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试析论文

摘要：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所述部分女性形象，从家庭生活、婚恋经历、社会生产等各方面都占有较为强势的地位，甚至产生了女强男弱的现象。这从侧面反映了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对程朱理学的撼动，并对女性主义意识的解放带有积极意义。然而此类性别逆化现象又难以摆脱封建礼教的禁锢，带有某种辩证的矛盾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资本主义萌芽试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资本主义萌芽试析论文 篇1：

SOLO评价法在第40题第3问吉林省评分中的应用

关键词：历史前提，SOLO评价分类法，史论结合

2010年高考历史科全国卷加题第3问，是一道理论含量高、综合性强的高考试题。教育部考试中心对第3问没有提供具体答案，只提供了一个评分参考，需要各地评卷工作组自己制定细则。再加上该题具有十足的开放性，允许考生从不同角度解答，使得该题在高考之后引发颇多议论。笔者参与了该题吉林省的评卷工作，本文根据考生答题情况，说明评分细则的制定，以及所反馈的具体问题，以求为高中新教改和今后的高考评卷工作，起到一点参考作用。

一、依据教育部考试中心“评分参考”对试卷的基本分类

教育部考试中心对答案的原则要求是：以对“历史前提”的认识为中心;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吉林省考生对“历史前提”的理解五花八门。在试评卷过程中，我们选取了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样卷，结合考试中心的评分参考，制定了评分细则。

样卷一

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是指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样卷二

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前提”是英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不仅让人对自然、社会有新认识，更加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代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变北的巨大作用，推动了工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样卷三

历史前提也就是时代背景。1、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古老的，这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接触到科技的生产水平，也只是停留于手工工场，手工完成简单的生产环节。2、个别地分散地同奴隶制并存几百年，这是政治制度还很古老，没有适应当前的经济体制，还有各地区仍属于孤立状态，没有联合起来，所以还不能形成有制度性的资本主义方式。只有在科技的进步，社会意识形态完善和政治制度合理化的条件下才能把萌芽发展起来，所以历史前提是非常重要的。

样卷四

历史前提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的条件。条件包括：1、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社会，社会安定统一。2、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即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启蒙思想的影响。3、资本：有原始的资本积累，可使其提供资金支持。4、市场：有广阔的市场要求，需求量大。5、劳动力：劳动力丰富，英国的圈地运动解放了劳动力。6、有新的雇佣关系产生。7、交通工具的发明，各地联系加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

样卷五

如英国。这一历史前提表现为：1、英国最早产生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2、早期的殖民掠夺为其提供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3、圈地运动为其提供大量羊毛及自由劳动力。4、早期商业革命为其奠定良好基础。5、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大城市促进工业化进程。6、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其奠定科学理论基础。以上的历史前提为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第一次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再如中国，在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当时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海禁，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当时商人经营商业挣来的钱多用来买田置地，没有继续扩大资本，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前提”没有促进中国的发展。综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经济、政治、社会多方面条件的共同存在，这样的“历史前提”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综上可见，考生多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常规思路解题，所举史实多是高中教材相关内容。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具体如下：

第一等(13～11分)①观点明确;②能有机结合材料并充分利用中外史实，多角度论证观点;③逻辑严密，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第二等(10～6分)①观点较明确;②能结合材料或利用相关史实论证;③论述较充分，表达清晰。

第三等(5～0)①观点不明确;②未能利用材料或史实解释观点;③论述欠充分，表达不清晰。

据此，评卷组初步将以上五份样卷归类如下：

二、对评分标准的细化根据与评分细则

从上文的初步分析可见，同属评分参考中一个等级的答卷存在着高下之分。为了确保评卷工作的顺利进行，评卷组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决定把考试中心提供的评分参考进一步细化，从内容分析和综合评价两个方面评分。

评卷组认为恩格斯所说“历史前提”主要指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有充分的论述，他提出：“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的，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依据马克思的观点，参考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教材，评卷组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即从手工工场到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第二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几种形式;第三方面是雇佣劳动的发展;第四方面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至于考生提到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社会的政治结构绝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评卷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即“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形态”，而不是前提。

综合以上，并结合在正式评卷前“试评”过程中对考生答题情况的基本了解，评卷组将评分标准大致细化如下：

1　试题中恩格斯所述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前提”的要素主要有4个方面：

①生产方式：家庭手工工场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工厂出现;新兴行业出现;机械化生产(含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大机器生产。

②资本积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阶级出现;重商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海外贸易、海外市场的建立;国家政策扶植。

③雇佣劳动：雇佣关系;雇佣劳动;自由劳动力;圈地运动;劳动力不被束缚于土地之上;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④意识形态：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伦理;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自由平等观念;启蒙思想;打破封建(神学)思想束缚;

科技进步;理性主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2　评分等级

①第一等(13～11分)：以上评分标准中凡4个方面，须具备3个方面的内容(注：在诸方面的同义要素当中，只需含有各分号前后任意1项表述即可);观点明确;能有机结合材料，多角度论证观点;逻辑严密，论述充分，表达清晰。

在此基础上，如能充分利用中外史实，则为满分;如无中外史实，则按对前述观点、材料、论述、逻辑等要求的符合程度，确定为12分或11分。

②第二等(10～6分)：以上评分标准中凡4个方面具备任意2个方面的内容(注：在诸方面的同义要素当中，只需含有各分号前后任意1项表述即可);观点较明确;论述较充分，表达清晰。

