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资本主义论文(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内容提要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有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部分质变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因此，绝对不能抱着教条主义的态度，简单地用机械的、绝对的和主观的方法，而应当用辨证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作者简介：于金富(1956-)，男，辽宁建平人，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
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结论。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过程和必然结果。二是应当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根据这些方法，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技术革命的结果，是以信息化为首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改良的结果。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资产阶级择善而从的良知，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维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客观物质原因。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结为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深刻的物质根源，进而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而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官僚化的生产组织，“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社会化、人力化的现代资本形式已经代替了以私人、物质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资本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福利全民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代了以家长制管理制度和独占制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积极扬弃已经取代消极扬弃而占主导地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自觉调节的生产形式转变的过渡形式，公众股份制和职工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过渡形式，职工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初级实现形式。总体上来看，如果说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被炸毁，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脱颖而出。
三、基本结论与主要启示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上述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基本结论：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包含新社会的因素、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已经具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二、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
上述结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结果。因此，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态度，一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经过实践检验为科学的基本原理;二是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如何正确对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这一重大课题上，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为依据，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敢于突破实践证明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坚决摈弃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提出合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新观点、新见解，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问题上，应当摈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错误观点，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亦此亦彼”之密切联系的新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应当摈弃“泾渭分明”、根本对立的错误观点，确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依存、互相借鉴的新观点;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途径与方式的问题上，应当突破“你死我活”、只能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革命飞跃的传统观点，确立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而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自我扬弃与和平发展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才能积极地学习与全面地利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所产生的人类文明成果，从而有效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夺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编校：育 川
作者：于金富
摘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过程。既然如此，我们应着力批判和警惕任何有关“资本形而上学”的理论及其现实运动。在“资本”业已成为一种创新动力及文明机制的事实语境下，“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世界化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与任何“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不同，我们所坚持的“要资本”，有其明确的理论和实践限度，这就是祛除“资本的资本主义”成分与可能，充分发挥“资本”最大的经济催化和激发功能。显然，问题的纽结不在于如何“静态”或“抽象”地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亦不限于“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向度。当“资本与现实的人”“资本与现实制度”深度结合后，其所能实现或造成的复杂社会实践后果，则是解构资本形而上学的真正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就在于：其一方面充分发挥“资本价值”，另一方面时刻警惕资本逻辑被美化、泛化、神化、社会化的诸多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致力于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分体现了立足中国、融入全球的中国特色“资本文明”实践辩证法之精髓，蕴含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诉求，为现代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新范型”。
关键词：“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 资本形而上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资本文明
深入反思建国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最核心、最具有范式意义、始终绕不过去的论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致力于反思该“问题类型”的真正目的就在于，试图在理论上深度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从学术角度挖掘和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就，在实践上深刻总结“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并以此瞻望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认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②。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致力于财富增长的现代文明社会而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③，“资本”仍然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依然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是理解现代文明发展运行状态的一把钥匙。离开资本，我们就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无法理解现代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正是在“资本和资本主义”依然占据“时代主流”的时代语境下，尽管我们从商品、市场、货币、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商品和货币两者是资本的元素前提，但是它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发展为资本”。但反过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却决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西方亦有学者论证“资本≠资本主义”参见海尔布伦纳、米尔博格：《经济社会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35页。马克思《资本论》的书写逻辑不是从“资本” 或者“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最一般、最普通、最日常的商品出发，这是一种最基础性的“存在”。但是巨大的“商品堆积”是如何实现的呢?一般认为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或者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规律”。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市场经济机制为何成为一种必须和必然呢?这里的逻辑重点和终点必然是马克思反复强调的“资本逻辑”。在马克思时代，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三者之间具有“逻辑递进”和真正展开的现实意义。，但“资本”与“资本主义”之间彼此交叉渗透、相互确证覆盖的情形，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这也是造成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认知”差异的一个内在原因。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载《求是》，2019年第7期。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关键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些论述的核心逻辑就是：要善于与西方打交道，善于利用“资本”的力量，但我们一定不能变成“资本主义”。如果说现代西方市场经济是围绕“资本轴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则是围绕“人民轴心”。我们的资本并非一个“绝对主体”概念，而是“人民主体”追求美好生活的“客体”概念，其逻辑行动受到“人民主体”的约束与限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大卫·哈维在其《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说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显然是没有洞察我们的实践逻辑。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2007， p.120.这里，我们试图集中回应和回答的核心问题，并非普泛、流行和通常意义上的有关“市场经济模式”“运行机制”之诸领域这是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核心内容。，或侧重于“市场社会”“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和争论周建民：《从“市场社会”到“社会市场经济”》，载《学术学刊》，2015年第7期。，或运用“形式因”和“目的因”之类的哲学范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哲学差异做出的区分夏国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哲学追问》，载《学术学刊》，2015年第2期。，而是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回到马克思”，集中批判资本主义最核心的矛盾命题，即“物化资本”逻辑和“人化资本”行动之间的一个最隐秘、最深层、最持久、最激烈的“资本论”难题马克思《资本论》遵循从商品到货币、资本再到资本主义的叙述逻辑，其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资本逻辑批判”。但是，资本逻辑则是通过商品、货币及其实现机制(市场经济)来完成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7页。)显然，当我们讲述“市场经济”的时候，其主体实现要素和形式，无疑已经置换成一般意义的“商品和货币”。或者反过来，当我们将“商品和货币”作为资本实现的“一般形式”时，资本的“特殊性”也就转化为“一般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就在于揭示这一“资本主义逻辑”的历史局限和文明局限，通过最彻底的“资本文明批判”和“资本文明否定”，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死亡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逻辑和现实有着本质差别但又紧密相关的理论、制度和现实运动形态，本身肩负着突破“资本主义时代逻辑”围困的历史使命。其中最突出的关键难题就在于，能否突破“资本逻辑”之于“财富锁链”的悖论关系，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基于“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路径。
我们认为，这里的“要……不要……”并非一种纯粹的主观判断和价值臆想，而是具有客观的逻辑进路。有两篇论文可直接参照，参见刘吉：《以资本的力量推动文明进程》，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7月19日;童世骏：《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7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资本运动”及其实现后果，经历了从“资本价值”的“重新发现”到“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体系的“反复探索”再到“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双重诉求”这三个阶段。习近平同志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场合中，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意义”(即“关键一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金融资本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发挥“资本”(尤其是外资)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更明确地指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的大突破”，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鉴于当下全球化、逆全球化、“新全球化”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深层发展，可以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许多论述，无不立足于新时代、新现实、新矛盾、新挑战，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逻辑，即“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实践辩证法诉求，是當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指导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中心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
