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环境与人类生态学

第1篇：人类环境与人类生态学

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摘要：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不同文明形态下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在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农耕与游牧文明时期、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时期，人类分别采用了完全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局部不可持续而整体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了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经济发展模式;环境史;文明形态

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求，人类凭借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人类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带来的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得人口的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要养活更多的人口，人类必须加速度开采、掠夺自然资源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结果是自然资源积累性消耗，废弃物排放量急剧增加。很长时间以来，人类陷入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中，人类历史的变迁过程也就是人口、经济与环境协同进化的过程。

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协调问题实质上也是环境史所关注的对象，即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互动关系问题。环境史的研究随着西方环境主义的崛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启，后作为史学的新分支引起学术界的重视。90年代，受西方环境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国内学者开始展开环境史学的研究，并在以下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环境史的含义、研究方法及其与历史地理学、人类生态学等学科的关系;某一区域、某一时期环境史的考察与分析;森林、草地、大象、鲸鱼等具体自然资源变迁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厘清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方法，拓展环境史研究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综合来看，这些研究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探讨环境史，从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宏观视角对环境史进行梳理的研究较少。

本文从经济发展模式演替的角度探索不同文明形态下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期用一种新的更加宏观的视角解读环境史。

作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类存在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三类依次递进的需要：其一，生存需要，即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后代而满足吃、穿、住、用、行的物质生活资料需要。生存需要是人类最低层次的需要，也是人类具有自然属性的需要。其二，享受需要，即人类为保持身心健康而要求满足的医疗、卫生、体育、文化艺术、休假、旅游等的需要。其三，发展需要，即人类为了摆脱旧式分工的束缚与影响，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发展的需要。自然界中其它生物的需要更多的是一种本能需要，主要表现为生存需要。而人类的需要则有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变迁过程，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要满足自身的各类需要，人类必须以劳动为媒介与自然发生关系，构建起人类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代谢机制，从自然界中获取原料进行生产和消费，并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中。这样，人类的活动就对地球的原生态存在产生了影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进入经济系统的自然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从经济系统排入自然界中的废弃物质的数量与质量。而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源头投入自然资源的多寡，以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或末端产生出废弃物的多寡，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采用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

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主体性、概括性特征。根据物质流动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分为两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线性经济是指人类凭借智力的提升和科技的进步，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直接消费或者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制造出产品后消费，并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或者末端产生的废弃物抛入自然界中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物质流动图式可以表示为：“自然资源一废弃物”或“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线性经济呈现出在既定产出目标下自然资源高投入、低利用和废弃物高排放的特征，是一种物质开环式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一方面将自然界当作“水龙头”，从中获取借以满足人类自身生产和消费需要的资源，同时又将自然界作为“污水池”，将废弃物排入空气、土壤、水系、植被当中。

循环经济是与线性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以物理学、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学的相关原理为基础，将人类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中，整体性、系统性地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为主体、双向建构关系，遵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一产品……”的闭环式物质流动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要求在生产的源头投入资源，在生产的末端产出产品，把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作为资源再投入生产源头，直到实现生产末端的废弃物趋向零排放;在消费的源头投入产品，把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作为资源再投入生产源头，直到实现消费过程的废弃物趋向全利用。循环经济的特征是在既定产出目标下实现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环境的低污染，是一种亲近自然、关爱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经济发展模式。

地球是一个封闭系统，人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资源都来自于自然界，排放的废弃物无论是吸纳、转化还是遗弃都留存于自然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就是要求尽量减少从生态系统进入经济系统中的资源，并减少经济系统排入生态系统中的废弃物。它遵从源头的减量化原则，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过程中的再利用原则，坚持产品和包装容器能够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使用;末端的资源化原则，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垃圾。通过物质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在源头减少自然资源的投人量，在末端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量，进而实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人类与自然的自我调控和反馈，达到物质流的有序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将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降低到最小。

经济发展模式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联系起来，以劳动为媒介，实现物质流、能量流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循环流动，进而对生态环境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具体作用机制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进而影响生态环境的过程本质上是物质、能量在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之间转换的过程。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得物质、能量，然后吸收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并最终将转化过的物质、能量输出到自然之中，进而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又因为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而不同：其一是物质开环式流动的线性经济模式，如图实线部分所示，人类在生产源头掠夺自然，然后在生产过程中或产品消费后污染自然，物质单向流动;其二是物质闭环式流动的循环经济，尽量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弃物循环利用，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少化和废弃物趋向零排放。图1的虚线部分说明了物质的循环流动过程。另外，一定的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还与人口规模、技术水平、生活方式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水平相关，这些因素影响物质、能量输入(消耗)和输出(排放)的速度、数量和规模，也即生产源头资源的使用量、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或末端废弃物的排放量。各种因素镶嵌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形成综合性的驱动力，影响经济发展模式作用的速度、范围，进而影响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在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人类从灵长类动物进化成为具有较强思维能力的人。当时整个世界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0.02-0.03人，面对复杂的生态系统，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普通群体在变幻无穷的自然界面前显得异常渺小。人类过着居无定所的迁徙生活，游走于自然界中，通过不断的试错本能地规避自然的侵袭，尽量找到稳定的食物和水源供给渠道，自然资源分布和气候变化的状况决定了人类的分布区域和生活方式的选择。由于大河流域具备水源供给稳定、植物生长繁茂和动物种类繁多等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很多人类文明在大河流域孕育产生。在这个时期，人类从运用手、脚等身体器官直接获取水、果实、树叶、草木等简单生活资料，到逐渐学会运用打制石器、木棒等简单工具获得扩大化的生活资料，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当时人类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直接来自于自然界，如作为渔猎工具的骨镞、骨哨、骨鱼镖、木桨以及捕猎所用的石器、木棒等。人类的生活资料也主要是不需要加工的生物资源性产品，如植物的果实、根茎、种子以及野兽、鱼类、鸟类等，这也都直接产生于自然界。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自身能力的局限，生活在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的人类以狩猎、捕捞水生动物以及采集果实为生，发展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采用的是线性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将自然资源直接作为生活资料和消费资料，运用人类自身自然力和石器、木棍等延伸自然力实现对外在自然的开发、利用，并将消费后产生的废弃物无意识地弃置到自然界中。

尽管在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人类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将废弃物直接投入到自然界中，采用的是一种与环境可持续完全相悖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由于当时整个地球人口密度低、活动区域小，人类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限，仅局限于一些植被丰茂、水源充足的区域。另外，当时人类采用的是迁徙的生活方式，主要消费的是植物、动物等可再生资源，即使在区域范围内破坏了植物的正常生长周期和动物的栖息地，等到人口迁移到其它地区之后，被破坏的生态自然地恢复并实现再生产。所以在这个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改造受自然界自身演化规律的制约，完全在自然的自我净化和恢复范围内，对生态系统自身稳定性和平衡性的影响微乎其微。比如当时在北美平原上，人类一次可以捕杀几百头野牛，但是相对于5000万到6000万头的野牛数量而言，如此规模的捕杀不会实质性地影响到野牛的生存状况，因为野牛自身繁殖的数量完全可以弥补被捕杀的数量。

因山川地貌、植被、温度、降雨量等条件的不同，人类在不同区域的生活受自然界的影响差别较大，食物选择的范围很小，加上智力尚不发达、人口居住分散且规模小等原因，处于蒙昧时代的人类对自然产生了无限的敬畏、恐惧，企图利用它却发现它难以驾驭，最后将之推到超人类、超自然的神的地位，对之顶礼膜拜、俯首贴耳。最终，这种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以及各种神话和传说就产生了。很多部落将与本氏族有关的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定为图腾加以供奉，祈求各种动物大量繁衍、植物供给充裕，以保证自己有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客观上有效避免了人们竞相猎杀或采集一种物种的行为，从源头上减少了物种灭绝的可能性。另外，出现了宗教以解释各种超人类的自然现象，并企图用神化力量和道德劝说的方式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种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客观上也减少了线性经济模式作用的程度和范围。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9/10的时间都处于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直到近万年前才从对动物的渔猎和对植物的采集状态过渡到农耕和游牧的生存形态。在漫长的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受自然界自身演化活动的影响，如地壳运动引起的火山喷发造成的大气污染，地震造成的地质破坏和水体污染等，庞贝古城就毁于火山爆发。不定期的疾病、瘟疫以及气候的骤然变化对生态环境也产生重要影响。相对于自然界自身的演化活动和意外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人类过着一种适应性的朴素生活，简单的生产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微不足道。理论上讲，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对于当时的生态环境而言，却是可持续的。废弃物被自然界中的动物或微生物消化、吸收，并经一次或多次转化成为优质肥料，滋养了土壤以及依附于上面的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有助于自然界的再生和进化。所以，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人类的生存方式被认为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损害最小的”。

随着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以及改造、利用自然经验的积累，人类逐渐掌握了某些经常食用的植物的种植方法，获得了较为有效、稳定的食物来源，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生，并引起链条式的反应，带动了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在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地中海沿岸以及中国北部的人类率先进入了农耕与游牧文明社会。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分散和不稳定的，它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农业主要依赖土地这种基本的自然资源而存在，土地是农业之母，是第一个被资源化了的自然形态。因为土地这种自然资源过于重要，以至于土地作为一种符号与阶级、官僚体制紧密联系起来，和皇权、王权产生了相关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古代君主将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并牢牢掌握土地的所有权、收益权和分配权，以分封这些土地以及依附于这些土地上的自然资源作为奖惩管理的手段。可以说，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自然资源的地位被推到了极致，权力的斗争终极地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分配和消费，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在特定环境中“人们对特定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决定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特征”。

在这个时期，人类生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冶炼、铸造技术提高，青铜器、铁器的制造工艺不断完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逐渐普及，新的生产工具投入到生产中，人类利用、支配、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加强。通过“刀耕火种”技术清理树丛和灌木丛、筑造篱笆以拒野兽侵入农田，推广耕作新技术，扩大了种植业的面积，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同时，自给性农业转变为专门性农业，与种植业相关联的桑蚕业、纺织业和畜牧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

其次，人类认知自然和把握自然规律的能力提高。人类通过观察、认知动植物习性、掌握节气变化，栽培、种植稻、黍、稷、麦、菽等作物，并不断改良品种，由大自然恩赐的食物采集者变为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提高了生存能力。同时，人类通过驯养、圈养狗、猪、羊、牛、马等动物，将野性的动物变为提供生产、运输条件的牲畜，解放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力。游牧民族通过驯养马匹、饲养牲畜，依靠依附于土地的草地、森林和河流等自然资源而生活。

