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人类学融合了人类学和生态学两种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重点关注的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同周围的土地、气候资源以及动植物种群产生密切的联系，人类不断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同时，环境也不断地对人类发生反作用。生态人类学正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通过对人类群体在适应、改造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文化进行研究，来揭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2]。长期以来，生态人类学借助于“生态系统”相关研究理论，以“文化适应”概念为核心[3]，重点关注偏远和封闭地域的习俗文化，并总结出了相应的传统知识。本文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生态系统论和民族生态学的知识和原理，对贵州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演变与传承进行研究，探讨了贵州民族传统习俗的发展现状，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并运用人类生态学的理论探讨人的行为、文化与环境的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从而为贵州当地民族传统习俗的保护和文化发展以及当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部，境内河流资源丰富，熔岩地貌分布广泛，由于熔岩极易受到破坏，因此贵州的原生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同时，贵州省是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根据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贵州境内民族数量54个，其中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等少数民族的数量达到17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占全省总人口数的40%左右[4]。贵州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习俗和民族节日，例如贵州省东南部苗族特有的“姊妹节”“吃新节”“四月八日敬牛节”以及水族的传统节日“端节”;布依族的丢花包、浪哨、侗族大歌等娱乐活动，“开秧门”“播种节”“尝新节”“踩塘”等与种植相关的习俗，以及各个民族不同的恋爱、婚嫁习俗等。其中，生态文化是贵州传统习俗中重要的一部分。由于贵州省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各个民族在与环境的长期的影响中，通过自身的智慧和知识，创造了独特的生态文化。生产方面，贵州各民族尊重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地创造出生态农耕的模式;生活方面，贵州各民族形成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的乡规民约，以约束当地居民的行为，保护贵州当地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贵州各民族人民充分尊重当地的地形环境，依山傍水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风雨桥、竹楼、吊脚楼等建筑。这些习俗和文化从贵州当地的生态环境实际出发，以当地乡土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融合和发展，共同构成了贵州民族生态文化体系，并从不同维度展现了贵州民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千年大计”的高度，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在这种背景下，深入挖掘贵州民族传统习俗和生态文化，一方面做好贵州民族传统习俗的传承与保护，另一方面保证传统习俗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演变。
贵州传统习俗实在当地的民间信仰、民族习惯以及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并流传至今，成为贵州各民族特有的文化。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许多传统习俗的表现方式和生存状态也在不断地演变中。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的日益重视，贵州的许多传统习俗得以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但在具体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如资金匮乏、传承困难、演变方向不正确、参与度低等问题，亟需解决。
在贵州，许多传统习俗和大型节日都属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活动，其中涉及多项传统的表演项目，需要很多群众参与演出，且表演时间很长，往往需要三到五天，演出的道具、演员的服装、装饰、化妆等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各演出队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当地村民自筹以及少量的政府补贴，民间资金力量仍然占很重的比例，这一方面给贵州当地组织相关习俗活动造成了很多困难，导致很多表演道具和演出服陈旧，影响表演效果。另一方面，也降低了贵州各民族人民的参与热情，最终导致一些民族习俗活动无法顺利传承。
在贵州当地，许多大型习俗的表演和展示中，有一些高难度动作和舞蹈动作，老年人由于身体和力量的原因无法承担。还有许多传统习俗，以当地男女青年的婚恋、互动和娱乐为主要目的，需要年轻人参与。
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扩大，贵州当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农村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求学，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这就造成表演的人力不足，一些演出无法进行或效果不好。以贵州浚县的“社火”习俗为例，目前浚县各个“社火”队的演员以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主，有的队员年龄超过了70岁，村里大部分青壮年则忙于外出打工，甚至定居城镇，留在村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青年，对“社火”项目的表演也缺乏兴趣，参与度不高，认为“出力不讨好”。这就导致“社火”等习俗活动出现传承困难的局面。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部，位置比较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比较落后，由于地形以山区为主，道路和城乡建设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在每年贵州举办大型的习俗活动期间，众多游客从国内外纷纷涌来观看表演。然而，许多习俗节日都在民族偏远的聚集地举行，这些地方的道路十分狭窄，无法承受众多车辆的行驶，往往造成堵车现象。
