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海南产业超前发展战略
[摘要]要实现海南产业超前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力发展是重要的突破口，是海南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寻求协调的必然选择，为海南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进入了迅速成长并日益成熟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海南经济;高新技术产业;超前发展战略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通过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是带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强大引擎。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发展战略。要实现海南产业超前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力发展是重要的突破口。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为海南未来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当前，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制药产业、汽车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石油化工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领域。据了解，截止2008年底，海南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127家，初步形成了以生物技术与新医药、现代交通与先进制造、新材料与油气化工、电子信息和现代农业等产业为主体的具有海南资源特色和生态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推动海南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取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进入了迅速成长并日益成熟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成就与问题
1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海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正向产业集群趋向发展，产业集聚效应明显;高新技术产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国内外的竞争力大幅度增强;大企业、大项目占据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半壁江山，成为推动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领头羊和主力军;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与日俱增;高新技术产业的从业人数明显增多，从业人员素质显著增强。
2 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目前海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主要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很弱，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实力偏弱，竞争力不强;技术和管理人才严重匮乏，成为制约海南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资金投入依然不足，投融资渠道堵塞;产学研相对脱节，科技成果市场开发滞后，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高;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不健全等问题。另外，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其中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势必会影响到海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海南产业超前发展战略的实现。
(二)机遇与挑战
1 面临着良好的机遇。海南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区位优势、卓越的资源优势、特区的体制优势，以及国际旅游岛的人气优势和政策优势，都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和环境。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视察海南时都曾强调海南要进一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这本身也符合海南自身的实际和发展战略目标，因此，海南将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视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借助国家建设国际旅游岛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海南可以大力发展信息和文化产业、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资源与环保产业等符合环保要求和海南资源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
另外，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海南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为海南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契机，这也为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2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对海南的经济增长和城乡就业冲击甚大。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经营压力逐渐增大。由于海南的高新技术产业大都规模较小，实力不强，资金不足，抗击风险能力较弱，在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之下，融资困难，出口受阻，内销下降，经营举步维艰。
海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遭到来自周边省份的挑战。海南地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这里是中国经济和亚洲经济最具经济活力的高地。海南周边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风起云涌，速度惊人，竞争激烈。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存在的那些弱点，也正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软肋。在周边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海南的高新技术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此，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当务之急是“苦练内功”，做大做强，否则就有被逐渐边缘化的危险。
二、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策探讨
高新技术产业对海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巨大而深远。针对当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海南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敢于挑战，勇于创新，扬长避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扶强做大，使之成为带动海南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引擎，成为海南产业超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产业目标体系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海南发展的当务之急和发展趋势，也是实现海南产业超前发展的根本途径。海南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特点和环境优势，选准海南高新技术发展的领域和方向，制定海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
鉴于此，海南可以重点发展光伏产业、微电子产业、航天技术、海洋资源产业、生物制药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文化产业等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与符合本土资源优势的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高新技术产业。
另外，由于传统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有限和海南高新技术产业起步较晚，海南如果再参与传统高新技术产业竞争，显然已经错过有利时机，但海南可以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立足自身资源特点和资源优势，努力寻找新领域和突破口，优先发展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前沿高新技术产业，发挥海南的后发优势，弥补海南的薄弱环节，实现海南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海南要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创新加强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以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化危为机，瞄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沿领域和目标，制定科学的合符海南实际和发展趋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目标体系。
(二)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产业管理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的力量，要以企业为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或削弱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的管理作用，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产业的管理体系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
1 作为政府管理部门，要有超前的战略目光和与时俱进的发展意识。要看准高新技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选择集中突破的重点领域和产品，实施正
确的产业化技术路线，搭建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平台，协调和整合相关部门的关系和业务，为企业营造良好的促进科研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环境，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2 理顺管理关系，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不良现象发生。为了防止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所带来的敷衍塞责、扯皮推诿导致出现“管理真空”的消极状况，海南可以成立专门的政府管理部门进行协调、指导和监管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组织体制机制上理顺管理关系，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动态管理，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监管和服务环境。
3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海南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理顺各方主体的关系，建立政企分开、权责明确、产权清晰、管理科学的科技管理体制，改变海南当前科研机构独立于企业之外，企业鲜有自己的科研部门等产学研相对脱节的不利境况，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
4 加强科技计划引导和项目管理。加强引导，为企业的项目研发提供方向性的引导和支持;突出重点，积极推进和鼓励研发在海南的优势领域具有原创性和重大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省内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积极申报国家高新技术攻关项目;加强管理，完善项目立项专家评审咨询制和重大科技项目招标制，做好在建项目的跟踪监督和服务工作。
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行业管理，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服务和监督作用，保障高新技术行业的竞争环境规范有序。
(三)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体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海南的高新技术产业却依然逆势而上。统计显示，2008年，127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34.2亿元，比2007年增长11.4%。这其中的关键正在于这些企业都非常重视研发投入、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面对金融风暴用自己的特色产品占领市场，从容应对，化危为安。因此，要推动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体系，继续坚持：
1 全面提升海南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技术为支撑、人才为保障、创新为动力，市场为目标”，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发展策略，推动企业成为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的主体，推动海南医学院、海南大学等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推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2 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推进产学研结合。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是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助推器，是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和纽带。海南要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加大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和监督管理，进一步提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中介服务体系。
3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树立科技成果的引进和转化的意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规模和速度;强化高新技术园区孵化器功能，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集团创办企业孵化中心，逐步形成覆盖全省、功能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共赢的全方位多层次高科技企业孵化网络;增强企业知识产权的维权意识和能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动高新技术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联盟，共同推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4 大力加强高新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海南与国内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实力企业的交流合作，引进智力资源、管理经验和技术成果，增强海南技术创新能力、成果转化率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积极拓宽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渠道，加强国际科技的交流合作，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实现政府、科研院所、高校、企业间国际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加强海南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海南大学、海南医学院等高校的智力资源和科技成果，服务于企业经济发展，利用企业的雄厚资金和实践基地促进高校科研发展，实现互惠共赢;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科研合作，共同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攻关，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5 加强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人才是制约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进和培养科技人才是政府、企业、高校的当务之急，海南要进一步完善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将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有机结合，形成一支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求的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人才队伍;形成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珍惜人才的良好的氛围，营造一个适合科技人才创业的社会环境;加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高新企业的联合，依据企业的实际要求培养适合的人才;在科技人才的培养和资源开发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防止科研与市场的脱节;在人才培养和引进上，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四)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产业扶持体系
1 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政策扶持力度。政府管理部门要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赋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惠的政策待遇，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软硬条件，充分调动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要在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投融渠道拓宽、知识产权保护、项目审批和用地、税收和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给予高新技术产业更多的政策优惠，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
2 大力发展建设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的新型工业基地。在现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再可以考虑增加基地建设，在海南西部工业走廊高新技术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划拨地块，给足政策，建立新型的工业基地，并力争上升到省或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原有的工业基地进行优化整改，充分发挥工业基地的产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3 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扶持力度。高新技术企业自身要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政府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设立发展专项资金;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风险资金以及金融部门介入，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创造有利条件;金融部门在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的前提下，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的金融扶持力度。
4 大力发展和扶持民营科技企业。加大对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拓宽民营科技企业大发展的空间，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增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力量。
5 搭建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平台，拓展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组建市场，提供平台，帮助联络，化解矛盾，加强协调，为高新技术产业科技成果市场化提供支持和帮助。
责任编辑：刘惠德
作者：周义龙
文化产业发展是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也随着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工作的开始，文化建设的主题正越来越被提上日程，各地纷纷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改革是为发展服务的，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发展要求，无疑是体制和机制改革必须考虑的约束性因素。因此在目前，我们特别需要认识到，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什么规律，怎样根据这种规律性认识科学地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与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一个较好的契合，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涉及问题很多，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全面分析，本文只想从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个角度，说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一些特殊性。如何认识当代文化产业;如何在国际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态势中制定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如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态势下，制定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阶段：认识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规律的逻辑基础
