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文化探究
摘 要：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传统大学逐步走向近现代化的特殊历史阶段，也是大学学科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文化生成的背景及其影响的分析，认为这个时期的大学学科文化特点表现为：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在逆境中兴盛且影响深远;自然科学逐渐从浑然一体的科学中分化出来，科学文化兴起和发展;学科内容逐步世俗化，学科范围迅速扩大;学科培养目标人性化，科学与人文结合。
关键词：文艺复兴时期;学科文化;人文学科;科学文化
学科是学术系统中的基本组织,大学学科是承载大学三大基本职能(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平台,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大学组织是一种底重结构,根据学科进行划分和组合是划分和组合学术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是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逻辑而言,研究学科无法回避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是学科的核心和深层理念,是学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以知识为本原､以学科为载体的各种语言符号､理论方法､价值标准､伦理规范以及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总和｡起源于中世纪的大学到文艺复兴时期逐步走向近现代化发展阶段,大学学科文化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现从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文化生成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出发,探究这一时期大学学科文化的本质特点｡
一､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影响
从14世纪到17世纪中期开始了欧洲社会生活的新阶段——文艺复兴,它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发展和封建制度逐步解体的时期｡所谓文艺复兴,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利用｡它的主要形式包括两种:一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它是文学､艺术和古罗马的复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美;二是北方的文艺复兴｡它是马丁•路德为领导的宗教的复兴,创造了国教｡[1]文艺复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主要从人文主义､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三个方面探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学科文化的背景及其对学科文化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的兴盛
意大利著名学者皮特拉克(F.Petrarch)从被闲置在中世纪“阁楼”里的古代文献中发现了人类的“黄金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高度文明及超越性的文化标准,强调恢复古代文学｡这样,研究古典文学蔚然成风,在大学的课程中以对古代文学的复兴表现出来,拉丁文､希腊文､语法､修辞､逻辑､历史､伦理等人文学科走进了当时的大学｡这些人文学科的主要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和雄辩能力｡[2]而人文学科的兴盛与人文主义的兴盛是密切相关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的人性论,“抑神扬人”是统帅一切的指导思想｡于是“传统的道德束缚消失了,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与迷信结合在一起的;从羁绊中获得的解放,使个人精力旺盛而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了极其罕见的天才的奔放”[3]｡但丁､薄伽丘､莎士比亚､达芬奇等天才人物成为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14世纪初叶,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原本保守的各国大学先后发生了相应的变革｡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因而意大利的大学最先感受到人文主义的新风｡随后,人文主义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大学传播｡
人文主义思想在大学的传播对大学的学科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人文学科的兴盛｡人文主义中的“人文”的首要含义是“人文学科”｡人文主义者开始是在与“神的研究”对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即人文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在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文字学中进行,包括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作为教育,是指“世俗学校”中开设的同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相对的有关世俗文化方面的课程,它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其内容包括对古希腊罗马学术和语言､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4]而文艺复兴时期广义的人文学科包括语言､文学､艺术､伦理､哲学和自然科学等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相对立的世俗文化｡人文学科的兴盛导致了大学学科设置发生变化,学科种类增多,从而削弱了神学在大学中的垄断地位｡第二,科学与人文必须结合｡人文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关于“人的学说”,或人文思想｡人文主义把关注神转向关心人,把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旨在培养多方面知识和谐发展的“新人”,认为人的理性和智慧来源于对自然的全面认识,强调人文与科学在教育中的联系｡
(二)科学革命的兴起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知识兴盛,自然知识地位低微,但一些本质上属于近代科学的思想观念迅速滋生,并对欧洲科学革命的兴起产生重大影响｡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主要在于重新发掘古典科学文献｡通过对古典文献的发现､收集和考订,人们逐渐懂得了观察､印证的方法｡观察和实验成为这个时期用来检验权威的最有效的方法,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正如科恩所言:“17世纪的新科学所注重的不是著述者的资格或学问,而是他的报告的真实性,他对科学方法的真正理解以及对实验和观察的熟练程度｡”[5]
科学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在医学､化学､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英国医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正确概念,开辟了生理学研究的新纪元,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被誉为“现代化学之父”的罗伯特•波伊耳(Robert Boyle)对化学元素､化学反应和化学分析进行科学界定,拨开了炼金术的迷雾,为化学发展成为真正的科学奠定了基础,使化学确立为科学,并为走向近代化学开辟了道路｡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的“日心说”冲破了中世纪神学教条,引起了人类认知的一场革命,开创了近代天文学并引起物理学和数学的变革｡它既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嘹亮号角,又是新兴的科学文化的独立宣言｡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提出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并从数学理论的角度证明和完善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体现了经验观察与理性分析的完美结合,并开创了宇宙物理学的动力学研究｡意大利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最早使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和最早发现数学和物理学结合的作用,他的《关于力学和位置运动的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为经典力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科学实验和理论计算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峰人物当属英国的牛顿(Isaac Newton),他同时为近代科学的两大支柱——力学和高等数学奠定了基础,开创了独特的数理研究方法,很好地实现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统一,从而促进了唯理论哲学与经验论哲学的相互结合和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开创了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科学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以后的科学发展,但尤为重要的是它使人类获得了一种认识自然的全新观念和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正如英国政论家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要借服从自然去征服自然｡”人类开始认识到自然界是由物质组成的并有其自身的规律,通过观察､思考和实验等可以认识和掌握这些规律｡观察和实验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至于到17世纪末,任何未经过实验证明和一系列观察的自然规律都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
科学革命的兴起对大学学科文化至少产生了以下几点影响:①自然科学在大学的确立和兴起,使得“科学已被当作唯一有价值的知识源泉”[6]｡用科学知识在理论和实践上冲淡了中世纪学科文化浓厚的宗教色彩;②观察和实验等科学方法的运用导致了科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实证成为科学的重要文化特征;③科学革命的兴起促使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化——从神学思辩到理性思维､从对世界的整体抽象认识到个别具体规律的揭示;④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哲学终于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以自然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世俗命题,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宗教改革的影响
宗教改革是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处于高潮时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倡导信仰自由､“因信称义”的宗教思想,并通过将宗教引入人的现实生活而提升人的价值和地位,使人从中世纪对上帝盲从的宗教神道文化之中解脱出来,走向一种自我意义上的自主和自由｡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要把基督教改变成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宗教｡于是,“人从‘彼岸’被招回到精神面前;大地和它的物体,人的美德和伦常,他自己的心灵和自己的良知,开始成为对他有价值的东西”[7]｡
宗教改革各派都意识到大学的重要性,把大学看作是新的宗教的特殊工具,极力建议世俗政府建立大学,这样大学就很快发展起来,入学人数也很快回升｡16世纪的欧洲新大学遍布,各国纷纷创建新大学,其中德国就新建了9所大学｡随着大学的发展和地位的提高,政府开始想方设法控制大学,宗教改革“以地方世俗政府的智力权威取代天主教会的权威”[8],从而为政府控制大学奠定了基础｡大学的权力由教会转到政府手中,导致部分大学经费紧张｡政府对大学的高压､宗教教派间不断的论争和宗教迫害极大地破坏了大学的学术自由｡
宗教改革在给欧洲社会和大学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对大学学科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学科内容走向世俗化｡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人类现实的物质生活是罪恶的源泉｡宗教改革运动极力主张信仰自由,宣称“因信称义”的宗教思想,使世俗化在教义上得到支持,充分肯定了人在宗教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即“强调信仰自由和人在信仰中与上帝的直接接触,通过使神具有人性而使人具有神性,从而使人在上帝面前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也使人从中世纪对神秘上帝的盲从而转变为一种自我意识意义上的自主性的信仰和自由精神”[9]｡宗教的世俗化使人们真正从关注上帝转向关心现实,这样,世俗化社会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作为社会机构之一的大学才可能走向世俗化,走向世俗化的大学必然在学科内容方面加以体现｡二是大学学科语言日益民族化｡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割据分立之地｡整个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与教会的二元结构,统治人们精神生活的是基督教｡人们用共同的语言——拉丁语进行文化交流,中世纪的大学也用拉丁语进行教学｡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具有明显的“国际性”特点｡到15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内外战争之中｡如法国,它与英国人的民族战争实质上是为了争夺王权,为了拥有自己的王室｡在这一战争过程中,法国人形成了法兰西的国家名称和法兰西民族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加强了法国的国家专制统治｡而英国,通过对法战争和国内的玫瑰战争,王权得以巩固｡战争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转型社会中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另一方面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加上此时的基督教出现大分裂,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客观上为民族精神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世俗政府力量的加强和巩固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大学来说,宗教改革是一次付了极大代价的胜利,大学铸造了武器,但是世俗政府得到很多战利品｡”[10]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世俗政权获得了主导地位,开始控制和干预大学并创建民族化､地方化大学｡民族语言得到飞速发展,大学教学开始使用民族语言｡自16世纪以后,学术界使用本族语日益重要｡17世纪,数量极大的伟大科学著作不是以拉丁文出版的,而是以本国语言出版的｡[11]
无论是意大利文学､艺术的复兴,还是北方的宗教改革,都从客观上强化和丰富了人文主义文化的思想和精神,是人类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文艺复兴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雅各布•布克哈特把文艺复兴的成就归纳为两个重大的重新发现——重新发现了人和重新发现了世界｡恩格斯也曾高度评价这个伟大的时代,认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2]｡
从“宗教神道文化”到“人文主义文化”的文化基频的转换,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文化的相应变革｡
二､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文化的本质特点
通过以上对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文化生成的背景及其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学科文化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人文学科在逆境中兴盛且影响深远
