服务时代的到来｡传统图书馆服务内容和手段已很难满足用户的需要,图书馆传统职能的转变已是不争的事实｡知识服务(Knowledge Service)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知识服务能力成为图书馆的核心能力｡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环境,对1998年以来的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希望能对促进知识服务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知识服务研究概况
知识服务是一个交叉研究领域,是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组织学习､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等领域的相互渗透与结合｡知识服务研究最初源于企业管理,今天研究它的学科群已扩展到了图书情报学､社会经济学､企业管理等学科,涉及图书馆､情报机构,咨询､制造､地产､金融类企业,以及医药､农业等社会各行各业｡笔者以1998-2008年为检索时段对知识服务相关文献进行了调查,检索的数据库涉及Proudest､EBSCO､Emerald,国内数据库有“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和“重庆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其中2008年为不完全统计年,论文检索截止到2008年10月｡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笔者以“知识服务”为检索词,通过精确匹配,共检索到662篇文献,以“图书馆+知识服务”为检索词组合检索到375篇｡本文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这些期刊论文,同时也涉及相关专著以及网络资源｡
国外知识服务研究多涉及企业知识服务,美国学者克莱尔(Guy St.Clair)等人对知识服务的内涵､地位､作用及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公司知识服务的特定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2001年,克莱尔在“知识服务:公司业绩提升的关键”一文中提出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组织学习是知识服务不可或缺的三要素,并分析了它们各自在知识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知识服务是一种全新的工作形式[1]｡次年,他和马汀拿•雷(Martina J Reich)在“知识服务:财务策略与预算”中研究了知识服务预算问题的重要性,提出知识服务预算包括人员成本､内容成本､技术成本三方面,它们应分别占总预算的50%､20%和30%[2]｡2003年,他和哈瑞森(Victoria Harriston)､托马斯•佩里兹(Thomas A Pellizzi)在“一流的知识服务”一文中进一步强调知识型组织的发展要依赖图书馆员等知识工作者为用户提供准确､及时的知识服务[3],克莱尔的研究成果是后续实践研究的基础｡
近几年国外研究的明显特点是开始涉及知识服务的运营､模式问题等操作层面的内容｡2006年,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A Epstein)从实践层面研究了知识服务的具体内容,她在“一个管理案例研究: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中运用信息服务的挑战”一文中介绍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为支持分子生物学､遗传学领域的学者进行研究而开展的一个服务项目,该项目旨在将研究人员及其工作整合到图书馆的工作流程中,并对他们开展参考咨询服务[4]｡同年,伯易德•亨德瑞克(Boyd Hendriks)和依安•伍勒(Ian Wooler)提出了市场化､企业化的知识服务运营思路,对知识服务的市场营销方案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如何开展知识服务的投资回报分析(Return On Investment,ROI)[5]｡
知识服务是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战略(以业绩为中心)学习与培训的结合,知识服务的价值在于利用知识帮助用户实现知识的创新,为用户提供经过加工整序后的新的知识产品｡比如,为用户提供索引指南以克服因信息分散而造成的检索困难,为用户提供评价性和解释性知识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和吸收知识｡在实践领域,国外一些机构开始了知识服务的应用｡例如,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LM)开展的“多学科研究小组对数据进行研究并进行数据库和软件的建设”是知识服务的成功案例｡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的“生物信息数据库”为科研人员提供集成化的知识服务,且融入到科研人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中｡
我国开展知识服务研究的主要是图书情报界,研究对象大多涉及图书馆知识服务｡从1998年开始,我国图书情报界围绕知识服务的研究不断升温｡2000年以后掀起了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的热潮｡近几年学术界关于知识服务的研究论文增长迅速,图书馆知识服务问题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1999年,任俊为发表在《图书情报知识》的“知识经济与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一文,首次将“知识服务”概念引入图书馆学研究领域｡2000年,张晓林在《中国图书馆学报》发表“走向知识服务: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一文,第一次明确地将“图书馆知识服务”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图书情报工作的核心能力应定位于知识服务”的观点[6]｡同年,陈景增在《情报科学》发表“知识经济环境下的图书馆知识服务”,提出知识服务具有服务内容专门化､服务策略产业化､服务手段自动化､服务人员学者化､服务效果效益化的特点｡2001年,张晓林主编的《走向知识服务》(2001,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国内首部关于知识服务的专著,该书对知识服务功能结构设计､支持知识服务的组织管理机制､知识服务的运营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05年以来,图书馆知识服务中的个性化知识服务､知识服务系统等深层次问题受到关注,相继出现了“个性化知识服务——深化我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服务层次的有效途径”(王庆瑶,2006)､“基于语义网技术构造知识服务系统”(曾铮,2005),“自适应过滤算法在基于社区E-learning的个性化知识服务系统中的研究”(赵武生,2007),“基于Wiki的知识服务系统研究”(王伟军,2008)等论文｡
自2002年始,相继产生了一些研究知识服务的博硕士论文｡中国科学院董颖博士的“知识服务机制研究”(2003)从知识和服务两个角度出发,总结了通用的知识服务框架包括3个部分:知识模型､服务模型以及从知识模型到服务模型的转化系统,并提出了一种知识模型——基于超图的XML Topic Maps知识模型,以及一种服务模型——KSP知识服务包｡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双模型+四层映射”的知识服务机制,并相应地设计了从知识模型到服务模型的映射系统——KS-Mapping[7]｡
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推动知识服务研究不断向前迈进｡2002年5月,全国100多所高校图书馆馆长及有关专家齐聚北京,共商“高校数字化图书馆知识服务网络共建共享方案”｡2004年10月25-28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承办召开了“图书馆知识服务研讨会”｡
2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重点
国内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样几方面:知识服务基本理论､知识服务与信息服务的关系､知识服务运营模式､知识服务系统设计与开发､知识服务技术手段等｡下面将分别阐述,并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2.1 知识服务基本理论研究
学者们围绕知识服务的定义､特征､内容､目标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知识服务”的定义,目前尚没有确切统一的认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综观林林总总的知识服务定义,可窥见我国图书情报界对知识服务的概念具有两类理解:一类观点认为知识服务中的知识是作为一种产品的知识,提供知识服务就是提供知识产品｡另一类观点则强调图书馆员在服务中的知识投入,这里的知识是指图书馆员的知识技能｡例如张晓林认为,知识服务是基于集成､自主创新以及分布式多样化动态资源,以用户需求作为目标驱动,面向知识内容和解决方案,贯穿用户决策过程的一种增值服务[6]｡韩瑞平将知识服务定义为是对信息流进行有目的地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存储,并将之转化为可用的知识提供给用户且对用户的决策起导向作用的一种服务方式[8],等等｡对于知识服务的特征,党跃武､张晓林等认为知识服务最突出的特点是:知识服务以用户需求满足的高效性､深入彻底性为主要参照进行业务流程的设计,建立弹性工作体系和柔性服务机制,具有灵活､深入､个性化的特点[9]｡何坤振概括了知识服务的4个特征:面向内容;围绕增值和创新目标;基于专业化和个人化;基于综合集成[10]｡庞孝梅认为,服务方式个性化､服务过程一体化､服务手段智能化､服务模式集成化是知识服务的典型特征[11]｡关于知识服务的内容,唐林认为知识服务包括知识挖掘､知识组织､知识开发､知识应用等内容[12]｡关于知识服务的目标,王春军认为是根据用户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即提供通过分析用户知识需求和问题环境,对用户提供的信息经过析取､整合､创新､集成而解决用户问题的服务[13]｡
2.2 知识服务与信息服务关系研究
对于知识服务的研究,通常是基于明确其与信息服务的差异及优于信息服务之处来进行的｡知识服务与信息服务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知识,是对信息使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逻辑思维方法进行处理的产物,是人们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是抽象和逻辑的东西,必须经由人的大脑才能产生､识别和加以利用;信息,是人们对数据进行系统组织､整理和分析的产物,它来源于数据又高于数据,不与特定用户行动相关联｡知识服务考虑用户在信息使用过程中的需求变化;信息服务不考虑用户需求的变化｡知识服务对大量信息进行知识挖掘,涉及对存在于人脑中的隐性知识的挖掘和管理;信息服务不对信息所含的内容进行提炼和挖掘,信息服务的内容仅局限于素材性的显性信息与显性知识,并不涉及对人脑中具有创新活力的隐性知识的开发｡所以,知识服务是信息服务的高级阶段,知识服务能实现信息服务所不能实现的功能｡冷选英认为,知识服务和信息服务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都以网络为依托,由收集､处理､存储､传递､共享过程组成｡区别在于,知识服务和信息服务的收集､处理､传播的对象不同;两者对处理对象的加工深度不同;两者的产品形态不同;两者的产品价值取向不同以及度量指标不同[14]｡王春军,许俊达认为知识服务与信息服务在目的､内涵与服务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知识服务以根据用户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目标,信息服务以文献信息资源的物理收集､组织､存储､利用为目的;知识服务面向内容和增值,信息服务关注资源的获取､积累和传递,且传递中蕴含的智力劳动较少,无法实现增值;知识服务最显著的服务方式是个性化服务,跟踪用户的决策过程,信息服务的方式拘泥于固定模式,不能很好地满足个性化需求[13]｡
2.3 知识服务运营模式研究
图书馆知识服务运营模式即如何以图书馆员的专业知识为基础,针对图书馆用户的知识需求,对相关知识进行搜寻､组织､分析､重组,为图书馆用户提供所需知识和服务｡图书馆知识服务运营模式研究非常符合现实需求,是目前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方面｡
李桂华,张晓林,党跃武借鉴了企业化的运营方式,提出了4种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①结构化参考服务模式;②专业化咨询团队模式;③律师模式;④顾问公司模式[15]｡此外,任庆芳提出了“协作经营模式”[16]､知识服务专业网站模式以及图书情报部门与IT业合作建立共享知识资源库模式｡再有,罗彩冬,靳红提出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运营的“静态知识服务模式”[17]和“动态知识服务模式”[18]｡刘维丹在“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一文中提出了数字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4种模式:①基于分析和内容的参考咨询服务模式;②专业化信息服务模式,按照专业或课题来组织和实施服务;③个性化定制服务模式,用以适应数字图书馆用户多样化的需求;④知识管理服务模式,即从用户目标和环境出发进行知识的收集､捕获与管理｡
此外,研究者还从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特定角度出发,提出了“面向学科的知识服务”､“以人为本的知识服务”､“社会化的知识服务”､“个性化的知识服务”等概念,并分别探讨了它们的运营模式:①面向学科的知识服务模式｡徐恺英,刘佳等提出构建“高校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系统”,此系统由学科知识服务用户､学科馆员､信息资源库､学科知识库和学科知识服务平台构成[19]｡吴凤玉认为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定位应该是“面向学科的知识服务”,其内容应包括:学科导航服务(包括馆藏纸质资源的揭示､馆藏电子资源的揭示与网络资源的揭示)､定题知识服务､学科知识挖掘服务[20]｡②以人为本的知识服务模式｡王美兰､孙振领认为高校图书馆知识资源建设､网络建设和知识服务管理都要体现人本主义精神,要重视人和人的价值[21]｡③社会化知识服务模式｡周华生､郑瑜等在分析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知识服务存在“知识服务对象狭窄,社会化积极性不高”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将高校图书馆的功能局限为仅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太过于狭窄,提出知识服务社会化应是高校图书馆的一种责任和义务[22]｡④个性化知识服务模式｡王香红､王庆瑶在“高校图书馆服务的新课题——个性化知识服务”中指出“个性化知识服务”的具体方式包括个性化网站､个性化推荐和个性化检索,并在分析国外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应用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My Library”[23]和“My Grids”[24]两种个性化知识服务模式｡
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方式非常多,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能忽视“人的因素”,即要认识到以特定任务为导向､以各学科专家为成员､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知识创新为目的的知识型馆员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主体是图书馆员,相对传统的文献信息服务而言,知识服务对图书馆员的要求更高,因此不能忽视对知识服务主体的研究｡为此,研究者认为应建立“学科馆员制度”以培养知识型馆员,并建立起“动态知识服务团队”,才能成功地提供知识服务｡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多角度､全方位地为读者提供价值高､时效性强和针对性强的知识服务｡动态知识服务团队的建立,要依据团队自身任务和性质､知识服务的具体要求及管理环境的变化,并依赖具有充分灵活性和弹性的团队整体功能的发挥,在团队管理上必须具有明确､完备的设计思路｡
2.4 知识服务系统及相关技术研究