在此基础上，如能结合材料或利用相关史实论证观点，则为10分;如不能，则按对前述观点、论述、表达等要求的符合度，确定为9～6分。

特别注意的是，若能抓住上述任何1个方面，利用相关史实展开论述，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按第二等分值要求酌情给分。

③第三等(5～0分)：以上评分标准中的四个方面具备任意一方面的内容(注：在诸方面的同义要素当中，只需含有各分号前后任意1项表述即可)。在此基础上，观点不明确;未能利用材料或史实解释观点;论述不充分，表达不清晰等，分数依次递减。

此外，为了确保该题的评卷质量，评卷组要求每位老师在评卷过程中根据考生答题情况，逢新便及时总结，补充评卷细则中四个方面的答题要素。在每天的评卷工作结束后，评卷组进行汇总和筛选，以确保评分细则的合理有效。吉林省历史质检组的专家则对该题进行严密监控，发现误差超过3分的试卷，就与评卷者进行讨论，及时纠正评卷中的偏差。

简而言之，吉林省制定的评分细则基本符合中学历史教学的实际，充分估计了观点、史实、论证、逻辑等因素，将学生的综合能力纳入评分标准。

三、评卷组所见该题反馈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尽管评卷组已经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注意到了给分的宽泛，但评卷工作结束后，吉林省考生的平均分只有3.5分(含零成绩)，除零后平均分则为4.74分;同样使用该卷的湖南省考生平均分为3.42分，可见吉林与湖南同仁所见略同。即便是得到高分的考生，其答题内容也更多的是要素的堆积罗列，很少能够按逻辑关系进行系统论述。

评卷组分析考生普遍得分低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考生在有限时间内对材料的分析理解不足;二是考生缺乏对开放性试题的日常训练;三是考生没有掌握答题技巧;四是对教材熟悉程度不够。鉴于此，我们对该题所反馈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尝试提出几点建议，以利于今后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的改进。

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该题考生普遍得分低的一大原因在于，对原材料的分析不足，没有很好把握该题的核心。部分考生或者干脆不答，或者摘抄材料的部分内容，更有给出类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答案，甚至还有对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加以论述者。因而，中学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材料分析题要将所有材料联系起来进行综合理解，要注意提高学生的整体思维能力，坚决反对学历史以死记硬背为主，只强调记忆知识点，将历史分割记忆的办法对应不了高考。培养能力是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目标之一，需要教师有意识地贯彻到平时教学中。

第二，加强对开放性试题的日常训练。全国卷40题第3问是一个开放性试题，采用SOLO分类评价准则，侧重考查学生的思维层次，把学生对某个问题的学习结果由低到高分为前结构、单点结构、多点结构、关联结构和抽象拓展结构。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加强对开放性试题的训练，对新课程内容中的问题一个个地进行分析，由点、线、面、立体、系统的方式进行，循序渐进地逐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第三，提高学生对教材的整体把握。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规定的必修课程历史(Ⅱ)，要求学生了解自古以来中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迁，学习要点有：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这些要点正是该题涉及的范围，高中教材也有相关内容。评卷组依据吉林省使用的人教版教材，将这些要点的具体历史内容进行归纳，制定了上述评分细则。依据SOLO分类评价法，该题正是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把握，并进行抽象概括，运用于解决新问题。因此，教师要注意提高学生对教材的整体把握，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水平。

第四，建立有效的评分细则。考试中心只给出评分参考，而不是参考答案，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目的在于促进素质教育。不过其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从评卷者的角度来讲，根据考试中心的评分参考，如果仅按照每个考生答题角度的思维层次判卷，操作难度相当大。容易造成评卷标准的无限争议和评卷耗时的无限延长。再加上评卷者个人理解的不同，容易出现大量的三评卷和仲裁卷，从而延缓评卷的进度。从中学历史教学的角度来讲，也不利于教师考后总结经验。对开放性试题的评分细则，可以加一个比较明确的指向性，如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角度论述“历史前提”。这样即便于考生理解试题，也便于各地制定操作性更强的评分细则，使评卷工作更科学、有效地展开。当然，类似指向也可以在高考试卷的答案中给出，以利于各省对相同试题的公平合理操作。

责任编辑：王雅贞

作者：马艳辉 智利疆

资本主义萌芽试析论文 篇2：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中的性别逆化现象

摘 要：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中所述部分女性形象，从家庭生活、婚恋经历、社会生产等各方面都占有较为强势的地位，甚至产生了女强男弱的现象。这从侧面反映了清初资本主义萌芽对程朱理学的撼动，并对女性主义意识的解放带有积极意义。然而此类性别逆化现象又难以摆脱封建礼教的禁锢，带有某种辩证的矛盾性。从蒲氏创作目的看，性别逆化不只有女性主义解放意义，更是蒲氏将自身代入女性角色的自我纾解，及其感情生活的片段性抒发。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性别逆化;女性意识

作者简介：曹雪雅(1994.12-)，女，汉，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在读学士， 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1、前言

蒲松龄出生于明朝末年，其后历经顺治康熙两朝，七十五年岁月，两件事贯穿了蒲氏的整个人生，一为科举，一为写书。蒲松龄一生曾四次参加科举，然而却屡次落第，仕途的坎坷，使蒲氏将一腔孤愤抑郁投注进志怪类小说《聊斋志异》的创作中，创作过程中，对世俗民情的了解，进一步激发蒲氏致仕的使命感，使其在屡次落第后又屡次尝试。因而，蒲松龄的科举历程与《聊斋志异》的创作历程，紧密联系、互相影响。

