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随迁子女“理想”的人类学分析
[摘要]“理想”，作为设定在人们心中追寻和建构的目标，对于人们的日常教育实践有着不可取代的统摄作用。本文通过对北京市C区36名随迁子女作文的文本分析及其学校、家庭日常生活的田野观察，试图解读通过“理想”所呈现的城市文明的符号与讯息以及实现理想过程中的种种障碍，并以此为切入点，折射出当下流动人口与城市文明的融合及疏离的状态。
[关键词]随迁子女;理想;文本;生活世界;农民工;流动儿童;打工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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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4917(2016)01-0113-11
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城市中流动人口集中、聚居等社会现象在教育研究中的投射。截至到2014年8月，全国范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已达到1061.68万人。作为吸纳着大量流动人口的首都城市，据北京市教委业务数据显示，2009年9月北京市小学阶段招生人数为102 414人，而这一规模在2014年9月，仅用5年上升到153 249人。这其中，随迁子女所占份额明显。
本研究在北京一所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民办公助学校展开。本文希望通过对随迁子女对“理想”的表述与实践的调查，来理解其对自身生活世界关键形象的标定与追求。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曾提出：教育即模仿。那里的“模仿”不是单纯的模拟、复制，而是在润色和发展中，将创造和形变统一起来，形成一番新的建构。“理想”作为设定在人们心中进行追寻的目标，其喻义与镜像，无疑是教育活动意在模仿的状态。因此，对随迁子女关于“理想”的文本加以分析，可以读出他们心中意欲模仿的境地;同时，对其生活世界与追求理想相关实践的分析，又可以看到现实之于随迁子女理想的投射以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在随迁子女有关“理想”的作文里，有很多表示长大了要当警察、医生、时装设计师等等，同时，不少孩子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要“好好学习”的意识。这似乎成为孩童作文的套路。那么，在随迁子女那里，这些职业理想是否存在特定含义?“好好学习”意味着什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够“好好学习”?这些问题，恐怕不能只局限在孩童作文的文本分析，还需要结合他们的校园生活、家庭生活、社区生活来给以更整体的关照。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关随迁子女教育期待的研究，更多是将其置于与本地城市儿童的比较框架下进行讨论。这些研究将作为本研究的背景进行参考，但是本研究并无意再将其与城市儿童进行比较，更多的是将随迁子女关于理想的叙述与其日常生活所附着的资源与现实进行对照，以这36名随迁子女的理想之于其现实生活的意义、与其日常教育实践的关系，从而促进对教育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终极意义的追问。
一、文献回顾与田野工作场景
通过对国内已有文献的收集和分析发现，当下在随迁子女教育研究中直接以“理想”为主题的并不多见。但以往较多针对流动儿童的学校和家庭等层面的研究仍可以对这一主题有所帮助。
(一)文献回顾
依《辞源》，理想是指“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性的想象”。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到理想的几个要素：首先它是一种想象。同时，这个想象有着较为明显的现实性，即有实现的可能，并和日常奋斗具有方向性关联。如果理想不具有现实性，则是幻想。也恰恰因其所具有的现实性特征，才能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而同时，理想又不圄于日常生活。它指向未来，在它对未来的期许中，显示着实践主体的价值判断;而这番具有价值判断的追求，又反过来指导着人们的日常实践。
20上世纪70年代，霍尔(Hailer)和米勒(Miller)在对当时几百名高中生职业期待和学业成绩的研究中表明，二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同时，作者指出职业期待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暗含在一系列参照系中的愿望丛及其在不同条件下的排序。而与其同一时代的英国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Wills)，在其著名教育人类学民族志《学做工》中，则描述了生于劳工阶层的孩子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学校那些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他们构建着“学做工”的亚文化，明确着自身劳工阶层的社会属性，以对精英文化的嘲讽，给自己劳工阶层的文化提供尊严感和合理性。澳大利亚学者任柯安(Kipnis)则将场景拉到当代中国，他在孔孟之乡山东邹平开展田野工作。作为一名外国学者，他有感于那里的师生、家长对“上大学”的强烈追求。他认为中国的科举传统、性别角色要求等对这片土地上人们上大学的教育愿望有着深刻影响。同时，他指出愿望往往与缺失相连，而这也正是理想与愿望颇具流动性和场景性的缘由。
在对中国大量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研究中，很多研究是将流动儿童和城市本地儿童作为比较框架进行研究设计和描述的，并发现在教育期待问题上，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在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对比中，二者差别并不大。蔺秀云(2009)指出，虽然流动儿童的父母由于工作繁忙，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子女，他们自身受教育水平有限，但她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并不低。其研究团队通过比较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和公立学校本地儿童在教育期望等三类问题上的差异，发现教育期望的差异在三类儿童中不存在显著差异。杨威(2012)对普通城市学生、在城市公立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以及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三类家长群体的调查也表明，家庭经济地位及家庭结构并不影响家长的教育期望。影响家长教育期望的主要因素来自于子女的学习成绩、家长的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态度。何玲(2013)的研究显示，多数在校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一样，将追求学业成就视为自己的理想;且新一代流动儿童希望扎根、融入城市的意愿明显。汤美娟(2015)的研究则直击流动儿童的职业期待问题。研究者通过对流动儿童班级、本地儿童班级的比较研究，认为由于所处社会阶层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有限，流动儿童在构建自己的职业期望时，所能涉及的职业范围较小、类型比较单一，大多以“实用”为取向。他们对职业期望的图景描述也比较模糊，为实现职业期望所制定的计划相对笼统。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到中外研究均对理想或教育期待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联进行关注。这种研究倾向投射到对当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研究则更多地表述为对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之间的比较框架。本研究认为随迁子女与城市本地儿童之间在生活境遇、社会资本上的差别是显然的，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将随迁子女关于理想的叙述植入其日常生活与教育实践，去理解理想作为奋斗目标对他们的影响。
(二)田野工作场景
本研究自2011年起至今，在“民办公助”的利民学校开展田野工作。该校的随迁子女本身体现着一种双重性：一方面，在“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的关照下，利民学校的学生在北京与城市生活实现着时间、空间层面的稳定共享、对诸如语言、行为、服饰、娱乐方式等文化表象实现接洽;另一方面，和公立学校比，利民学校现有教育资源的相对弱势，为随迁子女游离于城市主流生活埋下了伏笔。
利民学校位于北京市东五环城乡结合部的富贵乡董家村，总面积6 500亩，现有流动人口2万余人，占富贵乡流动人口的约1/3。董家村原先的村民，与2万多的外来流动人口的比例大约是1：10。很多当地人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把简易房出租给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而利民学校相当多的老师和学生也租住在那里。早上上学时，公交车、汽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和行人交织如流，不时发生的车辆剐蹭、堵塞，成为利民学校门口的典型风景。下午放学后，在狭窄街道上玩耍的孩子们碰到提着塑料袋买菜回家的老师兼邻居，也是经常的事。
利民学校属于“民办公助”的宏达利民学校10个校区之一，从学校建制上讲，接受总校的统一管理(日常工作中，利民学校师生将宏达利民学校称为总校)。所谓“民办”，意指政策上允许该校按照北京市物价局核定标准收取学费;“公助”则是指所在区政府以地方财政经费投入该校校舍、水电、电脑等硬件设施，承担教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险、培训等费用。
本研究中关于“理想”的作文文本分析，出自利民学校六年级3班的一次作文考试。选择该班级进行分析，是因为研究者自2011年起，带领研究生一直以该班级为主要观测点，开展田野工作。长期的相处和翔实的田野笔记，提供了班上学生较为全面的信息。这使对“理想”这一主题的研究，可以突破文本的局限，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状况，相对进行更全面的数据关联与分析。
该班级共有学生37名，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从此表中可以看出，班上大多数学生的父母在京从事体力工作，且学生的流出地多集中于四川、河南、山东、安徽等人口输出大省。37名学生中，年纪最小的11岁，最大的15岁，大部分学生为12或13岁，且班上有逾20名学生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10年。
二、孩子们怎样说?——有关理想和学习的文本
随迁子女在这次作文考试中，以一种正式书面的方式表述着他们的理想。本文首先依托在作文文本所呈现的素材，对36名六年级随迁子女的理想表述进行分类呈现。
2014年4月1日，班上进行了语文的单元考试，其主题为“理想、信念、人生”。其中作文题目要求如下：
亲爱的同学，你的理想是什么?请以“理想”为主题写一篇习作。注意：要写清楚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理想;准备怎样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求：题目自拟;语句通顺，有一定的条理;写出真情实感。
见到试卷，有学生问作文的字数要写多少。杨老师指着一面作文纸说：“400字。”班上有学生“啊”了起来。杨老师说：“400字都算少的了。人家公立学校现在都要求到500字了，你们还‘啊’?!少50个字扣1分!”
(2014年4月1日，田野笔记)
单元测试完毕，我们收集了此次作文36份试卷，并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建立如下分析表(见表3)：
从以上对学生作文中关于理想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将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等具备专门知识的职业作为理想;有11名学生，将服装设计、绘画、音乐、演员等艺术取向的职业作为自己未来兴趣所在;还有3名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兴趣并没有明确设想，但是提出一些原则，比如“对社会有意(义)”等。
(一)理想的版块及其生成
孩子的职业理想，与学生父母现实中的体力劳动形成鲜明反差，而且没有一个学生要继承父母职业。同时，引发这些理想的土壤，和城市生活所卷裹的工业化知识、时尚符号、学校所提供的与城市文明衔接的活动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下，以小美的《时尚理想》为例进行剖析。
《时尚的理想》
小美
每个人都有自己伟大的理想，而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服装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是一个时尚的职业。我从小就喜欢看一些关于服装的杂志，并看一看这个服装是由谁设计的。
在我的课余时间，我喜欢画一些人物，并帮她们设计出一件衣服。但是，我设计出的衣服都令我不满意，我准备多看看关于服装设计方面的书。
真是天助我也，有一回，学校组织阅读俱乐部，班里抽出几名同学参加，我有幸地被选中了。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讲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故事。她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的设计师。通过资料，我知道了她怎样当上服装设计师的。通过图片，我看到了她设计出的服装太漂亮了。她设计的衣服，是朴素中略有高贵的气质，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衣服。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以前设计的为什么令我不满意了。因为它太花了、太华贵了。
通过阅读俱乐部，我明白了衣服的朴素好看，生活也是如此，如果生活非要过那些达官贵人的生活，还不如简朴的生活好。
小美，12岁，出生在北京，祖籍山东邹城。她是班上公认的成绩最好的学生，基本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的前三名。而小美的父母在北京靠洗车为生，家里一共3个女儿，小美是老大。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在四元桥附近的洗车行周边守着洗车。他们脚蹬橡胶雨靴，自带水桶和抹布，向路过的车辆招手。洗一辆车20元，冬天天寒地冻，水桶里的水冰冷刺骨。依靠这样的工作，小美的父母一个月的家庭收入大约为5000元左右。像大多数利民学校的孩子一样，小美家也是一家5口人挤在一间十来平米的平房里。显然，父母的工作和局促的住宿环境与小美五光十色的时尚梦有着鲜明的对比。
小美那斑斓的时尚理想又是怎样在这样的土壤里慢慢生长的呢?从小美的作文中，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三点：第一，身处城市，都市的时尚元素在无声中渗入到小美的生活。如其在作文中写到的，“我从小就喜欢看一些关于服装的杂志，并看一看这个服装是由谁设计的”。与一般在农村生活的儿童不同，从小在北京的生活经历，使小美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时尚杂志等城市文化的典型符号，这无形中对她的理想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学校场域对小美理想形成的建构作用也可以经由其作文得出。学校成立的阅读俱乐部让小美了解到有关“服装设计师马可”的故事。而这个阅读俱乐部是由北京一些青年学者、研究生志愿者群体自发组成的社团，以志愿服务的方式为利民学校每周组织一次阅读俱乐部。正是通过这些青年知识精英对阅读素材的选择，引领小美获得时尚领域的更多信息。可以说，坐落在城市中的利民学校，为城市知识精英将信息传递给小美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渠道。而这份特定知识和幼小心灵的偶然相遇，却对小美理想的促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三，在现有媒体和渠道的基础上，这些信息的传递从审美层次上对小美产生影响。她写道：“通过阅读俱乐部，我明白了衣服的朴素好看，生活也是如此，如果生活非要过那些达官贵人的生活，还不如简朴的生活好。”这使她对世界的理解与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的时装设计师理想之间有了更多意境上的共通。
(二)实现理想：“努力学习”作为重要路径
在理想的实现路径上，很多随迁子女明确将努力学习作为重要甚至唯一的路径明确提出。京仪在作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现在是少年时期，要说理想还非常遥远，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学习……现在的小孩只能学习好，长大后不但有才，有出息，有工作，还会有事业，有家庭……
我主要的理想先是考上个好大学。最后有钱开一家超市。
京仪的作文中，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开一家超市成为实现理想的历程;“学习好”成为“有出息、有工作，还会有事业，有家庭”的充分条件。这是随迁子女关于理想实现路径的典型表述。在利民学校这36个学生的作文中，有14个学生叙述中表示了“要好好学习”。和北京学生不同，“好好学习”之于城市儿童而言只是若干途径中的一部分，另如特长、家庭社会网络等途径都是北京学生改变自身境遇的有效方法。但对于随迁子女而言，在他们面前，似乎只有“学习”这一个途径(见图1)。与之相映，利民学校的校园中也处处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比如教室墙面上张贴着“爱学”“乐学”“好学”之类的彩字标语;而它附近的某普通公办小学的学校操场上，则贴着“快乐锻炼、健康生活、幸福人生”之类的话语，暗喻着对教育塑造人性的追求。
三、孩子们怎样做?——理想和学习的实践
(一)现实中的理想表达
如果随迁子女在作文中，是以一种刻意而正式的方式表述他们的理想，那么，在平时交谈和闲聊中流露出的愿望，则更有其童真的一面。而理想，在这种正式文本表述和非正式场景之间，流露出许多不同。
肖帅是班里成绩较好的学生之一，尤其在数学科目上，深得数学老师的称赞。他在作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我现在经常看一些有关医术的书，如《本草纲目》等等。
我想当一名医生，让全世界的人都远离疾病。我要让全世界都没有病人，我要全世界都没有因疾病而痛苦的人。
我要用医术造福人类，我要当个医生。
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个医生。
而在现实生活中，肖帅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下，多次谈到对未来的向往时，却充满了孩童的顽皮和简单的小心思，甚至是多变的答案：今天说要当老板、开公司，能挣很多钱;明天说想上北京理工大学，因为这所学校的数学好;改天又说想当一名游戏制作师，因为他喜欢打游戏，制作游戏可以让很多人玩，玩的人都必须交钱，这样他就能挣很多钱;一会儿又说他不想念大学，就想赚钱了玩游戏，然后能边玩游戏边赚钱，那才好呢。而在作文中，肖帅以一种中规中矩的方式，叙述着自己的理想：当医生——一个随迁子女中很普遍的技术型职业追求。这一叙述在相当程度上，回应着父辈的殷切希望。肖帅在家排行老二，出生在北京，比哥哥小12岁。肖帅的爸爸在烤鸭行业务工。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大儿子当厨师，天天家里吃好菜;二儿子当医生，有病不愁。现在就看肖帅了。要是他将来能考上大学，我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在作文考试的场景下，肖帅从诸多反映着孩童心性的对未来的期许中，选择了这个最符合爸爸心意的版本，来对应这个正式的场景。父辈的期许便这样投射到孩童关于未来的图景描述中。
(二)现实中的学习活动
说到实现理想的途径，如上文描述，随迁子女将实现理想的途经紧紧锁定在“好好学习”上。而现实中，他们是否在认真学习?他们又是否具备认真学习的条件呢?田野观察表明，在现实中大多数随迁子女既并不真心在意学习效果和成绩，也不具备促进其认真学习的条件。这主要体现在学生日常教和学的行动要求中。
项标是利民学校六年级有名的帅哥。他身材匀称、五官端正，小小年纪却喜欢把头发梳成分头，有时还打上点发胶。他是班里的体育委员，还是学校的升旗手，能说会道，深得老师信任。在学生里，他也是孩子头儿。但是他的学习成绩不好，上课经常睡觉，作业靠抄别人的打发，每天回家几乎不带作业和书本。他的爸妈在两年前离异，他现在和爸爸、姐姐一起生活。大人们忙着经营家门口的日杂店，没谁关心和过问他的学习。他的爸爸最多问下：“作业写完了吗?”儿子说：“早写完了”，就算是父亲完成了对儿子学业的关心。期中、期末成绩下来，看到儿子80多分的成绩，他也并不多问班级排名，也不参加每学期学校的家长会。项标的理想不仅是当医生，而且颇具管理者色彩，他想当医院院长。在他的作文中，好好学习也成为其实现理想的阶梯。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院院长，因为我想为那些看不起病的人免费看病。
我要让我手下的医生、护士每天微笑面对病人。我还要学习各种医术，治好一些非常难治的病，让人们不被病痛折磨。
我所领导的医院还要做所有医院的榜样。我手下的医生不能向病人私下收钱，护士、医生要每天微笑面对病人。
让别人一说起这医院，就说好，别一说这医院就说这医院不好，我要好好学习。
然而，在平时问起肖帅对学习和未来的规划时，他却完全没有这样的雄心。谈到他升人初中的打算时，他说还没定呢。但他不想去G中学，说那儿管得严，作业留得还特别多，“考试90分才算及格——三科加起来，语文得50、数学得20、英语得10分”。这样他都不能及格。
在项标那里，更为鲜明的是，主流叙述体系下的理想和现实规划及行动中的矛盾。可以看到，在现实中，项标的家庭并不能和学校教育形成积极的互动，更不用说提供直接的学业帮助。项标的案例正印证了汤美娟(2015)的发现：随迁子女对于如何实现理想的路径，还停留在空泛的说辞中。随迁子女面临的典型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匮乏，使他所怀理想和实现之间缺失了必要的关联，从而使得他们的理想更如空中楼阁般悬置。
同时，利民学校现有的师资资源和教学水平也恐难以支撑其学生们那些颇具专业性、艺术性的理想。项标所在班级的语文老师杨老师平时教书法课和体育课，他三十岁上下，大大的眼睛，清秀的眉目，面色红润，是学校在冬天唯一穿呢子大衣的男老师，确切地讲，这件深蓝色呢子大衣通常是被他披在身上的。杨老师每天脚蹬一双白色运动鞋行走在校园里，即使是在给学生们上体育课的时候。而深蓝色呢子大衣的里面，是一套黑色中山装，右上方的口袋里，总是别着一支钢笔。这便是杨老师冬日里的经典打扮了。
今天五(6)班语文课的内容是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杨老师用了ppt来讲解。他一进来，下面就有同学喊道：“您今天可别再让我们抄笔记啦!”整堂课上孩子们都闹哄哄的，中途周文和他的同桌还打起来了……整堂课上，杨老师都是采用翻出一页ppt，朗读上面的内容，然后再让同学们抄下来的方式进行。他自己也不是很熟悉ppt的内容。当翻到新的一页时，有同学会问：“老师这些抄吗?”老师看完ppt后回答抄或不抄，接着就是下面的一片抱怨声。项标漠然地打开本子，并不动笔。他坐在最后一排，写与不写，并没有人关心，只要他不扰乱课堂秩序。
(2013年5月17日田野笔记)
由此可以看出，老师虽然在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但是，这却不是一堂成熟的语文课。课堂秩序混乱，老师对教学内容和要求不很熟悉。在讲课一开始，学生对老师的教学内容并没有太多期待，而对抄笔记的体验并不积极。
从本次作文考试看，老师对作为考试卷的评判标准的字数要求，显得是那样随意，并没有以教学大纲为参考依据。而从学生作文的字数看，达到400字以上的学生，只有4名。字数最少的，只写了115个字。虽然老师说“少一个字扣50分”，但是在评分时，并没有实施。从学生们对有关400字要求的反应看，这也不是其日常教学中的常规要求。凭借如此的学业训练，大多数利民学校的学生很难在更大范围的学业竞争中获胜，而那些充满技术壁垒的职业理想，比如医生、工程师、飞行员，却是依赖官方学历体系认证而实现的。
(三)家长和老师的期待
在家长和老师对学生教育期待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同样对于自身的理想及其实现路径有着些许迷失和犹豫。最直接的证据是在2013年针对利民学校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显示，219名家长中，94.1%的家长表示“希望”和“非常希望”将来孩子考上大学。然而，在日常交谈中，即使是像肖帅的爸爸那样对孩子学习严格督促的家长，说起“高职”“职高”，高考录取中“一本、二本、三本”这样的术语，也是一片知识空白。更何况，像项标的爸爸那样忙于生计的家长属于大多数。他们疲于生计地劳作，早出晚归，大多数回家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睡觉。在家长那里，要孩子“上大学”的念想，如果缺乏更坚实的基础，恐怕会沦为幻想。
对于利民学校的老师而言，一方面他们本人也是流动人口，与利民学校的家长和学生共享着与城市主流文化相对隔绝的社区时空，从他们对理想的叙述中，同样可以捕捉到一种模糊迟疑;另一方面，作为教育专业工作者，他们对利民学校学生、对学业弱势有着明确的体察。
正如钱杰等(2012)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新的时代变迁催生了这群在都市边缘挣扎的教师中的‘蚁族’——农民工子女学校的青年教师。”这群教师有着一定的职业理想，认同农民工子女教育事业的意义，但对工作对象、工作环境有着诸多的不满意，严重影响着他们的职业认同。来自河南的汪老师便是其中一例。汪老师于2012年初冬经老乡介绍从老家来到利民学校教书。起初他没有带家属，后来妻子和上一年级的儿子来这里和他生活了一年多时间。看到北京对随迁子女就学政策日渐严格，汪老师想到儿子终究要在老家上高中、考大学，还是把妻子、儿子送回了老家。以下是他刚来北京时的场景。
跟着汪进老师来到他“家”。这是他一个人的住所。这个“房子’’其实是在院子围墙外面搭建出来的棚子。没有窗户，没有炉火，只有一张床，一个小矮柜，上面摆着牙膏、梳子、一双筷子、两个碗、一个饭盆，还摊开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油条、花生、大枣。一盏日光灯，很暗。墙上有一个插座开关，下面可以接上电饭锅电源，开关上架着一牙形状不规则的摔掉的镜面的一角，当作镜子。电源座的旁边挂着两个塑料袋，一个装着一棵大白菜和一小把蒜苔，一个装着半袋豆芽。靠墙的墙面，是里院的外墙。墙上挂着两套罩着的衣服，床上两床棉被铺在那里，没叠，有个人型的窝儿，似乎随时可以钻进去。床上堆着一件毛衣和秋衣。这个房子，一个月160元租金……汪老师说，都说到这儿能挣钱。哪儿挣到钱了?
(2013年3月1日田野笔记)
