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困局论文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2003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Rajan）和路易吉·津加雷斯（LuigiZingales）出版了一本名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资本主义困局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资本主义困局论文 篇1：

多元主义难解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困局

多元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思想意识和行动指南，欧美的大牌学者哈贝马斯、泰勒、德里达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与以往的主张相同，多元主义没有触及资本私有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也没有把阶级矛盾视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是试图用新的社会分层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难题;而与以往的主张不同，多元主义承认利益的多元化，而且要求在话语上、制度上容纳相互矛盾的利益主体、利益主张，并强调关注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要求，确定社会生活水平的底限，以期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妥协，化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它首先反映在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财产制度上。但是，在我们看来，多元主义仅仅是视角和方法的一种改变，仍然无法解决当今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难题。

多元主义与资本主义

财产制度的两个困局

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两个困局。财富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的老毛病，它起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对个体掠取财富行为的放纵，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富者恒富，穷者愈穷。只不过在今天它不仅表现为个体之间地位、权利、身份等的差异，更多表现为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难以扭转的个体主义倾向。一味地顺从个体利益，只会使得财富差距不断变大，财富不平等的矛盾越积越多，由此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不断爆发，拉丁美洲的每一次政治动荡往往都和明显的财富不平等有关。

因此，为化解财富不平等困局，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过去不介入、不干涉个体生活的态度，开始为社会成员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以维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满足其基本需要并维持其生活的基本能力，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型的财产权利及其制度，诸如福利财产权。但是，保证社会成员的这些福利需要政府花费大量的金钱，随着福利水平的提高，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得不依靠借贷或者发行政府债券来维持福利开支，累层叠加，最后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往往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形成政府债务危机，最近的欧债危机及美国一些地方政府的破产危机就是典型表现。然而，这是否就意味着通过社会干预减少财富不平等的努力就全部失效，现在还不好说。

这就是多元主义面对的现实境况。多元主义主张财产制度要容纳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一方面要满足个体的财富偏好和提高效率的要求，给个体自由，鼓励个体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并能够容忍财富的不平等，但是又要合理控制个体之间的财富差距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在能力范围内维持个体最低的财富水平，设定财富的最低值。通过这样的财产制度，多元主义一方面希望以此来控制财富不平等的差距水平，由此减少财富不平等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冲击，用平缓的方式获得各个利益主体对于财富不平等差距的认可，同时也希望以此来减低政府的财务负担，将福利水平限制在政府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不是无限制地提高。这样一来，个体、社会和政府各得其所，各自发挥各自的能力和作用，同时又照顾到其他各方的利益，似乎前述的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的困局都可以化解掉。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多元主义又面临诸多挑战。

多元主义面临的挑战

多元主义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给出了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案，其实它化解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各种矛盾的努力，在各个层面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首先，在现实层面，控制财富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个难题，任何措施都会遭遇到极富群体的反对。最近由于反对新一届法国政府征收富人税而发生的法国富豪叛逃比利时和俄罗斯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减低政府对个体的福利水平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事情，对于政治家和政党来说，选票永远要比政府债务危机更重要。2012年左翼的奥朗德接掌法国总统宝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选民对福利政策和制度的选择。所以，多元主义的妥协、调和的主张，想要在上述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并都取得相当的效果在实践中很难实现。

其次，在理论逻辑层面，财富的不平等和政府的债务危机都植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图景、社会图景中。按照斯蒂芬·芒泽的说法，正是由于“这种图景的作用，根据一种理解，社会正义的期待是通过各人利益之私人自主的追求而实现的，而根据另一种理解，社会正义的期待恰恰是因此而破灭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之中的矛盾程度可见一斑。这种矛盾性对多元主义理论逻辑的挑战也不小。一方面，多元主义注重个体能力、天赋等方面的差异，要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不断地增加社会财富，只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才有可能为提高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提供条件，但同时又想控制个体可以获得的财富总量，使之不至于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既要马儿跑，还要马儿吃得少”。另一方面，多元主义也注重政府提供社会福利和保持成员基本能力和基本需要等方面的作用，只有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控制个体财富之间的差距，减少财富不平等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但同时，还想把政府的作用和负担降到最低水平，避免对个体造成冲击。这使得后来的学者都不得不把眼光盯在这种矛盾的具体处理方法上，像西方学者贝克提出的积点法和衡量法，芒泽提出的优先规则和相互修正规则相结合的解决办法。但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多元主义在资本主义财产理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再次，在制度层面，财产制度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制度上，多元主义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私有财产制度和福利财产制度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财产制度，多元主义想要把两者联系起来，安置在一个统一的、综合性的框架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私有财产社会化、福利化的趋势和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倒和多元主义这种调和、妥协的方式相契合。一方面，私有财产制度是财富不平等的来源，但同时又是激励个体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好手段;另一方面，福利财产制度是政府债务负担的来源，但又是化解财富不平等而不得不维持的社会手段。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难以分开。你要用它的长处就必须能容忍它的短处，而多元主义只想好好发挥长处，希望遏制甚至不想要它的短处，难度可想而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具体制度上的主次、高低、优劣等因素，是多元主義财产制度不得不考虑的重要方面。