知识服务系统研究偏重技术领域,研究者多具有计算机等相关专业背景｡王胜海,沈英提出构建“网络智能知识服务系统”,该系统由智能知识采集系统､智能知识处理系统､智能知识库存储系统､智能知识服务系统四部分构成[25]｡陈红梅认为知识服务系统的功能模块包括知识采集､知识处理､知识库存储､知识服务､知识服务反馈五大模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服务系统平台设计需要达到的功能标准:①通过检索平台,用户输入某一知识主题,检索平台对问题进行分析后形成知识元,经过某种知识库规则的规范,从最佳知识库获取所需知识｡②电子商务平台,负责数据库使用费､著作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的财务结算｡③通过共创知识库平台,各图书馆按照协议分工建设各种知识库,如引文链接数据库､元数据库､网上文献索引库､用户资料库等[26]｡
知识服务的任何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持｡汤珊红认为知识服务技术主要有:因特网､内部网和外联网技术;存储结构技术;数据库管理系统;元数据技术;数据获取与收集技术;传播技术;通讯信息技术;推送技术;检索技术;共享技术;群件技术;中间件技术;联机分析处理技术;多维度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27]｡王惠临等认为知识服务的实现,必须以信息自动理解技术为基础｡语言技术和知识技术,尤其是作为知识技术核心的本体技术,在信息的自动理解中起着重要作用[28]｡此外,基于网络环境应用的导航库技术(Navigation Database)､推送技术(Push Technology)､智能代理技术(Intelligent Agent)､多语种信息发现技术(Multilingual Information Discovery)､智能检索技术(Intelligent Information Retrieval)被认为是知识服务的核心技术,另外还有内容选择､聚类与分类､信息存储､信息提供､内容挖掘､内容转换､人工智能､可视化､协议､规范､标准､智力基础工具､协同技术也是知识服务应用的相关技术｡
3 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它仍处于发展阶段,尤其在与实践结合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文献研究,笔者发现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3.1 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
比如,现有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侧重于分析知识服务的内涵､功能､地位,以及探讨知识服务与传统信息服务在核心理念､手段等方面的不同,较少专门以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方法及实际运营问题为研究对象,已有的研究内容也是分散于诸多文献的章节中｡且大多只做了一般性研究,宽泛而不深入,笼统而不具体,如果能对知识服务的模式､方法及其实际运营进行专门系统地探讨,无疑具有理论价值和创新性｡再如,对“知识服务系统”的研究较为薄弱｡笔者利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用“知识服务系统”为题名检索词仅检索到22篇相关论文,它们的时间跨度是2002-2008共7年｡知识服务系统是知识服务得以实现的智能化系统,不应忽视这方面的研究｡此外,一些具有较大现实意义的选题,如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社会化,研究者非常之少｡笔者认为,今后应拓宽研究视野,将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公众､政府部门､盈利组织和非赢利组织等图书馆外部环境中的实体｡
3.2 应用研究中不够重视典型案例的分析
知识服务有一定理论性,但其更具备实践特征｡尽管我国图书馆开展知识服务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传统因素制约､观念束缚等诸多问题,但仍有部分图书馆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笔者在文献调查中几乎没有发现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实践案例的文章或内容,只有少数文章援引了国外某些大学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案例,且多是点到为止,未能作系统､深入的分析,当然这与我国图书馆知识服务实践工作进展缓慢不无关系｡笔者建议,今后的研究可基于实际调研和考察,结合案例对理论分析加以充实｡
3.3 忽视了对“知识”本身的研究
知识服务包括“知识”和“服务”两大要素,基于这两大要素的知识服务包含3个前后衔接的环节:①知识的发现;②知识向服务的转化;③知识服务的实现｡目前图书情报界对知识服务中的服务模式､服务手段､服务策略等服务实现类问题研究较多,而对贯穿知识服务各环节的知识发现类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即当前我们研究知识服务多从“服务”的角度出发,侧重知识服务的第二和第三个环节,忽视了第一个环节｡知识服务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和质量,更好地实现知识的传递与共享｡要实现此目的,研究视角不能仅仅局限于服务,还应扩展到知识层面,今后我们应立足于知识与服务两个层面,加强对知识本身的研究｡
4 结束语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提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和应用正在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信息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知识服务在此趋势下应运而生｡图书馆实行知识服务,将引起从服务理念到服务方式的转变｡企业引入知识服务,就要以知识服务为中心,建立一种积极健康､适合工作的环境,知识服务对企业的管理和服务理念以及制度文化会产生一定影响｡可以预见,知识服务研究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仍会方兴未艾,21世纪知识服务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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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协作经营模式即成立专家中心,增强团队力量,协作单位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建立特色数据库,如收藏､服务､人才､刊物､信息产品､科研成果等数据库,根据协议在协作网内共享｡如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筹建的“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协作网”.
[17]静态知识服务模式是运用信息技术和通信设备､以网络为媒介向广大知识用户提供知识服务的模式,它由“知识用户+知识服务平台+知识仓库”构成.
[18]动态知识服务模式是知识用户通过中介组织与知识的直接提供主体之间进行交流,并接受鲜活知识资源服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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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周华生,郑瑜,朱甫典.制约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社会化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情报,2006,(5):35-40.
[23]“My Library”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个性化地收集数字资源的门户,用户从图书馆网站所提供的全部数字资源里,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组织在My Library中,之后通过访问My Library用户将获取与此相关的最新内容.如199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开发了网络个性化服务平台,该系统由5格部分组成:个性化内容;个性化目录;个性化文献传递;个性化链接;个性化更新.
[24]“My Grids”是一种基于特定群体的个性化知识决策服务,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等欧洲生物信息学会以及一些生物信息学和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项目,它为生物学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基于网格的实验环境,研究者可以方便地经由互联网进入该系统进行生物学研究群体决策.
[25]王胜海,沈英.网络智能知识服务系统设计[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2,(1):29-31.
[26]陈红梅.基于系统的图书馆网络知识服务模式设计[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4,(5):34-37,70.
[27]汤珊红.新世纪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特征､内容及相应的实现技术[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0,(5):3-6.
[28]王惠临,吴丹,石崇德.语言技术和知识技术——知识服务的重要技术基础[J].图书情报工作,2006,(9):6-9.
作者：杨薇薇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在新时代为应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行动。为回应乡村振兴实践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梳理并总结乡村振兴研究热点和总体趋势显得十分必要。以近年来CNKI数据库收录的499篇乡村振兴研究的CSSCI及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为样本，利用文献计量学及知识网络分析工具SPSS17.0、Citespace V软件，可以较好地绘制十九大后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谱。通过再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历程，展示文献时空分布、研究者、研究机构、共词分析与共现关键词聚类、主要内容、研究方法、资助情况，发现当前乡村振兴领域研究主要聚焦于乡村治理、制度改革、振兴战略、基层党组织、基本秩序、新型职业农民六大主题热点，存在文献分类不均衡、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少、研究地区失衡、研究视角过于宏观、基金资助力度不够等问题。[关键词]
乡村振兴; Citespace 文献计量;知识图谱;进路研判;乡村治理;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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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天下安。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水准基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整体发展与治理的水平。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5 年聚焦“三农”问题，充分展示了党和政府对乡村治理问题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关怀。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礎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立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在新时代为应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行动，甫一提出，就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在中国期刊网上，笔者以“乡村振兴”为篇名进行全文搜索后发现：2016年只有1篇文献，2017年有313篇文献，到2018年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文献达4865篇之多(检索时间2018年12月5日)。由此可见，乡村振兴研究已成为我国当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最具活力的主题之一。从众多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主要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动力来源、社会基础、主要内容、现实困境、推进路径等方面展开讨论和分析，试图为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十九大后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谱与进路研判
学者们在乡村振兴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当前学界亟需梳理这些成果，为指导我国乡村振兴实践和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当前，乡村振兴文献综述中描述性研究偏多，并大多停留在乡村振兴地方经验的回顾和介绍层面，定量文献统计综述研究较少。描述性研究很难对中国乡村振兴实践和政策研究有较深刻而全面的理解，而文献计量方法可凸显文献外部特征，运用数学与统计学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1]。20世纪80年代初，文献计量学在我国迅速兴起，并形成研究、教育与应用发展的良好态势，已成为图书情报学科与科学评价领域重要的分支学科。近年来，学界开始出现文献计量学与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研究，如司晓悦等在CNKI数据库中选取599篇文献，从研究主题、研究机构、被引情况等方面统计分析“政府形象”[2];耿旭运用计量学方法，利用CNKI核心期刊数据，从学科类别、研究主体、核心内容等角度量化分析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研究情况，描绘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现状及特点等[3]。
本研究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的CSSCI期刊与核心期刊，筛选出十九大后CNKI中CSSCI及核心期刊499篇论文作为样本文献，利用文献计量学及知识网络分析工具SPSS17.0、Citespace V软件，绘制十九大后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谱，再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发展历程，展示文献时空分布、研究者、研究机构、共词分析与共现关键词聚类、主要内容、研究方法、资助情况等，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归纳乡村振兴领域研究的六大主题热点，并在分析当前乡村振兴研究薄弱环节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进路与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性知识支撑与经验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检索时间为2018年12月1日。采用“中国知网—期刊—检索—精准匹配”方式，文献范围为十九大后乡村振兴研究。我们力求信息全面可靠，采用高级检索，主题设置为“乡村振兴”。为保证数据的权威性，来源期刊限定为CSSCI期刊与核心期刊，共获得数据516条。按上述要求得到部分论文不符合检索词意，有些属于稿约、征文启事、简讯、通知、书评、会议综述等非学术性文章，还有部分论文出现一稿多投现象。为了提高研究的可信度和参考价值，我们对检索结果进行了甄别、筛选与整理，剔除与研究对象不相关的文献，最终获取有效文献499篇(文献获取时间截至2018年12月1日)。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科学知识图谱工具是SPSS17.0、Citespace软件，采用5.3.R4.8.31.2018版Citespace V软件，选取CNKI数据分析模块，设置年度切片时间为一年，时间跨度为2017-2018年，阈值取前50，绘制共现图谱并生成相关参考信息。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我们运用文献计量方法，从文献时空分布、研究者、研究机构、共词分析与共现关键词聚类、主要内容、研究方法、资助情况等，统计分析499篇文献，所需数据通过阅读文献直接获取，或经筛选处理后分析得到，并进一步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探索乡村振兴战略领域内的研究热点。通过这些关键信息，再现我国乡村振兴研究发展历程，展示文献时空分布、研究者、研究机构、共词分析与共现关键词聚类、主要内容、研究方法、资助情况等，认知乡村振兴研究现状、特点及问题，分析学科前沿领域、潜在研究问题和发展趋势，为我国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性知识支撑与经验参考。