一、 资本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批判思想的深化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过程。众所周知，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成熟的是《资本论》的诞生。因为其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科学”角度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伟大意义，就在于其从“资本科学”的角度，而非以“资本和劳动”二元对立的道德判断(即一般意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来揭示并批判资本主义“文明逻辑”的虚伪性、暂时性和可替代性。这意味着，任何对“时代”“文明”“发展”之类问题的探寻都不可能是纯精神、纯道德、纯哲学的框定，而必然涉及这个时代运行的内在“生产机理”。中外许多研究者皆把“价值立场”作为《资本论》研究的基本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已经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走了出来，高扬人道主义、同情无产阶级已非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真实肖像。诉诸“科学化”的“武器批判”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现实化”的最突出特征，这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内在逻辑。
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是，《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而不是依然承袭之前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主标题”的做法。这对于马克思批判主题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认为，这里包含着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进而集中于“资本形而上学批判”的转换与深化。我们试图通过这一转换逻辑来说明，“资本形而上学批判”本身并非一个直接、浅显、便当的“理性哲学问题”——任何一个稍有哲学思辨能力的人，只要将“理性哲学视角”转向“经济学”即可完成——而是意味着马克思“哲学使命”的本质变化，意味着任何致力于玄虚、玄妙思想的哲学逻辑的彻底终结，意味着任何具有社会主义空想性质的理想王国的彻底覆灭。
通过清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史”，我们可以发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论断。显然，这是针对欧洲宗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事实而言的，蕴含并超越了“新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全部逻辑运动。在清理“宗教批判运动”中，马克思的一个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就是费尔巴哈的有关“人的解放”的学说，由此高扬“人就是人的世界”“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的观念。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第4页;第5页。然后，马克思将话题转向“国家哲学批判”“法哲学批判”，转向对“人的政治抽象性”的批判，将“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抨击“政治和法律”的虚假平等。⑤针对“自然法”和“无知之幕”状态下的“自由论证”，马克思明确表达出对这种抽象自由的不屑和愤怒，认为：“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在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⑥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把“批判”作为一种“哲学目的”、一种思想操练，而是致力于一种“揭露行动”。这已经表现出他的思想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批判”、迥异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特质，表现出其对于“底层民众”改革社会现实的极度关切。
在这个隐含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初步转向的最初文本中，马克思提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该问题在法国和英国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而在德国则表现为“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第41页;第4950页;第255256页;第259页。这句话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揭示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特殊性”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般性”的思想运动。在逻辑上，“国民经济学”并非直接等同于“政治经济学”，而是一种带有或强调“国家控制色彩”下的“权力经济学”，在其中国家充当着市场经济“保护者”“推进者”而非“守夜人”的实际角色。
毫无疑问，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将视野有意识地转向私有制、货币、工资、雇佣劳动和资本等更具“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性质的问题，而不再停留于政治批判、宗教批判、道德批判等领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将“私有制等同于人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自私自利的权利”，是一种“理性的独断论”。但正是这种“自利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合理机制”。②由此推断，现代社会的自我解放就必然体现为“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体现为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③具有突破“理性形而上学自我循环”的经济解放的性质。在初步提及“资本批判”的相关段落中，尽管也涉及资本合法性的制度根源(私有制)、货币、利润、竞争、市场等政治经济学批判话题，但这时的马克思尚未将“资本形而上学批判”上升至首要的或核心的高度。
直接促成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思想机缘，则是对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有关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的经济学批判，则是马克思迈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重要思想中介。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经济学立论是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成果。马克思首先肯定蒲鲁东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意义和贡献，他指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而蒲鲁东的贡献就在于批判了这一点，“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④正是基于“私有财产”的本质属性的确认，马克思认识到，为资本主义发财致富逻辑提供科学支持的国民经济学始终无法处理好自身与其前提(即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问题，“劳动者”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结果增强了私有财产的力量，而劳动者自身反而变得更加贫困。蒲鲁东则试图终结这一种“不自觉”状态，“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用诡辩掩盖的相反的方面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⑤。这样一来，基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财富逻辑必然包含着贫富的内在分化和矛盾，使得“贫穷和财富”成为一个整体，进而“无产阶级和财富”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矛盾统一体。正是由于正视“私有财产”的基础作用，马克思对于改变资本主义的“主体”即无产阶级有了全新的认识，认为绝对不能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黑格尔学派”那样，将无产阶级的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解释为“神”。恰恰相反，无论是无产阶级的外观(身份、地位、生活条件)还是人性，都超出任何抽象形而上学的含义。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着力批判了蒲鲁东“私有财产”的形而上学思想，专门对其“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框架进行了清理。马克思认为，包括蒲鲁东在内的一切经济学家们，只是在分工、信用、货币、交换等固定、不变、永恒的关系下谈论各种经济关系，而没有说明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蒲鲁东希望通过祛除“资本私有制的坏处”、保留“小私有制的好处”来最终实现他所认为的“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0页。。“平等”作为蒲鲁东的理想，本身具有“人道”的含义，马克思通过解析分工、竞争和垄断、所有权的历史运动，认为蒲鲁东的所有权观念的背后隐含着小资产阶级的“土地观念”，其试图将人“束缚于自然”，离资本主义的现代运动的“资本逻辑”相距甚远。
《資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马克思在其开篇就直接把商品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认为商品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在分析完商品、货币、价值、劳动等基本范畴后，马克思再提出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研究“一般商品和货币”的目的，并非“一般意义”的经济学考察，而是为了解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体。马克思明确提出，他所反思的对象不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而是“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即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容不是在交换、流通、消费领域中产生的，而是在现实的“工厂”中产生的。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否定了“交换、流通、消费”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特别重视蕴含在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形式与资本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这种“形式”决定了“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必须指出的是，《资本论》第二、三卷强调资本生产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而不仅仅是第一卷的生产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限于“生产领域”，更要从“实现形式”的角度来探索资本主义运行的秘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3页。。显然，通过《资本论》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逐步深化、连续推进的论证和批判，马克思重述并深化了《共产党宣言》有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点，以科学的姿态宣布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最终被“超越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所替代的必然性。
由此可见，只有深入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逻辑”，才可能真正触及“资本时代”运动的真正内核。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反思就不能仅仅框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更要扩展到整个世界;不能仅仅停留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批判上，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条件下，深度挖掘“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之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深刻意义。显然，这是社会主义时代性、世界性、实践性的一个崭新命题。