最后，在思想层面上，多元主义代表了一种妥协、折中的主张，主要根源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的左派思想。这是左派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解决危机而开出的新“药方”，它关于主体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主张已经被普遍认可。但是如何把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利益容纳进一个框架内，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希望以此来改进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制度，体现社会公正，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尽可能提供公平正义的环境，像美国的罗尔斯;有的则鼓励国家对个体生活的限制，强调平等的优先地位，要求国家在社会财富分配上承担更多的角色，像英国的柯亨。而这些主张遭到了极右翼的强烈反对，像诺齐克，他就要求国家彻底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回归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并且怀疑平等能否存在，认为只有不平等才是真实的，对个体放之任之，鼓励个体依能力去获得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

这种分歧恰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利益、群体分化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已经从过去简单的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从财产制度的不同主张和反映的不同利益诉求来看，资产阶级的不同群体之间，包括无产阶级内部之间都存在着分歧，财富的不平等不仅仅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且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政府减轻债务负担，减低福利水平不但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也意味着部分有产者福利水平的减低。所以，多元主义尽管可以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但是到了妥协、调和的时候却难以摆脱不同利益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现实算计，以至于难以形成统一的普遍性框架。

多元主义的影响和结局

多元主义有三个主张：一是承认多元主体、多元利益的存在;二是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利益给予保护;三是设立底限标准和水平，满足基本能力和基本需要。多元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上，而且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解决国内矛盾问题上，多元主义既为弱势群体、少数群体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提供了依据，也为政府调整政策、介入和干预个体生活提供了依据和手段。正是由于多元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顺应民众的呼吁和要求而进行的各项改革就很好地保护了黑人、印第安人、亞裔和拉美裔等少数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在国际合作方面，尤其是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像欧盟，其关税或者货币等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民主程序及进程的安排，多元主义都是各方主要的行动指南。在欧盟东扩过程中，对于前华沙组织范围内的欧洲成员像波兰、匈牙利、立陶宛、罗马尼亚等相对贫穷和处在发展中的国家，欧盟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做出了和以往成员不同的安排和要求。这种承认差异、保护弱势、设立底限的做法，无论对于欧盟内原来来自西北欧的老成员，还是来自中东欧的新成员，都是利大于弊，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欧盟继续东扩的行动方式。

然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并没有因为多元主义的影响而减小，反而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导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总体结构没有改变，资本和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极少数的极富群体手中。他们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形态的愿望，只是在具体矛盾和具体问题上把主导权和话语权暂时让给了多元主义者们。一旦触及其核心利益、根本利益，他们立刻就会做出反击的姿态，采取反击的措施。由此，多元主义还没能触及到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资本的扩展本性也没有改变，多元主义有时候反而成为其扩张的新理由，新借口，尤其是在西亚北非问题上，美国和北约已经不只一次以保护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姿态出现，借正义之名，行干涉之实。另一方面，多元主义调和、妥协的立场和主张本身难以实现。多元主义试图以承认差异，保护弱势及设立底限为基础，通过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一个统一、综合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强者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而弱者则可以得到政府有效的帮助和支持，可以保障其基本能力和基本需要。然而，这个框架实现的难度很高，除了不同群体利益的对立本身无法调和之外，个体的角色安排、政府的应有责任、社会公正的价值趋向等都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试图化解资本主义的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多元主义尽管已经深深影响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甚至已经改变了判断其正当性的方式、根据和理由，但是，它仍然改变不了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倾向，财富不平等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政府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最后，对于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中的多元主义倾向，我们应该有清楚的把握。第一，要避免陷入财富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危机这两个难题，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致力于形成一个既能发挥个体能力和优势，又能保证社会长久存续，还能彰显社会主义美德的，具有独特优势的财产制度和经济制度。第二，对多元主义的主张保持必要警惕，合理吸收其有益成分。平衡好财产制度中的个体、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综合衡量、彼此修正的方式方法来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让两者更好地发挥创造财富和促进公平的作用。第三，充分认识到财产制度中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并且采取措施控制好社会成员之间的财富差距，避免由于财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刘娟娟)

