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这样读

第1篇：资治通鉴这样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

摘 要：《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中有比较丰富的“法治”思想：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治理国家方面，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

关键词：王船山;《读通鉴论》;法治

《读通鉴论》是王船山晚年呕心沥血撰写的一部史论与政论结合的巨著，该书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历史及人物事件，分析历代政治兴亡得失及其经验教训，希望以史为鉴，探求社会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民族复兴的希望。在该部著作中，不乏有丰富的“法治”论述，本文以此为基本史料，对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法治”思想进行探讨。

一、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治惟其人，不惟其法”

王船山对秦汉以来历朝盛衰兴亡的缘由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尤其是刻骨铭心地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他结合自己在南明永历小朝廷遭受宦官奸臣构陷的亲身经验，在“人治”与“法治”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从本质上说，王船山是一个恪守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层面，他更倾向于儒家倡导的圣君贤相的人治观。不同之处在于：王船山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儒家过分强调人治的观念，把“法治”提高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突出了“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其大著《读通鉴论》中频繁且大篇幅地论述“法治”思想。

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无论任人与任法，都是治国理政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缺一不可，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任何一方的缺失或滥用，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严重后果。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国》说：

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齐之?故申、韩之说，与王道而争胜。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习其事，未尝悬黜陟以拟其后。盖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课人，必使与科条相应，非是者罚也。

当今学者论述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时，以上这段评论被广泛引用，许多学者以此论证船山在“人治”与“法治”的价值取向上，认为他更倾向于“法治”。事实上，与以往各家对人治、法治的观念相比较，王船山力图从一个比较新意的角度辩证地剖析“任人”与“任法”，“人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王船山清醒地认识到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与“任人”相结合，两者皆是国家治理的方式，只讲“任人”，仅仅推行“人治”是片面的;不主张“任法”，不以“法治”制约“人治”是行不通的。儒家倡导的人治模式，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要求君主圣明，官僚大臣皆是贤能之辈，然而这种圣君贤相之治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上，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客观实际之中君主往往未必圣明，大臣将相亦未必贤能。如此一味推行人治，而无法律的依据与制约，很容易导致掌握权力的人凭借个人的好恶任性而为。“在一般的臣民中，形成以私利为基础的朋党关系：凡是与我‘合’的，就吹捧之，拉拢之;凡是与我‘离’的，就毁谤之，排斥之。而对于人君和宰辅大臣来说，就会是一切黜陟赏罚均依其个人爱好为转移：宠爱者则重任之，奖励之;厌恶者则罢黜之，排斥之，终于在人们中间酿成一种‘废职业，循虚名，逞私意’的恶劣风气，这对于治国安民当然是很不利的。”[1]84这是对王船山评论任人不任法的弊端的最好阐述。因为人性之恶需要法律来克服，虽然个人的德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私欲，但法律是遏制个人私欲恶性膨胀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漠视法律的作用，只注重人的使用，依靠个人的品德来治国理政，最终的结果就是从上至下打着天下为公的幌子满足个人之私、满足一家之私，而能够表达大众公意的途径却被杜绝了。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的弊端，因此王船山肯定了“法治”的重要性，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明确提出“治道之裂，坏于无法”[2]654的观点。

另一方面，王船山同时也批判了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人物“任法”不“任人”，凡事“一断于法”的观点，清楚地看到了“法治”的局限性。他以《周官》为例，该书详细地记载了周王朝的官制与法制。船山认为即使有《周官》这样制定详密完备的法制，仍然需要官吏去学习、去实践，如果用人不当，再详密的法典也是一纸空文。“任人”与“任法”虽然都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然而关键仍是“任人”，选择贤能的人才去实施法律。因此从本质上说王船山主张的治国模式仍然是采取“人治”，他在肯定法治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洞察法治的弊端，在批判法治弊端的基础上提倡“人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

治之弊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岂天子一人能持之以遍察臣工乎?势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于是舍大臣而任小臣，舍旧臣而任新进，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其言非无徵也，其于法不患不相传致也，于是而国事大乱。[2]234-235

法律需要人去操作和实行，君主一人之力是有限的，需要任命各级官吏实施法律或监督法律的实施，如择人不当，奸吏滥用法律，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反而會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国事大乱”。

法严而任宽仁之吏，则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宽而任鸷击之吏，则民轻犯法，而无辜者卒罹而不可活。景帝诏有司谳不能决，谳而后谳不当，谳者不为失，立法宽矣。乃郅都、甯成相继为中尉，则假法于残忍之小人，姑宽为之法，以使愚民轻于陷进，而幸其能出而终不免也。且也谳不当而不为罪，无论失入之憯也，即数失出而弗谴，亦以导赇吏之鬻狱，而淫威之逞，冤民且无如之何也。[2]120-121