以汪老师为代表的利民学校的老师们，对在城市里的职业和生活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养家、生存在其中占据着明显的位置。相对隔绝的社区和职业环境，使他们不能游刃有余地利用城市资源和政策规则。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局外人”的他们做出的“局内人”的想象，对随迁子女理想实践是否有促进作用，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为教育从业者，他们对利民学校学生的学业竞争力也有着清醒的判断。很多利民学校的老师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公立学校学习。正在进行期中考试交叉监考的朱老师看到学生考试时有限的答题水平和精神状态时感慨道：
“看着他们这样心里有一种颤抖的感觉，就你也知道可能他们家里的条件都不太好，他们以后也要走自己爸妈的路吗?想到这些觉得良心上有些过不去……”她对这群孩子也有一些看法：“这群孩子还是见的东西少了一点，虽然也是在北京，但还是出去看得比较少……虽然我们每学期都组织了社会实践，但都像是走马观花似的，也没学到啥……”
(2015年11月6日，田野笔记)
从利民学校教师和家长的状况看，他们共享着类似的流动经历和生活世界，他们怀揣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但同时，薄弱的文化资本和资源投入，使他们在扶持学生实现职业理想时显得力不从心。
四、对理想与现实差距的分析
(一)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必然性
从以上利民学校六年级36名随迁子女关于理想的作文出发，我们窥探到他们以正式作文文本的方式表述希望进入专业、艺术领域的愿望。而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孩童们的理想更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对于要进入专业领域理想的实现阶梯而言，他们所处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系统，却显得单薄无力。这便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样的差距也具有其必然性。
理想代表着一种指向未来的愿望。“所谓愿望，在被憧憬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缺失。”理想与缺失同在。没有缺失的存在，理想无以发生;没有理想的映衬，缺失将成为僵化的痼疾。正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才赋予理想以意义。这也为理想与现实差距的必然性提供了缘由。同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也蕴涵着实践导向中的应然趋势。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之后的“又引起新的需要”的第二个事实。这一论述指明了人们在不同需要层面寻求解决方案的动态过程。因此，通过对利民学校学生有关理想的文本分析及其与现实的张力研究，体现了随迁子女的生活境遇与身处的社会文化格局。随迁子女所生活的时空环境与城市文明的相对区隔，薄弱的资源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他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二)随迁子女理想与现实差距形态的具体分析
1.愿望：城市工业文明的期许与实现路径的茫然
从以上对36名随迁子女理想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更多地直接指向工业文明格局中具有专业技术性的职业，比如医生、科学家等;或商业机构：开酒吧、书吧、超市;或者是伴随着丰富的物质生产所产生的艺术行业，比如演员、歌手、服装设计师等。在这些理想的描述中，无论乡村生活的痕迹还是父辈的职业与生存状态几乎全被抹除，这可以被理解为对城市职业和生活的期许。
而在随迁子女中，这些具有城市工业文明期许的理想形成过程，可以归结为几种途经：生活经历、父母期望、学校教育、媒体影响。比如看到蛋糕店里制作人员的操作，希望以后当蛋糕师;通过学校的阅读俱乐部，听时装设计师的故事，想到未来要当时装设计师;或者像肖帅的爸爸，苦于在城市生活的奔波，将安定生活的追求投射到孩子的理想中。因此，无论是随迁子女文本中的理想表述，还是形成这些理想的影响因素，都离不开城市生活特有的专业与节奏。此为城市文明在随迁子女理想层面的投射。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们在理想实现路径上的茫然。在这些关于理想的文本叙述中，对于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要么是通过口号式的“好好学习”来实现，要么没有提到如何实现的问题。这意味着随迁子女受制于有限的生活经历，对理想职业内在的生活特质、路径要求缺乏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2.学习：工具理性的态度与人性修养的目标
对学习与理想之间的关系，随迁子女通常将学习作为通向理想的台阶，而且几乎是唯一的路径。这意味着他们对于学习活动的工具理性态度。然而，这一工具理性的期待，在随迁子女那里，却显得更加脆弱无力。
首先，这类以接纳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提供学业支持的能力不充分。亦即，如果以工具理性的态度看待利民学校为学生理想所提供的阶梯，无疑，这一通向理想的阶梯是缺乏坚实基础的。如上文所呈现，和以往被政府逐步取缔的非法学校相比，民办公助性质的利民学校在基础设施、教师社保等方面得到了政府的投入，相对有了稳定的保障。但受困于有限的资源，学校的教学能力仍存在问题。这样的学校被剥离于公立学校的教学、考核系统之外，看似稳定的学校运行系统，却缺乏内在规范的教育、教学管理手段及标准。
而从利民学校学生的学习效果看，也令人堪忧。利民学校作为民办公助学校，尽管每年都由区教委委派专家进行绩效考核，评估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学校发展，近年来，区教委、学校还推出了教师培训制度，派送教师参加区级教研和听课活动，但是其教学效果始终未纳入公立学校考核体系，其日常教学评估在10所民办公助学校之间进行，很难和公立学校并齐。有个别学生小学六年级毕业时，仍不能熟练掌握两位数以上的乘除运算和小数运算。从本次作文考试看，老师对作为考试的评判标准中的字数要求，显得那样随意，并没有以教学大纲为参考依据。而从学生完成的字数看，达到400字以上的学生，只有4名。字数最少的，只写了115个字。虽然老师说“少一个字扣50分”，但是在给成绩时，并没有实施。从学生们对有关400字要求的反应看，这也不是其日常教学中的常规要求。在2015年7月的聚会中，这37名学生中已经有2名在初一阶段退学，2名进入工读学校。种种迹象表明，利民学校并不能提供“好好学习”的支持系统。同时，在学生家庭教育方面，也缺乏有力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学生学业进行支持。
另外，将学习活动进行工具理性的处置，将有损教育的终极目标。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提出“教育的无目的论”，也就是说“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能够接受更多的教育”。它实质上点明了教育在个体层面之于人性的开启功能。面对社会结构的强制力，冲突论者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是再生产等级森严的、专断的劳动制度，但是，它还必须使人们相信他们获得了平等的成功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倒不如像18世纪末穷苦出身的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罗齐为身处经济、政治劣势的人们所提出的建议那样：学会过日子，又要学会把艰苦的生活条件看做是生活给自己提供的机会，学会利用这个机会，发现和创造生活。
虽然大多数利民学校的学生家境并不优越，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生活经历，已经让他们在城市里产生了相当的安定感。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随迁子女而言，更多地培养阅读兴趣、基本计算能力、强健的体魄等，提供给他们更多解读城市文明符号的工具，塑造有助于其进一步融人工业文明职业体系的身心素养，倒是目前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疏离于公立学校严格课业考核体系与竞争的一条出路。
3.成长：学业改变命运与教育改变命运的抉择
以上对利民学校36名学生有关理想的描述和解读，实际上是从这一微观题材入手，自下而上地对当下首都随迁子女的教育生态进行理解。这也反映了广大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谋求生存的一个侧面。这一镜像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和国情特征。
伴随着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步伐，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求经济发展的契机。他们以强悍的体力劳动，占据着建筑、服务等行业，紧紧附着在城市工业文明的产业链末端。作为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通常缺乏优越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但是他们追求经济发展的生活逻辑和城市追求发展的社会逻辑有着内在深刻的吻合。于是，他们以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沉淀在城市里。正像齐美尔所说：他们不再漫游和漂移，却没有完全克服一种脱离”。它可以被视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片段。细读随迁子女关于理想的叙述，如何超越通过学业竞争改变命运的传统路径将被提出。面对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涌入，在“两为主”政策要求下，流入地政府正在不断整合资源，为随迁子女提供基本的教育保障。利民学校作为民办公助学校，得到政府在办学基本条件和师资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便是例证。与之相应，在这里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拥有北京市小学生正式学籍，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就读，并浸染于城市文明之中，孕育着那五光十色携带着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符号与讯息的理想。但同时，不能否认，目前我国的教育资源总量提供仍然不能均衡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利民学校教学环节的缺憾，也是一种体现。在这一现实下，必须对通过传统的学业竞争融入城市主流的策略给以谨慎的审视。教育的功能是否唯一指向学业和学历竞争?如何从更宽广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对于人的社会化、全面成长的意义?也就是在学业、学历改变命运与教育改变命运中进行更为现实的抉择。本研究建议政府依托现有资源，进一步规范随迁子女学校管理规范，严守基础教育、教学要求底线，加强职业教育，为城市发展提供稳定合格的劳动力，引导随迁子女及其家庭以富有城市文明色彩的理想，指引富有行动力的社会实践能力。它既符合随迁子女全面成长的需要，也是促进城市和谐稳定发展的必经之路。
(责任编辑 刘永俊)
作者：刘谦 李若亚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包含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也包含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其特征需要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巩固的根基，但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与示范意义，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国际政治文化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领导人围绕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论题，相继提出确立“新安全观”、构建“和谐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其中都包含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两个因素。从理念层面来看，这些倡议乃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关于世界秩序、世界面貌的价值观，代表我们的世界秩序理想”①，而作为行动方案，它们不仅需要有具体的政策内容，而且取决于中国人怎么去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层提出要构建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正式作为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指导思想。在习近平近年来反复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中，包含着政策指向、制度构想和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国当前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蕴含着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国际秩序观。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方案和行动中，如何继承、发展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经由中国参与构建的未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其价值理想、秩序理念与当下的国际秩序相比较，可能具有哪些新的性质和特征？这首先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价值层面上的文化建构过程——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注入基于“中国特性”的文化精神和发展经验。本文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内涵，并从国际政治视域阐释“人类共同价值”的性质、特征和实现路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背景与含义
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的背景
中国倡导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其现实背景首先是对时代发展趋势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判断，其次是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发展趋势，使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深化；与此同时，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
收稿日期：2017-10-30
作者简介：杨胜荣，男，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昆明650092）。
郭强，男，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会长（北京100091）。
胁”凸显，是后冷战时代的新特点，甚至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②何以要在“共同体”之前加上“命运”这一限定词？因为对于全球性风险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需要全球范围内各种行为体的共同应对，这是“命运”一词在当下国际政治中的具体所指。习近平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三个主张，分別阐述平等、发展、安全问题，构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以此作为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第一个主题是构建伙伴关系，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倡导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这在最近20年来的外交政策宣示中，已反复阐述过。后两个主题是后冷战时代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强调的观念。③因此，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核心是“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和“共同享受安全保障”。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倡议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五位一体”布局出发，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④2017年年初，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重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五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方案”。⑤2017年3月17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表明中国的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超越性
作为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形成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和各个行为体普遍认同、遵守的规范、准则和制度。迄今为止，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实力均势，仍然是国际制度得以实施、运作的现实前提。以利益为基础、以权力政治维系的国际秩序——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再到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甚至联合国的集体安全规制，尽管不失其有效性，并具有超越民族、国家和宗教信仰的程序性特征，但正如基辛格所言，由于缺乏各方一致认同的合法性价值，这一秩序并不稳固，意识形态所激发的野心、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会不断地产生对世界均势的挑战者。⑥因此，真正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国际规范，不仅基于各个国际行为体的利益交汇和国际法的公共尺度，还需要作为信念和道义的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对国际秩序的共同规范予以确认和巩固。中国领导层通过“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⑦，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⑧。尽管“国际社会始终会存在竞争和矛盾”，但是中国主张以良性竞争拓展共同利益，并自觉促进“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⑨以“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为基础，国际秩序作为“各方都可接受的立场和决定”⑩，形成“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价值规范、行为规则和制度架构；与此同时，基于人类“共同愿望”“共同要求”的价值共识，则构成超越单纯利益考量的“国际政治文化”，其特点是“利益”与“价值”的融合。关于国际政治中的人类价值的通约性，温家宝2007年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习近平在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也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
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原则
“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包含价值理想和价值原则两个维度。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成中，一端是带有理想性质的愿望和目标。从中国古典文明中的“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到欧洲近代思想中的“世界社会”“人类共同体”“普遍和平”等，都属于价值理想。价值理想包含着“关于国际社会的终极理想和哲理信念”，对现存国际制度的运作没有实际的影响，但指示了面向未来的目标。另一端，则是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它可以通过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文化建构而扩散并且制度化，转化为国际规范的伦理和法理基础。合法性价值的作用在于，各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致力于解决和平、安全和发展等全球性问题的过程中，能够遵守共同的规范、准则以及制度安排，形成基本的秩序理念和政治共识。在中国领导层的阐述中，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捍卫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价值原则。具体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的阐述，包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等原则。“国际公平正义”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首先强调的是主权平等，以此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法理基础；“包容互鉴”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起点，重点则在“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合作共赢”的落脚点是“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即“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这可以看作是“国际公平正义”理念体现在国际制度层面上的一种秩序原则。“正确义利观”指的是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义利相兼，义重于利。这些价值原则并非天下大同式的世界社会理想，而是将国家利益的存在以及国际社会内部的竞争和矛盾作为前提，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阐述基于中国立场的国际秩序理念，即贯彻主权平等，共同应对安全威胁，促进共同发展。因此，这些价值原则具有伦理—政治意蕴或实践指向，一方面通过伦理的政治化实践，融入国际制度的规范和准则，另一方面为国际制度的维系、革新提供合法性论证。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国际社会为之长期奋斗的共同理想和愿景目标，同时也是各国共同破解当下发展与安全难题、正确处理相互关系所应秉持的共同价值、行为准则和手段路径”。前者是超越当下国际政治现实的价值理想，后者是具有实践属性、构成秩序理念之核心的价值原则。
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其含义有三种不同的表述：“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这一价值理念又可分为价值理想和秩序理念两个层次。作为中国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供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和“理想图景”。正如中国的外交宣示所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当下的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而非革命者。因此，贯穿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国际秩序观及其价值基础，具有理想目标和现实诉求的双重特征。
1.反映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和愿景
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规范、规则、机制和制度构想或主张，主要从联合国宪章出发。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宣示，始终强调联合國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称其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认为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亦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不过，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往往是很笼统的目标或诉求，一方面可以承载各种希望，另一方面也被不同的行为体按各自的立场和意愿加以解释。尽管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和平与安全、发展与人权的目标，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及其他国际组织的运作机制和实践活动维系了国际社会的相对和平，在限制暴力、保护人权、遏制生态恶化、促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在福山、约瑟夫·奈等人看来，二战以来国际秩序的现实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国际秩序的准则、规范和机制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霸权逻辑。将当代国际秩序视为“美国治下的和平”或许是夸大其词了，但必须承认，美国在权势剧增的同时，以自由国际主义政策为手段，追求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改造传统国际体系及其规范，对新规范的确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联合国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联合国所承载的是“国际社会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美好理想”，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普遍和平、共同发展仍是人类的理想而非现实。中国领导层所阐述的“人类共同价值”，其特征需要从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可以从价值排序的角度，将“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诉求和理想目标依次分为不同的环节。