《聊斋志异》从内容上，对女性角色的描述别具特色，一为形象的多样性——既有不应存于世间的鬼魅精怪，又有世俗女性的代表。二为形象的美好性，这种美好性既包括德行的美好，也含有外在形貌的美好。三为性格的复杂性，其中有的女性形象以贤惠、善良著称;有的女性形象则以才能卓越、不输男子著称;有的女性形象活泼可爱，纯真无邪;然而也有的女性形象恶毒、粗鄙、善妒。

除了具有形象的多样性、美好性，以及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外，部分文章中，女性地位提高造就了女性强势主导男性的局面，更加值得引起注意。而这类强势女性形象又可从三个方面得以表现，即：家庭生活、婚恋经历、社会生产。

2、家庭生活中的性别逆化

从家庭生活方面来说，封建社会时期的女性一般遵从三从四德式的仕女教育。而《聊斋志异》中的部分女性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家庭生活中表现的自主又强势，承担了养家或教化丈夫的责任。现以《黄英》、《小翠》等篇为例，加以阐述：

《黄英》中菊妖黄英最可贵处，即为其独立性。

首先她具有经世处事的独立性：“年余，陶竟不至。黄英课仆种菊，一如陶。”——黄英在弟弟离家时不仅能维护两人之前所经营的产业，还颇有主见的置地置产。

其次，她还具有思想上的独立性：当马文才“耻以妻富”时，黄英仍能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且致力于说服丈夫改变观点——“妾非贪鄙”“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床头金任君挥去之，妾不靳也”语气不卑不亢、坚持自我，其洒脱恣意的金钱观，气概磊磊，虽当世男子也难与其比肩;最后黄英看实难说服丈夫，竟毫不退让，而是“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乃于园中筑茅茨，择美婢往侍马。马安之”，带有强烈对自我价值观念的维护。

黄英在外维护家庭的生存，在内引导丈夫的思想。而黄英的丈夫，在外不事生产，在内听从黄英的劝导，安于黄英所营造的富贵安闲的家室。这两者对比所呈现的现象，正是一种典型的性别逆化。

除《黄英》外，另有《小翠》中的狐女小翠，为母报恩嫁给“绝痴”的丈夫元丰，在生活中反过来照顾丈夫，五年约定期满后，又因不满婆婆的打骂敢于休弃丈夫、离家出走，拥有着可贵的人格自由与独立精神;《阿宝》中男女家室地位的悬殊，导致了思慕成疾的人竟是属于男性一方的孙子楚，而赚钱养家的则是女性一方的阿宝;以及《云翠仙》中带着丰厚嫁妆来到丈夫家，后又因为丈夫行事不义，毅然弃夫而去的云翠仙。这些女性形象无一不在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顶门立户的作用，而作品中的男性则明显处于弱势，或者无力赚钱养家，或者身染疾病，或者品行不端。

蒲松龄对家庭生活中的强势女性意象的塑造，凸显其行为的独立性，能力的卓越性，思想的自由性，体现出一种特别的反叛精神，给予女性极大的尊重、赞美和鼓励。在客观上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女性地位维护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有着解放女性自主意识的积极作用。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整个社会氛围的松动，或者是某些文人读者的猎奇性阅读需求都对蒲松龄文章中性别逆化现象的产生具有影响性，此外，这更与他自身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蒲松龄早期迷心科举、著书，但又家道中落、生活困窘，不得不以教书为业，常常难以归家与妻子相处，曾在《家居》诗中自嘲：“久以鹤梅当妻子，直将家舍做邮亭”。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担当起教养儿子、维护家庭经济的重任，并使家庭足以自给，子孙皆有所成就，这在《述训氏行实》中有详细记载：“居无何，大男食饩;三男、四男皆掇芹;长孙立德，亦弁童科。刘氏食贫衣俭，瓮中颇有余蓄。”可见蒲妻极其贤惠，在家庭中的作用以及影响力当不亚于身为男主人的蒲松龄。因而，蒲松龄文章中这些家庭生活中比较强势的妇女意象当脱胎于刘氏，并进行了文学性的加强和延展。蒲松龄自己对妻子也充满了敬重和感激，他《语内》中曾言：“少岁嫁衣无纨绔，暮年挑菜供盘飨。未能富贵身先老，惭愧不曾报汝恩。”于是，家庭生活中的这种性别逆向，其实是蒲松龄自身对妻子的赞美、感激、尊重、爱慕之情的文学投影，及愧疚心情的抒发。

然而，从创作目的看，作者并没有主观性的解放女性意识的认识。女性主义解放意义是一个作者的无意中创造的积极意义，并且不完全占据作品内核。这一系列女性形象中，不乏积极中的落后，例如：黄英早期和弟弟卖菊花时，还是要先让弟弟出面经营，在后来弟弟走后才主动出面掌管生意;小翠即使对婆婆打骂责难充满不忿，甚至“休夫”出走，但她后来再见婆婆仍要“女即趋下迎拜”等等。可见，作为封建男性的作者，很难全面性的关怀女性地位与女性话语权;其次时代的局限性也难以出现完全维护女权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蒲松龄的读者群体还是以男性为主，而蒲氏的创作仍要为迎合读者口味而妥协。因此即使女性在文中所占的强势状态也只是有猎奇创作目的影响下的强势，在强势中仍有封建女性不得不遵从的规则与无奈。