最后，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人类开始习惯定居生活，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由原来迁徙的流动生活状态逐渐转变为规模化的定居状态，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40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建筑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临时营地变成了永久性部落，原来的部落变成了城镇、城市和国家。世界各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雄伟城市，罗马帝国时期的君士坦丁堡高峰时人口有40多万，1650年伦敦城的人口接近40万，中唐至唐末大乱以前长安城人口达到了百万。

在这个阶段，人类已把农作物和牲畜的生长置于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日益摆脱自然束缚，成为食物生产者。不过当时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还主要是“生物型”生产，即生物胚种按照生物学规律生长，人工干预较少，人类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为这种生长提供条件，并没有对生物胚种进行改良。农业的“生物型”生长主要受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及自然灾害等资源性和非资源性因素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大，即使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发展侵占了植被、森林的生存空间，对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威胁，然而农业自身的生物性特征同时也削弱了这种影响。

在农耕与游牧文明时期，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局部不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公式是：自然资源→初级产品→废弃物。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还是线性经济的发展模式，但是与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相比，人类已经抛弃了直接运用自身自然力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运用加工过的工具作用于自然界，获取初级的生物资源性产品和简单加工的动植物产品，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温饱需求。同时，人类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圈养的动物所产生的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界中。

人口的急剧增长、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方式的革新以及定居生活方式的确立，使得在线性经济的源头方面，由于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加强，在区域范围内扩大了自然资源掠夺和开采的规模和速度，局部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和侵蚀，超越了自然的自我净化和恢复能力。比如古代很多大都市的建立，挤占了其它物种生存的空间，影响了区域范围内的生态稳定性和物种多样性，同时城市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发展端赖周边地区自然资源的供给，进而减少了城市郊区自然资源的储量。另外，为了发展农业，很多地方毁林种田、填海造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加上频繁的战争、肆意的垦荒、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等活动，都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甚至个别区域出现了因为资源的过分开采危及到人类生存的状况。在中国元代，过分放牧、狩猎危及到了牧民的生存，使得政府不得不出台一些成文法以禁止草原荒火、过渡狩猎以及破坏森林和草地资源的行为。

概括来说，在农耕与游牧文明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线性经济两端物质和能量的流动速度加快，打破了局部地区自然的平衡和生态系统内在的稳定性，引起了局部地区的环境灾难。如在中国，因为森林被砍伐引起水土流失，黄河泛滥，使黄河下游豫、皖、苏、鲁成了黄泛区。宋代的汴梁城、巨鹿城均被泥沙埋在地下深处。在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地中海、美洲等地区，环境退化现象普遍存在，玛雅社会因为环境的极端恶化而灭亡。日本学者石弘之甚至认为，古代文明的破灭多数是因为环境的破坏。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受人口规模、区域交往的封闭性以及自然资源非完全货币化等因素的限制，人类的足迹尚未踏遍地球的每个角落，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和影响具有不均衡性和区域性，并未全球化。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尚未超越地球自身的承载力，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净化和发展能力没有超越阀值，生态服务功能健全，人地处于公正、永续的状态中。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转折点。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迄今为止，人类一共经历了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电力技术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原子能、电子计算机与航天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多次涌动，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规模经济代替了工场经济，精确的社会分工代替了模糊的社会分工，人类大量生产和消费，打破了农耕与游牧文明时期人类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

其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人类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扩大。据统计，世界人口的数量在1825年前后首次达到了10亿人，大约用了200万年的时间;增加到下一个10亿人只用了100年的时间;又一个10亿(总人口达到30亿)只用了大约35年(从1925年到1960年)的时间;接着增加的10亿只用了15年(到1975年)的时间;从40亿到50亿只用了12年的时间，于1980年代后期达到。人口规模的急剧扩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类的需求持续增加，生产规模无限扩大。

其三，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在科技的推动下，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温饱和就业问题，世界各国建立了以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为原料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浪潮掀起，并带动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互相促进，使得人口集聚、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更加频繁。

其四，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机器生产扩大了生产的规模，推动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随着市场交易的普遍化，土地、森林、野生动物、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也被货币化，成为商品。在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变得越来越稀缺，价格急剧上升，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对之的掠夺和开采。

其五，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与工业革命相伴随的是，以资本的增殖、扩张为特征的生产方式确立，生产和消费的逻辑从属于资本的逻辑。资本具有增殖性、流动性、竞争性和扩张性，它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为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消灭更多的空间”，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得简单的小生产扩大为复杂的大生产，“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使得生产和消费活动世界化了。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工业文明时期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基本公式是：自然资源一加工产品一废弃物，特征是：自然资源高投入、高浪费、低利用和环境的高污染。与采集与渔猎文明、农耕与游牧文明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线性经济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自然资源的投入量和消耗量急剧增加。人口规模的增加要求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这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从自然界中开采资源，然后再源源不断地将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界之中，而科技在其中扮演了不自觉的助推器作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丰裕的物质生活能够在短期被人类所看到，而潜在的、带有滞后性的环境恶果却很久才被意识到。进入20世纪后半叶，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已经被人口暴增带来的压力完全抵消，人类陷入“杰文斯悖论”当中，即科技进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引起了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加快自然资源的消耗、枯竭和废弃物排放的速度。最终，人类或许对“每一个技术的成就，不管它最终是否有意义，都被视为是技术征服自然的一系列无限的未来胜利中又一胜利而加以庆贺”，但是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地球上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越了其再生的能力，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越了其替代产品的研发和使用速度，引起了严重的资源危机。

世界自然基金会最新发布的《地球生命报告》指出：“全球金融危机是无法与即将崩溃的生态危机相比的，人类每年消耗掉的自然资源要多于地球本身再生资源的30%，其结果是每年的生态债务高达4万亿至4.5万亿美元。”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生态系统自身的恢复能力和抗裂变能力，生态足迹超越了生态承载力表现为生态赤字，环境质量整体下降，环境系统结构性损毁。

其次，废弃物的排放量迅速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及末端产生的噪音、废气、废水和固体垃圾量骤然增加，环境污染的速度远远超越了环境治理的速度。据有关学者的统计，20世纪末全球燃烧矿物燃料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达55亿吨;年均排放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100万吨;年均排放垃圾100亿吨以上，人均约20吨。

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已经取代自然界自身演化进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成为环境恶化的根源。人类企图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创造无限的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物质的增长和积累所表现的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废弃物，成为生态系统中具有主导作用且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平衡性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速度方面，工业文明时期线性经济的发展模式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影响最大，是完全不可持续的，它引起了世界性的环境危机。在这个时期，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活动干预了生物地球化学过程，逐渐改变了空气、江河、耕地、森林、草原等的生态服务功能。最终的结果是，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主导的支配性价值观的影响下，自然界的自身特质和内在性被人类的文治武功逐渐剥离，自然的神秘性、神圣性被消解，工业文明时期的去魅世界替代农耕与游牧文明时期的巫魅世界，环境危机作为工业文明的陪伴品显现。

根据记载，在19世纪的时候，北美大约有旅鸽50亿只，是今天美国发现的鸟类的总数，繁盛区域一棵树上甚至有12到90多个鸟巢。但是到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大规模商业性捕猎活动的冲击，旅鸽的数量急剧下降，及至1900年野生旅鸽在北美绝迹。这仅仅是诸多生物灭绝案例中的一个。有学者指出：“全球现有物种约500-5000万种，目前灭绝速度为自然条件下的1000倍，是地球上最快的灭绝时期之一。有关资料表明，今后二三十年内，有1/4的物种濒临灭绝，地球上30%～70%的植物在今后100年内将不复存在。”另外，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环境署、世界银行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目前整个世界70%的农业用地已经退化、地力枯竭;50%的湿地已在20世纪丧失;2/3的渔业已濒临或超过持续生产的极限;地球上1/3的人们面临缺水，其中有13亿人没有健康的饮用水;世界上10%～15%的物种将在今后30年灭绝;80%的森林正遭受砍伐。

全球性环境恶化的结果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日益被环境恶化所产生的副作用消解，并且生态环境的不可逆性使得经济价值越来越难以弥补生态价值的损失，人类陷入了“生态陷阱”之中。这正如恩格斯在100多年前警告人类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0世纪中叶，震惊全球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汞中毒事件等“八大公害”事件发生，自然界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人类进行了报复。

环境史学家沃斯特指出：“对于下个世纪(21世纪引注)的世界来说，没有比人类同自然界的剩余部分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事比改善这种关系更能影响人类幸福的了。”反思工业文明以来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人类必须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这就需要实现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文明定义各异。一般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人一自然一社会这个复合体运转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运行机制以及和谐协调、持续发展、全面繁荣的社会文明形态，它是人类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的最高文明形态，也是正确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文明形态。

《世纪议程》指出：“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的这类模式。”实现文明范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首先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完全不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向可持续的循环经济转变，改革传统线性经济的弊端，实现物质流、能量流在生态系统、经济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要求将人类与自然看作命运共同体，在人类经济活动中把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稀缺要素反映到生产成本中，运用环保型生产工艺和技术，以生态企业、生态园区和生态城市为载体，以实现农村和城市之间、三大产业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封闭式循环为目标，在生产、消费活动的源头、过程和末端实现物质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以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投入量，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污染物的少排放及至零排放。最终，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扰乱限制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吸收、降解和恢复的范围内。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本质上是技术范式的转变。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原材料开采、原料加工、产品制造、产品包装、运输和销售，然后到消费者使用、回用和维修，及至废弃物的处置，在整个产业链中推广有利于物质减量化的工艺和技术，减少自然资源的投入量和使用量，尽量使用可再生资源;积极推广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工艺技术、治理污染的末端治理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量。最终，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运用技术单向度地开发、掠夺自然的技术范式转变为调控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反馈式物质流动的技术范式，将由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为目标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兼顾资源利用效率、污染处理效率和社会公共环境福利的生产方式。

与循环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是，人类要转变观念，遵循自然界自身演化的规律，尊重具有创造功能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兼顾动物和植物的个体利益。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将征服、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自然观转变为控制、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自然观，发挥人类在协调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平衡性中的主导地位，担负起在生态系统中的主体责任。最终，人类实现由“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变，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在整个社会实现自然再生产、物质生产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统一。

