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劳动争议仲裁管辖的原则是什么等
确定劳动争议仲裁管辖的原则是什么？
劳动争议仲裁管辖应当根据方便劳动争议当事人仲裁，方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案件的原则确定。所谓方便当事人，是指劳动争议仲裁管辖的确定应以为当事人申请仲裁和应诉提供便利、减轻当事人的维权成本为原则。所谓方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审理案件，一方面要求根据各地劳动争议的实际情况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总体布局合理地确定各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理案件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则要求管辖制度应有利于保证劳动争议仲裁权的公正行使。
什么是地域管辖？
地域管辖亦称地区管辖，是指按空间范围确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的制度。地域管辖，一般都是按照行政区划确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发生的劳动争议。这就属于地域管辖。劳动争议仲裁地域管辖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地域管辖基本是一致的，这样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方便当事人就地就近解决争议。
什么是特别地域管辖？
特别地域管辖是地域管辖的一种特殊形式。地域管辖分为一般地域管辖和特别地域管辖。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管辖本区域内发生的劳动争议，就是一般地域管辖。它是按照当事人的所在地划分案件管辖的。特别地域管辖则是依照当事人之间的某一个特殊的联结点确定的管辖。如《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双方当事人分别向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这就属于特别地域管辖。因为这是以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作为联结点确定劳动争议仲裁管辖，因此是特殊地域管辖。
什么是劳动合同履行地？
按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的规定，劳动合同履行地为劳动者实际工作场所地。
什么是用人单位所在地？
按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的规定，用人单位所在地为用人单位注册、登记地。用人单位未经注册、登记的，其出资人、开办单位或主管部门所在地为用人单位所在地。
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是否允许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本意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纠纷后，以书面方式约定管辖法院。协议管辖适用一般的民商事仲裁。与此不同，我国劳动争议是不允许协议管辖的。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定的管理制度，双方当事人不能够协议选择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以外的其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管辖。
案件受理后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发生变化的，是否要改变管辖权？
不需要。按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的规定，案件受理后，劳动合同履行地和用人单位所在地发生变化的，不改变争议仲裁的管辖。
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是否实行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人民法院的一项管理制度，是指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也仿效这一管辖模式，实行级别管辖。
1993年国务院制定的《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了县、市、市辖区应当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没有明确是否设立省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了十几年，各地普遍形成省、市、县三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格局，这必然带来了上、下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之间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分工和权限问题.即级别管辖问题。各地划分级别管辖的一般原则是，劳动争议案件一般由基层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特殊和重大的劳动争议案件的级别管辖由省人民政府规定。各地一般都规定，省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设区的市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在本省（市）有重大影响的劳动争议。有的地方还将企业划分为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等，依此确定不同级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管辖权。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设置上对以往的体制作了一些突破，主要表现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设在同一层面的不同地域，相互之间是独立的，没有隶属关系，不存在上级仲裁委员会可以变更或者撤销下级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的问题。因此，劳动争议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在出现管辖权争议时，法律又明确规定由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这也基本避免了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管辖的情形。
栏目责编：晨曦
摘要：目前，学界把大学教学改革总体视为研究对象，对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作整体解读和深入考察的理论研究比较缺失，表明人们对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尚未足够重视和形成系统的把握。改进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需要在研究主旨和研究视角两方面寻求转变，即研究主旨由过于关注教学改革内容转向更多地关注教学改革方略以及研究视角由单一学科视角转向多学科视角。
关键词：大学教学改革;基本问题;研究;改进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3.023
大学教学改革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早已受到高教界各方人士的关注。然而，关于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至今尚不如人意。为此，本文拟本着现实主义的理性视角，在分析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的意义和问题的基础上，就改进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提出建议，希冀对推进此类研究有所裨益。
一、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意义
(一)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的确定
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应当是大学教学改革活动中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最为紧要的关键部分。那么，大学教学改革活动中最为紧要的关键部分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大学教学改革一般涉及三个基本研究领域。
1.大学教学改革的本体性领域。这一领域主要是探讨大学教学改革的目标、内容等。其基本问题是大学教学改革应该确立何种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取向问题是大学教学改革的首要问题。大学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大学教学改革的目标选择、内容安排、实施方式以及效果评价等，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大学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地把握大学教改的实质和抓住大学教改中所存问题的核心所在。
2.大学教学改革的社会性领域。这一领域主要是探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大学教学改革实践的影响。其基本问题是如何平衡主要利益团体的权益关系和调谐大学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冲突。因为“教育决策者与教师的利益追求与价值偏好，是影响学校管理决策与教学行为的根本要素，是教育决策与学校变革的根本动力”。大学教学改革主要利益团体之间的权益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各利益团体的改革动机，进而制约着大学教学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此外，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大学教学改革诸多理念、技术以及策略层面上的很多问题都肇始于其背后所内隐的文化、价值冲突。大学教学改革活动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寻求大学教学改革文化适应的过程。
3.大学教学改革的专业性领域。这一领域主要是探讨大学教学改革方案(设想)转化为大学教育现实所需的专业支持。该领域相对宽泛，需要关注大学教学改革如何得到改进、实施的，以及如何对大学教学改革进行恰切的评估等，因而研究问题也比较芜杂、繁多。其基本问题是如何增强大学教学改革主体人员(主要是教学领导者、专任教师)的专业素养。因为大学教学改革活动始末有赖于大学教学改革主体人员素养的提升，且这些人员的素养缺失问题往往是大学教学改革实践活动的最大“瓶颈”。
须指出的是，上述划分显然是粗略性的，更多是出于勾勒或说明大学教学改革基本问题的方便。事实上，正如教师教学改革能力的提升也关涉到人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关系协调等，因而也是一个社会性领域的问题一样，我们很难说某个命题或问题仅仅隶属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
(二)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的意义
目前，关于大学教学改革的研究存有研究问题零碎、研究的理论品质缺失等不足。我们倘能紧扣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加强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有利于拓宽研究视野，聚焦研究问题，提炼研究主题，进而有助于提升大学教学改革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水平，有益于深化、完善高等教育改革论等理论体系。事实上，它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0世纪90年代未以来，我国许多大学在采取一系列扩招措施并使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提前于2002年实现的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问题却日趋凸显，由此使得大学教学改革日益显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虽然国家教委早在1995年便开始组织实施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也随之引发了许多大学开展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但大学教学改革更多的只是体现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在数量或形式上的变化，而教学观念和教学模式未见有实质性突破。时至2007年初，教育部又开始启动和实施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引导大学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等。但有如学者所言：“所有这些工程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而最终承载和转换这一根本任务的是大学课程和教学，是大学本身。因此，大学自身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如何，大学对课程和教学这一大学本体性功能的认识如何，就决定了这些改革政策与措施实施的深度、广度及其效果。”遗憾的是，众多大学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推进教改的能力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应有的提升，以至于通观时下轰轰烈烈的大学教学改革运动，成功的案例极为匮乏，值得借鉴的经验也不多。