2.反映国际社会的现实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原则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共处之道”，既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继承、落实，又通过建立伙伴关系等外交实践，推动现存国际规范的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方案和行动，其目的是要解决国际社会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难题，改革、完善而非重构现有的世界政治结构及其秩序原则和价值基础。
首先，主权平等、和平与安全是国与国共处的现实需要和基本保障。如习近平所言：“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事实上，近代西方缔造的主权国家体系，是中国必须逐渐“融入”和适应的给定环境。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国家体系和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在大部分时候能够维持当代国际社会最低限度的秩序或者实现国家之间共处的目标。按习近平的说法，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所积累的这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其次，基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的需要，推动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主权平等并没有使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真正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同时也造成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因此，中国所阐述的“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关于国家间共处与合作的见解，一方面从现存国际秩序中接受了民族主义思想、主权平等的规范和制度，以及基于人道主义意识和平等诉求的国际共同体意识，致力于落实联合国宪章中的“国际正义”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理念，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以中国自己的方式推动现存国际规范在实践中的发展。中国的国际秩序理念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大势和“人类共存之道”的认识和遵循，不同于追求权势的现实主义观念，并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秩序观相对立。尽管中国日益融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始终对其中的权势结构以及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不公正、不合理状况持批判态度。
3.反映国家之间的行为共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仍然是在国家体系的框架或现有的世界政治结构中展开的，其中所蕴含的“国际公平正义”理念，是国家之间共处与合作的行为共识。国家之间的共处与合作，主要以共同利益观念为基础。当代全球性国际社会的秩序是通过“利益—规则—制度”架构而维系的。无论是规则，还是使规则得以运作的制度，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都只是一些基于国家间共同同意的行为程序或游戏规则，尽管当规则取得道义的地位时，它就转化成一种伦理规范或价值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各国建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然而，“最大公约数”往往只能局限于利益和责任的层面，就价值共识而言，它只能是底线伦理。基于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价值观与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共同体意识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始终存在难以化解的紧张关系。自从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跨国价值取向，这一跨国价值取向往往以彼此尖锐对立的各民族特殊民族主义的形态存在，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纷争和冲突。温特认为，霍布斯主义提示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争斗，并不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常态，自从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以来，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逻辑，已经被洛克无政府社会的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所替代。但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始终未曾停止的地区性冲突和热点问题，表明霍布斯主义的阴影在国际政治领域仍然挥之不去。布尔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正义：国际正义，指的是那些赋予国家和民族以权利与义务的道义规则；个人正义，指的是赋予个人以权利与义务的道义规则；世界正义，主张所有的个人都属于世界社会的一部分，个人的利益都服从于世界社会的整体利益。有关世界共同利益的观点，所关心的不是国家社会的共同目标或者共同价值，而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世界正义或者全球正义的理想只有在存在着一个世界社会或者全球社会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现实。由此来看，世界正义在当下的国际规制中并不具有现实性，当今世界政治实践中的国家只具有最初级的追求全世界共同利益的观念，现有的国际规范主要与国际正义有关，或者说以国际正义为价值基础。“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当今人类的“共同愿望”“共同要求”等话语，其承载者是国家，不是个人。因此，“人类共同价值”并不是以共同的文化或文明为基础的共同观念，而只是国与国共处、合作所必需的行为共识。
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指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指向超越国家间正义的“世界大同”。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挑战，需要在国际秩序之上建立一种以个人为终极单位（ultimate units）的世界秩序来加以应对吗？国际正义的扩展，经由“全球文化”和国家作为文明体的实践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容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目标，不仅致力于实现国际正义和个人正义，而且包含世界正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中，无论是“铸剑为犁、永不再战”“发展繁荣、公平正义”，还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都具有超越当下国际政治现实的理想主义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还融入了中国文化精神。习近平2017年新年贺词中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当前，战乱和贫困依然困扰着部分国家和地区，疾病和灾害也时时侵袭着众多的人们。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即使消除了战乱和贫困、疾病和灾害，也并不意味着人类就实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
三、国际政治文化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路径
1.国际政治文化对“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作用
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根基。“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得以形成的基础。在社会科学中，文化意指一套社会价值体系，拥有共同的文化，意味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类同。国际政治中的“共同文化”，即“组成国家体系的社会对国家体系的态度之知识和道德文化”，主要有国际正义、个人正义和世界正义三种类型。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国际政治文化的作用在于维系、扩展现有的国家体系，18世纪和19世纪构成欧洲国际社会基础的共同文化或文明，便是这种国际政治文化的范例。按布尔的看法，共同文明的要素通过两种方式促使国际社会得以运行：一方面，它们可以使得国家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更为容易一些，從而促进共同规则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增强国家的共同利益观念，从而使得不同国家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并接受共同的规则和制度。与此同时，生活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和文化传统中的人类个体之间，如果能够形成基于人类视角的价值共识和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而不仅仅是有助于国家间共处、合作的“行为格局”或者是从属于国家特殊利益的“普适性（universal）意识形态”，那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就具有超越当下国际秩序的实质性意义，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根本的、通向人类大社会的“世界秩序”，依然是可以期望的未来现实。
2.建构人类共同价值文化的路径
人类共同价值文化的建构，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领域生成的全球性文化，另一种是特定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实践和重大的历史性创新在价值层次上对人类作出贡献。以现代国家体系为前提的国际社会，是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这一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现代化的文化因素，不仅包括物质技术条件，还涉及社会结构、制度、价值观或“社会信念”等方面的创新。随着现代化浪潮从西欧、北美向全球推进，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工业化生活方法也普遍扩散，“在现代生产和技术条件下，不同类型的工业化国家具有现代工业生产力所要求的某些共同经济与文化特征”，建立在“现代工业主义”基础上的“工业社会中现代人的价值观”，如平等化、合理化、效益化、技术化、专门化、成就取向，以及工业化、市场经济的过度发展和消费主义带来的“负效应”，都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并对国际规范产生影响。此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端于国内并扩及全球各地的社会思潮和民间政治运动，从19世纪以来的和平主义运动，到当代的人权运动、环保运动等，“立足于愈益广泛的社会基础，通过种种民间政治活动促使这些问题进入世界意识和被纳入世界议程，并且以其政治推力和压力导致其意愿和观念转化为国际规范”。尽管和平主义者所梦想的普遍与永久的和平，从来就不是现实，国际政治中的和平无非是国际社会成员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的状态，但和平主义理念对限制暴力的法律制定和实践，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权观念、生态意识的国际政治效应，也同样如此。总之，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社会因生存处境的相似性及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和融合，逐渐形成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世界意识，各种文明的实践“不断地塑造并重新塑造着人类行为上和符号上的疆域”，交汇成一种全球范围的现代性文明，它并不指明行事的政治路径，却构成了当今所有文明体系中政治权威及其合法性的基础。从第二种路径来看，现代欧美文明曾经创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体系，中国能够为当下的国际社会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规则和制度资源，还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
如何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不仅是一个理论建构的问题，更是一个生活实践的问题。作为“人类共同价值”根基的国际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是单薄的。“国家间现实的合作行为”与“国家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之间、有效力的规则与实际的行为之间，总是存在差异；价值观（理想主义）与国家利益（现实主义）之间、秩序与正义之间，也存在持久的张力，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可以同时具有多种群体认同。更重要的是，国际政治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但是，“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时殷弘：《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国际责任》，《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春季号。②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③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④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⑤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⑥许纪霖：《读懂了基辛格，就读懂了世界》，腾讯大家网，http：//dajia.qq.com/blog/232350051969523.html，2015年8月10日。⑦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5月18日。⑧《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8年5月8日。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5年7月2日。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2月27日。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1页。《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350—352页。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年5月31日。“世界观”（view of the world），意指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世界”（the world）乃是地球上不同个体、种族、民族、国家等的总称，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世界观念”的核心内涵所传达或体现的基本精神，可称之为“人类共处之道”。这种“人类共处之道”的现实背景是“天下万国”，它基于特定的伦理关切，形成秩序理念，即政治世界观。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123—124、346页。王逸舟：《如何理解中国外交》，《东方早报》2013年3月20日。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1—73、76页，第266页，第17—18页。《国家主席習近平发表二〇一七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7年1月1日。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3、160、171页。[美]卡赞斯坦：《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责任编辑：浩淼
On the Concept of Value and Order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Yang ShengrongGuo Qiang
Key words：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culture中州學刊2017年第11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转型与创新2017年11月中 州 学 刊Nov.，2017
第11期（总第251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11
作者：杨胜荣 郭强
[摘要]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作为理想，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理论研究中非常有必要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人类解放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区分，特别是要注重挖掘其现实性层面的理论，构建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必须实现从理想性维度到现实性维度的转变，即从马克思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的转变。
[关键词]马克思 人类解放理论 理想性 现实性
[
一、误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混同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作为理想，既来源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因此，只有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中所包含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关系进行辩证地理解，才能使人类解放问题得到完整的说明。然而，一直以来，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当成是一种终极性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乌托邦，而忽视了其现实性维度;或者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混同起来，而未能作出很好的区分。
追溯哲学史，我们看到对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混同，实非偶然。在对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讨论中，就有“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观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阐释中，就有思维与存在混同的倾向，这一传统在后来启蒙哲人尤其是欧洲大陆唯理论哲人那里得到继承，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思维与存在的混同认知成为理想性与现实性混同的方法论预设。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主张两者的异质性与非绝对同一性。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直接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命题——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性。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以否弃思维与存在的唯心主义的统一，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特征。正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出发，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劳动异化论，并深化了人类解放的理论。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的回答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柏拉图哲学传统的离弃。这种对哲学本体论的认识观，奠定了人类解放理论理想性与现实性区分的基础与思维前提。
然而，由于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导致了对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之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混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定程度上总是被等同于历史主义，或者只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颠倒。基于此，有人错误地认为，只要世界历史在一维性的时间中不断地进步发展，那么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就能够呈现出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统合思维与存在般的绝对同一性，这就混同了理想性与现实性。由此，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的实现被呈现为一个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就此而得出物质的极大丰富性是人性提升的充分必要条件的错误性理解。其实，只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论述的人类的两种劳动：强制劳动与自主劳动。我们才能把握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对人类而言，一方面，自然存在的欠缺——比如人的饥饿、愁苦、生活条件的恶劣——是促成人类第一种劳动的动力，这是由外在的需要和目的规定了的劳动必然性，其对人类而言是一种不愉快、不自由而又无可逃避的事情，因此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而另一方面，在强制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即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才开始的另一种劳动，是一种人类第一需要与自由创造，也是人的世界和人与人的关系回复自身的体现，因此是一种人类的自主性劳动，是一个人类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人类自身的完善才能得到最终的实现。由此可见，物质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性只是人性、人类自身完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自主性的劳动才是人类实现自身完满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基于这一区分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才能明确，在人类解放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存在着从强制的劳动到自主的劳动的飞跃：历史唯物主义所呈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由必然向自由的飞跃正是根基于两种劳动的区分，也才能划分而不是混同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区分两种劳动的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建构出人类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各种表述中，始终贯穿着对未来社会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关系的历史辩证的把握。