3、婚恋经历中的性别逆化

在婚恋经历中，《聊斋志异》中的部分女性角色还承担起男性在两性交往中的责任，敢于主动追求男性，从而使“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不再仅仅是男性追求女性的写照。试以《白秋练》、《巧娘》等篇为例：

《白秋练》中，白媪一家主动向慕蟾宫提亲，并且白媪不介意女儿的名节，亲自送女儿到慕家的商船上。而白秋练自己的爱情观也堪称洒脱出尘，她曾对慕生说：“妾与君不过倾盖之交，婚嫁尚不可必，何须令知家门”，透露出对世俗礼教的反叛态度。这种享受身心的愉快而不愿受到礼法、婚姻的约束的观念，本来是独属于男性的洒脱——他们可以任意追求曼妙女郎又不必一定承担婚姻的责任。而这种洒脱在文中却以白秋练这个女性角色表现，白秋练对婚恋的态度与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别无二致，是一种男性性别化转变。而作为男性一方的慕蟾宫，婚姻全不能自主，行事如同女性一般懦弱又无主见，先是“第虑父嗔”，难以答应白媪的求婚。后来等“阿翁行且至”，毫无作为，放任秋练离去，只能“凝思成疾”。两者无论从婚恋观，还是行动力、抉择力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性别逆化。

除《白秋练》外，《巧娘》中的三娘和巧娘均主动追求傅生，而身为男子的傅生却像一位被掳掠来的女子一样被三娘的母亲锁在屋内，甘心忍受“回旋无聊，时近门隙，如鸟窥笼”的生活;《嘉平公子》中，温姬因恋慕嘉平公子的外貌主动其表白“ 妾晚间奉访，勿使人知”，而后发现嘉平公子胸无点墨后，温姬又出言“何事‘可浪’?‘花菽生江’。有婿如此，不如为娼!”并愤而离去，故事中爱情的给予和收回全由女性控制，而男性只能做一个被动承受者。《聊斋志异》中诸如此类的性别逆化不可胜数。

这一类在爱情中占据强势的女性，大多性格、才貌堪称上乘，身份多是精怪妖魅。这类女性的强势与蒲松龄的感情生活密不可分，蒲松龄曾受同乡孙蕙的邀请去宝应县做幕宾，与孙蕙府中歌姬顾青霞有过一段交往，蒲松龄常与其诗歌赠答，蒲氏曾作《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通过诗文来看，蒲松龄对顾青霞的爱慕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蒲松龄作为一个落第秀才，生活困苦，很难帮助心爱的人脱离苦海——“可儿”最终没有嫁给蒲氏，而成为了孙蕙的侍妾。因此，这类在婚恋中占主动的女性形象，大多以顾青霞为原型，他们在故事中自主掌控婚姻爱情，则是蒲松龄对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顾青霞的遗憾的一种自我弥补。蒲松龄现实中的爱情充满无奈，于是他便将自身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感情化为文章中或懦弱或无所作为的男性意象，以自我解嘲的思想态势，造就了以婚恋经历为特色的男女逆化现象

这类性别逆化对女性意识的解放产生积极影响。直观展示出女性对待婚姻、爱情的另一种可能，并且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提出质疑，鼓励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充分肯定了感情的重要性。当然，这类强势女性形象，仍受时代局限，及封建教条的拘束，如《白秋练》中“媪以婚无成约，弗许。”;《红玉》中“女止之曰：‘妾与君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逾墙钻隙，何能白首?此处有一佳耦，可聘也。’”，等等不一而论。女性解放的积极意义与解放的不完全性，在《聊斋志异》中是必然存在，且贯穿始终的。

4、社会生产中的性别逆化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甚至可以经商或参加科举，并做出不俗的成就。

《小二》中小二、丁生两人逃出白莲教后贫困潦倒，“丁甚忧之。假粟比舍， 莫肯贷以升斗。女无愁容，但质簪珥。”，构成鲜明对比，唉声叹气、无助迷茫的是身为男性的丁生，而 “但质簪珥”、 率性磊落的却是女性“小二”。两人后来解除贫困的金钱也是小二施计所得。家中引来强盗时，丁生束手无策，小二却“女袒而起，乾指而呵曰：‘止，止!’”。甚至就连赚钱养家的工作最终也由小二承担，其经商才能不输男子——“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常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之，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直昂得速售。居数年，财益称雄。”。小二深谙管理之道，且在富贵后不忘接济他人，以至于人“及觌面逢之，俱肃肃无敢仰视者。”而丁生，则成了需要小二来照顾保护的角色。文中的女性角色小二的聪慧、美貌、勇敢、才能过人，男性角色丁生则无能、庸碌、毫无特点，两者性别之于其性别本应具备的才德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性和互逆性。

除《小二》外，《侠女》中侠女“问所业则仰女十指”;《细柳》中的细柳“于女红疏略，常不留意;而于亩之南东，税之多寡，按籍而问，惟恐不详。”;而《鸦头》中的鸦头对于经商也颇有主见，曾说：“何为此虑。令市货皆可居，三数口，淡薄亦可自给。可鬻驴子作资本。”定下一系列家庭经济政策。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还可参加科举并且做官，《颜氏》中颜氏男扮女装，假托是丈夫的弟弟，与丈夫一起参加科举，丈夫落第，颜氏却平步青云：“兄又落;弟以冠军应试，中顺天第四。明年成进士，授桐城令，有吏治。寻迁河南道掌印御史，富埒王侯。”