二、乡村振兴研究的知识图谱
(一)乡村振兴研究来源期刊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强，发表相关研究成果的期刊、机构众多。为了充分了解文献种类、研究方向，参照CNKI(中国知网)的文献分类，对期刊进行分类(见表1)。499篇文献分为7类，按文献类别排序，前三位的分别为经济与管理科学、社会学、哲学与人文科学。有39篇文献跨学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如表2所示，人民论坛、农业经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的发文量领先于其他期刊，其中，5个为省级研究所或省级学会，其余为高校以及国家级部门、研究院、出版社。
(二)乡村振兴研究者
此处研究者指第一作者，根据论文作者简介，统计作者性别及其发文时的年龄和学历状况，如表3所示。包含性别、年龄、学历信息的文献比例分别是33.9%、29.7%和31.9%。第一作者为男性的有109篇(64.5%)，为女性的文献有60篇(35.5%)。多数研究者年龄在31～41岁和40～50岁，两者合计占总体的68.2%。研究者以博士研究生(68)和博士(67)居多，硕士及硕士研究生比重很小，仅占7.5%和1.3%。
一般认为，作者间的合作有助于增强学术交流，开拓思路，增加科研产出。合著论文者人数与论文产生的影响因子呈正相关，且更易被期刊接受[4]。因此，我们通过观察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的合著论文占全部论文比例来看目前的合著情况。如表4所示，有署名的论文总数为475篇，合著率为39.16%，低于半数，且合著文章中作者大多来自同一单位，并未真正达到促进学术互补交流的目的。
通过Citespace V软件对发文作者进行分析得到共现作者图谱(设置阈值为2)，所呈现的图谱中共有52个节点、2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158。由可视化图谱可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各作者之间的合作较差。根据对可视化图谱的分析，部分作者具有合作关系，但总体来说，图谱中连接较少，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较为分散，不同作者之间的学术联系较弱，研究核心网络尚未成型。图谱中连线的粗细表示共现的强度，颜色色调的不同表示时间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由此可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是一种短暂的合作关系，还未形成长期、固定的研究团队。
研究者的发文量特别是在CSSCI期刊与核心期刊的发文量，较为显著地体现了作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著者计算公式是：m≈0.749√nmax(nmax是发文最多作者的论文数，m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5](P138)。经计算，m≈0.749*√6=1.83，故将发文量高于2篇及以上的作者界定为核心作者，共46位。发表论文3篇及3篇以上的有9位作者，排名前十的高产作者的总发文量为35篇，占所有作者总体发文量的7.0%，说明乡村振兴研究中的作者集中度相对较低，研究呈现总体分散的特征。进一步梳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高产出作者与高被引文献分布(见表5)，从中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现状和学者们的关注热点。发文次数最多的是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姜长云，发文6篇，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努力规避几种倾向》[6]。发文量排名第二位的是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贺雪峰，发文5篇，其中被引频次最高文献为《谁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前提》[7]。发文量排名第三位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郑风田，发文4篇，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为《科技创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8]。
(三)乡村振兴研究机构
首先，按性质差异，将研究机构主要划分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政府三类，同质机构在统计中归为一类。在499篇文献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政府参与比例分别是61.4%、24.0%和11.6%，如图2所示。其中11篇为作者未标注机构或企、事业单位文献，占3.0%。
在此基础上，按照行政层级，将研究机构划分为国家级、省级以及市县级。国家级的研究机构是国务院或下属部门直接管辖的研究部门，包括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省级主要是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社科院，如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统计发现，国家级科研单位所参与的文献占12.7%，省级占15.7%，市县级占7.1%。此外，由于高校、企事业单位难以按照行政层级划分，故将其归入其他，共占64.5%。
利用Citespace对499篇CSSCI及核心期刊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共现分析，阈值设置为3，得到可视化图谱(图4)，图中共有52个节点、21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158。分析发现，各发文机构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有待进一步加强以形成良好的学术沟通氛围，进一步提升各科研机构的科研能力。按二级机构对可视化图谱中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发展学院的发文量最多，都为9篇，其次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文量都为6篇。发文量排名前五的机构大多地处北京，城乡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资源雄厚，对重要政策出台有着敏锐的学术嗅觉，在强大科研力量的支撑下涌现了一批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到重要奠基作用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是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是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理想区域。从合作网络来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力量的主要分布，体现合作关系的有6组，最多一组有5个节点，为中国社會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为中心的一组合作关系，说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为中心形成了合作良好的研究团队。从图谱中各节点的连接强度来看，合作较为紧密、连接强度较强的机构大多处于同一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的分属部门、河南农业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与乡村振兴研究院联系密切，有合作往来。按可视化图谱所展现的，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有少量的合作关系，政府部门与高校的合作关系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各机构、单位之间合作较少，不同机构、地域之间联系松散，整体上呈现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特征。
(四)基于共词分析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态分析
“共词分析是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等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通过统计两个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频次进行聚类整合，分析这共同出现的关键词之间的疏密关系，进而探究该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前沿趋势、知识基础及演变路径等。”[9]在科学计量学中，利用基于共词分析的科学知识图谱，有助于识别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与前沿，并利用可视化图谱完整再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探究研究对象的演变路径[10]。
表6所呈现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领域内文献中前14位的高频关键词(除去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振兴战略外)，借此反映研究的主要内容。
乡村治理出现的频次最高，为14次，精准扶贫与新时代出现频次同为13次，相对于紧随其后差距较小的其他关键词来说，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领域内的重要内容。其中有一些词节点频次很高，但是中心度低，节点之间的联系较少，表明其综合影响力较小，通常居于图谱的外围、边缘，如知识图谱中的精准扶贫一词(见图5)。
此外，“三农”问题、城乡关系、新时代出现的频次较高，但此类属于学者们的惯用词，与特定的语义环境有关，在主体聚类中通常被归为学术名词与专用术语。相较而言，产业兴旺、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旅游等关键词在周围凝聚较多节点，具有较强影响力。总体来说，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关键词不够集中。为了更加科学地划分文献研究内容，深入剖析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本文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并将通过聚类得到的轮廓值按大小顺序排列。“轮廓值大小反映的是轮廓内部节点的紧密和分离程度。”[11]Citespace自动从文献中提取聚类主题词对聚类进行命名，对聚类名称进行进一步归纳整合，深入分析各聚类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得到共现关键词聚类(见表7)。聚类图谱直观展现了各节点之间的亲疏程度，侧重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和重要连接[12]，直观展现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热点主题。
(五)乡村振兴研究方法
笔者将样本文献的研究方法划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定量研究”三类。定性研究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案例研究法。根据文献数据来源，将定量研究分为二手数据法、问卷法和实地调研测量法。定性研究着重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上研究，研究者运用历史回顾、文献分析观察、参与经验等方法，依据一定的理论与经验，直接抓住事物特征的主要方面，将同质性在数量上的差异暂时略去。定量研究通过统计调查法或实验法等方法，收集精确数据资料后统计分析和检验[13]。在499篇研究论文中，绝大多数文献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90.0%)，其中又以文献研究法(73.1%)为主;仅有23篇文章采用了定量分析法展开研究(5%)，数据多来源于相关部门网站或其他文献。
(六)乡村振兴研究资助
从研究成果的标注可以看出，有213(42.7%)篇论文受到资助。按基金资助主体，可划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和校级资助，比例分别为64.8%、45.5%、4.7%、14.1%(见图6)。按受助基金项目数量划分，单项资助有125篇，国家和省部级的资助为主要的构成部分。多项资助88篇，包括多项同类基金和多项多类基金。多项多类资助中基金项目来源多元化，国家级基金项目参与率较高，如图7所示。图中A、B、C、D分别代表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校级资助，如A+A表示多个国家级项目资助。
三、乡村振兴研究的六大主题热点
通过Citespace高频关键词分析和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可知，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热点主题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制度改革、振兴战略、基层党组织、基本秩序、新型职业农民等六大主题上。我们在进行聚类图谱命名时采用了k均值算法，为避免算法命名时面临局部最优的困境，在具体分析时，我们结合子聚类并通过精读该领域内的经典文献，更深入地分析了各聚类所包含的内容。
(一)乡村治理
该聚类中的文献主要注重在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审视当前乡村治理困境，并提出解决路径。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从本世纪初以来，乡村治理面临着诸多困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和边缘化，在农村经济快速商品化的过程中，村民自治受到严重冲击[14]，中西部发展不均衡，乡村文化衰败[15]，农村生态遭到破坏，这些都是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众多难题。学者们充分审视了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针对具体问题提出解决路径。一是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文化的振兴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魂化人”，以“乡愁”重构乡村文化生态，以多元文化构筑乡村文化体系[16]。二是建设生态宜居的地域特色乡村。政府与农民协同合作，吸收外来资源、技术、文化，破除地域壁垒，促进城乡资源的良性互动，借助城市的要素(资本、技术、管理)和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助力农村发展，形成城乡融合发展[17]。三是重视村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探索有效的自治模式。加强自治组织建设，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乡贤力量，挖掘利用乡村社会的宗族宗法并结合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来建立现代政府管理和传统村民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模式[18]。四是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用法治来规范约束公共权力。具体可通过构建农村法治建设的长效机制，以普法宣传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推动基层民主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实现乡村治理的法治化[19]。此外，为最大限度地建立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还需借助德治的力量，只有实现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形成明德守法的良好风尚[20]。