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最早的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思潮,其主要表现为以人和自然为对象的世俗的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兴盛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逆境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14世纪初,但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者的学说才开始影响大学｡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日趋保守,经院哲学仍然把持大学课堂并几乎拒绝一切新知识,当时的大学学科培养目标仍然是严重功利化和职业取向,旨在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医师､政府官员和律师,因此,大学中的专业科目仍然占据突出地位,大学主要任务不可能去追求纯文学､历史､诗歌和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要想在大学培养这种“纯”知识就毫无疑问地遭到阻抗｡就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佛罗伦萨也不例外,当时在佛罗伦萨占主导地位的理智活动都是与特定的职业目标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功利化色彩｡几乎没人想到去关心大学里的人文主义教育,许多人文主义研究首先都是在当地大学之外的一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大学的科目还是以形而上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科目为主｡佛罗伦萨大学的人文主义最初体现在一些课外活动中,有时也有著名的文学学者或博学的希腊学者被任命为大学的讲座教授,但佛罗伦萨大学的大部分公共资金都用于职业教育,从而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文主义对佛罗伦萨大学的影响极小｡佛罗伦萨大学如此,其他大学也一样,这些大学首要关心的是职业方面的教育,而不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如波洛尼亚大学以它的法学教育著称,而帕多瓦大学则以其医学院闻名｡[13]克里斯特勒(Paul Kristeller)指出: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中仍然继续繁荣和发展｡但这时对这一哲学有了一些新的解释,因为有些学者寻求复兴“真正的”亚里士多德,他们在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阐释的时候,把柏拉图主义或人文主义的成分也加进去了｡[14]
可见,即使在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在大学一开始也遭到了歧视和阻抗,更不用说在欧洲国家其他大学了｡事实上,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大学里,人文主义起初都遭到了反对,人文主义学科最初面对的是大学教授们的怀疑和敌意,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不熟悉的､不实用的东西｡
但历史前进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学科,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和柏拉图哲学,逐渐与旧的经院主义的学科一起在大学里有了自己的位置｡人文学科冲破了经院哲学独霸大学讲堂的局面,“虽然影响主要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大学文学院,领导了欧洲大学的近代化运动,带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后来的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新的改革都是从文学院(哲学院)突破的,这不得不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文学院的渗透”[15]｡“文艺复兴之后,人文学便成为西方社会教育体系中的最主要内容,直到今天,人文学科仍然是西方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6]
(二)自然科学逐渐从浑然一体的科学中分化出来,科学文化兴起和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科学研究新成就的出现,人类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加深｡自然科学知识得以重视,在自然科学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是达•芬奇,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工程师､物理学家｡他在机械方面有过多项发明,在光学等领域有许多重要发现,还研究过力学｡他在生物学方面也从事过许多创造性工作,研究过心脏功能,画出了“人体解剖图”｡威廉•哈维把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并开辟了生理学研究的新纪元｡罗伯特•波伊耳使化学确立为科学,并为走向近代化学开辟了道路｡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天文学上的革命,开创了近代天文学并引起物理学和数学的变革｡“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17],为人类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成为新兴的科学文化独立的标志｡后经开普勒到牛顿,开创了科学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普遍发展,大学学科不断增加并日益分化,各门学科,如天文､地理､力学､数学以及后来的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化学等,都逐渐地从浑然一体的科学中分化出来｡
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对科学知识的贡献甚微,而且大学学科中自然科学的地位低微,但那时的大学一直致力于寻求开创一种核心的普通教育,从而把许多专业化的学科统一起来,并从整体上服务于人类的需要｡自然科学在大学的确立和发展,提高了科学的地位,将科学从千余年沦为神学婢女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在理论和实践上运用科学知识冲淡了中世纪学科文化浓厚的宗教色彩,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发生变化,观察和实验等实证方法的运用成为科学研究重要的方法论,科学研究范式发生转换,人类思维从神学思辩变得更为理性｡从而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为大学最终引入自然科学和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
(三)学科内容逐步世俗化,学科范围迅速扩大
总体而言,在教育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已经从中世纪对“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和“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身体､智力､精神和美的全面平衡发展的关心｡道德教育贯穿于文学､音乐和体育活动之中,智育关注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当代的诗歌和散文,艺术变得重要,它不仅要培养学生欣赏音乐和绘画的能力,而且要培养他们成为艺术的创造者｡文艺复兴时期教育区别于中世纪“七艺”教育最为重要的就在于学生们被鼓励去理解和实践他们的批判性能力而不是强调记忆｡[18]
具体而言,在法国,从14世纪起,各大学的文学院中已经普遍开设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逻辑和伦理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天文学以及阿拉伯的哲学和科学｡逻辑和辩证法成为文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原本以文法传授为核心的文学院逐渐转变为逻辑和辩证法的传授｡神学院也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等纳入学习范围,改变了过去仅仅学习《圣经》和《格言集》的做法｡
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是以巴黎大学为模式创建的｡在14-15世纪牛津大学的学科体系中,占中心地位的仍然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牛津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教皇的控制而比巴黎大学拥有更多的学术自由,如在巴黎大学,自然哲学和法律中的市民法为教皇所禁止,而在牛津大学可以无所约束的进行讲授和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四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在巴黎大学几乎被抛弃,但在牛津大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中国学者赵敦华把造成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学科体系及学术风气差异的原因归结为“巴黎大学继承了12世纪法国学者如阿伯拉尔､圣维克多学校的辩证法传统,牛津大学继承了12世纪英国学者研究数学和自然的传统”[19]｡从16世纪起,英国牛津､剑桥等传统大学开始设立一些自然科学课程,这可以从它们新增的大学教授席位得知｡1546年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大学设立了包括医学在内的5个钦定教授席位,1575年创立的格雷汉姆学院设立了数学和天文学教授席位,1583年爱丁堡大学也设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科学)教授席位｡
德国大学学科结构受巴黎大学影响很大,德国大学中的人文哲学系所开设的学科与同时期的巴黎大学基本一样,都以古典文献为学科的主要内容｡但德国大学中的人文哲学系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较少一些,“七艺”中的“四科”所占比例较大｡此外,德国大学中的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也并没有完全模仿巴黎大学的模式｡
可见,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学科设置发生变化,大学学科体系中增加了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等新的学科,学科范围迅速扩大,到文艺复兴后期已有近20个学科｡下表反映的是文艺复兴前后欧洲的学科分化与发展｡
(四)学科培养目标人性化,科学与人文结合
文艺复兴运动被认为是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找寻“人”的地位和尊严,使“人们的精神这时已经觉醒到自己的存在,并要寻求一个可以依以存在的新的稳固的理想”[21]｡这就是造就具有“人性”特点的“新人”｡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性”存在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之中,借助古典文化可以解决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或主要问题｡文艺复兴时期大学教育更加以人为中心,大学学科培养目标旨在培养多方面知识和谐发展的“新人”,这种“新人”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最高的优越境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名声｡培养“新人”的过程也就是发掘“人性”的过程｡把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用教育的手段来发掘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教育就是把人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发现他自己的人性的过程｡人文学科是达到这种目的的重要手段,如语法和修辞不仅引导学生熟悉古典研究并培养他们有效的说写能力,而且也引导学生熟悉文学､历史和道德哲学,不仅要熟悉所学习的经典作品的形式,而且要熟悉这些作品的内容｡[22]这是“一段人们关心人超过关心神的时期”[23]｡
人文最根本的要义是自由,追求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对人的自由权利的追求孕育着理性精神｡同时,科学孕育着自由的精神,科学的发展进一步弘扬了理性｡自由和理性为科学和人文所共有,二者殊途同归｡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来源于对自然的全面认识,人的非凡才华的获得需要汲取各方面的知识,科学和人文知识是相辅相成的,学习这两方面的知识可以相得益彰｡正如布鲁尼所说:“非凡的才华只能从渊博的知识中产生,因此需要广涉时事,博览群书｡要研究哲学､诗歌､演说､历史以及其他方面的著作,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使我们的思想丰富多彩而不至于感到空虚贫乏……科学和文学知识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学习这两方面的知识可以相得益彰｡有文学而无科学就会显得空乏无力;有科学而无文学也会显得隐晦和暗淡无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文学和科学才能是相互交织的｡”[24]
在某种程度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文化是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进行思想解放的基础上逐步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教育中,强调人文与科学的联系,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结合奠定了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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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洪池
◆摘 要：浙江外国语学院开设课程《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已有两年多的时间。该课程是全校公共選修课，面向所有专业学生开放，同时也是学校国际化课程建设项目。针对外语类高校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重要支撑，该课程在教学目标、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教材建设、资源建设、课程思政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果和经验。本文就课程开设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和改革措施进行了梳理，希望对同类型课程的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公共选修课;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化课程建设
一、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
(一)教学理念与模式
本课程为全校公共选修课，跨文化沟通模块课程，内容属交叉学科，重点领域为社会人文学。通过熟悉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方方面面，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意大利文化，理解欧洲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熟悉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国情，培养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提高国际文化理解力。课程主体采用中文授课，部分内容采用意大利语教学，学生在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能够了解意大利语的基础知识，基本掌握其发音、拼写规律，促成文化与语言的有效融合，达成“+外语”目标。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异同，特别是文艺复兴文化的“闪光点”和“黑暗面”内容延伸，学会反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情的优越性，培养家国情怀，提高思辨能力。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含“人文主义运动”“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文学”“文艺复兴政治学”“文艺复兴艺术”“文艺复兴新大陆与新航线”“文艺复兴新科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东西方文化交流”等篇章。学生对“文学、艺术、政治学”兴趣较浓，对“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运动”的学习难度较大，而“东西方文化交流”篇章中延伸的内容对学生思辨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有章节内容的教案和课件均以制作完成。总体来说，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较好地掌握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核心概念、文化基础，以及涉及方方面面的文化知识，对欧洲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发展，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三)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坚持贯彻“寓语言教学于文化教学之中”方略，主体采用中文授课，部分内容采用意大利语教学。学生在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能够了解意大利语的基础知识，基本掌握其发音、拼写规律，促成文化与语言的有效融合，达成“+外语”目标。教学方法采用预期的“讲授(探究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模拟演示教学法”“小组合作与讨论式教学法”等四类方法。其中前三类方法使用频率较高，学生接受程度较好，特别是“案例式教学法”，学生的课程参与程度最高，表现出的学习积极性最强。个别学生提出的问题很有见解和实践意义，可以看出他们是经过课前知识的充分准备和独立思考后提出的。“小组合作与讨论式教学法”运用效果略差，学生参与程度较低，究其原因可能是本课程的学生来自全校各个学院不同专业，彼此间的熟悉程度较低。很多学生都是以个人为单位参与到课堂提问与讨论，学生间的互动性还有待提高。
