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
摘 要：《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中有比较丰富的“法治”思想：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治理国家方面，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
关键词：王船山;《读通鉴论》;法治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呕心沥血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历史及人物事件，分析历代政治兴亡得失及其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探求社会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民族复兴的希望。在该部著作中，不乏有丰富的“法治”论述，本文以此为基本史料，对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进行探讨。
一、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治惟其人，不惟其法”
王船山对秦汉以来历朝盛衰兴亡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尤其是刻骨铭心地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他结合自己在南明永历小朝廷遭受宦官奸臣构陷的亲身经验，在“人治”与“法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从本质上说，王船山是一个恪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层面，他更倾向于儒家倡导的圣君贤相的人治观。不同之处在于：王船山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儒家过分强调人治的观念，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其大著《读通鉴论》中频繁且大篇幅地论述“法治”思想。
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无论任人与任法，都是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任何一方的缺失或滥用，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后果。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国》说：
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齐之?故申、韩之说，与王道而争胜。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习其事，未尝悬黜陟以拟其后。盖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课人，必使与科条相应，非是者罚也。
当今学者论述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时，以上这段评论被广泛引用，许多学者以此论证船山在“人治”与“法治”的价值取向上，认为他更倾向于“法治”。事实上，与以往各家对人治、法治的观念相比较，王船山力图从一个比较新意的角度辩证地剖析“任人”与“任法”，“人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王船山清醒地认识到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与“任人”相结合，两者皆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只讲“任人”，仅仅推行“人治”是片面的;不主张“任法”，不以“法治”制约“人治”是行不通的。儒家倡导的人治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要求君主圣明，官僚大臣皆是贤能之辈，然而这种圣君贤相之治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上，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客观实际之中君主往往未必圣明，大臣将相亦未必贤能。如此一味推行人治，而无法律的依据与制约，很容易导致掌握权力的人凭借个人的好恶任性而为。“在一般的臣民中，形成以私利为基础的朋党关系：凡是与我‘合’的，就吹捧之，拉拢之;凡是与我‘离’的，就毁谤之，排斥之。而对于人君和宰辅大臣来说，就会是一切黜陟赏罚均依其个人爱好为转移：宠爱者则重任之，奖励之;厌恶者则罢黜之，排斥之，终于在人们中间酿成一种‘废职业，循虚名，逞私意’的恶劣风气，这对于治国安民当然是很不利的。”[1]84这是对王船山评论任人不任法的弊端的最好阐述。因为人性之恶需要法律来克服，虽然个人的德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私欲，但法律是遏制个人私欲恶性膨胀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漠视法律的作用，只注重人的使用，依靠个人的品德来治国理政，最终的结果就是从上至下打着天下为公的幌子满足个人之私、满足一家之私，而能够表达大众公意的途径却被杜绝了。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的弊端，因此王船山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明确提出“治道之裂，坏于无法”[2]654的观点。
另一方面，王船山同时也批判了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人物“任法”不“任人”，凡事“一断于法”的观点，清楚地看到了“法治”的局限性。他以《周官》为例，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周王朝的官制与法制。船山认为即使有《周官》这样制定详密完备的法制，仍然需要官吏去学习、去实践，如果用人不当，再详密的法典也是一纸空文。“任人”与“任法”虽然都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然而关键仍是“任人”，选择贤能的人才去实施法律。因此从本质上说王船山主张的治国模式仍然是采取“人治”，他在肯定法治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洞察法治的弊端，在批判法治弊端的基础上提倡“人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
治之弊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岂天子一人能持之以遍察臣工乎?势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于是舍大臣而任小臣，舍旧臣而任新进，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其言非无徵也，其于法不患不相传致也，于是而国事大乱。[2]234-235
法律需要人去操作和实行，君主一人之力是有限的，需要任命各级官吏实施法律或监督法律的实施，如择人不当，奸吏滥用法律，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反而會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国事大乱”。
法严而任宽仁之吏，则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宽而任鸷击之吏，则民轻犯法，而无辜者卒罹而不可活。景帝诏有司谳不能决，谳而后谳不当，谳者不为失，立法宽矣。乃郅都、甯成相继为中尉，则假法于残忍之小人，姑宽为之法，以使愚民轻于陷进，而幸其能出而终不免也。且也谳不当而不为罪，无论失入之憯也，即数失出而弗谴，亦以导赇吏之鬻狱，而淫威之逞，冤民且无如之何也。[2]120-121
