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精神论文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过程和经济行为等所决定的主体的精神状况,是市场经济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以及价值取向的抽象、综合表达。它集中反映了主体经济活动中的经营理念、动机、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资本主义精神论文 篇1：

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

摘要: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精神”质的产生。文章在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其并不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并用回顾历史的手段,归纳总结了影响“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各要素。最后,文章指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质的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关健词: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功利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自从韦伯提出 “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就有了许多的争议和看法。韦伯认为宗教力量(其实就是新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扮演着主要和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还受其它力量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賴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宗教信仰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宗教信仰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宗教信仰上并无差异,而宗教信仰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文章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文章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文章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個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 语

文章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文章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文章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宗教信仰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宗教信仰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 (德)韦伯著.龙婧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篇)[M].西 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美)丹尼尔·雷恩著.李柱流译.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作者：许　旭　龙海军

资本主义精神论文 篇2：

韦伯新教伦理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

摘 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独有的认识视角，理性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潜滋生长。新教伦理赋予经商逐利的伦理根源，为资本逐利本性提供了心理驱动和道德能量;入世禁欲精神及恪守天职的伦理生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进而成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韦伯;宗教伦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

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往往被归为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技术积累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圈地运动后土地及自由劳动力的产生等物质层面的因素，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因果链。韦伯另辟蹊径从社会宗教伦理对人内心精神和世俗生活影响的视角，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及理性资本主义的内生因果渊源和生成关系。

一、韦伯的新教伦理观

马克斯·韦伯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观念入手，试图发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基础。

1.天职说

所谓天职就是上帝为世俗个人设计好的生活形式，个人只有按照上帝为其在世俗世界中所预定的位置及角色认真履行职责，才合乎上帝的旨意。作为一种宗教观念的理解，天职“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务的观念。”[1]56同时，“天职具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意义。”[1]55因此，富兰克林将“天职”称之为“职业责任”。

韦伯在《路德的职业观：研究的课题》指出，“天职”一词的全新含义是指“将世俗职业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这是承认世俗日常劳动具有宗教意义的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首度创造出此种意涵的职业概念。”[2]53如果放弃履行世俗义务，就是离经叛道，是对上帝的不敬。就连对修道士而言，“修道院的生活样式不止丝毫不具蒙神称义的价值，而且更是逃离现世义务、自私自利、无情冷漠的产物。”[2]55因此，在天职说的新教伦理中，逐利与对宗教的虔诚是不冲突的，是相互契合的。

2.先定论

先定论是加尔文教派最具特征的教义，见之于1647年《西敏寺信仰告白》第3章第3条：“按照神的定旨(圣定)，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这一教义渗透着浓浓的宿命论味道，被韦伯评价为：“并非神为人存在，反倒是人为神存在”[2]80，悲壮得有些不近人情，带给信奉者“个人各自内在空前的孤独感”[2]83，对加尔文教派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在先定论的伦理中，尽管人都希望获得救赎，但命运先定，无可逃避，每个人只能沿着上帝既定的轨道，拥抱自己独一无二的命运，无人陪伴也无法变更。

3.入世禁欲主义

早在中世纪西方的禁欲主义就具备了理性特征，蕴含积极的自制，体现对理性生活伦理价值的追求。韦伯指出禁欲主义：“克服自然状态，让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与人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服从于有计划的意志的支配之下，不断自我检视一己的行为且审慎思量自己行为的伦理价值。”[2]100韦伯认为清教的禁欲主义更是如此：“清教的禁欲，如同任何一种理性的禁欲，致力于使人有能力抑制‘一时的感情’，坚守并激活‘一贯的动机’……换言之，在这层形式—心理的意义上，培养人形成一种‘人格’”[2]102。这种禁欲主义能规范清教徒的生活秩序，使其过一种警醒、自觉而明彻的生活，并且去除本能的无度享乐这种清教的禁欲主义伦理是让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禁欲，而不是脱离世俗生活的清修。

二、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描述与归纳

韦伯认为“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2]4那么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具有哪些特质呢?