首先应该树立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原因是它们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说，目前人们所谈论的文化产业，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就显示出不平衡性。发展的不平衡性对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表现在，由于全球化的迅速进展，国际性经济、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不平衡发展态势正在成为谋求不平等经济、文化利益的重要条件。
在这一部分中，我将首先舍弃掉国家间的差别，宏观扫描一下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我将它简单地概括为两组公式：从经济到文化，以及从文化到经济。在我看来，这是两组基本的逻辑线索，循着这两组发展逻辑，文化与产业作为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才在历史的发展中走向融合。
第一：从经济到文化。
综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的观点，可以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将从前现代化以来的经济发展归结为以下五个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从经济走向文化，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融合。
第一产业为主的阶段：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agriculture-based economy)
市场经济以前是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就是直接依赖于自然资源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体，因此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前市场经济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但是直到1951年，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才将产业部门分为三大产业，其中第一产业包括农、林、水产、畜牧、捕猎、矿业采掘业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的部门。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主要人口从事农业，并且绝大多数居民住在农村，城市化水平很低。
第二产业为主的阶段：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manufacture-based economy)
同样是根据克拉克的分类，第二产业指不直接利用自然能资源进行生产，却对资源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生产部门，包括冶金、化工、机械、电力、建材、森林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等。第二产业建立在工业和制造业的基础之上，是在市场经济时期发展起来的。自然经济时期也有商品交换，也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市场，但是大规模的分工和交换推动了工业制造业革命，才进入了第二产业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在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阶段，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主要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工厂，城市化水平极大提高。
第三产业为主的阶段：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service-based-economy)
第三产业指商业、运输、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旅游、文化教育、个人服务业等部门。第三产业由于将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服务部门包括进来，因此事实上是将产业中心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对现代经济部门的包容性大大增强。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用三次产业的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法取代传统的“两大部类”划分法，除了科、教、文、卫、体等类外，还将商业、公共服务业(如运输、邮电、煤气、自来水等)计人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服务业，主要人口从事服务业，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四产业为主的阶段：以知识性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
20世纪70—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信息产业的崛起，人们提出将第三产业中从事信息提供、存储、检索、分类、加工、管理的人作为第四产业分离出来单独统计。也有人认为这是第三产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9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连续发表几个报告，将主要从事信息商品和劳务活动的服务部门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并且统计出此类部门在OECD国家中占国民经济比例达到70%以上，由此断定其成员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理论界和政策研究机构90年代后期注意到这一新的发展趋势，对知识经济做了大量介绍，并根据OECD“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设想，设计了中国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方案。
第五产业为主的阶段：以艺术和文化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arts-based economy)
当代新兴服务业异军突起，在知识性的服务业中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日益突出，人们又开始探讨将第四产业中的满足人类心理感觉的服务业分出来，称其为第五产业。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质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国家创新体系”研究小组在1999年完成的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时代。2000年出版的纳斯比特的新作则以“高技术、高情感”为题，提出了完全同样的观点。
以上发展趋势可以称为“经济文化化”，也有人以“产业文化化”，或者“市场文化化”定义之，含义也是一样的。有的经济学家将以上发展逻辑归纳为“经济下游化”趋势，也有一定道理。
第二：从文化到经济。
与以上经济到文化的发展阶段相应，从文化到经济也有五个发展阶段，呈现出与经济生活不断融合的态势。
第一阶段：传统文化阶段，以脱离大众的精英文化为标志。
这个阶段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涵盖了前市场经济时期，属于前现代化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当时的文化艺术的存在主要是两个环节：少数人创作，同样是少数人收藏和观赏。艺术家们为贵族和皇家所供养，也只为他
们的精神需求服务。用公式来表示是：a-c，即：arts(文化艺术原创)—consumer，collector(消费者和收藏者)。
中国历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文物，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总是流向上层，在天下动乱的时候总是流向民间，说明精英阶层只要可能就要垄断文化消费权。思想家们因此而抨击过精英和贵族阶层对文化的垄断。
第二阶段：从传统文化到商业文化，精英文化为媒介技术和文化市场所中介。
这个阶段与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涵盖了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市场经济早期阶段。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并给数量迅速增加的城市下层居民带来教育的因素，并因此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分享的需求(附带的政治要求，如言论和出版自由)。于是，在数量有限的文化艺术原创作品和迅速上升的文化消费需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文化市场出现了，将供需双方联系起来的现代传媒技术也发展起来。建立在工业动力和机械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印刷业的出现，使传统的精英文化出现了断裂，在原创和消费之间出现了大规模复制的商业环节。人类文明开始进入了“商业文化”时代。于是，传统文化艺术存在公式“a-b”发展为商业文化的公式“a-b-c”，即：arts(文化艺术原创)—business(商业媒介)一consumer(消费者)。
现代“媒介技术”应该从社会和自然两个角度来看。社会性的媒介技术就是商品交换术。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成为少数文化创作者作品的作价工具，使其批量销售给大多数文化消费者在经济上成为可能，从而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社会联系的桥梁。而复制与传播技术则使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商业传播在技术上成为可能。于是，在原有的“创作一收藏”两极格局之间，出现了一个第三项、一个不断向两极渗透的商业环节。
第三阶段：从商业文化到文化产业，将商业文化建立在大众传媒的基础上。
这个阶段与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涵盖了从电子媒介到互联网以前的发展阶段，使现代商业文化第一次具有了工业化形态。
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过程，伴随着社会普遍教育水准的进一步提高和商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从纸质媒介发展到电子传媒则使商业文化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工业化的生产形态。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通过发明电报并取得专利权而开始垄断性服务，标志着第二种媒介的产生。20世纪20年代，贝尔电话公司取得了另一项专利，开始无线电广播事业，与后来出现的电视并称为第三种媒体。开始，电话被认为是一种商人做生意的工具，在家庭市场中的奢侈品，后来，人们又认为电话是一种“公共载体”，如同公共交通运输和邮政，需要由政府直接控制，向所有的社会公众公平提供。20世纪20年代，AT&T总裁提出了“普遍服务”的概念，电报、电话和广播逐步转变为由企业经营的一种面向大众的基于市场的服务。
第二和第三种传媒均可以定义为现代广播，指面向一般公众的无线电和电视信号电子传播。这种传播与私人的信号传播不同，不是指向特殊的接受者，而是指向公众的接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广播可以定义为：将娱乐、信息、教育节目，以及其他形式的信号，向拥有接收装置的、分散的大众，做实时接收性的发布。广播可以通过收音机，也可以通过视觉信号接收、或者两者同时(如电视)。加上录音、录像等一组技术，总称“播放式媒介”(复数)。这组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各类文化“创作”和“保存”的可能性和“现场”空间，并使商业文化因此而具有了产业的规模，建立在现代产业的基础上。商业文化的模式a-b-c也进一步转化为文化产业的公式：a-bms-c，即：arts(文化艺术原创)—businessmedias(多种商业媒体)—consumers(不同媒体的消费者)。
第四阶段：从文化产业到内容产业，传媒汇流引发产业重组和整体格局变化。
这个阶段与以知识性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从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网络出现以后开始。从文化产业到内容产业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产业本身的结构重组和升级。
“现代传媒”的第四种技术形态是数字化和网络。数码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使复制与传播技术登峰造极，并实现了所有传媒手段技术基础的统一。它从最高层次上向下整合资源，造成各种媒体的汇流趋势，改变着传统媒体和整个文化产业的产业格局，并进而改变着整个经济生活的面貌。因特网实际上不是一种特殊的传媒，而是传统传媒各种特征的汇合与扩展，一种超级传媒，本身就是传媒汇流的象征。因特网出现了以后，以往的传媒就像是走向因特网的一个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
以数字和网络技术的出现为标志，文化产业被区分为“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在传统文化产业阶段，提供文化消费的电子传媒因技术性质不同而被划分到不同的管理部门，传媒手段与内容都被列入文化产业统计。而数字技术导致的传媒汇流使传媒手段过剩，内容不足(比如，数字电视出现以后，频道资源骤然增长10倍，只有握有内容资源的频道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国家无需再将传媒的硬件和通道列入产业支持对象，文化产业于是升级为内容产业。所谓“内容为王”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文化产业已经跃升为信息产业的高端，成为带动信息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产业环节。
于是文化产业的公式a-bms-c转变为内容产业的公式：a-Bmc-c，即arts(文化艺术原创)一Business mediascontent(各种数字商业媒体内容)—con-sumem(不同媒体的消费者)
第五阶段：从内容产业到创意产业，国民经济从总体上转向以文化附加值为标志的经济。
这个阶段与以艺术和文化知识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相对应，是内容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在网络时代，内容产业的价值链条进一步延伸，出现三个趋势，将内容产业带人创意产业阶段。
一是上游化的趋势。传媒技术手段强大到可以把人类文明都上载、数字化，迅速传遍世界，而有意义的内容稀缺又推动人们利用强大的传媒手段重新整理文化遗产，从传统中获得新的灵感。以前的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资源机构，可能变成新兴内容产业发展的资源。以前未被人们关注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也成为宝贵的资源。我国1996年启动数字图书馆战略，近年来又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二是下游化的趋势。数字技术将我们的生活日益“传媒化”，于是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广泛渗透，将服装业转变为服装设计业，将建筑业转变为建筑设计业，将农业转变为农业观光业，等等。有意义的文化符号将越来越多的消费品变成载体，并事实上构成这些消费晶的价值主体。哪怕一双球鞋，只要是名牌，有文化附加值，价格就增加许多。于是，品牌成为市场开发的核心战略，艺术授权业、卡通授权业等成为典型的现代知识产权产业，其市场价值甚至超过艺术品和卡通作品本身。比如迪斯尼的唐老鸭，日
本的凯蒂猫，正在通过形象授权从世界市场获得高额利润。
三是网络化趋势。在全球化网络的冲击下，企业与经济体系开始以创意经济为转型策略重新定位，展开新的布局。创意经济最重要的是内容产业的首尾两端，即创新部分，以及盈利再投资，再创新部分，而放弃中间的复制性生产部分。创新和再创新部分最具增值能力，比如新产品构造、经营手法，竞争者难以模仿，或需付一定代价。中间生产可以外包给生产成本低廉的地区。因此，在全球将出现一些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创新中心和创意中心地区。这些地区市场发育完善，法制健全，政府管理透明，文化氛围宽松，将引领国际经济文化潮流。
从内容产业发展到创意产业，一方面由于复制与传播几乎无需成本，使得商业传媒大规模复制与传播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内容产业与传统产业广泛链接，使得“传媒”这一环节普遍化了，于是文化产业的基本逻辑被超越，回到一的公式，但是内容却极大地丰富，成为一个创意与消费相互作用的环，用公式表示就是“As—Cs”，创造(资源开发、创造概念和符号)→消费(行销、广告、包装、销售)并且→再创造(新→轮资源开发和概念创造)。
根据以上分析，文化产业是一个经济与文化历史发展融合而成的概念，根据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不同，文化产业的概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美国是一个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文化市场充分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占GDP80%以上，以文化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已经充分全球化，将文化产业定义为“可商品化的信息内容产品业”，充分表现出以产品为基点的完全市场化的倾向。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等)，已经进入了与美国同样的发展阶段，以文化创意推动文化产业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融合已成为主流，因此以“创意产业”定义文化产业。欧盟各国在产业发展阶段上与美国处于同一阶段，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占GDP70%一80%，几乎与美国同时完成了“数字技术革命”和“传媒汇流”，推动并完成了在欧盟框架内的“放松管制”。由于各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深刻认识到信息技术所负载的文化内容的特殊性，以及在传媒手段汇流后，进行文化内容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欧洲人对新兴文化产业的定义突出了“意义内容”的特殊性，其定义是：“文化产业是基于意义内容的生产活动”。(见1997年欧洲文化产业委员会《文化产业最终报告》)韩国是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1998年经济危机之后，进入了“后工业”发展阶段，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迅速兴起。依托宽带为基础的现代传媒业，韩国的文化产业向内容产业迅速升级。因此，韩国的文化产业已被定义为“内容产业”。比如说，“网络内容产业”，“手机内容产业”等等。
二、如何在国际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态势中制定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文化产业是在经济、社会、文化的特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产业发展现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的地位就不同。在国际范围内，全球化使这种不平衡态势成为可利用的条件，形成不对称竞争局面，是制定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国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要应对国际性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格局，在制定文化产业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既要有前瞻性，又要有现实性。
(一)全球经济、文化利益不平衡格局的表现
近20年来以发达国家为首，国际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一次新的产业升级运动，新的全球经济、文化利益格局已经形成。
首先，全球性“三层结构”的分工格局已经形成。已经进入以文化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传媒技术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符号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占据高端位置，以工业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家居于中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居于底层。
其次，进入文化经济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集中了全球绝大部分传媒手段，垄断文化内容的传播，输出文化资本，整合全球文化资源，占领全球文化市场，将其他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形成全面优势。它们不但收取“以独立形态出现”的文化产品销售的红利，而且以文化品牌整合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通过文化影响攫取超额利润。正如某些西方学者一针见血指出的，“一件有利于理解文化全球化性质的新奇事物，即资本主义卖的不仅仅是商品和货物，它还卖标识、声音、图像、软件和联系。这不仅仅将房间塞满，而且还统治着想像领域，占据着交流空间。”
再次，经济的国际化已经向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以国家疆界为基础的产业布局正在向超越国家的全球经济格局发展，一些新兴的文化创意中心区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历史已经表现新的规律：首先实现了产业升级的国家主导国际性产业结构的变动，它们不断地将产业结构低端转移到次级国家，从而形成国际性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发展中国家面临新一轮不平等发展形势。对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质就是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纳入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运动之中去，由此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二)中国与国际文化资本的不对称竞争局面的形成
人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人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中国的朝阳产业