(二)制度改革
该聚类中的文献将视角集中于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改革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实质性成效，要在各项工作中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即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两项关键目标，即确保农民收入增加和乡村实现善治;一种基本手段，即不断深化改革”。这里所说的改革，主要是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是一个关系全局、涉及面广的基础性制度。要通过改革创新户籍制度，建立村庄共同体，集聚乡村人气，重塑城乡关系 为乡村振兴创造条件，留住人才[2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以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核心确立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流转的格局，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推手。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使得农业中长期生产投入有了制度性保障。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为我国鄉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完善农村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22];二是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推动土地向新型农业生产主体集中，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23];三是改革宅基地制度，保障宅基地权益的获取，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和农民有偿资源退出机制，规范管理制度，以激发农民参与改革的热情;四是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完善用地产权制度，明确范围途径，健全监管机制，以建立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入市制度为目标[2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顺应了新时代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大背景，有助于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
(三)振兴战略
该聚类里的文献从宏观角度把握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定位、具体走向与重要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反映了“三农”问题在新时代的重要地位，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国情，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后作出的总体要求导向鲜明并洞察深刻、具体部署把握精准且逻辑性强的战略部署[25]。經过多年努力，虽然我国的“三农”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增效速度慢、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等方面[26]。为此，学者们深入解读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方式与路径，旨在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乡村。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聚焦农村经营性资产改革来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村产业发展，从生物技术现代化入手，根据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强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和产业融合，推动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和资源要素在更大时空上的分布和优化配置;坚持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融入生态文明理念，加强污染治理，打造生态宜居的农民幸福家园[27]。
(四)基层党组织
该聚类中的文献主要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研究主体，探索其在治理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为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方向。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28]，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强化其主导角色。然而，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和动员服务能力弱化，党组织权威降低，无法有效发挥其政治功能[29]，致使乡村治理体制不健全，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心骨”作用，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重视党的政治建设，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性，提升党员的内在素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大对基层微小权力腐败的惩治力度，通过净化党内的政治生态促进乡村振兴[30]。另一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通过构建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和激活党员内生动力来加强党组织在基层的凝聚力和领导水平。注重发展农村优秀青年党员，以激发乡村振兴活力[31]。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保驾护航。
(五)基本秩序
该聚类中学者们主要探索何种主体在维持乡村基本秩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个聚类中，乡贤是一个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长期以来，农村中的优秀人才被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与发展前景所吸引，纷纷离开农村，导致农村建设极度缺乏优质的人力资本，这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因素[32]。因而，鼓励村庄中外出的乡贤力量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 [7]，利用乡贤力量重振乡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新乡贤多从城市走出，为了发挥其新乡贤文化孵化器的作用，应着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以培育乡贤文化发展的土壤并通过完善激励机制、打破界限、广开渠道、创新参与方式来鼓励优秀人才资源向农村流动[33]。
(六)新型职业农民
该聚类中的文献主要关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力资本的职业技术培育问题。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数量巨大，但质量低下;人力资本流动性差，农村缺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34]，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缺乏优秀人才的支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也存在着办学定位模糊、师资力量薄弱、供需结构不合理、教育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农村职业教育质量不高。为了实现农村人力资本向人力资源的有效转换，在职业教育培训发展方面，学者们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一是确定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取向，根据农民需求确定教学内容，加强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及有效性，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核心技能需要和现实技能需要[35]。 二是各级地方政府从政策制度着手，吸引农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投身农村农业建设，优化农村职业教育的环境以增强其吸引力[36]。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培养机制，采用分阶段培养模式，划分起步阶段、质量提升中级阶段与全面融合发展阶段，以兼顾短期脱贫致富目标与国家长期发展规划[37]。四是改革农民职业教育体制，提升经费与师资投入[38]。总的来说，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深入探索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合理规划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是提升我国农村人力资本质量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
四、乡村振兴研究的薄弱环节与进路研判
通过前文的Citespace可视化图谱分析，我们对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进行了量化分析。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和聚类图谱的分析我们发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涌现了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学者们除了有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解读，以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涵、定位为主要研究对象，把握战略走向，引导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正确实施外，也有围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目标，对农村具体发展问题进行分析，如土地制度改革、乡村旅游、农民职业技术培训、农村生态建设、基层组织建设等等，囊括了农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分析了现实困境并提出了具体的改善策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通过对相关学术成果的研读和分析，笔者发现，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急需加以改进。
(一)乡村振兴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1.文献分类不均衡
目前的文献研究虽然覆盖了多个研究领域，但重点在经济、管理科学与社会学两大分类中，两者合计比重高达96.3%，农业技术、信息工程等学科尚未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于乡村振兴战略这一综合研究领域，应更加注重多学科的融合交流，以进一步提升学术的综合性和创新性。
2.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少，研究主体单一
从可视化图谱中各节点的连接强度来分析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力量的主要分布可发现，合作较为紧密、连接强度较强的机构大多属于同一单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下的分属部门、河南农业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与乡村振兴研究院联系密切，有合作往来。但总体来说，各机构、单位之间合作较少，不同机构、地域之间联系松散。此外，相关论文分布的机构较为广泛，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机构仅有6家，占总机构数的1.2%，可见，各机构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
3.研究者之间交流较少，缺乏可持续性
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然而，从可视化图谱可以看出，学者们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中更倾向于和有相同学术背景、相同单位的人员甚至师生之间展开合作研究，且大多是一种短暂的合作关系，并未形成长期、固定的研究团队。跨学科、跨单位之间的合作少，使得研究整体缺乏可持续性。由于仅从单一视角解读、剖析乡村振兴战略，难以全面揭示其内涵及发展路径，因此，学界应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研究，这样才有助于丰富、创新学术成果。
4.研究视角略显宏观，亟待进一步聚焦深入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学者还是聚焦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解读。在可视化图谱的聚类中我们发现，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等宏阔性的主体词的轮廓值较好，是文献的重点聚集区。文献也过于注重“宏观叙事”，尚未深入到对乡村振兴战略存在的具体问题的研究，论文布局僵化，且因脱离实际而流于空泛。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本是为了解决目前乡村普遍存在的乡村衰落、农村基层权威虚化、农村社会组织弥散化等问题，过于偏重宏观的政策解读，使得振兴战略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5.研究地区失衡，对具体地区的关注度不够
样本中仅有18篇文献明确标明了研究省份和地区，研究的地域性较差，仅对西南、西北地区有所关注。事实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因地制宜提出具体策略。在宏观的实施建议的指导下，更应从各地的实际出发，采取有针对性的实施手段。研究视角也不应局限于西南、西北地区，对中部地区、皖西山区、苏北地区等存在严重乡村衰落问题的地区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
6.基金资助力度弱，研究缺乏资金助力
目前，基金项目对研究的支撑还需进一步加强。目前提供资金支持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和省级的基金项目，地厅级资助项目较少。提供较多研究成果的高校未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使得高校科研质量的提升困难重重。受资助论文占总体样本的42.6%，主要原因是因为样本文献来自CSSCI期刊与核心期刊，若把样本的收集范围扩至普通期刊，受资助论文比例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因此，这一数据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此外，从对可视化图谱中各研究内容的地位分析可知，精准扶贫、城乡融合、产业融合等关键词相对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与其他研究内容的联系稀疏，未形成稳定的研究结构。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中应拓宽研究视角，加强对各领域的关注，力争实现多学科多领域的交错融合，以拓宽和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体系。