(四)考核评价
课程的考核评价改革内容如下：
1.平时成绩构成：课程每章有两道作业思考题，完成情况占平时成绩的50%，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的50%，满分100分。
2.期末考试以口试形式进行，包含两部分内容：一、就给定的思考题现场进行口头评述(3分钟);二、就评述内容或课程其他相关内容与教师进行自由交流(5分钟)。期末考试成绩构成：第一部分占40%，第二部分占60%，满分100分。
3.期末总成绩构成：平时成绩(课堂表现50%+课后作业50%)60%+期末考试成绩(第一部分40%+第二部分60%)40%，满分100分。
(五)课程资源建设
本课程在“学习通”APP教学平台开展了资源建设。目前，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案、课件PPT、章节内容提纲、课程补充资料、在线作业题库等内容均已上传至平台。学生可以在课前、课堂、课后查看相关资料，完成预留作业，也可以在平台上开展讨论和互动。教师通过平台“在线讨论”“在线答疑”等形式较好地了解、掌握了学生的学习动态和关心问题，解答了学生的大量提问。通过平台互动，师生间的关系更为自由、融洽，大大提升了课堂授课效果。
二、课程建设的主要特色
(一)课程思政的融入
在课程新版教学大纲中特别融入了思政元素，努力将思政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具体课程思政点为：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文化、国家制度的对比分析;2.我国国家制度、社会文化的优越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意识形态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对比思考。我国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优越性;3.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以及我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我国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中优于西方社会思想的思考;4.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黑暗面”反思。相较于文艺复兴文化的“黑暗面”，我国国家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二)教学内容的改革
建设期内，课程逐步实现了一定比例的双语化。在介绍文化知识的同时，也给各个专业的学生普及了意大利语言的基础知识，特别是发音。绝大多数学生在课程结束后，能够正常朗读意大利文单词。在课件制作和授课语言选择上，双语(中文和意大利语)并举，比例合理，实现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同步获取。
(三)教学方法的革新
课程实现了从输入型教学向学生主动式学习模式的转变。与传统“文化概况类”课程相比较，本课程更多地采用了互动式、启发式教学，引入“案例法”“情景模拟”“课堂讨论”等形式，建立了师生互动良好、学生积极参与的新型教学模式。同时，在授课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进行自主研究型学习，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深入对比思考，训练创新思维和自学能力。
(四)教学技术的提升
课程采用传统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例如运用网络多媒体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特别是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师在常规教学中采用集视频、音频、图片为一体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并利用各种手段拓展学习空间。通过建立课程网络平台和启用多功能意大利文化体验室，实施课本、课堂、网络全方位教学。
(五)考核方式的更新
课程以期末口试问答为考核方法：平时出勤率及课堂表现占总成绩60%，期末成绩占40%。从教学效果来看，平時学生的出勤率较高，除去个别学生，基本上能够保证全勤。期末考试的新形式，即考查学生对学期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及自身对某些观点的看法和理解，也减轻了学生的课业和备考负担。
三、项目存在问题及未来改进措施
尽管课程建设取得了预期效果，尚且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改进措施如下：
(一)教材建设
由于全国至今仍然缺乏统一、有效、规范的“意大利文化概况”类教材，因此本课程建设期内使用的材料基本上还是一些相关资料的汇总和收集，外加授课教师个人资料的贡献。语言方面，主要使用本科生教材《大学意大利语教程1》的基础部分加上教师个人材料的补充;文化方面，主要采用中文教材《意大利文化简史》和国外原版教材《新视线意大利文化教程》。在未来的持续建设中，需要统一各位教师使用的材料，做到所有材料内容的前后连贯性、难度的前后一致性以及风格的前后统一性。同时，积极联系全国意大利语教学委员会相关专家统一编写系统、规范、难度适中、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教材。
(二)教学团队建设
课程的教学团队为4人，其中特聘教授1人，主讲教师1人，助教2人。主讲教师和助理教师均为讲师，团队的结构还不够理想，教师的教学经验有限，知识面还不够宽广。在今后的授课中，计划再增加1名主讲教师，负责课程内容的拓宽和材料的整理归纳工作。同时，增加特聘教授的授课次数，为学生带来最新的、全面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内容。另外，教学团队还需要重视借鉴国外高校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断思考深化课程的教学改革，不断更新文化概况类课程的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方法。
(三)聘请外籍教师(专家)授课计划
课程仅有1位外籍专家(助教)负责授课内容一手材料的提供和期末考试试卷的审核。在聘请国外专家来校授课方面实施进度相对较慢，建设期内仅有1位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外籍专家来校授课。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课程还将陆续邀请北外、北二外、对外经贸大学以及意大利相关大学的3-4名外籍专家来校开设相关讲座(课程)，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从专家的口中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不断加大课程内容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教师及学生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另外，课程主讲教师和助教均有国外留学背景，与国外很多大学的教授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将来会利用各位教师的资源，定期邀请国外知名教授来校授课并开展相关学术讲座。
作者简介
王忆停，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意大利语专业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意大利语言文学、意大利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化。
作者：王忆停
剑桥大学埃马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的文化史教授和终身研究员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是我国学术界较熟悉的一位西方史学家，汉语学术界过去主要关注的是伯克的许多论述西方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著作。其实他的学术追求可分为两类：一是探索史学和理论的结合，以及史学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二是探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一种共同的欧洲史和一种共同的欧洲文化。
作为文化史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伯克在文化史领域的贡献绝不亚于他对西方史学的出色反思和总结。直到最近几年，海峡两岸才开始译介他的文化史著作，如《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的中译本已在2005年面世。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伯克的国际声望。该书考察的时间范围是近代早期(1500～1800)，伯克尤其重视这一时期人数最庞大的工匠和农民两个群体的文化。他讨论了如何通过中介捕捉有关大众文化的信息、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大众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伯克指出，近代早期欧洲存在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大传统(精英文化)，一种是小传统(大众文化)。在16世纪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蔑视大众文化，但又参与大众文化，也就是说，精英拥有两种文化。但另一方面，大众却很少能参与精英文化(例如文艺复兴)，因此在占有和享用文化资源上，精英具有显著优势。到1800年之后，精英不再自发地参与大众文化，而是将大众文化视为某种独特和有趣的东西重新发现，并赞美创造大众文化的“人民”。这本书被认为是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传播和接受史的开山之作而被纳入著名的“欧洲形成丛书”(The making of Europe)，该丛书同时用德、英、法、西班牙、意大利五种文字出版。
我们在欣赏伯克对欧洲近代早期“大众文化”的研究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他的文化史实践正是从研究精英文化起步的。伯克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师从欧洲古典史学家莫米利亚诺做研究，《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是他在萨塞克斯大学欧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European Studies)任教期间(1962～1979)出版的。正是有了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伯克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英文化的研究才显得不同凡响。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复兴经典译丛”收录了伯克两部关于欧洲“精英文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和《欧洲文艺复兴》。这两本著作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前者偏重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地带(意大利)，探讨文化创新的机制;而后者偏重文艺复兴运动的边缘地区，主要讲述边缘地区如何创造性地接受来自中心地区的文化。
读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很容易会联想到文化史大师布克哈特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不过，伯克侧重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视觉艺术和音乐等)与社会，而这恰恰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所缺失的。布氏对意大利艺术有相当精深的研究，但不知何故，他没有对意大利艺术进行任何认真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诚如伯克本人所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主要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按照伯克梳理的西方文化史谱系，这本书属于西方文化史学的第二个阶段，即“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从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谱系来看，这本书则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史研究路径。
乔尔乔·瓦萨里与西方艺术史的滥觞
西方艺术史的编纂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作家老普利尼(Pliny the Elder，29～73)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从14世纪起，一些著名文人和编年史家，如但丁、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乔万尼·薄伽丘和菲利波·维拉尼等，都开始或多或少地谈论意大利艺术家和艺术发展的情况。1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师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于1550年出版了其皇皇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记载了从14世纪的齐马布埃和乔托，到16世纪米开朗基罗共二百六十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并未明确使用“艺术史”这一名称，但他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艺术发展观，因而该书成为西方艺术史的开山之作。瓦萨里将自古代以来的欧洲艺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辉煌的古典时期;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黑暗时代;自乔托以来的艺术复兴阶段。瓦萨里还进一步将复兴时期的艺术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文艺复兴的三个时期：14世纪草创时期，15世纪艺术获得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时期，以及16世纪盛期文艺复兴。瓦萨里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后世提供了一份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艺术家的珍贵记录;二、开创了一种将艺术家传记与风格史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史编纂模式，影响了此后两个多世纪的西方艺术史编纂传统。
从温克尔曼到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
18世纪，西方艺术史编撰传统开始转移。普鲁士艺术史家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1717～1768)的贡献尤其卓著，他在《古代艺术史》(1764)的前言中明确表达了对传统艺术史模式的不满。在温克尔曼看来，瓦萨里式的艺术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史，而只是艺术家的大杂烩，艺术史的目标应该是探索艺术的本质，其对象应该是艺术品的形式或风格，而不是艺术家。在研究希腊艺术时，温克尔曼将西方艺术史的中心从艺术家转向了艺术品本身，体现了一种力图将艺术塑造为一门严谨的“科学”(wissenschaft)的愿望，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艺术史之父”的桂冠应授予温克尔曼而非瓦萨里。
19世纪和20世纪初，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也逐渐从艺术家转向艺术品的内在因素，如题材、风格、形式等。19世纪颇有影响的库格勒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绘画史手册》(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 Malerie seit Constantin dem Grossen，1837)和《艺术史手册》(Handbuch der Kunstgeschichte，1842)就表现了艺术史研究和编撰范式的变化。库格勒的艺术研究直接影响了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正是在库格勒的指导下，布克哈特完成了《意大利艺术品指南》，为其旷世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了基础。布克哈特依据“题材”(genre)和“风格”研究艺术，打破了单纯以艺术家和时间顺序为主的艺术史模式。比如，在讨论建筑时，他根据建筑的形式要素(拱、柱子、立面等)、风格(哥特式、早期文艺复兴式和盛期文艺复兴式)、类型(教堂、修道院、宫殿、别墅和花园)和装饰分成多个专题进行讨论。奇怪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艺术的专门论述。