二、 如何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向锁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了“文明”“文明时代”“文明民族”“资产阶级文明”“资本的文明化”等术语，以此指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状态”。“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文明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5页。类似观点见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见上海社联编：《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页;亦参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不论“资本”呈现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4页。亦参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所谓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其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页。显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确实只存在着“单维”的资本主义，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命运必然与资本主义命运相关联。这一讨论范式符合那个时代的现实性。就当代语境而言，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推进程度的日趋深入，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现实”中，“资本=资本主义”“资本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之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业已成为一种“真实的社会现实”。至今依然有许多工人、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不能摆脱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敬畏”。(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页。)在“资本英雄”被追逐、渴慕的时代，究竟该如何摆脱“敬畏资本”“崇拜资本”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就是学会“要与不要”的实践辩证法。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度认识资本的“文明化”及其发展限度，如果无法深度解构“资本=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就无法真正致力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任何可能，无法推进人类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自由的社会主义”、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及法国调节学派、北欧的福利国家理论等等，其共享的经典逻辑理路，就是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公正+市场经济效率”的新可能、新现实。“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如何发展自身，完全由市场经济机制所决定，而“政府”作为“公共行为主体”，则专注于计划和调控。这里的典型代表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南斯拉夫、匈牙利。苏东剧变后，该模式则更多地以北欧福利国家为典型代表。当然，二者所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是政府计划优先，后者则是市场公正优先。就实践效果看，前者并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后者没有解决福利陷阱、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这里的“逻辑症结”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其不在于管理、决策和价值选择的一厢情愿，而在于其必须具有内在的、贯穿于“市场与社会”的中心线索，即必须针对经济共同行动的“资本逻辑”达成一种“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市场经济的“边界问题” 的讨论，其实质就在于“资本主体”的行为边界、行动逻辑的“制度确认”，而非单纯自发的“市场经济规律”的“奖惩机制”本身。
这样一来，最关键的问题就转化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以资本家作为行动者)能否突破“资本主义整体主义”或“资本主义普遍主义”的框架?在西方崇尚“个人主义”的视角下，“个体资本≠资本主义”“资本家≠资产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共识”。但马克思认为，只有将个体与其所在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相联系起来，才是问题的实质。撇开资本主义来谈论“资本”，这本身就是一种臆想和不切实际。资本主义以“现代文明”的名义，占据了“文明逻辑”的制高点，形成自我言说、自我论证的完全自洽的“闭环逻辑”。“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这恰恰是前面“资本形而上学”特征的最集中体现。正是在这个角度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论证了“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最深刻”的逻辑实质。其内在的所谓致力于普遍化的甚至超越“狭隘人类”的“基督教精神”，依然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最深层土壤和最有分量的“普世性”表达。尤其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恶”后，现代西方文明确实已经开启了更为彻底的“清洗”自身罪恶的“工作”，例如福利社会、女性主义、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政治等等，促使自身以“创新文明”的姿态登临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并始终占据着、充当着人类文明的“主角”。因此，我们认为，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顺滑”的逻辑演绎，恰恰是现代西方文明得以普遍化的深层根源。深度认识、反思、解构现代西方文明“资本—资本主义”的“结构大厦”， 从逻辑上彻底批判其中的“有机联系”(以现代西方文明为代表)，则是我们真正能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资本论”的最直接的理论资源。
1.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内驱动力”
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布，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全面彻底地深省资本主义对于人类历史所具有的“超出之前全部历史总和”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尽管存在着亚述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极其庞大的“帝国文明”形态，但这依然是一种基于狭隘“观念和体制”构建出来的“自我复制”的文明形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前资本主义文明最突出的特点，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第3335页。帝国等级制和帝国权威是帝国文明最鲜明的特征。但是，“资本来到人间”，从小商品经济、高利贷、商人和地主分化出来的“资本家”，必须致力于“资本主义”而不是“个别资本”的“世界实现”。作为现代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在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神学思想时，把“资本—世俗的幸福”作为粉碎“旧世界”的强大的“斗争武器”。但是，只有当“资本”从“个别自发状态”进入到整体性的“客观物质力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资本主义的“阶级实现”才得以实现。击溃前资本主义最强大的武器，其实就是普遍化的世界市场、到处安家落户的商品投资(投机)，这里的商业力量、工业力量汇聚在一起，成为“资本文明”最鲜明、最充分的表达。“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只要在制造业上取得优势，就有可能彻底打破旧有狭隘、封闭的生产和生存状态，成为现实文明的“主人”。这个“主人”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②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和世界市场机制，能够按照其自身的样式创造出一个“新世界”。这样一来，只有把“资本”演化为“资本主义”的绝对主体，才可能完成一个“创始者”的神话，建构出一个趋于“世界历史”的新文明的塑造者和执行者。
我们认为，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确实具有其内在的“绝对根据”。这意味着只有成为“制度实现”的“绝对主体”，才可能最大化地激发“资本价值”，通过普遍化的商品、货币市场，摧毁任何阻碍资本发育、发展的一切制度、体制和文化。试想，如果“资本”仅仅偏安于一隅，必然无法突破封建主义的窠臼。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具有决定性或转折性意义。相对于“新大陆”而言，欧洲大陆是一个陈旧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即使在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商业城市”或城市共和国，但其力量依然不足以抵御强大的封建势力。这也就是作为“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必然起源于荷兰、英格兰岛屿的根本原因。可见，“资本现实”和“资本主义现实” 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区域实现和制度诉求。
2.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财富革命”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大众最日常、最真实、最持久的普遍追求。“资本”演变成“资本主义”的最强大的逻辑力量和巨大的文明魅力，不仅在于宏观和抽象的逻辑论证，更在于善于利用“资本—财富增值”的无限效用，建构起“资本—财富—美好生活”的逻辑承认和现实追随。将个别化的“资本现象”转向由大众化、制度化保障和支持的“致富欲望”，被认为是推动国民财富能力迅速提升的内在元素，亦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试图改变自身命运的最重要元素。这样一来，致力于“发财致富”已经成为“个人和国家”合法性的最重要、最持久的根据，并最终转化为这样一个命题，即：财富如何生成、被理解、被熟知和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资本—资本主义”接受方式的世俗化过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其金融系统所遵循的“放任”政策依然没有变化，依旧不断“合法化”地创造着虚拟财富。当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财富追逐现象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现象”时，当“致富欲”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符号”时，这些皆以“美国梦”为象征和代表。这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确实引发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存在革命”。正是基于无数大众“财富梦想”的创造性和开拓性，以致整个社会生活乃至“一切因素”皆被囊括在“资本逻辑”之中。大众财富梦想必须与“资本化”的自然、社会生活等紧密相关，最终促使“虚拟财富”成为最主流的财富形式，也促使“财富机制”极度完备起来，形成了被“财富梦想”所掌控的“文明世界”。即使在遇到严重的生态灾难、人道危机时，许多精明的财富梦想家也很善于将其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新领域。
我们认为，商品、市场和资本的充分发育、发展和壮大的深刻的社会根据，就在于广大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就在于深谙此道，即善于激发和迎合广大民众的“致富欲”。问题在于，这种“致富欲”的充分催发和普遍化，实质上只承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而拒绝任何“非资本条件下”的可能。实际上，资本主义“文明化”最厉害、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善于将“普遍的致富欲”与资本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建构出资本主义财富文明的幻象。显然，“资本财富”与“资本主义财富”属于两个不同的文明范畴，其实现程度和范围存在着本质差异。
3.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绝对自由”
如何致力于实现最充分、普遍化的资本、竞争、市场和商品化呢?显然，这需要激发“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这里的“最彻底”的实质和内容，并非“物”的商品化，而是“人”的商品化、资本化。将人的劳动能力称作人的资本化，即“人力资本”，这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概括。更确切地说，这是庸俗经济学的专业术语。马克思明确批判这一说辞是“把不同类言辞”“混为一谈”。即使该概念成立，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025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把劳动能力理解为工人的资本”是极其荒谬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自启蒙运动以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只有当我们把“人”的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一种无须给予任何前提的存在理由时，人的位置才可能被放置于一个至高無上的地位。“对于人本身的内在价值的尊重，这一价值超越任何有关国家的绝对概念。”克洛德·德尔马：《欧洲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试想一个本身极其脆弱的“个人价值”竟然超越“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在“世俗世界”无论如何是不可理喻的。显然，这种论证范式颇具神学或“最高形而上学”的特征，以至于“天赋人权”(或简称为“人权”)被视为一种“天然道义”，任何人绝对不敢质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问题是否就此终结了呢?任何“抽象”都必然需要“实体”作为支撑。而这里的“实体”，则是“资本”。只有将资本“实体化”或“形而上学化”之后，才可能支撑起“资本主义”的全部抽象观念和原则;只有意识到“资本形而上学=资本主义合法性”等式的秘密，才可能真正解构西方现代文明(全部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的真正根基。唯有如此才可能得到有分量的、批判性的审查。俞吾金：《资本诠释学》，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吴晓明教授更是将“资本形而上学”上升到“资本主义性质”的原则高度，认为任何舍弃资本形而上学的批判都必然是虚假的、辩护性的甚至自相矛盾的。吴晓明：《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我们认为，这种“资本”充分社会化、普遍化、形而上学化的“资本主义”，抽象掉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实质内容。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中，描述了被誉为“西方文明灯塔”的美国政治社会之乱象，大致包括家族政治抬头、否决政治僵局、金钱政治腐败等。这说明当“资本”发展到极致，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条件下，并非意味着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极度发展和实现;恰恰相反，而是一种在充分“自由平等”的外表下的“资本家们”或“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彻底批判“资本”的形而上学特征，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形而上学”的真正现实底座，才可能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所谓内在的必然的逻辑演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消费时代、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避开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诅咒”，社会越来越围绕着“资本逻辑”来建构自身的总体性。我们认为，这些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确实体味到了“资本形而上学”的强大社会威力，以至于善于寻找各种“突围策略”(如文化阵地战策略、边缘化策略、否定策略、碎片化策略、非中心化策略、大拒绝策略、感性解放策略、交往理性策略、承认策略等等)，这成为其重要思想内容。
4.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看现代西方文明的“进步主义”
从“个别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往往被认为是“进步主义”的极致状态，是一切“终结逻辑”的内在根据。对“进步观念”的最好总结，可能莫过于孔多塞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的表述。孔多塞将六个观念融合为一个综合的“进步文明观念”，即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进步伸展于未来、反对悲观主义、进步文明的未来趋于无限的善、进步线性历史观、进步的未来的可计算性和不可避免性。见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76205页。近代日本转身为“东洋”国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在于，其最终选择了欧洲的进步主义历史观，坚持以“西洋文明为标准”，这是“世界通论”。 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进步主义”的最终确立，必须以强大的、作为客观“进步力量”的“科技进步”来做实质性的支撑。“进步主义”之所以盛行并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力量，并非依赖于抽象、高尚和执着的“科学精神”，而是通过近乎无限大的“资本价值”的加固和维持。现代西方经济学通过“进步主义”学术范式，构建起一个“资本增值” 普遍合法性、合理性的学科体系。其最终的功能和目的，就是培养出一批“精通资本科学”“为资本服务”的专家、学者、一般职员，并弘扬“资本价值”的合法性。因此，我們认为，追求“进步与科学”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进步主义”外衣之下滋长并持续繁荣的“资本普遍性”诉求，导致“资本化的科学研究领域”已经成为最显著的“科学创新”增长点。只有解构从“资本”到“资本主义”的单一选择路径，才可能真正“解放科学”，并使科学承担起“人类希望”之守护者的责任，真正为人类幸福服务。