(二)乡村振兴研究的进路研判
根据当前乡村振兴领域内的研究主题热点与薄弱环节，我们认为学术界与实践部门今后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以促进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早日成为现实。
1.加强学术交流，增强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
从单一的学科视角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研究是不全面不充分的，虽然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覆盖了多个学科，但为了进一步促进知识的融合创新，应从多领域、多角度对新政策进行解读，突破目前集中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限制，完善研究结构，加强研究体系内部的交流，增强研究内容的关联度，促进稳定研究群体的形成。
2.丰富研究内容，促进多元研究聚类的形成
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有10大聚类，聚类中的研究内容相对集中。概括起来，10大聚类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发展战略研究、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农村制度改革研究以及新農村发展研究。研究内容的选择，既取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也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关注热点的影响。因此，要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体系，明确发展思路，从多角度切入，突破僵化的研究内容及结构，以期得到更丰富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
3.丰富研究主体，加强合作交流
乡村振兴战略自提出后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参与研究的合作模式逐渐建立，但总体来说尚不成熟。政府相关治理部门熟悉乡村现状，高校在人才储备与科研能力上具有显著优势，企业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科研院所具备成熟的管理及集体操作技术。但现实中高校、科研院所与政府合作关系稀少，易造成研究成果与现实需求、现实措施相脱节，也缺乏资金、技术的支持。因此，各研究机构和研究主体间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4.因地制宜，注重战略实施的地域差异性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针对现实国情从事业发展全局确立的重大战略方针，但各地乡村的现状千差万别，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强烈的个性化特征。在政策落地实施时，应当将地域特性纳入考量范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离当地实际。
5.拓展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当前，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的研究大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单一化的研究方法使得研究成果缺乏说服力。因此，在使用归纳演绎、综合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要注重对问卷、访谈、数据分析等定量与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定性研究的加入，使得定量分析更广泛深入，定量分析的加入，使得定性分析更加科学精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互补充，有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6.增加研究资助，加大地方机构的资金投入
本论文选择的文献样本由于质量较高，资金的投入以国家级与省部级为主，但根据已标注的资金支持的文献来看，总体不过半数，说明当前对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资助力度不够。为了有效提升各机构组织的科研能力，要加大对优质项目与课题的资助力度，鼓励吸引在乡村治理第一线的公共管理者的参与。同时，要发挥市场作用，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允许并鼓励企业及其他社会机构通过市场手段购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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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佐国
作者：杨建国 鞠萍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
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
中国近现代史基础知识专题
(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现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再对抗，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都做出了反应。广大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奋起抵抗。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民族英雄。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推动维新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此时，光绪帝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和不作“亡国之君”的意图，启用维新派实行变法。“百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采取先“抚”后“剿”，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确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政府的对策和人民的探索、抗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局。
3、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
本阶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略政策，“以华治华”，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军事侵略转变为较“温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如海关、常关和盐税)，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因此，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导地位。这种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随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同盟会一方面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基础，引发了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此时，立宪派在四川组织保路运动。革命派利用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期，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向清朝封建统治总攻击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对立和抗争上。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官僚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贵族的专制统治。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无天日，对外出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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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主权，对内专制独裁，人民怨声载道。帝国主义又先后以袁世凯、段祺瑞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斗争的焦点是共和与反共和、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继续较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则是稍后的新文化运动。
(二)近代后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从1919年5月至1923年底)，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慑于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声威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沿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的。这样，中国又回到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北伐战争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制。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军阀混战继续扩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勃然兴起。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针对社会问题明确提出：对内要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战争，同样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为目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三·一八”惨案，表明段祺瑞执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镇压人民。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个军阀。它的胜利进军，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万县惨案”、“一·三惨案”和“南京惨案”。中国人民给予坚决回击，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可见，在北伐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当时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异常尖锐;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亦十分激烈。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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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北洋军阀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为创建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胜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宪法大纲》维护工农利益。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混战连年;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激烈，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次要矛盾。
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一二·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它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3、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中共的倡导和努力下，工农红军得以改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为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制定了各项政策，顺利渡过难关。如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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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策，既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日的方针，既予以回击，又维护统一战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国民政府才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战。也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在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反共的倾向日益增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之关系彻底破裂。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矛盾。
4、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统治世界。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二、中国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又产生了无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北洋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在中国从事传教、工商业等活动的外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农民阶级翻身作主
英国的大炮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侵的决心，太平天国运动把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区农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