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上出现对马克思的误解，其理论上的根源在于，我们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理解存在某些偏差，未能准确把握住马克思在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精细论述;而其现实上的根源则在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革命的现实需要，往往将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人为“拉近”，甚至将其等同于现实性，欲求促动、激发出人们改造社会与自身的热情。此外，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中国文化之缺乏形而上学传统对于超越性存在的不重视和重‘实用理性’的传统，使得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比之西方人更易忽视理想与现实的界分。”
二、挖掘：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之构建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是人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目标，是人类最具动力性的希望。始终坚守人类解放的信仰，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就现阶段的人类现实环境而言，注重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区分，从现实性层面构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提出了“想象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这两个概念。他认为，应该从观念的东西，从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成感性的存在，从观念转化为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他看来，撇开现实实践的思维与理想，就成了经院哲学式的、无意义的语言游戏。同时，任何理想只有在一定的现实境遇和实践活动之中，才能体现出方向感和目标感。只有现实性层面被挖掘出来并阐发为一种理论体系，能够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出有效的言说并在理论上与其他错误思潮相抗衡时，才能够从理想性目标反观现实，从而对现实形成一种批判性关联。
一般而言。人类解放终极目标追求与当前的历史具体现实之间的张力存在互动与平衡。一方面，彻底性实现人类解放，是对未来终极价值目标的永恒性追求，是人类社会诸种基本价值在未来世界达成的良性平衡，这种终极性目标的实现必须避免脱离现实的历史语境而纯粹在理论中建构的唯心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当前的具体现实始终制约着终极价值目标的实现，人类的解放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具体性的
解放，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与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的解放，这一历史的具体现实规约着人类对终极性目标的盲目追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问题。
在对待人类解放的这一基本问题上，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的态度。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往往是忽视具体现实的规约，盲目追求未来终极性价值目标的实现，脱离当前的历史现实，纯粹在理论中构建未来的世界，沉醉在唯心主义的美梦之中，企图缩短历史的长度。而马克思，在其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对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科学性的洞察，认为要彻底实现人类的解放，需要从当前的具体现实出发，从现实的人出发，用科学的终极价值引导历史的进程，在历史进程的具体现实的规约下逐步实现人类的解放。由对人类解放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建构了不同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前者可称之为盲目的理想性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后者则是在理想性与现实性统一中，致力于实现理想社会理想性的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性目的，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统一的科学理论典范。它通过对具体现实的革命性改造以实现未来的终极性目标，并与当前具体现实达成历史性统一。马克思认为，物质性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正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人类不断地改造了当前的历史现实条件。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近代以来工业社会的发展，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无穷可能性;而在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就可以实现向未来的终极性价值目标的过渡;并最终在物质资料高度丰富的前提下，人们获得充分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自由创造的机会，进而促进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充分发展，建立起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实现终极性价值目标与当前具体现实的科学统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阐明了人类解放的科学理想。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实现。由于这些国家已经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因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需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然而，当人们试图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时，却发现马克思科学的理想性人类解放思想与现实历史发展进程存在着很大差距，遇到了许多难以预见的问题。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非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从高度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首先是从东方落后国家产生。由于缺少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作基础，也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文化传统各异，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使其不可能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这些国家通过什么途径，如何进入共产主义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尽管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理想性反映了人类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但是若不以现实性为基础，无异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美丽幻想。
由此可见，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必须实现从理想性维度到现实性维度的转变，即从马克思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的转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不能仅限于自身的合法性论证，应着力体现如何揭示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困境与危机，体现如何深入阐发当代议程中社会的各项重大变革，体现如何揭示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执行性方案。为此，必须转变研究思想和方法，必须建设一种有助于人类解放——既有别于马克思当年设想、又高于原有理论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即致力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现实性建构。
第一，从历史研究向现实研究的转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当代的可能性，既来自于认真研读马克思论述人类解放的著作，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方式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建构;也来自于结合时代发展、现实实践要求的重构。也就是说，不仅需要我们从浩繁的经典著作中梳理出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诸多论述，并力图使原有学说得到提炼与创新;还要求我们把这些理论放在发展变化着的时代中进行检视，同时把已知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其理论，以此来进一步扬弃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不能停留于一种纯粹的思想史研究，人类解放不只是想象的或纸上的，应当有更为实质的内容。亦即现实内容。作为一种全球化时代仍具活生生力量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必须实现从历史研究向现实研究的转变。
第二，从抽象研究向实体研究的转变。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的现实性之建构，还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从抽象研究向实体研究的转变。抽象的理论讨论并不构成认识世界的全部，失去了实体研究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不可能提出可执行性策略与可操作性方案。 “解放的理论”应指引“解放的实践”，我们要努力把理论所发现的真理在现实中付诸实践，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从而不断把头脑中的理想性的解放转化为现实的解放的议程并最终转化为解放的实际。
三、拓展：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与和谐社会之建设
从起源来说，人类解放理论是马克思在西方提出的，但其对中国的实际影响却远远超过西方。中国革命的主题就是解放全中国，进而解放全人类，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就是这种解放理论演变的结果。可以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现实性维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谐社会理论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现实性维度的重要发展。
和谐社会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和谐社会是现实社会主义最可望可行的阶段性目标。和谐社会这一生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进程，赋予了人类解放新的价值意蕴。和谐社会的建构功能要求自觉地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种价值追求打开了理解社会主义的新视角。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存在着一个误解，即把它设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状态，与社会主义社会毫不相干。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破除了这个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把人类解放事业引领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和谐社会理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在实践的意义上体现了社会和谐与人类解放的一体性。一方面，和谐社会内涵了人类解放的理想，而另一方面，和谐社会也正是人类解放实现的现实途径。因此，提高社会的和谐度与增进人的解放度具有深刻关联性。
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决定力量，而和谐社会是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社会，和谐社会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社会环境。高度的政治文明是人类走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政治前提和保证，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必然会激发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激发其主动性与创造性，推动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第三，和谐社会也是充满人文精神的社会，这为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环境。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对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体现着人对自身自由本质的一种自觉意识，体
现着以人为本位又突破以往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作为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精神支撑意义。第四，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摆正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并为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和谐社会也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推进的进程中，人的解放不仅取决于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即不仅取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完善程度，而且还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现实状态，即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他自身，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
和谐社会理论以和谐为基本理念，不仅是对西方传统的解放观的重大修正，而且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的重大发展。这种以社会和谐为基础的解放观，即和谐的解放观，是中国对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贡献。和谐的解放观既彰显出社会所有成员创造社会财富、推进社会发展的责任与义务，也从发展的维度肯定了社会转型期新生社会阶层的社会价值与地位，从而更有利于动员社会一切阶层的力量，使其积极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把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和谐进步与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历史地关联起来。
当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理论目标所欲达成的追求历史的终极性目标和当前具体现实的协调统一，是一种偏重于现实性的统一。因而，其相关的人类解放理论即是一种强调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这一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绝非是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背离，而是基于现实实践。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从理想性维度到现实性维度的发展。这一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明确了当今中国建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目的和意义。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总体上更加强调理想性维度，而现今我们构建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则更加强调现实性维度，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并非终极理想的目标，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应该站立的高度。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目标，从人类解放的高度予以理论重构的研究开始起步，逐渐摆脱了仅仅作为宣传性层面的东西。近年来我们越来越明白，人类解放从根本上属于现代性建设领域的实践。而现代性建设于中国之重要性，是由中国现代化发展较晚且发展速度较快的现实决定的。
第二，人类解放的主体在现实中得到提升。人类解放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在当代中国就是指劳动者。我们坚持的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与技能，充分发挥每个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人类解放在主体向度上的必然要求。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发展体育卫生事业，改革束缚人的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制度，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为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各种素质与技能。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的同时，也注重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逐步建立起新型的、和谐的劳动关系，为人类解放奠定了主体条件，使人类的解放沿着健康、快速的轨道向前发展。
总之，马克思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作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范式，反映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实质内容，为我们评价历史与社会进步提供了客观的历史尺度和普遍的价值尺度。然而，就历史的具体现实而言，仅仅具有客观的评价尺度还远远不够，更迫切需要的是以这一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为标尺，构建一种适合于和谐社会的现实性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历史定位。在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构和谐社会，沿着改革开放关键抉择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寻求人类解放的一种方式，将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巨大变迁创造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
作者：刘同舫
如果人类没有了理想，世界又会怎样?
理想是登山运动员心中的高峰，长年保持着不变的磁力;理想是淘金者梦中的宝藏，永远闪烁着不朽的光芒;理想是幼鹰眼中的天空，始终涌动着湛蓝色的生命力。理想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把柔弱变成刚强，把丑陋变成漂亮，把寒冷变成温暖，把无知变成睿智，把渺小变成伟大。如果没有了理想，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理想的背面便是现实。
现实是登山运动员眼前的大山，高不可攀;现实是淘金者脚下的道路，危机四伏;现实是幼鹰身旁的深渊，有去无回。现实似乎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阻挡一切前进的脚步，摧毁一切不坚定的意志。现实不是理想。
美好的理想，残酷的现实。
美好的理想总是使人向往，总是有些人喜欢幻想，沉醉于理想。理想确实可以让绝望者重新找到希望，但同时也可以让充满希望的人感到绝望。理想只是对未来的向往，而未来决不是现实，如果只是向往，理想只会出现在梦里，而永不能成为历史。正如登山运动员不经过艰苦训练便不能到达顶峰，淘金者不面对危险便不能找到金矿，幼鹰不战胜深渊便不能拥抱蓝天。
理想与现实、快乐与痛苦、简单与困难、强悍与弱小、真诚与虚假、拥有与失去、繁荣与衰败，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这个最真实的现实世界中存在、交织、聚拢、散开、消亡。有的人为了追求美好的理想而不断努力，也有的人为了改变残酷的现实而艰苦奋斗。他们是把握现实的人。
有人说理想是大海中航行的灯塔;也有人说理想是蜜蜂日夜寻找的花蜜;还有人说理想好似一串珍珠，一颗连着一颗，串连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有价值的追求。
有位诗人曾说过;“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向黎明。”
青少年失去了理想，生活就失去了光彩。生命就会枯萎。有了理想生活就充满了希望，生命就会闪光。山溪的理想是大海;山泉的理想是池塘;幼苗的理是栋梁。物尚有理想，作为万物灵长的人;作为跨世纪的少年;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我们应该
有远大的理想!
从远古时代的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的知识爆炸，信息革命。多少年，多少代，多少志士仁人都有着崇高的理想。我们的今天，是父辈们用蘸着鲜血的理想换来的;我们的明天，更需要我们用蘸着汗水的理想去创造!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成黄金。青春的魅力，应当使枯枝长出新叶，沙漠变成绿洲。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努力，青春的本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阳光，合起来便是一轮太阳，就是一个春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纤维，织起来便是一叶巨大的风帆，就可以推动祖国航船的前进。
我们是龙的传人， 是华夏子孙，我们应该用青春拥抱未来，前方是新世纪的曙光，是我们的用武之地，我们正当青春少年，应该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之等闲”的雄心壮志，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用辛勤的汗水来浇灌灿烂的理想之花。用拼搏的双手去开拓祖国美好的未来。
同学们。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建设者，祖国的兴衰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努力。只有我们这代人努力奋斗，进一步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的民族才能强盛，我们国家才能屹立于世民族之林的前列。
我们，是追求理想的体现者;
我们，无愧同学们，为了祖国的昌盛，民族的振兴。
奋斗吧!未来属于我们
让我们继承父辈们的精神，扬起理想的风帆，直奔成功的彼岸。争做二十一世纪的主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只争朝气的学习精神，以实现远大理想而拼搏吧!
的确，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一座用努力和奋斗凝成的桥，这座桥将引领着人类走向光明。纵观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从古到今为了理想不间断的奋斗史。因为理想，所以奋斗。远古的想象在如今的世界里已成现实。理想在奋斗中一个个地被实现了。
如果人类不能把握现实，世界又会怎样?