由此可见，通过现代西方文明逻辑演绎中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区隔分析，可以断定“资本≠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一道简单的“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问题，而是关涉现实生活、社会实践内容的全部。资本主义将自身的“特殊资本”泛化为或转化为无须特定约束条件下的“一般资本”，抽掉了资本实现的“特殊形式”，只强调“一般内容”，“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资本主义文明化、总体化的精要之处，就在于善于打造出“资本=资本主义”的“有机逻辑体系”和社会事实关系。也就是说，一定不能把资本等同于“物”，进而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这类“物”之价值实现的现实根据。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流行着一种庸俗的、天真的“资本观”，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承担者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7878页。马克思明确指出，专注于“物”而忽视背后的关系、逻辑，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这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性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页。就现实国际化的资本运动及其关系的实现而言，一方面，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积淀，现代西方文明尽管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大战，依然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典文明范式”;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解构“资本=资本主义”，而将“反资本主义=反资本”“超越资本主义=超越资本”“资本剥削=资本主义剥削”“资本规则=资本主义规则”等教条视为真理，必然会在越来越激烈(甚至惨烈)的国际资本竞争中丧失主动性，错失制定“资本游戏规则”的机会，最终不仅导致国民经济受损，也失去了掌控未来的真正实力和可能。
三、 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资本文明”逻辑
从发生逻辑上看，社会主义是在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目的之合法性恰恰在于，它不是为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幸福，而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正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认为，面对马克思所反复批判和警惕的强大的资本力量、资本逻辑，我们对其的态度不是逃避、摒弃和简单否定，而是必须承认财富、利润、竞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承认“资本”的重要文明作用，否则中国经济就无法走向全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性”原则，将资本置于“客体”地位，善于驾驭资本，大力激发资本的积极性，利用资本为提升人民的福祉服务。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最大动力和实现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试图提出人的主体性发展、自由追求、财富价值、生活逼迫、市场经济机制等等答案。但是，我们认为，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该如何对待“资本”这个现代性难题。
发端于1978年末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以至后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至全国。1982年，第一个“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纪要》，明确承包到组、到户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开启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万宝瑞：《农村改革的光辉历程与基本经验》，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23日。1992年底(党的十四大后)，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体系”，乡镇企业得到进一步转型、发展。1999年后，农村税费改革，促进了农业发展，减轻了农民负担。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实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等。通过以上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最初由“小岗村”开启的“承包模式”，主要是发挥“劳动力和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基础作用，符合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是，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一旦“单干”与“大市场”相结合，就必然出现农业生产的无法预测的波动和风险，触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可以说，农村改革从最初拥有强大的积极性到此后长期徘徊不前，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全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广大农村经营规模化程度不足、市场反应不灵敏、公共服务能力滞后等一系列问题必然就会连续出现。
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认为，其最根本的措施就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总抓手、总任务，是“三农问题”的最新解决方案和政策升华。一方面，我们必须鼓励“资本下乡”，促使“资本和农业”的紧密结合，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使“产业兴旺”，分享全产业链价值增值效益;另一方面，又要在乡村治理、事务管理、乡村规划、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和领域，警惕和防范“资本主义”，防止被“资本权力”所绑架，保证城乡融合、乡村文明之正道，促使广大农村能够“共享发展”。也就是说，农村改革需要“资本”的积极介入和参与，但农村改革的主体依然主要是“农民”，而不是“资本”本身。
如果从我们资本发育、深入发展的另一个逻辑起点即股份制的沿革看，股改以及由此推动的广泛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也是中国开始进入“资本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984年10月，党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宣告了改革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也就是说，当农村改革进入正轨之后，城市改革必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心。但是，究竟“如何改”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实践难题。当时存在着“吴市场”和“厉股份”的激烈争论。就实践而言，放开价格、实施价格双轨制，是城市改革的重点;而股份制一直是个禁区，因为其津津乐道的“经典案例”和现实参照，无一不是私有制。显然，从外在的“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通过“双轨制”来激发和激活城市市场，是当时最突出的政策选择。只有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股份制才逐渐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最重要方式。
这里，与西方经济学对股份制的定义截然不同，我们所选择的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再是“笼统地”、不分差异地看待一切“股份分权”的所有制属性，而是首先区分公私性质，强调“抓大放小”的公有制性质前提和价值约束。正是通过股份制，才实现了多元资本参与下的市场经济可能，也激发了多种“资本类型”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的“社会主义资本”新运行模式，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农村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资本动力机制”这个“严肃事实”——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素，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血液。资本市场的发育、发展程度标志着市场经济的存在程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健全、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需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如果從理论教训的角度看，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往往与没有深刻意识到“资本”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紧密相关。尽管在逻辑和历史上，“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并非仅仅具有纯粹的经济属性，而是善于与某种政治形式、生活方式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特征。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给世界经济定规则的“资本文明”时代，在诸多“资本运作”的实际过程中，“资本”滑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实现风险依然存在。我国农村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有强有力的、稳定的“共产党的领导”，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吸纳世界文明成果，尤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积极成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关键问题或者核心要义，不在于任何抽象的资本批判，而在于我们能否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健全领导、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等真正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让“资本”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逻辑，可以将其归结为三个主要特征：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道”
要知道，资本以及实现“资本价值”的市场经济机制，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决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资本主体”分化的利益博弈逻辑及其发展路径。尤其是庞大的乡村人口决定了我国资本化、城市化发展不可能采取“完全市场化”、高消费的模式，人口、资源、环境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决定了资本逻辑必然存在着自身鲜明的约束条件。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文明”之道的实质问题，体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文明”的关系问题。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资本力量，才有可能真正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文明属于两类“外在对立”的文明类型，而在于：要真正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量，并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理性或理想，而是要强化生产力标准，强化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将“资本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逻辑的内部，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程度和范围，使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最亮丽的风景。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度”
从逻辑内涵看，“资本文明”的合法性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创新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做大蛋糕，并最大公平地分好蛋糕。问题在于，即使通过纯粹的资本逻辑，市场经济其实也无法实现功利主义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大资本、小资本、无资本三者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是“数量差异”，而是一种“本质差异”，属于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在强调“私有制”固化和物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领域，阶层固化、两极分化、娱乐至上、时尚陷阱等等，都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理论警惕与实践批判。我们的“度”其实就是我们的主体活动的范围，须时刻警惕资本主体化的倾向，始终把资本放置于“客体”的角度和立场，将资本限制于“人民主体”的行动逻辑之内。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资本文明”的发展区间、程度控制、社会正义等诉求的内在必然性。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文明之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内在机理，就在于其给出了一个文明发展的新逻辑、新可能、新范式，试图彻底改变西方主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所谓的“资本之恶”的逻辑预设，并通过激发强大的人民主体性、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力量，实现人类文明的最大限度的“共同体的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迥异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理想被识别、被追求并被实践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其给出的是一个“不忘初心、永远奋斗”的“共同体的善”，而不是“恶”。这个“善”并非道德判断，而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历史、当下现实和美好未来的一个逻辑必然要求。尽管以“恶”为根源进行各种制度设计和设想，可以更好地杜绝和防范各种可能的“偶然性”，更好地符合理性预期，但这是一种无奈的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文明”则致力于建构“善”，给予这个世界以“希望”。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如此，倡导“一带一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如此。
四、 进入新时代的“资本文明”实践诉求