2、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鸦片战争后(40-5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区经营的船舶修造厂中雇佣的中国工人是最早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虽处于胚胎状态，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表面上看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兴办的军民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确近代工业中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展开了英勇斗争，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自发性的经济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3、民族资产阶级未完成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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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张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等上历史舞台。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两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而步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赎买政策，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应有的贡献。
4、买办资产阶级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行开始直接雇佣一批中国人为其服务，这些人组成买办阶层。其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是外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工具。像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大买办还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而买办资产阶级又是近代较早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该阶级退出历史舞台。
5、北洋军阀张牙舞爪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凯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通过笼络亲信、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1912年袁世凯建立地主、买办联合政权后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不断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1928年奉系政府垮台，从而结束了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继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样给人民带来灾难。
6、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黑暗
1927年蒋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搜刮，对内不断挑起内战，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官僚资产阶级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
7、外国资产阶级得逞一时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开银行办工厂、走私贩毒的同时又设教堂、办报纸进行文化侵略，还藏污纳垢、干涉中国内政，成为生长在中国肌体上的毒瘤。英国等侵略者在“领事裁判权”外衣的庇护下产生了一批“治外法权化”人员。如赫德控制中国海关达48年，各海关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华人雇员触犯法律，在传讯之前要得到洋人税务司的认可，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统辖下的独立王国;洋教势力以暴力和条约为后盾进入中国后，在圣洁面纱的掩盖下一方面开办学校、医院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产、欺压农商，包揽词讼。为害乡里，还收集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随着洋教的传播和教徒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新阶层，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8、地主阶级分化瓦解最后被消灭
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爱国分子，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闭目塞听，要求重新认识世界，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会新思潮的激荡下康有为等维新派走向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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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在统治阶级内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斗争说明统治危机的来临;20世纪初年立宪派的主张被清政府愚弄后，内部分化，有的人转向革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销声匿迹。
总之，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各个阶级和各个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的历史，其复杂变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商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西方的思想、科技传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变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被奴役、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
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
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
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
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求，中外“和好”合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先后出现了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顽固派支持、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列强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此时的清政府已丧失抵抗能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经历了“和好”到再对抗，最后完全投降的过程。
面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种政治力量都做出了反应。广大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前赴后继，奋起抵抗。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涌现出不少的民族英雄。为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洋务派，试图“师夷长技以自强”，推行洋务运动。19世纪末，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学习西方文化和抵抗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结合起来，推动维新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运动。此时，光绪帝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和不作“亡国之君”的意图，启用维新派实行变法。“百日维新”刚结束，作为民族矛盾总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揭开了序幕。“扶清灭洋”的口号，既集中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及阶级局限性，又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采取先“抚”后“剿”，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以上事实从不同角度说明，在第二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外国资本主义(以后发展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全形成、确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侵华政策的制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侵略，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清政府的对策和人民的探索、抗争，诸种因素合力的结局。
3、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
本阶段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
《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依靠帝国主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洋人朝廷”;而帝国主义也调整了侵略政策，“以华治华”，利用清政府作侵略工具，由军事侵略转变为较“温和”、隐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侵略。与此同时，清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如海关、常关和盐税)，都成了赔款的担保，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因此，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就使得人民大众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又上升，居于主导地位。这种高涨的反清情绪，把资产阶级革命派推上了政治舞台。20世纪初，在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随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它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以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为己任。同盟会一方面开展与保皇派的论战，一方面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为应付严重的国内危机，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但结果适得其反，它削弱了清政府自身的统治基础，引发了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此时，立宪派在四川组织保路运动。革命派利用保路运动创造的有利时期，发动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成功，成为向清朝封建统治总攻击的突破口。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以上事实告诉我们：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政府的对立和抗争上。
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清朝皇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的官僚统治，代替了清政府的皇帝贵族的专制统治。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统治暗无天日，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专制独裁，人民怨声载道。帝国主义又先后以袁世凯、段祺瑞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时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斗争的焦点是共和与反共和、真共和与假共和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继续较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先后掀起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则是稍后的新文化运动。
(二)近代后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从1919年5月至1923年底)，这一矛盾集中反映在五四运动和中共“二大”制定的纲领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帝国主义分赃会议，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慑于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的声威和压力，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沿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中国的盟的。这样，中国又回到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各派军阀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引发多次大规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政局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严酷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简言之，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可见，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北洋军阀统治集团身上，而帝国主义则是它的总后台，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北伐战争时期(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重新受到列强的压制。在帝国主义策动下，军阀混战继续扩大，战火弥漫全国大多数省份。“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勃然兴起。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针对社会问题明确提出：对内要打倒军阀，召开国民会议;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大革命高潮的北伐战争，同样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为目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三·一八”惨案，表明段祺瑞执政府与帝国主义公开勾结，镇压人民。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个军阀。它的胜利进军，打击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万县惨案”、“一·三惨案”和“南京惨案”。中国人民给予坚决回击，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可见，在北伐战争时期，尽管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北洋军阀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也是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当时在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特别是争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异常尖锐;在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亦十分激烈。但它们受制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次要矛盾。