王船山用汉代“任人”“任法”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论证，即使是严刑峻法时期，任用宽恕仁爱的官吏执行法律，民众也不会无辜遭受酷刑之苦，而能够保全性命。即使国家体谅民情，实行宽法，但任用残忍的酷吏，无辜百姓照样会遭受冤屈，受到刑罚的残害。法由人制定，亦需要选择合适的人来执行法律，先有治人，然后才有治法。更何况法由善法、恶法之分，不善之法，有德才兼备的官吏去执行，固然亦难以把社会治理好;但如果任用品德败坏或庸俗的官吏执行法律，则肯定会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灾难。“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然法之不善，虽得其人而无适守，抑未由以得理，况乎未得其人邪?”[2]700任何制定良好的法律，在其施行的过程中，均有其得失，有的能够达到预期治理的效果，有的则背离了预期的目的，社会形势千变万化，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英明的君主并不完全依靠“法”来治国安邦，而是顺应民心，“知人安民之精要”，即以“人治”来处理国家大事、治理社会。由此，王夫之说“治惟其人，不惟其法”，认为治理国家重点以“人治”为主，以“法治”为辅，这样才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略。

二、法治的两个重要因素：立法从简与执法从公

王船山的“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他提出“法贵简”的立法原则。其思想渊源，主要继承了儒家的“省刑”思想，儒家主张“省刑”就包含了法令简明、通俗易懂的意义。其历史背景与经验教训，在于明末刑法繁密残酷，导致吏治腐败、冤狱遍地、民怨沸腾的黑暗现实。以史为鉴，王夫之提出“立法贵简”的原则，并以史实为例对之进行理论分析。王船山说：

简者，宽仁之本也;敬以行简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简者，临民之上理，不以苛细起纷争。礼不下于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论小人之刑辟;刑不上于大夫，不可以胥隶之禁，责君子以逡巡。早塞其严刻之源，在创法者之善为斟酌而已。[2]828

儒家的“仁政”理念是实行简法的理论依据，简法是实现“仁政”的客观要求。历代帝王皆标榜“仁政”为施政原则，法律实施要求体现宽恕仁爱，哀矜人命，简法则是体现宽仁的根本。所以立法贵简，则可以从源头上遏制滥用严酷的刑罚，这是统治者在立法之初需要慎重考虑、反复斟酌的。王船山以唐玄宗亲政时大臣的谏言为例，当时晋陵尉杨相如上言说：“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2]828王船山对此颇为赞同。何谓“简法”?立法如何能简?船山具体解释道：“夫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2]633法律贵在精简，一部法典，只要规定主要事类，抓住主题，而不应包罗万象、主次不分。针对一事，只需数条法规简明扼要地规定清楚即可。这“数事”“数条”是针对国家大事，惩治“大罪”，而不是用来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惩罚人们的小的过错。任何法律的规定都是有限的，社会环境是极其复杂的，人的犯罪行为亦复杂多样，有大罪小罪，有大过小过。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规定人们的一切行为，只能以有限的法条维持大家共同遵循的社会秩序。“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2]159因此，立法从简，是实现“法治”目的的实际需要，也是实施仁政的客观要求。王船山进而阐述了立法从简的诸多优点：

第一，立法从简，奸吏则不敢枉法害民。“夫奸吏亦有畏焉，诃责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诛杀犹非所畏也，而莫畏于法之简。”[2]633奸吏真正畏惧的是实行简法，如果法律条例繁多，奸吏就会借机掌握执法之权勒索残害百姓，“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吏”。[2]74

第二，立法从简，则民众易于遵守，其行为是否违法，易于辨别，统治者也容易监督民众是否有不轨行为。“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其违之者亦易见，上之察之也亦易矣。”[2]633法条简明，民众容易理解法律的含义，对自己的言行有所顾忌，对法律规定有所畏惧，就不会轻易触犯刑律，从而保全身家性命。为此，船山总结道：“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2]160

第三，立法从简，则社会的是非、善恶、黑白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人们易于理解运用法律，培养民众依法办事的习惯，法律的效力亦可普及于全社会。“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2]633

第四，立法從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民众因琐碎小事引发各种诉讼纠纷，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夫曰宽、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于纵驰藏奸而不可专用。以要言之，唯简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简，则妇子喧争;十姓之闾不简，则胥役旁午;君天下，子万民，而与臣民治勃谿之怨，其亦陋矣。”[2]828

在遵循立法从简的同时，王船山还强调执法从公的法治原则。这主要是强调执法者自觉遵守法律制度的规定，在审理案件中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防止执法者滥用手中的权力以公谋私、贪赃枉法。从而在职责上要求司法官“以法相裁”“秉法以纠百职”，个人品德修养上要求官吏“以义相制，以廉相帅”。因为法条的简洁宽松，给予执法者在处理各类案件中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尤其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司法官个人的感情、喜好与意志对定罪量刑具有重要的影响。为此，船山告诫官吏在执法时要出于公心，采取谨慎的态度，切不可凭个人的情绪武断处理案件，更不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歪曲法律，甚至公报私仇。“从政者审慎赏罚，勿任爱憎，折狱必和颜任理，用人无间于新旧，计近不足，经远有余。”[2]532这是东晋李嵩告诫诸子的话，王夫之对这一观点非常赞赏，认为当政者能做到这一点可保国家长治久安。官吏虽然掌握执法大权，但法律并不是被个人利用来泄愤的工具，船山如是理解法律，“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愤、释人之怨、遂人恶恶之情者也。”[2]814如果执法者从个人私怨出发，凭主观臆断去定罪量刑，制造冤狱以私害公，必将危害国家。