发挥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主导责任，还需要各国管理者将循环经济纳入到国家的核心战略中，从体制、机制、制度和价值观层面入手，转变社会的运作方式和运行体制，构建包括政策、法制、技术、教育等在内的循环经济支撑系统，并按照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原则将之作用于政府、企业、居民三个主体，调整、激励、规范和约束各主体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原则，积极参与到生态企业、生态园区、生态社会的建设中去，实现循环经济发展与政府、企业和公众利益的统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

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既保证经济的增长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温饱和就业问题，又能保持生态系统自身的平衡和稳定，进而兼顾人类的物质生存和生态生存，帮助人类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困境。目前，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已经出台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若干方略，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尽管经济发展阶段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但是面对本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也将统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和谐发展纳入到国家的核心战略中。随着人类人口规模趋向稳定、绿色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以及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的不断规范和完善，循环经济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确立，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将稳定建立并实现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畅通循环，最终在整个世界消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状态，实现“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的本质”、“自然的人本主义”与“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

环境史要研究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因果律和历史动力机制。抛却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和演替对环境的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受人口、技术、认知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增长是环境恶化的首先因素和驱动力，人口规模与资源消耗量、废弃物排放量成正比，是影响环境问题的首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可以改善生产工具和管理方式，加快资源的开采、消耗和增加废弃物的排放量;另一方面环境友好型的技术也会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和污染;生活方式以及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水平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些因素作用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影响生态环境变迁的根本原因。不同的文明形态呈现出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了人类与自然之间互为因果、协同进化的关系，使环境问题在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

纵观环境变迁史，总结“人类活动相对于自然变迁的不同特性”，我们可以概括出在不同文明时期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概括而言，在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类尚未形成主体和中心意识，恐惧自然、敬畏自然，谨慎地开发、利用自然;第二个阶段，人类形成和发展了主体意识和中心意识，逐渐掌握了利用自然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计划、加速度地开发和掠夺自然;第三个阶段，人类回归荒野，重新审视人类和自然双向建构的关系，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在这三个阶段中，环境问题也经历了自然的自我演化为主导因素引起环境问题、自然演化和人工开发共同引起环境问题、人类为主导因素引起环境问题的演变过程。

历史的演进是非线性和错综复杂的，而生态环境的良好或退化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文明形态的演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文明形态下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不是截然更替的，它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演变也具有多样性、不均衡性和差异性，不同区域在不同文明形态下呈现出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完全相同。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一定文明形态下经济发展的主体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不同区域的微观差异并没有给予审视。

作者：刘建伟

第2篇：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及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述评

摘 要：生态环境变迁是指人类由于资源利用活动过程中对自然、社会、经济系统较长时期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该区域生态环境在时间、空间上产生的累积环境效应。国际上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主要归属到侧重于自然科学的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方面，尤其是关注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空洞等全球及区域性重大环境变迁的深入研究。在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主要归属到环境史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历史上的农业经济、土地利用与垦殖、草原与畜牧业发展、城镇经济、森林砍伐利用、沙漠化对生态环境变迁互动影响研究。本文在分析总结1994年以来有关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主要文献基础上，提出了至今为止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主要并需尽快解决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及今后该研究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人类活动;环境效应;生态环境变迁;述评

文献标识码：A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environment effect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olution

WEN Chuan-hao

(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Key words：human activity;environment effect;ecological environment evolution;review

一、前言

由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背景出发研究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长期互动关系，已成为近20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之一。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再现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原貌具有基础研究意义，同时通过对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的内外驱动机制研究，对于解决当前世界环境危机、生存危机具有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及其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是指人类由于资源利用活动过程中对自然、社会、经济系统较长时期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该区域生态环境在时间、空间上产生的累积环境效应。生态环境变迁的后果主要表现为对区域小气候的影响、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等。在发展中国家，区域环境的变迁、退化与贫困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区域经济模式、公共经济政策、生态地质差异、生态补偿机制、区域经济差异以及区域民族人口素质、文化、心理、习俗、传统等诸多自然、社会、经济因素(IGBP，IHDP，WCRP，2001)。

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及其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在国外主要以自然科学学科背景尤其是地理学、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等学者从事该领域研究，研究区域和对象多在近几百年来区域或全球环境变化，以及全球环境问题引发的全球生态环境变迁问题研究。最初对环境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森林开采活动的环境效应、人类活动对流域开发的环境影响等方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众多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如IGU、UIS、IAH、IAG及学术界才对区域生态系统的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地质学联合会(IUGS)共同资助的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还专门设立了脆弱生态系统研究专门课题组。Mirco M(1991)还将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变迁、环境效应、土地利用与覆盖等作为脆弱生态系统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热点之一。近10年来，随着喀斯特区域以石漠化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退化问题日益严峻，学术界对喀斯特脆弱生态区研究的重点和方法有了明显变化，从原来的侧重自然过程与机理的纯技术研究转变到人类活动综合影响的环境效应、脆弱生态系统的生态恢复与重建等。从UNESCO和IGCP资助的众多研究计划中(如IGCP229、IGCP379、IGCP448等)都反映了这一趋势。由IGBP、IHDP、WCRP委员会共同发起并组织，来自世界100多各地区和国家包括2500名代表参加于2001年7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性会议“变化着的地球的挑战”上，关于人类活动的环境变迁的学术专题几乎占所有讨论专题的1/3，在分会讨论的三个单元中第二、三单元都主要是探讨人类活动的全球或地区环境效应，这些专题大多为IGBP、IHDP、WCRP、DIVERSITAS的核心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将“人地系统动力学和环境安全建设”作为第33届活动的主题之一，认为环境变迁与安全不仅是当前地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的主要应用研究领域，而且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首要前提。从这些国内外研究前沿内容和学术交流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加深对人类活动在对环境变迁(退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的认识，在揭示人类活动与自然相互作用机理和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人地系统动力学，正在成为当前环境变迁(退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而综合的研究领域，也是探讨有序人类活动模式的科学基础。上述可见，国际上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主要归属到侧重于自然科学的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方面，尤其是关注近一个世纪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酸雨、臭氧层空洞等全球及区域性重大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评述

然而，在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主要归属到环境史研究领域。在我国环境史作为环境科学、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一个交叉边缘学科，主要研究生态环境的历史面貌及其演化变迁过程，包括生态环境的原始状态、不同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主要变迁，以及生态环境不断变迁的原因和后果等(王利华，2006)。而在我国开展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环境史)的目的也各不一致。我国环境历史学者侧重探讨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过程，不仅仅研究考察历史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还要考察生态环境对社会文化及其演变的影响和制约，或者说从生态环境变迁探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释。而社会学学者侧重关注人类与环境互动关系来研究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演化。环境科学或生态学学者则侧重于分析生态环境变迁过程来探讨生态环境现状的原因及其后果，其终极研究目的依然是当前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和措施。而地质学家侧重于通过地质环境的变迁来分析全球或局部区域气候、灾害、环境的变化机理及过程。

下面，本文作者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WWW.CNKI.NET)1994年至今(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17 693 112篇，以及1999年至2006年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309 938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综合分析，来简要概括我国有关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相关进展。

(一)关于文献总量分析

通过输入环境变迁关键词并查询搜索与生态环境变迁紧密相关的硕博论文及学术期刊论文，结果共有230篇相关文献，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共有203篇，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共有27篇。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3篇文献中，属于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总量为140篇，归属于自然科学或者交叉学科并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总量有63篇，分别占69%和31%(见图1)。从数量上看，我国目前研究生态环境变迁的文献成果总量上，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环境史学)学者人数和成果总量占绝对优势。这说明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从学科归属上依然处于历史学下的一个分支边缘交叉学科，而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成果还处于积累探索阶段。通过分析文献题目和内容，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文献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看，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环境科学)之间还相对独立，基本还未呈现出真正所谓的学科交叉融合现象。彼此之间鲜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为核心的学科为历史学和环境科学)之间的较好结合。从期刊种类分析看，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学月刊、古今农业、干旱区资源与环境，以及部分高等院校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版的学报为主。

图1 国内生态环境变迁论文分类比率分布图

在27篇硕士博士论文中，博士论文有10篇，硕士论文有17篇，各占其总量的37%和63%。从这一比例来看，我国目前研究生态环境变迁的人才培养层次上，博士研究生培养和成果占较大优势(从我国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比例而言进行比较)。这说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在人才培养层次和学术成果上而言亦具有较好基础。从学位论文培养单位分析，北方高校或研究机构占绝对优势，共有78%的(21篇)硕博论文属于我国北方高校或研究机构培养，而南方高校或研究机构仅占22% (6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选择上主要集中在历史时期我国北方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和年代。在所有培养单位或研究机构中，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学位论文成果最为卓著，分别有7、4、4篇学位论文。尤其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学位论文就占了总量的26%，这说明陕西师范大学在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方面处于国内相对优势的地位。

(二)研究成果发表时段分析

通过对1994年以来的学术期刊论文以及1999年以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发表时间统计(见图2)，总体趋势上看，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呈加速上升趋势，并逐渐开始成为基础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尤其是2000年以来，每年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是1994年的3～8倍。这说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不仅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里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热点，而且从学科参与范围、研究人员的数量等等都呈加速上升的趋势。

图2 国内生态环境变迁学术论文年度发表数量

(三)研究进展评述

佳宏伟(2004)在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目前国内尤其是大陆地区有关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研究领域：(1)关于区域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互动关系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不管从从事研究的学者数量、研究机构数量、研究成果数量还是质量上而言都是最为集中的，如罗宁、任保平(2006)文等。有关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即相邻地区。(2)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研究。古代都城是古代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和缩影，是现代城镇化的雏形，是古代人类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最集中区域。通过研究古代都城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以及其对周边区域生态环境变迁影响对于现代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指导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等重要古代都城区域。而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学者们尝试从生态学视角分析取得了大量颇具深度的学术成果。如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3)关于人类活动引起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动植物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存伙伴，同时也是人类生存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最为直接的影响对象和指示(监测)生物。因此通过分析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动植物某一种类或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发展、变化和消亡，对于复原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状况具有最为直接和说服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尤其是研究我国北方沙漠化问题具有最为直接的说服力。同时通过对动植物变迁原因、机理等研究，对于探讨今天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如沙漠化、石漠化、沙尘暴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由于这一领域涉及到动物学、植物学及其分类、历史学、生态学等较为广泛的学科领域知识，而目前鲜见有从事当代生物分类学家参与这一行列研究，因此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入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4)关于气候变迁、地质灾害、疾病问题与环境变迁的研究。在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因素中，既有内在的驱动因子，也有外在人为的影响因子，如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生产方式、人口增长、土地利用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科技发展水平等等。然而，在内在和外在的驱动因子中，内在驱动因子有时起到重要甚至关键推动作用。例如气候变化、地质变化、自然灾害、非人为的传染性疾病等等。因此，历史气候变化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近十多年来，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进一步深入，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植物孢粉分析、湖泊变迁、冰川变化等方法都得到了充分应用(佳宏伟，2004)。