1.韦伯对资本主义特质的理性分析

首先，韦伯就从对欲望冲动的理性调节角度来剖析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基于和平(形式上)的盈利机会”[2]5，即利用交换机会来实现盈利的行为，但是，“无止境的盈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资本主义恰到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2]4历史上的“三角贸易”贩卖黑奴谋取暴利、商人非理性的投机、受政治制约的获利行为等，因充满血腥暴力、投机冒险等非理性因素被韦伯称为“前资本主义”，不是基于和平形式、不是加以理性调节，不属于真正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韦伯所指的“近代资本主义”是最具形式合理性的生产方式，因而也呈现出理性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其次，韦伯眼中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不论何种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都是以“资本计算”为取向。资本主义按照理性原则追求利益，有计划地开展理性经营行为，最终实现盈利。所有这些经济活动行为都要通过资本核算来调节，“将营利成果的货币计价与营业本金的货币价格做出比较的这种实际的取向，决定性地制约着经济活动，而不论其计算方式有多么幼稚。”[2]6韦伯强调的资本主义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或繁荣的重商主义，经济增长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其本质。

2.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概括把握

韦伯对推动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决定因素的认知，超越物质而审视精神，重在从内在动力源泉，“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为何的问题，首要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货币从何而来，而是，尤其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之发展的问题。”[2]43由此可见，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本原的实质认识，韦伯有其独特贡献。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特性的理解与把握，借用富兰克林的箴言“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提倡惜时勤劳、诚信公正，“所呈现的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2]13，即谓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特性。这些精神特性在经济活动参与者身上都有所表现。在商人表现为：虽然有着强烈地赚钱目的，但在其精神世界，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成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即“天职”使然。理性组织、有效率经营、诚信节俭等精神品质构成理性资本主义的精神本原。在劳动者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2]45正是这种特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强化，最大限度地带来了人们原有悠闲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状态的改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与发展。

三、韦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内生动力

人类历史上宗教领域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有着深远影响。“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2]11西方近代的新教改革对人的精神伦理和世俗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变革，改革后的新教将世俗约束与人的信仰相捆绑，加强对人内心伦理思想的教化，通过改变人心来变革社会。究其实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内在契合和本质联系，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根骨，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内生动力源。

1.天职说对资本主义精神构造了价值判断合理化

首先，天职说对资本逐利的各方找到合理的道德伦理根据和精神安慰。根据新教的天职说劳动即为天职，“人须衡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2]54尽“天职”守本分，“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2]125这对于商人追逐利益的理性投资行为或雇佣者践行艰苦的劳动，都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和精神支持，激发和推动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天职说保障了资本积累和理性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完成。“天职说”源于新教“救赎论”的“财富观念”和“时间观念”，核心是以克尽天职为目标，鼓励人惜时逐利，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时间是无价之宝，因为每一个小时的丧失，都是为上帝增光的劳动的损失”[1]147;提倡人克制享乐，为了上帝的荣耀增收节支，“人仅仅是经由上帝恩宠赐予他的物品的受托人，他必须像圣经寓言中的仆人一样，把每个托付给他的便士入账，而如果仅仅为了一个自己的享受而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花掉了哪怕一个便士，其结果至少是很危险的。”[2]162这其中蕴含的伦理观念使资本的积累和理性的投资得以实现。

最后，天职说为以资本主义的嗜利本性构建起最大的道德伦理庇护。韦伯评价富兰克林“赚钱，赚更多的钱”是伦理上的“至善”(summum bonum)，为资本主义的精神特性贴上了伦理价值的标签。正如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一样，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追逐利益是资本家的本性。资本主义精神对人的要求，就是把赚钱当作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为赚钱而赚钱。而这一切都是假借上帝之名，守“天职”尽本分逐利益，以蕴含着的神圣宗教虔诚和高尚的殉道情操，彻底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最踏实最圣洁的伦理合法性和理论根源。但在一定程度上，天职说所蕴含的天命论、剥削合理等思想，不能不说是对资本主义的粉饰与美化。

2.先定论使近代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精神强化

先定论的教义从个人内心精神赎解与灵魂慰藉的角度，试图解读人追求世俗成功而克制欲望理性经营的精神世界。“這些要素既无济于救赎，但反而会增加多愁善感的幻想与被造物神话的迷信。”[2]80“这种孤寂感却也成为毫无幻想且带悲观色彩的那种个人主义的一个根源。”[2]133既然感官无乐，告解无赎，使人不再耽于世俗享乐，不再寄于救赎，而是通过追求职业劳动来消除宗教疑虑，获得自我确认，“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这样，而且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宗教的疑虑，而且带给人恩宠状态的确认。”[2]91世俗的职业劳动作为消解宗教不安的手段，既安抚了人心，又极大增强了个人积极理性追求世俗成就以光上帝荣耀的内在精神动力。