造成大学教学改革陷入难为窘境的成因，可以粗略地归结为大学教学改革方略与路径缺欠合理，但究其深层原因，则滥觞于人们对大学教学改革这一高等教育改革中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缺乏全面、科学的认识。一般而言，“是什么”的问题是“如何做”的问题之前提。改革方略的生成只有建立在对改革的对象、任务以及重点等有着科学、全面的认识之基础上才是正确的，合理的。检视近年我国近50所大学的“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施方案”和其它类型的教学改革方案——一种比较能反映相关人员理性认识水平的文本，往往缺乏对改革对象(如师生、教材等)的深入剖析，尤其缺乏对改革之可行性的充分论证，以及缺少对教学改革的启动与推行策略的仔细思考和周详设计，普遍折射出方案制定者迷惑与混沌的教育理念，单值性与平面化的改革思维，均同化与形式主义的设计逻辑。相关人员倘不能很好领悟大学教学改革这一大学工作主体系统的内在旨趣，以及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学改革与大学工作其它系统(如支持系统和指挥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大学教学改革方略欠合理、欠圆熟，进而致使改革进程中的教学系统难以与大学系统整体相适应，教学改革不能随着大学组织系统诸要素的发展变化而和谐地，可持续性地发展，而最终使得教学改革收效甚微或中途夭折，便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很大程度上昭示并反映出大学教学改革的主要矛盾，努力揭示、分析、理解大学教学改革活动的基本问题，有助于深入解读和领悟大学教学改革的内在旨趣，增强大学教学改革的方略意识，匡正大学教学改革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中的偏差，进而有利于引导大学教学改革的健康发展，提高大学教学改革的实际成效。因而，深刻认识和圆熟把握大学教
学改革的基本问题，是有效解决大学教学改革中的矛盾和困难之首要前提。
二、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此类问题近30年来的研究进展，不难发现，研究界围绕大学教学改革内容即“改什么”的问题进行研讨的文章较多，而把大学教学改革总体视为研究对象，对大学教学改革的过程及其基本问题作整体解读，深入考察的理论研究成果则比较缺失——不仅缺失对此类问题进行系统研讨的专著或学位论文，而且对个别基本问题的探讨也不够深入。省察众多零散的相关研究，也存有诸多不足。
(一)关于大学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
此类研究有两大特点：一是专门性研究数量少。在所能检索到的文章中，只有胡建华、吴新亚就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以及李敏就大学教学方法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专题探讨。笔者认为，大学教学改革研究应该注重研究大学教学改革活动始末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尤其在世界各国都异常重视大学教学改革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将此类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作具体考量，同时对诸如大学教学改革取向的制约因素，国外大学教学改革取向的特点以及我国大学教学改革取向的合理选择等问题加强研讨;二是研究的批判性品质缺乏。目前，此类研究或多或少呈现出随大流、盲目附和的集体无意识征象。仅以学界普遍认同的“人本位、知识本位、社会本位”三种取向论为例，便不难折射出众多研究者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因为，这种划分在笔者看来起码存有质疑之处，比如，在考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否过于强调了两者对立、冲突的一面?知识本位就其终极目标而言是否仍可视为是另类形式的人本位或社会本位?此外，已有研究对大学教学改革取向的特征、影响因素、嬗变轨迹等问题缺乏必要的考究，对诸多相互冲突、对立的大学教学改革取向也缺乏哲学层面的独到探究。
(二)关于大学教学改革中的权力和利益研究
此类研究也极为缺乏。典型的论述有石火学1999年在《江苏高教》撰文指出的，“权力下放应遵循以行政权力为主的原则，学术权力的下放主要应包括基础学科和课程的调整与设置权”。更多的论者是基于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推进大学教学改革进程的意义视角上，泛泛提出诸如进一步明确校、学院、系三级教学管理组织的职责、权力、利益关系，确定学院在教学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建立激励机制，积极调动教师与教学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保证学生在教学质量监控过程中充分行使权力等论断。且视野过于狭窄，缺失对诸如大学教学改革中的权力架构与利益主体，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关系，教学改革权益关系的调谐等问题的深入研讨。
(三)关于大学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冲突研究
辛继湘认为，“在变革中只是适应或者守护某一种文化，那么冲突很可能阻碍变革的前行，而冲突双方的对话则可使冲突成为促进变革发展的动力”。文化冲突现象可谓贯穿于大学教学改革过程始终。典型的研究有刘永志与罗亦君运用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的理论探讨了学年制和学分制文化冲突的实质。文章指出，“学年制和学分制的差异和冲突的实质是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即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对立和冲突”。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对相关制度尤其是机制构建探讨不够，对大学教师特性，大学教学改革中文化冲突的类型也缺乏细致考察。此外，研究过于倚重思辨研究，以至于众多探讨更多地停留在理念层面，思辨色彩过浓。因而，有必要在大学教学改革的文化冲突研究中引入更多的叙事研究、田野调查研究等方法。
(四)关于大学教学改革主体人员的专业发展研究
此类研究明显凸现出“重普通教师轻教学领导者”的特点。虽然不乏关于大学校长、一般教学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研究，但研究普遍缺乏教学改革的视野即缺失关于这些人员应具备何种教学改革素养方面的深入探讨。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有王栾生于1998年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撰文，就主管教学的副校(院)长、教务处长和主管教学的系主任的岗位特点及胜任条件作了针对性的阐述。在众多关于大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研究中，伯格威斯特和菲利普斯的《大学教师发展手册》、盖夫《关于大学教师更新》、林德威斯特的《教学改进项目的设计》都是关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模型的代表作。其实，我国关于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无论是概念命题的提出，还是问题解决的逻辑理路，都凸现出一种片面照搬国外经验的倾向，而立足于国内特定情况进行本土化探讨的研究则寥若晨星，反映出相关研究者尚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和研究的本土意识、创新意识与转化意识。此外，研究也显现出视角单一(基本上以教学学术为视角)，探讨制度有余而可行的机制或策略不足。
总之，现有研究虽不乏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上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的方法论层次过于微观具体，缺少基于哲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层面对大学教学改革基本问题作深入探讨的文章;二是研究者自身普遍缺乏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尤其缺乏一些秉持多学科的视角进行理论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整体与微观具体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三是泛泛介绍的经验型文章和简单引入国外理论的引介性文章多。究其因，主要是不少论者缺乏将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研讨的意识和能力，以及借鉴和引入外来理论时未对国外的理论或经验作很好地消化、吸收，尤其没有对理论或经验的形成背景与内在机理作应有的拷问和深入的剖析。而简单照搬过来的它国经验或理论很可能因“水土不服”而难以对我国教育实践产生真正的启迪意义和指导价值。上述问题表明，人们对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尚未足够重视和形成系统的把握，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亟待改进。
三、改进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的建议
改进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不仅需要在思想上深化认识，深刻领悟到此类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需要在研究主旨和研究视角两方面进行反思和寻求转变：
(一)研究主旨：由过于关注改革内容转向更多地关注改革方略
与我国众多大学教学改革方案中凸现出的“重改革内容轻改革方略”的倾向“相映成趣”的是，探讨大学教学改革“改什么”即改革内容方面的文章数不胜数。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当“知识经济”的征象初见端倪时，人们便匆匆指陈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教学改革要寻求教学目标的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完善等;当信息技术的浪潮向社会各领域扑面而来时，人们便纷纷大谈大学教学改革要注重教学方法的优化、教学手段的改进等;当“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呼声在我国企业界、教育界日益高涨时，人们便又跟进热议实践教学、创新教学以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如此等等。不少研究者正是在所谓的“时代强音”的震荡下迷失了自我，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大学教学改革宏伟蓝图的设计和描摹中，不遗余
力地专营于大学教学改革的理想构建和重复研讨中，而恰恰淡忘了大学教学改革的微观领域，漠视了对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的研讨，忽略了对大学教学改革过程与方略的探究。虽说“改什么”的问题是目的性的或终极性的，“如何改”的问题是手段性的或过程性的，但后者却是前者得以成功的必要前提。换言之，预设的改革目标须建立在对改革路径的深入研究与巧妙设计以及施行科学、合理的改革方略的基础上方能圆满地实现。