本文作者从1994年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成果所涉猎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分析，多数学术论文主要针对特定地理区域的历史生态环境进行个案分析。主要涉及历史上的农业经济、土地利用与垦殖、农牧业交错变动、草原与畜牧业发展、城镇经济、森林砍伐利用、野生动物与石漠化、沙漠化、河流湖泊变迁及水资源利用、地质灾害、气候变化、地方流行病、传染病等角度探讨生态环境变迁。同时也有从社会制度、生态观念、环境伦理、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与法令、乡规民约、民族传统文化、丧葬习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角度探讨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过程。在历史时段上，上起殷商下至当代，尤其是对秦代以来我国部分文明发源地和经济曾经繁盛的区域而同时生态环境朝着恶性方向发展的区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和集中。其中，针对明清时代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最为丰厚和深入。例如，1999年以来的27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其中有9篇论文就是直接选取明清生态环境变迁为研究对象进行选题的。由于流域往往是文明的起源地和繁荣昌盛区域，在研究地域上，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从流域的角度探讨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例如在1999年以来的博士论文中就有徐艳(2006)撰写的“明清金沙江下游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张慧芝(2005)撰写的“明清时期汾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封玲(2006)撰写的“玛纳斯河流域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杨运来(2006)撰写的“明代黄河水患发生的非自然原因及其对区域地理环境变迁的影响”、石超艺(2005)撰写的“明以来海河南系水环境变迁研究”、王星光(2003)撰写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和嬗变探索”、陈茂山(2005)撰写的“海河流域水环境变迁与水资源承载力的历史研究”、谢丽(2001)撰写的“绿洲农业开发与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嬗变”等博士论文。除此之外，研究者多从历史时期我国经济曾经繁荣的地理区域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关中西部全新世的环境变迁”(侯春红，2000)、“清代陕西南部的生态环境变迁”( 佳宏伟，2005)、“清代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研究”(周之良，2005)等等。

由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涉及众多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因此，国内在生态环境变迁的理论方法、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至今为止，学者们广泛运用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经济学、民族生态学、民族学、经济学、地质学、气象学、灾害生物学、医药学及传染病学、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信息解译(RS)、卫星定位系统(GPS)(统称为3S系统)等传统和现代的学科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王利伟，2006)。使这一领域呈现出典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融合趋势。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在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方法上还是主要利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史等方法进行描述性研究。利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信息解译、生物学中的孢粉学、地质学等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定量研究成果还相当少见。

三、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年来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呈现出“显学”特征，科研成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归结起来依然存在许多缺陷或者是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手段需要进一步更新，研究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创新。至今为止，我国在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方面还主要局限于环境史学方面的研究。由于历史学和环境科学、地理科学、气象学、地质灾害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的差异性，各学科的学者往往对本学科比较擅长，而对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技术、手段都较为陌生，这就导致难以形成标志性成果，更难于推出在国际上都有巨大突出创新的学术成果。

2.研究对象和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和提升。要尽快与国际研究领域接轨，通过对外交流与合作，引进国际更新的理论和研究技术、手段来加快该领域的加速发展。同时在研究对象上应从局部区域逐渐与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结合起来，而不是局限于我国现有的局部行政区域或自然地理区域。同时，我国学者也要充分认识到在该领域的优势和特色，避免抛弃长处而一味地学习国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该领域研究手段方法上的差异。同时，我国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学者也要善于接受、学习国外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手段。

3.在研究内容上，目前我国学者主要集中于个案实证研究，而理论研究及其成果相对较为薄弱。因此，今后应加强理论体系、理论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探索。只有在完善的理论指导下，实证研究才能少走弯路，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尤其是针对环境变迁的内在驱动力机制和外在影响因素，以及区域在历史时期的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人口变化与环境变迁互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另外，从总体上看，历史时期政府和民间的经济社会活动对于生态环境变迁处于负面消极的影响作用。然而，不可否认，我国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成因分析中，从正面探讨历史时期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的积极制度、政策和措施，尤其是历史时期一些政府所采取的积极政策。如果仅仅看到生态环境变迁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这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建议今后应加强这一方面的积极探索。

4.在研究区域上，目前还存在一些尚待进入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到目前为止，我国对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变迁研究较为全面、深入，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作为自然地理分异性极大的我国，不同河流流域、不同行政区域、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不同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模式、路径、程度都非常不同，许多区域或流域在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方面几乎还处于空白。例如，西北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而西南地区尤其是目前石漠化、水土流失严重区域，由于历史发展和自然因素，该区域少数民族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一直徘徊不前，即便零星有一些成果，也难以解释其根究。同样，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历史环境变迁研究较为完善，而珠江流域尤其是珠江上游流域由于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特征，加上先天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和历史上闭塞的交通等因素，使得该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互动影响和变迁研究尤显特殊和迫切。

5.近现代生态环境变迁研究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我国长期处于战乱时期。而战争是历史时期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一阶段战争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机理、机制以及后果的研究还尚待深入。同时，1949年以来，由于我国的人口政策、经济政策、政治导向等众多制度性的影响因素，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从全国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贡献份额，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鲜见成果出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推行的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毁草开荒、大炼钢铁以及重采轻育的林业政策对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影响研究。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推行和实施“三北”(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体系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等重点防护林建设工程、环北京地区防沙治沙工程、野生动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1998年我国全面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草工程，这些工程实施以来，其对全国范围以及局部区域生态环境变迁(变化)的正面积极影响的研究、评估的学术成果还不多见，这就难于较好地指导当前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有效解决环境问题。

鉴于以上分析，当前在如下研究领域应引起重视并有可能成为今后我国生态环境重点研究领域：(1)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理论体系创新研究;(2)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方法创新研究;(3)跨境流域(如云南澜沧江、湄公河)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影响研究;(4)西南石漠化地区脆弱生态区域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影响研究;(5)少数民族聚居地(尤其是尚未被专家学者重视的原生态小民族)生态环境变迁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影响研究;(6)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制度、政策、文化传统、乡规民约研究等领域(尤其是少数民族区域);(7)关键生态系统区域(如珠江上游流域、长江源头、黄河源头流域)生态屏障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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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弘流;责任校对：段文娟)

作者：文传浩

第3篇：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摘要]在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南麓经历了由纯草原生态环境到半农半牧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各历史时期的战争、历代政府的农牧业生产政策、区域人口的增加以及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等人类活动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迁过程的主要原因,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过程,有利于正确认识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促进该地区今后的生态环境建设。

[关键词]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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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区域概况

祁连山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个巨大山系,由一系列北西—南东走向的平行山岭和谷地组成。具体而言,祁连山脉雄峙于河西走廊之南、青藏高原北缘,为古生代地槽型褶皱山系,其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西南的当金山口,与阿尔金山相接,东西绵长850多公里,南北宽80～240公里。山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海拔在3000～3500米以上。山体自然生态垂直带发育良好,其中森林草原带和高山灌丛草甸带为本区主要的水源涵养林带,这里分布着青海云杉、祁连山圆柏等高大乔木林和其他灌丛林带以及大片的草原植被。纵贯河西走廊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河系,皆源自祁连山区,并赖山区林草的涵养水源。据测定,山区各自然带产流的百分比为:山地草原带1.6%,森林灌丛带24.3%,亚高山草甸带39.2%,高山冰雪寒冻带34.9%。可见,祁连山系的森林、灌丛、草甸以及冰川雪岭等为河西走廊生态系统的命脉所系,同时也是青海省东部地区、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之源,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在历史上,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一直是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本文将以祁连山南麓(青海属界)为重点,初步探讨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情况。

在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经历了由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天然草原生态环境向半人工农田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在此,虽然有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过程,有利于正确认识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协调祁连山地区人地关系、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相关的历史借鉴。

二、 生态环境历史变迁过程

(一) 原始草原生态环境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公元前7世纪末)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的先民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20世纪80年代对柴达木盆地的考古发掘证明,在二三万年前,这里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有适宜于成群食草类动物生活的疏林草原环境,狩猎所得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由此可以推及,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整个青海高原的草原生态环境要比现在优越得多,当然也包括祁连山地区。

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青铜器时代诸文化,其中以卡约文化最为典型。据C14测定,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740年,但其延续时间因地区而异。该文化是青海境内分布面积最广、遗址数量最多的青铜时代文化,其北缘已延伸到祁连山南麓。卡约文化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存在因地而异的情况。河湟谷地农业较发达,高寒山区、草原地带如祁连山南麓则牧业所占比重大,青海湖沿岸又以渔猎为主。该时期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羊、牛、马等兽骨以及彩陶中多见羊纹图案等迹象表明,当时畜牧业生产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这与该时期青铜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及其带动社会生产力提高有很大关系,使人们得以将生存空间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牧业区(如祁连山地区)。该时期较大规模的畜牧业经济的产生,也是青海先民适应自然、征服自然能力提高的表现。青海广阔丰美的草场资源自此开始得到利用。进入青铜器时代,人们利用原始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弓箭进行简单的农牧业生产活动,如家畜驯化、狩猎等,这对野生物种势必有较大的影响;烧制青铜器也使祁连山南麓森林的生长受到一定影响。然而,畜数农耕仍未形成规模。人畜数量不多,且流动性大,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仍然处于“弱相关”的相互适应阶段。

(二) 草原生态环境、半农半牧生态环境交替阶段(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末)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祁连山的天然屏障作用,使得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里曾多次出现牧业和半农半牧经济与文化交替变换的现象,从而使得祁连山南麓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秦汉时期

祁连山南麓在汉以前为羌人牧地,秦汉时期祁连山地区的自然生态景观可从史书记载中窥见一斑。《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 “(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当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驱走匈奴,攻取河西走廊后,“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西河旧事》亦云: “(祁连山)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解酪得酥斗余。又有仙树,人行山中饥渴者,食之即饱。”由此可见,当时,在祁连山一带,不仅松柏五木、“仙树”生长良好,而且水肥草美,牛羊赖之充肥,为匈奴等游牧民族所依依眷恋。