风格分析到布克哈特的弟子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那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沃尔夫林的代表作《文艺复兴和巴洛克》(Renaissance and Baroque)、《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和《艺术史的基本概念》都将风格分析放在中心位置。之后，奥地利艺术史家阿罗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的《风格问题》和德国雕塑家阿道夫·希尔德勃兰德(Adolf Hildebrand，1847～1921)的《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都为沃尔夫林提供了灵感。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即创造艺术形式的内在冲动)理论尤其冲击了当时的艺术史。在此基础上，沃尔夫林逐渐建构了一整套以风格分析为基础的艺术批评语言。
艺术心理学和图像学
20世纪初，艺术史已在德语世界成为体制健全的学科。艺术研究(approaches)也出现新的突破，其中以心理分析和图像学最为突出。弗洛伊德的《莱奥纳尔多·达·芬奇的童年》和《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以独特、新颖的研究方法激起了不少艺术史家的兴趣。心理分析在艺术史研究中风行一时。不过，对艺术史研究影响最大的并非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而是“视觉认知”(visual perceptions)心理学。除心理学方法之外，汉堡艺术史家阿比·沃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开创的图像学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研究方法。沃尔堡认为，艺术品是象征，艺术家应关注象征图像的起源、含义和传播，而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将其置于各种语境(包括视觉、文学、社会和哲学等的语境)中。沃尔堡本人关于文艺复兴画家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和《春》以及费拉拉“忘忧宫”壁画的研究，就是将图像与古典传统相结合的典范。在沃尔堡那里，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成为研究古典文化传统的一把钥匙。时至今日，注重古典文化传统研究依然是伦敦沃尔堡研究所的一大特色。沃尔堡的方法事实上将艺术史变成了更为宏大的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英语世界的艺术史研究无论在学科建制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与德语世界比较都显得较为滞后和保守。在英国，直到1932年考陶尔德研究所(Courtauld Institute)成立，艺术史学科才正式确立。1933年，沃尔堡的助手萨克斯尔把沃尔堡的私人图书馆从汉堡迁至伦敦，并成立沃尔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因此，图像学的大本营也就从德国的汉堡迁移英国的伦敦。
就在沃尔堡的图像学开始向英美学界挺进的同时，德语世界又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即将艺术与社会结合起来研究，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艺术社会史”或“社会艺术史”(social history of art)。
艺术社会史的兴起
艺术社会史最先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欧学术界，这与当时德语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从19世纪末开始，艺术史研究也由于社会学的冲击而发生重要变化。许多学者开始将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学者的重要理论用于艺术研究。大致来说，这一时期的艺术社会史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采用德国的实证社会学方法，力图通过艺术所赖以产生的广阔社会背景来理解艺术的本质及其发展、演变;另一类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角度来解释艺术的发展及其风格的演变。
早期艺术社会史的经典之作是沃尔夫林的弟子、瑞士巴塞尔大学的艺术史家马丁·沃克内格尔(Martin Wackernagel，1881～1962)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家的世界》(1938)。沃克内格尔把注意力从艺术风格转向艺术家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艺术品生产的过程。沃克内格尔指出，佛罗伦萨艺术是市民社会要求的反映，也是佛罗伦萨的统治阶级合作与宽容的产物：前者为艺术家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后者则鼓励了艺术创新。书中详细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艺术作坊、顾主、艺术市场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这在当时十分罕见。时至今日，文艺复兴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基本上仍未超越该书的范围。在德雷斯顿美术馆供职的德国艺术史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1903～1983)同样注意到了传统艺术史忽视艺术与社会联系的弊病，由此萌发了撰写艺术社会史的想法，并设定了艺术社会史的大致范围：趣味史、美学理论史、展览史、艺术收藏史、艺术品交易史等。但佩夫斯纳也认识到，在当时的学术条件下不可能写出一部面面俱到的艺术社会史著作。于是，他挑选了“艺术教育或艺术家的教育”这个题目，试图通过考察艺术学院的演变史来实现这一目标。
与沃克内格尔和佩夫斯纳同时代的匈牙利裔艺术史家弗雷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 Antal，1887～1954)和阿诺尔德·豪泽(Arnold Hauser，1892～1978)也强调了艺术和社会的密切关联，在阐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时，他们主要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安塔尔是沃尔夫林的学生，安塔尔感到，从纯粹风格的角度研究艺术而完全忽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使艺术史研究陷入了困境。在安塔尔看来，一幅画的主题表达了公众的世界观和思想，因此他不关心绘画的形式因素，而注重绘画内容所反映的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为安塔尔提供了解释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绘画的理论武器。他指出，佛罗伦萨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正是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反映，而这一阶级的兴衰决定了艺术风格的演变。虽然安塔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套用流于生硬，但他也采用了许多作坊文献和档案，因而论证比较精细，书中也不乏精彩之处。相比之下，几年后出版的阿诺尔德·豪泽的《艺术社会史》就显得粗糙得多了。该书上起史前艺术，下至电影时代的艺术，气象雄伟。豪泽雄心勃勃，力图建立一种反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新艺术史模式，他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每个时期的艺术风格与特定的阶级联系起来。彼得·伯克将这种艺术史方法称为“宏观社会学方法”，强调普遍性、共性，而忽视艺术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事实上，安塔尔和豪泽的著作都表现出“以论带史”的倾向，使他们的论述显得干瘪和僵硬。
“艺术社会史”打破了风格学和形式分析一统艺术史天下的局面，也为以鉴赏学和艺术批评为主的沉闷的英美艺术学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更重要的是，艺术社会史还代表了西方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艺术社会史走向中心
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西方艺术史领域从社会角度研究艺术的方法日渐流行，艺术赞助、艺术收藏、艺术市场、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等皆成为研究艺术的学者关注的对象。意大利埃劳迪出版社从1979年陆续推出的17卷本《意大利艺术史》(Storia della Arte Italiana，Torino: Giulio Einaudi Editore)，充分体现了艺术史研究注重艺术之社会环境的“艺术社会史”。最近十几年来，英语世界出版的一些文艺复兴艺术史的教材如狄亚娜·诺尔曼主编的《锡耶那、佛罗伦萨和帕多瓦：1280～1400年间的艺术、社会和宗教》、埃芙林·魏尔希的《意大利的艺术与社会：1350～1500》、约翰·帕奥雷蒂和加里·拉德克合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等都表现了当今艺术史研究的“语境(或情境)转向”(contextual turn)。
事实上，“语境转向”并不局限于艺术史研究，二战以后，欧美思想史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语境转向”。传统的思想史家认为，治思想史的根本大法就是“精读”(close reading)经典文本，认为经典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只要揭示文本的“内在逻辑”就足够了。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观念受到以约翰·波考科、昆廷·斯金纳和约翰·邓恩为首的“剑桥小组”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过去那种只偏重解读文本的“内在逻辑”的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考虑“思想”或“言论”所在的语境。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艺术史研究中的“语境转向”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存在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最有力批评者是贡布里希，他批评豪泽的《艺术社会史》实质上是“变化着的艺术表达趋势和模式所反映的西方世界的社会史”。贡布里希认为，艺术社会史是“在历史上艺术品被委托和创作的不断变化着的物质条件”，艺术社会史关涉的内容应该是各种微小的社会存在，如各地的艺术家会社和行会的规则与章程，御用画家(peintre du roi)之类职位的发展，公共展览的出现，艺术教学活动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人文主义者艺术顾问”的地位等等。伯克将贡布里希等人的艺术社会史称为“微观社会学”方法，也就是说从历史学家的立场出发对艺术进行“社会史说明”(social explanations)，而非从社会学家的立场进行“社会学说明”(sociological explanations)。事实上，“微观社会学”方法构成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形态。
贡布里希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的批评者，也是他提出的新型艺术社会史的杰出实践者。他在《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美迪奇家族》一文中，质疑了自瓦萨里以来一种广为流传的观念：洛伦佐·德·美迪奇是他那个时期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贡布里希发现，洛伦佐的艺术赞助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不仅无法媲美其祖先，而且也不及同时代的其他几位重要佛罗伦萨贵族和富商，洛伦佐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艺术收藏、对艺术家的提携和对艺术事业的促进方面。这一结论为重新认识和评价洛伦佐在艺术领域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佩夫斯纳的学生，后来在牛津大学执教的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1928～2000)坚持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他坚信艺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关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事件”，即就事论事，而不是扭曲事实迎合理论。其重要著作《赞助人与画家：关于巴洛克时代意大利艺术与社会的一项研究》破除了自法国艺术史家丹纳以来广为传播的一个观点：巴洛克风格是耶稣会艺术赞助的结果和体现。贡布里希和哈斯克尔对艺术赞助的出色研究启发了随后的艺术史研究，艺术赞助开始成为艺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部体现了“微观社会学”方法的重要艺术史论著是鲁道夫·维特考维尔(R. Wittkower)的《土星之命：从古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关艺术家个性与举止的文献史》。在这本书中，维特考维尔考察了从古代到大革命时期艺术家在公众眼中形象的变化，尤其是艺术家从普通手艺人成为“他者”的各种特点和品质及其社会、心理、文学根源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在沃克内格尔开创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重要的论著。一些学者集中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被委托和制作的最重要场所——作坊，并通过对作坊内各种活动和实践的考察揭示了文艺复兴艺术生产的实质和艺术家角色的含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阿纳贝尔·托马斯(Anabel Thomas)的《文艺复兴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画家的实践》、安德鲁·拉迪斯(Andrew Ladis)主编的论文集《艺术手工业：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作坊的独创性与工业》及米歇尔·马莱的《艺术业：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合同与委托制作过程》等。这些学者大量运用文艺复兴时期作坊的各种文献资料，如雇用合同、艺术品委托制作合同、合伙经营合同及艺术家租赁店铺、支付学徒和助手薪水、纳税等各种商业记录及艺术家的遗嘱、财产清单等，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职业活动与实践、他们与赞助人的关系、艺术家的收入状况、经济地位、职业训练等方面的情况。另外，卡门·班姆巴什(Carmen Bambach)和弗朗西斯·阿美斯-刘易斯(Francis Ames-Lewis)则通过作坊素描活动的内容、性质及功能的变化，考察了素描在作坊艺术生产和艺术家职业训练中的作用，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对艺术实践的影响。
宫廷，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被委托和制作的另一个重要场所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事实上，有关宫廷的研究可划入广泛的艺术赞助的范畴，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尤其是15世纪中期以后，是重要的艺术赞助人。汉堡大学艺术史教授马丁·沃恩克(Martin Warnke)的《宫廷艺术家：论近代艺术家的起源》就研究了文艺复兴意大利的宫廷在造就近代艺术家方面的积极作用。