因而，面对风起云涌、复杂多变的大学教学改革实践，我们无疑要继续对大学教学改革“改什么”的问题进行探讨，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当下这种“重改革内容轻改革方略”的研究倾向，把研究的落脚点和兴趣点转移到对改革方略的研讨中来，对大学教学改革“如何改”的问题给予重点关注。可以预见，当研究者在积极关注和研讨大学教学改革方略之时，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必然会迅速凸显出来，并要求研究者自身先对此类问题作出圆熟的解读。如此，不仅可以带动和推进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研究，而且亦能反过来进一步深化和提升改革方略研究，进而有助于形成一些富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避免使研究陷入“在理论上享有广泛共识，但在实践中存有诸多困难”之窘境。值得指出的是，当研究主旨转向改革方略时，研究的实践旨趣将得以强调和彰显。它必然要求研究者本着“以实为本，整体至上”的原则，多去关注大学教学改革的历史与现实，关注大学教学改革的问题与价值，关注大学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尽可能避免“只对教育活动提出一些应然要求，发出一些诸如‘应该’之类的指令”，故而也有助于克服时下教育研究中的“基础主义倾向”。
(二)研究视角：由单一学科视角转向多学科视角
目前，学界探讨大学教学改革更多的是基于教育学的视角，这恐怕与上述过于关注教改目标的研究旨趣有很大关系。笔者认为，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来选择适切的研究视角或许更为合理。就大学教学改革而言，它具有影响大，牵涉面广，改革主体多元，运作流程复杂等特点。大学教学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主体，大学教学改革需要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念基础上并要很好地平衡各方利益需求，否则难以调动各利益主体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一个完整的大学教学改革起码要历经“生成改革的需要与设想——制定改革方案——推行改革方案——实施改革方案——评价改革成效”的过程，而每一环节都是复杂性的操作，需要在多值思维和多学科的参与前提下进行专业化的设计和科学的运作。更何况，对大学教学改革的深入探讨必然要涉及到改革主体的权力、利益、文化以及心理等层面上的问题。故而，以单一的教育学视角观照大学教学改革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差强人意了。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教育家们可以在这些观点中自行转换，利用不同的观点解决不同的问题，或进行不同的争论”。大学教学改革复杂多元的特性需要我们更多地秉持动态思维、辩证思维和复杂性思维，摒弃对单一学科视角的极端“崇拜”，致力于从毗邻学科中汲取有用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不同视角，不同的侧面来揭示、剖析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进而获得对大学教学改革方略的深刻认识和圆熟把握。
事实上，大学教学改革亦可以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比如，我们可以秉持哲学的视角对大学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进行考量，可以秉持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对大学教学改革主要利益团体的权益关系进行剖析，也可以分别在文化学和心理学的视野下，对大学教学改革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和大学教学改革主体人员的改革动机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当然，以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去检视，研讨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时，可基于理论层面，也可基于经验层面或方法论层面，其产生的研究效能也可能大小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把大学教学改革的基本问题置于多学科的视域中作细致、缜密地考究并实现了学科间的“视域融合”时，便不难形成对大学教学改革更全面、更深入的理性认识，进而为我国大学教学改革的决策与实施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 高文盛)
作者：钟勇为 王亚欣
【摘要】在研究会计基本理论时， 首先需要思考“会计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 对此可分别从历史和研究两个角度来考察， 并进一步选取东西方最能代表会计产生源头的标志性思想与事件、基于会计历史源头进行深入思考， 以为会计基本理论问题提供一个有助于摆脱众说纷纭困境的研究框架。 然后， 从会计学术层面对东西方会计制度追根溯源， 并指出东方会计与西方会计在根源上的不同之处， 提出应让东方会计与西方会计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 让会计的发展更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 要回答“会计是什么”， 会计人就必须明白会计在人类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认识到“理想的会计”是怎样的， 并牢记心中的道德法则， 深入领会会计传统三大报表体现的精神。 最后， 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不仅需要就现有的会计问题予以深化， 而且需要从人类社会经济文明、经济与会计的互动关系、泰罗制科学管理、人类进化史、中华民族复兴等方面拓展视野， 以全方位透视会计研究， 助推会计发展。
【关键词】会计基本理论;历史源头;会计制度;社会经济文明;泰罗制科学管理
一、前言： 会计基本理论的发展步履维艰
人类进入21世纪， 已积累了巨量的自然与社会知识， 这些知识从无到有并形成如今蔚为壮观的规模， 历经了极其艰难而痛苦的发展历史。 20世纪中后期， 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崭新时代， 需要重新认识知识总体结构落脚点和人类自身价值。 为此， 以生产知识为主要使命的学术研究， 就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如何端正学风， 激发学术生命活力， 以适应正在发生的各学科基本范式的颠覆性变化？ 当代学界任重道远。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1] 在《所知世界的终结》一书中， 有一段非常值得当代学界慎缜思考的话： “我们一定不要把乌托邦置于社会科学的中心， 但是要把乌托邦学说置于社会科学的中心。 乌托邦学说是对于可能的乌托邦、其局限性以及其实现所受到的约束之分析研究。 它是对现在真实的历史备择方案的分析研究， 是对真的探索与对善的追求之协调。 乌托邦学说代表社会科学家的一种历久不衰的责任感……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乌托邦学说， 就必须停止争论一些不成问题的问题， 而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首先是决定论对自由意志， 或结构对动原， 或全球的对地方的， 或宏观对微观的问题。 ”对于社会科学学术界而言， 沃勒斯坦很有针对性地讲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即在学术研究当中， 尤其需要乌托邦的学术。 这意味着， 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对所研究的对象建立一个理想的标准化的理论与实务模型， 以为我们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建立评判标准。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 作为人类思想思考的学术研究， 其过程与结果都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问题， 所有的社会问题与现象都存在特定的背景， 或者叫“场景”， 成为社会科学对任何问题进行研究与思考必须明确的基本前提。 所以， 当我们研究、学习和理解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时候， 应该而且必须首先明确作为人类社会制度终极意义上的会计， 与作为现实存在的具体会计所拥有的截然不同的场景。 基于会计产生与发展至今的全部历史， 解释会计理论一些基本问题， 只是覆盖了会计现实场景， 却排斥了对会计基本理论研究更具本质性决定意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安排意义上的会计场景。 这可能是目前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会计学界， 在会计基本理论研究领域所暴露出来的一种普遍性缺陷。
二、会计是什么： 怎样定义？ 如何认识？
在会计基本理论的研习中， 笔者试图探寻对现有西方会计理论的一种超越。 首先从会计本质意义上来思考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会计是什么？ 这种意义上的会计， 以目前会计理论界对会计基本问题既有思考为出发点， 很多时候是基于我们对现有与会计产生和发展相关知识的一种理解、加工和升华而作出的理论思辨。 其实， 可以从更深的一个层次， 即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些基本制度的设计与安排这一最本源层面， 思考会计产生和发展问题。 笔者将从历史和研究两个角度分别考察“会计是什么”。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会计， 是立足于西方与东方会计产生与发展至今的全部历史。 当然， 这样的会计发展史， 与我们现在看会计发展， 即局限于西方会计发展， 必然是并不完全一样的会计历史。 回答“会计是什么”， 还必须端正研究思维方法。 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 无非是如何正确看待人类既有知识与我们所探索客观存在的关系。 在研究“会计是什么”时， 我们必然面临这样一个研究立足点的选择问题： 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现实会计实践为考察對象， 还是以人类社会会计制度产生源头人类对会计制度基本期待与定位为出发点。
（一）流行研究方法存在缺陷
若以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会计存在的历史为考察对象， 则面临着资料严重不足及现有的资料本身可能并不真正是历史现实的挑战。 书面历史留给我们的往往是碎片， 而且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碎片， 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完整的、带有无偏差时间序列的事件与数据。 相对于漫长的人类进化史， 这几百年碎片化的记录与数据， 根本说明不了人类亘古至今一些基本制度包括会计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规律， 更妄言找出这些基本制度产生的源头以及人类设计这些基本制度的初衷。 基于此回答“会计是什么”， 是否能从本质意义上揭示会计为什么存在问题， 往往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现在的会计学术研究中， 一些学者利用五六年或七八年的数据， 就试图找出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这样的研究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 笔者一直抱有深深的怀疑。 我们现在从会计基本理论角度讲授或讨论“会计是什么”时， 一般都是基于从一开始到现在的会计历史， 概括出会计的基本特征与内在发展规律。 这种意义的“会计是什么”， 并不是基于100%的会计存在， 而是根据可以观察到的会计发展至今的历史所得出的各种结论， 尤其事关本质意义上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 是不是反映了会计的本来面目， 恐怕谁也无法回答。 不过， 现实会计再三出现各种严重偏离人类基本期望的问题， 表明基于书面历史记载的会计研究， 可能难以得到对会计原始面目的正确认知。 出于对现行会计研究这种致命缺陷的认识， 笔者试图另辟蹊径， 为认知“会计是什么”提供一种与流行做法并不相同的路径。
（二）会计学术研究需要乌托邦式的理想