三、法治的核心：从严治吏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在对待吏治问题上，一直秉承“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也就是说“治吏”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王船山的吏治思想源于传统儒家思想，他曾在南明永历政权中短暂任职，清楚明朝末年糟糕的吏治现状，船山反复思考历代吏治得失与明朝灭亡的惨痛经验教训，得出“严者，治吏之经也”的吏治思想，并把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严于治吏成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

王船山目睹明末吏治腐败、官场腐败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痛苦，以及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机，他力图发挥自己的才能挽救时局，却屡遭权贵打壓，知事不可为，于是隐居山林发愤著书立说。在船山著作文字中，愤怒地谴责了那些作威作福的贪官酷吏，对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之心。对待民众，主张“重民、宽民、养民”;对待官吏，主张“严治”。“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今欲矫衰世之宽，益之以猛，琐琐之姻亚，佌佌蔌蔌之富人，且日假威以蹙其贫弱，然而不激为盗贼也不能。猶且追咎之日，未尝束民以猛也。憔悴之余，摧折无几矣。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2]309在王船山看来，贪官酷吏、豪强大户不择手段聚敛财富，剥夺底层群众基本生活条件，完全不顾他们的死活，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因此，要贯彻“重民”思想，国家能够推行“养民、惠民”政策，消除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现象，重要的治理手段就是要从严治吏，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将“严以治吏”与“宽以养民”结合起来。对官吏“严”就是对民众“宽”;对官吏“宽”，就是对民众“严”。如果治吏不严，广大民众必将遭受进一步摧残，甚至被逼为贼寇，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所以船山说：“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2]309船山在分析前朝吏治得失的经验之上进而得出“严者，治吏之经”的结论。

王船山治吏从严的思想虽然与古代法家的主张在表面上类似，但其实质和目的均有不同。法家倡导从严治吏的实质是要建立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船山主张从严治吏，是为了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僚体系，形成清廉良好的吏治，吏治好坏的根本评价标准在于是否廉政。

为了建立清廉的吏治，王船山强调必须以严厉的法制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首先，船山肯定了官吏应具备清廉的品德，这是国家任用官吏的前提。“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诎于繁而可以居要，充其室可以为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见，而为恶也浅。弗清矣，而慎以勤焉，察察孳孳以规利而避害，夫乃为天下巨奸。”[2]398可见，为官必须具备廉洁的品德，官德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治国理政者不可不察。在官吏的选拔上，船山明确指出严禁卖官鬻爵，这是维护国家法制权威的底线。可是历朝历代在由盛转衰之际，无不买卖官爵之风盛行，导致国家法纪尽失。“乱政不一，至于卖官而未有不亡者也，国纪尽，民之生理亦尽也。”“卖官之令行，则富者探囊而得，狡者称贷以营，旦市井而夕庙堂。然则天子者，亦何不可以意计营求于天而倖获之也? 而立国之纪，埽地而无余。”[2]313-314连一些市井小人、奸诈之徒都可以花钱买到本不属于自己的官爵，登上庙堂高位成为达官贵人，国家法纪扫地无余，如此选拔官吏，国家岂无败亡之理。王船山对买卖官爵造成危害国家的分析是很正确的，主张在重视官德的前提下建立廉政的吏治，为维护清廉的吏治，主张以严厉的法制惩罚贪官污吏，反对官场腐败贿赂之风。纵观唐宋元明的历史，各朝灭亡的原因无不是因为官场的腐败导致的。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以唐后期官场贿赂成风的状况为例，“贿行于中涓，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贿赂之败人国家，如鸩之必死，未有能生之者也。”[2]1003-1004对于官吏腐败，船山可谓深恶痛绝，官场如果盛行腐败之风，则整个官僚体系必将近乎崩溃，各级职能无法正常运作，国家政权如同喝了毒药一般，没有不导致灭亡的。因此，船山极力主张依法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绝不姑息养奸。“人主明其义于上以进退大臣，大臣奉此义以正朝廷，朝廷饬此义以正郡邑，牧之有守令，核之有观察采访之使，裁之有执宪之大臣。苟义明而法正，奸顽不轨者恶足以恣行而无忌;即有之，亦隐伏于须臾，而终必败。”廉政为吏治之根本，如何整饬吏治，在船山看来，清廉的吏治须遵循“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的普遍的吏治原则，既要重视官吏的品德，又要有效监察、考核官吏的行为，还要依法及时审理、判决触犯法令的官吏，让贪污腐败的奸吏无处可遁，这样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的官场生态环境。

王船山对历史上官吏贪污贿赂之害有深入研究，他的从严治吏思想虽与法家宣称的“法不阿贵”主张相近似，但船山的吏治思想有新的观点，这新观点就是从严治吏关键是要严以治上官。对于为何要严以治上官，王船山在其大著《读通鉴论》中有精彩论述。