我们认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逻辑，就体现为立足新时代为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进行全方位的战略布局与安排。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初期，在我们力量不强、经验不足的时候，不少同志曾满怀疑问，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我们能不能做到既利用对外开放机遇而又不被腐蚀或吃掉?”“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载《求是》，2019年第10期。这两句话是如此重要，我们可以将其概述为“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实践辩证思想。为解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不平衡、不协调的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为解决国家、民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诉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充分发挥好“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的重要作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我国资本的全球配置的能力，使我国成为全球资本枢纽、全球创新“策源地”，成为积极参与资本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资本创新能力的竞争者。
其实践诉求至少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资本广度和范围方面，大幅度放宽资本市场准入。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寬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放宽一系列制造行业的外资“股比”限制，等等。
第二，在资本环境方面，创造更有利于资本投资的条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第三，在资本创新能力方面，加强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时代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通过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四，在全球化大潮下，主动提升“资本质量”。
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真诚希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并相当幅度降低汽车以及其他产品的进口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进程。而且在环保技术、人工智能、空间物理等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进行“正常合理”的贸易，提升我国资本诉求的质量和水平。只有提升资本发展质量，才可能真正持久地赢得世界的尊重，促进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
最后归结起来，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生的最重要变化，就在于其越发使得“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我们认为，特朗普连续发动“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关键因素或许在于他看不到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既然这样，“贸易战”则必然成为除军事战争之外的最重要选择方案，必然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支持。针对西方文明发展所造成的“资本”与社会、文化、传统、“人”之间的巨大对抗，其所谓的“资本=资本主义”已经越发显示出其历史范围和时代局限，绝非永恒、绝对和普遍之物。因此，只有解构“资本=资本主义”的封闭、单维的结构和通道，意识到“财富资本主义化”所具有的巨大局限时，基于“资本神话”“资本形而上学”的“资本主义”威力，才可能有所消减、退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时代使命”和“历史担当”，回答了“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难题。或许只有在充分意识到中国特色文明发展的“时代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才可能在理性认知及其实践诉求上，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新观点、新举措，拓展“资本价值”的逻辑认知深度、广度，进而做出契合时代价值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综合判断”和积极行为。
作者：李振
内容提要 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有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如果说《资本论》作为精神产品而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指向，那么它唯独在英国才可能创作完成的事实也表明，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同时也可能是认知、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
关键词 《资本论》 资本主义 精神生产 最典型地点 文献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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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等都纳入广义的“生产”范围，在集中考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题时，也多处关注到“精神生产”、“最高的精神生产”、“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等方面。①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本人的《资本论》创作视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
《资本论》初版序言强调该项研究在英国才可能完成。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本文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释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②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得最确实”的地点。然而，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据以考察英国“生产方式”的具体途径分析，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很少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作实地考察，《资本论》分析所据大部分资料也并非马克思本人实地考察所得，相关传记资料鲜有马克思进行实地考察的记载。③《资本论》所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纸质文献出版物。物理学家的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马克思的实验室则主要是拥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英国伦敦博物馆。马克思本人多次谈论他撰写《资本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的”，“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英国博物馆里。”1863年5月29日与6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6、354页。
根据《资本论》对人类生产活动之共性的分析，任何生产过程都至少包含两方面简单要素：一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二是劳动赖以进行的“生产资料”(第202页)。《资本论》的“生产资料”显然不是农业耕作的土地，不是工业所需的煤炭棉花，也不是公司银行等“资本”运营操作的现场设施，而主要是起源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的、与“资本”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已被劳动过滤过的劳动对象，这些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作为劳动资料，“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第206页)。这个分析也可移用于作为《资本论》分析对象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已经包含了前人涉及“资本”对象的脑力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资本”现象，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已经被先前的脑力工作“过滤过”，已被观念地表现于出版文献中。对于《资本论》生产过程来说，它们是“已经通过先前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原料”(第206页)。马克思主要依赖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资本论》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这些相关出版物作为“生产资料”，他就不可能实际进行撰写《资本论》的“生产过程”。
这一事实在《资本论》完成形态中也留下了直接而鲜明的印记。据统计，《资本论》诸卷引用涉及近800本著作和蓝皮书文献等。[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77页。《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本人全部完成并校对付印，其中马克思本人标明的文献引注数多达270余条。根据中译编者所附参考文献目录，马克思直接引用涉及的文献资料有三类：著作类、报刊杂志类、官方文件(蓝皮书)类。基于《资本论》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纸质出版物，笔者期望从这个角度考察《资本论》的生产条件，并由此解答：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于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
一、《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出版物
《资本论》引涉文献绝大部分出版于英国。就著作类而言，出版地涉及十多个国家(详后)，总计36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计223种，占总数的60%强。位居第二的法国59项，仅为英国出版数223种的26%。在英国出版著作中，伦敦出版者为199种，占英国出版数223种的近90%;其余10%的出版地点分别为爱丁堡、格拉斯哥、牛津、都柏林等城市。可见仅就《资本论》引用著作的出版地而言，英国已经是“最典型的地点”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居住的伦敦则处于这个最典型地点的中心。
《资本论》贯穿使用的是“历史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的细胞形态即“商品”开始分析，而商品现象早在古代已经出现，因而《资本论》引涉最早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资本论》开首《商品与货币》篇就两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观：“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第74页);“每种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使用的“自然用途”，另一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第103页)。这两个观点分别见于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虽然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已存在，但是就马克思直接阅读的亚氏著作的文本而言，它们是1837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换言之，就《资本论》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过的文献资料而言，它们是19世纪的出版物。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形式而言，它乃是欧洲近代产物。因而严格地说，作为“资本”现象之观念形态载体的文献资料，是近代以后才可能出现。如果说研究现实的经济形式尚可能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那么要“历史”地把握该方式的发展过程，就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相关的历史文献(当时尚未出现影像产品)，马克思在搜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他1858年5月31日致信恩格斯请求帮助购买一本可能有参考价值的书：“这本书图书馆还没有，……也许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6页。恩格斯在1869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传记提纲中写道：“马克思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之前……决不以系统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我们可以预设，如果将《资本论》引涉的文献资料按历时顺序编排，可望某种程度上获得关于“资本”主题的文献出版史概况。据此也可能切实认知，马克思是通过哪些文献资料来“历史”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下面按《资本论》引涉所据文本的出版年代(世纪序)排列英国出版的相关著作类文献。
116世纪英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本论》第1卷引涉16世纪出版文献计4部，另一部为德国出版的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维登堡版，1540年。
著者文献出版时间
福特斯居·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首次发表
斯泰福·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伦敦版，1581年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编年史》第1、2卷)伦敦版，1587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于15世纪末，《资本论》指出，最初的“世界市场”出现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英国在16世纪开始出现这个“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因此，《资本论》引用最早文献是出版于16世纪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而其时相关文献稀少也正是当时该生产方式萌芽期的表征。上列3部著作都出版于英国伦敦，其中1537年的《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触及的是15世纪生产方式特点，其时“人民的财富排斥资本的财富”(第786页)。1581年的《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被马克思引用说明的是“16世纪货币贬值”的社会影响(第812页)。1587年的《英国概述》被三次引用，其中之一为：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的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弱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被保存下来。(第786页)
这段引文叙述的是英国骑士领地在中世纪末逐渐转变为新兴城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城乡之间巨大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是据此文献记载而了解英国最初“资本”历史形态的。