会计学术的乌托邦， 代表了人类对会计制度与实践的崇高理想。 人类， 之所以是人类， 就在于有理想。 这样的理想， 在西方就是乌托邦， 其最早的思想源头是柏拉图[2] 的《理想国》。 如果感到“理想”一词过于抽象而虚无缥缈， 那不妨借用另一种说法： 宗教。 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也表达了人类对自身某些问题的一个本源的看法。 会计基本理论， 某种程度上也可表述为解释宗教意义上的“会计是什么”， 成为会计最深刻的思想。 现在所说的思想， 无非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来对某些问题所作的思考。 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 人类正是在各自思想自由、充分的碰撞与实践中， 产生若干共识， 从而形成各种知识。 这种共识不一定是真理， 随着后来人思想的发展， 以前的共识将会面临不断的挑战， 最后形成新的共识。 学术研究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搭建充分、自由交流的平台。 人类知识的进步某种意义上是不断推翻旧的共识、形成新的共识。 这个过程是否能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 又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提倡文明， 表达了我们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 文明建立在“君子”基础上， 不是也不可能建立在“小人”得势基础上。 笔者一直认为： 社会好， 小人会把自己的那一套收敛起来， 这就是我们研究社会制度的价值所在。 而会计恰恰是社会制度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制度。 因为会计与社会经济利益各方均紧密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有什么样的会计， 就有什么样的文明。 社会发展到今天， 很难说是会计决定了文明， 还是文明决定了会计。 笔者宁愿把这两者看作一种互动的关系， 而不是因果关系。 因为会计通过反映现实经济活动， 让大家看到经济是文明还是不文明的， 然后再调整法律、道德、社会评价体系， 从而对人类行为产生持续的文明进步导向作用。 社会各界评价会计， 是通过会计准则、制度落到社会经济活动实处的方方面面， 然后由会计信息把人类经济活动的实际过程与结果再呈现给社会各界， 陈述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是否使社会变得文明或者野蛮了。 正是在人类社会与会计制度这种良性互动的过程当中， 会计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人类社会也拥有了对会计制度的基本信心。 笔者说会计是人类文明的“守护神”和“导航仪”， 这不是空洞的说辞， 更不是盲目的会计自信， 其实是对会计作为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与责任的认知， 更是会计理论与实务基本担当的宣言。
三、会计是什么： 来自东西方会计历史源头的考察
基于“会计本质、使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守护神与导航仪”这种理论概括， 笔者从西方和东方会计产生的源头来观察一下会计。 选取最能说明会计产生源头的标志性思想与事件来证明， 人类文明进步内在要求如何外化为会计制度， 而会计制度的建设又是怎样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行为框架与认知标准。
（一）西方会计的历史源头
1. 古希腊文明之亚里士多德的记录。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是西方文明源头古希腊文明化身的三巨头， 而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古希腊文明的巅峰。 选择他的代表性专著《政治学》[3] 作为考察西方会计源头所拥有基本精神的做法， 应该比较恰当。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3] 中讲到， 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必须有城邦， 因为有了城邦就把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说明人类要有分工。 他认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 统治者都是很聪明的一批人。 这类统治者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群体， 为了把社会管理好， 需要建立各种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有一个部门要管理城邦的公共财务。 对于城邦而言， 公共财物必须有人去调用， 有人去分配， 有人去记录， 有人去监督。 对公共资源、公共财产、公共活动的管理、记录、监督是城邦管理当中最核心的事务。 履行公共财务管理职责的职能叫什么呢？ 从目前看到的中文翻译来看， 第一个叫“会计”， 第二个叫“审计”， 第三个叫“稽核”， 第四个叫“财务纠察”。
其实， 按笔者的理解， 这些翻译可能都是译者应用现代知识语境去解释亚里士多德概括的当时现实。 这难免给学术研究带来或多或少的误导。 但对应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 笔者宁愿接受以下假定： 亚里士多德时代， 知识尚未分科， 不要说会计与财务、经济与管理， 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分也未形成， 因此， 当时即使存在会计制度与实践， 可能也只是属于整体知识的组成部分而已。 但是在《政治学》[3] 中， 如果从整体知识角度能使亚里士多德予以重视并作特别强调， 则一定是整个社会制度中非常重要和核心的内容。 这样的假定如果恰当， 那下面这段话就非常值得我们在研究西方会计源头会计所拥有的基本特质问题时予以重视： “一个城邦的好多機构， 即使不是全体机构， 都须经手巨额的公款。 所以， 应该设置独立的财务职司， 这种职司不问旁的事情， 只是专管各机构的收支账目， 加以稽核。 对这一职司的官员各邦名称都不相同， 或为‘审计’， 或为‘会计’， 或为‘稽核’， 或为‘财务纠察’。 ”对此， 亚里士多德作了如下注释： “以雅典为例， 财务稽核工作由‘会计’为主， 各部族各选出一人共十人， ‘审计’为辅， 亦共十人。 行政人员任期终止则会计和审计审查其账目， 如有舞弊情况， 即诉诸公众法庭; 定罪后， 勒令偿还十倍于所侵吞的金额。 参看《雅典政制》第四十八、五十四章。 ‘财务纠察’（Synegori）这一名称亦见于《雅典政制》第五十四章。 ”
由此可见， 至迟在亚里士多德时代， 会计已成为城邦重要职能管理的核心工作， 并在城邦的基本法规中得到确认， 这一点绝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构建所致。 现在讲会计、审计、财务监督都是现代的定义， 不知道这是翻译的问题， 还是当时就是同样的工作具有众多不同称谓， 但总括而言， 即使从现代语境看，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共财务管理职能， 大致上完全可以对应于会计制度与实务范畴。
总之， 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有无明确的会计概念， 而且若有， 这个会计的定义是什么， 这种会计概念与现代会计范畴是否同口径。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 亚里士多德时代如果代表了古希腊文明的巅峰， 那么， 这样的会计范畴所拥有的基本品质对于我们考察并理解、领会西方文明源头， 会计制度诞生伊始所拥有的基本精神， 应该具有无可争辩的证据意义。 不难看到， 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会计范畴， 其最为本质的要点是为了确保“公共财务”性质不要产生质变， 即忠实维护并体现、兑现公共财务的本质要求。 看到并正确理解这一点， 对于我们研究西方文化意义上会计源头所拥有的基本精神或特质非常重要。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 会计在西方的源头， 其出发点、过程、目标， 是公， 而不是私。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 也反映了西方文明开头的真实状况， 这表明西方会计是以“公”为自己的生命和工作基点。 这一点可能极大地冲击我们早已熟悉并接受的、西方会计品质定格问题的传统认知。
2. 传统公认会计之卢卡·帕乔利时代。 1494年， 在世界范围得以公认的第一本系統介绍会计知识的书籍——帕乔利的《数学大全》正式出版， 其中一章专门讲述了当时的会计， 而且这个会计跟现在的会计不全是一回事。 帕乔利的这本书， 涉及会计的那一章被现代人翻译为《簿记论》[4] ， 它的副标题是“计算与记录详论”。 不难看出， 帕乔利时代， 作为文艺复兴的黄金年代， 其相应的会计制度着眼点解决的是计算与记录问题。 这到底是文艺复兴时对希腊文明一种选择继承， 表现在会计上因商业兴盛必须拥抱“私人主体财务”， 而导致其对“公共财务”管理首要职责的放弃; 还是由于帕乔利的数学家本能， 使其忽视对会计维护财富公共性（商业私人牟利与维护私人财富的公共性， 完全可以融为一体）基本品质的关注， 而钟情于会计计量、记录这方面特质的介绍（或者说， 会计正是由于其具有计算、计量与记录之专门精深技术之特征， 才引发了数学家帕乔利的兴趣并在数学知识大全中予以专门介绍）？ 至于会计作为商业计量与计算、记录之基本特质， 这本不是数学家帕乔利所关注的问题， 他感兴趣并认为有价值的， 仅仅是会计作为在商业领域实用而广泛应用的一种最基本的计算与记录技术， 形成了数学应用实践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值得他在《数学大全》中予以专章介绍。 由于现实中会计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计算和记录问题， 所以帕乔利在《簿记论》[4] 中以一种极不符合数学家身份的口吻来概括簿记工作的基本特质： “商人在开始记录自己的业务之前， 应在每本账簿的扉页写下上帝的圣名， 并必须始终牢记上帝的圣名。 ”弦外之音， 会计是以上帝的名义来记录与计量、计算， 至于上帝是“公”还是“私”， 帕乔利没有说明， 但以现在公认的西方文化来解读， 上帝只能是“公”。
帕乔利在《簿记论》中所定义的会计， 应该严格区别于《数学大全》中其他数学知识， 具有了上帝般的神圣， 这种神圣性， 应该是指商业盈利活动的崇高品质， 会计是把这种商业所必须具备的崇高品质赋予现实千姿百态的商业活动。 因此， 帕乔利提醒， “以上帝的名义， 将你的财产目录中的每一项， 即你所拥有的货币数量登记到分录账中。 ”表明一旦经商， 你拥有的所有财产都必须服从并体现上帝的意志。 对会计中出现的各种差错， 也“必须运用上帝赋予你的智慧并借助于已学到的知识， 细心地查找错误”。 这里， 帕乔利似乎告诉人们， 对于一名会计工作者， 基本素养包括两个主要部分： 上帝智慧与理论实务知识。 这也提醒会计信息的各使用方， 理解并正确运用会计知识包括会计信息， 必须从上帝智慧与具体理论知识（常识）这两个方面进行。 在《簿记论》[4] 实务介绍结束行将进行理论总结时， 帕乔利更格外提醒会计从业人员： “请记住为我祈祷上帝： 为了对主的赞美和荣耀， 我将一如既往， 继续努力。 ”在帕乔利的会计理论中， 会计基本精神层面为我们带来了会计必须体现“上帝意志、智慧、赞美、荣耀”一说。 我们至今尚难以验证， 帕乔利讲的会计具有什么样的内涵、内容与基本特征， 但可以断言， 此意义上的会计基本品质不会也不应该是以“私”为中心， 而必须是以“公”为灵魂。
中世纪帕乔利时代， 会计只是簿记。 按帕乔利很简单的说法， 每一个商人必须懂得簿记知识。 在这里， 我们翻译成“必须”。 这一点， 值得作一番慎思。 在会计制度建设中， “必须”与“应当”是两个含混不清的名词， 经常被误用。 最终， 中国法学界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 “必须”与“应当”是一个意思。 现在看来， 混淆“必须”与“应当”， 对我国会计法制建设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从我国会计法制建设经验看， 1985年《会计法》颁布至今， 历经修改， 已具备了明确应禁止和应提倡的行为条件。 法律上说“必须”， 若做不到， 就要处罚; 法律上说“应当”， 若做到了， 就奖励。 如此， 《会计法》对我国会计实践的规范作用， 就真正找到了拿捏分寸的尺度与标准， 有助于提高我国会计法制建设的有效性。 但现在我国的会计法制建设， 显然受到了法学界“必须”与“应当”混为一谈做法的直接影响， 一部《会计法》， 禁止与鼓励两者界限不明， 从而影响了会计法制建设的有效性， 也使我国会计制度建设独步于世界各国的制度优势未能真正体现为会计制度实施的现实效果优势。 因此， 我国会计法理的这一窘境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严重缺乏直接相关。
在中世纪的西方， 会计与经商都必须在本质意义上体现神圣崇高的基本要求。 如此而言， 设计会计制度、从事会计实务、开展会计研究、讲解会计知识， 都应该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并体现上帝的意志。 对照西方会计现实， 无论从哪一个层次， 可能都扭曲了会计制度这种基本精神。 信不信上帝， 与坚信会计有无精神没有直接关系。 不管上帝存不存在， 会计精神在东西方都会客观存在。 当然， 这种共存于东西方的会计精神， 是否拥有基本一致的品质与内容， 可能是会计基本理论研究要予以回答的。
那么， 发端于1494年的现代会计， 给会计精神以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 按帕乔利的说法， 会计是非常神圣的， 因为上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可以认为这是西方会计源头的文化精髓。 帕乔利的会计， 必须体现上帝的意志。 我相信这种意义上的上帝意志， 更多的是体现“公”的意志。 对此可做进一步研究， 但至少可以相信， 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会计源头， 其起点精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话题。