参考文献

[1] 徐向东.自由主义、社会契约与政治辩护[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铁雄.财产权利平衡论——美国财产法理念之变迁路径[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3] 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英】菲利普·布朗、休·劳德.资本主义与社会进步[M].刘榜离、张潮，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美】斯蒂芬·芒泽.财产理论[M].彭诚信，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陈军

资本主义困局论文 篇2：

香港困局中的资本家与资本主义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2003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两位教授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和路易吉·津加雷斯(Luigi Zingales)出版了一本名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所包含的自由市场、私有制等概念本身是很好的，也是目前人类所设想出的最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以资本家为首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会选择干预甚至是破坏自由市场，阻止新的潜在对手进入竞争，确保自己的垄断地位。所以政府需要确保建立和实行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来保护自由市场，但很多时候这是很难的，因为政府往往也会受到资本力量的影响，而资本家经常把那些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家视为他们的敌人。这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希腊悲剧。

香港现在的困境实际上很大程度体现的就是拉詹和津加雷斯的观点。2013年，一名香港小学生写的作文《李家的城》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文中，这名小学生带有嘲讽意味地写道，“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们的上帝，万物都是他所创造。当然，香港传说中的三位一体就是他们：李嘉诚、李泽楷、李泽钜。他们的力量远超人类，为打工仔遮风避雨，使香港免受风球、暴雨的侵袭。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准时上班，不准时下班。这都是诚哥的伟大。”

这名小学生的作文点出了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顽疾所在，那就是资本家对香港经济的垄断。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香港一直被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评为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而《福布斯》杂志也将香港的商业环境评为世界第三。在很多人眼里，香港是資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运作的模范。诚然，在香港做生意很容易，香港商业领域的税额也很低，政府干预相对较少，这些都是有利商业自由发展的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不能掩盖香港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一现状。根据彭博社2016年的统计，香港最富有的十个商人的总财富占据全香港GDP的35%。这在私有经济体中是最高的。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典，比例是25%，也是远低于香港的。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也都没有超过5%。据报道，在2016年和2017年，香港最富有的五名富豪仅仅依靠股息(Dividends)就获利2360亿港元。

香港的几大富豪家族很多是依靠房地产业起家，然后迅速将自己的生意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电力和零售业等，并在多个不同领域形成垄断，阻止后来竞争者进入。而这些富豪的影响力不仅仅在商业领域。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显示，香港政府27%的政府收入是来自地皮出售。香港政府对于土地出售业务的依赖某种程度上扩大了香港几大富豪家族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以香港的几大富豪家族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香港回归以后的产物。香港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于英殖民期间，远早于1997年。甚至早在香港本土企业家还没有崛起的20世纪50年代，香港经济的众多命脉就被当时少数的几家英国资本所掌控。

在世界各个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资本家们的很多行为正在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运行误入歧途。这需要政府站出来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但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要有真正独立于资本家的影响的政治家。

作者：黄亚生

资本主义困局论文 篇3：

西方左翼视域中的全球化与毛泽东思想再阐发

摘 要：西方左翼的毛泽东研究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西方社会所遭遇的现代性困境，以及全球人类正经历的“全球资本主义”困局是当代西方左翼援用毛泽东理论的原因之一。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发生之后，西方左翼倍感新自由主义霸权已渗透到全球社会的各个角落，在种种理论探寻和择取上，西方左翼聚焦毛泽东思想并从中发掘战胜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理论力量。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左翼;毛泽东

尽管人们对全球化持有多种界定和期许，但在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看来，全球化没有与500年前的资本主义产生质的断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新阶段。如何驾驭全球化或使全球化转型?左翼学者们提出了种种理论，但每一种宏观理论都由于其实践的有限性，或者说正是因为其实践困境使得一些左翼学者开始从各种宏大理论叙述中转向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根植于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毛泽东则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正是基于此种情形，本文对西方左翼视域的全球化做了一些探寻及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思考。