3.入世禁欲主义使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得以孕生

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不是让人远离尘世清修无为，而是教化人身处现实社会生活而洁身自好，克制享受欲望，极尽上帝所赋天职之责，积极投身营利最大化的理性经营活动，修道而不避利，禁欲而不避世。入世禁欲主义伦理“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2]178，“市民的、经济上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倾向”[2]175使得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得以高效运作。这些极具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营运或即“经济的理性主义”在伦理文化中得以滋长，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相伴而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与发展。“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止如此，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2]186。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简惠美，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崔竞争　雷瑞鹏

资本主义精神论文 篇3：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韦伯方法论的关联解读

[摘要]理解韦伯的研究著作要与韦伯的方法论著作与思想进行关联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以四步研究程序展开研究，即假设问题、构建概念、追溯因果、展望未来，不仅展现了韦伯的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充分体现了韦伯的具体研究与方法论思想的相融一致，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韦伯方法论与具体研究相脱离这一争议的澄清。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 方法论 关联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9.05.005

有学者说马克斯·韦伯(1856-1920)是一个拒绝遗忘的过时命题， [1 ]这种看似悖论的说法却也很生动地反映了韦伯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国内研究韦伯的资深学者苏国勋教授曾说，要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事实上，理解韦伯的具体研究尤其是其20世纪以后的著作须有系统或关联的视角。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为例，学者们对其阅读与研究从未间断，有关方面的研究著作尤其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所获得的认识和取得的成果无疑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能将其与韦伯的方法论观点、主导思想及其与比较宗教社会学中的东方文明研究相关联来分析与解读的文章并不多见。① 有鉴于此，本文试以韦伯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所讲到的“假設问题、构建概念、追溯因果、展望未来” [2 ]四步研究程序或四项研究任务为脉络，以韦伯的创作思路为线索，展现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是如何影响其具体研究过程的，或者说韦伯的具体研究是如何受其方法论思想所指引的，韦伯的合理化等主导思想和理解、理想类型和比较等研究方法又是如何在问题的提出与解析中呈现出来的，以期更真切地理解韦伯。

一、假设问题

事实上，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来说，韦伯在展开写作之前，心中就已经有了一个假设性的观点或理论在引领他的研究，这个假设性观点或理论也就是韦伯在文章最后部分所指出的，即“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天职观为基础的理性生活样式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的禁欲精神中产生出来的。” [3 ]只是这一假设性观点并未在文章一开头就明确展现出来，而是让它逐渐呈现出来的。

在这一假设性观点的指引下，韦伯以其学生马丁·奥芬巴赫的统计资料和研究为依据，用“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开篇以导出问题。韦伯首先提出一个社会现状，即：“企业主、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 [3 ]同时，韦伯联想到了历史，“在16世纪，古老帝国中许多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自然环境最优越的地区，都转向了新教。” [3 ]令韦伯不解的是，如果说社会现状的出现还可以说是因为有历史作为基础，使新教徒在求经济生存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从历史来看，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都赞成宗教改革转向新教呢?如果说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打破宗教传统的权威和束缚，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3 ]在韦伯看来，清教的教规是一种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绝对无法忍受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 [3 ]但从历史来看，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阻挡反而是保卫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从而表现出他们在史上“最后的英雄主义行为”。[3 ]韦伯认为这些需要解释。

在韦伯看来，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社会现状中的表现并不能仅仅用他们是否继承了较多的物质财富来解释。首先，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选择的高等教育种类大不相同。如果说不能承受高等教育的费用与物质财富的多寡有关，那么在能承受的前提下选择怎样的高等教育类型就不是单纯的财富多寡的问题了。韦伯根据奥芬巴赫的资料显示，德国天主教徒更乐于选择文科学校的人文教育，而较少选择更受新教徒青睐的训练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的学校，在韦伯看来，这正是德国天主教徒很少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原因之一，因此在职业分层中，像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等这些角色的天主教徒自然要少些。其次，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对职业的选择也不尽相同。韦伯同样根据奥芬巴赫的资料显示，德国新教徒更乐于以自由劳动力的形式到工厂充当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德国天主教徒更愿意待在自己的家族行业中，因而像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也是新教徒占得多些，这与物质财富的多寡并无直接关系。