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来的学者并不只关注社会环境对艺术的影响，他们更强调艺术与社会的“互动”。比如伯克就不仅注意到赞助人对艺术生产的控制和影响，也强调了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冲突和谈判。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艺术家的学者也不仅注意到社会环境对艺术家的影响或制约，也强调了艺术家积极利用或反抗社会环境的一面。英国艺术史家弗朗西斯·阿美斯-刘易斯的《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的知识生活》就体现了这一点。该书主要考察了作坊世界以外的艺术家，即艺术家学习和探索艺术理论、古典文化和艺术以及其他知识，以提高自身地位方面的努力。刘易斯在其《知识生活》的前言中谈到，当他最初从事艺术史研究时曾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不仅公众多将艺术家视为技艺精湛的手艺人，艺术家自己也接受了这一传统角色。但随着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许多原始资料的出版，他逐渐意识到，至少有一群精英艺术家对艺术和自身的地位怀有更高期望。他们努力学习各种理论知识，不仅论证艺术作为自由学科的合理性，也试图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另外，一些学者考察了艺术家通过视觉艺术塑造自身形象的积极贡献，其中重要的有1998年乔亚娜·伍德-马尔斯顿(Joanna Woods-Marsden)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肖像：身份的视觉建构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凯瑟林·布朗(Ketherine Brown)的《画家的反思：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自我肖像》、马丽·罗杰斯主编的论文集《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身份塑造》。这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不仅深受当时日益传播的新艺术观的影响，而且还力图从手艺人中脱离出来，为自身塑造一种美好的新形象。
欧美艺术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所谓“新艺术史”的浪潮。“新艺术史”的内容十分繁杂，非一篇文章可以尽述，大体说来，“新艺术史家”不满传统的注重风格分析、心理分析和图像学的路径，提倡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用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来研究艺术史，并把艺术史拓展为更为宽泛的“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研究。不过，目前欧美的“新艺术史”总体状况似乎是“破多于立”，有建树的著作并不多。以文艺复兴艺术史研究为例，除少数从女性主义角度写成的“新艺术史”著作之外，可圈可点的“新艺术史”著作寥寥无几。这一事实还说明，“新艺术史”的崛起并未使“艺术社会史”过时，而是丰富了它。在文艺复兴艺术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艺术社会史和新艺术史交叉的著作，一些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把性别视角与艺术社会史结合，以彰显文艺复兴时期女赞助人在塑造文艺复兴视觉文化方面的贡献。“新艺术史”的兴起并未取代“艺术社会史”，而是与后者互为补充。
由此可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微观”艺术社会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早先的“宏观”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相比，这一时期的学者更注重对艺术切近“社会情境”的具体分析，而不是武断地将艺术与诸种社会因素一一对应起来。不仅如此，他们也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描述，使读者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艺术实践有了更充分和更准确的认识。正如伯克指出的，从更广阔的层面上看，微观社会学方法与宏观社会学方法是互为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的。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宏观社会学方法倾向于“宏大理论”，解释太多，事实太少，且理论框架过于僵硬;微观社会学方法则倾向于经验至上主义，即注重描述而不是分析，事实太多，解释太少。将两种方法富有成效地结合在一起，扬长避短，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与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则正是伯克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的主要目标。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初版于1972年，名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1420～1540》(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2)，第三版才更名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7)。与前两个版本相比，第三版的修改幅度很大。1999年，该书的第四版问世，它在1987年版的基础上略有改动，并沿用第三版的书名。其最大不同是增补了最新的研究著作(中译本依据2003年第四版重印本译出)。伯克在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艺术社会史或许可被视为艺术史的基础。”他通过对1420～1540年间意大利文化与社会的全面考察，力图揭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创新”的实质和根源。伯克写这本书的时候，“计量史学”在欧美史学界风靡一时，受这一史学潮流的影响，伯克利用计算机全面考察了当时包括艺术家在内的600位文化精英的社会出身、地位、教育、职业训练、与顾主的关系，以及其作品被委托和制作的社会环境、作品的政治、宗教、社会功能等，并将其与这一时期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变动、价值观念和审美意向的转变联系起来，展示了艺术和艺术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不仅如此，伯克在研究中还努力将“宏观”与“微观”方法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他采用了由内向外扩展的研究方法，即从对赞助人、作坊、艺术家等切近环境的“微观”研究，向外扩展到对当时占主导的世界观、社会结构及文化和社会变迁等的“宏观”考察。如果说前者能使读者对艺术与社会“互动”的内容、方式、特点有具体而微的认识，后者则有助于读者理解该时期有关趣味标准的描述以及艺术家和顾主这两个不同社会群体的理想、意图或需求。因此，虽然该书问世已有三十多年，但至今仍是我们了解西方艺术社会史研究的一部最全面和最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就笔者了解，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西方的艺术社会史研究尚缺乏深入了解，相关的译著也不多见。我们相信，翻译伯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不仅能促进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扩展我国艺术史和文化史学者的研究视野。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英〕彼得·伯克著，刘君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版，49.80元;《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6.00元)
作者：刘耀春 刘 君
第五章 近现代西方文化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中世纪的黑暗统治：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主要是西欧），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公元1453年）的这段时期。另有说法认为中世纪结束于文艺复兴时期。
"中世纪"一词是15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使用的。这个时期的欧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造成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所以中世纪或者中世纪早期在欧美普遍被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史上发展比较缓慢的时期。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自然辩证法》
罗马教皇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建立了教皇国， 并且伪造了《君士坦丁赠礼》文件，声称当年君士坦丁大帝把罗马城，拉特兰宫等地交给了教皇。意大利一直不能统一。
教会统治非常严厉，并且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教士不能结婚，主张禁欲，要求人们将一切献给上帝才能死后上天堂，另一方面圣职买卖现象又很严重。宣扬三位一体、原罪说等经院哲学，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学校教育也都是为了服务于神学。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公元590年 ~公元604年）时期，古罗马图书馆也被付之一炬。
骑士，或称武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为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种社会阶层。在此阶段的纷乱局势中，国王和贵族都需要一些在战争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兵种，为此他们会悉心培育一些年轻人，使之成为骑士。而骑士的身份，往往不是继承而来的，其本质也与贵族不同，除了和贵族一样能够获得封地之外，骑士也必须在领主的军队中服役，并在战争时自备武器与马匹。
在骑士文学中，骑士往往是勇敢、忠诚的象征，每一位骑士都以骑士精神作为守则，是英雄的化身（实际情况不一定是如此），欧洲的骑士制度和日本的武士制度亦有相似。 一 、文艺复兴的背景
1、经济背景： 14世纪开始，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最为突出。佛罗伦萨（手工业中心） 14世纪的手工工场与资本主义萌芽。呢绒加工业与贵族政治。
佛罗伦萨： 是
13、14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手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它有极其发达的毛纺织业、丝织业、五金业和建筑业。其商业网遍布于西欧，在土耳其、埃及也有商号，其商人的足迹甚至于远涉中国。佛罗伦萨的金融业最为突出，其银行、钱庄超过100家，所铸造的"佛罗林"，为欧洲和近东地区之通用货币。15世纪时，美第奇银行家族控制了城邦政权，不仅包揽了教廷税收，而且是许多君王的债主。
文艺的"保护神"： 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市民阶级，需要新的文化生活。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柯西莫·美第奇提出"和平、繁荣和文化"的方针，对外实行和平外交，对内注重市政建设，给贫民以实惠，让富人更富有，佛罗伦萨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柯西莫崇拜古典文化，他的身边聚集了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还在佛罗伦萨建立了一所柏拉图学院，因此被称为文艺的"保护神"。
罗伦佐大公：罗伦佐·美第奇大公，柯西莫的孙子，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一位人文主义诗人，他的宫廷是文学家、哲学家、雕刻家、画家、建筑学家、音乐家和诗人荟萃之处。他有极其丰富的古典杰作收藏，还开办了一所美术学校。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被历史学家称为"文艺复兴的摇篮"。
2、文化背景： 意大利继承了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又通过拜占庭、阿拉伯文化的联系，得到许多古希腊的许多典籍和艺术珍品。意大利学者通过对这些来自东方世界的文化珍宝的研究，发现了与欧洲中世纪文化绝然不同的文化宝藏。
1453年，基督教世界的坚固堡垒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大批的希腊人涌入西欧，他们带来的古典文化成果引起好一阵的文化休克。接着，一个对古典文化模仿和复兴的过程就开始了。
3社会心理背景:自14世纪以来，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罗马天主教的庇护，越来越文雅化的意大利人对中世纪以来文学艺术的鄙陋状况越来越不满，人们纷纷指责古典文化结束以后，直到14世纪，在西欧没有出现过稍有水平的文化作品。
4、意大利人的文化秉性背景： 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意大利人的文化秉性与古典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间，古典文化只不过是一种媒介，而意大利人固有的功利主义、感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崇拜感性主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一种艳丽的感性文化。意大利人当时还处于崇拜权威的阶段，只不过他们用古典时代的权威代替了中世纪的权威，而实际上他们又用感性主义的权威取代了古典时代的权威，于是，古典权威成了愰子，而崇拜感性主义才是实质。 人的感性的解放: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是人性的解放。而这里所说的人性的解放，主要是指人的感性的解放。他们以感性意义上的人性反对抽象的神性，用人的正常情欲和感官享乐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普遍虚伪。这种时代精神所规定的基本社会生活原则，就是感觉主义和唯美主义。
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文学
（一）人文主义
中世纪早期，神学是至高无上的学科。从14世纪起，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以人类和人类社会为内容的学科，如哲学 、语言学、文学 、历史、政治、经济等 。人文主义这一名称，就由此而来。
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
人的发现: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把自己研究的学问叫做"人学"，或"人文学"，自称"人文主义者"。以后，人们就称他为世界上第一位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的特征：
1、提倡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
2、提倡个性解放，意志自由。
3、追求知识，重视实验科学，主张探索自然，用科学方法了解自然。
4、否认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权威，揭露教会的腐败，嘲笑僧侣的无知。
正面的人文主义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的自由人格。这有力地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复兴和文学艺术的繁荣，特别有利于使人从中世纪普遍虚伪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觉醒。
人性的觉醒首先表现为个性的解放，普遍人格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对每 一个个别人格的尊重。人道主义就首先表现为个人主义。要摆脱抽象的神性对人的生活的主宰，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打出感性的个体的大旗。
由于个性解放和人格的发展而导致的普遍的人性觉醒，与崇高典雅的古典文化相结合，就产生了这一时期意大利所独有的"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负面的人文主义
1、 道德方面，就更为糟糕。
马基雅弗里说："我们意大利人较之其他国家的人更不信奉宗教，更腐败。"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道德堕落与他们的艺术成就一样著名。在北欧人的心目中，一个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就等于是魔鬼的化身。在莎士比亚的笔下，意大利人多为坏蛋，比如伊阿古 （《奥赛罗》）、夏洛克（《威尼斯商人》）之流。
布克哈特认为，由于个性的高度发展，非道德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人把犯罪作为体验的对象，为犯罪而犯罪。 他们抨击教士，不是针对教士们人性的弱点，而是针对他们由于过分的唯灵主义理想所导致的普遍虚伪。
人文主义不是廉洁和自律的运动，其目的是想让教士小偷小摸的欲望满足和感官享乐成为所有人的理直气壮的行动。
它还是美第奇等显贵家族支持的豪华运动，是意大利享乐主义和古典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本身是贵族式的，根本与人民大众无缘。
（二）文学三杰
人文主义者从古典文献中寻找在中世纪文化中失落了的古典文化精神。
他们研究古代的文献，不是从中去寻找神学的合理性证明，而是因为他们由衷地欣赏这些宝贝。
人文主义者从古代文献中领略到许多新的人生体验，使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感到自己与古 人的距离竟然比自己和中世纪文化的距离小得多。
他们意识到直抒胸臆是一件很值得一做的工作，就这么作了，于是就有了人文主义的文学创作。
1、 但丁（1265-1321）
出身于佛罗伦萨没落贵族之家。早年曾在波伦尼大学学习，深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后又留学英国和法国。但丁在政治上属于代表市民阶层和下级贵族的圭尔弗派，曾任佛罗伦萨执政官之一，后因反对教皇，于1302年被逐出佛罗伦萨，最后客死他乡。
但丁最负盛名的作品《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份。