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与新自由主义全球泛滥

“当今世界，还有谁不在谈论全球化?”还有谁对不断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资本的贪婪以及越加猛烈的经济(金融)危机感到陌生?尽管人们对全球化持有多种界定和期许，但就主次而言，美国左翼学者威廉·I.罗宾逊认为，在包括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多维度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结构性的决定因素，它支配和改变着其他所有领域将发生的一切[1]12-13。罗宾逊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一书中归纳的很清楚：几乎所有的左翼学者都认为在不平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发生的所谓全球化并无新意，它正是马克思所解构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渗透、重组和加强。在左翼学者看来，自1999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全球化运动——“西雅图之战”拉开序幕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劳资对抗、反血汗工厂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抵抗运动就已经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更能表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失败的制度”，它正在“展现为一个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增长的致命矛盾的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2]10-18。简言之，全球化没有与500年前的资本主义产生质的断裂，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新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1]2，它是左翼学者不可抽离的并且应该持续对之进行批判的现实场域。

然而，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保罗·哈里所不满意的那样，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学术领域，左翼力量却在退却。保罗·哈里说：“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终结，随着中国和越南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放弃，随着大多数西欧共产党的式微，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走向了衰落”[3]29-37。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挺进之时刻意淡化、回避，甚至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去阶级化”“去意识形态化”“告别革命”，加入资本主义大本营寻求人类发展的“共同福祉”成为苏联、东欧社会瓦解后的集体呼声。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三个核心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之后，一场缩减国家福利、弱化或最小化政府角色、经济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便迅速展开了。右翼的政界、商界、企业界、理论界均表现出“圣斗士”特征，积极推进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对外(拉美国家、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输出政策，积极建构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

罗宾逊在他的《全球资本主义论》中写道：“到21世纪早期，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市场，并且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还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之外，并且也不再可能在大范围内出现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8从动力系统看，资本是撬动全球经济的动力源;从流动方向看，西方资本流向非西方社会是开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流动方向。“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4]54-57，只不过它已不是传统的船坚炮利保护下的资本对外输出和殖民。从意识形态上说，苏联、东欧社会的全盘西化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精心谋划的“颜色革命”取得了胜利;从经济角度讲，“新型伙伴关系”“寻求共同福祉”“全球减贫”则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经济严冬时的“雪中送炭”，总之，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资本援助和输出被认为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及时雨”。另外，便捷的通信及网络技术，以及各国亲西方资本政府对资本的渴望和政策护航使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纵深进展的异常顺利。这种局面使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欢腾，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中宣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瓦解，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大获全胜。

二、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及理论择取

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泛滥制造了最为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诚信丧失、失业、暴力处处可见的现象。所谓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全球化，与其说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福祉，还不如说建立在血汗工厂、资源耗竭、变态消费，不公正、不正义、非民主之上的经济实践把财富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是本末倒置的“劫贫济富”。