3. 美利坚诞生时的会计精神。 事实上， 现在我们讲的西方会计， 大概就是美国会计的代名词。 所以西方会计第三个源头， 笔者选择了美国。 美国源头要看到哪里？ 应该是1776年， 独立宣言发布之年。 参与起草讨论独立宣言的人现在被定义为美国的开国元勋， 被公认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存在经商和会计工作经历， 而这一个人对经商和会计经历所拥有的感悟， 也为美国经济最基本的精神和原则定了一个格调。 此人就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认为， 认同并充分尊重个人利益， 是激发经济发展最具决定性的原动力。 汉密尔顿把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即私的利益与公的利益有效融合在一起。 他建议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最基本的建国大纲必须明确两个基点： 第一点， 个人利益与美国的经济发展要融为一体; 第二点， 制度必须有效地防止经济活动被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所拖累。 汉密尔顿的这两个制度建设基点， 为我们理解美国会计制度的定位提供了可靠的视角， 会计制度应该是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严格一致的前提下， 充分激发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积极性， 同时有效防范个人利益追逐对整体利益造成损害。 在这里， “公”利益的增长与保护， 似乎成为美国会计制度的基本定位与灵魂品质。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 在西方文明源头， 会计的基本定位是“公”。 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公共财务”， 还是帕乔利的“上帝”， 抑或汉密尔顿“实现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完全一致”的经济国策， 这些精神决定了西方会计制度与工作的基本面。 或者说， 恰当地回答了西方意义上理想的会计到底是什么。 而这样的结论， 简单地考察西方会计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能是得不到的， 也是无法理解的。
（二）东方会计的历史源头
1. 中华民族政治制度规范源头之《周礼》。 《周礼》的内容极为丰富， 核心是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 《周礼》大部分篇幅介绍了周朝的官职设置以及功能、岗位人员配置。 其中有“司会”一职， 即现在所说的会计领导。 其核心工作包括四项， 即参互、月要、岁会、上计。 参互指每一天要对账。 月要代表月底要结账。 岁会， 顾名思义， 指年底要报账。 至于上计， 有两个标准， 三年一小计， 五年一大计。 “计”在我国古代可能跟“稽”等同， 即稽核。 上计是三年期， 考核各级行政管理绩效， 要对三年内全部的账进行考察， 以确定各官员的待遇。 五年一大考， 以五年的会计资料为基本依据， 决定官员的进一步任用。 全面做好这四项工作， 以现在的说法， 就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由此可见， 我们的祖先是从整个社会、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定位会计的。 近代有了这样一种说法： 社会未乱计先乱; 社会未治计先治。 这是《周礼》对会计的定位， 国家、社会、政府、公共治理， 这是一整套非常復杂的理论， 但《周礼》挑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会计既是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基础， 又是国家、社会实现治理目标的基本手段与工具。 《周礼》奠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也为中华文明源头会计制度的基本精神品质与功能作用， 作了定位。
2. 中华儒家文化大成之至圣先师孔子。 《孟子》中孔子弟子万章的听课笔记记录了孔子这样一句话： 会计当而已矣。 会计界普遍认为， 这是孔夫子给会计的定义。 这句话在孔子讲的所有话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句话， 也是中华文化经典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知识点， 表明在中华文化源头， 会计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现代怎样理解孔子会计的“当”字， 是发掘中国传统会计精神的突破口。 孔子会计的“当”， 深刻地揭示了会计的本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所有的知识都是围绕人形成的， 会计同样如此。 所以， 会计本质上要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孔子将其核心要义表述为： 会计“当”。 什么叫当？ 恰当、合理、平衡， 通俗地讲就是大家都满意。 如此而言， 会计是说， 不管你做什么， 要让大家满意。 怎么样来实现大家满意， 你就要实现“当”。 会计以“当”为前提， 必须达到这样的一种满意状态。 当然， 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不一样， 每项经济活动都涉及多人， 让大家满意，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按孔子的说法， 会计“当”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让天下所有人都满意。 这种世界大同的理想， 为中华文化源头会计制度的基本定位， 树立了崇高而艰难的目标。 所以， 孔子的会计， 不只是立足于治理， 还立足于让社会的利益关系更加和谐、健康的角度。 这是孔子的会计观。
3. 中华史界鼻祖太史公之《史记》。 关于司马迁《史记》中涉及的会计， 主要是“夏本纪”部分的一段记载。 大禹在江南绍兴召集天下诸侯开会论功行赏时突然死亡。 绍兴当时有一山， 之前叫茅山， 后来因为大禹而改名“会稽山”。 据说大禹就葬在会稽山。 于是就有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如下概括： “禹会诸侯江南， 计功而崩， 因葬焉， 命曰会稽。 会稽者， 会计也。 ”这是司马迁反复考察了历史与各种传说以后所下的结论， 因此至今在古代中国史方面具有最权威、可靠的地位。 司马迁的这番结论， 为我们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会计精神， 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研究空间。 司马迁的“会稽者， 会计也”， 并不是描述性的表达， 而是他全面深入考察流传于社会上有关这段历史各种传说以后得出的结论。 所以， 前面加了一句话叫“太史公曰”， 即司马迁认为。 这本是司马迁的个人观点， 但写到《史记》里面， 就是很慎重的事情。 司马迁意义上的“会计”一词， 现在看来，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禹会计”。
这表明在中华文化源头， 会计作为一项职能与大禹直接相关。 大家知道， 大禹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关键一个人， 大禹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作为完整成型国家的第一人——夏王朝的创始者。 大禹会计是什么样的会计？ 首先可将之简称为“大会计”。 这种“大会计”， 以现代语言表达， 主要解决两大问题： ①治国理政的财经组织与管理; ②各级政府官员的任用考核。 在这方面， 中国传统会计也充分体现了为“公”而行的基本特征。 如此， 为解决古代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两个最为关键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工具、手段和基本的制度基础。
以上追溯历史所作的分析， 无论是对西方会计源头的窥探， 还是对中国会计由来的回顾， 主要是在试图回答“会计是什么”这个会计理论基本问题上， 提供一个有助于摆脱众说纷纭困境的认知框架。 同时指出， 我们从西方引进的那套会计学说， 就基本理论层面看， 不仅存在着明显的“西方至上， 漠视东方历史”的不足， 而且即使局限在西方会计框架内， 也存在着以“并不充分、碎片、片面性明显的会计现存历史来认识、概括会计本质”的致命弱点。 因此， 如何摆脱西方会计理论带给会计学界的“历史决定论贫困”窘境， 是我国会计学界亟待完成的重要任务， 也是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力图解决的问题。
四、会计是什么： 会计学术层面的思考
会计基本理论， 说到底就是要回答会计是什么的问题。 以下所作的讨论， 只是试图在“会计是什么”这个会计最为根本的问题上， 提供一个有助于达成共识的分析框架。 因此， 以下所有分析只是思辨性的， 而不是结论性的， 仅代表笔者对会计基本理论问题长期形成的一种思考。
（一）西方会计的星空
1. 上帝、神、人与会计。 综合西方会计源头的三个瞬间， 上帝都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存在， 而且先验于并能动物化于会计制度。 按西方共识， 上帝开创了神的世界， 而神造了人。 不过， 神造人不是神崇高的体现， 而是神犯错误的结果。 于是， 人来到世界， 是神犯错的结果， 人类就具有了原罪。 从而， 从上帝到神， 产生了造人的冲动; 从神到人， 形成了善与恶两种心理基础。 每个人都是善与恶的统一体。 这些对于西方极其丰富的上帝之说当然是一种很不严谨的概括， 但对于我们正确概括西方文化源头的会计精神， 恰恰是非常有用的。 简单地说， 把西方的知识揉在一起， 上帝、神、人之间存在着一条本质性连接线， 但上帝不是神， 上帝只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 不存在善恶之说， 但神身上却有善而没有恶。 神也不是人， 人身上有善有恶。 因此， 对于芸芸众生， 根本性问题是扬善去恶， 即尽可能地接近神的世界， 这靠人自身永远无法达成， 只能靠神或上帝了。 为此， 上帝与神， 为人类事先设计了各种制度， 出发点与目的都是“扬善弃恶”， 这些制度中就包括了会计制度。
现实中， 人具有感情， 从而产生爱恨。 总体而言， 人类应该爱“善”恨“恶”， 或亲“善”远“恶”。 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原则， 成为社会制度的立足点并决定其基本框架。 这样的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理解会计制度很重要。 但作为一个个具体存在的人， 其感情产生的爱恨， 与人类社会提倡的善恶要义并不完全一致， 有时候可能直接产生冲突。 由此， 回歸上帝与神的立场， 或者说让社会制度直接体现上帝或神的意志， 就成为社会制度建设（包括会计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人的情感表达， 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物化为具体行为， 最普遍与直接表现在经济活动中。 这样的情感表达，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交流与沟通， 成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人类所有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 或者说是必要前提。
人类经济活动最基本的结构要素是交易， 交易的核心是交易双方的利益。 一般而言， 交易能成功， 交易双方各自得到想要的好处， 即双方利益得到保障。 其实， 现实交易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一项经济活动往往是由众多交易组成的， 本质上看所有交易能发生就在于让交易方都得到了想要的利益。 如何看待这种完全基于交易事实的经济活动呢？ 显然， 首先要对经济活动有足够的认知， 这种认知在基本框架与结构上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共识性。 这种共识性的认知经济活动的通用框架与结构， 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会计制度; 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对这种认知框架与结构的强烈需求， 就成为产生会计制度的客观基础。
2. 交易： 会计制度建设的基点。 交易在经济活动中形成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讨价还价关系。 对于建立在讨价还价关系基础上的经济活动， 呈现在人类社会面前的是一个纷繁复杂、融客观与主观为一体的经济世界。 对于这样的经济世界， 应用古希腊柏拉图解析世界构成基本层次的基本框架， 客观与主观在现实中一直处于互动状态： 世界表现为客观存在， 存在表现为信息， 信息体现为知识， 知识加深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按西方朴素的认识， 对存在的探索产生了科学， 对信息内容与方式的探索产生了艺术， 对知识应用并实现预期目标的探索产生了管理， 从而科学追求“真”， 艺术追求“美”， 管理追求“善”。 现实中， 这样的真善美并非泾渭分明的存在， 而是高度混合在一起融入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 现实常态更不是真、善、美如此简单， 往往具有更复杂的内容与表现方式。 在现实中看到或接触到一模一样的两个东西， 也无法确定其真假、善恶、美丑的成分以及结构是否相同。 我们至今难以回答： 真的是善， 还是假的是善？ 美的是善， 还是丑的是善？ 尽管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至善、至真、至美的理想或追求， 但这样的豪言壮语显然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中人类自我矫正行为的具体需要。 对具体经济活动真假、善恶、美丑的评价， 对于整个人类至今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