至于德国天主教徒很少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参与近代经济生活这一现象，在韦伯看来也无法用外在的政治历史处境来解释。韦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个趋势，即“屈从于一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响之外，一般都会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介入经济行为。” [3 ]例如，在韦伯看来，俄国境内的波兰人和东普鲁士人的经济发展就比在他们占统治地位的加里加亚地区快得多，还有历史上的胡格诺教徒、犹太人等都是如此。 [3 ]但德国的天主教徒在经济发展上的表现却与社会政治地位上的有权或无势没有多大关系，也即，他们无论处于哪种社会政治地位中，在经济上都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相反，在韦伯看来，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3 ]因此，韦伯认为“必须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而不只是从教派暂时的外在政治历史处境来寻求这种行为差异的原因”。[3 ]

在转向宗教内在特征的考察中，韦伯也否定了一种流行说法的解释，即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韦伯认为，看重现世的物质享乐的确反应了“现今德国许多有名无实的新教徒的行为动机”， [3 ]但在历史上，新教的典型特征是与“纵情声色背道而驰的”， [3 ]其宗教热忱和宗教利益也属专修来世;另一方面，“法国的下层天主教徒非常热衷于生活享乐，而上层则公然敌视宗教。” [3 ]同时，韦伯以商业圈中宗教虔诚者的行为表现与加尔文教的有关历史事实说明，苦修来世又腰缠万贯、极度的虔诚与毫不逊色的经商手腕二者是可以同时结合在某些新教徒身上的。由此，韦伯认为这种“天主教专修来世，新教看重现世物质享乐”的泛泛之谈不能解释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3 ]

由此，韦伯很自然地将他的理解引向到他的假设观点方向上来，即：“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的觉醒之往往被归功于新教，必须不要像现今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纵情声色’的享受或也不应从任何“启蒙”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内在亲缘关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秉性中寻找”。[3 ]也就是说，虽然从现实来讲，尽管世俗化的发展使这些宗教秉性失去了魅力或作用，但它是一种对现实产生过影响的历史对象，因而也具有认识的意义。这样，通过层层地比较、推理和论证，韦伯将问题的焦点落到“宗教秉性”上的意义就变得易于理解，同时也具有了客观可能性。但在转向新教的宗教秉性分析之前，有必要将这种需要解释的现象之内涵或者研究对象明确化，使之与宗教秉性有一个明确的联结基点，这就是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资本主义精神。

二、构建概念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内涵的界定是通过理解富兰克林的劝诫性话语而得来的。在韦伯的理解看来，这些每一句都不离“钱”字、每一句都是为了“钱”的话语并非是同时代人所认为的功利主义的表现。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富兰克林劝诫的诚实、守时、勤勉、节制是有用的，因为它们能带来信誉和美德。进一步说，如果诚实的外表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那么诚实的美德就成了“不必要的多余”。 [3 ]韦伯指出，富兰克林的自传中记载着他如何皈依那些美德，以及自己严格维持謙虚外表的益处、有意对自己的功劳保持低调而获得普遍的赞赏等内容，韦伯认为如果从纯功利主义的视角来阅读富兰克林的这些表述，那么富兰克林的那些道德告诫就成了“虚伪”的代名词。“但事情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 [3 ]因为在韦伯看来，一方面，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显露出来的那种“罕见的诚实”表明他本人的品格与纯功利主义的看法是不相符的。另一方面，富兰克林把自己对美德之“有用”的领悟归因于神的启示，他还认识到，启示的鼓励与禁止和行为的好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吻合。 [3 ]这种情况表明，“这里还存在着某些其他内容作为对这种纯粹自私自利的生活准则的修饰。” [3 ]

由此，韦伯将理解的方向逐渐引向他的假设性观点上来，即富兰克林的劝诫话语还表达了一种与某些宗教观念密切相关的情绪。因为在这里，“尽可能的多挣钱”是与“极其严格地避免所有不受拘束的享受”结合在一起的。 [3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全然排除了所有幸福或享乐主义的观点，挣钱成了目的本身，人与作为其生活目的的挣钱有关，而不再是挣钱作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与人有关。[3 ]相对于单个个人的“幸福”或“利益”而言，它至少是作为某种完全先验的和绝对非理性的事物出现的。相对于自然情感而言，它是对“正常”现象的一种完全无意义的颠倒。当问及“究竟人为什么要挣钱”时，富兰克林在自传中用他那加尔文教派的严父从小给他灌输的一条圣经古训作回答：“你看一个在其天职中精力充沛的人，就应该站在君王面前。” [3 ]即，“在现代经济制度内，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精于天职的结果和表现”。 [3 ]而这种履行天职的能力在韦伯看来正是富兰克林的劝诫性话语真正的主旨所在。