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群有司众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惮而不敢，皆视上官而已。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于百姓，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下吏因之以售其箕敛，然其所得于上奉之余者亦仅矣。而百姓之怨毒诅咒，乃至叩阍号愬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贼害之所自生。下吏既与上官为鹰犬，复代上官受缧绁，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

将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可使无所容其私乎?此尤必不可者也。胥为贪，而狡者得上官之心，其虐取也尤剧，其馈献也弥丰;唯琐琐箪豆之阘吏，吝纤芥以封殖，参劾在前而不恤，顾其为蠹于民者，亦无几也。且有慎守官廉，偶一不捡而无从置辩者矣。故下吏之贪，非人主所得而治也，且非居中秉宪者之所容纠也，唯严之于上官而已矣。严之于上官，而贪息于守令，下逮于簿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君无苛核之过，民无讼上之愆，岂必炫明察以照穷簷哉?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下吏散于郡邑，如彼其辽阔也，此受诛而彼固不戢，巧者逃焉，幸者免焉。上官则九州之大，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难知也。顾佐洁身于台端，而天下无贪吏，握风纪之枢，以移易清浊之风者，止在一人。[2]1102-1103

对于以上船山严惩上级官员的言论，陈远宁先生在他的关于王船山政治观研究的著作中有精辟的解读，他从四个方面分析总结船山严以治上官的吏治观念：第一，在众多的官吏中，要求人人都清正廉明是不可能的，比较理想的状况也只可能是要求大多数官吏遵纪守法，这还要看上级官吏是否能以身作则，否则，这种理想状况也难以实现。第二，从实际情况来看，下级官吏有许多是上级官吏的“鹰犬”，下吏之贪往往与上官的授意、指使、包庇、相互勾结直接联系。或者说，下吏之贪就是上官之贪的一个环节、一种表现，如果只惩办下吏，而放纵上官，那显然是执法不公。第三，下吏既然是作为上官的“鹰犬”虐取百姓，因而其虐取所得，势必以其大部分奉送给上官，而其本身所得为数并不太多，却既要受百姓的怨恨，又要受法律的严惩，而那些真正的罪魁祸首即上官们却既可大大地中饱私囊，又可以逍遥法外，这显然是轻重倒置。第四，如果不严厉惩办上官，而是“责上官以严纠下吏之贪”，将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为贪贿成风的根子本来在上官，而现在却要依靠他们去监督下吏，这就势必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都是贪赃枉法，而那些深得上官之心的狡猾者，在上官的庇护纵容下将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贪贿，上官们也会由此而获得大量“馈献”;只有那些小官们却要遭到严厉的参劾;甚至一些基本上清廉的官吏因為“偶一不检”也会受到惩治而“无从置辩”，终于酿成邪气上升，正气下降的官场黑暗局面。总之，基于上述种种理由，王船山认为，要杜绝下吏之贪，必须从严惩上官之贪入手。[1]154-155

综上可知，船山深刻地认识到吏治腐败对国家的重大危害，对防治官员腐败提出切实可行的方式，其提出的“严以治吏”“严以治上官”的主张类似于现代反腐中“既拍苍蝇，又打老虎”的举措。不仅如此，船山还隐约认识到根治官场贪污腐败需要发挥法律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吏治与法治结合起来，在重视官吏道德修养的同时，还强调在制度的范围内对官吏进行监察、考核，对官吏贪污贿赂的犯罪行为依法严惩，把法治作为惩罚贪官污吏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与现代法治中预防官员腐败与制度反腐的立法精神相一致，足见王船山“法治”思想之远见。不过，船山的“法治”思想仍有其局限性，船山先生虽然在《读通鉴论》中多处论述“法治”的观点，但并没有形成“法治”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只是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历史事件发表他的观点或阐述他的思想，他时而强调“法”的重要作用，时而批判“法”的弊端，时而倡导圣君贤相的“人治”观念。综合比较分析王夫之有关“法”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其提倡的仍然是以“人治”为本，以“法治”为辅的思想。其言论中被提高到一个重要高度的“法”，仍然必须是由君主支配或裁定的法，这种传统法治思想，实质上是建立在“人治”为本的基础之上，这是为时代及个人知识所局限的，又具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

【 参考文献 】

[1] 陈远宁.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2]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编校：张利文)

作者：毛健

第2篇：读资治通鉴

读《资治通鉴》有感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26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

《资治通鉴》中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很详尽，有六十多章，可以看到一个大帝国怎样慢慢地变成了分崩离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从代宗的放任开始，到唐德宗的无奈，有宪宗、武宗的振作，到昭宗的任人使唤。即使宰相有像陆贽、李德裕，也只能振作一时，而不能改变历史变迁的常态。

在割据势力强盛时，不得不缓缓而动。唐德宗开始武力削藩，导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后来转变态度，对藩镇一味姑息。唐德宗即位之初，雄心壮志，图强复兴，实施革新。但一遇挫折，这些措施便消失殆尽。所以子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为政也是这样，一开始不熟悉情况，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措施才能有所兴。

这是一部可以媲美《史记》的史学鸿著。千百年来，多少帝王贤臣、鸿儒大家都频频为其作注，足见其在史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家都来看看吧!