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 总体上不可能是全真、全善、全美的组合， 也不可能是全假、全丑、全恶的组合。 正常的状况是， 真假、善恶、美丑的各种不同组合。 正因如此， 现实经济活动赋予了人类生活以极其浓郁、迷人的神秘色彩。
管理可能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科学要管理， 艺术要管理， 知识更需要管理。 而所有的管理从终极意义上都是要解决人类去恶向善的问题。 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宗教是从人的理念与思维方面让人知善向善， 管理则是从人类组织与行为方面实现人类信善行善。
由此可见， 唤醒并激发人类越来越多而广泛的善意， 是管理的基本目的。 这样的善意， 具有全人类共识性内容， 即有利于人类长时间存在， 即可持续发展， 这才叫善。 当然， 善有大小差别。 对于每个人， 最基本的要求， 是具有善意、抛弃恶意、力行善举。 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会计制度与实务， 无疑是人类管理活动发展至今最重要和基本的制度之一， 充当了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的“传输带”和“导航仪”。
3. 扬善弃恶： 会计制度的社会心理基础。 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带来了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会计制度必须忠实、完整地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 如上所述， 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 就是充分激发人类的基本善意。 在实际过程中， 善与恶总是混在一起形成过程与结果， 那么最终结果的善恶以及善恶程度， 借助于会计信息反映的具体经济活动， 向人们证明其对文明产生了善还是恶的后果。 会计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善恶， 借助于对每一个交易引起的经济业务善恶状况确认、计量并系统记载， 再现了经济活动善恶状况是如何变化的， 通过报告为了解经济活动在一定时间后整体善恶状况变化提供了可靠证据， 进而利用业绩评价与市场机制， 实现整个社会“扬善弃恶”这一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
总之， 会计是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扬善弃恶）， 带到每一个经济活动最基本的要素（交易）之中。 无处不在的交易， 都是讨价还价的结果， 是善恶混杂的一种利益新组合。 就利益本身而言， 很难明确地贴上是善还是恶的标签。 人类最基本或根本的利益不具有恶的基础， 这种基本利益的满足或保障， 正是人类个体意义上善的基本涵义。 但是， 当利益追求变成欲望膨胀， 就会危害社会， 这样的逐利行为不具有善的基础， 这种意义上的利益满足或保障， 容易引发人类社会之恶。 会计制度的设计， 恰恰把人类这种对基本之善的肯定与对容易普遍出现之恶的抑制， 直接体現为反映与控制的基本内容。
4. 历史成本基础与货币计价的必然性。 既然利益本身是中性的， 现实中基本的或膨胀的利益， 都会在交易过程中实现。 所以， 会计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守护神”与“导航仪”， 把交易作为会计的起点， 在源头植入“扬善弃恶”的基因。 会计的目标， 从工作起点看， 是为实现每一个交易具有健康的特征提供保障。 所谓健康的交易， 简言之就是交易双方共赢。 共赢的要求， 由此成为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定位。 会计所力图体现的共赢要求包括哪些基本要点？ 首先， 从微观角度来讲， 是交易双方都应该自愿， 而自愿的基础是大家满意。 自愿如何表达？ 市场有一个很强的功能， 能把交易双方自愿并满意的意思和状态， 以可观察到的客观存在来正确、充分地表达， 这就是交易价格或市场价格。
交易价格可以作为衡量交易双方满意度的一个替代变量。 人类要把这种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经济交易过程当中， 就必须把这种满意度的动态变化一览无余地记录下来， 以将各经济活动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性质与状况提供具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 而会计的记录过程， 自然会对经济活动的文明状态与水平起到直接而有效的控制与鞭策作用。 会计用交易价格作为衡量双方满意度的一个替代变量， 就产生了“历史成本”这一重要计量基础。 会计记账， 是以交易发生时的价格来计算还是以当前市场价格来计算？ 由于市场上的交易价格经常变动， 因此， 会计一般不倾向于以“当前市场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以交易发生时双方认同价格作为会计计量基础， 成为西方会计发展至今的会计计量主导模式。 交易发生说明此业务已得到交易双方认同， 但会计何时以及如何记录， 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会计实务难题。 按现在的分析框架， 会计必须以真实反映交易双方共赢为起点， 既然这种双方共赢最恰当的替代变量是交易达成时双方共同接受的价格， 那么， 会计以交易发生时的价格作为记账基础， 即确立并坚持历史成本原则， 就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5. 复式记账： 会计天性。 既然会计要把交易双方共赢的状况正确直观地反映出来， 那么， 会计记录就必须全面地反映交易双方的情况： 一方得利， 另一方也得利， 双方得利的经济价值必须相等， 因为同一时间发生， 所以双方满意获利即交易成立要同时记录。 这样， 会计记录交易双方等额利益或者等额受损。 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复式记账。 如此， 会计的基本原理， 就是把“交易真正建立在自愿的、共赢的基础上”这一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转化为会计制度设计的立足点以及具体的会计基本程序、循环和方法。 这样， 会计实务就是把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充分、有效地嵌入经济活动中。 反之， 会计通过这样一种范式， 试图把经济活动中没有实现交易双方共赢的状况全面及时地反映出来， 从而间接反映众多交易组成的经济活动是否满足了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 这样， 货币计价基础与复式记账的必然性， 在会计基本理论层面也得到了应有的解释， 摆脱了传统会计理论在这方面缺乏足够解释力的困境。
货币计价、历史成本、复式记账， 这是会计在人类文明进步当中， 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些计量基本属性、工作基本特征。 会计基本理论应该把这些基本特征的内涵充分地揭示出来。 为了完成这样的学术使命， 必须把会计置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 方可得到具有理论解释力的说法。 如果习惯于目前会计学界以可考证的会计产生与发展历史来归纳总结会计基本理论， 那么， 诸如以上“货币计价”“历史成本”“复式记账”等， 本来是社会经济文明进步赋予会计的基本能力特征， 往往只是得出一些就事论事、毫无理论灵性的解释。
（二）东方会计的情怀
在东方文化中， 只有一个“道”。 而这个“道”， 自始至终都以人为中心。 以中国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人按文明要求分为两类： 一类叫“君子”， 一类叫“小人”。 “君子”或“小人”， 代表了两种最基本的品格。 对于现实中的人， “君子”和“小人”往往融为一体。
1. 大禹会计观。 关于大禹会计观， 可以用下述几个片段予以概括。
为什么把大禹的会计作为考察中国会计源头的对象呢？ 因为前述中国古代会计三个源头中， 大禹会计出现的时间最早。 对大禹会计的充分挖掘， 可以为解答中华文化源头对会计精神品格定位问题， 提供富有哲理的思考。
为什么非要把大禹跟会计放在一起讨论？ 会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应该内化于最原始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中。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 存在着明显的崇拜石头倾向， 这可能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为人类发展当中最原始的一个时代叫石器时代。 大禹不仅是从石头里出生的， 成就他一生伟业的也是石头。
大禹治水成功， 据说也跟石头直接相关。 大禹想出堵疏结合的治水良方， 但是， “疏”在大禹那个时代， 比“堵”更为艰难。 在浙江绍兴茅山， 大禹找到了“覆斧”， 就是形状如覆斧的石头。 大禹治水成功， 就是因为找到覆斧这样一个工具， 水道疏通以后， 形成了成片的土地， 也让所有水连成一系， 可以畅流不止、生生不息， 使中华民族开始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场所。 这一点， 对于中华文明是居功至伟的进步。 因此， 大禹实现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一次初始而突破性的超越， 从而对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换言之， 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 而且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一个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 大禹治水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大禹治水成功， 使他拥有了继承舜帝位的资格。 他成为领导人后， 觉得这个疏堵相结合的治水方式， 可以给他统治国家带来很多的启发。 从治理国家的角度看， 疏就是奖， 堵就是罚。 这种方法用到社会治理上， 效果就如治水那般显著。 用治水方法来治人， 可能是大禹的基本领导理念。 对这样一种治国理政方法， 大禹最后给了它一个专门名称， 就是我们的“会计”。
2. 疏堵与赏罚。 大会计强调两点： 赏与罚。 用大会计的观点来解释会计的主要功能与任务， 有助于解决好“爵有德， 封有功”以及“恶无细而不诛， 功无微而不赏”这治国理政两大关键难题。 对于现代会计而言， 计功好理解， 但在有德方面， 会计如何有所作为？ 现代会计却一片迷茫。 大会计在这方面给我们打开了思维窗口。 大会计解决了单个个体（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个体）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叫忠诚， 第二个叫贡献。 大会计为社会经济发展如何做到防微杜渐建立了很有效的制度基点。 这份弥足珍贵的中华会计文化遗产， 演绎为现代语言就是： 凡是恶的东西， 作恶即使很小， 也要惩罚; 而功哪怕很小， 也要赏。 这说明在大禹时代， 对属于恶的东西是非常忌讳的， 哪怕很少一点， 也要进行处罚; 对于有功的行为， 即使十分微小， 也会奖励。 大禹的一代伟业， 应该与其所秉承的治国理政基本理念， 以及强有力的大会计制度作为落地保障机制紧密相关。 不难发现， 大禹会计的以上两点精华， 无论从社会还是政治、经济角度， 都是从整体看个体或者从个体服务于整体视角来论功行赏和判断善恶， 从而为准确理解“大会计观”奠定了基础。 今天， 当我们从中华文化（文明）的源头来考察大禹会计精神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会计的定义、结构， 是需要正确认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东方会计与西方会计， 在源头基本精神上不同的立足点。 立足于现实中人跟人的交流， 而不是上帝与神的意志， 赋予会计灵魂， 可能是东方会计区别于西方会计的根本点。 对中国会计源头基本精神的考察， 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祖先独步于世界会计的贡献所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这种发轫于中华民族文化源头的会计精神， 为长期以来深陷于个人主义与资本至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泥坑而痛苦不堪、难以自拔的人类， 提供了一种已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解套思路。 立足于人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角度来设计会计制度与会计职业并评价会计工作、会计信息， 这是大禹“大会计观”对当代完善会计理论建设的极有价值的贡献。