但丁在《神曲》中对教会、教士、贪官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斥教皇的宫庭是"基督整日被买卖的地方"，他对在烈火中受煎熬的教 皇的灵魂说："你的贪婪使世界陷于悲惨，把好人蹂躏，把恶人提升"。"你们把金银做你们的上帝"，他甚至在作品中为当时在世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地狱的火窟中预留了一个位置。
在《神曲》中，但丁歌颂了人的理性、自由意志、才能和智慧。他说，人"生来就有理性的力量"，人有天赋的自由，自由一种崇高的力量，"人生来不是为了象野兽一般活着，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
但丁歌颂现实生活，激励人们投入现实世界的斗争，去追求美好的现实生活。把但丁救出困境并引导他游历天堂的不是天使，也不是圣徒，而是童年时代倾慕的美女（贝亚特丽契）。但丁仰慕荷马、泰勒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等先贤，尊称他们为"大师"、"圣哲"，并以能见到他们的亡灵为荣。这反映了他对古典文化的高度推崇。
2、彼特拉克（1304-1374）
生于佛罗伦萨的阿雷佐城。十二岁入大学学法律。后改学文学 、修辞和宗教，他经常外出旅游，到过法国和德国。长期在教会供职，对个中黑幕所知甚详，但对其仍表敬意。
他热爱古典文化，到外搜求古希腊、古罗马的手稿、文物，专心研究，声称要来一个"古代学术的复兴"。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人文学"，与以宗教为主研究的神学区分开来。其主要著作有《歌集》《意大利颂》等 。
1324年，彼特拉克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
彼特拉克在研究当中，因接触到古罗马西塞罗的作品而热情倍增。在思想上，他深刻地体验到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感到中世纪与近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博学，极有文化气质，并敏感到了人的生命本质和人的生活态度之类的大问题，却生活在中世纪和近代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在山上与上帝对活的飘渺之感，那是完完全全的灵的召唤；但现实 世界的生活又总是把他从美梦中拉回，又不得不回到人间，与愚昧的人们讨论各种愚蠢的问题。
彼特拉克认为，人应当首先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就决不能认识上帝。他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凡人，既极力追求善良美好的生活，又为自私的欲望而烦恼；既向往永恒不朽的价值，又企求尘世的声誉；时而踌蹰满志，时而心灰意冷。他是一个行动、企求、和创造着自己的美和尘世命运的人。
"凡人的幸福" ：主要是爱情和荣誉。其所作《短歌集》，是赞美其情人劳娜的十四行诗集。他说："我同时爱她的形体和灵魂"，这种爱，与中世纪所提倡的精神之爱大相迳庭。
彼特拉克还反对人们迷信权威。他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伟人，但仅仅是人而不是神，其著作不可能也的确没有穷尽一切的知识。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人们就已经有了许多知识，而在他死了以后，人们还在不断地发展知识。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是空前绝后的权威。
3、薄伽丘（1313-1375）
佛罗伦萨一个商人的私生子，儿时所受的教育非常马虎，十岁去巴黎学习经商，几年后成了他父亲的推销员。他的父亲发现，他所买的书籍，比他卖出的货物要多得多。其父因他学商不成，就打发他去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法律。他学习努力 ，但法律实非他的心中所爱。在那不勒斯，他有机会出入宫廷，结识了许多人文主义者，也接触到了不少的古典著作。
1430年，他回到故乡。在政治斗争中，他站在代表市民利益的共和派一边，曾多次代表共和派出使其他城邦。在佛罗伦萨，他结识了彼特拉克，受益非浅。
薄伽丘的代表作： 《十日谈》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使绘画和雕刻在思想内涵、风格和题材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呆板的宗教画被世俗生活的新画卷所代替。
人的发现，是艺术家的重大成就。一方面 ，艺术家力图表现人的复杂性格、思想、感情、以及人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是把艺术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熔入作品中，使作品具有时代精神和个人的风格。 与人的发现具有同等是自然美的发现。在艺术家的笔下不再是清一色灰暗的天空和大地，而是绚丽多彩的大自然，艺术家都努力地表现大自然的秀美和壮丽，并用自然风光作为人物画的背景。
艺术家们还将解剖学、光学、几何学等的成果引进了文艺创作，使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创作肖像和雕刻作品时，首先考虑的是骨骼、肌肉，然后才是外形、肌肤、衣饰。光学和几何学引进绘画，确立了三维空间的度量概念，使画面呈现层次和立体感。艺术与自然科学相结合，把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推向了高峰。
(一)早期绘画
1、 乔托（1267-1337）
佛罗伦萨画家。文艺复兴绘画的先驱。
他把人文主义精神和新的技法带到绘画中，开创了一代新画风。他的代表作《逃亡埃及》《犹大之吻》都取材自《圣经》，却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乔托绘画的创新意义，在于发明了一套直接观察自然，以再现客观现实的绘画实验方法，开创了绘画早期的科学时代。
他所塑造的宗教人物犹如雕像般的浑厚，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世俗男女，不再是中世纪的幽灵；在画面艺术处理方面，力求在平面上再现立体空间的效果，空间具有空气感和深度感，画中形象具有体积感和量感；在人物安排上，善于突出主体形象，具有视觉的吸引力，这种艺术处理的方法，成为后来欧洲绘画的典范。
乔托是公认的使西方美术摆脱中世纪美术程式的第一人，从而成为开创写实画风的鼻祖，被誉为欧洲近代绘画之父。
乔托打破了平面结构的传统画法，开创性地运用了透视的新技巧，使绘画具有丰富的层次和立体感。他开始用自然景色作为绘画的背景，而且正十分注意刻划人物的感情世界。
《逃亡埃及》 在这幅画中，乔托把画中的人物极为平静，连驮人的驴子似乎也停止了迈动蹄子，马利亚的恐惧收敛得到家，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急行在前的约瑟强调了这一事件的危急和可怕。一个忧愁的天使飞翔在前方的上空引路，背景的山树画得单纯，质朴，显示文艺复兴初期，人的思想意识总是放在"人"上面的。
《犹大之吻》 画中，犹大紧抱着老师，身体前倾，紧皱的眉重重地圧在眼眶上，目光灼灼，燃烧着痛苦的火焰。肥大的衣袍包裹着颤抖的他和目光绝望而内心平静的耶稣。基督的必死和犹大的负罪，都 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已把酒交到子的手上，把吻交到犹大的嘴上，尽管他们都不情愿。乔托在画中把犹大拥抱并亲吻老师时的无奈、痛心表现得十分深刻。
2、 波提切利 (1445-1510年)
波提切利真名叫亚历山大·菲利普 。少年时代就酷爱绘画，开始时当金银艺匠学徒，因为有绘画天资，15岁时被做皮革匠的父亲送到画家菲利普 ·利比的画室学画。
利比带着波提切利一同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并借鉴古希腊艺术中的理想，所以他们创作的圣母子和神话人物都具有世俗的情态：和蔼可亲、动作轻盈、身着绢纱、临风飘逸。
后来波提切利又转从委罗基奥门下，与比他小7岁的达·芬奇同窗。
《春》里，一群象征春天的女神在阳光灿烂、树木葱茏、鲜花盛开的林间草地上翩翩起舞。小爱神丘比特自天而降，射来了爱情之箭。此画使人感到春回大地、爱洒人间的盎然生机。本图是波提切利最有名的作品之一从右边起，画中的人物依次是西风神泽费罗斯，花神克洛莉丝，花神弗洛拉（弗洛拉是克洛莉丝和泽费罗斯结婚后变成的成熟女性），画面中央是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接下来是美惠三女神，她们分别象征华美贞淑欢悦，接着是众神的使者墨丘利。人物从右向左的排布顺序象征情欲转变为知性之爱，而维纳斯则是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
《维纳斯的诞生》，作于1485年，描绘美神维纳斯从碧波荡漾的爱琴海 中诞生，赤裸着身躯踩着贝壳飘然而来。节奏舒缓，韵律优美，色彩明丽。
（二）文艺三杰
达·芬奇，力求探索人的理性，人与自然的奥秘，有如深邃的大海； 拉斐尔，表达人的善良情感和美好心灵，有如明媚的原野。
米开朗基罗，表现人的斗争精神和蕴藏着的强大力量，有如峻峭的山岳。
1、 达·芬奇（1452-1519） 达·芬奇出身于佛罗伦萨一律师之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工程师、哲人、还精通文学和音乐，以至于有"旷世奇才"之称。
从小爱绘画。14岁入佛罗基阿画坊。此地为艺术中心，亦为人文主义者聚会之所。受其影响，把理解世界、反映自然作为创作的原则。
为画好作品，亲自解剖30多具尸体，以深入了解人体结构。故其画，不仅能反映人的外部特征，还能表现人的肌肉、骨骼、以至于流动的血液。又研究光学，便于用色彩的变化表现出画面的立体感；研究力学与数学， 以便精确地表现人体的比例和运动中的人体结构；研究植物学、地质学、以便使画面背景反映出壮丽的自然景色。
以往无一画家用如此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进行绘画，故人称"科学的画家"。
他的《画论》把绘画诸要素：光线、明暗、透视、构图等整理成科学的法则，以人物的形象传达内心的情感。
代表作《蒙娜丽莎》。作品表达了对女性美、人的丰富、复杂、微妙的内心生活的赞美。少妇的右手被认为是美术史上啊完美的创造，如玉似脂的手上似乎可以看到内部流动的血液。蒙娜丽莎淡淡的微笑，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启迪人去探寻女性内心世界的奥秘。仅凭微笑，就能表达出如此丰富、变化不定的情感，真是神来之笔，空前绝后，不可模仿。还用透视法在背景上画出了起伏的山峦、茂密的森林、蜿蜒的河流，整幅作品中人生和自然的颂歌，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
代表作《最后的晚餐》，为米兰城圣马利亚教堂作的大壁画。耶稣神态镇定安详，且流露出对叛徒的轻蔑。门徒露出不同的姿态与神情：惊愕、气愤、怀疑、表白自己，耶稣右二的犹大，震惊、恐惧，且身子后缩，脸部处于灰暗的阴影中，露出惶恐的心情，颤抖的手紧握钱袋。
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和谐地统一于同一作品中。
2、 拉斐尔（1483-1520） 出身于意大利中部乌尔宾诺城绘画世家。成年后在许多著名的画坊里学画。1540年来佛罗伦萨，接触到人文主义。他一直得到贵族的保护，过着优裕的生活，还得到教皇的赏识，为梵蒂冈宫殿画壁画，并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建筑工程。
最著名的作品是圣母像。有《西斯廷圣母》、《草地上的圣母》、《圣母子》（一称奥尔良圣母，因良家族收藏而得名）等 。
世俗化的圣母： 他是用人文主义思想来画圣母，圣母成为一个健康、美丽、温柔、善良的世俗女性，充满了母爱。《草地上的圣母》近乎农村风光画，一位母亲领着孩子在阳光下的原野上嬉戏，洋溢着天伦之乐。《西斯廷圣母》中，圣母抱着孩子降临人间，表现出把爱子奉献给人类的慈母的崇高心灵。拉斐尔的圣母像以秀美、温柔著称，但过于纤弱，可能是画家本人常出入于贵族社会之故也。
拉斐尔在梵蒂冈教皇宫大厅留下了许多辉煌的壁画。其中最有名的是《雅典学派》 《雅典学派》，描绘的是古希腊著名学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德等人的群像。有的在辩论，有的在沉思，有的在创作，画面上一共有50多位名人，其神情不一，个性突出，但画面又是一个整体。由于对透视法掌握纯熟，背景显得十分深远、浑厚，带有雄浑、笃实、深沉和老到的风格。
3、米开朗基罗（1475-1564）
他的成名之作《哀悼基督》。
大卫像： 大卫是圣经中的少年英雄，曾经杀死非利士巨人哥利亚，肌肉发达，体格匀称的青年壮士形象。他充满自信地站立着，英姿飒爽，左肩扛着投石器，右手下垂，头向左侧转动着，面容英俊，炯炯有神的双眼凝视着远方，仿佛正在向地平线的远处搜索着敌人，随时准备投入一场新的战斗。体现着外在的和内在的全部理想化的男性美。作品解剖准确，人体结构表现细腻，表情中充满了全神贯注的紧张情绪和坚强的意志，身体中积蓄的伟大力量似乎随时可以爆发出来。
《创世纪》： 1508年，米开朗基罗受教皇之聘，负责绘制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穹顶的壁画。工作十分艰巨。《创世纪》，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大800平方米，有300多个人物。这件雄伟的杰作，是米开朗基罗用4年的时间完成的。 晚年，他还完成了祭坛画《末日审判》。他努力使他们的作品"要使希腊人和罗马人黯然失色"。
四、西欧诸国的文艺复兴 国家 代表人物 作品
英国
莎士比亚 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瑟罗》《麦克白》《李尔王》 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 、《仲夏夜之梦》
《皆大欢喜》 、《第十二夜》
法国
拉伯雷
《巨人传》 荷 兰
伊拉斯谟
《愚神颂》
西班牙
塞万提斯
《唐吉诃德》
1、莎士比亚(1564～1616) 英国诗人、剧作家。
莎士比亚的创作:莎士比亚在20多年间共写了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和其他诗歌。分为历史剧、喜剧、悲剧和传奇剧。他的作品代表了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
历史剧： 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英国历史剧共9部，其中8部可以归纳成为两个四部曲。《亨利六世》上、中、下篇和《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此外有《约翰王》。
他写历史剧的主旨：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巩固国内和平与统一。 喜剧：约从1593至1600年,莎士比亚写了10部喜剧：《错误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威尼斯商人》、《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无事生非》、《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和一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喜剧各有特色但均以爱情为主题，反映了莎士比亚主张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
悲剧：从1601至1607年，莎士比亚写了 "四大悲剧"、 5部以希腊罗马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和两出"喜剧"。
这一时期的剧作，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的深度大增。
莎士比亚写的悲剧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深入思考的成果，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最生动的形象的再现。
2、塞万提斯（1547-1616）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唐吉诃德》没落贵族的后裔 唐吉诃德因读骑士了迷，自己决心成为一名游侠骑士，于是带着侍从桑 却，出门去行侠仗义。
他沉浸于幻想中，把乡村旅店当作城堡，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军队，把理发匠当作武士，闹出许多笑话。
这部小说反映了西班牙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社会现实，塑造了唐吉诃德这一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的生动形象，成为世界文学国外地里的一朵奇葩。
五、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
1、文艺复兴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人的觉醒，使人们把关注的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激扬起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2、文艺复兴是人类向精神世界的大进军，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了丰硕的成果。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来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瑰宝。文艺复兴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为日后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3、文艺复兴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它打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统一局面，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开辟了道路。
中国文化复兴与社会理想的重大转向
2010-12-17 14:51: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编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用三十年的时光取得了西方三百年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华民族也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不可否认，经济的成功，也需要成功的文化。我们己经反思的我们“极左”思潮的错误，我们也不要“全盘西化”，我们不做傻事，我们也不做“八哥”!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要创造一个更强大的“文化声音”!