王船山用汉代“任人”“任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论证，即使是严刑峻法时期，任用宽恕仁爱的官吏执行法律，民众也不会无辜遭受酷刑之苦，而能够保全性命。即使国家体谅民情，实行宽法，但任用残忍的酷吏，无辜百姓照样会遭受冤屈，受到刑罚的残害。法由人制定，亦需要选择合适的人来执行法律，先有治人，然后才有治法。更何况法由善法、恶法之分，不善之法，有德才兼备的官吏去执行，固然亦难以把社会治理好;但如果任用品德败坏或庸俗的官吏执行法律，则肯定会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灾难。“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虽得其人而无适守，抑未由以得理，况乎未得其人邪?”[2]700任何制定良好的法律，在其施行的过程中，均有其得失，有的能够达到预期治理的效果，有的则背离了预期的目的，社会形势千变万化，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英明的君主并不完全依靠“法”来治国安邦，而是顺应民心，“知人安民之精要”，即以“人治”来处理国家大事、治理社会。由此，王夫之说“治惟其人，不惟其法”，认为治理国家重点以“人治”为主，以“法治”为辅，这样才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略。
二、法治的两个重要因素：立法从简与执法从公
王船山的“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他提出“法贵简”的立法原则。其思想渊源，主要继承了儒家的“省刑”思想，儒家主张“省刑”就包含了法令简明、通俗易懂的意义。其历史背景与经验教训，在于明末刑法繁密残酷，导致吏治腐败、冤狱遍地、民怨沸腾的黑暗现实。以史为鉴，王夫之提出“立法贵简”的原则，并以史实为例对之进行理论分析。王船山说：
简者，宽仁之本也;敬以行简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简者，临民之上理，不以苛细起纷争。礼不下于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论小人之刑辟;刑不上于大夫，不可以胥隶之禁，责君子以逡巡。早塞其严刻之源，在创法者之善为斟酌而已。[2]828
儒家的“仁政”理念是实行简法的理论依据，简法是实现“仁政”的客观要求。历代帝王皆标榜“仁政”为施政原则，法律实施要求体现宽恕仁爱，哀矜人命，简法则是体现宽仁的根本。所以立法贵简，则可以从源头上遏制滥用严酷的刑罚，这是统治者在立法之初需要慎重考虑、反复斟酌的。王船山以唐玄宗亲政时大臣的谏言为例，当时晋陵尉杨相如上言说：“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2]828王船山对此颇为赞同。何谓“简法”?立法如何能简?船山具体解释道：“夫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2]633法律贵在精简，一部法典，只要规定主要事类，抓住主题，而不应包罗万象、主次不分。针对一事，只需数条法规简明扼要地规定清楚即可。这“数事”“数条”是针对国家大事，惩治“大罪”，而不是用来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惩罚人们的小的过错。任何法律的规定都是有限的，社会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人的犯罪行为亦复杂多样，有大罪小罪，有大过小过。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人们的一切行为，只能以有限的法条维持大家共同遵循的社会秩序。“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2]159因此，立法从简，是实现“法治”目的的实际需要，也是实施仁政的客观要求。王船山进而阐述了立法从简的诸多优点：
第一，立法从简，奸吏则不敢枉法害民。“夫奸吏亦有畏焉，诃责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诛杀犹非所畏也，而莫畏于法之简。”[2]633奸吏真正畏惧的是实行简法，如果法律条例繁多，奸吏就会借机掌握执法之权勒索残害百姓，“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吏”。[2]74
第二，立法从简，则民众易于遵守，其行为是否违法，易于辨别，统治者也容易监督民众是否有不轨行为。“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其违之者亦易见，上之察之也亦易矣。”[2]633法条简明，民众容易理解法律的含义，对自己的言行有所顾忌，对法律规定有所畏惧，就不会轻易触犯刑律，从而保全身家性命。为此，船山总结道：“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2]160
第三，立法从简，则社会的是非、善恶、黑白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人们易于理解运用法律，培养民众依法办事的习惯，法律的效力亦可普及于全社会。“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2]633
第四，立法從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民众因琐碎小事引发各种诉讼纠纷，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夫曰宽、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于纵驰藏奸而不可专用。以要言之，唯简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简，则妇子喧争;十姓之闾不简，则胥役旁午;君天下，子万民，而与臣民治勃谿之怨，其亦陋矣。”[2]828
在遵循立法从简的同时，王船山还强调执法从公的法治原则。这主要是强调执法者自觉遵守法律制度的规定，在审理案件中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防止执法者滥用手中的权力以公谋私、贪赃枉法。从而在职责上要求司法官“以法相裁”“秉法以纠百职”，个人品德修养上要求官吏“以义相制，以廉相帅”。因为法条的简洁宽松，给予执法者在处理各类案件中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尤其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司法官个人的感情、喜好与意志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船山告诫官吏在执法时要出于公心，采取谨慎的态度，切不可凭个人的情绪武断处理案件，更不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歪曲法律，甚至公报私仇。“从政者审慎赏罚，勿任爱憎，折狱必和颜任理，用人无间于新旧，计近不足，经远有余。”[2]532这是东晋李嵩告诫诸子的话，王夫之对这一观点非常赞赏，认为当政者能做到这一点可保国家长治久安。官吏虽然掌握执法大权，但法律并不是被个人利用来泄愤的工具，船山如是理解法律，“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2]814如果执法者从个人私怨出发，凭主观臆断去定罪量刑，制造冤狱以私害公，必将危害国家。
三、法治的核心：从严治吏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在对待吏治问题上，一直秉承“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也就是说“治吏”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王船山的吏治思想源于传统儒家思想，他曾在南明永历政权中短暂任职，清楚明朝末年糟糕的吏治现状，船山反复思考历代吏治得失与明朝灭亡的惨痛经验教训，得出“严者，治吏之经也”的吏治思想，并把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严于治吏成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