第八章 人类理想王国的永恒追求22800
—— 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第一节• 人类历史进程及其特点
一、社会进步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总趋势
1、社会进步及其特征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的过程。
社会的运动和变化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或方向性，具有前进性。社会的发展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体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交替，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低级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更替。
2、社会形态的更替
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性、必然性、决定性。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是一种质变或飞跃。 马克思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 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过程。列宁说：“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也不可能取消历史的前进性，也没有取消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一方面对前进中的曲折和挫折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对未来要有充分的信心。
二、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1、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 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以主体的选择、意愿和意志为转移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规律性。对此，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经典的表述，其核心思想是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及其面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社会形态的更替。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决定。
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清晰地表明了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而这种决定性是在社会运动主体的选择中体现和实现的。
2、社会发展过程的选择性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选择余地。
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行为的选择性及其作用不能被任意地夸大。客观的历史规律性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是第一位的，而人的选择是第二位的，它并不能使历史的发展违背自己的规律。
首先，主体的选择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 ① 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发展的阶段、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以及文化传统。
其次，主体的选择不是无限制的，而总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所提供和展现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在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层次上，它所提供的选择空间是不相同的。
再次，主体在这种可能空间中的选择，也是受着各种条件的决定和影响。
最后，主体的选择所达到的结果，也受着社会规律的决定。一种选择是否能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是否促成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努力，还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和进程，受着社会规律的决定。
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与主体的选择性是辩证统一的。
三、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
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性，是指社会发展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它主要表现为发展中的决定性和客观制约性。例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任何发展阶段，都必须受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规律的制约。又如，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过程是严格地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第一阶段)的道路前进的。
2、 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首先，处于同一个社会形态中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其具体发展道路各有自己的特点。
其次，在社会交替过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所走的具体道路和途径也有不同特点。
最后，一个国家可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超越某一种或几种社会形态而跳跃到更高的社会形态，这最突出地反映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是与人类社会整体运动过程和发展道路相联系的，而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是与构成人类社会整体的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相联系的。二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机地体现着社会发展道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一方面，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中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特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带有中国的特色，这是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体现。
第二节• 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
一、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1、人的自然属性
人的属性分为两个方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肉体特征和生物特性。主要是以本能需要为基础的食欲、性欲和自身保存(防卫本能)三种基本机能。
2、 人的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具有的形态和特征。
人的社会性是人的非动物性或超动物性。一方面是相对于自然性而言，是比自然性更高级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特点，它是对自然属性的超越。另一方面相对于人的个性而言，也就是说人的社会性是在人们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基础。社会属性是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离开了自然属性，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他的社会属性也就谈不上了。
人的自然属是社会化的自然属性。离开了人的社会，它就不再是人的自然属性了，而是动物的属性。 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 ①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人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二是人与人的区别。把握人的本质，必须从第一个层面深入到第二个层面。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的本质的第一个层面。人类早期曾崇拜动物图腾，只是主动地认同于动物界。随着自我意识的进步，思想家们指出人作为一个类在本质上区别于各类动物，这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大进步。
要真正认识什么是人的本质，必须从人的共同性进到人的差异性，从人与人的区别中揭示人的本质。
把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理解从“类本质”深入到“类内本质” (人类内部的个体的本质)，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
2、人的本质的两个层面
马克思他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劳动;在人与人相区别的层次上，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
劳动或生产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标志是人的劳动。是劳动创造了人，使人猿相揖别。人的道德性、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等，都是在劳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关系是人的社会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根本区别。马 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①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以下几方面涵义：
首先，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种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
其次，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应该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把握人。社会关系简单地说包括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进一步说可以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再进一步，还可以分为若干方面，如家庭关系、地缘关系、生产关系、业缘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以及道德关系、宗教关系、法律关系，等等。要全面地了解一个人，就应该从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入手。 最后，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有主次之分。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在社会关系中起着基础的支配的作用，它表现在许多方面，如人在生产活动、交换活动、分配活动以及消费活动中所处地位和相互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
三、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
1、价值与人的价值
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标志着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
价值可以分为物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所谓物的价值，就是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而人的价值，就是人对自己需要的满足。
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就其都具有价值而言，有共性，但从本质上看，二者有着重大的区别。
首先，物作为价值客体的时候仅仅是客体，而人作为价值客体时同时还是主体。
其次，物的价值的实现是被动的，而人的价值的实现是主动的。
再次，物的价值是既定的有限的，而人的价值是无限的。人的价值是一种能创造价值的价值。
人的价值集中体现为劳动的价值。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人的劳动创造出了劳动产品。劳动的价值表现为劳动产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当劳动的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时，它的使用价值并没有消失。而且，交换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延迟的使用价值。当商品完成交换过程时，它又成为劳动产品或消费品了，它的价值就表现为使用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都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
2、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人的价值分为两个方面：人的个人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
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个人的劳动创造活动对于社会需要的满足，就是个人对于社会做出的贡献。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他的社会价值越高。反之则越小。
人的个人价值就是社会对于个人需要的满足，也就是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从社会的获取。一个人越是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满足，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的个人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 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有主次之别。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以人的社会价值为中心，认为更应该从人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他的价值。首先，社会能够给予个人的东西，是先前人们创造和贡献出来的。其次，社会给予做出贡献的人以满足和尊重，是为其进一步做出贡献创造条件。最后，社会的发展有赖于人们的贡献，只有贡献大于获取，社会才能不断前进。
3、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我国传统哲学历来有重视人生修养的传统。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际关系准则，孟子提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等等。
中国传统哲学历来重视对理想人格的探讨，并形成了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在民族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也不乏有把个人价值融于社会价值之中，为追求理想人格而奋斗乃至献身的榜样人物。
当个体的自然生存与民族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就要舍弃个人生命以维护民族利益，这是传统理想人格理念和学说的主旨所在，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积极意义，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就历史渊源来说，肇端于孔、孟。在个体的自然生存和道德激烈冲突而难以两全时，强调放弃前者以维护后者，这在孔子那里叫“杀身成仁”，而孟子则称之为“舍生取义”。孔、孟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要求人们捐躯以实现“仁义”之道，但回响在志士仁人身上却是浩然正气与爱国情操的旋律。在外族入侵，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时，“成仁取义”的殉道观就演化为爱国主义精神。宋元之际，文天祥在慷慨就义前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之所以成为彪炳千古的民族英雄，就是由于他自觉地为民族利益去“成仁取义”。他身陷囹圄中所作的《正气歌》，广为流传，使“浩然正气”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代称。自从西方的炮声，结束了大清帝国与世隔绝的状态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是国土沦陷、列强环伺的局面。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时，又时时回顾传统哲学，作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近现代中国，“成仁取义”成为志士仁人报国反帝，抗敌御寇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毛泽东在《致何千之》的信中说：“如果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赞扬一番。对于当前的抗日战争是大有帮助的。” 中国哲学中的理想人格学说，强调民族气节，重视道德情操，主张为理想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个体融于民族集体的价值倾向。这里所倡导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论关于个人和集体等关系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不少相近之处。
第三节• 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
一、人的自由及其实现
1、人的自由
自由是指人的活动的一种自觉、自主的状态。自由与解放有相近之处，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人的活动，一是受自然条件束缚，二是受社会条件束缚，三是受人自身条件束缚。相应地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也就在于在这三个领域中解除束缚，克服限制。人从自然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就是认识和驾驭自然力，不再受自然力的盲目摆布。人在社会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就是突破旧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从自身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就在于不断地超越自我，克服自己的弱点，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人的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总是在一定基础上和一定条件下的自由。人可以摆脱和克服某些条件的限制，但不能同时克服所有条件的限制。
2、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必然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是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不可避免的趋势。
人的自由在于认识必然性，并利用其来改造世界，达到人自己的目的。 恩格斯所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 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①
二、人的发展及其特征
1、人的发展
人的发展是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的，主要指个人的发展，指个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的发展等。体力或体能是人的身体组织，它是人的其他方面能力的生理基础。智力或智能指人的思维能力，它不仅包括人的抽象思维，也包括形象思维;它不仅是一种复杂高级的认识能力，而且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能力。个性指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包括人的感情和意志等方面的品质。交往能力则指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能力和力量，它一方面是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丰富性和交往的广泛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在社会关系中自主性等的表现。
2、人的发展的特征
人的发展具有综合性。它是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充分发展的统一。
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方面才能和能力的协调发展。在人的综合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的是“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的发展是指的是人自觉自愿地发展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马克思多次提到“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不受阻碍的发展”等。
人的充分发展则是从程度上谈人的发展。与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才能的充分的发展是许多方面相互协调的发展，而不是单一方面的发展，不是某一方面的畸形发展。
人的发展具有社会性。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人的才能发展的最根本的途径。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自由性和充分性，都取决于劳动本身的发展。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关系。人的才能的施展和发展离不开他人，离不开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使人的发展具有全面性。 马克思指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 ① 。
人的发展具有历史阶段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发展有不同的内涵和历史形态。
三、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
1、经济形态与人的发展
马克思曾从经济形态发展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影响的角度，把人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形态。
人的依赖关系 占统治地位是第一个历史形态。个人没有独立性，直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限于共同体内部，只是在孤立的地点和狭窄的范围内发生的地方性联系。在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 [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① 这个历史形态是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
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个历史形态。此时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要求以及整体的能力的体系。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束缚和压抑。然而，它“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② ，从而为更高历史阶段的到来创造着条件。这个历史形态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③ 是第三个历史形态。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共同控制之下。人们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这是与未来的产品经济相联系的。
2、社会形态与人的发展
结合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的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在 原始社会 ，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相当简单。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那时物质生产活动、求知活动、艺术活动以及社会交往活动等，都融为一体。一方面，人的发展具有原始的全面性，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是相互协调的，是生存活动本身所同时需要的。人的各种潜能没有割裂开来，包含有进一步发展的朴素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人的发展的总体水平是低下的，尤其是人的智力的发展水平很低。这是与那时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简单相适应的。
奴隶社会 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形态进入高级形态，另一方面，又是从公有制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有了巨大发展，社会分工也开始发展起来。这就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社会的政治领域成为社会中一个新的领域，这个公共领域的存在为人们在这个领域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精神生产和艺术发展方面，也有了发展的条件。这些都是人的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奴隶社会开始了阶级的分裂，人的发展也出现了分裂和极端的不平衡现象。奴隶们丧失了作人的资格，造成广大的奴隶在个人发展上的严重退化，这是对人的发展的否定。相反奴隶主作为特权阶级在自身发展上有优越的条件，但奴隶主由于脱离劳动而经历着另一种退化。 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前提。奴隶变成了农民，社会地位和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有利于农民在农业以及相关副业方面才能的自由发展。在手工业方面，由于劳动者通常必须熟悉劳动全过程，独自完整地生产产品，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劳动技能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全面的。封建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许多多才多艺的人物。但是，封建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着人的发展，特别是劳动者的发展。劳动者的生活仍然十分艰苦，所受剥削和压迫十分沉重，他们的全部精力基本上都用于从事农业劳动以维持生计，没有权力享受和发展。而且劳动者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从事着简单而单调的劳作，他们的社会交往范围和眼界受到极大限制。在精神生活方面受着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没有发展的余地。知识分子虽然有较为有利的条件在精神能力方面得到发展，但他们由于脱离物质生产而往往只能是一种比较片面的发展。
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一个私有制社会和阶级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造成庞大的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为人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工人阶级有了人身自由，社会工作岗位和生活方式多样化，也有利于人们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闲暇时间的延长为人们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时间条件。但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阻碍着人们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发展。分工的发展使生产完整产品的劳动过程分成若干个互不相干的环节，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附件。
从以往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也得到发展。但是，由于分工的发展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状况，以及社会各方面状况的影响，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发展是分裂的。统治阶级由于占有社会财富，处于特权地位，能够支配并不充裕的社会财富，因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自己。这是以牺牲大多数人即劳动者的发展机会为代价的。劳动者与剥削者的分裂一方面使劳动者失去发展机会，同时也使剥削者的发展具有先天的缺陷，特别是他们脱离生产，养尊处优，生活在自己的偏见之中。这说明，阶级社会的发展以及这个社会中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根本缺陷，这一缺陷的克服就是人类从阶级社会走向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理想
1、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伟大理想，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向往的伟大目标。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极大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消灭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制度，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归于消失，社会的精神生产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极大提高，社会摆脱了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们自觉地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重视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角度来揭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奉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在晚年，恩格斯又在一则信件中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用以表述人类未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
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更高更充分的物质基础。
共产主义社会精神生产的高度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和对立的消除，使一切人有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实现的信念，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懈努力。
2、 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只有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努力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理想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的科学论断。他指出：“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具有自身的历史特点。人的全面发展还具有更多的相对性。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的素质和能力的相对地全面提高，即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其他素质的提高。
不断提高人们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是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社会发展过程是客观决定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
2• 如何理解社会发展道路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3• 怎样理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 人的价值与物的价值有何区别?怎样理解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
5• 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3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① 《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5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2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 页。
《文天祥全集》卷十七《纪年录》，中国书店 1985 年影印出版，第 465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6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5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4 页。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9 页。
教学目的：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主要观点;深刻认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重点难点：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2.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3.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4.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长期性
5.实现共产主义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辅以启发式、案例教学、适当提问、讨论
教学手段：以多媒体教学为主，配合板书
学时安排：2课时
教学导入：
2009年3月13-15日，英伦三岛最热销的不是歌星或足球赛的门票，而是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会议的门票。本来该会议计划安排在能容纳200人的学术厅，但是听众太多，不得已三次改换场地，最后在一个能容纳千人的报告厅召开。会议涉及的不是"如何分析最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或如何组织新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实践-政治问题"。因为今天更为迫切的不是行动，而是理解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意义。他认为，"从柏拉图以降，共产主义是哲学家唯一值得思考的政治概念。"会议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大会结束时齐泽克领唱《国际歌》。本章中，我们会集中给大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展望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
(一)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科学的方法，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对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科学的展望。
人类社会的发展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具有自己客观的规律，揭示这些规律，就能为正确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和展望未来提供向导。
(二)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旧世界中阐发未来新世界的特点
起点：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
重点：对资本主义弊端及根源的批判与揭示。
创新点:发现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恩格斯
(三)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不作详尽的细节描绘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 马克思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
播放视频：《共产党宣言》
(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
1.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品的极大丰富
2.废除私有制
3.生产有计划的组织和管理
4.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1.阶级消灭
2.国家消亡：国家失去了它的镇压对象和必要性，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军队、警察、监狱等将失去作用。
3.“三大差别”消除
4.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5.人与自然和谐
(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1.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含义
人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包括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的发展等。人的发展可以从三个方面即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充分发展来衡量。
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各方面才能和能力的协调发展。
自由发展是指人自觉自愿地发展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充分发展是指人的一切天赋和才能得到发展。
2.必然王国、自由王国的含义
必然王国：是指人们受盲目必然性的支配，特别是受到自己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奴役的社会状态。
自由王国：是指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支配，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的社会状态。
3.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自发地实现的，需要人们为之积极争取和努力奋斗。社会实践是人类由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根本途径。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一)共产主义理想是能够实现的社会理想
共产主义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设立的社会发展目标 可以根据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从生产力状况、生产关系状况、社会生活
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去把握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可以根据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对共产主义轮廓和基本特征不断加深认识 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不断向共产主义推进
(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历史规律的必然要求
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为依据的。
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中包含着人的努力奋斗。
二、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一)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终目标
(二)实现共产主义是全人类解放的根本体现
典型案例：中国革命
(三)争取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终实现，不仅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标志，也是全人类得到解放的根本要求和体现。
三、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根据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可以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概括为：
物质条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
精神、政治条件：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
国际条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第三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一、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实现共产主义不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消灭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打碎了以资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树立和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体现在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际行动中。共产主义作为崇高的理想目标，要在未来才能实现，而作为一种追求理想的实际的运动，则已熔铸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当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就集中体现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要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
课后思考题：
1.在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作过描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展望与以往这些描绘有何本质区别?
2.西方有的人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断言“共产主义理想与宗教的天国一样，是永远不能实现
的。”你对此如何看待?应如何认识共产主义理想与宗教天国的本质区别?如何理解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实现的历史必然性?
3.既然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又要人们去努力追求?既然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什么又说“共产主义缈茫”论是错误的?请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予以正确解答。
4.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讲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不应提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否则就是脱离实际。”请用共同理想和远大理想的关系来分析评论这一观点。
5.如何在大学生活中体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追求?个人理想如何才能与社会理想一致起来?