秦末汉初,原居河西走廊的一部分月氏人遭匈奴沉重打击,退保南山(今祁连山)一带,史称“小月氏”,他们与祁连山地区羌人交错杂处,逐步发展了畜牧业,培育出优良畜种——犏牛和藏系羊。霍去病击败匈奴后,提倡当地羌人发展养马业,自此门源地区以盛产名马而著称于世。但随着汉王朝势力不断深入青海,祁连山地区的原始草原生态文化遂被逐步改变。自汉武帝河西建郡起,随着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开发的进行,祁连山区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积地砍伐破坏,该地区的森林景观一度遭到破坏。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在祁连山南麓浩门河(今大通河)、湟水流域一带屯田,两汉在此且耕且战,农业生产得以发展。而这些人类活动给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可想而知。此时,祁连山南麓虽出现了农耕文化的影子,但区域生态环境仍然为草原生态系统占主导。

2.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魏晋以来,特别是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祁连山南麓先后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吐谷浑等政权的交替统治。随着这些政权迅速更迭,战火频仍,祁连山南麓草原森林大量被毁。同时,这些政权也相继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农业政策,对包括祁连山南麓的广大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隋炀帝大破吐谷浑,将屯田制度从今青海一带向西推进了一大步。这些使得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开始由自然草原生态系统逐步向半自然农田生态系统演变,但比较缓慢。

另一方面,蒙古草原的鲜卑吐谷浑人的到来,引起了祁连山南麓游牧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他们不仅引进了蒙古草原先进的游牧方式和生产经验,也引进了蒙古草原的主要畜种蒙古马,引波斯种畜,改良牲畜质量,培育出良种马种“龙驹”和“青海骢”。至隋唐之际,这里成为隋唐政府马匹的主要供应地。但随着人畜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民族间战争的频繁发生,该地区的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草原承载力下降,迫使吐谷浑人和羌人大多内迁。

3.宋至元明时期

唐朝末年,祁连山南麓为河湟吐蕃唃斯啰的青唐政权所控制。宋代青唐时期,青海包括祁连山南麓自唐末五代以来因战乱遭受严重破坏的农牧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养马业尤为发达。因此,蒙古族再次从蒙古草原进入青藏高原,青海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南宋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占领青海北部地区。绍定二年(1229),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后,将青海、甘肃及河西走廊原属西夏国境界划归给其次子阔端,封为西凉王,又称永昌王,在门源县地皇城滩筑避暑行宫,名“斡尔朵城”。此地又叫黄城滩、大草滩,也曾是匈奴,和回鹘人的牧地。清人梁汾所著《秦边纪略》云:“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内地仅有。”藏族史诗《格萨尔》中说该草原是“黄金莲花草原”;而蒙古人称之为“夏日塔拉”,意为“黄金牧场”。

明代以来,因各类屯田的开展,青海地区以牧业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大多处在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的转化过程中。但在祁连山南麓,畜牧业仍居于主导地位。元明政府积极兴办官营牧场,发展茶马贸易,致使养马业得到空前发展。

(三) 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生态环境阶段(公元17世纪至今)

明清以来,回、汉民族不断移入祁连山南麓,垦殖业始有发展,至民国末年,形成了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的生产状况。

1.清朝至解放前夕

祁连山南麓农业垦殖,真正始于明代。明洪武六年(1373),实行“上马为军,下马为耕”的政策,首由军队屯驻垦殖,主要从事饲草料生产。继而,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首批回、汉民族入居,农业得到进一步开发。清顺治十六年(1659),蒙古族首领麦力干于此地大量开地伐木,大营宫室,使其长子南力木居之。南力木收集流亡400余人,在三角城(今门源克图口)——讨拉一带开荒种地,以后因战事,种植业几经荒废。罗布藏丹津事件后,门源设大通卫,该卫前总镇冯允忠在黄田一带拨兵试种,耕种尚未成功。至乾隆二十六年(1771),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才真正得到复苏。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游牧基地被开垦,耕种技术随之改进。

民国时期,祁连山南麓的农业生产规模较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垦种地域由川水地发展到浅、脑山地带。民国二十七年(1938),青海省政府推行垦务,驱使门源、大通、互助的壮丁及士兵,在门源地区的西滩簸箕湾等浅、脑山开垦荒地,后作价卖给当地平民。至1949年门源解放时,全县耕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粮油播种面积达15.5万亩。自明代至民国末年的570余年中,祁连山南麓农业经历了军屯转为民屯,以牧业为主—半农半牧—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里程。

2.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

解放前,作为生产资料的牲畜和草原绝大多数被牧(地)主、部落头人及寺院占有,而人数占90%以上的贫苦牧民只占有牲畜的10～20%,且没有固定草场。畜牧业长期处于逐水草游牧、粗放、乱牧的原始状态。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 “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全面发展生产”的政策,逐步对牧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引导牧民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对牧主采取赎买政策,建立公私合营牧场。解放初推行四季轮牧。50年代后期,由于草场剧减,牧区实行冬春、夏秋二季轮牧。牧区冬春草场由10月上旬至第二年6月中旬,放牧285天左右。夏秋草场放牧6月中旬至10月中旬,放牧120天左右。针对冬春草场放牧时间长,超载量过重的情况,采取上午吃残、下午吃鲜、逐日蚕食的办法节约用草。“文革”后又采取了围建草库伦的围栏保护措施,较好地保护了植被。但在1958年“以粮为纲”的路线指引下,盲目毁草毁林开荒,草原面积急剧缩减。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实行“政治工分”、“标兵工分”,禁止群众个人养畜,使群众的畜牧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推行“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归户,户有户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冬春草场的使用权固定到户,夏秋草场按圈窝落实到户,农业区的各类草场落实到社、村,实现了牲畜、草场双层承包责任制,使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近几十年来,祁连山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水源涵养功能减退、草地退化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展、荒山秃岭面积增大、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威胁、种群数量不断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政府将祁连山森林划定为水源涵养林并作出停止采伐森林的决定后,祁连山森林资源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由于祁连山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严酷,其生态环境表现为整体虽有好转、局部仍有恶化的趋势。为保护和治理好祁连山区的生态环境,青海省正全面启动对祁连山南麓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三、 生态环境历史变迁原因探讨

(一)战争因素

从祁连山南麓由纯草原生态环境变迁为半农半牧生态环境的历史可以看出,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祁连山南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北方各游牧民族为争夺草场而相互征战;中原各封建王朝也常对这些民族政权发动征剿,这些都使祁连山南麓的自然草原生态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政策因素

各民族政权的农牧生产政策也是影响自然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汉将霍去病提倡当地羌人发展养马业,到赵充国在浩门河屯田,再到前凉、前秦、后凉等政权在此地的交替统治,以及鲜卑吐谷浑人的到来所引起的游牧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无一不影响着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人文景观的变化,致使草原景观变迁为农牧交替景观。解放至今60年来,各级政府在各时期的牧业政策、农业政策也影响了该地区农牧业的发展进程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完善了牲畜、草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理调整了产业结构,牧业区立草为业,兴草兴畜,大搞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区农畜结合,畜禽并重,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之出现的草地退化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展等问题又成为区域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人口因素

人口波动是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自然变量。如汉初,部分月氏人退避祁连山,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和民族融合;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祁连山地区所经历的各民族政权,同样带来了大幅度的人口波动和民族交融;元蒙古人口的移入、明清时屯兵及回汉民族的大举移入,最终形成了六个世居民族在此交错杂居的稳定格局,无疑极大地影响着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

(四)生产生活方式因素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民族结构的不断变化,不同的农耕生产方式或游牧文化对本地区生态景观的变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草原生态系统为主—草原、半农半牧生态系统交替—半农半牧生态系统为主的生态变迁模式,成为祁连山南麓历史生态环境变化的主流与基本过程。

四、结论

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南麓频繁的战争,人口的增多,过度地采伐开垦、放牧等人类活动,导致该地区原始草原生态逐渐消失,而变迁为今日农牧交替的生态格局。目前,一些人为的不利因素仍然制约着区域生态环境的稳定,如草场退化、土地沙化、工业污染等。因此,今后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优化,仍需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目的地逐步解决所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使这种农牧交替、各自为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序发展。

[注 释]

转引自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

祁连山系各山脉走向和排列在东、中、西三段很不规则,因而其南、北麓分野不甚清晰。按解放后的省界线来说,祁连山北麓指甘肃一侧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全部或大部及山丹、民乐两县的南部。但从水系分界(分水岭)来看,严格意义上的祁连山北麓还包括青海一侧的祁连县、天峻县和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本文从前一界定和普遍认同,因此将祁连县、门源回族自治县等作为祁连山南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崔永红等:《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门源回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门源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第131页、第171页。

作者：赵 英

第4篇：关于人类行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计量思考2

关于人类行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计量思考2 The reflection to measur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havior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 彭林

(石家庄学院资源与环境系，河北石家庄

050035)

摘要：本文从人类文明与货币发展史出发，推理得到当人类高度文明、在物质流、信息流与能量流的控制能力与法定权力完全自由平等后，地球上的人类可能会有统一的货币。当生态文明高度发达、所有生命均平等时，人类应会也有足够的科技水平为其提供保障，为其设计“生态币”的计量机制，来确保生物多样性及生物圈的平衡与稳定。 关键词：生物圈;货币;生态币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urrency, reasoning got as high human civilization, material flow, information flow and the flow of control and legal authority after a full freedom and equality, human on Earth may have a single currency. When the highly develop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ll life is equal, humanity should also have 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level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its design "eco-money" the metering mechanism, to ensure balance and stability of biosphere and biodiversity. Keyword: ecosphere;money;eco-money 1引言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追求人人平等的历史。当我们人类在法律、社会、资源控制力等各方面均能真真平等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许会转向生态文明的发展，即追求生命的平等。而要想达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发展，所有生命均有足够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不再有物种被人类灭绝的事情发生，就必须将以“人”这一物种为中心的计量关系，改变为以生命为中心的计量关系，形成“生态币”——地球生物圈的资源计量单位，所有目前存在的各国货币都会消失。在这种情景之下，人类行为应该回归本位——即生命过程维系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不再追求过多。如果人类仍是地球生物圈的绝对优势物种，则人类会建立所有生命均平等的信息流、物质流、能量流的通量与当量，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避免地球生物圈因物种的逐渐减少而自行毁灭的命运。 2货币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分析