我讨厌天天乱叫别人如何好，专骂自己如何坏，而不知自己做一下也要别人学的人。
1993年，著名诗人俞心焦在上海和杭州的大学里讲学时，正式提出并致力于推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标志国人己醒!
作者：郭小聪，曾师从王瑶，现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文化传播方向研究生组组长，北大诗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中国的文化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只有一字之差，似乎可以相提并论。其实不然。西方的文艺复兴，会让你想到一本精美的大画册，那一时期文化艺术的杰作美不胜收，即使你不了解它们对于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巨大作用，也照样可以欣赏。因为人家早已翻过历史的一页，留下的都是精品。
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则一直处于变革的阵痛当中。所以，提起中国的文化复兴，总会让你想到一张大圆桌，旁边围满了方方面面的人物，提出形形色色的看法和意见，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还是文艺论争、思想动态、时局走向，都可以装进文化的这个大篮子里来交换，都与中国的复兴扯得上些关系。这更像是处在争论不休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不是像米开朗基罗那样多少年如一日地蹲在教堂里默默创作他的雕塑，尝试新的理念，不经意间推动了社会进步，成为文艺复兴一代宗师。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西方文艺复兴相对比较单纯，它源于一个新兴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诉求，他们新的精神理想也开创了文化灿烂的新天地。中国文化复兴则是起自于一个古老民族渴望重新崛起的历史愿望，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仍在复杂演进之中，所以其现实政治的意味也必然很浓，是一个非常宽泛、模糊不
清的概念，甚至与黄仁宇提出的中国“大历史”概念有些相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探讨中国的文化复兴，也是在探讨中国的前进道路;我们为文化复兴献策，也就是为民族强盛立言;圆桌的气氛既像是百家争鸣，也像是指点江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近现代中国在社会理想追求上的重大转向非常值得重视，应当视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最重要的迹象。因为“复兴”的真正含义显然不是要恢复古代的辉煌，而是要激发现代的创造性力量。西方的文艺复兴尚且如此，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更是如此，而且它不再借用古人的衣裳和旗帜，甚至试图割断与传统的联系，走上一条与千年历史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重大转折自1840年开始，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达到高潮。
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特点，就是其发展之快、变化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不仅令世人惊愕，连中国人自己也惊讶。不管你是持何种看法和评价，这一事实有目共睹。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变化，而是占世界人口1/5人类的生活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内力之深沉，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不可不深思了。这就像火山爆发，不管是福是祸，当看到岩浆剧烈喷涌时，你都会惊异于其内部力量的神秘和伟大。
特别是，面对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持续快速变化，人们不仅要问：一个长期停滞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够爆发出惊人活力?而且更要问，为什么这个社会虽然看起来已经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溃不成军、踉踉跄跄、略显狼狈，却仍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整个社会要求刹车的呼声并不强烈。结果，一方面是问题成堆，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方面却是人们似乎仍然愿意承受、容纳和尽力消化问题。“北京共识”首倡者乔舒亚即注意到，在2002年中国党代会上，党的领袖在90分钟讲话里用了90次“新”字。而曾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中国农民，每过三年就会完全淘汰他们所用的种子。所以他问，为什么同样的意识形态，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最后的反应像是一具植物人，而中国则像患上了多动症，他们似乎是在利用创新来减少摩擦损失，因为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那么中国这种独特的适应能力和变革的动因是什么呢?有关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并不是现在
才引起人们兴趣的。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他们非常好奇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文明的盛衰，一蹶不振，中国文明却表现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换代，马上衰而又兴，东山再起。譬如东、西罗马分裂就永远地分裂了。而几乎同时，中国在历经几百年分裂后却又在隋唐时代重新统一了，而且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19世纪的黑格尔时代似乎找到了答案，就是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某种历史活化石，一个没有真正向上演进历史的国家，因为封闭而幸存，因为停滞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新鲜空气，就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但今天看来，这个看法失之片面，中国的延续性有时像是死而不僵，有时又像是凤凰涅。四大古国幸存其一，一个民族能够不间断地延续数千年，从土里刨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汉字现在还在使用，而且是同一群人在用，而不像亚述人的古楔形文字早已成为遗迹，这其间必有道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曾经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也就是说，看似守旧的中国文化传统其实有革故鼎新的一面，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这个文化基因，只待合适的
我认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确在重新树立其社会理想追求，从而体现出中国式文化复兴的最重要特点。概括来说就是：百年来的中国在其生存和发展模式上已经更换了新的文化发动机，即从那种周而复始的农业社会的圆形封闭轨道，已经转向了“历史直线进展”的开放式的理想追求。这一转变的契机当然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迎头相撞，以及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
千百年来，适应着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华民族本来已经成功发明出一套循环往复的生活模式及静态化的社会理想，这就是年年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讲的最多的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如果不是外界因素，可以年复一年，千年不变。
但是今天，经过千年未有的那场“大变局”，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变了，一种求新、求变的陌生理想已经深入人心，主导着今天的社会生活。你看今天中国人唱的歌曲，几乎每首歌的末尾都是盼望“明天会更好”、“明天生活比蜜甜”。甚至连小学生写作文，也是按照这种“直线进展”的思维方式去畅想和企盼，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陈词滥调，但这样的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诗文中却一点也找不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确已经历史性地发生变化，不可逆转地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循环转向直线，而如今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它合乎逻辑的演进，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某种重大体现。
中国社会理想追求这一重大转向的实质，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学术性的语言来阐释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就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不如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就无力应付现代世界的复杂生活，就不能摆脱落后屈辱地位。和平时期不能支持大规模
现代工业的建设，战争期间不能全方位高效动员来支撑战时体制。也就是说，要救亡图存，就得求新，求别，跟上时代潮流。
但从静到动、从循环到直线，社会理想追求的这一重大转向对古老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艰难，需要决绝的精神，这就见出了闻一多的意义。闻一多与屈原的行为、气质相近，为什么他们代表两个时代呢?就因为屈原殉的是士大夫阶层的传统理想，而闻一多殉的则是“明天会更好”的陌生理想，是求新、求变的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当闻一多1944年看到国家领袖蒋介石出版的新书《中国的命运》了无新意，甚至还想用儒家那一套进行统治时，他就大惊，大怒，最后拍案而起，以死相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是第一个以献身激情把民族进步的要求变成一种非凡的使命、为民族生存提供新的精神资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然，这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倾向于断绝传统，甚至提出“全盘西化”主张，但实际上，这是因为危机太深重了，应战太艰难了，因而需要壮士断腕般的魄力和意志，实际上仍然与精神传统的血脉相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佩霞就关注过这一问题，她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费正清的看法也是不谋而合，认为，中国的传统儒生与现代儒生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即“中国的优秀分子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应付从帝国时代晚期继承下来的国内问题，回答工业化的西方提出的历史悠久的挑战，这种努力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理想追求的重大转向并非是中国文明的瓦解，“全盘西化”的实现，而是挑战与应战的历史结果。危机越严重，转向越彻底，变化也越惊人。今天，中国社会唯一不变的现象可以说就是不断变化本身，中国人似乎已经颇能适应这种变化的过山车式的节奏，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中国文化复兴所催生的这种曾经长久沉睡的力量如此巨大一点也不奇怪。考虑到中国的独特精神特质，诸如不重彼岸世界，看重实用理性精神，有愚公移山式的吃苦耐劳精神等，一旦注入新的理想动力，它所释放的能量就将不同凡响。1896年发表的一篇美国记者的文章非常有预见性，他指出：“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中国工业竞争的危险程度，是其他任何一国都不可比拟的。有人对此表示某些怀疑。难道2000年的中国佬不会跟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国佬一模一样吗?”但是，这位美国人的回答正是基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上的：“我们并不是通过古代文献来评价现代的中国，而是通过她现在的生活。了解中国的人也知道，中国人的保守思想并未延伸到那些有关贸易、工业、商业或投机买卖的活动领域。它只是在信仰、伦理和风俗方面具有保守思想，与商业毫不相干。”也就是说，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现世生活热情和能量，一旦再认可了西方人的直线式理想追求，也想在这条跑道上比试一下的话，就将搅动世界。
仿佛是作为注解，前两年有一部名为《输家赢家》的德国纪录片在海外到处获奖，就是因为它难得地把镜头切入到去德国鲁尔区拆运一座破产的现代化焦化厂的四百名中国工人当中。德国女导演是当地人，对德国工人的失落感感同身受，也对中国人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所以以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中国人古老的生存动力和乐天派精神。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每个月挣400欧元，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德国人以为3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国工人一年半就完成了。他们把每一点钱攒下来的理想和坚忍，只是为了让孩子受更好的教育，下辈子别再做工人。他们中每个月有7人会喜滋滋地被选为
“最佳工人”，戴上大红花照像，当然也只有这种奖励，但他们乐观、满足、任劳任怨，也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的发展速度究竟为何而来，引起西方人的震惊。
我并不想无条件地赞扬这一新的社会理想追求给中国带来的崭新面貌，因为这一转变过程本身充满了太多的痛苦，也是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巨大撕裂，但又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我在此只想指出：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迎接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陌生挑战，它是有潜力、有智慧能够把不同时代的经验教训不断变成新的传统，甚至在最危机时刻，壮士断腕，决然转向的。如果看不清这一点，就很难深入探讨中国今天的文化复兴问题。