五、让东西方会计汇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
前文已明确， 个人对组织而言、组织对人类而言、人类对整个自然而言， 不同的层次使得善有不同的程度。 现实中， 个人对组织忠诚， 但如果组织危害社会， 那么强调个人忠诚于组织还能是“善”吗？ 这样的制度与会计， 就容易出现阿伦特所讲的“平庸之恶”。
现代所有组织都具有层级制结构， 科层制因此成为泛滥全世界所有组织的基本制度。 在中國文化源头， 这种层级制度并不似西方那般僵化呆板， 往往与最高领导人打破层级一贯到底做法并行不悖。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智慧， 到现代才为西方所认知， 并美名为组织“扁平化”变革。 所谓扁平化， 本质上看， 就是中国古代皇帝可以在任何时候， 越过很多层级， 直接到民间进行“微服私访”。 在西方， 按传统理论， 这种“微服私访”的做法是违反管理层级原理的; 但在东方， 最高领导人一直具有直接深入最基层业务中的习惯。 东方管理文化传统当中， 一直就有分布式思维习惯， 这种思维习惯当然会渗透到具体会计制度与实践中。
东西方在对人性的认识上， 存在着明显差异。 东方人关注善恶， 西方人关注利益。 就实用性要求看， 西方的做法可能更接近人类现实。 通常而言， 一个人首先要对家庭负责， 然后要对企业负责， 再要对全人类负责， 最后要对自然负责。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觉悟。 我们无法直接证明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真的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 更不知道现在美国的会计准则是否是建立在美国国民的道德水平基础上。 如果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德基础， 那有什么理由要求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按美国会计制度来呢？ 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达程度是否存在正相关同比例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 似乎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 如果人类的道德基础、经济发展、科技水平与会计制度均具有互动关系， 那么， 会计在人类文明进步中就承担着艰巨而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 我们拿美国会计的现实来看， 无论是理论还是准则、实务， 其值得反思的方面有很多。 至于以美国会计作为全世界会计标杆样板的做法， 更是值得商榷的。
六、“会计是什么”应予思考的层面
在会计基本理论层面， 关于会计本质属性即“会计是什么”问题， 是整个会计学界历经数代人众多努力至今未予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笔者另辟蹊径， 试图为解决这一很有挑战性的会计理论难题， 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于对东西方会计发展源头精神的挖掘， 我们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 看到了会计所具有的灵魂层面， 为我们理解会计所应拥有的精神世界， 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可靠场景。 接下来通过总结， 对会计到底是什么建立一个概念性框架。
（一）会计在人类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放眼整个人类社会， 会计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会计制度与会计职业亦如此。 人类社会整体结构分为塔尖、主体、底层三个部分： 塔尖是所有人类的总目标， 底层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主体是连接塔尖与底层的通道。 包括会计在内的所有知识处于主体层， 目的是让每一个底层的人不要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会计作为反映并控制经济活动的基本制度， 必须建立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事实基础上。 我们不能超越人类文明的基础和水平， 抽象、空洞地谈论会计制度。 当然， 人类文明水平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社会诸领域发展水平以及组合格局的综合概念。 对此的研究已超出会计基础理论范畴， 但要理解会计本质属性问题， 就必须联系会计制度赖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法制诸领域综合而形成的能力水平。
以上所述的言外之意， 就是会计基本理论目前已面临以下问题的严重困扰： 人类进入21世纪后， 其文明进步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与水平？ 会计制度层面对此是怎么定位的？ 会计无非是立足于人类文明基础， 竭尽所能把人类导向更文明的状态。 即会计对人类文明而言， 应该是往上走的积极力量。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 人类文明并不是直线上升的， 有些时候难免往下波动。 当人类文明往下波动时， 会计一直在相伴往下， 至于说这种相伴往下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会计界对会计这样的往上往下状况要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 对近百年（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会计发展把脉， 这一点尤为重要。 问题在于， 现在学习的会计知识， 几乎都是不超出一百年以内的会计实践。 正是这样的会计， 在进入21世纪后， 面临着日益激烈的挑战。 其中最大的挑战， 正是来自于人类文明进步层面。 如此， 对会计基本理论的现实反思， 必然牵涉到对整个20世纪以19世纪为基础而形成的整个人类文明新框架及其结构的质疑与批判， 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学术话题。 由此可见， 目前流行的会计基本理论， 已明显落入与人类文明进步脱钩的陷阱。 如何立足于会计实务层面， 对现代会计履行对人类文明进步职责状态与质量作出客观理性评估， 从而为现代会计发展找到正确的方向与实施路径， 是当代会计研究的当务之急。
20世纪前5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此阶段很难说人类处于文明进步时期。 但是， 却有人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催生了新的国际秩序。 最明显的是， 世界终于有了一个管理国际秩序的联合国， 也有了管理国际金融活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所谓国际新秩序都带有非常明显的西方性质， 基本上体现了西方文明和文化。 作为东方人， 我们对这样的现状必须要承认。 西方近五百年快速崛起， 已领先于东方， 西方比东方做得好， 就应该向西方学习， 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 如果现在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明已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我们就不能也不敢对此有所批判， 在吸收借鉴时竭力排斥进行必要的中国化处理， 只全盘接受， 那么， 会计发展就很难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历史的经验是， 对西方文明包括会计， 简单粗暴地全盘接受或否定都不是正确的态度。 这当然也是21世纪会计学术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二）会计行业应有“星空”与“内心”
会计行业每一个人心中， 必须要有“理想的会计”， 这样在走向社会从事会计职业、设计会计制度、开展会计学术研讨、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 就可以拥有一个丰满的会计精神世界， 从而使我们在会计职业生涯中能明辨是非、守住底线、行止自如。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5] 一书结尾， 道出了一段现在广为人知的充满哲理的肺腑之言。 康德的警言激发了我们每个人仰望星空与忠于内心的豪情。 会计是什么， 即会计本質属性问题探讨， 为会计行业塑造了一个共同拥有的“理想会计”， 从而使我们每一个会计“仰望星空”与“尊重内心”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确定的目标。 按康德的见解， 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所敬畏， 具有“仰望星空”和“牢记心中道德法则”的品质， 这样， 人类理性才能得到坚持。 对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与教学， 就是试图为会计专业、会计理论、会计研究， 建立一个可供全体从业者敬仰的“星空”和自觉服从的“内心”。 不然， 等我们仰望自己的星空时， 发现是一片空白; 而我们的内心， 又是那种漂泊无定的感觉。 所有会计人员如果拥有了共同的“星空”与“内心”， 那么， 对照自己所做的会计工作， 就明白存在哪些差异; 哪些差异是合理的， 而哪些差异不合理且完全可以避免。 会计研究就是要找出可以改进、避免的差异， 这样既可明显提升会计的学术研究价值， 也从制度层面为完善会计， 更从实务层面切实提升会计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和地位， 提供了可能。
如果现在不抓紧做好这项工作， 那么在21世纪，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会计真有可能走到尽头。 面对信息化， 会计行业很紧张。 计算机信息化、智能化， 让一直以标准化为自豪的会计深感到了“穷途末路”。 在学术界， 有人认为计算机做会计， 比人做会计会更好。 计算机软件替代会计， 恰恰让会计制度与实务这方面的内生性缺陷得以彻底清除。 更进一步地说， 如果这个会计软件真的是人类文明的化身， 那么应用这个软件比现在靠会计人员去守护文明底线会更有效。
但是， 会计实践不会如此简单。 会计是文明的组成部分， 而文明充满着人文情感， 计算机恰恰是没有人文情感与关怀的， 更没有善恶的理性要求。 会计处理每一个业务， 都充满着人文情怀与善恶取舍， 人类文明进步是在这样的会计制度的积极作用下有序实现的。 当然， 会计在现实中还经常面临文明底线的挑战， 当一些会计业务按现行规定有多种不尽相同的处理方式与方法时， 会计对现行规定的执行就具有了“自由裁量权”， 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往往会引起交易各方利益关系的变化。
我们以前把这方面的会計问题， 用一个非常感性的词来概括， 叫会计的职业判断。 但是今天再涉及这方面内容， 就拥有更确切的含义。 会计的职业判断只是说会计准则是非常严格的， 在具体实务当中有多种方式方法可供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一个更能客观反映经济业务本质的处理办法。 这句话讲起来非常抽象， 什么叫更真实更客观地反映？ 真实客观的反映， 必须以基本的善为立足点， 是增进了企业的善， 还是让企业的善遭到了伤害？ 下面以西方会计现实为考察对象， 以传统“三张报表”为解释该问题的抓手。
（三）会计传统三大报表体现的精神
资产负债表表达了人类对财富意义的认识。 财富是人类善良的结晶， 还是人类邪恶的产物？现实中， 财富并不简单地是财富， 更是人类善良与邪恶较量的结果。 会计的使命就是要赋予财富以价值。 对于人类有价值的， 是善良还是邪恶？ 答案应该是“善意”。 如此， 资产是表达善意的能力。 所有者权益， 成为践行善意的基础。 负债， 是对善意的承诺。 践行善意的基础与对善意的承诺， 均来自于实现善意的能力， 即这两者必须保持动态平衡。 所以， 资产负债表， 表现了一个企业实现善意的能力是处于提高还是下降状态。 以资产来衡量人类实现善的能力， 则财富越多， 人类善意就实现得越充分。 由此假设， 任何企业都是基于善而设立运行。 在行善过程中， 对社会要有越来越多的凝聚力和贡献， 而这完全取决于企业行善能力的强弱。 如果一个企业行善能力越来越小， 基础就越来越薄弱。 我们现在讲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应该就是这样的概念。
损益表， 某种意义上是行善能力的实现。 实现行善能力， 需要一个过程， 经历一定时间。 损益表只是说明行善能力在本期的实现。
现金流量表， 表明本期实现行善能力的具体质量。 企业行善能力实现， 本期实现只是个数量， 还要观察本期行善能力实现的质量。 所谓行善能力的质量， 是说这种行善能力具不具有可持续性。