如果目前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演变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货币的形成历史就应该是可信的。即在人类与其它生命体没有出现明显优势之前，是没有消费剩余的，也不可能出现交换，所以也没有必要考虑交换的计量问题。当人类出现区别于其它生命体的优势，出现消费剩余时，就出现了交换。当有交换存在时，就会出现计量问题。在交换品种不多、交换范围很小时，采用的是协商制的物物交换，虽然存在计量关系，但非常不精确，也不是一般等价物的前提下的交换过程。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升、组织方式与管理方式的进步、科技水平的发展，消费剩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的增加，对计量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于出现了国家等级的货币①。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均转换为货币后进行，当然也有物物交换的现象，但不是主流。如果不考虑政治、文化、社会的影响，仅就以货币为中心的计量关系而言，人与人是平等的，因为无论谁都是将物质、能量、信息先转换为货币，再进行计量与交换。

现在，经济的全球化与贸易的高度发达，出现了计量问题。由于国与国的不平等，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时，找不到一种平等的各国都非常乐于接受的且不属于任何一方的货币作为计量依据。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如果那个国家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且发展程度超前，那么其它各国将被动地接受该国货币作为计量依据，那么该国货币理所当然地在国际贸易中占尽先机与优势。按计量理论推理，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公认的计量单位后，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印货币就可以了，因为该国货币能换来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人类还能平等自由地在生物圈内获取生存、安全与发展所需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导致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且不能平等自由的兑换，但相对于非信用货币时代又有了巨大进步。 3人类货币的计量关系及其运行机制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对物质、能量、信息流动进行计量时，必须有一个计量标尺存在，这个计量标尺必须是在平等地对待任何一方。

人类在对物质、能量、信息流动进行计量时，计量标尺就是货币。各个国家均用法律的方式(即计量标尺的使用规则)规定本国货币的功能与作用，并且不得有两种货币，确保计量标尺的唯一性以实现平等的目的。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容易实现，也必须这样，但在不同国家之间就不易实现，因为两个国家之间的人是不平等的，也就是在经济学范畴内讨论的经济效率、发展水平、军事政治文化背景等各类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汇率问题，以此进行标尺与标尺之间的换算，但因为其根源是由于不平等产生的，汇率也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当人类文明高度发达，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信任危机，不再为因不信任而付出巨大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时，人与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且是建立在没有国界、没有信仰歧视、没有文化歧视、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各取所需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将没有存在的价值，人类会为其自身建立一种基于完全自由平等的全新的关于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计量方式。 4关于生态币的定义及其运行机制的假设 4.1生态币的定义

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生态币：

式中：n——生态当量值的生命体个数，单位：个; N——生态当量值的生命体种群数，单位：个; IS——综合空间生态当量值，无量纲;

m——生态通量值的生命体个数，单位：个; M——生态通量值的生命体种群数，单位：个; QS——综合空间生态通量值，无量纲。 这个生态币计算公式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地球生物圈内最单一的生态系统为计量基准，其它生态系统与之比价;二是某个物种的个体数越多，价值越低，越不值“钱”，某个生态空间里的物种种群数越多，价值越高，越值“钱”。IS——综合空间生态当量是指含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当量值，QS——综合空间生态通量是指含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通量值。

生态币的单位可以是“元”，也可以定义为其它(如“$”)，其运算采用十进制，即0.1;1;10;100;1000┉┉等等。 4.2生态币计量的运行机制

根据《关于人类行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计量思考1》中关于人类行为的分析研究，人类行为分为三种：生存行为、安全行为、发展行为，为此产生三种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而其它生命体几乎没有后两种行为，所以其生存的生态空间因人类的安全行为、发展行为受到很大的挤压，生物物种灭绝加速，生物多样性甚至生物圈的稳定与平衡受到威胁。 生态币计量的运行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一是统一的原则。整个生物圈必须是一个标准尺度，每种生命体必须是一个标准尺度，只有统一计量尺度，才可能建立有意义的计量关系，否则，就与现在人类的货币一样，不能解决自由平等的困局，而是加剧不平等的程度。

二是平等的原则。所有生命均是平等的，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对“人”有利的生命体就得到保护、利用，对“人”不利的生命体就毁灭，甚至灭种。

三是整体的原则。生命体及其生境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或“人”来假定边界，目前的自然保护区就是建立在“人”假定的边界的基础之上的，其科学性是依据“人”现在的认知水平。 四是责任的原则。既然“人”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就得对其负责。另外，在《关于人类行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计量思考1》一文中已分析清楚，生物圈的生命体中只有“人”这一物种在压缩其它生命体的生态空间，而且其安全行为、发展行为要求的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越来越大，对生物圈生命体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人”就是责任主体。

在建立生态币运行机制时，第一步工作就是查清地球生物圈生态意义上的“节点”物种，即对生态圈的平衡与稳定起决定作用的物种，然后以节点物种为基础划定生态币的计算空间，再计算其币值。为保证各节点物种的生态空间不贬值，人类必须做什么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建立与人类相同的货币运行机制——即“物种以‘稀’为贵”，稀有物种得到更多的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从而得到相应的生态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其数量会增加，而生态价值会降低，当降低到一定程度出现拐点，生态空间缩小，如此循环，保持一种动态平衡。 4.3建立以“生态币”为基础的生命体计量关系的作用

如果建立以生命体平等为基础的计量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将人类无限扩张的用于安全行为、发展行为的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用于珍稀物种与濒临灭绝物种，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

只有基于全部生命的计量关系才能确保地球生物圈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稳定，也只有生物圈的稳定才有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与基础生命空间。目前我们或者说“我”很难想象只有人一个物种的地球会是什么样的?怎么运行? 4.4建立“生态币”的条件 4.4.1初级阶段

部分国家开始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着手基于本国领域的生态系统的计量研究，用于生态补偿或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来确保本国生物多样性的改善、节点生物及其生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

基于目前的科技、文化、政治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各国基于生命平等的框架协议，推动生命保护尤其是生物圈珍稀物种的保护;其次是开展基于生物圈的不分国界的节点物种的研究工作，无论那个国家均需提供支持;探索建立基于生命平等的计量关系的运行机制并首先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

国际贸易的计量关系首先必须打破一国货币的垄断，因为只要有垄断，就会有不平等，只要有不平等，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的所有生命体而不仅仅是“人”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就会逐渐减少，从而加剧这种不平等关系。 最有可能的妥协路径是基于当前的汇率关系，建立一种多国协议，按汇率关系形成权重及计量关系，逐渐形成贸易领域的统一货币。

随着贸易发展、经济全球化、文化融合、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各国的信任度会逐渐提升;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的增加，因不信任产生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会越来越少，“人”的资源控制能力因科技水平的提升又越来越大，同时生态环境也应会越来越重要等等，基于明确的或不明确的各种原因，这些从“人”的安全行为、发展行为转移出来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如果能流入生命领域，则有可能形成生态币的雏形，并由统一的生态币计量关系推动基于生命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 4.4.2中级阶段

中级阶段会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贸易领域统一的货币已形成并相对稳定;二是对生态系统的计量机制开始应用于全人类行为管理，而不是某一个国家。 在这个阶段，人类不仅查清了各生态系统的节点生物还查清了生物圈内所有生命体及其种群的稳定性，并为其建立了不太精确的计量关系。

开始探索建立基于所有生命体行为的计量关系而不仅仅是人类，通过各生命体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计算出生态当量与生态通量，根据生命体的生态当量与生态通量确定其生态价值，以此为基础制定保护方案，为其调整出足够的生态空间。 建立统一的计量关系是促使人类统一行动的前提与基础，而生物圈的保护决非是某一个国家能完成的，必须是全人类的统一行动。如果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不太精确的基于生命行为平等的计量关系，那么必将推动生态文明的巨大进步，从而为进入高级阶段提供条件，就象有货币后加快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一样。 4.4.3高级阶段

4.4.3.1建立节点生物的遗传信息数据库及其报警系统

节点生物就是生态价值大于某一生态系统中平均价值的生命体。围绕节点生物建立其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根据数据库中数据的流动状态对其种群及生境进行观察与调控，确保节点生物的种群数量与生境的稳定性，以此为基础研究是否能保持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与稳定性。当节点生物受到威胁时系统能报警并提醒相关机构采取措施。 4.4.3.2高度生态文明

在高度生态文明的条件下，人类的行为不再需要约束，所有行为均以尊重生命为前提，以生命平等为原则。人类不再仅为“自己”提高资源控制力与资源拥有量，而是研究怎样维持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圈的稳定与平衡。 5问题讨论

5.1人类平等之后才会有生命平等还是共同推进? 目前人类还远没有解决自身的问题，人人平等还没实现，讨论生命平等问题与实际情况差距巨大。但谁又能肯定人类在解决自身问题时不会彻底打破生物圈的平衡?也许还没实现人人平等就造成众多物种灭绝甚至生物圈的彻底破坏，连人类自认为最高贵的“人种”也不能幸免，又该如何?所以稳妥的路径就是人类人人平等的追求与生命平等的追求同时进行，既然是为了维持生物圈的稳定性，“人”也只是一个物种，而且是总想高“人”一等的物种，所以其处境无能如何也比濒危物种的处境优越。 5.2生命体的贵贱怎么确定

用生态币计量生命体的价值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就会有贵贱之分，还是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原则。用生态币计量生命体贵贱意在提醒生物多样性维持机构必须对贵重生命体特别关注，保证其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让其逐渐变贱至到恢复正常价值，而不是生命的不平等。无论生物多样性还是生物圈的平衡均是动态的，所以其价值计量也是变化的。 5.3科技研究到底围绕什么中心展开? 考察人类的科技史就能得到这个结论：人类始终在为自己提升资源控制力与资源拥有量。无论是互不信任的政治、军事领域还是以诚信为前提的经济领域，人都在努力非常努力地进行科技研究，以确保自己比别人有更强大的资源控制力，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也可以用信息流、能量流、物质流来表达)，以保证自己比其他人或生命体都强大，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有的研究均是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更不是以生命体为中心。如果我们以生物圈的稳定与平衡为中心开展科技研究会怎样? 5.4生态文明高度发展后社会的结构与形态会怎样?