当然，地球只有一个，而且越来越像一个不大的村庄，如果人类都无限制地求新、求变，想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获取更多的东西，那么地球如何负担?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怎样协调?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应强调的是，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它原本由西方历史文化中催生出来，现在则需要由全体地球人一起来解决，转变既往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诉求，共同构建一个真正文明与和谐的世界。(本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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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了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会)召开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发，以求推动文化自信的深入学习和研究。
在文化自信中汲取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
关于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关系，首先要确认的事实是，由于民族复兴这一历史诉求在近代的出现，中国的文化自信经历了内部的蜕变，原有的结构被打破，原先非主流的因素得以突出，形成带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自信。
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形成了深厚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人世代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延续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可以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形成了我国的“独特优势”。但是，总书记同时提醒人们，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剧烈变革的阵痛”。这就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自信并非简单地立足于固有传统，而是在变革的基础上的自信。
直到18世纪，中华文化的确因其古老、完备而为世界羡慕，一度还出现了“中学西渐”的局面。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随之涌入，中华古老文化的过时性暴露出来。伴随着刻骨铭心的惨痛历史，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反思和怀疑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如严复所言，“中国自甲午一创于东邻，庚子再困于八国，海内憬然，始知旧学之必不足恃。”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总书记在重新肯定儒家传统思想之积极意义时，也指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
“封建统治者”因循守旧，畏惧变革，并不代表全部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也并非完全不能认识到文化创新之重要。《周易》中早就有“与时偕行”的思想，儒家思想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也提出过圣人“不法其故”、“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的思想，这才有了后来的“旧邦新命”的命题，即发生蜕变以后的中国文化自信。
经历170多年的历史探寻，今天的中国已经能够证明近代以来文化变革运动的选择是符合历史之必然要求的，不能无视这个基本的文化史进程来谈文化自信。
20世纪至今，与民族复兴同步，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处在变革之中，也就有了现代化的，即邓小平所说的“跟上时代”的伟大成果。应该说，今天提出“文化自信”，其意不在于纠缠文化史本身，而在于正确引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后完成。
一个重要的文化事实是，在承认并主张文化变革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存在着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即只讲变而不讲不变，主张完全放弃中国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用西方的观念及制度来改造中国。
这类主张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在文化模式上就是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又对“全盘西化”予以拒绝：一方面，革命拒绝了西方资产阶级把中国变成殖民主义附庸的愿望;另一方面，革命还成功拒绝了教条主义“西化”愿望，坚持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美籍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 中就从这个角度确认：“二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一个公式：改造西方文化以适应中国的形式，即以‘民族的形式’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引进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适应中国的模式，保留其精髓。”
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但历史上发生过的问题还会发生，改革开放以来西化思维定势的泛滥就是如此。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为什么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就在于对“全盘西化”思维模式的警惕。总书记2014年考察时，针对把中国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西方东西的现象，指出“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这里虽然说的只是课本中的古诗词问题，但总书记用了“‘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当下所谓“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现实地存在着一种文化危险———“唯洋是从”即唯西方文化是瞻，以“去中国化”为荣的危险。
去掉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标识，后果就是《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西方资产阶级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西化之推行，民族文化之被摧毁，是民族的悲剧，因为那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加于上的，结果是使自己这个民族更加适合于接受西方的奴役和剥削。总书记曾尖锐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破除西化思维的统治，总书记从方法论上指出，“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坚持与运用，其意义即如毛泽东当年对五四运动的辩证分析：反对把传统文化中的一切都无条件地去掉，必须和应该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甚至如国家治理体系与机制的中国元素，唯保持变与不变的平衡，国家与民族才能健康前行。
在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每一重要关头，依靠不断自省而演化的文化自信与自觉精神，中国人才把握住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使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日益接近。
学号 2016174104
16机械电子工程 钟登科
“清风·莲韵”廉政文化文艺演出活动方案 为深入推进石景山区局队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根据《石景山区2011年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计划》的通知精神和区委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开展廉政文化文艺演出活动，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 活动标题
文艺演出活动标题是：“清风·莲韵、和谐统计”
二、指导思想
本次文艺汇演活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歌颂党、歌颂反腐倡廉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宗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展现新时期我局队广大党员干部精神风貌，以“学、唱、讲、做”为主线，树立勤政廉政的责任意识，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健康和谐的发展环境。
二、活动内容及形式
文艺节目以廉政文化为载体，注重促进干部队伍建设为主题，展示我局队党风廉政建设的成绩，展现广大干部、职工“忠诚统计、求真务实、追求卓越、乐见其成”的精神风
貌，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奋斗，为努力完成统计事业作贡献。
本次文艺演出，以舞台小型节目为主，歌曲、小品、相声、故事、诗歌、朗诵、戏曲、舞蹈、器乐等表现统计廉政文化建设的艺术形式均可参加演出。
1、组队方式：以支部(工会小组)、科室(或联合科室)为单位，共同排练有一定水平的文艺节目。
2、节目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主题鲜明，内容充实，寓教于乐，提倡原创节目，节目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0分钟。
3、抓好落实：各支部、科室对此次活动要予以重视、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对节目形式、演出的人员和节目名称要尽快确定，并上报纪检信息科。
四、演出时间
2011年5月中旬(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五、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邀请相关同志担任评委，并评选出：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3个，鼓励奖若干名。
六、其他事项
文艺演出所需的道具、器材、服装等用品由演出人员自备。
七、节目详细内容：(根据报上来的节目定)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校素质教育，营造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根据学校举办校园技能文化节计划安排，决定举办“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校园技能文化节文艺汇演”活动。 为确保文艺汇演顺利进行，特制订本方案。
一、汇演内容与要求。
汇演以小节目为主，主要表演形式可以是独唱、小组唱、歌伴舞、舞蹈、乐器表演、健美操;也可以是小品、相声、配乐诗朗诵、快板剧、武术等。
表演内容要求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符合当前社会道德风尚，反映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展示二十一世纪青年学生的精神风貌、艺术修养和文化内涵。服装、道具、化妆、背景音乐自备。
二、组织机构及分工
指导教师：石全波、李何
活动组织、协调、落实、责任人：孙永强
后勤保障、器材、音响音效、责任人： 蔡鑫
场地联系、背景布置、责任人：姚志文
文艺表演节目、演员、责任人： 郭志峰
宣传信息、报道、责任人：崔家琪、刘雪丽、崔玉婷。
三、时间安排：
4月27日—5月05日各系上报文艺汇演节目单
5月09日召开全体演员动员会(南三二层阶梯教室)
5月11日筛选节目{预留30个}
5月16日—5月24日，每周
一、
二、三下午3：30—6:30排练节目 5月24日彩排(南校操场)
5月26日汇演(星期四)(南校操场)
四、排练地点：南4六层会议室
五、演出地点：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南一操场
院团委
2011年4月27日
信息与计算科学系
“宿舍文化节文艺汇演”
策划书
主办单位：信息与计算科学系团总支
承办单位：信息与计算科学系学生会
文艺汇演策划书
一、 活动目的：
1、丰富同学们的日常生活，美化宿舍环境，提高同学们的生活质量。
2、发挥同学们的创造力，体现同学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形成良好的
生活风貌。
3、增强舍友之间的交流与友谊，增强宿舍之间的凝聚力。
4、在元旦来临之际，借此活动增加节日气息，调动同学们的热情。
二、活动主题：
弘扬宿舍文化、展示自我风采
三、 活动口号：
爱我宿舍、文明信计
四、活动宗旨：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五、参与对象：
信计系非毕业班全体宿舍
六、活动时间：
2012年11月23号到12月20号
七、活动内容及要求：
大赛以宿舍为单位进行展示，形式不限(跳舞、小品、朗诵、魔术、歌曲等均可)，只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能展现出宿舍风采及当代大学生年轻活泼，展现我系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即可。
八、时间安排及比赛阶段：
(一)本次比赛分“初选、复选、汇报演出”三个阶段。
(二)以各班为单位报名，大一学生各班可推荐2—3个宿舍;大二学生可各班推荐1—2个宿舍;大三学生可遵循自愿原则。并请于12月01日将报名表交于系办公室。逾期概不处理。
(三)海选时间定于12月2日(周天)18:30在新教408室。
(四)复选时间定于12月6日(周四)18:30 在新教408室。
(五)汇报演出时间定于12月11日(周二)18:30—21:00于五楼学术报告厅举行(与闭幕式一起举办)。
九、活动前期宣传：
1、通过系学生会、班长、宿舍长于11月底开始向各班宣传积极动员，让同学们充分了解本次大赛，为大赛的精彩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2、充分利用广播、海报、展板、横幅等途径，广泛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活动氛围。
十、活动流程：
1、初赛：参赛宿舍依次进行才艺展示，选出15个宿舍可进入复赛。
2、复赛：依照评分细则表，可选出10个宿舍进入决赛。
3、汇报演出：邀请系领导、辅导员、学生会主席团等嘉宾做评委(评分细则，可参见附表一)。并邀请领导做点评。
十一、奖项设置及经费预算：
1、一等奖1个宿舍石英表1*40=40元
2、二等奖3个宿舍闹钟3*20=60元
3、三等奖6个宿舍空气清新剂6*15=90元
4、从中评选出3个宿舍荣获“最佳默契奖”、“最具活力奖”及“最高 人气奖”荣誉称号。
另外：中性笔15只、水、纸60元
共计：260元(视活动中具体花费为准)
十二、活动后期宣传：
公示比赛结果，将获奖宿舍照片制成宣传材料，相关资料永久存档。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策划单位： 信息与计算科学系学生会
日期：2012/11/
21附表一：
“宿舍文化月” 文艺汇演评分细则
1、内容(40分)
要求主题明确，内容积极、健康向上;长度适中;展现寝室生活、寝室成员之间的友谊。
2、创意(20分)
风格新颖，构思独特，设计合理;富有个性、原创性;具有想象力和表现力。
3、表演(20分)
结构规划合理，富有青春活力，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4、表演人数(20分)
要求寝室成员全体参加，少一人，扣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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