上列著作大多直接与经济学问题相关，少数著作虽非属于政治经济学，却包含着相关内容。例如《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为新教创始人路德的布道之作，马克思引用的是其中涉及货币买卖的内容：“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第155页)荷兰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被马克思评价为“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第677页)。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被引用的是其中记载机器发明引起劳动者恐慌的事件：“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是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抑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第468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论手工业者的疾病》及其译本之流传过程的叙述：
意大利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13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古典作家》中。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亨·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厄兰根版。(第402页)《资本论》指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像托马斯·莫尔、富兰克林那样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最早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是配第、魁奈一类的医生。(第677页)
这段说明文字提到了该书的三个版本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四种后出书目，涉及的出版国有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这表明马克思即便是在考察某一专门问题时，其文献视域也是超国别的。
与著作类的世界性分布相同构的是报刊杂志类的文献资料。《资本论》引涉后者总计3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22种(其中21种为伦敦出版)，分别为：《晨报》《晨星报》《工人辩护士报》《外交评论》《观察家报》《纪事晨报》《今日》《经济学家》《雷诺新闻》《麦克米伦杂志》《每日电讯》《派尔-麦尔新闻》《旁观者》《旗帜报》《旗帜晚报》《社会科学评论》《泰晤士报》《韦斯明斯特评论》《新莱茵报》《艺术协会杂志》《星期六评论》(以上皆伦敦出版)，《格拉斯哥每日邮报》(格拉斯哥出版)。
英国以外出版的报刊杂志数13种，分别为：《经济学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巴黎革命》《德法年鉴》(以上巴黎)，《贝里卫报》(法国贝里)《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以上来比锡)，《工人问题杂志》(柏林)，《纽约每日论坛》(纽约)，《圣彼得堡消息报》《欧洲通报》(圣彼得堡)，《孟加拉公报》(加尔各答)。
以上各种报刊杂志的出版地点首先是集中于英国，占总数的2/3以上，其余也主要分布于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欧美地区。报刊杂志较之专门的学术著作，其特点在于能够提供时间上更为迅速、空间上更为遥远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主要是借助它们的媒介及时地了解“资本”的动态变化。例如《资本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其分析对象包括1866～1867年期间英国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当时正是该书行将交付出版之际。马克思是通过报纸才及时了解该危机之发生与势态的。下面是他从当时伦敦《旗帜报》1867年4月5日报道中摘录的一个片段：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的是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的财富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中略，第735页)
这篇报道中的“昨天”事件和场景在当时的专著文献中显然无法及时反映;虽然该事件发生于马克思居住的伦敦市，但是其具体场所的伦敦东头却离马克思居住的郊区相隔颇远。正如今天的城市居民如果不借助报刊等传媒就难以及时了解本地事件一样，如果没有报纸，居住伦敦偏远郊区的马克思未必能及时知道该事件。即便他能够直接观察或亲自参加该事件，至少在获取并加工该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其“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所引最边远地区的报刊是出版于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的《孟加拉公报》。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章的“协作”节，马克思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东印度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现象时，引用了来自该地区该报1861年7月22日的报道：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力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地区(也许中国和印度地区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种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是大量棉花在田野腐烂。由于在适当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大量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第365页)
再如《资本论》第三版中，马克思补充了他在第一、第二版中未知的新材料，新材料得自于《泰晤士报》1873年9月3日一位英国议员对经济势态的分析：
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第659页)
马克思根据他的这番议论，对英国资本的变化作了新的判断：“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欧洲大陆的低工资，而是中国的低工资了。”(第659页)
《资本论》引涉文献的出版地点广泛分布于“世界市场”的众多国别与城市。因此，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提供《资本论》创作的不仅是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原料，而且包括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市场中的信息资料。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流通之发达程度与该国的物质生产水平具有同构对应关系，那么《资本论》生产过程中所享有的信息资料，归根结底也是得益于英国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读到如此众多国别的相关著作，首先是依托了英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依靠了伦敦这个现代大城市所特有的“世界市场”的流通条件。正是这种条件，为马克思《资本论》生产过程提供了其他国度和地区难以企及和媲美的、丰富而及时的“生产资料”。
三、《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官方蓝皮书
《资本论》考察焦点是工厂机器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此);众所周知，其鲜明特征是基于工厂劳动者生存状况极端恶化的批判倾向。然而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调查工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从《资本论》引用文献中足以判断，他主要是通过英国官方定期公开发布的、被称为“蓝皮书”的调查报告而了解把握的。《资本论》评价最高且引用最多的出版文献也是此类官方出版的“蓝皮书”文献。马克思高度赞扬：“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些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1866年7月2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页。下面是《资本论》引涉的英国官方组织的“工厂调查委员会”部分文件的标题：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
这四篇调查报告标题中的时间，最早者1833年，最晚者于《资本论》初版的1867年，可见英国官方的工厂调查是作为制度而持续实施，该制度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前至少持续存在了30多年。《资本论》引用1833年报告中的一段资料是：
现时工厂制度最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个弊端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端比要求消除的弊端更大。(第309页)
这段文字大体可以表明，“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基本意图是为了消除工厂劳动中的“弊端”。这个意图与马克思的期望大体相近。
《资本论》引用率最高的是《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达30余份之多。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842年出版，最晚的一份是1867年出版。其起迄时间的跨度与《资本论》撰写过程的时间大体相吻合(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类蓝皮书出版时间为每半年一期，这意味着其调查具有及时性，马克思借此可以定期了解和随时阅读其调查结果并了解新近发展动态。《资本论》引用最新的该蓝皮书计5次，其中一段是署名罗伯特·贝克的英格兰工厂视察员调查爱尔兰情况所见个案：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上6点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下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点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我们有三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碳和燃料每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中略，第777页)
马克思引述后仅作简要点评：“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马克思对此报告的真实性显然深信无疑，他是据此了解和评判与伦敦隔海而居的爱尔兰岛上工厂劳动生活的。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也有相反情况，例如一位把缩短工厂劳动时间的措施称为“祸害”的苏格兰工厂视察员，马克思批评“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第345页)但是在马克思引用资料中，这种“相反”情况不多。
《资本论》揭露工厂劳动最痛切之处在于对童工劳动的描述与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依据官方调查。马克思直接引用过的至少有：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佣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3年伦敦版)、《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号(1863～1867年，伦敦版)等三种。
从标题中“限制”、“禁止”的关键词可见，该类调查是旨在限制乃至禁止使用童工从事劳动。上列调查报告进行和完成的时间跨度为1832～1867年，其间历时30多年。这表明当时英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是持久关注着童工现象。
英国官方蓝皮书中还有从“公共卫生”专业角度的系列调查。《资本论》引述的有《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第3～8号》(根据下院决定刊印，伦敦版1861～1866年)。这类调查报告的执行者都是专业医生，其中所引汉特医师一项报告中“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第751页)，另一位担任主编的西蒙医师写道：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允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如果想让处在于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心身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中略，第723页)
可见作为调查员的医师，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灾祸”方面，其人道感与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可谓一致。
就《资本论》引用官方蓝皮书文献所涉范围而言，它们遍及各行各业。例如：《爱尔兰农业工人状况·答可尊敬的下院的1861年3月8日征询》、《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等。从标题可见，调查范围涉及农业、面包业、矿山业、铁路业等多行业。《资本论》所引关于矿山妇女劳动状况的一段引文，其中所涉文件编号达千位数以上：
虽然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量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寡妇和女儿，年龄从12岁至50、60岁。(第647、1779、1781号)(第545页)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蓝皮书广泛涉及英国社会经济各方面，例如：《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索美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王国谷物法情愿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课程和收入等状况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8卷(1861年，伦敦版)、《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13卷(1866年，伦敦版)、《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1867年，伦敦版)、《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会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等。这些官方文件最早者是1685年，最晚者1868年，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由此不难想见，可供马克思阅览的官方文件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实际引用过的数量。
《资本论》引用的“蓝皮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通常是一个文件多处引用;短则数行，长则整页乃至以上;《资本论》不少页码中，页底引注的篇幅常常超过正文叙述的篇幅，有的章节的正文叙述主要是借助引用这些资料而构成(例如“工作日”章)。因此，仅从引用数量和频度就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蓝皮书文献，《资本论》至少在篇幅容量上会大大缩水，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巨著规模。
《资本论》所引的这些官方文献表明，当时英国政府(女王和议会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不乏直面关注、深入调查、积极改善的努力。诸如《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等系列文献说明，英国官方的积极努力已经实施为常规的制度性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这些及时反映、定期出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据以分析论证的文献资料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文献还表明，具体承担实施调查任务的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医师等，其中不乏具有责任感、同情心和人道意识的人士。没有他们的敬业、诚实和努力，至少他们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从而《资本论》的引用文献、马克思的观察分析也就缺乏真实依据。
《资本论》所引蓝皮书文献是公开出版物，并且是英国官方批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有些直接标明“根据下院的决定刊印”;甚至包括《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这类机密文件(第954页)。这表明，当时英国官方掌握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资料对公众具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如果说没有这种公开性和透明度，英国的一般公众就难以知情，而身为英国侨居者的德裔学者马克思就更不可能读到这些出版文献。