第3篇：读《资治通鉴》有感

《资治通鉴》是一本历史书。它的原著为宋代司马光撰写，现在被改写为一本通俗易懂的少儿读物。它总共有八十篇，讲述的时代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唐朝末年。这本书图文并茂，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在难以理解的字、词、句子后面还有注释。第一自然段还有简单的背景介绍，生动曲折地讲述了中国古代发生的各个著名事件。

举个例子说吧!第十八章《萧何月下追韩信》，其中主要人物有：韩信、汉王、萧何、项羽、夏侯婴。仅仅这一篇，就用了列数据、作比较、打比方、举例子的说明方法以及对比、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是按事情发展的顺序来写的，讲述了韩信从一个常常跟着别人吃闲饭、混日子的人变成了一代有名的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的代表人物的一波三折的过程。他指挥了井陉之战、潍水之战，破代、灭赵、降燕、伐齐、歼楚，帮助汉高祖刘邦平定了天下。 这一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故事讲述了蕴含在故事背后深刻的道理，总的来说，这本书体现出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

第4篇：读资治通鉴有感

(一)

鉴于往事 资于治道

张新博

一位哲人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民族，虔诚领略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你会发现，国家、社会乃至人生的盛衰之道尽在其中。铭记历史，不仅可以总结过去，更可以指引我们走向未来。刚刚读完《资治通鉴》，虽然理解粗浅，却受益匪浅，感慨万千。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著名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带领他的助手，用时十九年才完成的空前巨著，也是已知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26年的历史，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取名“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一历史著作中的王朝更迭以及气势盛衰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司马光用一生的时光和心血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之间的历史事件，这部三百多万字的鸿篇巨著真可谓是十九年磨一剑，书中记录了历代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清廉、中正、刚直、温厚、诚信、执著等古人拥有的品质，在今天仍是万分可贵的精神，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高贵品质，书中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与深深地思考，发人深省，令人拍案。

比如书中描写秦朝的历史。商鞅“立木为信”，顺利推进改革，秦国日渐强盛。这才有了后来秦王嬴政先后灭掉了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服百越，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由于长期以残酷的法律制度为主的严酷统治，农民起义一爆发就势不可挡地让秦朝至二世就匆匆谢了历史之幕。

比如书中讲述的唐朝历史。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朝鲜，设立安西四镇，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也正是有了大唐盛世的历史影响，才有了如今影响世界的汉唐文化、唐服、唐人街等......“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资治通鉴》中的历史故事有很多很多，蕴含的人生哲理、民族精神、时代内涵也有很多很多，需要孜孜不倦、认真体会。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将《资治通鉴》读了17遍。所以，想要真正了解历史，还须细细地品读，就让细腻而悠长的历史滋润我们的成长，伴随我们进步吧!

(信息科 张新博)

读资治通鉴有感

(二)

刘雪薇

写于长卷边上

写在笔记之前

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于书目中选择了较为熟悉的《资治通鉴》，待打开书目才倒吸一口冷气——没想到这么多。待看到颇艰涩的文言和随处可见的单字名，更是要晕过去了。

《资治通鉴》当真是卷帙浩繁，非历史专业的学生怕是穷尽一生也读不完这本书。我呢，也不过是删繁就简，择其精要几篇是囫囵吞枣地看，本来没有资格写什么长评。但是呢，我谨记钱钟书老先生的教诲：我自然不“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我得承认，这本大书很大，我读不完，只得将于长卷边角处写下的一些不成体系的零星随感拿出来，而那卷轴上尚有大片的空白要我用一生细细填补。

那《资治通鉴》，自然也是值得人这样做的。

知人论世

孟子云“知人论世”，先圣所言不能不听，所以纵然书读不成大半，作者总一定要了解地透彻。

此书看似是多人的团队历时十九年编写而成，每一个小小的段落究竟由何人执笔，已然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中无法考证，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可若是想达到“知人论世”的目的，那么只要知道主编是司马光就已经足够。毕竟，每一个执笔者下笔时所贯穿的精神，全部归于主编，那么整本书所拥有的彪炳千古的荣耀，也自当归于司马光一人。

司马光，整个生平挪来此处未免有凑字数之嫌。简要概括便是：小时了了，大时上佳;温良谦恭，刚直不阿，名满天下。

他的名气来源于他的作品和他的对手——王安石。身为元祐党人的“首犯”，他一生跌宕起伏却未曾放弃自己的信念，一心为民，当得上“儒家大贤”四个字，与王安石本人的性格品质形成了反差，怪不得他能取得新旧党政最后的胜利。

可惜，他本人秉持的不愿变法的信念是否正确，有待商榷。

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本是好的，可是过度沉浸于历史之中，不免有些人会染上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毛病，悲观于人性，悲观于改变的后果，宁可抱着一堆老古董自沉昆明湖也不愿看到这个世界换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样子。司马光那样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不是没有他见识了这么多江山离乱、人心险恶的原因的。