在西方，抨击新自由主义就是批判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里根、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化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达成的“华盛顿共识”，重拾凯恩斯主义和具有西方价值观的“后华盛顿共识”，捍卫曾经拥有的高福利和保护生态环境。不过，在默认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危机前提下的批判并未触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深层结构性问题。罗宾逊说：“伴随着旧的殖民体系及其劳动控制和财产关系的殖民模式的瓦解，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急剧上升，国际生产中劳动密集型阶段向穷国的转移，以及市场关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在取代全球一切地方的残存的前资本主义关系……那些束缚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正在被清除，从而为全世界社会生活的彻底商品化或市场化铺平了道路”，原先由国家管理的公共领域以及与社群和家庭有关的私人领域也成了资本的奴婢，走向了商品化[1]9-10。新自由主义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确立，这也把积累过剩和两极分化的矛盾推及全球。罗宾逊分析道：在以往的民族国家框架内，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部分地化解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一种是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武力和战争征服新的领地，开拓新的市场;一种是以凯恩斯理论实现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多样化再分配制度。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有可被殖民的‘新地界’，以国家为基础的再分配制度也行不通了”[1]196，是否会出现一个“全球凯恩斯主义”来实現全球性的再分配方案是不可预知的，人们能够获悉的数据就是全球性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现象正在加剧。另外，由产业资本带来的“积累过剩”使全球的投资者前所未有地卷入金融性投机中，这些不能创造实际新价值的投资一旦被恶意操纵瞬间就能使经济陷入低迷。恐惧、焦躁不安成为现实人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境遇中的常态感。那么，该如何驾驭全球化?或者如何实现全球化转型呢?也即除了诉诸凯恩斯主义理论之外，是否还有新的理论对抗新自由主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即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客观地促进了西方公民社会的复兴和成长，这给全球化问题研究注入了新的分析要素。首先在国家式微，市场无能的认识中，理论家们力图重新以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也即寄希望于公民社会、跨国公民社会在国家/公民社会/市场三分和制衡结构中——找到新的理论支点。其次，在如何应对全球风险社会或者如何处理全球公共物品问题上，一些理论家积极推进治理、全球治理理论，以便走出国家本位主义思想，从而建构世界主义民主理论及价值秩序。然而，这些理论也遭遇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公民社会的全球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正如莱斯特·M.萨拉蒙所说，把公民社会放在道德制高点上是一个错误。因为公民社會并非成长于政治与经济的真空中，这是其一;其二，从主体结构看，公民社会是一个非同质性的多元价值诉求行为体，比如生态环境主义、女权主义、激进主义、失去土地的农民等等，它们以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方式表达着它们各自的诉求。很显然，一个极为复杂的公民社会、跨国公民社会概念还难以承担左翼视域下的全球化理论分析工具中的元概念。因此，一些左翼理论家便从“新社会运动”的视角给予全球化研究以动力学考察。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围绕着公平、正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而展开的斗争，实现领导权力的去党政化、水平化、分散化、网络化、价值诉求多样化等特点，它们或许限定在民族国家框架内，或许以全球网络、跨国联合的行动方式向国际社会发出声音等等。最受惠于新社会运动理论，也是当前最受关注的左翼学派之一是葛兰西理论继承者意大利学派。葛兰西理论中的霸权与反霸权、历史集团、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堡垒战等概念能够非常贴切地运用到当前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中来。在葛兰西话语结构中，一些左翼理论家认为新自由主义霸权与反霸权力量均在全球场域中蓄积力量。如罗宾逊分析说：“跨国资本家阶级处于建构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的过程之中……正是全球积累而非国家积累的逻辑，引导了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和经济行为……这一集团还包括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的精英和官僚人员……以及那些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技术解决方案的经过选择的有机知识分子和魅力型人物”[1]98;而在反霸权斗争中，如大卫·哈维描述道：“从西雅图到伦敦，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首尔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游行已成为燎原之势”，此外，印度人民的反世界银行建大坝计划，巴西的农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反对转基因食品(确保当地生产体系的斗争)运动也此起彼伏[5]110-116等等，这些反抗运动或许正在以阵地战的形式向新自由主义霸权及机构发起抗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这分别处于不同历史精英集团间的交锋。世界社会论坛发起于2001年，先后在巴西、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召开，其目的就是要产生能够抗衡于世界经济论坛的行动纲领。世界社会论坛给予左翼学者极大的鼓舞，他们渴望能够在世界社会论坛中围绕“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议题形成统一的反新自由主义霸权可操作性行动方案。

三、反新自由主义霸权中的左翼毛泽东研究

葛兰西理论固然给予了西方左翼最大的理论援助。但正如一些批判家所言，到目前为止并未出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态势，简言之，从可经验到的现实看，反新自由主义霸权力量远没有形成。备受关注的“世界社会论坛”也同样混杂了左、中、右力量，或许说，“世界社会论坛”还仅仅是各种话语的搅拌器而已。客观地说，在没有革命主体以及阶级概念已经变得极为模糊的情况下，左翼该如何反击新自由主义霸权呢?这一理论及实践困境使得一些左翼学者开始从各种宏大理论叙述中转向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更不同于资本主义，而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毛泽东则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

有评论道：“如果说《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那么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圣经。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第三世界人民以毛泽东思想为鹄的反叛运动依旧生机勃勃。”[6]113-119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第三世界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失去的是独立，尽管第三世界引进西方资本努力追求工业化，但这只是在加速西方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对它们的统治，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民族国家担负起发展的责任，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他在《资本主义的崩溃》(The Implosion of Capitalism)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全球社会受制于西方富人集团，这不是人道的全球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全球化才是人类进步之旅，这就需要在南方国家产生广泛影响的毛泽东理论指引，即社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7]。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也指出：21世纪里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能忽视“毛泽东的发展理论”，“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富有远见的发展理论，能够避免当前世界上主导性的发展模式的很多弊病。这种理论关注自力更生、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今天中国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对全球市场的过多依赖，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加剧和生态危机等问题，需要重视毛泽东在发展理论上的有远见的思想。”[8]26-27他说：中国从“毛主义”到“后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所显示出的极具生命力的发展模式，是可以成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和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方案。”[9]39-42