王船山目睹明末吏治腐败、官场腐败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痛苦，以及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机，他力图发挥自己的才能挽救时局，却屡遭权贵打壓，知事不可为，于是隐居山林发愤著书立说。在船山著作文字中，愤怒地谴责了那些作威作福的贪官酷吏，对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之心。对待民众，主张“重民、宽民、养民”;对待官吏，主张“严治”。“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今欲矫衰世之宽，益之以猛，琐琐之姻亚，佌佌蔌蔌之富人，且日假威以蹙其贫弱，然而不激为盗贼也不能。猶且追咎之日，未尝束民以猛也。憔悴之余，摧折无几矣。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2]309在王船山看来，贪官酷吏、豪强大户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剥夺底层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完全不顾他们的死活，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因此，要贯彻“重民”思想，国家能够推行“养民、惠民”政策，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重要的治理手段就是要从严治吏，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将“严以治吏”与“宽以养民”结合起来。对官吏“严”就是对民众“宽”;对官吏“宽”，就是对民众“严”。如果治吏不严，广大民众必将遭受进一步摧残，甚至被逼为贼寇，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所以船山说：“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2]309船山在分析前朝吏治得失的经验之上进而得出“严者，治吏之经”的结论。
王船山治吏从严的思想虽然与古代法家的主张在表面上类似，但其实质和目的均有不同。法家倡导从严治吏的实质是要建立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船山主张从严治吏，是为了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形成清廉良好的吏治，吏治好坏的根本评价标准在于是否廉政。
为了建立清廉的吏治，王船山强调必须以严厉的法制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首先，船山肯定了官吏应具备清廉的品德，这是国家任用官吏的前提。“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诎于繁而可以居要，充其室可以为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见，而为恶也浅。弗清矣，而慎以勤焉，察察孳孳以规利而避害，夫乃为天下巨奸。”[2]398可见，为官必须具备廉洁的品德，官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治国理政者不可不察。在官吏的选拔上，船山明确指出严禁卖官鬻爵，这是维护国家法制权威的底线。可是历朝历代在由盛转衰之际，无不买卖官爵之风盛行，导致国家法纪尽失。“乱政不一，至于卖官而未有不亡者也，国纪尽，民之生理亦尽也。”“卖官之令行，则富者探囊而得，狡者称贷以营，旦市井而夕庙堂。然则天子者，亦何不可以意计营求于天而倖获之也? 而立国之纪，埽地而无余。”[2]313-314连一些市井小人、奸诈之徒都可以花钱买到本不属于自己的官爵，登上庙堂高位成为达官贵人，国家法纪扫地无余，如此选拔官吏，国家岂无败亡之理。王船山对买卖官爵造成危害国家的分析是很正确的，主张在重视官德的前提下建立廉政的吏治，为维护清廉的吏治，主张以严厉的法制惩罚贪官污吏，反对官场腐败贿赂之风。纵观唐宋元明的历史，各朝灭亡的原因无不是因为官场的腐败导致的。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以唐后期官场贿赂成风的状况为例，“贿行于中涓，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2]1003-1004对于官吏腐败，船山可谓深恶痛绝，官场如果盛行腐败之风，则整个官僚体系必将近乎崩溃，各级职能无法正常运作，国家政权如同喝了毒药一般，没有不导致灭亡的。因此，船山极力主张依法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绝不姑息养奸。“人主明其义于上以进退大臣，大臣奉此义以正朝廷，朝廷饬此义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核之有观察采访之使，裁之有执宪之大臣。苟义明而法正，奸顽不轨者恶足以恣行而无忌;即有之，亦隐伏于须臾，而终必败。”廉政为吏治之根本，如何整饬吏治，在船山看来，清廉的吏治须遵循“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的普遍的吏治原则，既要重视官吏的品德，又要有效监察、考核官吏的行为，还要依法及时审理、判决触犯法令的官吏，让贪污腐败的奸吏无处可遁，这样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的官场生态环境。
王船山对历史上官吏贪污贿赂之害有深入研究，他的从严治吏思想虽与法家宣称的“法不阿贵”主张相近似，但船山的吏治思想有新的观点，这新观点就是从严治吏关键是要严以治上官。对于为何要严以治上官，王船山在其大著《读通鉴论》中有精彩论述。
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群有司众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惮而不敢，皆视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于百姓，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下吏因之以售其箕敛，然其所得于上奉之余者亦仅矣。而百姓之怨毒诅咒，乃至叩阍号愬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贼害之所自生。下吏既与上官为鹰犬，复代上官受缧绁，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
将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可使无所容其私乎?此尤必不可者也。胥为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取也尤剧，其馈献也弥丰;唯琐琐箪豆之阘吏，吝纤芥以封殖，参劾在前而不恤，顾其为蠹于民者，亦无几也。且有慎守官廉，偶一不捡而无从置辩者矣。故下吏之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宪者之所容纠也，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君无苛核之过，民无讼上之愆，岂必炫明察以照穷簷哉?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下吏散于郡邑，如彼其辽阔也，此受诛而彼固不戢，巧者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则九州之大，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难知也。顾佐洁身于台端，而天下无贪吏，握风纪之枢，以移易清浊之风者，止在一人。[2]1102-1103
对于以上船山严惩上级官员的言论，陈远宁先生在他的关于王船山政治观研究的著作中有精辟的解读，他从四个方面分析总结船山严以治上官的吏治观念：第一，在众多的官吏中，要求人人都清正廉明是不可能的，比较理想的状况也只可能是要求大多数官吏遵纪守法，这还要看上级官吏是否能以身作则，否则，这种理想状况也难以实现。第二，从实际情况来看，下级官吏有许多是上级官吏的“鹰犬”，下吏之贪往往与上官的授意、指使、包庇、相互勾结直接联系。或者说，下吏之贪就是上官之贪的一个环节、一种表现，如果只惩办下吏，而放纵上官，那显然是执法不公。第三，下吏既然是作为上官的“鹰犬”虐取百姓，因而其虐取所得，势必以其大部分奉送给上官，而其本身所得为数并不太多，却既要受百姓的怨恨，又要受法律的严惩，而那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即上官们却既可大大地中饱私囊，又可以逍遥法外，这显然是轻重倒置。第四，如果不严厉惩办上官，而是“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将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为贪贿成风的根子本来在上官，而现在却要依靠他们去监督下吏，这就势必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都是贪赃枉法，而那些深得上官之心的狡猾者，在上官的庇护纵容下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贪贿，上官们也会由此而获得大量“馈献”;只有那些小官们却要遭到严厉的参劾;甚至一些基本上清廉的官吏因為“偶一不检”也会受到惩治而“无从置辩”，终于酿成邪气上升，正气下降的官场黑暗局面。总之，基于上述种种理由，王船山认为，要杜绝下吏之贪，必须从严惩上官之贪入手。[1]154-155