当日，周朝的那位图书馆员，也是因为这样，才留下了几百字近乎遗言的箴言，然后转身出关，背弃了尚在愚昧中无知的整个民族——我始终以为那是知识分子绝不该有的背弃。他塌陷的脊梁由日后看透冷暖却入世不悔的仁人志士一点点地撑起。

所以，我读书总存着三分小心，提醒自己，史为今用，莫要为史所缚。

虚美隐恶——帝王策

梁启超说过，书写成什么样子，关键在于书是写给谁看的。

《史记》虽是朝廷资助的官修史，可由于司马迁个人的历史因素，这书大半是为了成全自己而写，所以写得异彩纷呈，价值观十分多元。所谓“不虚美，不隐恶”，为人称道。

那么《资治通鉴》是写给谁看的呢?是当权者，是劝谏他们以史为鉴。正如童话故事里每一个正直善良的小红帽都能打败丑陋邪恶的大灰狼，为了达到劝诫的目的，司马光也不得不于书中隐去些内容，达到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

就像在写刘备的时候，《资治通鉴》原封不动地从《三国志》抄来三句话：“有大志，少言语，喜怒不形于色。”刘备的形象仅凭这短短几个字就跃然纸上，极妙，好似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一样的简洁有力度。能只抄三句而比原文妙上数倍，是司马迁的本事。

可是呢，这样的简洁背后却是真相的缺失，事实上，《三国志》的描写可谓长篇大论，写先主爱华服美食，不爱读书，诸如此类，虽不能说是全部真相，也是诚心诚意地尝试为读者展示历史本来的样貌。

可是《资治通鉴》，一本帝王枕上策，放弃了史家对于真相的坚守，以媚俗的姿态喊着，“恭迎圣上”。

我本该大肆驳斥这种“媚俗”的“虚美隐恶”，()以此来表达我对《史记》的敬仰之情。可我又实在不忍、不愿。这种有选择的记录，不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相，不是为了一己升官发财，甚至不会带给自己一丁点的好处反而留下诟病的污点，司马光只是单纯盼望着，此书所宣扬的价值观，能够对帝王有所启示，让他们更好地治国齐家平天下;同时也对从政的士大夫起到警示作用。也许《史记》以其更为复杂的价值观而显得更加深沉伟大，但这无法掩盖《资治通鉴》在《史记》之后影响力之大的光芒，这本书秉持的儒家义理，虽纯粹简单而直击人心，如同黑暗中的星星残烛，虽微弱而与日月同光。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资治通鉴写下的从周到五代后周，1326年来的历史，江山易主人心动荡，确实是一段写下来磅礴大气的历史。整段历史就是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博弈”，如果不背书上的术语定义，那就是八个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胜者自然为正，输者大势已去、跪地求饶，断无第二条路可想。

故而，本书中战争描写极妙。

我最爱《淝水之战》一篇。

开篇，借桓冲之口作者道出了对于谢安及诸小将的忧虑：“谢安石……不闲将略……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吾其左衽矣!”，此是欲扬先抑，然后是谢石走马上任，第一把火就让刘牢之挫其前锋“以老秦师”，以一敌百，第二把火军纪严明，引得后秦“草木皆兵”，第三把火就是惊世的淝水之战，用“半渡而击”的老套计策，大败秦军：“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

奇绝妙绝，最妙的是写谢安的反应：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

这样的谢安让人觉得可爱，又让人敬他“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伟略，与前面的“不闲将略”对照起来，不由一笑。

从这里，我才知道真实的历史原来不需任何演义，只要笔者愿意，也可以写的如此有风情。同时，这场战争的描写也给了我许多战争理论上的思考，兵力的强弱悬殊难以决定战争的成败，决策者的谋略胆识是制胜的关键因素。

与此篇类似的有李愬雪夜袭蔡州，于常人不能想处出奇谋，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结语

《资治通鉴》不是一本读一遍就完了的史书，在读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查阅资料，才能理解短小篇幅间蕴含的巨大信息量，我有幸拿到一本有胡三省注释的注本，省去了许多功夫。

《资治通鉴》，书名的意义众所周知，“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用历史的得失作为封建帝王统治时的依凭。如今我虽然与治天下毫无关联，可是鉴于往事，也就能用更深远的眼光去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我想这就是《资治通鉴》带给我的最好的启示。

读《资治通鉴》有感

(三)