从产业结构整体比较来看，近20年来，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国际范围内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产业结构升级运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整体上进人了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已经占GDP的70%左右。相比较而言，尽管中国在1992年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后来又提出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但是在中国第一和第二产业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甚至以人均GDP计算还低于印度，其中文化服务业尤其弱小。
从国际贸易优势产业比较看，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向文化产业升级，出口优势产业也开始向文化产业转移。1998年，美国的消费类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达到枷忆美元，取代航空航天工业的位置，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这说明，美国已经完成了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再一次抢占了国际性产业升级运动的制高点。相比较而言，中国近年来尽管信息产业成为带动出口的支柱产业，但是仍然以硬件为主，软件产业、特别是文化内容类的软件产品十分薄弱，几乎微不足道。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外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些乐观的评论，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一点具有部分的正确性。从现代产业发展的逻辑看，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对称格局，发达国家由于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朝阳产业的优势位
置，而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外移传统产业从而获得今天发展机遇的同时，可能失掉明天的发展机会。此外，发达国家在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传统产业的时候，事实上将传统产业与文化产业相关的“高端”结构留在了本国，而只将“低端”结构转移出去。不发达国家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升级运动中获得的可能仍然是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中国的服装业和玩具业就是明显的例子，外国资本以收取“品牌使用费”的方式，获得了90%以上的附加价值，留给中国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
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潜力
国际性产业结构的巨大落差尤其表现在文化产业本身。目前，信息与文化产业是发达国家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大量未开发的文化遗产与巨大而增长迅速的居民文化消费能力是不发达国家最具吸引力的资源。在这个领域里最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发达国家以产业实力搏中国的资源潜力。一方面以强大的产业实力整合中国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以强大的产品竞争力进占中国的文化市场。于是，不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廉价出口物质资源，高价进口制造成品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历史后，又可能在文化产业领域经历廉价出口文化资源，高价进口文化产品的新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
文化产业结构的巨大落差会成为对国家经济和文化安全的威胁。以目前中国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以及服务业中与文化相关的产业的发展水平，不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必然为外国文化产业觊觎的市场空间。据《文化蓝皮书》的估计，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无法填补的空间至少在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高端位置对中国的低端位置
就中国已经承诺开放的文化产业领域而言，存在三种不对称。首先是技术的不对称，以高技术对低技术。从科学技术说，在“美国大片”中多媒体数字技术广泛使用。从商业技术说，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性商业营销已经极为成熟，短时间内难以超越。其次是规模的不对称，以国际性产业集团对散兵游勇。目前排名靠前的国际传媒巨头一个公司的产值相当于中国行业整体的产值。第三是商业竞争的不对称，以本国市场甚至国际市场超额销售收入支撑对中国文化市场的倾销。许多美国文化产品在进人中国市场之前已经在本国市场收回成本，因此有可能在中国市场采取大规模倾销战略，在以低于成本价格占领市场后再获取超额利润。
4.规则不对称：以创新机制对中国的传统体制
中国入世后，文化产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形势相似，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
文化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规则竞争。中国文化产业因其特殊体制环境，可能会在一个时期里出现政策法规的滞后，于是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出现中外文化产业竞争的规则不对称现象。
中国文化市场不但可能受到外国文化产业的供给方冲击，更有可能受到国内文化产业的需求方冲击。由于中国目前居民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并且正处在一个更大发展的前夜，现行体制的脆弱堤坝很可能被很快冲破。近10年来发生在中国音像制品领域国有正版音像被边缘化的现象可能很快在其他领域重演，文化产业领域有限开放的局面可能很快被打破。
(三)如何应对不对称竞争局面
当代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显示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规律，应该加以认识，用于应对挑战。
1.利用新出现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加强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整理，有效控制新兴文化产业的内容基础
当代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是与信息产业的融合与汇流。数字技术革命导致了传媒汇流和产业弥合，出现了传媒手段过剩，内容稀缺的局面，引发了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引人注目的产业关联运动，催生了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这一互为表里的超级产业群。信息手段的全球化发展已经完成，各民族文化正在由先进的信息手段负载，被制成消费类信息产品，走向全球化的传播。
如果说，信息传播手段由于具有一般的自然科学技术色彩，易于实现标准化和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的话，其所负载的信息内容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信息内容，尤其是文化艺术信息内容，依赖于截然不同的历史和人文资源，为全然不同的消费需要所决定，牵动共同体的各种深层利益，往往不是受市场规则一种机制制约。因此，全球性文化产业的竞争实质上是特殊性质的内容竞争，而内容竞争最终是竞争性文化资源之争。
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内容，而内容的发展依赖于对文化资源的控制。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无形的资源，与物质资源不同，文化资源的保护依赖于知识产权，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只有在进行创新性开发后才有可能。但是与物质资源的存在依赖于特定的利用技术的存在一样，文化资源的潜力也与借鉴和创新的能力成正比。因此，文化资源小国可以成为文化产业大国，而文化资源大国也可能成为文化产业小国。
从资源潜力走向产业实力的关键性环节是开发与创新。中国应对国际性不对称竞争局面的根本是增强文化开发与创新能力，只有这样，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才能真正为中国所用。
2.利用新出现的产业发展规律，以国家强力主导的产业政策，实现跨越式发展
现代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后来居上”与“逆向整合”的特点。所谓“后来居上”是指，新技术的发明与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是后发国家，越能够直接使用最新的技术成果，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速度(韩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所谓“逆向整合”是指，由于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越来越快，往往是前一个发展阶段还没有充分完成，后一个发展阶段便“叠加”其上，而且降低前一个阶段的发展重要性，于是出现根据后一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性重组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的情形。(比如，网络出现以后，传统媒体的重要性下降，并需要重新认识其与网络的关系及经济地位)
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利用“逆向整合”的产业发展规律，通过国家强力主导下产业政策的调整，后来居上，实现超前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迎头切入产业发展的前沿。这就需要中国制定科学和具有前瞻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而不是依靠完全的市场经济机制，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
3.适应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国际性新公共管理运动趋势，建立起政府和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共谋发展的体制
根据国际的发展经验，文化建设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既有私人性，又有公共性。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要，不但要有活跃的私人部门，而且要有开放式的公共服务产业部门。近一二十年来，由于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许多以往不被认为可以进入市场开发的“公共领域”逐渐成为产业开发的新重点。在全球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文化领域引人注目。以往由国家垄断的一些部门，越来越成为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开发的混合经济领域。一个强大的“公共服务产业部门”正在文化领域出现。前面已经谈到，由于传媒汇流和产业弥合，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传媒手段过剩”的时代，只有整理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积累下来的全部文化资源，并调动所有人的文化“消费”需求，才能实现其潜力。这就刺激了对文化遗产的大规模整理。文化遗产数字化已经被认为是当代文化产业，以至于新经济时代的基础工程。由于这项工作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依赖于公共资源的支持，并且只有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企业界和知识界的广泛合作下才能进行，因此只有在公共政策领域加以实施。
在文化传媒手段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上述客观要求甚至成为一种强制性命令，产业政策的紧迫性因此凸显出来。守护自己的文化资源不转化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源，管理自己的文化市场不成为发达国家通俗文化产品泛滥的场所，是民族集体责任，因此必须建立基于公、私部门，政府和民间共谋的产业政策体系。
三、如何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态势下，制定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根据以上分析，在全球性经济、文化利益不平衡格局中，我国目前的发展还处在中低端位置，必须以发展战略应对之。同样道理，我国自身的发展也有不平衡性，在这一不平衡格局中，各地方所处的位置也各不相同，也必须以特殊的发展战略应对之。这一点在各地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时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一)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定位
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环境的不平衡性，还要考虑到国内环境的不平衡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形成了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和农村地区三大板块，需要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和特性区别定位。
第一版块地区：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这些地区人均CDP已经达到4000至6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恩格尔系数降到30%以下，第三产业在总量上超过第二产业。甚至有统计认为，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已经达到70%以上，是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显然，这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从知识经济向文化经济发展的趋势。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这些地区文化市场充分发展，各种现代商业传媒业已经充分发展，“传媒汇流”(三网合一)进展迅速，由此导致传媒过剩现象已经出现，可以说，从文化产业进入“内容产业”，甚至从内容产业进入“创意产业”阶段的趋势也已经出现。
第二版块地区：在各省会城市，以及中部比较发达地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这些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至3000美元，恩格尔系数达到40%以下，第三产业在发展速度上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因此，这些地区开始从工业经济进人服务经济时代。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这些地区文化市场正在形成，现代商业传媒业正在迅速发展普及，可以说已经从商业文化进入文化产业阶段。
第三版块地区：在农村地区和广大西部地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这些地区人均GDP在500至1000美元之间，恩格尔系数达到50%以下，正处在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发展阶段。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这些地区文化市场还未形成，现代传媒业如广播、电视等刚刚进入百姓生活，现代通讯刚刚开始普及，因此商业文化阶段刚刚来临。
从以上分析看，我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皇现出一种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逐步展开的阶梯状发展态势，各个地区处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不同阶段上，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可以这样看，对外，尽管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在总体上处在全球化的中低端位置，但是由于国内发展的不平衡性，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已经处在与全球化最前沿领域“接轨”状态。考虑到我国人口总量的庞大，仅就此一发达地区而言，已经具备了成为全球性竞争的“一极”能力。对内，尽管我国中西部还处在相对不发达状态，但是，东部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带动能力。在国际化环境中发展的巨大“落差”中，我们已经具有了发展的“阶梯”。
(二)实施区域差别性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
因此，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需要，文化产业所处的位置也就极为不同，因此不应该做“趋同化”的简单处理。从国家层面看，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性挑战，我国既需要有适应后工业发展需要的“内容产业”和“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又需要有适应于工业化发展时期的文化产业政策，还要在西部地区前瞻性地奠定产业发展基础，并适当服务于还处于前现代化的农村的福利文化政策。具体来说：
第一版块地区：适应从文化产业向内容产业发展的需要，要全面放开市场，制定和实施基于市场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发展战略，甚至外向型的发展战略。
第二版块地区：适应从商业文化向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要制定和实施在政府强力主导下大力开放市场，以国有文化经济为主体，国有和私营经济混合的，产业拓展战略。
第三版块地区：适应从传统文化向商业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要制定和实施在政府大力扶持下，逐步开放市场的产业基础战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应该加强建设，但也应该制定有所区别的战略。东部地区显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主要问题将集中在如何加强管理、提高服务效率。逐步地引进社会资金和市场化的融资模式和管理模式将会是政策焦点。中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临的问题是建设与管理并重，国家财政与社会资金应加强合作。西部和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比较薄弱，国家财政应该加大支持力度，令其在短期内有较大改善，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实施区域协同性发展战略，全国发展一盘棋
在国际经济环境中，由于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因此发展的不平衡成为少数发达国家加以利用的条件。在我国国内经济环境中，由于全国统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不平衡发展现状可能成为一种共赢，从而在整体上形成跨越式发展的条件。以下是几点初步建议：
1.东部的产业能力和西部的资源潜力相结合。
文化产业的基础是内容，内容产业发展的基础是文化资源。我国东部已经进入从内容产业向创意产业发展的阶段，具有强大的资源开发和创新能力;与西部丰厚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新开发基于我国丰富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的内容文化产品，就有可能顺利完成转型升级，甚至有可能开辟出国际市场。
2.东部的市场活力与中部的产业潜力相结合。
发展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我国东部地区有较为发育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不发达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发育不好，传统“条条块块”体制还在实质性地发挥作用，使产业潜力不能很好发挥。因此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在经过了市场洗礼后，以成熟的资本运作进入中西部产业领域，可能启动中西部产业整合的大规模浪潮;迅速提升中西部产业素质。
3.东部的民营经济产业实力和中西部国有文化经济的闲置能力相结合。
发展的不平衡也集中地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的不平衡。文化领域绝大部分由可竞争性消费的文化产品构成，国家不应该是建设主体，国有经济也应该在大部分领域逐步退出，由私营，至少是混合经济唱主角。我国东西部地区国有和私人文化经济的比例结构大不相同，东部地区文化市场中民营经济成分已经占据主导，形成了巨大的民营文化产业增量实力，但是中西部地区国有文化经济还居于主导，而且活力不足，私营经济还由于市场准人没有解决而很弱小。因此，如何鼓励东部民营文化产业市场主体进军中西部，整合开发国有文化经济存量潜力，可能会成为一个大战略。
总之，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必须考虑到国际和国内两个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认清国际陛不平衡形势，使我们有足够的危机意识，而认识到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可以使我们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形成一种“阶梯式”的、综合型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既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又适应应对国际挑战的需要。同样道理，认清国内地区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可以因地制宜地制订各个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既突出了地方资源禀赋的优势，又跟上全国性的发展步伐，形成阶段性的、波浪式的发展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张晓明)
[摘要] 本文认为：我国保险公司应适应变化，在汽车保险产品开发上、汽车金融保险服务上、汽车保险行业信息共享上加强建设，从而推动汽车产业链的做大做强。
[关键词] 汽车保险 汽车产业链
当今中国的汽车行业正处于一个令世界瞩目的发展速度：汽车产销量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平均速度的10倍。
另一方面，包括保险在内的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也将有力地推动汽车产业上批量、上水平。因此，我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需要保险业的有力支持，同时也为保险业创造了巨大的商机。
一、从国外的经验上看，保险贯穿于汽车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各环节
1.就制造商而言，产品责任险和产品召回险可为其转嫁巨大的经营风险。在产品责任上，据JVR(Jury Verdict Research)资料表明2，在1995年4月至2005年4月的10年间，汽车与汽车配件(如：座椅、安全带、轮胎等)产品责任险的案均赔款高达400万美元，交通工具类的案均赔款为270万美元;汽车配件在不同事故中的赔款差异最大，从1.3万美元到2.85亿美元不等;