同时，当地的宾馆、饭店、商店等服务设施数量较少，档次不高，难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拥挤的交通、糟糕的食宿条件降低了游客的再次前来观看的热情。总之，落后的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贵州民族传统习俗的宣传和发展。
贵州许多民族传统习俗都与季节有关，表演时间也是固定的，多以节日演出的形式或庆典的形式表现，突出某种仪式或文化。过去，贵州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这种节日庆典活动是难得一见的娱乐活动，能极大地丰富当地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承载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精神，在某些方面寄托了人们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斗争的毅力，由于其娱乐性和精神寄托作用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贵州当地人民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很多传统的习俗活动就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作用，同时，贵州当地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当地民众对传统习俗活动的参与热情和关注度逐渐降低，当地民众更愿意接受互联网和电视等新兴娱乐方式，对民传统俗活动失去了兴趣。
贵州民族传统习俗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当地民众在与周围的生存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生态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融合了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不仅研究人与其周围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而且要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文化传承及作用[5]。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贵州传统习俗的传承和保护，需从物质层面、技艺层面、精神层面、教育层面下手，需要政府、贵州当地民众以及民俗、生态专家学者等众多群体的共同努力。
物质层面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质载体两大方面的内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贵州政府应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修正、扩宽道路，新建或扩建一批旅馆、饭店、民族街等旅游服务设施，以增加游客的舒适度，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观看民俗节目，进一步扩大传统习俗的知名度。在物质载体方面，积极保护各项传统习俗活动所使用的道具和服饰，这些物质载体是传统习俗活动得以展现的媒介，承载着传统习俗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当地政府可以通过设计、翻新、修缮等方式对具有民族特色的表演道具加以保护。
人是传统习俗活动的传承载体，是贵州传统习俗保护的主体和关键所在。
在贵州，各项民俗活动都由地方自行组织，许多传统习俗的展示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艺术功底。针对目前各项传统习俗表演人才匮乏的状况，当地政府一方面要对各类表演人才分类建档，录入专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对这些人才进行分类管理。同时，成立专门的培训机构，聘请表演艺人定期对新人进行传授和培训。另一方面，可以设立专门资金，对其中优秀的表演艺人进行奖励，以充分调动当地民众参与传统习俗活动的热情。
贵州传统习俗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各族人民的精神内涵。新时期下，许多传统习俗活动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作用，退化为单纯的娱乐活动。随着各种传统习俗承担的社会功能的转变，其中富含的精神和记忆也逐渐消失。这就需要民俗专家和学者通过深入挖掘这些传统习俗的文化内涵，赋予这些传统习俗新的意义和精神，努力将传统习俗文化与当地的民俗旅游结合起来，将其打造为当地的艺术精品，重新点燃民众对传统习俗的热情。
民俗学专家、生态学专家与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一起联手，将贵州传统习俗文化设计成中小学或民族高校的课程，将这些优秀的传统习俗融入学校的课堂教学中，积极组织开展相关的社团活动和课外活动，提升广大青少年对传统习俗的兴趣，为传统习俗的传承提供人才储备。
生态人类学强调自然生态和人类的和谐共生[6]，贵州作为一个位置偏远、民族众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与生态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习俗，这些传统习俗体现着贵州当地民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发展，这些传统习俗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和作用，甚至面临逐渐消亡的局面。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这些传统习俗进行传承和保护，需要政府、当地民众以及民俗、生态、教育等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通过从物质、技艺、精神、教育四个层面下手，贵州传统习俗能够得以很好的传承和保护。
摘要：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互动的一门学科，它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从生态人类学的视野出发，探讨贵州传统习俗的演变与传承对于贵州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阐述生态人类学的概念和含义，举例说明贵州传统习俗的发展现状，并分析贵州传统习俗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贵州传统习俗,演变,传承
[1] 崔璨,尹绍亭.从刀耕火种到生态文明——对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教授的访谈[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9(4):3-8.
[2] 管彦波.生态人类学视野下村落的生态结构与功能探究——以西南民族村落为考察的重点[J].创新,2017,11(5):38-48.
[3] 尹绍亭.关注生态人类学,重视文化适应研究[J].景观设计学,2018,6(3):34-39.
[4] 杨军昌.贵州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动历程与分析[J].人口社会法制研究.2016(Z1):6-7.
[5] 晔枫,郝若平.生态人类学视域中的贵州区域历史文化研究[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29(3):42-45.
[6] 吴正彪.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生计方式调适——贵州麻山地区苗族调查[J].三峡文化研究,2010(00):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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