综上可知，船山深刻地认识到吏治腐败对国家的重大危害，对防治官员腐败提出切实可行的方式，其提出的“严以治吏”“严以治上官”的主张类似于现代反腐中“既拍苍蝇，又打老虎”的举措。不仅如此，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不过，船山的“法治”思想仍有其局限性，船山先生虽然在《读通鉴论》中多处论述“法治”的观点，但并没有形成“法治”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只是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历史事件发表他的观点或阐述他的思想，他时而强调“法”的重要作用，时而批判“法”的弊端，时而倡导圣君贤相的“人治”观念。综合比较分析王夫之有关“法”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其提倡的仍然是以“人治”为本，以“法治”为辅的思想。其言论中被提高到一个重要高度的“法”，仍然必须是由君主支配或裁定的法，这种传统法治思想，实质上是建立在“人治”为本的基础之上，这是为时代及个人知识所局限的，又具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
【 参考文献 】
[1] 陈远宁.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编校：张利文)
作者：毛健
木心在内地出版的一些著作，可见他常常在思考着一些似乎“无意義”的东西，那就是诗意与哲理。
早期他就写有像《哈姆雷特泛论》《伽米克里斯兄弟们》(九篇集)、《非商籁体的十四行诗》(100首集)等装订成20册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各种文体著作(手稿)，但都在“文革”时候被销毁了。虽然听说后来他居住欧美后，为了补偿过往文学作品的丢失，日复一日笔耕至深夜，每天要写下万字左右文章;他也曾与朋友巫鸿谈到他要编写的《巴比伦语言学》《瓷国回忆录》等众多巨著，但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这些著作。
目前在内地出版的著作，能读到的《文学回忆录》(两卷本)这本算是大的著作，木心在纽约开设“世界文学史”讲课五年的笔记记录集，是一本关于中西文学艺术历史的大纲性质著作，共八十五讲，逾四十万字，其他的都是他个人的一些“诗意和哲理”的记录，看起来都是小书儿，类似散文集的《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看随想录》《即兴判断》等，更多像是随想录的《素履之往》《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样的，这就像是意识流手法记录的语录体，或许像是诗集《我纷纷的情欲》《西班牙的三棵树》《云雀叫了一整天》等，也都是诗意哲理句子段落的“诗化”。
如他谈关于人生的箴言：
“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只有机智透顶的人才可望重显憨厚。”“有人说，时间是最妙的疗伤药。此话没说对，反正时间不是药，药在时间里。”
“看清世界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看清了，不是感到恶心，而是会心一笑。”
如他谈艺术：
“艺术品如果不是艺术，就什么也不是。岂止是艺术家孤独，艺术品更孤独。”“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
“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哲学非但不能解释艺术，而且不配解释艺术。世界上什么最伟大，艺术最伟大，可是艺术一直被弄成小丫头。”
如他谈爱情：
“爱情，亦三种境界耳。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与审美，中年归向求知。老之将至，义无反顾。”
“一个爱我的人，如果爱得讲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就知道他爱我。”“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殉陨，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何涉’。”
“轻浮，随遇而爱，谓之滥情。多方向，无主次地泛恋，谓之滥情。言过其实，炫耀伎俩，谓之滥情。没条件的痴心忠于某一人，亦谓之滥情。”
“爱一个人，没有机会表白，后来决计绝念。再后来，消息时有所闻，偶尔也见面……幸亏那时未曾说出口，幸亏究竟不能算真的爱上。又爱了另一个人，表白的机会不少，想想，懒下来，懒成朋友，至今还朋友着……光阴荏苒，在电话里有说有笑，心中兀自庆幸，还好……否则苦了。”
木心无论是谈文学艺术，还是谈人生悲欢，或是爱情的温柔与无奈，他也在这些零碎的、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诗意与哲理思考中，从而获得了关于生命的另一种慰抚，以及人生经历遗憾的一种补偿。文学艺术在大多的时候，是人生遗憾的一种补偿，因为经历的坎坷与得不到，最后都会寄托于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思考，并在创作与思考过程，得到了一种安慰。84年的岁月，从乌镇到上海，从上海到纽约，再从纽约重回故乡乌镇，历尽坎坷波折，以画以文，记录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风采，并成了乌镇的代言人，成为华人文艺导师，他长期在人文领域中进行着诗意又有哲理的思考，他也早已超脱了这种“孤独”。不同时期阅读木心，又有不同的体会，这也是人文艺术的真谛所在。文学或艺术学，归根结底还是人学。
作者单位：中国歌剧舞剧院
作者：刘桐
摘要：艺术作为不同学科中的一个门类，有着极其独特的艺术内涵和文化内涵，艺术遍布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画家画的一幅画，一件好看的雕塑作品，一首动听的音乐歌曲等，都可以称作为艺术作品。《艺术哲学》是由19世纪法国的思想家、文艺评论家丹纳的代表作。通过阅读丹纳的《艺术哲学》，从中对影响艺术的三要素：种族、时代、环境、中的时代入手论述时代对于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艺术、时代、环境、宫崎骏
一、丹纳的时代精神
丹纳是法国的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 自然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丹纳深受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者是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灭，都有规律可循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从三要素出发，丹纳阐述了艺术的本质，以及对于艺术的欣赏。
丹纳的时代内容包含了精神意识、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 丹纳将其称为“精神的气候”。丹纳认为艺术品所形成的艺术特色必然会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在书中丹纳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丹纳通过列举希腊悲剧：埃斯库鲁斯、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德斯的作品的诞生时代，正是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间，以及荷兰绘画的兴起正是荷兰凭借顽强与勇敢推翻西班牙的统治，与英国势均力敌的作战，在欧洲成为最自由、最繁荣、最发达的国家的时候。