在汽车召回上，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美国共召回超过2亿辆整车和2400多万条轮胎;在日本，自1969年至2001年间，也共召回缺陷车辆3483万辆。而且，当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汽车车型的日益多样化、复杂的制造工艺以及研发时间较短，汽车召回越来越频繁，2004年美国汽车召回创纪录，通用汽车公司当年召回约2500万辆汽车;在2002年到2004年两年间，雷诺被迫采取召回行动18次，宝马10次，尼桑9次，马自达、奔驰各8次，奥迪、KIA、沃尔沃、大众各7次;菲亚特、本田、美洲豹和SAAB各5次等，在召回的汽车中，约40%属电子系统出现故障，60%则是由于汽车存在机械方面的隐患。
可见，汽车整车或配件的潜在缺陷、汽车召回制度是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产生的损失和费用也是昂贵的，因此，发展汽车产业，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风险规避机制是必要的。
2.就销售商而言，汽车金融将有力推动汽车的销售。国际汽车企业发展的经验表明，汽车金融公司既是汽车公司推动销售的利器，也是公司的盈利点。在美国，80%的新车是通过贷款购买的，即便是印度也有60%～70%的贷款购车比率;同时，通过汽车金融公司，汽车企业可以培养用户的消费忠诚度——当用户二次购车时，可以通过汽车金融公司直接置换该汽车品牌的新车，从而实现用户持续购买的功能。
3.就车主而言，机动车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可为其自身和公众的风险损失提供保障。对于车主而言，车辆保险是对自身或第三方提供一种风险保障，不少国家采用了强制保险制度。对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其各州在强制车险的保额设计上，不但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定最低的责任险保额，使得当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负责理赔受害者本人的医疗费用，而且还考虑了对受害人治疗恢复期间的收入损失进行经济补偿，有些州的责任险甚至将治疗期间伤者的护理费用和家庭内未成年子女的看护费用也纳入其承保范围，该车险保险制度最大限度地解除受害人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并保障其家庭经济来源不受影响。
二、群策群力，发展我国汽车系列保险，共同推动汽车产业发展
1.共同开发和推动汽车系列保险产品发展，推动汽车产业协调发展。积极开发和推动汽车召开保险，为汽车制造商解除后顾之忧。我国于2004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一汽集团则于2004年开创我国首次汽车召回的先河，对马自达6CA7230AT型轿车进行召回维修;同年11月，上海通用则由于真空软管问题可能影响制动，首次召回2.7万辆2.0升型君威轿车;而最大的一次召回当属重庆长安铃木，于2004年9月对15.7万辆电喷奥拓轿车实施召回并免费维修。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探讨开发和推动汽车召回保险产品，为汽车厂商提供风险转嫁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应积极开发商业车险新产品，提高其保障程度。2006年7月1日，我国已正式实施了交强险，但在商业车险上，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产品较单一，保险责任限额较低，在间接损失的保障上不足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应使商业车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程度与之相对应。
2.风险共担，恢复和经营好汽车信贷保证保险，促进汽车销售。我国自1998年10月银行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至今，信贷购车比例不足汽车总销售量的10%，保险公司也积极开办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予以配合。然而，由于我国个人诚信体系的缺失，加上汽车销售商在售车商的信用行为不一，银行和保险公司在风险管理、风险管控上的认识和做法不一，以致在爆发井喷的2001年～2003年里，出现汽车个人消费信贷的大量坏账。从2003年底起，保险公司退出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银行退出汽车信贷市场。目前，随着个人诚信体系的逐渐健全等制约汽车消费信贷的障碍逐渐消除，车贷市场出现复苏的迹象。但是，汽车销售商、银行和保险公司能否形成风险共担的机制，共同在风险的识别、管理以至最后的风险承担上，建立起有效的分担机制，则是汽车消费信贷保证保险重新开办并取得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3.信息共享，共筑诚信，做大汽车产业价值链，服务好共同的消费者。保险业和汽车产业应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一是在公共信息上。二是在私有信息上，各行业间应进行互利的共享，以推动产业做大。
此外，在推进保险业和汽车相关产业协同合作时，行业间的诚信是重要的基石。
汽车业的发展，给我国保险业代来了巨大的商机;同时，汽车业的发展，也需要保险业给以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对于处于发展中的我国保险业，要积极探讨与汽车产业链中，包括：银行、修理厂、汽车制造商等的合作，来推动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作者：周卫东
摘 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形成的“双峰逼近效应”，将倒逼产业协同规律的识别与政府功能定位。本文在评述协同发展文献的基础上，采用1998—2011年中国省际数据对产业协同度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面板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比重对协同度无显著影响;环境规制未能抑制高污染行业增长，传统产业高能耗特征依然显著;人力资本增长提升了协同水平;而市场化改革效果并不显著。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产业协同度;产业政策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下文简称“新兴产业”)的技术带动效应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能否实现协同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府产业政策制定持续关注的热点。虽然中国新兴产业受到大力的政策支持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其与传统产业的协同程度则处于较低的水平。自2009年以来，中国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发展方面存在较大问题，《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10.6—2012.6》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66家因为传统产业空间小而进入新兴产业，占比13.20%;由于政府鼓励而进入新兴产业的有203家，占比40.60%。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产业发展受政府与市场的影响程度较大，产业协同发展需全面布局产业体系和优化政府行为。当前中国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加剧与部分新兴产业剧烈震荡所形成的产业发展体系需从根源上得到有效控制，必须从产业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政府功能定位上挖掘破解思路。
由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根本区别在于技术差异性，国外文献主要从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视角研究产业演化发展规律。Anderson和Tushman[1]指出，技术演化模型被认为是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经典模型，随后得到了Kaplan和Tripsas[2]、Murmann 和Frenken[3]以及Suarez[4]的广泛拓展。McGahan等[5]认为，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的是技术演化、产业内技术进步和产业演化过程。Dosi[6]则认为主要是研究的宏观层面的技术轨迹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相关文献还包括对宏观层面技术轨迹的研究。苏屹[7]指出，耗散结构理论最早是由比利时物理学家Prigogine在1969年关于《耗散结构与生命》的国际会议报告中提出，并与Thom的“突变论”和Haken的“协同论”一起构成系统科学的“新三论”，并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耗散结构理论和耦合系统演化理论通常被应用于产业创新系统和协同发展问题的理论层面研究，正确判断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耦合程度与阶段是政府政策制定的基础。
国内学者对产业协同发展领域的研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从理论层面界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的阶段划分;第二，采用典型案例进行经验研究;第三，从理论层面提出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第四，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评价方法、视角和内容上展开。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学者主要利用系统学、协同学与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复杂系统或产业协同机制。孟庆松和韩文秀[8]基于系统学的视角首次提出复合因子、协调机制的概念，建立了一个可实际计算的复合系统的协调度模型，并以“教育—经济—科技”的复合系统为例，对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王宏起和徐玉莲[9]采用有序度模型和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度了2000—2010年中国科技创新和科技金融的复合系统协同度区间为[-0.2，0.2]，表明中国还未形成科技创新与科技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綦良群和孙凯[10]结合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对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例，提出促进老工业基地产业的协同发展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子系统兼有竞争和协同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产业的涨落，而且这种涨落必须有人参与，只有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才能促进形成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产业系统。
从研究视角来看，近年来部分学者从产业耦合发展模型与博弈模型的角度研究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的关系。熊勇清和李世才[11]从产业要素、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等视角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子系统的耦合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理论分析，并从理论层面阐述了耦合过程：萌芽阶段、成长阶段、发展阶段初期和发展阶段中后期分别对应于无耦合、低度耦合、中度耦合和高度耦合，其中，在成长阶段，需要政府的推动机制，随后依次为传导机制、叠加放大机制、联动机制和融合机制。陆立军和于斌斌[12]在进化博弈的理论框架下，研究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演化、企业行为和政府的产业政策，结果表明，融合演化分为相互相应、协调发展和分化替代等三个阶段，影响融合度的因素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和龙头企业决策，并认为地方政府在产业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苑清敏和赖瑾慕[13]的研究认为，时变演化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耦合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通过技术、产品、资金和政策等要素，能够促进两者实现动态耦合式发展，并将动态耦合过程分成无耦合、协调、发展极限、衰退和重组等阶段，政府作用的发挥应以正确评价两者的耦合程度为基础。杨以文等[14]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基于昆山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调研数据，研究了产业升级、增量创新与突破创新的关系，结论表明传统产业升级到越高阶段，突破性创新越容易出现;新兴产业升级到越高阶段，越有利于增量创新。
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是以政府补贴形式支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多数文献研究了补贴的动机与效果。王宇和刘志彪[15]从政府作用的角度研究了补贴方式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影响，研究认为不同产业中研发的知识溢出效应决定了研发补贴的效果;产业间具备双向知识溢出的情形下，生产性补贴在短期促进新兴产业增长而抑制传统产业增长，此时的补贴方式所带来的增长在长期来看不具备持续性，甚至会阻碍技术进步。因而，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需对补贴方式进行动态调整。
从上述已有文献可以看出，上述研究虽然视角比较全面，但很重要的一点是现有文献的研究均忽略了新兴产业、技术溢出与传统产业带动效应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理，而且基本上均为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缺乏基于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省际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由于技术扩散、技术生命周期与产业协同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在中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如何根据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产业政策标准，值得深入研究。现有研究尚未将政府行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施加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缺乏大样本数据的经验证据，研究得出的政策建议通常理论性色彩较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
本文区别于以往的研究，将政府行为、资源环境约束纳入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中，并以高技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与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差额作为传统产业的代表，首次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以期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协同推进提供实证上的支持。本文以下的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计量模型设定;第三部分是模型相关检验与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由于上市公司数据仅以企业为样本，对资源环境约束和政府行为难以纳入进来一并考虑。为此，本文利用1998—2011年中国30个省(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度影响，主要涉及到的数据变量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环境污染治理强度、能源消耗总量、人力资本、市场化指数、人均GDP等，以此全面衡量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
1.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
由于传统产业的范围较大，且概念较为模糊，本文在衡量时采用余泳泽和刘大勇[16]的做法，将传统产业界定为：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造业、塑料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等 21 个行业。由于缺乏省际的传统产业数据，我们近似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减去高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得到传统产业工业总产值。
由于学术界尚未披露新兴产业的统计数据，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具有相同的属性，一些学者例如肖兴志和谢理[17]将高技术产业数据近似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本文沿用这一做法，将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与传统产业工业总产值之比(记为PRO)作为产业协同度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1998—2008年数据直接从年鉴中获取，2009—2011年的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数据是将高技术产业的5个子行业，即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当年总产值加总得到。
2.政府行为变量
新兴产业的技术投资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均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选取高技术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记为FUN)作为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力度的代理变量，由于2009年以后统计指标发生变化，遂将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重作为代理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3.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研发投入强度(记为RD)作为影响产业动态的重要变量，对于技术溢出和技术采纳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进而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有着间接影响，本文使用的研发数据是各地区研发经费支出，由于1999年之前指标口径不同，我们采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代表，1999—2011年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年数据是依据1999年和2000年的均值得到，数据的单位均换算为亿元。
4.资源环境约束指标
本文采用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记为REG)衡量环境约束指标，治理工业污染项目投资额和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8—2011年;为了有效衡量节能降耗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本文加入能源消耗总量(记为ENE)作为控制变量，近似作为资源约束的代表，由于电力消费在能源消费中占据的比重较大且易于衡量，本文借鉴王火根和沈利生[18]的做法，利用电力消费量作为能源消费量的代理指标，数据来源于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5.控制变量
(1)人力资本(记为HUM)。人力资本对产业效率、产业技术进步有着直接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将各省每万人高中、专科和本科的在校生数量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市场化指数(记为MAR)。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改变产业的规模，进而能够影响到产业间的发展程度，所以本文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影响产业协同发展的控制变量。1998—2010年市场化指数数据直接来源于樊纲等[19]出版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2011年数据则依据2009—2010年的数据的加权平均得到。(3)人均GDP(记为PGDP)。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宏观影响，为此，本文将人均GDP作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影响因素经验研究的控制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上述控制变量在经验分析过程中均取自然对数。
(二)模型设定
由于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性，各地区产业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外溢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因此，传统的面板模型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为此，本文利用Anselin[20]提出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研究。空间计量模型分为空间滞后(SAR)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SEM)面板模型两大类。
空间滞后面板模型的形式为：
Yt=αYt-1+βWYt+Xtγ+φt(1)
空间误差面板模型的形式为：
Yt=αYt-1+Xtγ+η+φt(2)
其中，φt=τWφt+θt;Yt是每个省份(i=1，2，...，30)的因变量在t期(t=1，2，...，13)的样本值构成的N×1向量;Xt(自变量)是N×K的矩阵;α与γ(K×1)表示参数;η=(η1，...，ηN)′;φt=(φ1T，...，φNT)′;θt=(θ1T，...，θNT)′，且独立同分布，满足E(θt)=0，E(θtθt′)=σ2IN，IN表示N阶的单位阵;W(N×N)表示空间权重矩阵(非负)，对角线数字为0;τ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α是区分面板数据模型的最核心指标，若α=0，φit=0，表明该模型是静态面板模型，若α=0，φit≠0，表明该模型是静态空间面板模型，若α≠0，φit≠0，表明该模型是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本文建立的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比重协同度的具体模型如下：
PRO=α1+α2FUN+α3REG +α4ENE +α5HUM +α6RD +α7MAR +α8PGDP +φit+θit (3)
其中，φit=τWφit+θt，τ和W分别表示空间相关系数和空间权重矩阵;α1—，α2，α3，α4，α5，α6，α7，α8是模型的相应参数;φit与θit是随机扰动项，θit～(0，σ2)。;τ和W分别表示空间相关系数和空间权重矩阵。