人类从群居到形成现代文明的社会结构单元经历了近一万年，而要进入真正的生态文明需要多少年谁也不知道。时间长短是依据人类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的进程而定的，而在这个进程中，人类的社会结构与形态也应该会向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方向发展。人类人为划定的行政边界以及依资源掌控能力划定的国界会越来越不重要，而以利于生态系统稳定及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单元则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构与形态，在没有进入生态文明的时代是很难假设的，就象当我们“人”还处于遵守丛林法则与自律条件时无法假设现在的社会结构与形态一样。 参考文献

第5篇：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矛盾的根源是什么？

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是人类世界相对划分的两个基本部分。所谓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下，人类为了求生存而经由劳动过程或支付适当代价以取得及利用各种生活资料的一切活动。简而言之，经济活动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生态环境是指人类生活其中的生态系统及其赖以正常运行的周围条件。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即人与天或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矛盾的根源是：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

人类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建立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时时刻刻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换。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生态环境，其所需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无不来自于它。生态环境还承载与净化着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所排放的废弃物。然而，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是人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具体表现为：粗放新经济增长方式与有限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人口增长及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退化与自然资源短缺导致的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复杂性认识滞后与经济开发利用的迫切性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必然地要与自己发展的产物——人类经济活动共居于人类世界之中。生态的许多积极变化表明它接纳了人类经济活动及其作为，如人工绿化、生态复原、濒危动植物得到拯救等。这种一刻不停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相互交流，构成了二者之间的基本同一。总之，二者既对立又同一而成为一个矛盾，要求我们把二者作为一个矛盾来看待，全面把握其对立性和同一性，防止片面性。天人调谐说只看到人与自然的直观同一性，不懂对立性，给实践带来盲目和消极。而人类中心论，无论是神学形态的还是理性形态的，都只看到人高于自然而与自然对抗，不懂得同一性，一味强调征服自然，导致实践上破坏生态而受到惩罚。

第6篇：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蓝雄现

论文摘要：本文略述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中心,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文分三部分：

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二、生态环境系统是生产力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 生产力体系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口、资源、环境如何协调发展，和谐共进的问题。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人口不断增长,需求日益增加,生产力突飞猛进，资源持续开发利用,极大地影响着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因为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总是要在一定生态环境中进行。生态危机，实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当的结果。

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环境是指作用于人类的所有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和。生态环境是指人类或生物集团与环境相互作用，通过物质流和能量流共同构成的生物——环境复合体的总称。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对象，如土地、森林、草原、淡水、矿藏等。同时，生态环境又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生态环境也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条件，如经过地球大气层选择和吸收的阳光、特定质量的空气和水源，作为旅游资源的名山大川，作为天然基因库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等。可见，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生态环境是一个大系统，称为生态环境系统。它是由生物及其环境所组成的系统，简称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在不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冲击的条件下，它保持着一定的平衡状态，维持自身的正常运动。当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冲击，违反生态规律，旧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新的平衡又建立不起来，那就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包括内部结构的平衡、各生态群落之间的平衡和生态群落与它的周围环境之间的物质结构和能量输出输入之间的平衡。生态系统长期受到破坏，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人类出现之前，自然界的发展和变化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人类出现以后，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介入，打乱了自然界原有的秩序，纯自然的过程就变成了自然——社会过程。自然——社会过程的产物，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这就是所谓的“第二自然”或“人工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也由此发生了变化，由自然生态系统变成自然——社会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人类改造自然，利用一部分自然物创造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必然对其他的自然物及其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破坏。由于生态环境后果与生产者的利益关联不太直接，因而往往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掩盖而不被人们注意。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正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终要达到使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理论上我们很明确，生态环境一定要保护。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发展社会经济，又要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不论何时何地，一定要很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认真做到人与自然统一，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从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到人与人之间和谐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其基础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只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和谐的，那么，他(她)无论身居何处，干何种事业，就会自我平衡，心态平和，安居乐业，从而他(她)与周围的人们就会和睦相处，与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就会谦和融洽，整个社会呈现出和谐氛围，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出现崭新的和谐的精神风貌，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生态环境系统是生产力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人类在利用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人类利用自然的过程，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统一。自然生产过程形成自然生产力或生态生产力(自然力、自然资源、生产所必须的自然条件等等)，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形成 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科学管理等等)。所以，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集合体。生态生产力是生产力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马思全集第23卷第201页)，在社会“生产中 ，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马思全集第23卷第662页)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在整个生产力体系中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界的自然生产力也是同时起作用的。因此，我们对生产力这个范畴就有新的认识。所谓生产力这个体系，是人与自然在物质变换过程中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社会经济再生产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自然生态再生产能力和社会经济再生产能力的综合体现，是社会生产力(人类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与自然生态生产力的总和。我们对生产力的这样认识既把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纳入整个自然生态再生产的过程，又不把自然生态的再生产看成是纯粹的自然过程，从而把自然生态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再生产视为同一的过程，把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融为一体，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实际情况的。

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人的劳动能力(脑力、体力、科学技术等)及其组合构成社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生产力是纯粹的自然力(如瀑布、河流等)，广义的自然生产力则不仅包括自然力，而且还包括自然资源以及生产所必备的自然条件等等。我们这里讲的自然生产力指的是广义的自然生产力。自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自然生产力作用制约着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倒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运的河流、森森、金属、煤炭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页)。这就是说，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既包括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也包括作为“劳动资科的自然富源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第一，自然生产力通过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料影响“人本身的自然”。劳动者是构成社会生产 力的首要因素，而自然界是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行及所需的各类物质产品，无一不是来自于自然界。人类如果不从自然界中获取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人类就不能生存，则任何社会生产力就无从谈起。而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的生存资料多寡和质量优劣，则取决于自然界再生产能力的强弱。自然再生产能力愈强，人类所获得的生存资料愈丰富，人本身的自然(人的脑力体力)等就愈发达：反之，自然再生产能力愈弱，人类所获得的生存资料就愈贫乏，质量愈差，则人本身的自然也就愈羼弱。如果自然生态系统被严重污染和破坏，则人类所取得的生存资料会危害人的健康，人类就必然会丧失生产能力。

第二，自然生产力通过自然再生产为人类的经济再生产创造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马克思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 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资本论第2卷第398—399页)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如农业生态系统就是自然——社会的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的演替进化就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二是通过自然再生产为经济再生产创造自然前提。人类的社会经济再生产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而这种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特别是可再生资源)是通过自然再生产而不断得到补充的。如果自然再生产能力被破坏，经济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就会恶化。经济再生产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就得不到及时的补充。甚至会枯竭，经济再生产就无法进行。

第三，自然生产力直接影响劳动对象的数量和品质。社会经济再生产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对象。在自然再生产能力比较旺盛的区域，它就能为经济再生产提供的劳动对象就比较充裕。自然再生产就能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进行，它就能为经济再生产提供品质较为优良的劳动对象。反之，在一个严重污染的自然生态环境中，自然再生产的能力被抑制和破坏，自然再生产过程所能提供的劳动对象不仅数量减少，而且其品质也会大大降低，社会生产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其次，社会生产力也作用和制约着自然生产力。这种作用和制约关系是这样的：一是社会生产力使自然生产力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自然生产力无论有多大，如果离开了人类劳动的参与，自然生产力只能是自然物，是潜在的生产力，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二是社会生产力可以极大地改变自然生产力。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可以改变自然物的面貌，改善或破坏生物的生境，启动或消灭生物群落，从而给自然再生产以极大的影响。人的社会性愈是得到充分的展现，人们对自然再生产的影响也愈是巨大。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看，在农业文明的初级生态农业条件下，自然生态较少受到破坏，人与自然处于低水平的平衡之中。而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以机械化、化肥为主要标志的农业生产，是依赖投入高能量获得高产量，虽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然而也提高了农业成本，造成能源紧张，而且由于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等物质，从而使土壤结构破坏，有机质含量降低。高毒残留农药还污染了生态环境，使有益昆虫、青蛙、鸟类等数量急剧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然生态平衡。造成自然生态功能萎缩或复异。

现代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是一种追求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的生产、生活模式，本质上是以过度消耗资源，无控制地排放废弃物的一种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因而是一种破坏生产力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人类社会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必须改变这种破坏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生态家园，维护生产力体系的功能和完善。

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不仅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而且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如前所说，自然生产力之所以成为现实生产力，就在于有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即社会生产力渗透其中。同样，社会生产力能持续稳定发展，也在于自然生产力旺盛，使经济再生产过程始终如一地有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伴随。这就是社会经济再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再生产相互渗透、相互交织，构成了生产力体系发展的全部过程。《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强调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可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生态环境就必然破坏生产力。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任何时候都要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结合起来，才会使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满足其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途径。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观念。

(一)自觉保护生态环境，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确立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念来源于人们对以往社会经济活动违反生态规律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的反省。现在终于认识到，生态危机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所致。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必须自觉行动起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正常功能，保持生态平衡。因此，人类的社会经济行为，绝不能妄自称大，胡作非为。必须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共进。我们这一代人要为以后的世世代代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把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交给他们，决不能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情。保护生态环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大自然是人类真诚的朋友和伙伴。要在感情上真切感到大自然是人类之母。生命之源，衣食之库，人的聪明智慧都是来自于大自然。要从整个人类整体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并不是彼此分离、相互隔绝的各个实体，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这个整体是包括在地球命运共同体之中的，人类要摆正自己在大自然界中的位置。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2、在社会生产中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要设计生产过程中物质和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系统。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系统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后，它的剩余物是第二次使用成为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接着第二种产品的剩余物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如此类推，直到整个生产过程所有的剩余物全部都用完，最后才以对生态环境无害的形式排放。这就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循环经济的思维。上个世纪末，国家环保总局在我区贵港市开展了国内第一个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的建设，启动了全国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建设的试点。我国“十一五”规划正是以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下所形成的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设计。

3、在消费领域崇尚简朴，摈弃过度消费和奢侈浪费的消费行为。人类应追求与自然同在，过简朴生活，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以勤俭节约为荣，奢侈浪费为耻，为自然生态环境负重减压。

4、在科学技术上，不但重视科技的发明创造和使用，更重视科学技术 发展向生态化转变。使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始终沿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方向发展，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有力支撑。