二、艺术与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在一定的时期决定着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唐朝时期是国发展的较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的一个繁荣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了不同的艺术形式，例如唐诗、青花瓷的出现。这些艺术形式的出现都与时代精神相关的。在唐朝时期我国与其他国家交流，对于思想不再是一味的禁锢，在诗歌上出现了许多流传至今的经典，出现了李白这样的伟大的诗人。正是处在一个较为繁荣开放的环境中，才能造就经典艺术。
正如书中所说：“艺术是短暂的，艺术在同一时代开始，也在同一时代结束。”艺术所产生的时代是短暂的，艺术本身在时间的长河中冲刷后所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所蕴含的内涵，更多的是艺术作品背后的时代精神，和当时大环境对于艺术的产生的影响。丹纳列举了希腊人的希腊文明的另一个朴素的特点，指出希腊人的“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精神境界是简单的，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复杂的。因此他们的艺术比我们朴素;他们对于人的心灵与肉体所抱的观念，给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材料;但我们的文明已经不允许这一类作品产生了。”书中描述到：“古希腊的男人只需要一件没有袖子的背心，妇女只要一件没有袖子的长到脚背的单衫，从肩膀到腰部是双层的，这是服饰的主要部分;”通过描述希腊人的穿着上可以看出希腊人的衣着是非常朴素，没有像英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穿着繁重的礼服;环境的复杂或朴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艺术。希腊人处于一个简约、朴素的这样一个穿着方式对于艺术的产生是来说是更加纯净，没有过多的欲望或者杂质夹杂其中。
丹纳指出艺术的本质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习俗。古希腊执行的是民主制，没有过多官职和社会阶层，普通人能够担任一切公共职务，社会并不分成官吏和平民。在这样一个朴素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习俗都是朴素的。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思想对艺术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朴素的社会环境中所产生的艺术是更加质朴的更加贴近人心的。相比之下在复杂或者社会动荡的一个环境中，艺术是难以发展下去的。在人们生存都是一个问题的时期，温饱难以解决的状态，艺术是难以发展下去的。社会环境对于艺术的创作，以及社会环境对于艺术家们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三、以宫崎骏动画作品为例
宫崎骏是日本著名的动画大师，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表现纯真的爱情，表现少女的成长等。在他的动画作品中都会有一些描写战争的场景或着以战争为时代背景所发生的一些故事，例如在《哈尔的移动城堡》中，描述了哈尔是一个无情的战斗机器，被女巫施了魔法，在不同的国家中穿梭，服务于女巫的命令。而苏菲也是一个中了魔法的少女，从少女变成了老奶奶，最后因为爱的力量解开了魔法。在最后的镜头中，哈尔在枪林弹雨中化身一只巨大的鸟，冲向战争的最前线，画面中表现出的是无尽的绝望和勇于面对战争的勇气;苏菲面对战争失败的船只时，说道“我不喜欢这些”;在影片无论是在台詞的设计还是战争场景的设计中，都可以看出宫崎骏对于战争的一个反对。
宫崎骏的出生在二战时期，由于他父亲是从事军火方便的生意，他的童年生活并没有因战争受到影响，依然过得比许多普通人家的孩子要好。因此也目睹了因为军火利益而来的人性背后的丑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宫崎骏反战观点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幼年经历所造成的阴影，另一方面也与二战后日本的大环境有关。在《天空之城》《风之谷》等影片中所描绘的人类高度发达的文明，最终都在战争的催化下毁于一旦，被大自然所占领。这种毁灭式的战争所带来的的影响一直在宫崎骏的影片中呈现，其中蕴含着对反战争的意味以及对人类的警示。
深处在动荡环境中的长大的宫崎骏，在他进行艺术创作时，把他儿童时期的生长环境，以及成年后国家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都深深的带入到他的艺术作品中，对他创作的动画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中都有着体现。时代产生了艺术家， 艺术家又是最能洞察社会的人。丹纳认为艺术是影子， 才能是本体， 艺术始终跟着才能的诞生， 成长， 衰落。而决定艺术家才能的是时代。一方面， 艺术家在时代的环境背景下学会了基本的技能。另一方面， 时代又赋予了艺术家艺术创作的灵感。
四、理想与现实
艺术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丹纳把社会生态，自然环境、文化生态等都归类为时代。就时代而论我们不能单独的论述时代的为某一社会现象。正如书中所说：“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无法理解在战乱年代人民的水深火热的这样的环境中，无法理解因为生活所迫而流离失所的痛苦。我们只从一幅幅画作中，一部部电影中尝试着了解曾经那个时代人民的痛苦，或者是艺术家本身的痛苦。例如梵高的绘画作品《向日葵》，整体画面呈现出一种热烈而奔放的情感，明黄色的向日葵在画面中绽放，似火一样明亮的黄色，同时画面中还有枯萎的向日葵代表生命走向了终点，生命在新和旧之间交替轮回。梵高用向日葵来形容自己，像向日葵般的热烈，却又短暂。梵高在世时，他的画作并没有受到世人的欣赏，一生贫穷，自我矛盾和怀疑。最后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艺术家如果在一个相对痛苦、穷困的环境中，在一个转乱的年代中，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总会有他痛苦的情感的表达，艺术家不会逃离环境，而去创作环境之外的一些作品。无论是自然环境，或者是宗教信仰、精神文明都对艺术家的带来影响，就如丹纳所说：“一个观念好比一颗种子———种子的发芽， 生长，开花，要从水分、空气、阳光、泥土中吸取养料;观念的成熟与成形也需要周围的人在精神上予以补充”，藝术家某种观念的形成和周围的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 就像水分、空气、阳光、泥土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与种子的生长达到和谐状态，种子才可以发芽;同样的道理，周围的人文、社会环境也同样影响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好的作品的背后一定能反映其背后所蕴藏的现实生活，正如艺术来源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因素会造就不同方式的艺术，也会形成不同的思想观念。
五、结语
在我们如今的新媒体时代下，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艺术正在被一种处于宽泛且中立状态的文化所包容，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也更加容易去接触到艺术。在书中我们了解到艺术的创作，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且最后以不同的艺术方式呈现出来。对于我们创作者启示，要用发展、包容的眼光去看待艺术;不要用孤立的眼光去看待艺术，每一件艺术品背后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当然作为艺术创作的我们也应该从打开我们的思维，思维不应该被固定;同时积极接触新事物，开拓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文化内涵，保持思想的进步，才能创造出更好的艺术作品!
参考文献：
(1)陈薇羽.品评丹纳的《艺术哲学》——解读种族、环境、时代对艺术的影响.[J]科技风.2012年24期
(2)贾小蓉.从丹纳《艺术哲学》看民族性格对艺术创作的影响.[J].参花(上).2015年08
(3)陈峰.时光流逝中的艺术典型——关于丹纳《艺术哲学》中谈到的典型问题的思考.[J]美与时代.2014年06期.