余说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将其祖国德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条件与英国作过比较，他指出，差别不仅在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更在于德国官方的态度和提供的研究条件与英国难以比肩而语：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能够看见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这帮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条件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第11页)
这里不仅赞扬了英国工厂视察员及公共卫生医师们的“内行、公正、坚决”，而且也率直表达了对保障前者“有全权去揭发真相”的英国现代制度文明的某种赞赏。我们结合《资本论》大量引用英国政府出版的调查报告文献等可以推断，当马克思说这番话时，对他侨居英国伦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应该是怀抱某种钦敬乃至感激之情。
作为精神生产的《资本论》创作必须相应的“生产资料”，《资本论》课题所需“生产资料”主要来自英国出版物及伦敦博物馆免费提供的各种纸质文献。侨居英国的德裔学者马克思之所以能够阅读、研究、享用这些出版文献，是基于后者所由产生、汇聚和流通的先进文明因素。英国不仅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而且也是马克思当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理想场所。如果说《资本论》作为精神产品而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内涵与价值指向，那么它唯独在英国才可能创作问世的事实也足以表明，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同时也可能是认知、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资本论》命题之一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例如与诗歌与艺术相敌对。”这个命题的深刻性是基于辩证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6页。关于该命题的“相敌对”方面，参见拙文《“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相敌对——关于马克思一个诗学命题的思考》，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7辑，刘纲纪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魏策策
作者：陆晓光
摘 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马克斯·韦伯的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其所提出和研究的论题影响深远，也是最受争议的现代社会科学著作之一。在书中韦伯认为，清教的禁欲主义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之一，而宗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也存在一种重要的生成关系。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天职观;新教伦理;劳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马克斯·韦伯的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其所提出和研究的论题影响深远，也是最受争议的现代社会科学著作之一。笔者跟随韦伯的思路，在資本主义生活中找到宗教作用的影子，了解宗教的价值问题和所有宗教分支所包含的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以探寻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之间的关系。
一、资本主义精神与劳动“天职观”的内在联系
(一)资本主义精神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为解释观点证明了这样几个调查结果：一是在与天主教为主要宗教而盛行的地区相比，新教教徒所在的聚集区或者说新教得以发展的地区，其资本主义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显得更快而且质量高，并且在资本家、管理人员、高级技工等社会群体中，信仰新教的人群比其他教派的人群数量多;二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和文科教育的人才大多是信仰天主教的教徒，而在技术人才中，信仰新教的人群更多;三是在广大的女性劳动者中，很多排斥新技术、拒绝新的生产方式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女工都是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信仰别的宗教的人，而几乎没有信仰新教的教徒，相反地，新教女教徒大多都愿意接受新的技术和提高生产技术，她们做事往往更加严谨、认真，愿意追求更高的效率而不是一味地劳作，对现实满足。这些现象使我们产生一种思考：在新教教徒和不满足于现状的积极进步的劳动者身上存在的这一种勤奋、积极、节俭又克制的精神气质的养成，是否与他们是新教教徒有关?新教的教义是否对他们产生了某种作用?如果我们追随韦伯的分析，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精神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那么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怎样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通过引用富兰克林的话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精神有了初步的理解。我们把注意力瞄向了一份有关这一精神的文献资料，“牢记，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金钱……金钱有增殖和衍生的性质……牢记这一名言：精明的掌钱人是他人钱包的主宰者……”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精神可以概括为珍惜时间、以钱生钱、讲信用、勤劳、节约、守时、公正、谨慎、诚实等等的品质和德行。富兰克林给这些品质加上了浓烈的伦理色彩，在这种伦理观念里，赚取更多的钱就意味着要严格禁止生活的享乐主义观，人们单纯的只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赚钱和获利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然而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兰克林所描述的具有伦理色彩的金钱观中强调的是在现代的经济环境下，合理、合法的挣钱。这种挣钱方式被看作是一种遵守天职美德的结果和发挥天职能力的表现。人们“履行天职”的责任，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并不被这样理解但似乎又看起来有些合乎情理的特殊观念，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为典型的特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所在。
富兰克林用他的一生实践了新教徒的伦理美德。他虽是以工匠家庭背景出身，却以自身的良好美德和品行，以及一生的努力获得了公认的尊重和敬佩，这与封建时代的门第观念，即出身富贵和显赫背景的人会被更重视和尊敬，是相反的。当时的北美尤其是新英格兰的社会中因没有这种门第观念存在，且奉行的是白手起家的精神更值得尊重的观念而更加促进了当时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别的地方，尤其是门第之重的欧洲，新的经济方式，例如采用新的技术、金融业等发展就没有那么顺利和繁荣，这种传统的观念，不仅没有帮助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
《新教伦理》书中紧接着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和历史进行了剖析和探索。韦伯引用富兰克林的这席话虽然唤起了大家的掌声，但是书中表明，在古代和中世纪，这种思想和心理状态是被当作最低级最贪婪的一种缺乏自尊的态度所被排斥的。中国的清朝官吏、古罗马的贵族或者是现代农民，他们对于金钱的贪婪不比任何人弱。用西方的衡量标准来看，那些发展水平很落后的地方都存在一种为了赚钱谋取私立的不择手段的特征，那种完全屈从于这一贪婪的思想会使人成为一个不受控制而冲动的人。接下来，韦伯从劳动者和企业家的真实案例入手，试图引出和说明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即新教伦理。现代资本主义是在传统社会就出现并发展起来的，其中，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基础。那么，人们如何改变观念，直至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精神。近代的欧美新教教徒的案例解释了这些问题，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有了改变。
“履行天职的责任”这种心态是如何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在书中，韦伯列举了计件工资制度的例子。计件工资制度的初衷是鼓励雇员提高生产效率，但结果是雇主不得不利用提高单件产品工资的规则来鼓励劳动者多生产产品，然而劳动者面对这一规则却选择了降低工作效率，只求维持同样的收入即可。韦伯说这是因为人并不是天生就渴望挣钱，而是简单地要过一种自己习惯的生活，只需要能够满足这样的生活所需的金钱就可以。雇主在提高计件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不能起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那么就会采取相反的做法来刺激劳动者，但是这种方式无疑就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韦伯利用这个案例想要告诉我们，无止境的挣钱不是人们的真正目的，劳动本身才是，人们劳动只是一种生活习惯，而赚钱只是这种劳动之后的结果，并作为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体现出来。而另一个案例也为韦伯的观点做出一些证明，他指出，有宗教信仰或者有宗教背景的女孩子在进行技术学习或者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方面，比那些毫无宗教背景的女孩子态度更加诚恳，也更愿意接受新的一切。这些证明无非想要告诉我们，宗教促进了“天职责任”的养成。这种获利主义被认为是理性的，这种“天职论”也被认为是促成了理性挣钱的资本主义精神。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精神强调的是劳动的重要性，将劳动看作是人生活中一切活动的目的和归宿。这种为了劳动而劳动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扬必不可少的部分。
二、“天职观”的起源及加尔文宗对其的完善
(一)天职观念
宗教改革家路德在翻译《圣经》时，把一种宗教观念，即“上帝留给人类的任务”，与“职业”这种表示世俗生活的词结合起来。上帝唯一能够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通过隐修禁欲主义来超越世俗道德，而是履行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被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所在，履行天职的劳动在路德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达。客观地说，在我们理解来看，这不过是一种利用宗教改革为世俗活动进行的道德辩护。而这种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尤其存在于路德倡导的改革中，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有时甚至被人们认为已经是陈词滥调。尽管路德认为他从《圣经》中获得了天职观念的合理解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圣经》的权威观点在总体上的方向是倾向于对传统主义的解释。由此可知，韦伯认为，路德的天职观念仍旧保持着一种对传统主义的认可，尽管路德的个人宗教观念对宗教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之后加尔文主义的影响和发展，路德的成就不可能在今天也被部分的认可和支持。
(二)加尔文宗教派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完善
接以上内容的分析之后，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第二部分，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以及从浸礼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诸教派，对这些教派分支一一作了描述，描绘出了天职观的宗教基础，为探究现实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商业现象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如韦伯在书中要表达的一样，在新教的各分支教派中，各个教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世俗活动做道德辩护，但加尔文宗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宗教入世最为典型的代表。加尔文宗最典型的教理是预定论，在加尔文宗的教义里，人是为了上帝才存在的。一切造物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这一特征因此也存在于群体内为世俗生活服务的天职中。在预定论中，人们被迫地跟随他被预定的生活轨迹来生活，也不得不面对预定好的命运和人生，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努力地生活和创造是整个世界的目标。但是，如果你不是被上帝选中的幸运人，那么无论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被上帝选中的命运被称作“蒙恩”，是否具有坚定的信仰就意味着这个命运是否是被上帝选中的，也就是是否“蒙恩”。这样看来，为了劳动而劳动的“天职观”在世俗经济活动中的实践就是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源自于对上帝恩典的信仰，同时这种信仰又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外在表现出来。加尔文宗的教徒接受命运并不敢有丝毫懈怠，且要求教徒们不仅仅做个别的善行，更是一辈子都要行善，而且要把这些善行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也正是因此，教徒的生活被彻底地理性化了，并且完全被这种为上帝增添荣耀的思想所支配。“自助者天助也”，再也没有谁能够比他们更加坚定地信仰上帝的任务，信仰加尔文宗教义。
三、结论
韦伯认为，加尔文宗的教义学和神学在实践中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通过禁欲主义的天职观的推行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人类生产活动做出了宗教肯定，而理性的世俗活动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容，并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发展，建立起一套宗教观念与特定的经济伦理、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在现代宗教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理论意义。
当然，任何观点都有片面的、需要质疑的部分，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多样化的纷繁复杂的过程，尽管韦伯也认为他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中找不到线索，但是，他的著作也一样值得我们任何一个学者研究和学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不断地对思想观点进行“扬弃”，与时俱进，并理论联系实际地看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有意义和价值。本文只是粗浅的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部分思想和观点进行解读，关于宗教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本文没有提到，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价值的话题，值得笔者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马奇炎，陈婧，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石玉娟，曾政南，刘国艳.解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神州，2013(9).