5、在人口问题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既重视控制人口的数量，更重视提高人口的素质。在人口政策上要求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把人口数量增长的控制与教育结合起来，通过 发展教育事业来提高人口素质，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功能，要立足于保护修复自然生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三章标题是：“保护修复自然生态”。本章的引言强调指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建设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转变，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这段文字表明我国今后对生态环境保护，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基本思路，可说是对人工万能的规劝，是对我们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这里仅就桂林漓江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的治理略提个人的看法。 发源于兴安猫儿山的桂林漓江，是一条小江，江虽小而名气大。由于高差大和石炭岩层的作用，使江水清澈如镜，蜿蜒南流，两岸奇峰夹江林立。倒影江中如画似锦，随波逐流，宛如水上画卷，素称“漓江百里画廊”。加上韓愈的丰富想象。南望“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描述漓江山水组合的生态景观美;后来王正功又作了高度概括，桂林山水甲天下，使桂林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就特别之美好，为世人羡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桂林旅游业火爆之后，国内外旅游者，慕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之名，纷至踏来。到桂林必游览漓江;如到桂林不游览漓江，似有未到桂林之憾。漓江水上游是响噹噹的旅游品牌。然而，近三十多年以来，漓江水上游遇到两个紧密相连突出问题：那就是漓江的枯水期越来越长，致使漓江游览在时间和空间上越来越短;漓江的山水风景景观大为逊色，昔日能看到的“群山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如神”，“分明看见青山顶，船有青山顶上行”的动人景象难于见到了。关键是漓江水问题，在于水流量不足，影响了漓江水上游览的效果。历届桂林市政府领导都极力做“水”文章，或叫做给漓江补水的文章。关于桂林漓江补水这篇文章，有两种意见：一个叫做人工补水，另一个叫做生态补水。

先说人工补水。所谓人工补水，其办法是将漓江分段筑坝壅水，逐级抬高漓江水位，以满足大型豪华旅游船只通航。专家认为这样做会使自然流畅的漓江变成漓湖、漓塘，破坏了漓江流域的自然生态，不可取。于是，人工补水又改为在漓江上游修水库蓄水。说当漓江上游发大水时，就把所有的水蓄存到水库里去。枯水季节打开水库的闸门放水，使漓江水的深度保持在能满足大型游船顺利航行的需要。这个想法都有了规划。其名叫做“生态补水”。笔者认为，设计部门是用错了词。不论是筑坝壅水，还是修水库蓄水来给漓江补水，都是属于人工补水，不是生态补水，这里先规范这个用词。不能把生态这词滥用了、乱用了。免得真正讲生态补水反而使人弄不明白。

关于生态补水问题，说的是把漓江流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治理。漓江是一条江，上游、中游、下游、紧密相连。漓江补水应该是全面的整体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那就是要从发源于猫儿山的漓江，首当其冲的是保护好猫儿山(包括海洋山和青狮潭)的森林植被，而且一定要保持森林群落结构合理，这样就能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特别是猫儿山顶上有一块叫八角田的地方是要绝对保护好，这样才能使漓江水源头长年川流不息，水流量保持稳定。漓江补水应当从源头抓好，而漓江的中游、下游，包括整个漓江流域两岸天然植被 也要保持绿荫护岸，更不要人为开挖河床，采石挖沙，河道不要截弯取直，而是任其自然，弯弯曲曲，自然天就的漓江。漓江游览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当年视察桂林时提出的因水择船，用小木船游览并非不好。竹筏漂流漓江也是很有趣的游览方式，难道只有乘座豪华游船才算游览漓江吗?笔者赞成生态补水的办法解决漓江补水。这实际上是桂林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也是桂林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之路。

第7篇：第一节 分析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的实例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2)能力目标：利用报刊、书籍、互联网等媒体查阅、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认同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形成环境保护意识。

二、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掌握调查和收集资料等科学探究的方法。

难点：认同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形成环境保护意识。

三、课前准备：

教师：①查找我国及当地的有关生态环境现状及采取措施的资料。

②准备我国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幻灯片及资料。

③制作多媒体课件。

学生：根据教师课前布置的任务进行调查或收集资料。

四、课时安排： 1课时。

五、教学过程：

导入：(点击课件，展示校园环境景象图片)

教师：这是同学都非常熟悉的地方——我们美丽的校园，我们每天要在这里学习、生活、

嬉戏。但在十年前，我们的校园并不是这绿树成荫的美丽景象，同学们想不想看看十年前我们的校园的面貌?

学生：(异口同声)想。

教师：(点击课件，展示十年前的校园景象)请同学观察图片描述十年前的校园景象。 学生：通观图片景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十年前我们校园，并没有各种植物去装点美化校园

也没有绿树成荫的景象，那时的操场上遍地黄土，我们的师哥师姐们不得不面朝黄土背靠大山的在操场上做操。

教师：(点击课件，展示校园环境的对比图片)通过与昔日的校园环境相比，使我们不

禁产生了一种幸福的感觉同时也不得不感叹我们的校领导和老师为校园美化所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果。可是有的同学却不懂得珍惜，出现了一些破坏校园环境的行为?请举例说明我们学校内存在哪些破坏行为?

学生：列举校园内存在的破坏现象：随意丢弃垃圾、践踏草坪、毁坏树枝、随地吐痰等 教师提出问题：这样的行为你有吗?当你遇到这些行为的时候应该怎样做? 学生：首先我自己不会这样做，如果我遇到这样的行为我会及时的制止。

教师：(肯定性评价学生)看来我们同学不仅有正义感，而且还是保护校园的小卫士。刚刚我们同学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都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学校的一些破坏行为，那么

同学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人类的哪些活动对它也造成了破坏呢?今天我们就来共同探讨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的实例。(展示课题)

下面同学们可以畅所欲言，介绍你所了解的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实例。

学生：(课堂气氛活跃，踊跃发言)人类大量的砍伐森林，致使我国的森林面积不断减

少。人类为了获取动物的皮毛就大量捕杀动物。人类有的时候为了食用也会捕杀一些动物，使它们的数量不断减少。一些工业生产的废水、废气肆意的排放也造成大气污染……

教师：看来我们同学都很关注生活，关注我们的生活环境，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行为也有

一定的了解。那么我把同学们所列举的例子归纳一下，我们共同分析一下看是不

是能归纳为这几个方面：(点击课件人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三个方面，边点击

边解释)第一个方面：人类对树木的乱砍滥伐、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及一些牧民肆

意的在我国的植被上放牧。第二个方面：人们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肆意的捕杀野

生动物。第三个方面：工业三废的任意排放及人们自身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和生

活垃圾的随意丢弃。(征求学生的建议，老师归纳的也许不够完整我们同学可以

补充。)

下面请同学们就人类这几方面的破坏行为加以分析，分析这些行为产生的严

重的后果及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哪些灾难。

(点击课件，展示森林砍伐图片)提出问题：请你结合图片分析：乱砍滥伐会造

成哪些严重后果?

学生：乱砍滥伐会造成我们国家森林面积减少、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

教师：同学们说的都很正确，乱砍滥伐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森林覆盖率的降低，

土地沙漠化。我们国家的土地沙漠化究竟呈现怎样的状况呢，我们通过一组图片

来了解一下。(点击土地沙漠化图片)这是两张经太空卫星拍摄并加以分析的图

片，同学们都学习了地理，谁能来指出我们国家的位置?(学生指出了中国的位

置)找到了中国的位置，哪位同学能描述一下你眼前所呈现的是怎样的一个中

国?

学生：是一个沙漠化的中国，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土地很少被绿色所覆

盖，而是直接以赤裸裸的黄色面向地球。

教师：的确是这样，我们国家土地沙漠化的趋势日益严重，刚才我们仅仅从直观上感

受了我国土地沙漠化的程度，下面我们再从一组数据中进一步了解我国土地沙漠

化的面积。(点击资料一我国土地沙漠化数据)

学生：阅读资料一，获得相关信息，认同我们国家土地沙漠化的严重性。

教师提出问题：土地沙漠化最终给我们人类自身带来哪些灾难?

学生：引起一些自然灾害，比如沙尘暴……

教师：(展示沙尘暴图片)这就是同学们口中的沙尘暴，那么你知道沙尘暴存在哪些危

害吗?(组织学生四个人一组结合图片及初一所学的相关知识进行讨论)

学生：分组讨论，总结答案。

教师：给一定的时间讨论后，组织学生进行表达和交流。

学生：我组讨论的结果是：沙尘暴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污染空气，危害人

体健康，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上升。

2、影响交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不便。

3、

破坏农田、土地、公路、铁路和灌溉渠等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教师：沙尘暴可以说是自然界对于我们人类这些破坏行为给予的一种惩罚，这种惩罚

就警示我们要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刚刚我们分析了人类破坏行为的第一个方

面，下面我们来分析人类对动物的乱捕滥杀所带来的危害。(点击课件出示问

题)人类用哪些手段残害动物?如果生物日益减少，自然环境将会发生哪些变

化? (组织同学回答交流并补充)

学生：例举人类残害动物的一些手段，分析自然环境发生的变化。

教师：肯定性的评价学生，同时引如到人类活动第三方面的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及

治理措施。(点击空气污染图片)

第8篇：第一节 分析人类活动多生态环境的影响

备课人：审核人：使用时间：

学习目标：

1、利用报刊、书籍、互联网等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举例说明人对生物圈多方面的影响。

2、 让学生了解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一般手段和方法。

3、通过调查沂源环境资料，针对环境污染展开讨论、分析，了解青岛的环境。

4、培养学生通过各种媒体提供的资料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

5、认同人类活动对生物圈影响的同时，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形成环境保护意识 学习重点：掌握调查和收集资料等科学探究的方法。

学习难点：认同人类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形成环境保护意。

教学过程：

任务一：通过阅读课本P24—P28，小组讨论完成以下问题：

1、为了保护，为了人类的 ，必须控 制。我国是世界人口大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2、我国实行政策，鼓励、龄晚结婚;晚育是指婚后初次生育时达 到年龄;少生是指稳定;优生是指通过婚前、孕妇定期等措施，避免生出有问题的孩子。

任务二：资料分析

1、 什么时候我国人口数量增长明显加快?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 20世纪中期以后，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在什么时候基本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为什么?

3、 P26——P27图片解读

课堂小结：

1、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2、 人类活动破坏了生态环境

3、 外来物种的入侵

板书设计：

第二节 分析人类活动多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 探讨人口增长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晚婚

晚育

计划生育政策

少生

优生

二、 分析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环境的事例

教学反思：

第9篇：第一节 分析人类活动破坏生态环境的实例

1、人口的增长会给我们的家园——生物圈带来什么影响?

交通拥挤

贫困

环境污染

2、计划生育

3、外来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