作者简介：高家欣(1995年 11月——)女，汉族，籍贯皖，职务学生，学历硕，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研究方向：动画艺术
作者：高家欣
《资治通鉴》是一本历史书。它的原著为宋代司马光撰写，现在被改写为一本通俗易懂的少儿读物。它总共有八十篇，讲述的时代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唐朝末年。这本书图文并茂，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在难以理解的字、词、句子后面还有注释。第一自然段还有简单的背景介绍，生动曲折地讲述了中国古代发生的各个著名事件。
举个例子说吧!第十八章《萧何月下追韩信》，其中主要人物有：韩信、汉王、萧何、项羽、夏侯婴。仅仅这一篇，就用了列数据、作比较、打比方、举例子的说明方法以及对比、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是按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写的，讲述了韩信从一个常常跟着别人吃闲饭、混日子的人变成了一代有名的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的代表人物的一波三折的过程。他指挥了井陉之战、潍水之战，破代、灭赵、降燕、伐齐、歼楚，帮助汉高祖刘邦平定了天下。 这一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故事讲述了蕴含在故事背后深刻的道理，总的来说，这本书体现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
(一)
鉴于往事 资于治道
张新博
一位哲人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虔诚领略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你会发现，国家、社会乃至人生的盛衰之道尽在其中。铭记历史，不仅可以总结过去，更可以指引我们走向未来。刚刚读完《资治通鉴》，虽然理解粗浅，却受益匪浅，感慨万千。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带领他的助手，用时十九年才完成的空前巨著，也是已知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一历史著作中的王朝更迭以及气势盛衰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司马光用一生的时光和心血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之间的历史事件，这部三百多万字的鸿篇巨著真可谓是十九年磨一剑，书中记录了历代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清廉、中正、刚直、温厚、诚信、执著等古人拥有的品质，在今天仍是万分可贵的精神，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高贵品质，书中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与深深地思考，发人深省，令人拍案。
比如书中描写秦朝的历史。商鞅“立木为信”，顺利推进改革，秦国日渐强盛。这才有了后来秦王嬴政先后灭掉了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服百越，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于长期以残酷的法律制度为主的严酷统治，农民起义一爆发就势不可挡地让秦朝至二世就匆匆谢了历史之幕。
比如书中讲述的唐朝历史。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朝鲜，设立安西四镇，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也正是有了大唐盛世的历史影响，才有了如今影响世界的汉唐文化、唐服、唐人街等......“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资治通鉴》中的历史故事有很多很多，蕴含的人生哲理、民族精神、时代内涵也有很多很多，需要孜孜不倦、认真体会。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将《资治通鉴》读了17遍。所以，想要真正了解历史，还须细细地品读，就让细腻而悠长的历史滋润我们的成长，伴随我们进步吧!
(信息科 张新博)
读资治通鉴有感
(二)
刘雪薇
写于长卷边上
写在笔记之前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于书目中选择了较为熟悉的《资治通鉴》，待打开书目才倒吸一口冷气——没想到这么多。待看到颇艰涩的文言和随处可见的单字名，更是要晕过去了。
《资治通鉴》当真是卷帙浩繁，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怕是穷尽一生也读不完这本书。我呢，也不过是删繁就简，择其精要几篇是囫囵吞枣地看，本来没有资格写什么长评。但是呢，我谨记钱钟书老先生的教诲：我自然不“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我得承认，这本大书很大，我读不完，只得将于长卷边角处写下的一些不成体系的零星随感拿出来，而那卷轴上尚有大片的空白要我用一生细细填补。
那《资治通鉴》，自然也是值得人这样做的。
知人论世
孟子云“知人论世”，先圣所言不能不听，所以纵然书读不成大半，作者总一定要了解地透彻。
此书看似是多人的团队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每一个小小的段落究竟由何人执笔，已然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无法考证，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可若是想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那么只要知道主编是司马光就已经足够。毕竟，每一个执笔者下笔时所贯穿的精神，全部归于主编，那么整本书所拥有的彪炳千古的荣耀，也自当归于司马光一人。
司马光，整个生平挪来此处未免有凑字数之嫌。简要概括便是：小时了了，大时上佳;温良谦恭，刚直不阿，名满天下。
他的名气来源于他的作品和他的对手——王安石。身为元祐党人的“首犯”，他一生跌宕起伏却未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一心为民，当得上“儒家大贤”四个字，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品质形成了反差，怪不得他能取得新旧党政最后的胜利。
可惜，他本人秉持的不愿变法的信念是否正确，有待商榷。
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本是好的，可是过度沉浸于历史之中，不免有些人会染上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毛病，悲观于人性，悲观于改变的后果，宁可抱着一堆老古董自沉昆明湖也不愿看到这个世界换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样子。司马光那样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是没有他见识了这么多江山离乱、人心险恶的原因的。
当日，周朝的那位图书馆员，也是因为这样，才留下了几百字近乎遗言的箴言，然后转身出关，背弃了尚在愚昧中无知的整个民族——我始终以为那是知识分子绝不该有的背弃。他塌陷的脊梁由日后看透冷暖却入世不悔的仁人志士一点点地撑起。
所以，我读书总存着三分小心，提醒自己，史为今用，莫要为史所缚。
虚美隐恶——帝王策
梁启超说过，书写成什么样子，关键在于书是写给谁看的。
《史记》虽是朝廷资助的官修史，可由于司马迁个人的历史因素，这书大半是为了成全自己而写，所以写得异彩纷呈，价值观十分多元。所谓“不虚美，不隐恶”，为人称道。
那么《资治通鉴》是写给谁看的呢?是当权者，是劝谏他们以史为鉴。正如童话故事里每一个正直善良的小红帽都能打败丑陋邪恶的大灰狼，为了达到劝诫的目的，司马光也不得不于书中隐去些内容，达到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
就像在写刘备的时候，《资治通鉴》原封不动地从《三国志》抄来三句话：“有大志，少言语，喜怒不形于色。”刘备的形象仅凭这短短几个字就跃然纸上，极妙，好似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一样的简洁有力度。能只抄三句而比原文妙上数倍，是司马迁的本事。
可是呢，这样的简洁背后却是真相的缺失，事实上，《三国志》的描写可谓长篇大论，写先主爱华服美食，不爱读书，诸如此类，虽不能说是全部真相，也是诚心诚意地尝试为读者展示历史本来的样貌。
可是《资治通鉴》，一本帝王枕上策，放弃了史家对于真相的坚守，以媚俗的姿态喊着，“恭迎圣上”。
我本该大肆驳斥这种“媚俗”的“虚美隐恶”，()以此来表达我对《史记》的敬仰之情。可我又实在不忍、不愿。这种有选择的记录，不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相，不是为了一己升官发财，甚至不会带给自己一丁点的好处反而留下诟病的污点，司马光只是单纯盼望着，此书所宣扬的价值观，能够对帝王有所启示，让他们更好地治国齐家平天下;同时也对从政的士大夫起到警示作用。也许《史记》以其更为复杂的价值观而显得更加深沉伟大，但这无法掩盖《资治通鉴》在《史记》之后影响力之大的光芒，这本书秉持的儒家义理，虽纯粹简单而直击人心，如同黑暗中的星星残烛，虽微弱而与日月同光。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资治通鉴写下的从周到五代后周，1326年来的历史，江山易主人心动荡，确实是一段写下来磅礴大气的历史。整段历史就是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博弈”，如果不背书上的术语定义，那就是八个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胜者自然为正，输者大势已去、跪地求饶，断无第二条路可想。