为了考虑经济增长的扩散影响，我们构建了包括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包含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i为省份i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所有省份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值，在设定包含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时，我们借鉴陈晓玲和李国平[21]的做法，假设经济实力强的省份对周围省份的经济影响大，包含经济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乘以各个省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所有省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值为对角线的对角矩阵来表示。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具体表示方法为：
W=w×diag(1，2，...，n)，其中，i=1t1-t0+1∑t1t0yit，=1n(t1-t0+1)∑ni=1∑t1t0yit。
计算出包含技术影响力的空间权重矩阵后，利用Matlab软件将其标准化，行和等于1。
三、经验研究
空间计量回归过程主要包括空间自相关检验、模型形式选择与估计结果等三个部分。本部分利用第二部分的省际数据进行产业协同度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回归分析，以期为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必要的实证依据。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空间面板统计分析中，检验各地区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的最常用方法是Moran I指数：
Moran I=n∑ni=1∑nj=1ωij(xi-)(xj-)∑ni=1∑nj=1ωij∑ni=1(xi-)2=∑ni=1∑nj=1ωij(xi-)(xj-)S2∑ni=1∑nj=1ωij(4)
其中，S2=1n∑ni=1(xi-)2，=1n∑ni=1xi;xi表示第i个省的观测值;n表示截面样本量(空间单元数);ωij是空间权重矩阵。Moran I∈[-1，1]，当Moran I∈(0，1]时，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当Moran I∈[-1，0)时，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当Moran I=0时，表示无空间相关性。为便于对比和确定模型形式的准确性，我们首先估计了静态面板，结果如下：
PRO=0.53-0.03FUN+4.27REG-0.10ln(ENE)-0.09ln(HUM)
+0.08ln(RD)+0.02ln(MAR)+0.04ln(PGDP)(5)
(6.19) (-1.53) (3.32) (-11.97)(-5.64)(12.90)(0.70)(3.21)
其中，括号内为相应变量的t统计量，2=0.42(拟合程度较低)。由表2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我们针对产业协同度影响因素研究建立空间面板模型，以剔除掉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使得实证结论更为准确。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省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对比重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空间自相关，且在2008—2011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各省产业协同表现出较高的空间相关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指标在2003年以前为正数，而近年来的Moran I指数变化为负数，这表明政府支持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的力度呈现出负的空间自相关。
为保证实证模型建立的有效性和便于比较，本文分别建立了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这两种形式的计量方程，依据SAR面板模型与SEM面板模型形式选择的判别标准，应当选择SEM面板模型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经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各省划分的产业协同程度的计量模型而言，显然应当采取固定效应模型更好一些。
(二)经验研究结果
1.静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表4实现了三种静态空间误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向固定效应[22]。三种估计结果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均为正，表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空间上的促进作用。从参数估计的显著性上来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各参数显著性较好，因此，我们选择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进行解释。从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以资金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做法并未有效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可能的原因在于以获取资金支持的新兴企业并未具有足够的创新动力，这与郭晓丹和何文韬[23]关于政府补贴的光环效应并未增加企业的研发支出的结论相印证。因此，针对新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政府不应当以增加资金支持为重点，而应当发挥企业在创新投资上的积极性，并为此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全社会研发支出的系数来看，各省总体研发强度的提高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这与研发支出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无关系，各地区研发支出每增长1%，产业协调度提高2.09%，因此，增加研发支出仍然是促进产业协同的重点措施;政府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对比重，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产业产值的增长，意味着传统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规制强度下并未减少生产，从侧面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促进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亦即使得传统产业得到了基于技术进步的产能增长好处;电力消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降低了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的比重，意味着传统产业是以高耗能的形式获得了产值的增长，表明传统产业的节能降耗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人力资本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的比重，这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场化改革对于产业协同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促进生产要素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流动是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的市场化改革效果仍需加强;人均GDP的增长显著促进产业协同发展，这表明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新兴产业相对于传统产业的比重将持续走高，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将持续显现。
2.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为甄别产业协同发展过程可能存在的动态性，我们拟以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为基础，引入动态空间误差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所需要的Matlab命令运用NB逼近估计法，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估计结果来看，在加入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比重的一阶滞后变量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中，NB逼近估计法显示前期的协同对后期的协同不存在显著的动态关系。值得指出的是，在加入动态因素以后，NB逼近估计方法的空间相关系数的显著性降低(由表5的时间固定效应估计出的负的空间相关系数由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变为不显著)，进一步说明静态空间面板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产业协同的特征。从表55的NB逼近估计方法的估计结果来看可以看出，政府资金所占比重的系数仍为负数(不显著)，表明政府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资金力度越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程度越低，但降低的效果并不显著;研发支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比重提高，与静态面板的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创新投入对于实现产业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人力资本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产业的协同发展，与静态空间面板的估计结果一致;市场化改革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效果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所形成的“双峰逼近效应”，对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产业政策的公平性、适应性提出更高要求，探寻产业协同发展机理与政府作用尤为重要。本文系统梳理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国内研究现状，针对现有研究中仅从理论层面解释和分析协同问题的视角，本文区别于以往关于协同发展的文献研究，利用1998—2011年的省际数据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面板计量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兴产业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对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比重的无显著影响;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并未有效抑制传统高污染行业的增长，传统产业的高能耗特征依然显著;人力资本的增长对于实现产业协同效果显著;市场化改革对新、旧产业协同效果不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产业相对传统产业产值的比重将持续提高。本研究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实践价值。
针对当前中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双峰逼近效应”，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在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中应避免单纯为促进技术创新而增加政府支持新兴产业的资金，应当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着重发挥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资金支持，鉴于新兴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传统产业仍然占据经济的支柱地位，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投入将能够更大程度地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第二，环境规制在促进传统产业减排方面的作用较为积极，应当适度加强高污染传统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对于实现产业协同效果显著;第三，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由于人力资本在实现产业协同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与应用方面，应着重加强创新人才培育和加大就业市场的流动性，进而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第四，深化市场化改革力度，由于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在于使得生产要素能够以市场机制为作用进行流动，产业间的人才、技术和资源的共享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关键所在，因此，应当着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努力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突破“双峰逼近效应”，实现产业向质量和效益的协同发展转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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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雅雯)
作者：李少林
摘要：为深入探究中小企业在一定区域、一定宏观环境下的产业发展选择，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安徽地区工业的整体升级，提升工业的整体竞争力，本文创新性地建立了盈利能力、规模总量和社会贡献三大指标体系，并采用数学模型，通过静态和动态的数据对比，对“十五”期间安徽省工业37个行业的现状和发展特点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全面、准确地选择了安徽省“十五”期间的十大优势行业，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安徽省“十一五”工业行业的发展环境，依据国家产业政策，采用内外评析因素相结合的辩证方法，客观评析了安徽省“十一五”工业行业的发展态势，指出“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工业优势(重点)行业的发展应遵循“5211选择”，并进一步指出“5211”重点行业“十一五”期间的路径选择。本文是广大中小企业和政府进行产业发展和产业选择决策的好帮手、好参谋。
关键词：工业行业; 企业; 指标
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对行业的选择，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空间区域和宏观背景下，优势行业会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什么样的行业适合中小企业发展，是中小企业在确定发展方向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政府在为中小企业提供宏观服务、制定宏观政策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能够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全方位、深层次地推进安徽工业的整体升级，提升安徽工业的区域竞争力，本文特别从中观的角度分析安徽省工业行业的现状和发展特点，全面、准确地选择安徽省“十五”期间的优势行业，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工业发展的优势行(产)业。
一、安徽省工业行业现状及阶段性特征
在我国国民经济分类中，工业按行业划分为39个行业。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及“其它采矿业”二个行业安徽省缺失，因此，安徽省工业目前实际为37个行业。
本文运用统计模型和数理统计方法，根据《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安徽省统计年鉴》和《2001安徽省统计年鉴》，建立盈利能力、规模总量和社会贡献三大指标体系，通过静态和动态的数据对比，对“十五”期间安徽省工业行业的变化进行分析。
(一)基本现状
1、盈利能力
本文选定利润总额、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净资产收益率、市场占有率五项指标构成该指标体系，以此确定该行业盈利能力。
以利润总额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实现利润总额为218.2亿元，占全国总量的1.5%，居全国第20位，中部六省第4位(高于湖南、江西)。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54.1亿元位居37个行业首位，前五位依次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十五”期间年均利润增速，金属制品业以99.6%位居首位，前五位依次为金属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十五”期间年均利润负增长的行业有：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3.7%),饮料制造业(-10.3%)，纺织业(-7.3%)，家具制造业(-2.4%)。
以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平均为5.1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8个百分点，居全国22位，中部六省第4位(高于湖南、江西)。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以15.58%位居首位，前五位依次为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在上表中，利润总额位列前十位的行业与增加值和资产总额排名前十位的行业基本一致，说明安徽省工业行业效益与行业规模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安徽省工业总体呈健康发展态势。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是利润与成本费用之比，是反映工业生产成本及费用投入的经济效益指标。此表与利润总额和利润增速前10名的行业表相比均排在前10位的行业有6个，分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以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95599.2元/人.年，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2148.8元，居全国第19位，中部六省第2位(仅低于湖北)。烟草制品业以963024.88元/人.年居首位，前五名依次为烟草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1.2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11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8位，中部六省第3位。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58.49%居首位，前五名依次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以市场占有率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平均为1.8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4.95%位居首位，前五位依次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烟草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以上十个行业全国市场占有率均超过安徽省工业品在全国市场平均占有率，说明这些行业在全国已有相当影响力。但值得一提的是，行业规模位居全省第一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全国市场占有率2.23%，仅排在第11位。说明该行业虽在全省规模最大，但在全国而言，份额并不大，整体影响力有限。
2、规模总量
本文选定工业增加值为主要指标，总资产和企业数二项指标为辅助指标，构成该指标体系，以此确定行业规模。
以工业增加值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共完成增加值1484亿元，占全国总数的2%，列全国第17位，中部六省第5位。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165.8亿元位居首位，前五位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十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金属制品业以42.3%位居首位，前五位依次为：金属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以企业数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为5277户，占全国总数的1.9%，居全国第13位，中部六省第4位。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以512户排在首位，前五位依次为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
“十五”期间企业户数的增长，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以510%排在首位，前五位依次为：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以资产规模为参照系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资产总额为5067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1%，列全国第16位，中部六省第4位(高于湖南、江西)。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569.9亿元排在首位，前五位依次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十五”期间资产总额的增长，食品制造业以382.6%排在首位，前五位依次为食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从以上几张表可以看出，行业规模列前五位的除企业户数中纺织位列第五位外，其余均为重工业，说明重工业是安徽省工业发展的主要带动力。在企业户数中，列入前十位的均为传统工业行业，占总数的65%，说明安徽省工业的市场主体仍以传统工业行业为主。但在企业户数增长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位列第七位，较“九五”末的2000年翻了一番，说明安徽省信息类高新技术行业创业势头良好。
从增加值和资产规模表可以看出:“十五”期间，食品业的资产增长和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位居全省各行业的第10和第4位，而其资产规模和工业增加值分别位居第9、10位，表明食品业良好的成长性。