这样，经过韦伯的理解和分析过程，“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逐渐呈现出来，即：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在劳动或工作中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因为不断增加自己的物质财富既是履行天职的要求，也是善于履行天职的表现;这样，为了尽可能多地赚钱，劳动或工作实际上便成为人生的唯一目的，而不是满足生活需要或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由此在劳动或工作中讲求勤勉、谦虚、诚信、守时、节制、记录收支、量入为出、勇于创新、合乎规则等伦理规范;而在生活消费上则力求尽量少支出，多积累，财富尽量用于投资再生产，以赚取更多的财富。可以看出，韦伯建构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内涵是以一种非世俗的目的或动机即履行天职为出发点，因而表现出一种价值理性倾向的生活样式。由此，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成为西方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从而与其主导思想相关联。这也是韦伯在一开始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精神“不能按照‘属加种差’的公式来定义，而必须逐步逐步地把那些从历史事实中抽取出来的个别部分构成为整体，从而组成这个概念” [3 ]的原因所在。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韦伯在理解和分析的过程中同时构建了一个与此相对立的理想类型概念，也即“传统主义”。 [3 ]相应地，“传统主义”的内涵包括：人生并非要挣很多的钱，所挣之钱能够满足习惯生活的需求或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准即可;由此劳动或工作不是人生的目的，而是满足生活需求的手段;为此在劳动或工作中不刻意讲求创新，而是习惯于因循旧法，维持现状;也不刻意讲求规则，只要能达到赚钱的目的，投机方式或特权运用都可以;在生活消费上则倾向于追求与地位相当的生活水平和舒适悠闲，遇到收入减少，不是首先考虑如何多赚，而是想到怎样削减消费以维持原样。可以看出，韦伯建构的这种“传统主义”内涵是以一种世俗的动机或目的为出发点，因而表现出一种形式理性倾向的生活样式，所以，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包含的对现实的变革因素不同，传统主义主要体现了对现实的一种适应。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精神和传统主义实际上是韦伯主导思想中的两种合理化趋势的体现，因而也是其比较研究的两个相对的概念标准。

但必须明确指出也是韦伯特别表明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内涵绝不是唯一的。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观点可以从历史事实中抽离出很多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或者说，在不同的观点下，对富兰克林的话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解。用韦伯的话讲是;“我们下面将会讲到的这种观点，对于分析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历史现象来说，绝不是唯一可能的观点。如果从其他的观点出发来观察这种历史现象甚或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也会获得与这些基本特征同样重要的一些特征。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能是或必须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仅仅是根据我们的理解来描述的。” [3 ]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精神内涵的这种不确定性就认为这个概念不客观或不真实，由此基于其上的研究也就不可信。因为构建概念并非研究的目的所在，这个概念只是一个手段，一个便于我们认识这个概念所指代的特定内涵及其因果意义的手段。它的作用在于为其所指代的特定内涵的因果分析提供描述手段和探寻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要牢记它的理想类型特征，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特定化也就是研究对象的明确化。

三、追溯因果

韦伯认为，他所建构的资本主义精神虽然在现代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无论是从世俗的眼光还是从宗教的角度看都是肯定会遭到排斥的。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对财富无止境的追求会被认为是卑鄙无耻，其在生活消费上的节约会被认为是极度的吝啬。而在天主教看来，醉心于财富“很难使上帝满意”。 [3 ]这一方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精神在兴起时所可能遭到的阻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主义的异质而使其不可能从传统主义中自发兴起。因此，在通过比较排除那些不可能的因素之后，韦伯认为，这种在当时人看来是非理性的生活样式要在主流的传统生活样式中站稳脚跟并最终左右其他生活态度必定有其理念支撑和正当基础。