2、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
大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志着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的建立，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继续北伐。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南北统一，北洋军阀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对外依附于美、英帝国主义。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旗帜，进入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时期。“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则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为创建人民军队、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找到胜利之路。到1930年夏，全国先后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颁布《宪法大纲》维护工农利益。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力量不断壮大。在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重重，混战连年;共产党内部路线斗争激烈，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这些都是局部范围内的矛盾和斗争，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占主导地位的次要矛盾。
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之机，加快侵华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建立伪满洲国。中日民族矛盾由此上升、激化。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时集中反映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不久，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抗日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共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领导“一二·九”运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进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在全国范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西安事变，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下爆发的。它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揭开了国共两党从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这些事实表明，当时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居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着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关系。
3、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在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在中共的倡导和努力下，工农红军得以改编，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被承认，国共两党再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为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战争，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共召开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向全国人民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道路。为巩固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共制定了各项政策，顺利渡过难关。如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坚持团结、进步和抗日的方针，既予以回击，又维护统一战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进攻，直接威胁着南京政权的生死存亡，国民政府才发表自卫宣言，表示抗战，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先后组织了四次大会战。也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影响，在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集团虽然继续抗战，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其反共的倾向日益增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没有改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和发展，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政治态度的两面性：既想投降，又不放弃抗日;既要反共，又不敢与之关系彻底破裂。总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制约和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矛盾。
4、在第四阶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积极推行全球战略，妄图统治世界。为控制中国，实行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因此，随着抗战的胜利，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一直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这一时期的基本内容和阶段特征是：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坚持独裁、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发动了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并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二、中国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又产生了无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阶级、北洋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在中国从事传教、工商业等活动的外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1、农民阶级翻身作主
英国的大炮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侵的决心，太平天国运动把几千年的农民运动推向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1930年的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翻身的希望，1947年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解放区农民翻了身，1950年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
2、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
鸦片战争后(40-50年代)外国资本家在五口通商地区经营的船舶修造厂中雇佣的中国工人是最早的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虽处于胚胎状态，却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从表面上看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派兴办的军民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在官僚、地主和商人创办的确近代工业中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早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展开了英勇斗争，但大都是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自发性的经济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3、民族资产阶级未完成历史使命
19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出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主张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康有为等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等上历史舞台。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两面性)挽救不了民族危亡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实业救国”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但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摧残、压迫而步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接受政府的赎买政策，开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应有的贡献。
4、买办资产阶级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行开始直接雇佣一批中国人为其服务，这些人组成买办阶层。其生存发展完全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是外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工具。像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大买办还出卖国家主权，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而买办资产阶级又是近代较早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随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完成该阶级退出历史舞台。
5、北洋军阀张牙舞爪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是袁世凯以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基础、通过笼络亲信、培植党羽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1912年袁世凯建立地主、买办联合政权后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不断混战给人民带来空前灾难。1928年奉系政府垮台，从而结束了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继之而起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样给人民带来灾难。
6、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黑暗
1927年蒋介石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独裁、经济上搜刮，对内不断挑起内战，对外出卖国家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官僚资产阶级在大陆的统治被推翻。
7、外国资产阶级得逞一时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租界内开银行办工厂、走私贩毒的同时又设教堂、办报纸进行文化侵略，还藏污纳垢、干涉中国内政，成为生长在中国肌体上的毒瘤。英国等侵略者在“领事裁判权”外衣的庇护下产生了一批“治外法权化”人员。如赫德控制中国海关达48年，各海关税务司的洋人雇员、华人雇员触犯法律，在传讯之前要得到洋人税务司的认可，中国海关成为总税务司统辖下的独立王国;洋教势力以暴力和条约为后盾进入中国后，在圣洁面纱的掩盖下一方面开办学校、医院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霸占民房地产、欺压农商，包揽词讼。为害乡里，还收集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马前卒。随着洋教的传播和教徒的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新阶层，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8、地主阶级分化瓦解最后被消灭
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惊醒了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爱国分子，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闭目塞听，要求重新认识世界，去“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以奕忻、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洋务派中又分化出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民族危亡和社会新思潮的激荡下康有为等维新派走向封建主义的对立面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在统治阶级内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斗争说明统治危机的来临;20世纪初年立宪派的主张被清政府愚弄后，内部分化，有的人转向革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清政府陷于孤立。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地主阶级销声匿迹。