3、社会贡献率
发展工业经济的目的，从单个市场主体来说，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从政府层面，则希望对社会贡献越大越好。为此，本报告选择了各行业贡献值(利税总额与工资福利之和)为主要指标，工业总产值、万元总产值实现的贡献值为辅助指标，以衡量各行业的社会贡献。
2005年37个工业行业的行业贡献值，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以1156744万元位居首位，前五位依次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二)对现状的分析评价
根据以上三大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本报告将行业划分为以下三类。
1、各项指标表现均优秀的行业
(1)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型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十五”期间，这五个行业各项指标表现均优秀，位居行业前列，其资产总计占安徽省工业资产总计的41.8%，工业总产值占总计的35.5%，利润总额占总计数的53%。由此看出，安徽省工业利润中一半以上由这五个行业创造。“十五”期间，这五个行业中的前四个行业就单个行业而言均呈现出利润总额年均增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的阶梯型规律，反映出这四个行业“十五”期间高投入和由于能源短缺、市场行情走高、产品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良性递增规律。相比之下，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倒显示出投入不高的前提下，稳健高速增长的良性态势，也折射出安徽省作为资源大省在能源短缺的大环境下，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2)装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十五”期间高速稳健发展，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三个行业的总资产占工业总计的16.5%，工业总产值占总计数的5.9%，工业增加值占总计数的18.4%，利润总额占总计数的16.1%。
这四项数字表明这类行业的资产与经济效益的正相关关系，反映出行业内在稳健的特征。这三个行业均呈现出高速投入的增长规律，其“十五”年均增速分别为66%、191.8%、83.2%，显示这三个行业未来良好的成长性。这三个行业以家电工业为代表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经济增长最快，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均高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其利润增速高于以汽车为首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9.9个百分点。
(3)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十五”期间，这个行业的特点是四项经济指标速度的增长均高于企业单位增长的速度，且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的增长速度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说明这个行业产品的集中度增强，单个企业规模增大，附加值较高，深加工能力较强。
(4)金属制品业：盘子不大，但动态增长显著，投入成倍增长，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呈递增增长的规律，显示出金属制品业内在良好的深加工能力和高附加值特征，发展前景良好。
2、各项指标表现较优秀的行业
“十五”期间，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行业的发展引人注目。食品制造业的资产增长达3.82倍，其增幅位居37个行业之首。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利润的增速也呈现出正递增关系，反映出行业深加工能力的不断增强，成长性良好。
3、经济指标表现较差的行业
主要包括：饮料制造业、家俱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纺织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其中饮料制造业、家俱制造业、纺织业的资产和利润在“十五”期间均为负增长，反映出这三个行业在“十五”期间不但没有投入，反而减少，折射出行业整体盈利水平不高，产品结构不理想，深加工能力不强。尤其是纺织业，其原料──棉花是安徽省的资源优势，没能充分利用好资源优势，是发展中的一件憾事。这与安徽省大部分纺织企业被外来企业并购，缺少投入有很大的关系。但化学纤维制造业在资产减少的同时，其利润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工业总产值增速，体现出化纤行业的运行水平和盈利能力是上升的。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四项指标均为倒数，但这一行业为“十五”期间新增行业，与“十五”初期无对比。
除上述具有显著特点的三大层次系列行业的评价外，还有一些“十五”期间增长尚可、介于以上第一、第二和第三系列之间的行业，分别评价如下：
(1)医药制造业、橡胶制造品业虽然不属于高速超高速增长行业，但两个行业“十五”期间投入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两者利润总额的增速均高于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总产值增速，显示出两个行业较高的盈利水平。
(2)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发展状态不凸现。“十五”期间，这个行业的企业单位数、资产合计增长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52.7和31.4个百分点，但是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额的平均增速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3、2.2、11.4个百分点，尤其是利润水平与全省平均利润水平差距较大，反映出我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
(3)服装鞋帽业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十五”期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增速呈现逐渐递增规律，利润年均增速高于增加值增速21.3个百分点，显示出该行业产品附加值和深加工能力的提高。
(4)具有安徽省资源优势的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橡、草制品业其企业数与资产增速均位居全省37个行业前10位，但其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利润增速更是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32.6个多点，反映出该行业集中度、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不够，盈利能力低下，深加工水平不高。
(三)对安徽工业行业的几点结论：
1、总量规模不断壮大
2005年全省37个工业行业，完成增加值1484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为27.5%，实现利税487亿元，就业人员464.3万人，占全省总额的12.7%，“十五”期间，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8%。
2、行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全省轻工业和重工业分别为1031.6亿元和452.2 亿元，轻重工业比例由2000年的41:59调整为2005年的31.5:68.5，与全国的比例基本一致(全国31:69)。
与2000年相比，工业增加值位居前五位的行业发生变化，纺织业退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进入，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4个行业不变的格局。
3、“重化工业”化趋势明显
产业“重化工业”化趋势明显，“深度加工化”倾向有所增强。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近几年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十五”期间上升了10个百分点。2005年，经济总量和资产总量排在前五位的均为重工业。
另一方面，重工业内部结构也在升级，重工业由采掘业，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构成。安徽省重工业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加工工业迅猛增长，这些行业主要是机械、电子、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这些行业近年来R&D投资比重显著高于轻工业，构成了整个工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因此，这一轮安徽省重工业增长不同于原来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一种生产和效率都有了一定程度提高的重工业发展。
4、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型行业成为主导行业
“十五”期间，由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五个行业呈高速增长态势，速度效益双重并举增长，工业总产值和资产所占比重较大。这五个行业的资产总计占全省工业资产总计的41.8%，工业总产值占总计的35.5%，利润总额占总计数的53%，已经成为安徽省工业的主导行业。
二、安徽省工业行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五”期间，行业支撑力不足是安徽省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行业发展在呈现出以上特征的同时，行业发展还存在以下几大方面的问题：
一是传统支柱行业出现衰落，投入显著不足。比如：纺织业，饮料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十五”期间，利润均为负增长。纺织业与饮料制造业资产“十五”增长均为负增长，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资产仅增长12.2%。
二是新兴成长性行业相对薄弱，在全省工业地位不高。电子电讯业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最为迅猛、对工业增长贡献最大的行业之一。而安徽省这一行业几乎是空白，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不到1%，在安徽省工业的比重中也是较低的。
三是部分优势主导行业相对全国来讲增长不快。钢铁、煤炭、电力是安徽省三大支柱行业，对全省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但是横向比较，发展还不快，钢、煤、电的产量在全国的比重均有所下降。
四是行业集中度不高。按现行统计标准，安徽省工业行业有37个，几乎遍布所有工业行业，但行业平均资产规模不大，平均资产91.88亿元,只有钢铁制造业、烟草、汽车、家电等少数行业资产规模较大。虽然行业分布广，有其潜在发展的可能，但尚未在全国形成独具规模的行业。
行业发展的不到位，导致安徽省工业化总体水平底，农业产业化抓了多年难有大的突破，生产性服务业因缺乏需求刺激而发展不快，城市因缺乏产业支撑难以快速扩张，对外贸易也由于进出口产品少，规模始终不大等。
三、安徽工业优势行业的选择
这里采用区位优势、盈利优势和社会贡献优势三项指标作为判断和选择优势行业的主要标准。在上述对各个行业的数据分析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工业行业的优势，得出的结论不尽一致。这既反映了工业行业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也说明安徽省各工业行业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为此，本文利用综合评价中常用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各工业行业的区位优势、盈利优势和社会贡献优势等三项指标进行计算，最后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以此确定出安徽省工业行业中的优势行业。
盈利优势和社会贡献优势所对应的盈利能力和社会贡献值前面已叙及，现根据相关数理统计模型，计算并排出各行业对应区位优势的区位商。
所谓区位商LQ是英文Location quotient 的缩写，用以测定区域分工优势。
其计算公式为：LQ=(某地区某行业增加值/该地区全部行业增加值)/(全国该行业增加值/全国全部行业增加值)。
区位商LQ分析可以测定该地区各工业行业在全国的相对专业化程度，间接反映经济联系的结构和方向。通常，LQ>1，表明该行业专业化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产品外向度高。LQ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产品输出越多。LQ=1时，表明该行业专业化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产品基本自给自足。LQ<1，表明该行业专业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需要从外地引进或输入该行业产品，以满足区域内的需要。
根据各行业盈利能力和社会贡献值区位商，计算出相应的盈利优势值、贡献优势值、区位优势值，进而得出安徽省工业各行业的总优势值(详见附表6)。
优势值的计算公式为：某一行业某一指标的优势值=该行业该项指标的绝对值/这一指标位居第一位的行业的绝对值。
总优势值=各项优势值之和。
根据2005年度安徽省工业行业总优势排位情况，我们得出以下行业发展与选择的意见：
一是行业总优势值在1.0以上的有10个行业，可以作为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安徽省工业的优势行业加以选择。这些行业中，有的贡献优势值、盈利优势值、区位优势值都比较明显，有的在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的优势比较明显。十大优势行业的总优势排名及各项优势值详见上表。
二是以上十大行业中，轻工业二个，重工业八个，代表了钢铁、铜、汽车制造、化工、家电、煤炭、电力等行业。这也表明，安徽省现阶段的工业结构中，传统工业行业仍然具有比较明显的行业优势。
三是在上述十大优势行业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虽然也进入了全省优势行业之列，但从区位优势分析来看，这三个行业均排在前十名之外，说明这三个行业如果放在国内市场来看，则规模与市场份额还比较弱;从盈利能力优势分析来看，橡胶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虽然也进入了全省优势行业之列，但从盈利能力优势分析来看，这五个行业仅分别排在第11、21、22、26、27位，说明这些行业还需进一步改善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责任编辑王可侠)
作者：任兆祥 陈冬克 陈晓芳
摘要 近年来我国贸易依赖度与外资依存度的双重提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向型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此，众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在微观生产能力快速扩张与资本迅速积累的同时，本土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和优化。然而，刘志彪教授等的最新论著从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融合(GVC)的视角指出在改革开放30年外向型经济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我国本土产业的逻辑升级并未得以实现。在对著作进行解读与评论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剖析了我国本土企业和产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本土产业结构呈现的低端化特征事实、内在形成机理与外在负效应、实现升级的困境以及升级的微观策略和战略转向，以期对理论和实践均有所裨益。
关键词 外向型经济 全球价值链 产业结构 微笑曲线 贫困化陷阱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外贸进出口以及参与国际分工方面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据测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另一方面，我国利用外资也呈现总体攀升的态势，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国际背景下，我国2009年非金融类FDI累计达433亿美元，同比增長达到6.5%，在这一层面上构成了世界范围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开放宏观经济学认为，外向型经济的提升与国内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全球化战略、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化与提升，可以促进本土企业微观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带动宏观经济增长乃至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这一论点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认可。例如，GVC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化国家或地区的扩散和延伸可以导致这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机制的自动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多国公司通过控制全球的生产、制造和交易，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并通过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投资的最优配置，结果往往将低附加值的产业实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并形成在转入地的外资集群。在此基础上，爱德蒙德指出，进入本土的跨国公司如若与本土企业建立紧密的上下游关系，技术溢出越明显，进而得到本土企业能够通过这种外资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内获得比分散情况下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
国内众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沈坤荣等曾对国内有关FDI的技术外溢方面的研究进行动态归纳和整理，结果发现，众多学者倾向认为FDI企业对于我国具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至少在不同行业之间或地区内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给人的直观感觉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即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贡献已不单纯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上，而是囊括了经济发展、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久前由这一领域的资深专家刘志彪教授等推出的专著《全球化中中国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理论分析和战略调整》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超常规增长，但并未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他们认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进而形成“OEM?ODM?OBM”的自动内在机制不成立。这一论点引起了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思，显示出充分的社会影响力。
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构成了中国长期以来集中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主阵地，该著作正是以此为切人点，从产业集群理论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视角，描述和回顾了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现状，推演了目前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了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及绩效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东部外向型经济升级与产业转移、自主创新、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投入、装备制造业升级、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提振内需等方面对我国未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前瞻。笔者认为，这一研究的总体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问题意识贯穿整个研究;其二，GVC和产业集群二维视角的融合体现出其理论和研究视角的重大创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融于整个研究体系;其四，研究既注重广度的普及又注重深度的推进;其五，既有宏观战略的调整和转向研究，也不乏本土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微观机制构建，凸显出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外向型经济和本土产业的内在关系不仅构成了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更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这一视角也彰显出这一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与其他相关研究相印证和比较，刘志彪教授等的这一论著站在本土产业长远发展和宏观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独到，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突破，在外向型经济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产业集群和GVC视角下本土产业结构的特征化事实
刘志彪教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外贸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出口绝对额达到50多倍的增长，但我国本土产业并未实现内生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流动、形成产业集聚，并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融入GVC，对此，笔者认为，我国本土产业结构呈现以下的特征化事实，东部地区也不例外：
1、从产业国际竞争力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导