在社会生产方面这些女性才能卓越甚至反而照顾男性，与毫无作为，只能被动等待女性物质上精神上拯救或者供养的男性，产生鲜明的对比。作者借此对女性从事社会生产工作表达了一种肯定、鼓励的态度，为女性经济独立、兴趣自由的维护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蒲松龄之所以让女性在文章中通过经商、科举等独属男性的工作取得成功，其实是将自己以女性自比，代入女性当中叙事，恰如离骚“美人”之思。蒲氏仕途艰难，不为考官赏识，政治理想无处释放，其在科举或者现实生活中的弱势地位与现实中同样处境弱势的女性群体不谋而合，因此他将自己的感情代入文章中的女性躯壳，以女性自比，在文章中或经商致富，或主持正义，或科举进士，一展豪情壮志，抒发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得到满足的成功欲望。其中当然也不乏他对于性别公平的看重。

5、结语

蒲松龄塑造的女性形象，或美貌，或鄙陋，或聪慧，或谐谑，或善良，或悍妒，皆特色鲜明，充满灵魂，带有独特的人格、人性上的魅力。最值得称道的是，一部分女性，惊才绝艳，才能品德皆胜于男子，承担的本应是男子承担的压力与责任，成为两性相处中强势的一方，从而创造出女强男弱的性别逆化局面。

《聊斋志异》中性别逆化的现象，因受到当时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读者群体审美趣味的影响，而存在。但最主要的产生动机，则是蒲松龄自身的人生经历与感情生活。蒲氏对妻子的愧疚和爱重，使其创作出以家庭生活为基调的性别逆化故事;蒲氏对红颜知己的爱慕，以及现实生活中爱情的破灭、绝望，使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婚恋经历方面的性别逆化;蒲氏仕途的坎坷让他自化为女性，以女性发声，从而有了社会生产方面的性别逆化。

《聊斋志异》中的性别逆化，鼓励了女性精神的独立与解放，肯定了人性之于理性的区别与重要性，对女性主义维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蒲氏文章中的性别逆化，在积极中又有其局限性，有迎合读者兴趣的目的存在，没有完全超脱封建的约束，落后性与其积极意义所并存，在矛盾中成就不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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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美容. 《聊斋志异》中的妒、悍妇群像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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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雪雅

资本主义萌芽试析论文 篇3：

社会资本对徽州盐商资本流向的影响

摘 要： 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烜赫一时，凭借政府给予的地区盐业垄断贸易权累积下巨大的经济资本。以往研究多注重资本积累问题，较少关注资本流向的特点。本文吸纳社会资本的概念，辨析徽州盐商资本流向，认为盐商捐官、兴祠、资助士人等个体行动都属于社会资本投资，目的在于加速家族社会名望的积累，提高社会地位。徽州盐商的这一资本流向特点普遍适用于前近代社会稳定时期的商人阶层。

关键词： 社会资本 资本流向 徽州盐商

一、引言

盐作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生活必需品之一，是一般家庭难以自行产出的商品，市场极为广阔，贩卖食盐在前近代社会是十足的暴利行业，政府早早意识到这点，自汉以降，食盐就成为专榷的商品。明清时期，两淮盐商依托政府的盐业规划，独占经济最发达的长江流域、江淮平原，坐拥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六省二百五十余州县的食盐消费市场，累积出雄厚的经济资本。占有如此多财富的两淮盐商是如何支配拥有的资本的呢?为理解他们的资本逻辑，本文选择两淮盐商中占比过半的徽州盐商为研究对象，解析其资本流向特点，并据此解读前近代社会商人资本流向的同质性倾向。

有关徽州盐商的研究最早源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资本主义萌芽大讨论带动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徽州盐商在这时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在国内学者中，傅衣凌最早开始徽州盐商的研究，他在《明清时代商人与商业资本》中提出徽商资本发展逐渐向官僚资本演化，与宗族牢固结合[1](79～84)。日本学者以藤井宏的《新安商人的研究》最知名，他将徽州盐商的利润归因于直接或间接榨取生产者和消费者[2]。旅美的何炳棣先生以扬州盐商为切入点考察食盐贸易的组织形式，估算盐商的利益及财富规模，研究他们的生活形态、文化表现、社会流动，尝试解释中国为何没能发展出成熟的资本主义系统[3](59)。

为弄明白徽州盐商的资本流向问题，须先了解徽州盐商的资本总量。徽州盐商的资本总量问题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下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何炳棣以每引三两利润估算运商平均每年利润约有500万两左右，总商这类巨商年利润更在30万两以上[3](66);汪士信计算得出，乾隆年间两淮盐商实得利润大致为9011余万两[4](95)。汪崇筼在汪士信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重新估算，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实得利润大约为12427万两[5]。周志初认为，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用于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年均达2030万两，其中运商资本约1600万两，场商资本约430万两;年平均获利为750万两，其中运商利润约650万两，场商利润约100万两[6]。萧国亮推算清代两淮盐商的年均获利要超过两千万两[7]。许涤新、吴承明另辟蹊径，以“淮盐的专卖利益和商业利益很大，一般在150%—200%，由此估算，乾隆年间两淮盐商的利润将在2500万两以上”[8]。上述研究结果虽不尽相同，但都能体现出徽州盐商的利润丰厚。两淮徽商百数十家，就以150家计，每家平均获利60余万，其中有数十家百万富翁，几家千万富翁，也合乎逻辑[3](105)。