参考书目
1.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不《计量营销学》学习感想
09301022 关静文 市场营销
“计量营销”还是当代中国是一个相对新的词汇，我非常有幸在田广教授的带领下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计量营销”知识的学生。
对一个天生文科生的命的我来说，市场营销专业是我在商学院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当我知道我大三将有一门专业课叫“计量营销”的时候，心里有种不踏实的感觉，因为这个词汇让我联想到，统计学，审计学，管理定量，微积分等让我头疼的课。但是上过这门课，我心里非常清晰和明确，这是一门在营销专业课里面最实用，最直观的课。
计量营销学始终围绕这市场营销这个话题，但是为营销知识增添了更多有力的数据和公式，让营销显得不再“夸夸其词”。我们上营销专业课会接触到广告、促销、定价、市场份额，在计量营销课上，我们都可以使用到公式去计算当中的很多事物，通过公式得出数据结果，有力地支撑观点，並且能够帮助进行决策。这个是其他营销专业课上没有使用的到。
田广教授经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计量营销，就这麽简单。”这话非常到位，虽然计量营销里面有很多公式，涉及很多计算，但是这些公式都是文科生非常亲切的加减乘除，非常容易读懂，容易运用，並且运用上非常广泛。因此，计量营销的“计量”并不是一个难点。
田广老师总是说，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是在中国计量营销领域的试验田。所以，我们在这门课上也没少下功夫。我们每周在计量营销学上花的时间都比别的科目多，因为我们每周都有课后题目要上交，而且为了提高作业质量，我们都仔细阅读老师的文案，然后尽量在课后作业中展现学到的知识之外进行内容的扩展，举一反三。我觉得这个作业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能够让我们真正地学到知识，並且对知识印象更加深刻。我们还有小组每周轮流进行案例分析ppt展示，这个过程中，我们运用了书本的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使我们把虚拟的知识使用在实在的案例中去，这是一个化虚为实的过程。我认为这个过程也让我们增加更多的知识。
学完这门课，一方面是学到了计量营销的知识，一方面我从田广老师身上也学到了很多思维的方式和做人的原则。田教授一直在美国教书，我在他的课上可以说是接受了美国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帮助不小。我认为，大学里面一个学期的课程实在是太多，如果能够减少课程的数量，提高课程的质量，就犹如田广老师的高质量的课，能够供我们花更多时间去深入研究，我相信这样的大学课程应该能够更加充实也有效。
工商人类学学习心得——深入探究工商人类学
作者：阳建军
[摘 要] 工商人类学是人类学一个较新的分支学科，属于文化人类学范畴，它是一门应用人类学的知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决与工商业相关问题的学科。工商人类学相比于其他应用于工商业的学科有其独特性，特别是她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例如参与观察、访谈以及分组调查，这些方法，对商业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最近这些年，工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和工商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发展和提高。工商人类学课程作为一门新的课程，近些年才开始逐渐在一些高校开展，田广博士讲授的工商人类学课程，介绍了何谓工商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及其应用与贡献，同时，对工商人类学的未来发展表达出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展望。本文目的在于介绍工商人类学课程讲授的课程内容，推进工商人类学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工商人类学，田广博士，工商人类学课程
引 言
人类学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因为其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理论，因而在很多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工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是上个世纪才慢慢发展起来的，但是因为它很好的将人类学的知识理论结合应用到了工商业，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正如著名的工商人类学家Ann T. Jordan说：“当我在20世纪 80年代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这个领域是令人类学家兴奋和有前瞻性发展的。工商人类学的重要性已经从内到外地在公共世界被关注。这种关注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是因为这是一次人类学家对商业研究的贡献。我们带来了一个和别人看问题和想问题不同的角度。”[1] 工商人类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以一个充满活动的态势取得了快速的成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工商人类学课程介绍了工商人类学和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其在工商业的应用，带领我们认识工商人类学并学习其理论知识，同时学习将工商人类学的独特方法应用到解决实际工商业的相关问题。
何谓工商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将人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综合研究人类个体行为和人类群体文化(例如风俗、语言)，综合阐述人类的发展和生存的环境，以及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类各种现象。人类学应用非常广泛，应用在不同的领域就形成不同的分支学科，工商人类学也是人类学一个较新的分支学科。
工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上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对于工商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历史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工商人类学形成的标志事件是1924年霍桑工程(Hawthorne Project)。田广博士为我们介绍到：工商人类学这一术语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的。在人类学界，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洲殖民时期，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雇佣人类学家研究印度，为公司在印度的商业利益服务。但是，公认的工商人类学形成的标志事件是1924年霍桑工程(Hawthorne Project)。[2]
工商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人类学的理论经验和人类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很好的应用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上，并帮助研究和解决工商业相关问题，这也是工商人类学与其他很多工商业有关的研究学科最大的区别。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目前，人类学分析法和人类学定性分析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商业研究中，而以工商管理研究为方向的人类学家，应用参与式观察法这一传统模式，搜集和整理基层企业文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3] 田广博士为我们介绍了多种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诸如实地研究录，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等，这些都可以应用到实际的商业调查和研究中，帮助解决工商业问题。工商人类学家通过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商业领域定性研究取得很好的成效，例如工商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分组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从消费者处收集到企业需要的信息，从而做出进一步的针对消费者的营销策略，解决销售不景气的问题。正因为工商人类学不同于其他定量研究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为企业做出独特的贡献，因此在最近的这些年里，工商人类学作为一个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作为一个商业的分支学科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发展和提高。正如许多工商人类学家陈述的那样，工商人类学在其研究方法和对商业研究的贡献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重要性，吸引力世界众多学者和研究者的目光，同时其发挥的作用也得到广泛认可。
工商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应用
人类学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诸如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全貌观，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社会的文化元素和行为，把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文化相对论，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泛文化比较，对不同的文化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人类学最主要也是最有标志性的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民族志是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在美国，工商人类学把原先已经存在的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组织社会学、管理心理学等多种名目的支系统合重组、有机组装成统一名目的学科，并一开始就以民族志方法对工商组织进行“田野”作业确定为主要研究方法。民族志既可以用来指称这样一种观察式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可以指研究的产物，例如，通过民族志方法写成的一部著作、一本书籍或者一段录影。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基础。民族志是一种实地的、归纳的研究法，大量依赖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方法融会了很多的研究方法，它可以对人们的反应以及对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商业研究人员从中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民族志学者关注人们的说和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通过参与参观，人类学家就能揭示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4] 民族志又可以划分成很多具体的方法，诸如：参与式观察、相处共话(访谈)等等，这些具体的方法同样可以很好的应用在工商人类学领域，用以解决企业收集信息和建立企业文化等相关问题。工商人类学课程教学过程，田广博士就为我们重点介绍了参与是观察、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还指导我们在实际研究中使用这些方法收集信息。
参与式观察是指对于日常行为的直接观察，收集第一手的观察资料，在各种场合以介入而不扰乱原有状态的观察方式，观察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并记录信息。访谈是指研究者运用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访问方式进行访谈，包括有助于维持互信关系的闲话家常、了解活动内容或文化意义的打听以及长时间的问题询问。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都是收集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方法，正是因为其独特和重要，使得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成为工商人类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有力工具，因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在商业中应用得很灵活、很广泛。例如著名的人类学家田广博士说：“商业研究者常常受益于企业民族志的研究以及相应所收集的相关信息。工商人类学家重点关注从一些与人们所说所做的不同视角来研究问题。通过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工商人类学家深入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那些不能被人一眼看出的行为结构中。并且，许多商业社会中的职业经理人正大量地运用民族志来提高商业业绩和赢利。” [5]
现在的商业环境，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做决定和预测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需要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而仅仅依靠定量方法收集和研究信息已经远远不够，这时候，人类学的独特的定性研究方法就可以很好的派上用场了。越来越多的企业雇佣研究者大量地运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来收集信息，比如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和记录被调查者的语言和行为来做出定性研究。很多专家，比如约翰·舍利和罗素·贝克(John Sherry and Russell Belk)便是众多研究者之间的一员，已经诠释了这些做法的显示价值。特别是最近，工商人类学家已经帮助了商业企业提高他们在众多商业职能领域的业绩，这些领域包括产
[6] 品设计和发展、消费者行为研究、人力资源管理、核心竞争力等等。可以看出，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商业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不仅能用来研究市场的消费者，包括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和消费者的行为动机，还能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发挥很大的作用，协助企业内部进行员工的管理和人事的安排。
人类学与工商管理教育
目前人类学分析法正逐渐被广泛地应用到商业和消费者研究中，营销学教师有必要将有关人类分析法适用性问题的讨论融入到他们的课堂中，以便将最新的观点融入到课程教学中。毫无疑问，人类学家正将独特的和无价的方法应用于商业世界，尤其是营销领域。[7] 在当代竞争激烈的商业，企业要取得发展壮大的关键问题是留住老顾客和吸引新顾客。想要吸引新顾客就要了解潜在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希望什么功能的产品以及设计成什么样?他们希望在消费过程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消费者的想法和观念因素，是难以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的，是难以用简单的数据统计计算的，所以一些企业开始采用参与观察等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消费者进行观察。当企业需要开发新的产品时，可以雇佣工商人类学家帮助了解消费者的对产品的需求来协助对设计和研发新产品。例如，一些工商人类学家通过与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访谈来打听他们对产品的需求信息。许多工商人类学家专注于对商业设计和发展新产品。这会直接使得公司的利润的增加。
例如，一些工商人类学家着手按照外科医生的需求代表公司建议制造外科医疗设备。他们通过观察急救室里面工作着的医生来得到外科医生对这些医疗设备的需求的详细观察。在观察研究之前，医生们已经报告了他们对医疗设备的主要关注点：设备的精确度。人类学学家通过观察发现，实际上相对于精确度来说，速度更重要;医生们预期设备应该更加高效地工作。人类学家的观点说服了公司重新设计他们的医疗设备，这种新的设计的调整帮助公司扩大了公司的市场份额[54]。着手按照外科医生的需求代表公司建议制造外科医疗设备。他们通过观察急救室里面工作着的医生来得到外科医生对这些医疗设备的需求的详细观察。在观察研究之前，医生们已经报告了他们对医疗设备的主要关注点：设备的精确度。人类学学家通过观察发现，实际上相对于精确度来说，速度更重要;医生们预期设备应该更加高效地工作。人类学家的观点说服了公司重新设计他们的医疗设备，这种新的设计的调整帮助公司扩大了公司的市场份额。[8] 为了取得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企业仅仅依靠定量研究是不够的，工商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可以为企业收集信息给予很多的帮助，他们近距离访谈消费者和对消费者进行无扰乱地观察，这些都可以最直接的记录消费者的资料。工商人类学课程过程，田广博士指导我们用了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去进行高校餐饮服务的研究，让我们将方法应用到实践过程，用以解决和研究现实的商业问题。 在全球化越来越明显的当今社会，企业的内部也涉及跨文化的管理，在员工的管理与企业团队的设计都需要考虑到文化多元化的因素。例如许多跨国公司，招聘的员工来自不同的国家，员工之间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态度、心理都可以被记录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资料。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管理是在多领域、多民族、多语言、多任务的相对在开放度较高的组织中的综合管理。特别是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跨文化管理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了跨国公司的发展，意义重大。[9] 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对于员工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在企业内部进行对员工的信息收集并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关系到企业团队能力强弱的关键。工商人类学家的一个重要贡献便是对企业内部进行研究，然后为企业组织改变和团队的改善提出合理的建议。企业内部团队结构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适合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进行分析。田广博士为我们提到过一个例子：应用人类学家苯森(Judith Benson) 为波音公司创造和整合了产品团队的商业模式。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技巧，苯森通过访谈一线机械师帮助波音公司提高了团队工作的效率。这能够对工作在团队中的团队领导有特别的改变，这也实现了波音公司在(决定工作进程)行动中的充分调动劳动力的目标。[10] 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企业内部的研究，可以很好的配合定量研究，了解企业内部员工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对企业的满意度，进一步有利于企业的团队合作能力与组织竞争能力。
工商人类学前景
工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一个分支学科，发展历史并不悠久，但她正以一个茁壮的态势慢慢发展，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和接受。从20世纪80 年代以来，工商人类学逐渐显现出其在工商领域研究的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也历经波折，著名人类学家周大鸣提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二十年里人类学遭遇了巨大的挫折,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人类学研究才重新在我国的大学里逐渐恢复起来。与早期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的理想相类似的是,我国人类学依然重视讨论现实问题,讨论在新中国政治体制之下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的问题。总体上讲,时至今日中国的人类学以及其它的社会科学的实践,依然包含着致力于民族国家兴盛的愿望。[11] 目前，工商人类学课程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也开始在一些商学院系开设，介绍工商人类学的概念和其研究方法和应用。根据田广博士等学者的研究，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工商管理研究中，对以下一些特定的方向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企业文化与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消费行为，产品设计与开发，商业竞争情报，跨国经营管理等。总的说来，工商人类学发展。世界范围内，工商人类学的发展已经度过雏形期，向纵深方向发展;[12] 在中国目前工商人类学的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希望中国人类学学者们，都能够充分意识到工商人类学学科本身不断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大的经济背景，致力于工商人类学的研究和推广，推动工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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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 广，独特的贡献与方法：工商人类学研究及应用综述[J] .<> Vol. 1 (2), 2010 [9] 綦晓光，工商人类学视野中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文化问题浅析———以日本、法国和瑞典在华企业为例[J]. 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Vol.34 No.4 2011年8月第34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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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与人类文明》
-------------之环境与人类的关系
09级建筑工程管理(1)班
施祥
人类，作为地球的主人，自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需要不断地向周围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同时，又将废弃物排放于地理环境之中;另一方面，环境根据自身的在不停地形成和转化着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它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并不在乎人类的存在，不为人类的主观需求而改变其客观属性，也不为人 类的有目的活动而改变自己发展的过程，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殊关系。所谓对立，即人类的主观需求和有目的活动，同环境的客观属性和发展规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人类必须认识环境，必须遵循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事生产和活动，不然，就必然会遭到环境的报复和惩罚，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就会随之发生。所谓统一，即人类以环境为载体，总是在一定的环境空间存在，人类的活动总是同其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人类既是环境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无止境地向环境索取，也不可能永远不加限制地在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当人类的行为遭到环境的报复而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时，人类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千百年来，人类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当人类刚从动物分化出来，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已处于初级的状态。早期的人类已懂得猎取食物、取火、制衣、穴居，在各种环境中进行着生存竞争。然而，因其活动能力有限，只能以生活活动和自己的生理代谢过程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时，人类同环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人们的努力目标仅是适应环境、利用环境，而很少有意识地改变环境。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使用的工具也日益改善，人类开始懂得改变环境，学会了农耕、养殖、穿衣、住房，人口得以大量的增加，特别是进入了农业文明，人们将大片的荒山、草地辟为良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保证。然而，在其发展的背后，与环境的矛盾却显得突出起来。由于不节制地毁林垦荒，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草原的毁灭招致荒漠的扩张，不合理的引水灌溉又造成土壤盐化的形成。这些矛盾的激化，曾使繁荣一时的巴比伦文明古国变为一片沙荒，也使玛雅人经受不住干旱、洪水、风沙的侵袭，而不得不丢弃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离开了故乡，„„这就是早期的环境问题。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引起警觉，并未认识到这是环境的报复。当时，人类生产力尚不发达，对环境的破坏尚不明显，环境问题尚未达到危及人类生存的地步，故人类仍是我行我素。到了时代，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人类的数量、生活范围和规模等已是今非昔比，“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人类在对环境进行改造的