韦伯把这种理念支撑指向了新教。韦伯指出，虽然新教的“天职”概念是路德的译作，而且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和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但路德的天职观不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特征，仍然是传统主义的。[3 ]因而韦伯将目光转向了“其生活实践和宗教出发点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 [3 ]的禁欲主义新教教派，即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与神学家或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韦伯关心的不是宗教思想本身，而是宗教思想的“实际结果”。用韦伯的话讲是：“有些事情对神学家的宗教来说是珍贵无比，但在本文中却不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关心的往往都是宗教生活中非常浅薄、非常粗俗的方面。然而，正因为它们浅薄粗俗，才经常是最深刻地影响着世俗的行为。” [3 ]“毋宁说我们感兴趣的是……由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而这些约束力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它们背后的各种宗教思想的特点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对教义作点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对于不搞神学的读者来讲似乎索然无味，而对于神学家来讲，却又过于草率而未免失于肤浅。” [3 ]也就是说，韦伯并非对新教作泛泛而谈，而只是专注于能使人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特征行为的那些宗教思想和方面。换言之，“新教”在韦伯这里也是一个理想类型概念。

韦伯通过对这四个宗派的相关考察发现，不管是预定论还是其他教义，不管教义中规定的获得恩宠的方式有何不同，为了获得选民资格或确保恩宠，它们普遍都拒绝了巫术般的圣事、忏悔和个人善行等这些做法，而是自觉主动地投身到现世的劳动或工作中，将劳动或工作奉为天职以增添上帝的荣耀，并将人的所有现世行为与上帝的意志或要求保持一致，以此为标准来监督和约束自己。这种出于拯救、为了来世的非理性动机使得现世的行为表现出有条不紊、有章可循的合理化特征，同时也使得最初“与世隔绝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甩门走出修道院，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 [3 ]韦伯在那些17世纪根据新教教会实践活动编写的著作中，发现了禁欲主义新教为日常经济活动所设立的准则，如，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人须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达成最主要的工作;虚掷时光是万恶之首;把握获利机会是接受上帝馈赠和遵照他的训令的表现，财富的获取越多越发受到上帝的青睐;将财富用于人生享乐或者为了日后高枕无忧、穷奢极欲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是不正当的，只有把财富用于履行职业责任才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崇尚节制有度，自我奋斗;崇尚行为的规范化、律法化，等等。 [3 ]在韦伯看来，这些规则与富兰克林的劝诫话语虽然时空相隔，但二者表达的内涵却有着惊人的一致，也即，资本主义精神所反映的生活样式在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坚实的基础。由此，韦伯的假设性观点即“以天职观为基础的理性生活样式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的禁欲精神中产生出来的”得到初步论证。

当然，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非仅仅是新教或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而且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也不是宗教改革家的目的或初衷，而是改革家们未曾料到的，甚至是不想达到的。因为对于宗教改革家来说，“仅仅是灵魂的救赎才是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中心”。 [3 ]但以天職观为基础的禁欲主义生活伦理一旦作为一种信仰或价值观传导开来，它首先要找到的是这种价值理性倾向的生活样式的合适载体，即市民或者说手工业工人和企业家。在韦伯看来，市民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而存在。 [3 ]它属一个社会的中下阶层，具有向上流动的欲望，但作为平民百姓，他们无权无势，不能靠投机，也没有特权照顾，唯有凭自己的踏实劳动或工作，勤俭节约，合法经营，发家致富。因此，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对他们来讲具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和力。这也是为什么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不是商业贵族、绅士、高利贷者，也不是军火承包商、大商人和金融巨头，而是“奋发向上的手工业中产阶级阶层”和“在非常普通的环境中一跃而起的暴发户” [3 ]以及“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 [3 ]的那些人。而这种荣耀上帝的天职感和禁欲主义的伦理观一旦主导其观念，便会产生强大的内驱力，使他们一方面即使作为“异类”也表现出无比的坚韧以抵制传统的冷眼、嘲弄、污蔑甚至陷害，另一方面又时时坚守自己资本主义精神特征的观点和原则，使得韦伯认为他们焕发出来的精神气质和表现出来的伦理品质与传统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3 ]甚至铸就了“民族性格”。 [3 ]正因为如此，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文集》的前言中讲到，从文化史来讲，“具有自由劳动理性组织的资产阶级企业资本主义兴起”的问题也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尽管不完全是一回事。 [3 ]