[3]孙宗伟.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读[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4]張志刚.宗教文化学导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5]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丁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作者：李雪君
摘要：作为一种广泛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学界也引起广泛关注。但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在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国内外学界存在着诸多分歧。杰姆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思路出发，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变迁联系起来，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总体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一
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杰姆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依据。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的序言中，杰姆逊提到“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的新方式”及其带来的新文化形式。杰姆逊指出，在所谓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在美国，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诸如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特别是广告工业的急剧扩张等等使文化作为商品进行批量生产成为现实。杰姆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变化也带来人们在经验方式上的变化：一方面是个人生活越来越封闭于丰裕社会的壁垒和禁锢之内，越来越离开这个世界上生产与劳动的现实；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服务性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景观社会，以致人们“居住在一个由人工刺激和电视传播的经验所构成的梦幻世界里”，而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存在和生命意义的基本问题，“从来没有显得这么极为模糊和不且题旨”[1]8。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杰姆逊进一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进行了描述：“正如我认为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已达致了共同的感觉，即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间（被五花八门地说成是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等）。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剧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2]418
对于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剧烈的社会转型和裂变，各路各派的“新话语”作出了种种解释，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说，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学说，利奥塔的语言游戏，等等。虽然这些新话语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但依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这些话语在共享的观念和态度方面存在着惊人的家族相似性，比如这些话语都着眼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拒绝统一性、总体性和普遍化而偏爱差异性、多元性，都沉溺于话语之中。一股后来被西方社会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文化思潮产生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历史转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转向，以及伴随这种历史转向而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呢？
杰姆逊指出，虽然并不是今天所有的文化就可以用“后现代”来概括，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也还存在，但是，西方文化在50年代末出现的“断裂”已经足以使现代主义文化退居后台，一种异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突显为一种新的文化主导因素。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更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概念，“其作用是把文化上新的形式特点的出现，联系到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出现——即往往委婉地称谓的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大观（Spectatle）社会，或跨国的资本主义”[2]399。杰姆逊相信，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这个后工业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或称晚期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而杰姆逊的意图就是要挖掘出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息息相关的关系。
二
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为资本的生产；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这决定了资本的逻辑就是积累、扩张、商品化、利润最大化和竞争的逻辑。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时也存在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劳动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集中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它们构成资本主义不断深陷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构成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控和重获生机的原因。
我们看到，虽然马克思曾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预示了劳动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丧钟将会敲响，资本主义的外壳将会爆炸，剥夺者将要被剥夺，然而自1825年资本主义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我们眼见的事实却是，资本主义不仅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至今存活，而且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通过在危机中的痛苦蜕变而进入了一个更大的活动范围，一个更宽广的控制、投资、改造和渗透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及二战后的繁荣发展亦是如此。经济上的大萧条最终引发了政治上的世界大战，而战后的经济又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新科技革命的刺激下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使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并且在更宽广的领域里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杰姆逊认为，与16世纪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相比，二战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不同于以往任何阶段：它呈现为一种高度的现代化：资本的扩张不再局限于工厂和车间，不再局限于某一个行业，也不再局限于某一种生产技术与另一种生产技术的竞争，而是以投机的形式出现，用德里达的措辞就是，价值的幽灵在硕大的、世界范围内的、支离破碎的幻影中相互角逐。杰姆逊指出，从战后60年代开始，自古典资本主义中幸存下来的自然的最后遗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被消除：前者表现为农业的被迫资本化、农民的被迫无产阶级化以及相关的传统农业文化的消失；而后者则表现为文化的被迫资本化以及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被资本的逻辑同化。因此，60年代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它标志着资本的扩张又有了新的特点，并且因其扩张的深度和广度与先前明显不同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杰姆逊认为，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资本依附于新的信息技术穿上了文化的外衣，而文化则开始与数字化、复制化等信息技术寸步不离，渗透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西方有学者称此现象为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第二，文化被资本殖民。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中还有资本长期无法侵入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无意识，就是日常生活领域，亦即精神文化领域。但是现在，这一领域也委身于资本，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生产领域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引发所谓“文化全球化”①的问题。这一扩张过程是通过庞大的跨国公司实现的。跨国公司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输入资本的同时，也夹带散播资本主义的文化，并使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受制于资本的逻辑。所有这些，表现在经验的层面上，就是文化被贴上商品的标签，被批量地复制、销售和消费。在这种技术化与商品化的体制中，文化亦成为一种工业，失去其人文关怀的原义，沦为只是向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的消费品。用杰姆逊的话说，后现代主义的“上帝之死”——甚至“人之死”——甚至宗教与哲学的“终结”把现代人置于普遍焦虑与危机的情境之中，但它并没有给现代人提供真正走出这种焦虑与危机的道路。恰恰相反，虽然后现代主义鼓吹的言辞看似更加人性化、社会化和“文化化”并全神贯注于这种焦虑和危机，但它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目之所见，浸透和充斥我们这个社会的不是新的价值，而是消费主义的视觉文化[3]358。文化摒弃了对生命意义的拷问，本能的冲动和感官的享受成了真理之源。
战后经济发展的这些新特征及其所带来的文化产业的扩张、文化资本和文化商品的流通、文化价值的对抗以及文化的独立性的日渐削弱，使人之为人的文化本性问题和文化压迫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三
杰姆逊借鉴恩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资本主义分期理论，从资本的扩张入手，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时期：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当前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三个时期分别以资本的自由竞争、竞争导致的垄断资本以及资本的跨国运作为特点，同时对应地都有自己作为主导形式的文化模式：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对应于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于垄断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于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即马克思的《资本论》所研究的阶段，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也有称之为古典式资本主义的。这一阶段中，资本的扩张逻辑主要实现于可见的物质形态之中，而文化的主导形式也是现实主义，即注重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资本的扩张进一步加剧，推动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市场向世界市场转变，出现了垄断企业和大规模的工业化。列宁称此阶段的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资本的扩张推动规模化现代工业的兴起，这极大地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但作为个体的人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无依，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的自由、博爱、平等等道德观念被现代工业批量制造的枪支弹药击得粉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些社会现实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新型的文化形式应运而生，即现代主义。可能是无法直面丑陋的现实，所以不同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直接描写社会和人生（少数艺术家例外），而是采用荒诞的或寓意的语言将社会、人、自然与自我的关系变相扭曲地影射出来，抽象成为文化主要的表达方式。二战后，资本的扩张渗入尖端技术领域，商业企业的形式也改变了，金融资本时代来临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土地投机和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主导的经济因素，投资和股票市场比实实在在的工业生产更加引人注目，金融交易中唾手可得的可观的利润使金钱似乎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些金钱也不再是之前的棉花钱、大麦钱或者纺织钱，而是脱离了哺育它的具体场所，变成了自由浮动的神秘之物。“大量金钱环绕全球的闪电般的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它们显然也产生了新的政治障碍，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也产生了新的不可再现的征候”[3]351。这种新的征候，表现在文化上就是现代主义时期已经显现出来的抽象问题更加严重了。杰姆逊认为，如果说现代主义忠实地再现了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时期由资本扩张所带来的愈加严重的抽象，那么今天所说的后现代性则是另一个尚未到来的抽象阶段的征候，它在性质和结构上都不同于以前的抽象。援引阿锐基在《漫长的20世纪》里的观点，杰姆逊将其描绘为我们自己时代的金融资本主义即全球化社会的金融资本时代，以及由信息技术带来的各种抽象。资本的扩张带来文化形式上的变化；反之，我们研究文化也不能离开经济框架。因此，杰姆逊认为，“关于金融资本主义的任何综合性的新理论都需要深入到扩大了的文化生产领域去测绘其效应；实际上，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本身——与全球化和新的信息技术一起——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一样，都具有深刻的经济性，都完全是后者普遍化了的商品系统的组成部分”[3]352。
现代主义是资本商品化逻辑的产物，后现代主义取代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资本逻辑的进一步强化。杰姆逊认为，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恰好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化的论断：即商品社会的规律驱使人们不断生产日新月异的产品，务求以更快的速度把生产成本收回，并且把利润不断地翻新下去。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可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任何一个领域。二战后，在这种资本无止境追求利润的体制中，文化的生产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资本逻辑的控制，文化的逻辑被资本的逻辑吸收并被纳入商品生产的总过程之中，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基本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席勒、黑格尔等都认为人的美学以及审美这一部分是拒绝商品化的。康德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类：实践的、认识的和美学的，并认为美、艺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不属于任何商业企业（实践的）和科学知识（认识论）领域。杰姆逊指出，如果说第二阶段中资本主义通过暴力，以外在的手段使世界殖民地化，那么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更深刻的渗透，因为在这一阶段中，美、艺术、文化作为惟一可以拒绝资本和商品化的范畴也消失了。文化全面“移入”社会生活，在尘世间“惊人地扩散”。但这种“移入”并没有提升文化也没有提升生活，反倒是因为资本的均质化而造成了文化自身的黯然失色和平面化，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平面化、标准化和索然无趣。
总之，在杰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扩张具有紧密联系。“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在文化的层面上反映了资本扩张的又一个阶段，在此阶段中，文化的逻辑被资本的逻辑所吸收，并成为资本继续扩张和渗透的工具。由此，杰姆逊总结指出，“所谓‘后现代主义’根本无法脱离晚期资本主义世界文化领域里的基本变化因素而独存。这种变化，包括了文化在社会功能上的重大变化”[2]503。在后现代主义中，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方面无处不在。也是在此意义上，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作为资本对文化彻底渗透和同化的标志而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参考文献：
[1]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三联书店，
1997.
[3]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Postmodernism：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IANG Miao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37 ,China）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 late capitalism; cultural logic
作者：梁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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