既然徽州盐商每年能获得这么多利润，那这些利润究竟都流向何方?以往研究对盐商资本流向有如下几种解释：何炳棣提出有四点因素或可解释两淮盐商将大量可投入生产领域的经济资本转入非经济的用途：一为两淮盐商的捐输报效;二为盐商的生活形态;三为盐商阶层社会流动的需要;四为盐商宗族组织运作[3](72)。傅衣凌将徽州盐商的资本流向归纳为个人消费与宗族消费[1](81～82)。黄启臣认为明清时期商业资本大部分没有化为产业资本，而是转化为土地资本[9](66)。萧国亮归因于两淮盐商迷恋奢侈生活，白白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积累[10]。汪士信逐一否定了徽州盐商资本流向中传统的奢侈说、捐输宗族说、为善说、窖藏说，认为前近代社会的皇家与官吏榨干了盐商所得利润[3](108)。以上解释均有可取之处，本文拟借用社会学领域里的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是徽州盐商资本流向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二、社会资本：流动的资本与权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这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个体独特的属性和符号，财富、地位、声望等种种社会性表征都在关系网中嵌入并且表达。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林南从个体行动立场出发将社会资本看作个体为了在嵌入性资源中获取回报，通过工具行动和表达行动而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12]。社会资本的概念体系中需要明确三个主要任务：首先，资源的价值是如何分布到社会中并且成为嵌入性资源;其次，个体如何通过与社会网络的积极互动有差异的(资源禀赋不同的必然性)取得结构化的嵌入性资源和机会结构;最后，个体如何采取行动将社会资源动员起来。换言之，社会资本可以分解为：资源、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的三个主要方面内容。在这三个部分中，资源是最基础的部分，同样是概念的核心，既包括個人和集体资源，又包括物质财产资源及其他象征性资源。社会结构是概念结构的骨干，一般具有以下几个要素：地位(个体对资源的占有情况)、权威(地位关系即控制与取得资源的权力的能力)、规则(制约和引导资源体系位置中的行动者或代理人怎样取得有价值的资源)及代理人(占据着蕴含资源地位的人)等。

社会资本是面对资源进而争取回报的投资行动，依托个体及行动的互动关系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即个体通过不同形式的占有而形成各种资源的联结，与此同时，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由于每个节点的行动者的积极行动和广泛动员使得社会资本实现且不断增殖。

资源、社会结构、个体及其行动这三个基本点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核心，社会资本是一种投资过程，是一种积极的实践。

由于社会资本存在于差异化的社会位置、层级结构或者不同的组织结构及各种制度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在存在形式、贮存数量及能量、绩效等方面均有差别，会随时根据个体化归因、结构化调整及制度性变迁等因素的变化而转移、流动，具有鲜明的动态性。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个体和组织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和动态性，对社会资本进行建构和选择，从而获取新的或者更多的社会资本推动个体向上流动。

前近代社会的资源产出有限，个体平均可支配的资源相当稀少，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人物，总体社会保持低水平的稳定状态。为了稳定获取资源，每个个体都需要依托于联系较为紧密的血缘、地缘、师生缘等各类小共同体维持生存。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前近代社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经济资本并不能随意转化成盐商需要的一切。依托现有社会结构成长起来的徽州盐商既然无力改变资源分配格局，行动的动机就变为维持现有资源并获得新的资源。为此，他们采取了最明智的个体行动：遵循固定的阶层上升渠道，将经济资本按同质性原则置换为自己所需的社会资本，嵌入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并争取获得更有利的分配位置。

三、徽州盐商资本流向分析

徽州盐商的资本流向显著特点表现为：盐商采取多种个体行动将大量经济资本投向社会资本，改善社会声誉，实现汇入上流社会，跻身名门望族的目标。下文将从徽州盐商的经营、宗族、文化、生活四个方面具体阐述盐商的个体行动，分析其累积资本流向。

根据已有研究可知，清代盐商主要分为场商、运商和水客三大类，运商又分总商和散商，在这多种商人类型中，以总商资本最雄厚，地位最高，获取官府乃至皇帝信任，负责官府与盐商的沟通管理[3](95)。徽州盐商掌握的主要是盐业过程中的流通环节，直接生产环节由灶户承担，唯一可以介入生产的盐商是场商。场商在拥有自己的盐田后，理论上可以干涉生产，提高生产力，然而一如农业上的田面田底一般，场商只负责从灶户手里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不直接介入生产，再加上市场是政府规定的，由盐政官员管控，两淮盐商的贩售区域不能自由扩张，贩售数额受所拥有盐引数量控制，得到的官盐又需摊入巨额报效，导致官盐交易成本居高难下，销售困难。因此，盐商面临的困境不是产能不足，而是成本过高，无法削减。面对购买力不足的社会大众，盐商需要做的不是提升盐业产能，不对盐窝生产改进，盐业生产领域就难以吸收到累积资本。