尽管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干中学、出口中学，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的提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凸显劣势，在国际市场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通过对2004年美国市场上中国与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中，金碚等发现，中国办公、电信设备、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纺织竞争力较强，而化学品、运输设备、动力机械等劣势最为明显;同样，在欧盟市场，与欧盟25国外的欧洲国家、美国、瑞士和俄罗斯相比我国竞争力优势最为明显的仍是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弱的是汽车、化学品和钢铁;在日本市场，与美国、欧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产业国际竞争力最强的是服装、个人及家庭用品、EDP办公设备等，处于最劣势的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汽车、石油等。
甄峰、赵彦云认为我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总体在国际范围内呈现硬实力较强而软实力不足的态势，劳动要素成本和产品市场拥有绝对的优势，而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企业组织等则相对较差。这从另一视角印证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同时折射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容掩盖的劣势。
2、从GVC分工来看，我国本土产业分工仍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众多學者倾向认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廉价的劳动力供给，由此，在参与GVC的国际分工中最优化的决策必然是从事国际组装和代工。按照其观点，目前中国若选择高端产业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自主研发、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似乎也是这类观点一脉相承：截至目前我国仍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线的最低端，这决定了我国产业附加值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产业增加值率从1981-1987年的0.48-0.44区间中不断下降，到了2003年降至0.3384。
这种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化特征，决定了我国主要进行简单的来件组装、来料加工等，这一特征事实在传统纺织、服装、家庭日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均十分明显，同时也构成了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回报率高达20%-25%，而处于低端化的加工环节利润率仅为5%。有学者对进入中国的FDI做了这样的概括：出资30%，拥有了50%的股份，获取了70%的利润，尤其是对于OEM的“贴牌生产”厂商而言，最多获取了8%的利润，而92%的利润流向了国外。
3、从产业控制权来看，本土企业的产业控制权丧失
正如上文所述，刘志彪教授等在有关东部外向型经济的这一论著中问题意识十分明确。全书的核心观点在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依赖初级要素进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然而根本性的问题也正是由此而产生，即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潜在产能迅猛增长和资本积累能力强化的过程中并未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导致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巨头凭借对高端环节的控制成为GVC中的主导者，进而导致本土产业的控制权丧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GVC的最低端，成为相应的被支配者。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的达21个产业。具体体现在玻璃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此外，根据王苏生、黄建宏和李晓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资企业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市场已拥有一定的市场控制权，尤其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等领域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除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以外均超过了国际通用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另一方面，在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股权控制率层面，2000-2005期间呈现不断增加态势，累计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4、从产业稳定性来看，外资企业浮萍式特性易造成产业的空洞化和增长的贫困化
尽管长期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不断增长的总体趋势，但是从内在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出口在其中的比重连续达到50%以上，甚至在初级产品的加工和组装贸易中，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也超过五成以上;尽管近年来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贸易层面，其中九成以上为外资企业所主导。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出口200强榜单呈现出“国退外进”的局面，入围出口2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由上年的50家急剧减少了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200强企业合计出口总值的18.1%，所占比重较上年下滑3.8%。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出口200强榜单中失去的阵地全部为外资企业所侵占。由此，在中国出口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153个席位(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10家)，比上年增加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亿美元，在200强企业出口总值中的比重较上年上升3.7%，达到77.8%，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份额高出21.9%。
在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外国企业的贡献度至少达到60%以上。刘志彪教授等认为，由于外资企业在中国通常采用独资形式，在技术经济关联度方面与我国本土企业基本不相关，进而形成了“产业飞地”特征，也就决定了这种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未实现本土产业的内生式升级，与此相反，“挤出效应强而溢出效应弱”结构影响的外在负向效应越来越强化。基于这一态势，笔者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在产业中的份额越来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产业过度“外向化”而“内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
此外，从外资企业的归属上看，其显然隶属于国外的母公司。尽管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为我国的高速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对我国而言仍只能是像众多学者所形容的“无根的浮萍”，具有很强的漂移性特征，对于从事加工贸易、国际代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尤其如此。例如，本轮金融危机对这种“浮萍”式外资企业外在冲击极强，容易造成本土产业中的外资企业集体“外迁”，最终导致又一层意义上的“内在空洞化”恶性循环的形成，由此宏观经济增长可能陷入贫困化陷阱。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低端化的内在机理和负向效应
如若将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否视为中观层面或宏观层面的考量指标，刘志彪教授等则从微观经济主体即本土企业层面基于GVC的国际分工视角深入剖析了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
根据格瑞斐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升级的自发内在规律和机制一般为：从工艺升级开始，走向产品升级，再实现向功能升级的转向，最后递推到部门升级。基于此，刘志彪教授等对这四种不同阶段企业升级的表现形式及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格瑞斐并不一致。
正如图1所示，一方面，我国本土企业拥有积极参与GVC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国外大买家为了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拥有鼓励、督促、支持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外在积极性，本土企业(供给方)与国外发包方(需求方)这种前后双向的“协同效应”促进我国本土企业迅速实现了由最初的工艺升级向产品升级的过渡，乃至相对复杂的生产流程改进和生产线再造的产品升级阶段已进入了高度升华阶段。
然而，由于在GVC中的主导者与被支配者、俘获与被俘获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这种本质上的博弈关系决定了国外大买家与本土企业利益上的不一致性。尽管在被俘获的过程中，国外主导者为本土企业工艺和产品升级提供了快捷的路径和干中学的机会，但是在涉及产品设计、关键技术的传递和外溢、品牌打造和营销网络的构建等更高层次的升级要素时，外企不仅不存在内在主动性，相反还会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与市场封锁，进而导致本土企业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的中断，由功能升级向部门间升级的延伸也就更谈不上了。
换个角度，从本土企业进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本土企业在GVC分工
中所处的初级阶段以及产业结构低端化的内在机理(见图2)。
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的被俘获地位，决定了其未来发展面临两难抉择：其一，进也难，本土企业具有冲出“被俘获”的外在约束、从事技术自主研发和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但这一抉择势必带来短期利益的损失(现有低端化分工条件下沉没成本投人的损失、国际大买家的转包等)和更高的不确定性(涵盖技术创新成功与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与否、市场拓展的顺利与否等);其二，退也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商战中，不进则退，本土企业如若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继续维持低端化现状，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低价格的策略，利润空间必然进一步稀薄，市场份额也进一步降低，最终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场所淘汰的境地，最终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中断，增长和发展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实现转变。显然，如若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得不到保护，加之没有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执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径便是选择安于现状，继续从事低端化分工。刘志彪教授等人的这一论著在产业结构低端化现状的微观机理方面分析得颇为透彻。
同时，该论著还对本土产业低端化的负向效应进行了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以产业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国际分工，而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和升级，仍处于低端化阶段，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和外在负效应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其一，由于在参与国际分工初级阶段的过程中，生产潜能和资本积累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没有抓住契机，实现本土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优化整合，这势必影响我国下一轮经济启动并导致增长陷入贫困化陷阱，如图3所示，经由拐点H沿着L1路径下滑。
其二，假若在下一轮经济博弈过程中，能够实现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转向，则经济增长将实现新的爆发式增长(如图3中的路径L2、L3等)，但其包括沉没成本、机会成本等在内的成本和代价相比之初参与GVC分工即进行结构优化要高得多，在下图3中表现出发展路径由本来的L3变为L2，即降低了原有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和质量。
其三，长期以来，包括东部沿海地区在内的中国本土企业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了对初级加工贸易、国外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进口以及后向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形成典型的“依附经济”发展特征，进而转变为普雷维什所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外围角色。刘志彪教授等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中心”和“外围”这种依附关系作了经典概括，即“发包”与“承包”、“创造”与“制造”、“高端”与“低端”、“控制”與“被控制”、“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
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国际代工角色循环往复地造成产业结构低端化特征的锁定，并得以“固化”，反过来进一步抑制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贸易盈余流向外商投资企业的母国的同时，我国却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摩擦压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国际大买家对我国本土企业的俘获和控制，对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势必造成较严重的威胁。
其七，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国本土企业和产业在参与GVC分工中整体上均位于低端化阶段，笔者认为如若得不到及时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助推我国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如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均无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长期以来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多重困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势必又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然而从改革开放30年我国持续高增长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相伴随的经济现实来看，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刘志彪教授等基于GVC视角从微观机制和宏观层面两方面深入剖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多重困境：
在微观层面，本土企业在GVC实现功能升级存在一系列的障碍和阻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长期以来GVC中国际分工的主导者即国际品牌的发包方与我国本土企业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构成本土企业推进功能升级的“鸿沟”，发包方不仅没有内在动力鼓励、支持和推进本土企业升级，相反，在与之博弈的过程中，发出“如若我国本土企业走自主创新、构建自主品牌等内涵式道路，进而与其形成竞争态势，必将现有贴牌生产的订单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信反应策略，我国众多本土企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策略必然是退回原位。如上图1所示，我国本土企业在向“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积极攀升过程中，又向“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进行了回归。其二，我国本土贴牌生产制造企业本身在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构成升级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业被国际大品牌厂商短期利益所“俘获”，这也很大程度上应验了我国本土企业存在的“短视性”，当然外在制约也与之共同构成本土企业维持原状的重要缘由。其四，本土企业发展观念的制约构成升级的又一重障碍。
在宏观层面，刘志彪教授等在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大量的微观调研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对整个产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本土产业优化和升级存在诸多障碍：首先，发达国家给我国本土产业在嵌入外包和代工过程中所获取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设置了严格的“隔离带”，如果我国本土产业向GVC的高端升级，进而威胁发达国家主导者的核心利益，这种价值链“阻断”效应就更加突出，由此，构成我国本土产业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产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对国际产业选择和布局的过度依赖，将时刻对我国产业升级进程构成威胁与毒害。其三，外在环境的制约，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外在竞争者不断进入，与我国本土企业形成更加白热化的竞争，本土产业更凸显出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国本土产业通过“干中学”、“出口中学”走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迈向GVC高端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利用技术专利、产品标准等方式设置“结构封锁”(Positonal block)，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我国本土产业结构的升级。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本土企业的微观主体升级层面，还是从我国出口导向型整体产业的宏观层面考察，我国本土产业升级都遇到众多西方跨国垄断集团微观层面的重重阻碍和国家层面的多维度结构封锁，再加之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以及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反倾销的诉讼案件数不断上升等因素，我国在GVC国际分工中价值链的提升中又遭遇了新一重的“不确定性”。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战略前瞻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长期以来的发展路径，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在GVC
的国际代工中被俘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进而导致我国整个出口导向型产业布局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术创新含量等低端的组装和生产制造领域。由此，我国本土企业如何跳出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必然诅咒”，本土产业又该怎样成功实现向GVC的高级化和高端化的迈进?刘志彪教授等的专著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有可实施性的战略。
在宏观战略层面，刘志彪教授等人(2009)不仅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现状、经验和教训、规律和战略调整等方面做了系统性论述，更重要的是通过论证发现，归根结底应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切入，配合税收的财政支持、研发补贴、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扶持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往吸引FDI的政策重点和取向，营造有利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方能保证我国战略转向和结构调整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在中观与微观层面，这一论著更凸显其重要的创新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具体的内在路径为：首先，加快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构成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一般理论和实践规律表明，生产者服务业具有强大的产业支撑和配套功能，是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孵化器，正如刘志彪教授等所形容的那样，生产业服务业构成了制造业起飞地的“翅膀”和“聪明的脑袋”，由此，大力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包括金融服务、信息化服务、高级商务服务等在内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理应构成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在国内价值链中培育和打造具有垄断势力的终端集成主导型企业和产业，打破和跳出传统“梯子理论”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俘获”和“隔离”制约，寻求“市场创造技术”与“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协调和平衡，实现由价值链中俘获型网络向均衡型网络的地位转变;再次，本土企业应抓住GVC不断动态调整的契机，培育和提升自身在产品设计、功能升级、品牌构建、公司治理机制等方面逆向学习的能力，加大和发挥自身与国内本土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的协同效应，放大不同產业价值链之间的外溢效应，实现自身的超常规和加速度升级。第四，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本土产业，均应寻求走自主创新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在与国外合资、合作，乃至我国引进FDI的过程中，理应将是否会提升本土企业和产业价值链作为重要的考量因子，实现“自主独立”与“交换筹码”二者的平衡，最终走向彻底摆脱传统依附型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助推产业链的培育和提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这一层面即本土产业升级宏观战略调整和策略前瞻，还是上述分析的若干层面，刘志彪教授等人的这一论著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研究的全过程中均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范本，然而东部沿海地区是否能代表或类推到中国中西部地区乃至中国宏观经济的全貌则值得考量;进一步说，这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和具体策略在地区间是否具有差异性或阶段性特征，笔者认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张晓薇)