总之，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各个阶级和各个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相互斗争的历史，其复杂变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的同时商品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西方的思想、科技传入的同时，中国的文化、科技也有很大变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无产阶级成为领导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结束被奴役、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什么?
答：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中国共产党是哪一年成立的? 答：1921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成立的? 答：1949年。
4、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中国梦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答：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6、“中国梦”中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什么?
答：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
7、十九大的全称是什么?
答：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8、文明校园“六个好”标准是什么?
答：领导班子建设好、思想道德教育好、活动阵地建设好、教师队伍建设好、校园文化建设好、整洁优美环境好。
十九大知识问答(4) 61.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怎样的民主?
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6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答：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63.十九大报告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两个必然”是什么?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64.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政治制度模式的“三个不能”是什么?
答：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65.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做到哪“六个方面”?
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66.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67.人民民主的真谛是什么?
答：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68.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以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什么? 答：协商民主。
69.什么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答：全面依法治国。
70.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什么?
答：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71.十九大报告指出，成立什么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答：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72.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树立怎样的法治理念? 答：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73.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做到什么? 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74.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要做到哪“三分”? 答：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
75.什么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 答：统一战线。
76.十九大报告中，如何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77.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答：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78.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做到哪“五个方面”?
答：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79.什么决定了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 答：意识形态。
80.什么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双创”指的是?
答：(1)创建全国文明城市，(2)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2、茂名市“双创”工作动员大会于什么时间召开?
答：2017年9月25日召开。
3、茂名市的目标是哪一年争取进入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的行列?
答：2023年全国文明城市提出申报，2025年国家卫生城市提出申报。
4、“中国梦”是指? 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是指? 答：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四个全面”是指? 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7、“四讲四有”是指? 答：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8、“三严三实”是指? 答：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9、、茂名市负责统筹、协调、指挥“双创”工作的组织机构是? 答：茂名市“双创”工作指挥部。
10、“门前三包”是指? 答：包卫生、包容貌、包秩序。
13、城市除“四害”工作的“四害”是指? 答：蚊子、苍蝇、老鼠、蟑螂。
14、健康包括哪几个方面? 答：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等三个方面。
15、健康生活方式指? 答：不吸烟、少饮酒、平衡膳食、进食定时定量、早睡早起、坚持体育锻炼等。
16、茂名正在开展整治“十大不文明行为”行动，这些不文明行为包括哪些? 答：(1)坐车乱扔乱吐;(2)随意横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3)机动车不礼让在斑马线上行人;(4)电动车乱闯乱串;(5)乱散发小卡片、小广告;(6)乱扔果皮、烟头、纸屑、甘蔗渣;(7)乱吐痰、口香糖、槟榔渣;(8)乱涂写、乱张贴、乱刻划;(9)在设有禁烟标志公共场所吸烟;(10)高空抛物。
17、“双创”对茂名人民有什么好处? 答：“双创”工作使茂名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市容环境卫生的转变。从过去的“脏乱差”向现在的整洁、有序、干净转变。二是群众态度的转变。普通市民和企业从过去的观望等待向现在的主动参与转变，占道经营者从过去的抗拒阻挠向现在的主动配合转岗转业转变。三是干部作风的转变。从过去慢作为或不作为，向现在的主动身体力行“四种精神”转变。
十八大及两会知识问答题
1.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间、地点、代表人数各是什么? 答 党的十八大于2012年11月8日—14日在北京召开的题目是什么?
答《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3.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主题是什么?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凝聚力量
攻坚克难
坚定不移沿
代表人数为2270名。
2.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
改革开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在改善民生和创新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4.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的要点是什么?答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现代化5.过去五年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⑧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十七大以来的五年展的崇高事业
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有哪些?
顺利实施“十二五” 规划、各方面工作都取得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人民生活水社会建答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平显著提高设取得新进步新的重大成就。①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
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
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 6.十年的基本总结是什么?答十年来我们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实基础。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的历 史性变化。
7.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
国家面貌发生新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答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内容。
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 9.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哪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10.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 答1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2.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13.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什么?答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4.在当代中国 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的主题、主线分别是什么?答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15.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什么?价值观的内涵是社会层面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释了社会主义核心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16.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是什么? 答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17. 美丽中国提出什么理念?答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18.“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香港、澳门、台湾是答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什么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答理论联系实际
批评与自我批评。
最重要的修改是什么?
一是对科学发展观作出新的定
三是充实了坚持
五是充实完密切联系群众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在国际上20. 十八大对党章进行了哪些方面的修改答十八大对党章的修改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改革开放的内容位和阐述二是充实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成就的内容善关于党的建设总体要求的内容
答把科学发展观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
22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哪一大? 答党的七大。 四是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容
六是对部分条文作了适当修改。
21.十八大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什么?
23今年3月5日-17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是第十二届一次会议。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张德江。选举李克强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源潮同志为国家副主席。
2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第十二届一次会议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陕西 富平人。
25 “两会”的全称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26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时间(3月3日 -12日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选举全国政协主席是俞正声
27中国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三项主要职能是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参与国事、发挥作用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体现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特点，是人民政协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重要标志。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一)修改宪法;
(二)监督宪法的实施;
(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
(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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