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加剧。与此同时，环境的结构组成、物质循环的方式和强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环境问题随之明朗起来，现代工业使大量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资源被开采出来，投入环境之中，并随着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又把废气、废水、废渣排放出来，其中许多废弃物难以处理、同化，使之对人体及生物造成难以忍受的危害。随着这些有害废弃物的不断累加，造成了环境质量的逐步恶化，使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现代工业还带来了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农业现代化也派生出来许多方面的环境问题。可见，人类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之时，也同样给环境带来消极的副作用，从1934年美国的“黑风暴”到我国大跃进年代内蒙古的“人造荒漠”; 从60年代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以至当今世界性的人口的剧增、森林锐减、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无一不是大对人类的报复。这些都是人类与环境对立关系的具体体现。 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50年代前，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问题尚不突出，但生态恶化问题经历数千年的累积，已经积重难返。5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重工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初见端倪。但这时候污染范围仍局限于城市地区，污染的危害程度也较为有限。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渐呈加剧之势，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环境污染向农村急剧蔓延，同时，生态破坏的范围也在扩大。时至如今，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一样，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虽然取得多项进展，但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大气污染程度在加剧，北京成了世界上尘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水环境污染也日益突出。环境污染从城市向农村扩展。某些物种灭绝、植被破坏、土地退化，以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正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据我国专家偏保守的估计，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元，占我国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9%左右。国外有的报道称，中国正在成为“公害大国”。
(1)大气污染十分严重。
我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以尘和酸雨(二氧化硫)污染危害最大，并呈发展趋势。城市尘污染。据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5个城市的监测资料表明，总悬浮颗粒物年日均浓度分别在200～550μg/m3范围内，超过世界卫生组织(WHO)卫生标准60～90μg/m3约3～9倍，这5个城市全被列入世界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北京是世界上尘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
酸雨污染。由于我国迄今尚未对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采取有效措施，而煤炭消耗量不断增加，造成区域性大面积酸雨污染严重。广东、广西、四川盆地和贵州大部分地区形成了我国西南、华南酸雨区，已成为与欧洲、北美并列的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酸雨危害十分严重。除西南、华南酸雨区之外，近年来又逐渐形成了以长沙、南昌为代表的华中酸雨区，以厦门、上海为代表的华东沿海酸雨区和以青岛为代表的北方酸雨区。
(2)水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我国的水环境污染以有机物污染为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在“七五”期间曾得到较好控制，但近几年又有所恶化。全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污染严重，86%的城市河段水质普遍超标。淮河流域许多地区癌症发病率比正常地区高出十几倍到上百倍，一些村庄2/3的人肝肿大。除淮河之外，松辽水系、海河水系、珠江水系的污染也十分严重。据15个省市对29
条江河不完全统计，2800公里河段渔类基本绝迹，有渔业价值的中小河流50%不符合渔业水质标准，平均每年发生大面积污染死鱼事故约1000起，直接经济损失4亿元。同时由于河口的污染，溯河性鱼虾资源遭到破坏，产量大幅度下降，
部分内湾渔场荒废。我国湖泊普遍遭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和富营养化问题十分突出。
(3)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亟待解决
全国的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声级基本在70～76分贝之间，据42个城市监测，92.8%的城市交通噪声平均声级超过70分贝的限值;多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污染状况也呈恶化趋势。全国2/3城市居民在噪声超标环境下工作和生活。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堆存量以平均每年2000万吨的速度增长。1992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到6.2亿吨，堆存量达到59.2亿吨，占地5.5万公顷。城市垃圾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1992年达到8262万吨，造成垃圾包围城市的严重局面。固体废物中含有各种有毒有害物质，扬尘污染大气，渗滤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堆存物污染农田，造成土壤质量下降，并成为重大的环境隐患。目前全国遭受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危害的耕地已达1000万公顷，每年损失粮食120亿公斤。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出现了由城市向农村急速蔓延的大趋势。据调查，乡镇企业现有1800万家， 1992年其废水排放量为36.6亿吨，全国2/3的河流受乡镇企业污染，污染土地2000多万亩。
近十年来，我国使用农药防治虫害效果显著，每年使用农药面积为23亿亩次，每年化肥施用量达2930万吨(折纯)，但农药、化肥有效施用率仅为30%(仅为国外先进农业区的1/2)，其余都挥发到大气中或随水流入土壤和江河湖泊，造成水域富营养化或饮用水源硝酸盐含量超标。农用塑料的大规模使用，对土壤物理性状有极大的影响，全国平均每亩农田残留地膜5公斤左右，地膜残留
率为20%～30%，对土壤破坏很大。农村环境问题如不及早重视和防范，将会造成比现在城市环境更复杂、更有害、更难治理和恢复的被动局面。生态破坏是涉及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农村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需经过几代人才能恢复，甚至难以逆转!
我国的生态破坏态势日益严峻。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引起了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和自然生态严重失衡。
(1)物种灭绝
我国是世
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和野生动物物种均占世界的10%左右，其中约有200个特有属。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了动植物生境的破坏，物种数量急剧减少，有的物种已经灭绝。据统计，我国高等植物大约有4600种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占高等植物的15%以上，近50年来约有200种高等植物灭绝，平均1年灭绝4种;野生动物中约有400种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
(2)植被破坏
据1993年林业部公布，我国森林覆盖率仅13.9%。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大规模植树造林活动，但森林破坏仍十分严重，特别是用材林中可供采伐的成熟林和过熟林蓄积量已大幅度减少。同时，大量林地被侵占。草原面临严重退化，几十年来，由于过度放牧和管理不善，造成了13亿亩草原严重退化、沙化、碱化，加剧了草地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
(3)土地退化
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十年来土地沙漠化急剧发展，50～70年代年均沙化面积为1560平
方公里，70～80年代扩大到2100平方公里，总面积已达20.l万平方公里。我国还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土流失面积约153万平方公里，40年来初步治理了50多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79万平方公里。我国的耕地退化问题也十分突出。如原来土地肥沃的北大荒黑土带，土壤的有机质已从原来的5%～8%下降到l%～2%(理想值应当是不小于3%)。同时，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全国每年因灾害损毁的耕地约200万亩。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全球环境正在急剧恶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消失、温室效应和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正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南极上空出现“臭氧空洞”以及横跨美国、日本、中国、前苏联等广阔地带上空的臭氧已经减少3%的警报，正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同时“贸易与环境”也是当今世界的又一热点。随着关贸总协定的控制领域不断拓宽，谈判范围已由货物贸易到劳务市场、由知识产权到环境保护。综上所述，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同时又面临着全球环境问题和国际贸易竞争的巨大压力。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于那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相关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它关注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和人类活动对周围环境的作用，在考古学领域，一般称这个研究方向为环境考古。随着现代环境危机的加剧，环境与人类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各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就是其表现之一，而这种战略的科学依据就是考古学、古环境科学、气候学等多学科联合研究的成果。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随着古环境科学的发展和考古学研究的深入，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在理论和方法上更加成熟，并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地质学学者就开始重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古环境和考古学等研究领域内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1]。在现有基础上，如果能够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借鉴欧洲的一些成功经验，将会把我国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推向一个新阶段。本文将从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主要研究内容两个大的方面简要介绍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现状。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联合攻关研究。主要是考古学、第四纪环境科学、古气候学等多学科结合。最常见的是在一个考古学研究综合项目下，设立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子课题，根据综合研究课题的目的和任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绝大多数考古学课题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课题组成员不仅有考古学家，还有古环境、古气候等方面的专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第四纪古环境研究课题，邀请考古学家参加，通过整理分析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主要是结合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项目的进行，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考
古遗址本身、遗址周围局域范围内和区域内的古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在结合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考古遗址中古环境信息的提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分析人类活动的特点和环境状况。
对考古遗址中土壤样品进行孢粉和植硅体等古植物遗存分析，通常能够提供遗址周围局域或者区域植被方面的信息。遗址周围的人类活动总是要直接(农业活动等)或者间接地(放牧，践踏活动增加等)影响植被组合。通过为人类提供食物或者为牲畜提供草料、准备建筑材料和燃料以及进行装饰或者仪式性活动等目的，也可以将植物采集或者搬运到遗址中。因此，孢粉和植硅体分析能够为认识古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提供证据。在英国Orkney曾经有一个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Orkney 古冢项目”[2]，旨在加强对墓葬遗迹的管理，同时深入探讨青铜时代的丧葬礼仪和墓地的地貌特点。对一处青铜时代墓地的孢粉组合研究结果揭示：在这处墓地形成以前，这里曾经是开阔的草地，可能是作为牧场，还有零星的农作物种植在附近，这可能说明在聚落附近有足够的草场，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墓地，同时还反映人们更愿意将死去的人埋葬在聚落附近[3]。 此外，对考古遗址中保存的炭屑进行种属分析，还可以为认识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特别是植被环境提供重要证据。对葡萄牙东部Estremadura 地区的Buraca Grande 洞穴遗址的炭屑分析，提供了重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植被的资料，结果显示，植被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松属和黄杨属植物的出现，第二阶段这种组合被更喜温的木犀榄属植物代替，考古遗址中木犀榄属植物的减少标志了第三阶段的开始。上述结果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的气候较现在干冷，而全新世阶段的气候则与现今相似[4]。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炭屑进行树木的种属鉴定，不仅能够为人类文化发展提供环境背景，还为第四纪的古环境重建增加新的资料，这可以说是环境考古研究对第四纪环境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对法国南部的Abeurador 和 Font-Juveanal 两处洞穴遗址出土炭屑的分析，结果揭示了13000年以来地中海西北地区的植被变迁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植物种类作为建群植物[5]。 考古遗址周围局域古环境重建能够获得人类与环境关系，特别是人类对环境影响的直接证据。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考古遗址附近湖泊类沉积物进行孢粉、植硅体、硅藻等生物指标的分析，重建当时的环境，特别是植被特征，分析其中的人类活动因素。在挪威西南部Jearen 地区，靠近史前时代遗址和中石器时代至中世纪遗迹的地区，有两个小湖泊，对其沉积物进行的孢粉等古环境指标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大约距今3000年前后(大约公元前2500-2200年)，混交林突然转变为石楠属植被。这个突然的变化，正好与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二段向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转变过程中农牧业经济的引入对应[6]。苏格兰东南部地区一些青铜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周围发育了泥炭沼泽，孢粉分析揭示了晚全新世以来人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有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孢粉谱与考古和历史记录有比较好的对应关系，对比的结果表明，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在铁器时代，这是导致这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 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
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我国从总量上看是“地大物博”，但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战略意义的土地、水、矿产和森林等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资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约束。
土地资源总量多、人均少、优质耕地少，可开发的后备资源少。近年来各种非农使用使良田大幅度减少，基本没有实现耕地动态平衡的目标;部分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0.8亩警戒线，全国666个市旗区低于这一警戒线。
水资源紧缺已影响到生产和生活。河流断流、泉水干涸、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水质污染更加剧了缺水危机。
矿产资源总量丰富，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用量矿产，如富铁矿、锰、铜、石油等，储量不足，供给愈来愈依赖于国际资源的利用;我国继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2000年石油进口达7000万吨，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资源短缺与浪费并存。资源浪费问题严重，农业上大水漫灌较为普遍，亩均用水484立方米;工业耗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三倍。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约30%，分别比外国先进水平低30和20个百分点。资源消耗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多，单位产值能耗是国外的2-4倍。 1998年后，国家相继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1998年全国性大洪水后国家启动了“天然林保护”32程，而后又开始实施六大林业工程，防止荒漠化、保护草原、水土保持等规划和计划相继开始
实施，我国森林覆盖率由13.92%提高到16.55%(按原来的0.3郁闭度计算，提高不足0.8个百分点)。然而，生态退化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
水土流失和荒漠化严重。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8%，且以全年100万公顷的面积增加，土地生产力下降严重。有荒漠化土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土地荒漠化速度在加快，20世纪90年代达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虽然不断治理沙化土地，但治理一亩退化1.3亩。其直接结果是沙尘暴发生频率加快，由20世纪50年代的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的35次，2000年则超过10次。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明显，建设速度赶不上退化速度。草原面积逐年缩小，草原植被覆盖率降低，畜牧生产力不高，甚至赶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 环境治理局部有进展，但整体在恶化。国家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如加快环境立法，在政府结构改革中强化环保和国土部门、实施“三湖三河两区”及北京市和渤海的环境治理、大中城市的大气环境信息披露、排放总量控制、加大环保投入等，部分城市和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整体仍在恶化，大气污染加重，酸雨分布范围扩大，汽车尾气排放增加，地表水体污染加重，湖泊富营养化程度明显，近海赤潮发生频率加快，70%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环境污染还出现新的特点：一是污染结构由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生活污染并存，后者的排放总量所占比率迅速上升;二是污染范围由点状污染扩大到区域污染，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的使用，湖泊富营养化日趋严重;三是污染区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逐步向农村乡镇转移，并出现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逐步加大。随着经济建设规模扩大，灾害造成的损失显著增加。我国每年由气象、洪涝、地质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死亡数万人。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00多亿元，全国损失3000多亿元人民币。 作为当代大学生在面对水环境问题时应做到：
1.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根本和切入点，制定水资源保护规划，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实践证明，以牺牲环境换发展，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水资源与水环境的忧患意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使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条件、环境状况相适应。经
济建设要充分考虑水土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合理确定与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要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加快发展，根据水资源条件确定重点
发展区域和发展重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
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结合起来。对于污染严重地区，应将改善水环境
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果断地关停严重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加大污
染治理力度。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水利部“三定”规定的要求，全面开展水资源保
护规划工作，逐步建立完整的、科学的全国水资源规划体系。组织开展水功能区
的划分和控制向饮水区等水域排污的工作;做好江河湖库的水量水质监测和评价
工作，审定江河湖库等水域的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及时发布水资源状况公报;维护江河湖库水资源的使用功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努力使水的资源属性与环境属性相统一。减少污染物排放是改善水环境的根本措施，实施总量控制、严格排污管理最有效的办法是根据流域水环境容量确定污染物允许排放量，以控制进入江河湖库的污染物。将排污总量指标层层分解，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根据上级政府制定的污染物控制计划，组织制定辖区内排污总量控制计划，并将排污总量指标分解到每个排污单位，纳入目标责任制管理，同时加强对入河排污口的监督性监测与管理，控制退水中污染物总量不超过规定指标。另外，还可以根据需要与可能适时适度调水，改善湖泊水质，防止湖泊富营养化。