故而，本书中战争描写极妙。
我最爱《淝水之战》一篇。
开篇，借桓冲之口作者道出了对于谢安及诸小将的忧虑：“谢安石……不闲将略……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吾其左衽矣!”，此是欲扬先抑，然后是谢石走马上任，第一把火就让刘牢之挫其前锋“以老秦师”，以一敌百，第二把火军纪严明，引得后秦“草木皆兵”，第三把火就是惊世的淝水之战，用“半渡而击”的老套计策，大败秦军：“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
奇绝妙绝，最妙的是写谢安的反应：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
这样的谢安让人觉得可爱，又让人敬他“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伟略，与前面的“不闲将略”对照起来，不由一笑。
从这里，我才知道真实的历史原来不需任何演义，只要笔者愿意，也可以写的如此有风情。同时，这场战争的描写也给了我许多战争理论上的思考，兵力的强弱悬殊难以决定战争的成败，决策者的谋略胆识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与此篇类似的有李愬雪夜袭蔡州，于常人不能想处出奇谋，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结语
《资治通鉴》不是一本读一遍就完了的史书，在读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查阅资料，才能理解短小篇幅间蕴含的巨大信息量，我有幸拿到一本有胡三省注释的注本，省去了许多功夫。
《资治通鉴》，书名的意义众所周知，“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用历史的得失作为封建帝王统治时的依凭。如今我虽然与治天下毫无关联，可是鉴于往事，也就能用更深远的眼光去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想这就是《资治通鉴》带给我的最好的启示。
读《资治通鉴》有感
(三)
----杨翠兰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史书，说的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通过对这本的阅读，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历史朝代更替的故事。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思考，个人得出一些关于历史朝代更替，制度更替的结论。我认为，分析历史，不应该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决定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发展具有其必然性，从各件事情的根本去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必然发生。当然，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是由各种必然和偶然拼凑起来的。必然的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随着生产力经济发展而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这些事情是必定发生的。好像，为什么远中国会由原始母系社会的公天下变成夏朝的家天下呢?答案不是大禹多么强悍，多么能干，就算没有大禹，家天下一样会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发展，因为此时的生产技术已远远超过三皇五帝的时代，因为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性追求，生产力急需发展，急需提高，那就必须成立一个政权，结束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年代，利用这个政权的强制性，组织人们一起合作劳动，一起建设社会各个方面，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可以说，那时的人们需要一个家天下的政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家族政权去通知他们，组织他们一起创造价值，发展社会。所以，家天下在此时是必然发生的，谁也阻止不了，包括大禹本人。那么为什么这个王朝是姓夏的了，那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假如当年大禹夭折了，就是说没有大禹这个人了，就肯定会有另外一个人，做着跟大禹一样的事，最后建立家天下政权，而这个政权有可能就不姓夏。这就是偶然性。我们再拿大家熟悉的秦始皇分析一下。为什么秦始皇能一三六合，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呢?当时，秦与关东六国不同，它的变法比较彻底，政治上已基本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废除了领主制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奖励耕织，促进了生产。就是说，秦国当时的生产技术要比六国高，生产力要比六国强，经济实力远超六国，秦国百姓的生活质量要比六国百姓高。追求高质量生活，追求更好的享受，那时人类的本能，当时的人们也不例外，他们渴望能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渴望生活在能带给他们这种好生活的制度下，这样的社会下，这样的统治下，所以他们那时更愿意接受秦国的统治，所以秦国的统一是必然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民群众决定社会历史。至于秦国暴政，那是秦统一后的事情，由于秦的强制过头了，在他们统一全国后，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太合适当时的人民群众了，所以秦也很快灭了。可以说，没有秦始皇，没有李斯等人，秦扫六和的事情一样发生。拿秦赵长平之战为例，人们习惯把责任归到赵括的纸上谈兵上，归到赵王选将不当上，把功劳归到白起用兵如神上。其实，就算赵王不以赵括为将，秦国也没有白起这号人物，战争的胜利一样属于秦国，因为战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就算两军不交战，晾在那，那么需要消耗粮草啊，那么秦国生产力这么高，粮食储备远远高于赵国，那么就晾在那，最后赢的还是秦国。所以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至于，赵国以这样的方式输掉战争，秦国领军的叫白起，赵国领军的叫赵括，这些等等，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
通过读历史，除了增加了个人历史知识的储备，我们还要学会思考，学会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得出关于社会如何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结论。所以，读历史，提高了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分析能力，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社会发展的形势与方向，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是唐太宗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亚里斯提卜曾说过：“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比吃的很多的人更健康，同样的，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的书的人。”可见一本好书的重要性。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带领他的助手历时十九年编写的一部空前巨著，也是已知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
阅读此书，我们能穿越时空，来到古人生活的世界，零距离感受战场上的肃杀，帝王们的奢侈，百姓中的疾苦。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地广人多，本是可以通过励精图治而一统天下，结果皇族子弟们却不为成就霸业而打算，却为争夺王位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于是乘此机会士大夫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皇族子弟们才猛然醒悟，而此时已无法再管制士大夫们，最终落得了“三家分晋”的结局。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两点：
1、他们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不做长远打算，只看见眼前的王位而看不见未来的发展;
2、他们人心不齐，犹如一盘散沙，不能齐心协力共同谋发展，最终让士大夫们有了可乘之机。 隋和秦是两个短命的王朝。它们在建国之初都很强盛，但都二世而亡。是什么让如此强盛的王朝瞬间土崩瓦解?就是它们的帝王实行的暴政。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吧?