----杨翠兰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史书，说的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通过对这本的阅读，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历史朝代更替的故事。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思考，个人得出一些关于历史朝代更替，制度更替的结论。我认为，分析历史，不应该存在个人英雄主义，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决定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发展具有其必然性，从各件事情的根本去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必然发生。当然，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是由各种必然和偶然拼凑起来的。必然的是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以及随着生产力经济发展而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这些事情是必定发生的。好像，为什么远中国会由原始母系社会的公天下变成夏朝的家天下呢?答案不是大禹多么强悍，多么能干，就算没有大禹，家天下一样会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发展，因为此时的生产技术已远远超过三皇五帝的时代，因为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性追求，生产力急需发展，急需提高，那就必须成立一个政权，结束各自为政，自给自足的年代，利用这个政权的强制性，组织人们一起合作劳动，一起建设社会各个方面，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可以说，那时的人们需要一个家天下的政权，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家族政权去通知他们，组织他们一起创造价值，发展社会。所以，家天下在此时是必然发生的，谁也阻止不了，包括大禹本人。那么为什么这个王朝是姓夏的了，那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假如当年大禹夭折了，就是说没有大禹这个人了，就肯定会有另外一个人，做着跟大禹一样的事，最后建立家天下政权，而这个政权有可能就不姓夏。这就是偶然性。我们再拿大家熟悉的秦始皇分析一下。为什么秦始皇能一三六合，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呢?当时，秦与关东六国不同，它的变法比较彻底，政治上已基本建立起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废除了领主制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奖励耕织，促进了生产。就是说，秦国当时的生产技术要比六国高，生产力要比六国强，经济实力远超六国，秦国百姓的生活质量要比六国百姓高。追求高质量生活，追求更好的享受，那时人类的本能，当时的人们也不例外，他们渴望能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渴望生活在能带给他们这种好生活的制度下，这样的社会下，这样的统治下，所以他们那时更愿意接受秦国的统治，所以秦国的统一是必然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民群众决定社会历史。至于秦国暴政，那是秦统一后的事情，由于秦的强制过头了，在他们统一全国后，他们的统治，他们的制度，很快就变得不太合适当时的人民群众了，所以秦也很快灭了。可以说，没有秦始皇，没有李斯等人，秦扫六和的事情一样发生。拿秦赵长平之战为例，人们习惯把责任归到赵括的纸上谈兵上，归到赵王选将不当上，把功劳归到白起用兵如神上。其实，就算赵王不以赵括为将，秦国也没有白起这号人物，战争的胜利一样属于秦国，因为战争归根结底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就算两军不交战，晾在那，那么需要消耗粮草啊，那么秦国生产力这么高，粮食储备远远高于赵国，那么就晾在那，最后赢的还是秦国。所以说，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至于，赵国以这样的方式输掉战争，秦国领军的叫白起，赵国领军的叫赵括，这些等等，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了。

通过读历史，除了增加了个人历史知识的储备，我们还要学会思考，学会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得出关于社会如何发展，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结论。所以，读历史，提高了我们对社会事件的分析能力，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社会发展的形势与方向，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就是唐太宗说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第5篇：读《资治通鉴》有感550字

赵邑嘉

暑假，我读了《资治通鉴》(译本)。《资治通鉴》原著有304万个字，我觉得司马光这个人真了不起，他能写出如此规模宏大的历史作品。这本书的时间跨度很长，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北宋时期，整整一千多年的历史故事都讲遍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资治通鉴》这本书名字的由来。宋神宗读了这本书，认为此书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戒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毛遂自荐".公元前262年，秦国派兵攻打赵国。赵国的兵力很弱，很容易被打败。于是，赵王与平原君商议退敌的计策，平原君说："楚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只要跟他们结成同盟，他们就会派兵来解围。"平原君准备挑选二十个文武双全的人去说服楚王，可是在众多的说客中能文的人不能武，能武的人不能文。最后挑来挑去还差一个人，这时有个叫毛遂的人主动要求一同与平原君前往楚国，许多人都嘲笑他自不量力。但是，平原君最终同意了他一同去楚国。第二天他们到了楚国，很多说客说了一上午都没有说服楚王。毛遂走进宫殿对楚王说："楚国有五千里土地，上百万装备精良的士兵，这些都是称霸天下的资本，没有那个国家可以抵挡。秦国打败了楚国很多次，此时我们赵国和楚国若结成同盟，一鼓作气肯定能打败秦国。"就这样，楚国和赵国结成同盟并打败了秦国。事后，毛遂被封成上宾。

《资治通鉴》这本书把历史写得很有趣，通过对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的描述警示后人。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第6篇：读《资治通鉴》有感500字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颗颗闪光点，一座座里程碑。就如司马迁的《史记》，高尔基的《童年》，以及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奇书。它能与脍炙人口的《史记》合称“史学双壁”。它也用不朽的史实，传世的语言激励了无数人。而我，就是被《资治通鉴》折服的人之一。

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位博学多才，通晓古今的老先生。他用战国的智伯之例，向我传授智伯败亡的原因。最后再加上一句深刻的“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点醒了我，令我牢记在心。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这本书就是一面生动的镜子。它告诉我古时朝代“为何兴替”，“如何兴替”。汉朝的“巫蛊之祸”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蛮夷，却在晚年“悔恨不已”，最后只能建造“归来望思之台”表达对已故太子的怀念?我正疑惑不已时，这面镜子给了我答案：武帝晚年多疑，信奉鬼神，任用奸臣致使朝政混乱，最后让奸臣钻了空子引发惨烈的“巫蛊之祸”。太子因此遇难，数十万人也因此而亡。

在讲述道理的同时，它也不忘打一个生动的比喻：“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不能使之破坚。”“以史为鉴”果然可以“知兴替”啊!