对朝廷的报效和官员的贿赂是两淮盐商经营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个体行动。康乾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为淮盐的销售提供不断扩张的市场，市场的扩大意味着俯首可拾的巨利。不过，国家牢牢掌控食盐销售的支配权并设有专门的盐政官员监督这一权力的行使。由于交易信息不平等带来巨大交易风险，整个社会更青睐人情化交易模式，政府也不例外。商人为了从盐政获得食盐专卖权，不得不展开激烈竞争，不惜资本投其所好，与官员、皇帝建立起友好的社会联系，仅贿赂名目就有匣费、捐输、报效、借帑等项。据统计自乾隆三年(1738)至道光十二年(1832)间两淮盐商报效数目更是高达到36，370，968两，每年约39万两[13]。乾隆时期盐商输纳费用占其口岸销售收入的42.47%[4]。如此高昂的投入拉高了官鹽成本，盐商为了换回更多的回报，就采取涨价、“提引”等多种方式维持暴利。不断上涨的官盐价格最终超越了百姓的承受能力，造就官盐滞销的后果。百姓无力购买官盐，促使私盐买卖发兴盛，即使政府三令五申，也无法改变官盐滞销的状况。面临窘境的盐商不敢削减对官吏的供奉，铤而走险加入私盐贩卖，安全方面的保障就只能靠贿赂官吏保护违法所得，最终为这份畸形繁荣买单的是底层百姓，盐商、官吏、皇室都吃得脑满肥肠。为了保证对垄断市场的长期占有，更为了成为“分蛋糕”的人，盐商不得不将赚取的经济资本投入到社会关系网经营中，一方面想方设法结交官员，通过捐输、报效等手段效忠皇家，维持垄断特权。另一方面督促宗族子弟学儒考科举为官，以官护商。

徽州盐商的商业经营与自身蕴含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藤井宏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中提出徽商资本初始的几种类型：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劳动资本等[2](17)。除劳动资本以外，其他资本都跟个人社会关系网密切相关，这些类型的经济资本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具现。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个人关系网蕴含的社会资本还能给予盐商人力资本的支持，宗族乡党在盐商经营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著名盐商汪玄仪经营盐业时，“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岀入必公决筴然后行。及公既饶，或者且加公数倍”[14]，宗族子弟成为汪玄仪扩展盐业生意的有力帮手。“诚一拥资巨万，然其妻妇子女，尚勤中馈箕帚之事，门不容车马，不演剧，淫巧之客不留于宅。先是商家宾客奴仆，薪俸公食之数甚微，而凡有利之事，必次第使之，不计贤否。诚一每用一客，必等其家一岁所费而多与之。果贤则重委以事，否则终年闲食也”[15](85)。这段话显示出鲍志道依靠宾客奴仆发展生意。这些证据都充分证明了徽州盐商生产经营活动是以血族、乡党为核心，依托族人、奴仆壮大的事实。

既然徽州盐商的经营壮大离不开宗族支持，自然需要回馈宗族。以往研究认为盐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资本，是为了榨取地租[9](72)。可在社会稳定、商业繁荣的情况下，经济资本不会大量流向土地，流向土地的资本更多的是为了连接乡党，加强小共同体凝聚力，维护相应社会地位。李伯重的研究显示“在19世纪初期的华娄一带，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利率大约为24%(月息二分)，存款利率为12%(月息一分)，资本净收益率则约为10%或者10%以下。商业中的投资利润率(资本毛收益率)约在20%，资本净收益率在10%左右。工业中的投资利润率可能略低于商业而高于农业，而资本净收益率则在10%左右。至于农业中的资本净收益率，也在10%左右”[16]。按资本收益率排序，最高的是金融资本，其次为工商资本，最后是农业资本。因为农业资本的收益低于工商资本，难以企及盐业资本的收益，自然难以吸引盐商花费大量资本收购土地资本，所以盐商投资土地资本似乎不能纯以榨取地租，获取利益视之。自乾隆三十年至道光年间的七八十年间，鲍氏兄弟共置祠产14422.357亩，总计花费不过三万两白银，一年平均不及500两。其中鲍志道捐置的187.5146亩，鲍启运捐置1234.8426亩。按朝代分，乾隆朝捐置的祠产仅有89.428亩，而嘉庆以后捐置的，竟达1332.920亩[3](106)。可见，鲍氏兄弟少量捐置祠产的目的显然不是商业利益，而在于缓和宗族内部的贫富分化，拉拢宗族，凝聚乡党，维持相应的社会地位，换取社会声誉。

文化方面，盐商主要通过资助乡党进学、赞助士人、举办文会、捐资助学等个体行动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社会资本。士绅群体是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斗争中的重要制衡角色，因为他们在上担任政府官员，负责议定和执行政策，在下则常被推举为民间组织的负责人，代表着民意。为了获取官僚特权减少盐业交易所需成本，也为了免受王公贵族、官僚士绅的欺凌，富商大贾往往不吝于鼓励乡党进学以便经营活动受到乡党庇护。在这个过程中，徽州盐商将拥有的经济资本换成社會资本，所换到的社会资本能有效扩展自身社交网络，加速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共有明代举人298名，进士188名;清代举人698名，进士348名[17]。徽州人在朝廷势力最强大的时期与徽州盐商的黄金正好重合，可见徽州盐商在培植政治代表、扩大社会关系网上的努力。不光是资助乡党，徽州盐商更重视家庭教育，力图将后人培养为士大夫，曹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曹家在曹景宸时发家致富，他坚信家庭分工策略，培养大儿子学习从事盐商，而全力培养小儿子曹文植科举，促成整个家族从暴发户盐商转变为诗礼传家的官宦人家。曹文植成为户部尚书后，依旧坚持这种家庭分工，将大量经济资本投入社会资本领域，帮助小儿子考中进士[18]。同样的例子还见于江家、李家等盐商家族。马家通过进献大量藏书与皇帝的方式，既博取皇帝的欢心，又为家族赢得文名，一举两得[14](55)。明清社会城市间的社交活动最初只是文人意气，但发展壮大后逐渐“制度化”，因而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关系的创造和社会价值的追求[19]。晚明以来的社会，官员与商人乐于同知名文人来往，往来间中多有金钱赠予关系，比如明清的扬州盐商马家费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14](54);洪氏家族在其家族名园——“洪园”开始款待名士。盐商赞助士人以邀请他们参与自己投资组织的修禊活动[14](151)。《扬州画舫录》中详细陈述了十八世纪时长江下游的有名文人与扬州盐商之间的互动。明清士人汲汲于社交以求名，正是因为名声带来的社会地位可以为自身获得大利，而扬州盐商乐于为聚会买单，甚至在自家庄园举办文会，也是“以利换名”，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盐商才能将经济资本换成自己所需的社会资本，扩大社会影响力，从而被认可为与士人同等的真正社会精英。这正是他们赞助士人的目的，盐商与士人各取所需，皆大欢喜。《盐法志》《歙县志》中有不少徽州盐商修桥铺路、捐资助学、救灾济荒的记载，都可体现徽州盐商的社会责任感：鲍志道捐资3000两助古紫阳书院竣工，书院建成后又捐资八千两维持书院运转[20];江春乾隆时为两淮总商，“乾隆中每遇灾赈、河工、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12];汪洪“业鹾于海上，积帛赢金，至累巨万，而未以为富，是其恢宏也。以作兴学校，则有建丁峰、浚泮池、造魁星楼之役。以惠济邑闾，则有佐城筑、修桥道、构路亭、恤孤寡之功”[21]。盐商采取的种种行径都是为了摆脱自身暴发户的恶名，提高自身社会地位，跻身士绅之列。