同时，资本主义精神一旦兴起，便会与传统主义在碰撞中擦出火花。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反抗天主教。在天主教的主导下，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即使给予默认也没有得到积极的伦理认可，财富越多在宗教上不但毫无建树，反而有碍拯救，这在一个来世生活意味着一切的时代里是个痛心疾首的事情。因此，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都赞成宗教改革转向新教，而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阻挡反而是保卫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专制的原因所在，他们的抗争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样式能够得到认可或正当化甚至成为主流。同理，制定禁欲生活样式的原则、对文化、艺术、迷信等作出清教式禁欲特征的批判、对封建生活方式和贵族的反对、以及主张通过人自身的能力和主动性去合乎理性的、合法地获利、强调个人主义的动机、反对享受特权的商人资本主义和殖民资本主义等等， [3 ]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精神要求影响甚至变革传统的表现。由此可见，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追溯过程实际上反映了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变革因素与以传统主义为代表的守常因素交互前进、并以资本主义精神逐渐取胜的过程，也是韦伯以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为基准的两种合理化趋势或社会历史变迁形式在西方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表现。

四、展望未来

到韦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已经控制了甚至决定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就如韦伯所言：“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可谓是一个庞大的宇宙，个体生于其中，也为其而生。这一秩序如同一个无影无形的罩子，至少对于个人来说，他生活于其中，也存在于其中。只要他身陷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这一秩序就会迫使其经济行为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工厂主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会被经济浪潮所淘汰，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会被抛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 [3 ]也就是说，此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即使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支撑，也照样能够牵引所有人的行动。因此，当人们像以前的清教徒一样献身工作时，可能已不是出于宗教上的动机，而只是为了生存在机械地适应这种制度，也就是韦伯说的“清教徒想成为职业人，我们不得不成为职业人”。 [3 ]“对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伦理意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 [3 ]因此，这种形式上相同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在开始发生实质的变化，即从一种价值理性倾向的生活样式逐渐转变成目的理性倾向的生活方式。

韦伯并未在文中明确说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转变是好还是坏，这不是说他没有观点，也不是说他不想说出观点，而是他不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因为这样有违他提倡的价值中立的学术伦理。他只是把一些特征和现象告诉读者，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和评价。实际上，从韦伯使用“铁一般坚硬的外壳” [3 ]这个词来形容现行秩序对人的禁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对未来并非充满盲目乐观的预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已从原来的社会革新力量逐渐转变为现在的社会守常力量。韦伯并未明确表明未来会朝向什么方向，会有什么结果。但他暗示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要么在目的理性行为下的形式合理化的发展中走向麻木僵化，要么可能再出现某位先知或某种理想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行为，在实质合理化的发展中打破僵化，事实上这也是韦伯社会历史在变革与守常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变化理论的表现。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的创作历程中可以看出，韦伯的理解、理想类型和比较等社会学方法及其作用乃至局限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① 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些方法的使用才使得韦伯的问题研究在没有挖掘新史料的前提下得出了相较当时来讲的新颖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韦伯的方法论与其具体研究达到了相融一致，或者说，他的这些社会学方法在具体研究中是可行的，也指导了具体研究的进行。韦伯在此过程中不仅突出了“观念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 [3 ]，而且也部分地展现了西方理性主义发展或合理化的过程以及其普遍历史发展理论。应该重申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一种理想類型式的研究成果，并非是事实的真实反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兴起时，并非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具有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并非只有资本主义精神和传统主义两种决然对立的生活样式存在。同理，在资本主义全盛时期，并非所有的资产阶级都丧失了价值信仰，也并非只有纯粹的“适应”这种生活状态。韦伯只是想强调，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其兴起之初受到宗教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由此应将韦伯认为的新教伦理作为他那种意义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至于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和更具体的特征则是在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来得以凸显的。

由此可见，研究韦伯要有一种站在高岗上俯瞰风景的感觉，不仅要把他的方法论与研究著作联系起来，而且也要把韦伯的相关著作联合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样，我们才能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将这几组关联连贯地融为一体，进而从宏观到微观理解韦伯的具体思想和观点。如果单从这些关联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来认识韦伯，局部看似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从整体来看仍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由此产生对韦伯的不同认知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韦伯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樊浩.韦伯“理想类型”与现代伦理形态[J].社会科学战线，2013(12)：204.

[2]MaxWeber.Gesammelte Aufsà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M].Tübingen： J.C.B. Mohr， 1982.

[3]MaxWeber.Gesammelte Aufsàtze zur Reli-gions soziologieI[M].Tübingen： J.C.B. Mohr(Paul Siebeck)，1988.

责任编辑：覃玉滨

作者：曾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