《资治通鉴》用它全面客观管的语言教会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德胜才者谓之君子”。相信我会运用古人的宝贵经验做最好的自己。

第7篇：读资治通鉴1—4卷有感

晨熹

司马温公盖世之奇才，古人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温公幼年即知砸缸而救人，其机智敏捷果断，略见一斑耳。至于文采堪与司马子长论短长，而二人之大作一为纪传体之肇始，一为编年体之最巨，其恢恢弘文皆为"史家之绝唱",真天降英才也，且二人俱姓司马，岂"司马氏世典周史"之天命哉?

自宋以后，读《通鉴》且评点一二者，不可胜数也。有明清之际王船山先生之《读通鉴论》，有毛润之先生之《评点资治通鉴》版本，此二家皆思想者，吾今一并览之。至今日仅读四卷耳，于船山先生之教诲未尝闻也，盖先生之品评乃自始皇起;于主席之教诲也仅二三条耳，然倍感主席之视角之独到。如主席之于商鞅立木为信之故事，主席非独见商君之苦心，犹见民智之未开，此吾所未见也。又如主席言苏秦张仪口舌未淑，其目不昧，吾亦有所感，然未出适言以道明。今仅就此四卷，发吾之感慨耳。

此四卷从周威烈王开始到芈八子出场，期间风起云涌，豪杰之人辈出，真乃大景观大造化也。晋国智氏立了有才无德的智瑶，虽不可一世，然终究被韩赵魏三家所灭。此事真可以作为有才无德者的警示，才德之争古已有之，都云才在德先，我迄今才有切身体会。无才者造恶有限度，有才无德者造恶之力有余，其毁灭性也广大。无才少德者，庸庸碌碌蹉跎一生，虽浪费好时节，一事无成，然亦无大害，既不害人，也不害己。如智瑶一般先是害人，终究害己。德才兼备者，寥寥无几，即使功成名就者，未见得是德才兼备完美之人。德广才亏者，以广德聚贤才，不以一人之力，而成一人之功。司马温公之评点，入木三分，反观自身，终究碌碌无为者，混得个不害人，不害己，此生足矣。

周天子分封韩赵魏，前者我只知其乃战国之发端耳，读《通鉴》方知此乃周天子之败德坏礼之举。前者我只知论语云：名正言顺之道理。今乃知名与礼堪堪不可自废耳，由此明白，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名节。上示下无礼，下承之以示下下，故而礼崩乐坏，纷乱不休。然则或曰：三家势力庞大，周天子无奈何也。岂不知三家亦无奈何天子也，天子虽暗弱仍为天下主，今天子讨好叛乱的大夫给他们加封为诸侯，自坏礼教，真是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啊。当时虽没有陈胜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我想当时的实力派内心都有这样的想法和共识：只要有人有地，人人可为诸侯，人多地广，天子必来封侯。争人争地，互相抢夺，君不君，臣不臣，岂有不战之理。

彼时我只知道苏秦身兼六国相印，深为其口才折服，《通鉴》亦有其劝说列国之语录，然则，读《通鉴》方知，其德行实在不敢恭维，与人主遗孀私通，进而为了保身而再度游说，终究死于争宠事情上。就这点智商，竟然还值得张仪折服，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上看，张仪的智谋，岂止是苏秦可比，只不过张仪处在落魄的境地，需要苏秦的金钱来给自己争取机会，才不得不说："苏秦智慧在我之上，我在他的计谋中都没觉察到，只要苏秦活着，张仪就不会给秦王出计谋。"我看《通鉴》中苏秦尚在，张仪的计谋使用了不知多少了，可见张仪的那番恭敬的话，也只不过说说罢了，当不得真。再来说说张仪，张仪真是厉害啊，我甚至在想如果我是某某国的国君，会不会也被张仪这张嘴给忽悠得不知东南西北了。现实中也有不少人能够口吐莲花，每句话都能说到你的心坎里，从此后，但凡见到这样能让你中意开心的人，可真得长个心眼儿，仔细分析他的话的目的，他的表情，他的心机，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不可忘记啊，否则，如楚怀王一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再有商鞅辅助秦孝公，真是天赐给秦国一个好好的机会，我们现在叫做战略机遇期，商鞅变法的时候正是列国交战正酣的时候，秦国可以独善其身，坐收渔利，比较当今的时代，中东混战，大国博弈，欧洲经济一落谷底，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且有卷入战争的潜在威胁，中国周边虽有东海南海之危机，但终究不影响内陆的促增长调结构，与当时的秦国应该一样，赶紧加快改革，富国强兵，即便几十年后不能像秦国一样单挑六国，也能在世界格局中独领风骚。在关注近年来中国的外交也无外乎连横与合纵，中国合纵，我们乃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意见领袖，连横乃与英法德澳等美国盟友一一签订各种协议，力求打破美国的合纵孤立中国政策。

看看史书真是好，难怪有人讲读史可以明智。习主席也曾说过：古老的中国文化会给我们当今治国理政提供参考。

历史剧《芈月传》上映，正巧我读到《通鉴第四卷》宣太后立昭王故事，且看且读之，必然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