盐商的奢侈性消费是历来研究者都认同的重要资本流向之一，这一结论或许言过其实。“徽州歙县棠樾鲍氏，为宋处士鲍宗岩之后，世居于歙。志道字诚一，业鹾淮南，遂家扬州。初，扬州盐务竟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与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厨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呈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著，观者目眩。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五栏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齐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喜美者，自司阁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自诚一来扬，以俭相戒。值郑鉴元好朱程性理之学，互相倡率，而侈靡之风至是大变”[14](85)。统观前后文发现，李斗以炫富的盐商反衬鲍志道的俭朴。为了文学效果，中间文字难免有夸大之嫌。即使文字全然属实，最后一句说明盐商的行为是有很大转变的，从早期的炫富心态转向服膺社会主流，追求社会名声，徽州盐商更是这一转变的领头人。

再者，盐商的奢靡不过衣食住游这四项，尤以构筑园林花费最大。一处园林究竟能花费几何?乾隆五十八年，江春家族家道衰落，入不敷出时，皇帝下旨令两淮盐商出银5万两承买[22](134)。由此可以推算出修筑一园约在10万两，占盐商年均纯利的两成左右。然而，修筑园林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既可以作为不动产居住保值，又可以招待客人、举办文会，十分有利于盐商构筑社会联系，强化社会资本。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注意描写盐商在生活上的奢靡很大一部分是追求上流社会支付的礼仪开支。“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与马，动辄费数十万”，这几十万都是盐商为进入上流阶层所缴纳的“学费”。即使是农民，也极为重视礼仪事务，礼仪开支占农户家庭一年全部开支的七分之一[23]。那盐商拿出几十万支付礼仪开支是极为正常的。更何况，这些礼仪开支是盐商勾结达官贵人、构筑上层交际圈的重要手段，盐商通过对上流社会的模仿讨好达官贵人，表明大家兴趣相投，进而实现内外勾连，从“提引案”可看出盐臣早已被盐商的“投资”拉拢过去。由此可推论徽州盐商虽有奢侈消费，但生活方面的奢侈消费大多迎合社会主流文化，转化成盐商的社会资本，并非简单的浪费。这一点还需要辩证地看待。

四、结语

前近代社会中士绅阶层对于商人阶层有着天然的特权，王振忠的《大、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以〈钦定三府世仆案卷〉抄本为中心》一文就展示了士绅余姓对于商人葛、胡二姓在地方上的压迫[24]。对于徽州盐商而言，盐商事业未必能持久，只有让家族跻身士绅之列，才能久保富贵。这样做可能是出于中国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考虑，皇权缺乏制约，个体能做的唯有大量投资社会资本，加强汲取资源的能力，用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弥补皇权盘剥造成的利益损失。因此，盐商从经营、宗族、文化、生活四个方面投入大量经济资本，实现加速社会资本积累过程，提升社会地位，跻身统治阶层的长远目标。

凡事都有两面性，对社会资本的过多投入意味着流向生产领域的经济资本相当有限，加上特权形成的市场垄断使徽州盐商失去了改进生产的动力，生产力得不到提高，盐业生产无法实现飞跃式发展。盐业成本受层层剥削被人为拉高，民众不得不耗费大量财富在购买食盐上，生活水平长期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平民仅得糊口的生活水平阻碍了购买力的提升，限制了消费市场的扩大，阻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生产与消费陷入停滞的死循环，整个社会经济在短暂繁荣后因白银外流导致社会动荡，全国性经济萧条随之而来，盐业一落千丈。

徽州盐商的资本流向特点代表着整个前近代社会商人阶层的普遍资本趋向，适合稳定孤立的前近代社会。乾嘉之后，经济衰退，官盐滞销，徽州盐商群体依旧保持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权利与资本的结合在清后期更加紧密[25]，然而世界局势浩浩荡荡，不进则退，演进的世界市场在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这种扭曲的资本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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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炜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