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说：“要完成一场反霸权的政治革命，有两个核心条件：一是与当前社会总体状况全然不同的变革观念，二是经过革新的左翼力量”[1]228。这个“全然不同的变革观念”正是西方左翼所认同的毛泽东所追求的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革新的左翼力量”正是毛泽东力图塑造的革命力量，它已超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然而这种传统的二分法所遭遇的质疑远远多于对它们的认同，如罗纳尔多·蒙克说：“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话语已经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效应……转型的能力并没有掌握在一个神奇的无产阶级手中。”[10]102从今天的反抗运动看，新社会运动是指包含有生态、女权、正义、民主、反战和所有追求人类进步价值且主要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聚集起来的多样化反资本主义运动，主体结构的多元性是其特征，因此在谁是革命主体问题上有必要回到毛泽东关于阶级概念的新阐释。“毛泽东是从上层建筑领域政治行为和意识观念的角度来定义阶级”[3]29-37，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说，这是毛泽东赋予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范畴新的内涵，创造了新型的阶级斗争范式，“新的政治判断标准也不再是阶级或政党，而是个人的生活。”[11]165-171从今天反新自由主义霸权任务来看，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哈里在《对毛泽东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读》一文中说：“毛泽东对阶级的经济规定性的坚持并不妨碍他也把阶级作为一定条件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组织来看待”，这是毛泽东更加灵活地掌握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3]29-37。毛泽东以发展的观点推动了对阶级范畴的新认识，有利于把握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中的主体特征，这或许在谁是革命主体上能够给今天的左翼学者带来不小的启示。

对于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段不愿触碰的岁月。然而在西方左翼看来，比如阿兰·巴迪欧认为，中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持续的、生动的斗争活动的参考，特别是影响了60、70年代的法国社会运动[11]165-171。理查德·沃林也说，这一时期“在西方催化了一种对中国共产主义道路的热情狂潮”[12]47-56。因此，正如杰姆遜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重要性，第一就是破除西方现代主义话语的反霸权议程，寻求与西方现代性同时并举并截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毫不妥协地坚持在西方现代性宏大叙事之外发展，反对将社会发展仅仅简单归结于经济发展[11]165-171。从理论上，尽管还找不到毛泽东这一时期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之间有直接的关联性，中国也没有西方背景的“市民社会”概念，但对于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的学者来说，从文化领域来理解毛泽东发动的红色阶级变革运动并不难，他们认为毛泽东所推动的“文化建构”“反射出西方自身发展遇到的挫折和存在的缺陷”，也使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和愤懑的学生愿意接受“毛主义”并希望西方社会也能如同中国那样产生深刻的文化变革[12]47-56。总之，中国人不愿谈及的这一时期却在国外学者的眼中成了锻造新型革命力量的辩证场域，他们渴望毫不妥协的反霸权、反权威、反官僚的这一时期精神能够在新自由主义霸权制造的政治和经济窒息的空气中给予人们与之抗衡的力量。

四、余论

在新自由主义制造的贫富对立、权贵与大众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立、劳资对立、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发展道路多样性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对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等等都日益突出的在当今社会中，一些西方左翼学者极为关注毛泽东的思想，力图从中获得“革命主体”“阶级界定”“自力更生”和“反西方现代性”等方面的理论援助，如理查德·沃林说：“正如毛泽东常常强调要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一样，反过来，在西方情境中，人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谈及‘具有西方特点的毛泽东思想’”。不过，西方左翼在解读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由于脱离了中国现实社会本身而使其理论与中国实际发生断裂甚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总之，“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我们欢迎西方学者在多重领域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但我们不欢迎那些脱离客观实际的理论表达。

参考文献：

[1][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失败的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危机及其影响[J].哲学动态，2009(5).

[3][澳]保罗·哈里.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争论(上)[J].国外理论运态，2009(5).

[4]王宏伟.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J].求实，2004(2).

[5]吴茜，苑秀丽.戴维·哈维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J].国外社会科学，2011(6).

[6]张剑.齐泽克、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6).

[7]Book Review： The implosion of Capitalism by Samir Amin [EB/OL].(2016-07-15).http：//blogs.lse.ac.uk/lsereviewofbooks/2014/05/06/book-review-the-implosion-of-capitalism-by-samir-amin/.

[8]楚全.德里克评毛泽东的发展理论[J].国外理论动态，2006(11).

[9]李百玲.德里克论全球现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6).

[10][英]罗纳尔多·蒙克.马克思在21世纪——晚年马克思主义的视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1]尚庆飞.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若干趋势的分析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6).

[12][美]理查德·沃林.毛泽东的影响：东风西进[J].国外理论动态，2014(4).

作者：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