2.建立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保护管理模式，实行水量水质统一管理，健全流域水环境监测网络，实行动态监测、区域联防
要以水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加强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当前，尤其要注意强化地表水与地下水统一管理，供水与需水统一管理，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搞好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保护，努力提高水资源的科学有效利用和保护水平。
流域是一个完整的水资源系统，水环境状况是流域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指标。当前应加强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作用，发挥水利部门水量、水质同步监测、统一管理的优势，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强化水污染治理力度，实现水资源统一管理，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改善流域水环境，加强地下水的保护、抑制超采区地面沉降。为了防治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引起的地面沉降，各级水利部门要认真加强对地下水的监测和采补平衡分析，提出回灌规划，充分利用洪水及间隙期多余的水量，采取各种补给入渗技术回灌地下水，争取地下水早日恢复平衡，抑制地面沉降的发展。流域水环境监测网是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的尖兵与耳目，应该优先建设，先行发展。重点加强现场测试能力与快速反应能力，在有条件地区建设自动测报与预警系统。对跨界河流与重大污染事故实行动态监测，定期向社会公布水环境信息。近期应加强省际边界水体的监测，积极开展跨省的污染联防。
3.要大力做好节约用水和污水资源化的工作
当前，我国用水浪费严重，全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大多只有0.4，而很多国家已达到0.7～0.8;我国工业万
元产值用水量为l03m3，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水的重复利用率我国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5%～85%。因此，要下最大的决心，做好节约用水工作，要把节水和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要以节水灌溉为重点进行灌区建设。节水工作要遵循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土洋结合、讲求实效、农民欢迎的原则。要把建立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节水型社会作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要大力提倡清洁生产和污水资源化。目前可将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作为低质水源，用于火力发电厂的冷却水、炼铁高炉冷却水、石油化工企业中一些敞开式循环水等，在石油开采中回用水还可用作油井注入水;生活污水含有大量氮、磷等营养物质，而重金属、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浓度较低，可用于农田灌溉;处理后的污水还可用于地下水回灌，用于养殖水生生物，用作不与人体直接接触的水源、旅游水和景观水等。
4.依法治水，完善水资源保护立法及法律修改工作
依法治水，是改善我国水环境的关键所在，各级水利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取水许可审批管理的力度，强化取水许可的管理，严格控制取水量，限制耗水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用水，还要对退水水质进行严格管理。对新申请取水许可证的单位，严格按照取水许可水质管理规定，必须提交取水和退水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报告，方可办理取水许可申请审批手续。对逾期仍超标排污的单位和企业，要坚决依法吊销其取水许可证。要尽快修改《水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理顺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的内外关系，制定流域及区域各种配套法规，如：《供水水源地管理办法》、《水资源保护条例》、《入河排污口管理办法》和《保护水资源经济补偿办法》的起草工作，使水资源保护工作法制化、制度化。
另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项目审批过程中，要对治污的投资比例提出明确规定。
5、团结协作，科学治理
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水资源保护是目的，水污染防治是手段。两者均涉及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存在着区域管理难以解决的矛盾。因此水利、环保、农业、城建等各部门团结协作是治理水污染、改善水环境的组织保证，应各司其职，各用所长，统一规划，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调度。水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涉及自然、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提高治理措施的科技含量和理论水平是当务之急，应逐年安排关键问题与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指导治理工作。
同时环境与科技又有着紧密的联系
1、环境科技是环保工作的基础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多年来，全国环境科技工作围绕重点环保工作和突出环境问题，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在解决重大环境问题、建立环境管理制度、制定技术法规和标准、开发污染防治技术、制定生态保护对策和措施，以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为环保事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物质保障。环境容量测算、土壤背景值测量、酸雨防治、湖泊富营养化防治、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一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成果，为建立总量控制制度、
设立两控区、治理湖泊富营养化以及推行清洁生产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等奠定了科学和技术基础。在应对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环境科技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进一步增强环境科技创新能力是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时期。做好这一时期的环保工作，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解决结构型、复合型和压缩型环境问题，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加快推进环保历史性转变，实现环保工作跨越式发展，必须增强环境科技创新能力。但是，环境科技的现状还不能适应环保形势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在：一是环境管理与决策缺乏依靠科技的工作机制，许多重大环保决策未经前期研究和充分论证。二是近几年环保系统科技工作大幅度下滑，重大研究和调查项目较少，基础数据严重缺乏，部分成果与管理脱节，难以满足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需要;环保标准体系亟待完善;污染防治技术储备严重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难以形成产业化，企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普遍不高、达标不稳定。三是核与辐射安全研究水平较低，安全审评和监管缺乏独立核算、安全验证的能力，不能适应国家核能发展的需要。四是环境监测和执法的技术支撑不力，监测预警和执法的基础能力薄弱。五是科技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偏少，部分科研院所长期不做科研，游离于环保科技主战场之外。六是科技投入严重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环境科技投入机制，科研基础条件落后。这些问题已成为环保工作实现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制约因素，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二、新时期环境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3、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全国科技大会和第六次环保大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技兴环保战略，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以科技创新促进历史性转变，以科技进步带动环保事业跨越式发展。
4、总体目标。到2010年，通过实施环境科技创新、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和环保技术管理体系建设三大工程，在知识创新的关键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环保技术法规、标准基本满足环境管理需要，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使科技支撑和引领环保事业发展的能力有较大提高。 到2020年，建立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国家环境科技支撑体系。
三、完善环境管理科学决策机制，强化环境科技在环保工作中的基础地位
5、建立以环境科技为基础的科学决策机制。环境管理决策必须以科学技术为依据。各级环保部门要充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建立专家参与管理决策机制，完善管理决策程序，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环保重大问题、重要工作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切实做到未经调查研究不决策、未经科学论证不决策。环保法律法规标准、规划、政策措施等重大决策及重要事项，要安排前瞻性的科研和论证，并作为环境管理决策的依据。总局成立由有关院士等高层次专家和人员组成的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对涉及国家环保的大政方针提出咨询意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议;成立由各领域专家组成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对涉及总局的重大决策和专项问题进行论证提出意见。各级地方环保部门也要结合当地实际需要，采取不同形式，积极建立专家咨询与参谋机制。
四、实施环境科技创新工程，搭建环境科技创新平台
6、以解决重大环境问题为出发点，突破环保事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围绕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和国务院《决定》确定的七项重点工作，制定并实施《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按照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思路，集中力量优先开展饮用水源地保护、流域水污染控制、区域大气污染控制等关键领域的研究与开
发，组织跨部门、跨学科、跨地域的科技协作与攻关，尽快突破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关键性科技难题。
7、以环境管理制度创新研究为先导，引领环保事业发展。要围绕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突出与实现历史性转变相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前瞻性研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等制度的创新研究，强化与环境保护法规、规章、战略、重大规划以及环境监管体制相关的基础研究，集成现有科研成果和先进管理模式，为建立完善新型环境管理制度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8、加强环境监测预警的技术创新，为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提供技术保障。要大力推动环境监测的基础性研究，开展以环境监测方法、质控要求、技术标准、信息体系等为内容的科学研究，加快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系统建设进度，全面提升我国的环境监测预警能力和应急监测能力，逐步实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大面积、全天候、全天时的动态监测，为建立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提供技术保障。
五、实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工程，提高环境保护执法和管理工作的水平
9、以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为核心，全面推进国家和地方环保标准工作。各级环保部门要将达到环境质量标准作为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努力使环保标准与环境目标相衔接;污染控制工作要以达标排放为载体，通过执行环保标准，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优化经济发展。要落实《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一五”规划》，完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建立科学的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大力开展重污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工作。开展环境基准和环保标准理论研究。地方环保部门要强化环保标准管理职能，严格依法开展制订地方环保标准工作，监督环保标准在本辖区的实施，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环保标准实施监督机制，严格实施地方环保标准备案制度。
六、实施环保技术管理体系建设工程，引导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发展
10、以建立环境技术管理体系为目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建立完善以技术政策、技术指南、技术规范、技术评估和技术推广、示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十一五”期间，总局将发布10项重点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一批污染控制技术要求和工程技术规范;每年公布环境技术发展白皮书，筛选污染控制最佳可行技术，发布相关技术指南;发布国家鼓励和限制发展的环境技术、装备目录;建立第三方技术评估与专家评估相结合，以第三方评估为主、专家评估为辅的新型环境技术评估体系;加强环保设施运营资质审核、注册环保工程师管理工作，实行动态跟踪考核。
11、以新技术新工艺推广示范为重点，加大环保科技推广力度。进一步加大投入，开展新技术新工艺推广示范。有针对性地遴选先进成熟的环保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在环保治理工程中推广示范，努力提高工程科技水平和建设质量。加强环保科技成果推广和环保科普工作，调动环保科研院所、企业、各类高校和学会、协会等组织参与科技推广的积极性，广泛开展环保科技成果推广和科普活动。到2010年，总局会同科技部建成50个环保科普基地。各地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建设一批地方环保科普基地，作为推广环保科技、提高公民环保素质的重要途径。
12、引导环保高新技术开发，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围绕国家环保目标和环保产业发展的需求，以环境技术管理体系为手段，积极引导、扶持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环保技术装备和基础装备，努力掌握环保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集中力量创建一批富有活力的环保产业化示范基地和体现循环经济理念的生态工业示范基地，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推动循环经济。加快发展环保服务业，推进环境咨询市场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七、加强环保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增强
环保科研机构的持续创新能力
13、建设全国环境科技协作和资源信息共享平台。各级环保部门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利用各种科技资源，实行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形成合力、为我所用，形成全社会科技资源为环保事业服务的良好局面。一是要充分发挥环保系统科研院所具有的学科优势，强化其为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的职能;二是要充分发挥中科院和高校在基础研究和人才资源方面的优势，强化战略协作与合作机制，推动环境科学研究发展，充分调动其人才和科技资源，促进环保人才的培养和再教育;三是要充分发挥部门和行业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科技人员的专业和技术优势，打破条条框框，实行开门搞科研;四是加强国际环境科技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研究，吸引全球环境科技资源为我国环保事业服务;五是要发挥各类环保社团组织特别是各级环境科学学会和环保产业协会等在学术研讨与技术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14、强化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等基础平台建设。制定并实施《国家环保总局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能力建设专项规划》。根据部门、行业和地方在技术、专业和区域上的特色，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到“十一五”末争取建成30个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和50个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基础平台。要加强同科技、发展改革等部门的沟通和对接，争取建设国家实验室、野外观测台站和重点实验室等大型科技基础项目，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野外实验提供物质基础。省级环保部门要强化所属院所科研能力建设，建立省级环境科研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
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点滴做起!
人文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我想跨越时光的藩篱重现这群星闪耀的时刻，他们如星辰般永恒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蒙昧与黑夜，正是这些倔强的饱经磨难的辰星，才使人类的良知不致泯灭，才使人类正义与自由的火焰越过漫漫长夜而传递下去。”茨威格用这样滚烫的文字，打动了我。合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我感受到心灵的深深震撼。本书的作者，伟大的作家茨威格无疑是开创了历史特写的先河。在他的笔下，那些曾经影响人类的辉煌的历史瞬间，栩栩如生地跃然于纸上，充满生命力地回到了读者的眼前。茨威格的这本书，影响了一代人，但是最最打动我的是书中闪耀的人文主义的光芒。他以史诗般的笔调歌颂了“人性”——这一普世、纯洁、神圣的主题。
和当今中国流行的许多史书不同，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记录了十二个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伟大历史时刻。“涌动着匪徒、探险家、叛乱者兼英雄血液的巴尔沃亚成为第一个看到整个太平洋的欧洲人;仅仅一秒钟的优柔寡断，格鲁西元帅就决定了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中失败的命运;七十多岁的歌德像情窦初开的男孩一样，爱上了十几岁的少女，求婚为成之后再萧萧的秋色之中一气呵成地创作了《马里恩巴德悲歌》;流亡国外的列宁不顾自己的荣辱毁誉，乘坐一列铅封的火车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十月革命就这样开启了历史的火车头„„”茨威格是“心灵的猎手”，将这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时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同时，突出了人性的魅力和人在历史之中的那种抑或偶然抑或必然的作用。他的文字热烈而又冷静，精致而有气韵。让读者身临其境般的回到了历史的瞬间，跟着主人公一起微笑、流泪、激动、遗憾。
本书充满了西方社会价值观和人文主义精神。茨威格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客观公正又具有特色。对拿破仑、托尔斯泰、列宁、斯科特这样英雄的崇拜，也揭示了人性中的野蛮、愚昧、懦弱、卑微，却也显明的赞扬了那种如烈日般的勇气与毅力，即使其动机是野蛮的，是鄙陋的。就像那篇《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中的巴尔沃亚一样。巴之于太平洋的发现功不可没，但茨威格却同样告诉我们这个负债鬼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国王的处罚。
在这些历史特写中，“韩德尔的复活”最让我感动。在人生的旅途中，信仰无疑是生命最重要的支柱。正是信仰的力量，使几乎被命运打败的德国作曲家韩德尔重获新生。那时，他经营的歌剧院被关闭、债主到处追债、各色人的讽刺和打击，这些都将韩德尔折磨的痛不欲生。然而命运的大手又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1737年4月，内外交困的韩德尔中风偏瘫，他再也不能拿起笔尽情挥洒动人的音符了。在他心灰意冷几近绝望的时候，友人寄来了清唱剧《弥赛亚》的剧词，请他作曲。然而，仅仅第一句话就是他怔住了“鼓起你的勇气”，他一下被唤醒了。21个日日夜夜，他终于创作出了《弥赛亚》这部旷世的不朽之作。他打败了病魔，扼住命运的魔掌，他站起来了，并且谱下了神圣的歌。他就是要证明“只有饱经忧患的人才懂得欢乐;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会预感到仁慈的最后赦免;神的力量，他的信仰，让他在经历了死亡之后终于复活了。”信仰，使他超越了自我。当读完这段历史，我情不自禁的找来《弥赛亚》来听。当那神圣雄浑的“哈利路亚”唱起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我仿佛看见了韩德尔在病痛中苦苦挣扎，又在无尽的黑暗了看见了信仰的曙光，他站起，他充满力量，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和满腔热血创作出了这不朽的名篇。
茨威格认为，“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民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这种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与平淡无奇的漫长岁月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滑铁卢的一分钟”就是这样一个有些啼笑皆非的历史特写。旷世英雄拿破仑的王朝竟然在一个无名将军手中夭折，让人不禁感叹历史的奇妙。小人物格鲁西就是这样被推向历史的漩涡中，也许是命运的细节，历史在他的手中偷偷篡改。这个平庸的人以他的平庸断送了拿破仑的所有梦想。茨威格总是将一个大的历史事件落实在一个个很具体的人物身上，他更相信的是偶然的人站在那个注定要发光发亮的位置上的作用。似乎历史只是一个随时可变幻的舞台，演员的出色与否决定了脚本的全部内容，当格鲁西执意要按照刻板的军令行事而不顾不去想自己的皇帝正面临怎样的一种困境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有过做主角的机会，而他却白白放弃了。历史的命运经常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而顽皮的它也偶尔眷顾平庸之辈。这些平庸之辈却在扭转历史的重要关头颤抖起来，任凭伟大业绩从手中滑落。也许仅仅是一分钟。看到格鲁西的遭遇，我不禁反思，谁说伟大的人物才能造就历史，小人物在某些时候也掌握着改写未来的画笔。所以，不要甘于平庸，要不断打磨自己，也许某一天的一件小事也能让你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人的价值是世间万物都无法与之媲美的。 纵观本书，茨威格以充满人文精神的笔触，将那些精彩的历史瞬间表现得栩栩如生。《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不同于其他人物传记，他不为英雄唱赞歌，而是把真正的舞台留给那些道德高尚的人，那些在某一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即便是拿破仑这样的盖世英雄，他也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选取了他人生中最最灰暗的滑铁卢一分钟来写，令人扼腕叹息。他抛弃了成王败寇的简单概括，满怀激情讴歌与抒写的，或许尽是悲情的失败者抑或暮年英雄。然则，正是这些片段如同群星般缀满人类历史的星空，如长河般璀璨隽永。
“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它”。诚如茨威格所说的，人类不会忘记那些留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群星，不会忘记他那崇高、炽热的文字，更不会忘记人文主义的伟大光芒!
文学院
08级新闻9班 苏晓明
人文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文学院
08级新闻9班
苏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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