作者：樊士德
市党代表、进贤县委书记王敏
王文涛同志在报告中强调的产业兴市战略，不仅指明了南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推动进贤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关键。
进贤要实现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大力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是必由之路。今后五年，进贤必须坚持工业强县、园区兴县，发展大产业，建设大平台，培植大企业，打造百亿产业、百亿园区，形成传统特色产业与新兴战略产业“双轮驱动、两翼支撑”的工业发展新格局。
在提升传统创业传统产业方面，坚持开放攻坚促集聚、技改扩建上水平，强力推进一批产业链龙头项目和关键项目，大力培育行业主导企业和重点配套企业，推动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企业集聚和产业集群，进一步提升医疗器械、烟花鞭炮、文化用品、钢构网架、食品加工、有色金属等6大传统特色产业升级，加快形成2-3个具有强劲支撑力的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方面，紧盯省市新兴产业发展大势，全力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引进战略投资，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加速发展、加快壮大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等4大新兴战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大企业是产业集聚的主体。进贤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建立健全“三挂五帮”的产业发展推进机制，完善落实《工业五十条》，每年至少安排3000万元专项基金，并逐年增加，对有潜力、成长型的重点企业实行“五奖四补三优先”,支持引导企业，特别是洪达集团、益康集团、中粮米业、雄宇集团、风神铜业、惠普实业等六家产值超5亿元企业技改扩建、科技创新、上市融资、品牌打造、做大做强，发展一批税收过亿、产值超10亿的航母型、旗舰型、科技型、环保型龙头企业。同时，更加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引进培育市场前景好、综合效益佳、内生动力强的成长型企业，形成结构合理、相得益彰的企业发展梯队。
中国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重重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煤炭的国家，但煤炭产业真正的发展还起自新中国成立之后。除1997-2000年期间出现递减以外，我国煤炭产量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能掩盖中国煤炭产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多重问题。
主要问题之一是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企业市场占有率低。
到2002年底，我国煤炭企业数约25000个，但全国煤炭企业平均产煤量仅为6.33万吨左右。2002年，我国年产原煤达到4000万吨的企业只有神华、兖矿、大同与西焦煤集团公司共4家，超过5000万吨的只有神华一家，但神华集团公司的市场份额不到5%。
问题之二是劳动生产率低，安全事故高居不下。
我国煤矿的生产效率较低，国有重点煤矿的工效为3.057吨/工，是世界上最低的，但在百万吨死亡率方面高出先进产煤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问题之三是采出率低，煤炭资源浪费严重。
我国国有重点煤矿的资源采出率一般在50%左右，而国有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不到30%，有的仅为15%，丢弃的资源无法复采。据保守推算，我国每年平均损耗煤炭资源50亿吨，20年累计浪费煤炭资源1000多亿吨;而据有关人士测算，实际上我国煤炭资源的浪费总量可能要达到2000亿吨以上。另外，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煤伴共生品，但利用率非常低，形成了另一种资源的浪费。
问题之四是污染控制不力，煤炭的负外部性过强。
我国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形成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占用、对水资源的破坏和污染、对大气环境的污染极为严重。
在煤炭加工过程形成的环境问题，主要来自于对原煤的筛分、洗选、动力配煤和土法炼焦。据调查，因洗煤全国每年排出洗矸4500万吨，洗煤废水4000万吨，煤泥200万立方米。
我国85%的煤炭是通过直接燃烧使用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74%;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5%;氧化氮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60%;总悬浮颗粒(TSP)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70%。
问题之五是国有煤炭企业普遍包袱沉重，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这些包袱主要包括：因国家投入资本金不足，国有煤炭企业基本上是负债经营，本息负担沉重;1994年全国实施新税制后，煤炭业按加工制造业征税，煤矿企业税费大幅增加;企业办社会的包袱沉重;铁路建设基金的额外负担;资源枯竭矿井不断增多，煤炭企业后续开采资源日趋紧张等等。
问题之六是煤炭产业链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小。
我国绝大部分煤炭企业的产品结构单一，尽管绝大多数国有重点煤矿企业都发展了一些非煤业务，但企业利润的90%都来源于煤炭。
此外，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还普遍存在着观念陈旧、机制转换较慢、管理方式粗放、科技进步缓慢、职工整体素质偏低等问题。
中国煤炭产业发展之痛
煤炭资源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性是导致目前我国煤炭产业发展之痛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以资源地理分布为依据的企业组建方式导致了我国煤炭企业众多、规模不大、包袱过重、跨区域扩张困难。
建国初期我国煤炭产业制定了矿井基本建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因地制宜，能大则大，能小则小。这种以资源地理分布为唯一依据的企业组建方式明显地具有“项目公司”的特点，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只能根据所划定的资源进行开采，规模有限，跨区域扩张困难;矿区远离城市，因地而建的矿区不得承担起各种社会职能，形成沉重的包袱;随着煤炭资源开采时间的推移，开采成本逐步加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逐步降低;随着一些矿区资源的日趋减少甚至枯竭，这些矿区中“关闭破产”压力不断加大。
二是煤炭资源长期的无偿与低价的有偿开采导致了煤炭产业进入壁垒过低、小煤矿丛生，煤炭采出率过低、资源浪费严重。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的煤炭资源基本上是无偿开采。尽管目前根据新修定的《矿产资源法》要求煤炭资源实行采矿权转让，但实际转让费都很低。资源的无偿或低价获得直接导致了煤炭产业进入壁垒过低，一些小煤窑只需要不多的投资即可打井采煤，这为小煤矿“遍地开花”打开了方便之门。它们为了更多地获利，粗放式开采成本最低的、经济效益最好的那部分资源，结果煤炭的采出率很低，浪费了大量 1
的煤炭资源，而对于那些煤炭共伴生品更是视为垃圾随地乱堆;近些年来，国有重点煤矿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采出率也有所降低。
三是资本金投入不足与长期偏低的煤炭价格导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财务负担过重、自我积累能力较差、可持续发展困难。
长期以来，我国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无偿开采行政授予的煤炭资源，但资本金投入的不足也使企业普遍背着沉重的财务负担。与此同时，我国煤炭长期执行国家规定的低价格，国有重点煤炭企业长期只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乃至长期全行业亏损。开采资金投入不足与产品销售的低价格导致我国国有重点煤炭企业自我积累能力较差，主要生产设备老化，技术更新资金缺乏，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是煤炭生产与消费的体制性分离导致煤炭企业难以获得较高的煤炭附加值，发展受制于铁路运输，并被指责为环境的污染源。
目前我国每年电力用煤占煤炭总产量的40%，是煤炭的第一大用户。由于煤炭业不允许发电，而电力业也不能采煤，煤炭企业无法获得因煤炭就地转化为电而形成的高附加值。由于我国电力企业消费的基本上是原煤，导致了我国煤炭的入洗率仅为25%(发达国家的煤炭入洗率为90%以上)，且主要是供应炼钢用的焦煤入洗，而我国现有煤炭洗选设备空置率达到65%。
虽然我国煤炭资源比较丰富，但分布极不平衡，在长期煤电分离的体制下形成了西煤东运，北煤南调的格局。目前我国煤炭产量的70%需要通过铁路运输，运量占铁路货运总量的40%左右。由于铁路货运发展滞后，运力有限，我国绝大多数国有重点煤炭企业都受制于铁路运力而难以提高产量。
此外，由于燃煤单位的设备普遍没有脱硫装置，直接燃烧原煤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一些媒体于是将煤炭归为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而呼吁煤炭企业提供洁净煤，而实际上煤炭消费过程中是否形成污染，主要在于煤炭燃烧的设备。
五是以产量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与安全事故处罚不力导致我国煤炭产业安全事故率过高。
增加煤炭产量长期是我国煤炭产业的基本政策，在增产的压力与动力驱动下，我国煤炭企业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产量而对安全重视不够、安全系统投入不足。尤其是小煤矿生产方法极为原始，只求产量不顾安全，而且在安全事故发生后一般只有为数不多的经济补偿而很少受到相关法规的严厉处罚，结果导致我国煤炭安全事故率长期高居不下。
此外，我国煤炭勘探单位长期被定位为事业单位，通过中央财政拨付的有限的事业经费而进行无偿勘探，由于勘探经费的严重不足，我国煤炭已发现的资源勘探程度低，可供建井的精查储量不足，直接影响到我国煤炭的可持续开采。
美国经验对中国煤炭产业的借鉴
经验之一：煤炭是一种重要的化石能源和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必须有偿合理且可持续性地开采。在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负责控制煤炭资源的使用，内政部土地管理局负责煤炭资源的租借。美国资源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对联邦公有土地煤炭资源实施租借方式，对煤炭资源已勘探清楚并进行了资源评价的矿区，采用招标方式确定开采者;对煤炭资源尚未探明及未进行资源评价的矿区，实行勘探和开采优先的办法。
煤炭资源价格确定是在资源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煤炭资源储量、煤质、最大的经济回收率、煤炭开采难易程度和开采成本，以及地产价值、银行利率等。由于对煤炭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并加强了对煤炭资源的系统管理，美国煤炭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总采出率达到80%以上。
经验之二：煤炭在其开采、运输与消费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综合控制。
美国政府在控制煤炭开采与加工过程中负外部性的主要措施有：严格审批煤炭建设项目，对凡是没有达到法规要求编制复田设计的矿区不准开采;通过建立废弃矿山土地复田基金帮助采后煤矿的复田。
对于煤炭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美国主要是通过环保立法来控制，对排放气体各种污染物含量的严格规定，限制燃煤锅炉的二氧化硫、氧化氮及烟尘的排量，各用煤单位基本上都采用了新型脱硫集灰等设备，许多煤矿只得停采含硫量高的煤层，改为开采低硫低灰的优质煤层。
美国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主要措施有：建立矿业局，并在各煤矿区建立安全监督机构，派驻检查人员加强检查;颁布煤矿安全保健法，授权全国各地250名安全监察人员在紧急危险情况下有权停工撤人;要求矿主事先交纳足够的事故处理保证金，每死亡1人要赔付数十万美元，使得煤矿死不起人。
经验之三：煤炭产品是一种中间投入品，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标准在于根据市场需求而提供效益最大化的终极品。
目前在我国还有煤炭总产量13%的煤炭为居民直接消费，而美国99.5%的煤炭都是作为工业中间品。煤炭产品并非是煤炭资源开采的唯一目标，美国不少煤炭企业建立坑口电厂将产煤改为输电、建立煤炭气化厂和焦油提炼厂直接生产煤气与焦油。
经验之四：煤炭产业是一个竞争性产业，充分竞争导致煤炭产业全员效率不断提高，煤炭资源获得更为集中且高效地开发。
在美国，1991年独立的专业煤炭公司所属煤矿产量仅占美国煤炭总产量的17.3%，而美国以外的国际财团和外国公司控股煤炭企业已经日益加快进入步伐。因竞争较为充分，美国煤矿的全员效率而一直保持着世界最高水平，而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通过收购与兼并不断地占有更多的资源，最终使煤炭资源获得更为集中且高效的开发。
经验之五：煤炭企业的战略目标在于有效地获得与运营煤炭资源，创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不断提升煤炭资源的附加值，实现企业绩效的最大化。
在美国，由于煤炭可采诸量的55%为联邦政府所有，而45%为私人所有，因此美国各大煤炭公司一方面通过投标从联邦政府获得煤炭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收购兼并国内外煤矿而控制大量的优势资源。如美国皮保迪公司到2002年底其煤矿已分布在美国的九个州和墨西哥与澳大利亚，共占有91亿吨可采储量的优质煤炭资源。
美国煤炭企业在交易与运输方式方面也不断创新。长期供煤合同已成为美国煤炭产业的主要销售方式，皮保迪公司还与铁路公司合作创造了万吨长大单元列车，美国固本煤炭公司在俄州修建全美第一条年运煤量120万吨的水煤浆输煤管道。即便如此美国煤炭运输的费用仍然较高，煤炭企业又开始发展坑口电站，目前它已成为美国能源基地建设的常规模式。
中国煤炭产业战略发展思路
为实现我国煤炭资源合理高效的可持续发展，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煤炭产业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改革现有的煤炭资源管理体制，实施基于资源运营的煤炭资源管理与煤炭产业发展战略。在煤炭资源的价值链创造过程中，由于各利益相关者战略目标的不同，它们基于资源运营的战略思路并不一样。
对于煤炭资源的所有者而言，基于资源运营的政府部门战略思路是通过招标、拍卖与挂牌等方式有偿转让煤炭资源的探矿权与采矿权，获得因煤炭资源矿业权的转让而形成的收益，并期望这种收益尽可能的合理与最大化。
对于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履行者而言，这种思路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制定符合客观现实的环境保护法规，并通过严格地执法，从而有效解决煤炭资源开发、消费过程中的负外部性，尤其是大力降低煤炭安全事故率;另外还要根据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出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规划，并按规划投放煤炭资源，确保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的充足性。
对于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与国有地方煤炭企业的出资者而言，这种思路是通过对以往行政授予的煤炭资源的有效利用而获得较高的收益。但考虑到我国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是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因此政府部门的战略思路是在对这些行政授予的煤炭资源价值的合理评估，通过矿业权的逐步流转而获得煤炭资源的收益。
对于煤炭资源的开发者而言，基于资源运营的煤炭企业的战略思路是通过煤炭资源矿业权投标拍卖挂牌与收购兼并等方式多渠道获得丰富的优势煤炭资源，通过对煤炭资源合理地开采、加工、销售与运输而不断地提高全员劳动效率与煤炭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尤其通过对煤炭资源的经济合理开发而获得最大化的经济绩效。
战略方式多样化
在不同的战略思路下，各利益相关者实施基于煤炭资源运营战略的方式也不相同。
作为资源所有者，政府实施的战略方式类似“三部曲”。一是建立垂直集中的煤炭资源管理体制。具体来说，重要的或规模较大的煤炭资源矿业权的转让需要由国土资源部直接处置，规模较小的煤炭资源的矿业权转让则由国土资源部授权省级国土部门处置而在国土资源部备案。二是认真制定煤炭资源的长期开采规划。三是全面实施煤炭资源的有偿开采，为我国煤炭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目前我国的煤炭资源并未真正做到有偿开采，因此政府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如对全国的煤炭资源进行全面评估，确定各地煤炭资源矿业权的指导价格;对于行政授予的国有重点与地方国有煤炭企业的煤炭资源进行矿业权评估与转让，并将其转入国有资本金;对于乡镇与私营煤炭企业所占有的煤炭资源的矿业权进行评估与转让，并将其上收;对于准备新开的煤炭资源的矿业权可执行国土资源部于2003年6月11日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向各类投资主体公开转让。
作为国有煤炭企业出资者，政府实施的战略方式包括：客观评估煤炭资源的价值并转为国有资本金;尽可能转让国有股份，逐步将国有资本退出煤炭行业;解决煤炭企业中遗留的历史问题。
作为行政管理者，政府实施战略方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法控制煤炭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与矿区环境保护，认真贯彻执行《煤炭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经验;二是依法控制煤炭消费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强制煤炭消费者采用洁净煤技术，从煤炭价值链的终端实施控制，促进煤炭产品的升级。
作为煤炭企业，其实施的战略方式有：一是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丰富的优质煤炭资源。如参加政府部门的招标、拍卖与挂牌，从政府部门获得煤炭资源;通过收购、兼并与联合开发，获得其他煤炭企业的优势煤炭资源;还可以走出国门占有国外的优势煤炭资源等等。
二是价值最大化地发挥煤炭资源的效用。若条件许可且效益可观，可以通过煤电联营的方式将产煤直接变为发电，同样可以变为产气或产油;在只能生产煤炭的情况下，也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尽可能地提高洗精煤比重;另外，还要不断提高煤炭的采出率，减少煤炭资源的浪费;再有，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煤炭共伴生品的综合利用率，从而变废为宝。
三是提高产量规模，形成较强的市场势力。要不断提高产量规模，通过收购、兼并与联合等方式，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几家年产量过亿吨原煤的企业集团，形成较强的市场势力，减少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确保煤炭资源的收益。
四是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强化管理，提高全员原煤劳动效率，降低产品成本。
五是降低交易与运输费用，提高煤炭产品的竞争力。可以变输煤为输电，完全消除交易与运输;就近寻找客户，减少运输费用;以长期合同的方式与重要的客户建立伙伴关系;根据效益原则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如采用管道运输、与铁路部门合作发展大马力机车。
六是注重安全生产，减少安全事故。
七项战略发展建议
建议之一：构建煤炭资源管理体系，规范煤炭资源有偿开采制度。我国煤炭产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点在于建立有效的煤炭资源管理体制，因此建议国土资源部代表国家对煤炭资源实行集中管理，制定全部煤炭资源的有偿开采制度，并出台全部煤炭资源矿业权转让的实施方案。
建议之二：明确煤炭资源矿业权评估主体，准确评估煤炭资源价值。现行一些煤炭上市公司的煤炭资源矿业权评估的委托者是企业本身，它们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严重低估煤炭资源的价值，建议在煤炭资源矿业权转让过程中，必须由政府部门委托评估，从而客观准确地评估出煤炭资源的真正价值。
建议之三：深化国有煤炭企业改革，塑造煤炭产业的健康主体。现有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绝大多数改制并不彻底，依然关心的是煤炭产量，而不是煤炭资源价值的充分挖掘，必须深化国有煤炭企业的改革，通过股份制改造，逐步减少国有股比重，建立多元投资主体，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建议之四：改革煤炭资源勘查体制，提高煤炭资源的勘查能力。尽管我国煤炭资源的普查率较高，但精查率却很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煤炭勘查仍然实施事业单位体制而进行无偿勘查，勘查经费严重短缺，勘查的内在动力也不足。建议深化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将煤炭勘查单位转变为公司，进行商业性运作，实施有偿勘探。
建议之五：分离煤炭企业办社会职能，减轻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的负担。由于绝大多数国有重点煤炭企业所在的地方政府接受能力有限，导致这一改革至今难以真正实施。建议政府将煤炭资源矿业权转让的一部分收益帮助地方政府接受煤炭企业所分离的社会职能。
建议之六：加快发展铁路大马力机车，提高铁路煤炭运输能力。我国铁路运输能力不足长期制约着煤炭企业的发展，加快铁路建设步伐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但短时间内即可实现的方法则是大力发展大马力机车，提高单列货车的货运能力。
建议之七：降低煤炭产品税赋，减轻煤炭企业的税收负担。1994年国家税制改革后，煤炭企业纳税总额大幅度增加，1994～2000年与1993年相比，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年平均纳税额增长了189%。建议根据国际上通行的煤炭企业税收方法与我国煤炭企业的实际情况，降低煤炭产品税赋，减轻煤炭企业的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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