他在我国古代帝王中是明君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他登上了皇帝宝座，并重用贤臣，减轻百姓负担，对周边少数民族恩威并重，使国家繁荣富强，深受人民爱戴。由于他在位的这段时间政治比较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史称“贞观之治”。
同样是帝王，为什么所统治的国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最关键的就是你是否能深
得民心。可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把《资治通鉴》看了16遍，所以说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它的一份功劳。“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史册上的一大瑰宝。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颗颗闪光点，一座座里程碑。就如司马迁的《史记》，高尔基的《童年》，以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奇书。它能与脍炙人口的《史记》合称“史学双壁”。它也用不朽的史实，传世的语言激励了无数人。而我，就是被《资治通鉴》折服的人之一。
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位博学多才，通晓古今的老先生。他用战国的智伯之例，向我传授智伯败亡的原因。最后再加上一句深刻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点醒了我，令我牢记在心。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这本书就是一面生动的镜子。它告诉我古时朝代“为何兴替”，“如何兴替”。汉朝的“巫蛊之祸”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蛮夷，却在晚年“悔恨不已”，最后只能建造“归来望思之台”表达对已故太子的怀念?我正疑惑不已时，这面镜子给了我答案：武帝晚年多疑，信奉鬼神，任用奸臣致使朝政混乱，最后让奸臣钻了空子引发惨烈的“巫蛊之祸”。太子因此遇难，数十万人也因此而亡。
在讲述道理的同时，它也不忘打一个生动的比喻：“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不能使之破坚。”“以史为鉴”果然可以“知兴替”啊!
《资治通鉴》用它全面客观管的语言教会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德胜才者谓之君子”。相信我会运用古人的宝贵经验做最好的自己。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书名取自“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它是北宋时期司马光历经19年，呕心沥血创作完成的代表作。爸爸见我喜欢阅读历史，就推荐我看由近代作家柏杨注释的《白话资治通鉴》。
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共分72册，记录了从战国时期至五代十国，共1362年的历史。柏杨不仅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还增加了许多注释与评论。语言流畅，内容丰富，我一拿到手，就被它深深的迷住了。
司马光和柏杨都太有才了，竟然把复杂的历史写得绘声绘色，让人一目了然。我已经读到了第十册，从战国一直到新朝灭亡。在资治通鉴前六册的的历史中，西汉的兴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汉武帝刘彻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汉武帝是在汉朝即位最久的皇帝，即位长达55年。他开疆拓土：东打败朝鲜，西疏通西域，南消灭闽越，北打逃匈奴。汉武帝是和秦始皇齐名的一代明君。可晚年也干了许多糊涂事：外不爱护百姓，内不管理朝政，而且宠爱奸臣，宫里杀害太子。
随后我看了汉朝中期到新朝灭亡，王莽被砍头的时期。王莽是一位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他本来是汉元帝皇后的侄子。年轻的时候，父母早早的就去世了。他谦虚好学，为人仗义，获得了上自太后(刘奭皇后)，下自百姓的一致好评。可当他慢慢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之后，听信“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谣言，毒死汉平帝，自己当了皇帝，西汉王朝就这样的灭亡了。可当他篡位以后，因为崇尚古代，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按照自己的设计发起了大改革。结果不但没成功，还爆发了以赤眉、绿林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是因为王莽过分专制，不爱护百姓引起的。等爆发了农民起义之后，他还听信谗言，不去镇压。到最后刘秀取得昆阳大捷之后，王莽才如梦初醒，可他的主力都被杀了。到最后，王宪砍掉了王莽的人头，愤怒的老百姓把王莽的人头踢来踢去，以表示心中的愤怒。王莽年轻时的朋友肯定想不到他会有这样的下场。
这又使我想起来中国近代时期的国共战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占上风，号称百万雄师，可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后，局势竟大有改变，共产党发展迅速，节节胜利，到最后统一中国。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应该是国民党大部分将领出身高贵，很多还是军阀，不知民间疾苦，自然也不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拥戴他们。共产党的大部分将领出身卑微，深知老百姓的痛苦，爱护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也爱护他们，所以共产党笑在了最后。我还知道一个原因：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读过很多遍《资治通鉴》，汉武帝和王莽的故事他也引以为鉴了。共产党坐江山之后，如果不爱护百姓的话，应该就和王莽在位时期没有太大区别了。
我才看完10册的《白话资治通鉴》，可是这10册就把三个王朝(秦、西汉、新朝)的盛世以及黑暗的时代都细说了一遍。真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啊!
《通鉴》以编年体，叙周威列王二十三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正文二百九十四卷，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按朝代分为十六记。兴之所至，阅读年余，然其量过巨、难题过多，至今读《晋记》未完。正如胡三省所说“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读《晋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是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最黑暗时期之一。其悲其惨，几让人不忍卒读，幸有祖逖、刘裕等辈英雄，让人精神一振。祖逖北伐，晋庭封“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剌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即不给任何武器装备和一兵一卒，仅给名号、千人给养和三千匹布。虽如此，逖“以中原为己任”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逖以法治军，不蓄私产，爱兵如子，尊民如父母。樵城、谷水、陈留和汴水，连战连捷，黄河以南尽为晋土。
祖逖面对如狼似虎的羯胡，面对以士女为军粮、呼晋人为“两脚羊”的羯胡，面对横扫中原，曾一战屠晋军民20万的羯胡，在无铠仗、少给养、缺兵卒之情形下，毅然北伐，取得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的战绩。其中流击楫英雄气概，敢于担当的勇敢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的昂扬斗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志向，无不动人心弦。其事功，为民族贡献之巨大，让人心向往之。 思我院发展历程，战评估、申高职、迁新校，连战连捷。当是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领导有担当、群众目标明;上下同心，遇难克难，始有今日之规模近万、校园美丽。然今环境变，生存难，前路艰险。学院应对以“深化改革，内涵建设”，对此寄望有三：其一：领导发扬传统，定准目标，敢于担当;其二：上下同心，营“校兴我荣”之氛围;其三：做事求实，勿做表面文章。如此校兴有望。
余水平有限，研读时短，所感必浅，博方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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