笔者认为， 对会计传统三大报表基本含意作以上解读， 会彻底颠覆现有的会计理论。 企业既然是行善的实体单位， 则会计当然以反映行善能力为目标。 对会计作出这样的认识， 可以在极大地丰富会计理论的同时， 明显提高会计理论对会计实务的引领、指导作用。 以损益表为例， 众所周知， 损益表的核心指标是利润， 既然它是行善能力的实现， 那么， 利润多是不是意味着行善能力强？ 那么， 按目前的会计口径， 是不是利润就是善， 亏损就是恶？ 绝对不是！ 现在会计利润是收入与费用的差额， 涉及供应商、客户、员工、股东以及政府方方面面的利益， 差额是正数为利润， 是负数则为亏损。 从现实而言， 如果从善恶立场看， 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利润为善， 反之为恶。 如此， 利润与亏损均有善恶之分。 利润具有善意， 可以定义为“好的利润”; 反之， 利润具有恶意， 则为“坏的利润”。 在有关会计报表理论中， 关于利润根本没有好坏一说。 在西方， 在会计行业外部， 已有了明确提出好利润与坏利润概念， 并提出了具体计量与分析思路。 可见， 按现在通行的会计理论， 会计利润表上的利润， 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 企业要追求的， 应是好的利润， 如果追求坏的利润， 对社会与企业都是灾难。 一个企业以坏的利润为目标， 这个企业的存在就失去了价值， 或者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伤害。 美国的乌麦尔·哈克所著《新商业文明》[6] 一书对此已作了精彩论述。 但是， 放眼会计界， 至今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目前会计实务中， 如何在算出利润的时候， 明确地告诉人们这种利润的好坏属性， 已经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到今天， 对会计提出的一种改进、改良呼声。 归结为一点， 会计仅仅计算、报告利润已经远远不够， 必须要回答利润是好的还是坏的。 弦外之音， 凡是增进人类善意的叫好利润， 反之， 对人类善意的损害则是坏的利润。 会计只有把利润好坏算清楚， 才算满足了现代社会对会计利润计量的基本要求。
当我们把现行会计放到体现人类文明进步要求的会计原型中观察， 不难发现： 现行会计代表了现在这个时代，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跟我们理想的人类文明格局肯定存在差异。 人类文明要提高， 会计应该与时俱进。 在理论上构建会计“乌托邦”范式， 对推进会计研究及深化会计实务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我们不能认为， 现实会计可以一下子改造为理想会计。 但是我们可以明白， 会计变革应该往理想方向去发展， 而不是偏离理想越来越远; 会计学术研究要为缩小这种差异而努力， 而不能扩大这种差异。 现在汗牛充栋的会计学术研究， 似乎并不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不少研究事实上在为扩大这种差异提供理论基础。 这方面的例证， 莫过于会计界对“盈余管理”问题的众多研究上。 这样的会计学术研究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 没有任何的进步意义。 会计研究应该具有基本的道德要求， 会计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至关重要、基础性的工具。
七、深化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一）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应基于东西方人类经济文明展开
人类社会发展根据有文字记载的有限片段来看， 时间维度上， 有五千多年，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有三千多年; 空间维度上， 则包括东方和西方。 因此， 会计需要面对的历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全部。
会计基本理论帮助人们从基本面上认识会计， 它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做了什么？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 既要脚踏实地立足现实， 又要仰望星空， 关注人类社会经济进步中会计的演进历程。 这种尝试并不是标新立异， 而是试图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来思考会计发展问题。 只有把会计置于东西方全部的人类经济文明进步的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 才有可能看到一个真实完整的会计， 才有希望在会计基本命题方面取得共识。
（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应实现突破性革命
会计是一门社会科学， 具有特定的含义， 既区别于以描述性、解释性为主的自然科学， 又区别于以感性認识为主的人文科学， 它更多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以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和人类本身对经济文明的定义和追求为根本出发点。 事实上， 离开了最基本的立足点， 任何社会科学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也难以取得对人类文明进步与现实真正具有解释力的学术成果。 会计亦如此。 笔者对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及教学的思考， 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呼吁大家回归会计本源， 思考并分析会计发展到现今的一切问题。
作为会计人， 不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务工作者， 不论是在政界、学界还是商界， 既担负会计使命， 又有个人利益诉求。 会计学术、会计制度、会计实务这几个方面， 包括选题、研究方法、目标的确定， 制度设计基点与目标的确定， 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各项具体业务的办理， 都存在一个职业选择与判断的问题。 是基于会计个人利益最大化， 抑或是企业利益最大化， 还是社会财富与对自然贡献最大化？ 这些目标的定位， 哪一个才真正体现了会计使命感？ 每一个现实会计人可能都会作出不尽相同的选择， 且各自都会对自己选择的合理性深信不疑。
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于， 每一个会计人对自己的行为选择， 都满足了现行法律制度的要求， 但会计学术成果与会计制度执行以及会计信息产生的后续效应与具体经济后果， 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于是， 人们往往会从会计学术、制度、信息公开后的实际效果， 评价会计学术研究、会计制度设计、会计实务工作的质量; 当前即使形成了共识与改进建议， 但未来的选择又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会计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困局， 每一个会计人都因此而彷徨失措。 现在看来， 在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不能实现突破性革命， 从而真正激活会计的灵魂世界， 让每一个会计人拥有职业精神与自省能力之前， 以上困局就必然成为会计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阻碍。 由此可见， 加强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并不是会计学术界的一种自娱自乐， 而是摆脱会计发展恶性循环、实现会计与社会经济文明进步融为一体的必由之路。
（三）会计基本理论研究应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尊重历史， 熟悉历史， 每个人都在书写历史。 在历史上留下值得后辈震惊的东西， 是一个人存在的重要价值所在， 也是会计作为一种职业、一种制度所要追求的目标。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学术水平。 人们所接收的知识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 而不是碎片化的。 这一假设有助于人更好地做学问， 然而现有的知识却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 但是批判性的思维有非常完善的框架来帮助甄别现有的理论和实务。 人们深信会计是崇高的， 不是卑微、可耻的。 从大禹会计到复式记账， 从简单的报账与明确经管责任会计， 到内容丰富、技术手段复杂的现代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 会计的社会影响与认同度已大为改善， 但人类社会对会计的基本定位与要求或者理想始终如一， 毫无变化。
八、拓展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视野
（一）从人类社会经济文明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会计与社会经济文明是一种表里关系。 会计学本质上就是社会经济文明基本要求的实践框架与行为指南。 社会经济文明具体落实在三个支点（企业、市场、竞争）上， 也可以认为这三个支点支撑着社会经济文明的整个大局[7] 。
1. 企业作为法人主体存在， 本身就是经济文明进步的产物。 企业拥有自主经营、独立决策、自负盈亏的权利与责任后， 完全承担了企业盈亏的全部后果， 从而使得作为企业盈亏计算的核心制度——会计， 在企业经济发展中自始至终充当了一个“辅助决策”的角色。 企业的投资、运行乃至每一个业务的发生， 都建立在会计严格计算盈亏的基础上。 如此， 会计对经济活动盈亏的计算， 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计量工作， 更重要的是对企业所有经济行为的一种“引导”“提醒”与“参谋”。 会计计量的框架与内容， 表面上看是为了适应并满足组织管理经济活动需要形成的， 但究其实质， 会计并不是针对特定组织对信息的需要而产生， 而是受制于所有组织的基本需要。 显然， 这种基本需要只能是社会经济文明的基本要求。 会计无非是把体现社会经济文明要求， 即穿越时空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基本要求， 作为制度构建与工作开展的立身之本， 通过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职业努力， 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而为社会经济文明持续进步提供保障。 这样的保障功能， 通过会计制度细化、实化到经济活动中; 通过会计对经济活动的正确反映， 检验具体经济活动的文明状况; 通过会计信息的及时反馈， 引导、督促经济活动更多地满足经济文明进步的要求。 由此而言， 经济文明是会计之魂， 而会计则是经济文明寄生的主要客体。
2. 市场是经济繁荣与高质量发展的平台。 市场强调的是， 稀缺经济资源只有通过广泛而充分的交易行为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与运用。 交易的基础， 是使交易双方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与保障。 实现这样的交易目标， 要求交易双方对交易标的内容与质性有充分了解。 对交易标的内容与质性的了解， 成为所有交易发生的共同前提。 显然， 这样的基本需求， 并不取决于具体交易各方的利益诉求， 而是来自于社会经济文明对所有交易内容与质性的基本要求。 这样的基本要求， 构成了交易各方都必须遵循的共同原则， 从而形成了会计制度的基本内涵。 由此不难理解， 为什么世界上所有资本市场都毫无例外地实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作为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工作予以重视， 并以严格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 可见， 交易是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活动， 也是促进社会经济文明形成的最原始细胞。 会计通过制度构建与信息披露， 有效地把社会经济文明的基本要求落实于每一个细胞行为中。 因此， 就建立在会计基础之上的交易活动来看， 会计制度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文明的发展， 会计工作成了监督、反映、引导每一个交易真正满足社会经济文明要求的主要手段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 社会经济文明进步要求是会计发展的动力和方向， 而会计是把社会经济文明基本要求带给人类社会每一个层面、环节的基本渠道。
3. 竞争是激发经济活力的根本手段。 竞争手段丰富多彩， 但所有竞争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有限经济资源的持续生产能力， 即持续创造价值能力。 这样的持续创造价值能力， 与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如何保证竞争过程充分实现这一基本目标？ 可行的做法， 就是让竞争完全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原则。 “三公”原则中的公开原则是一个最基本而且可检验的要求， 因此是最为基础的原则。 会计正是体现竞争“公开”原则的具体制度。 一定意义上看， 公开原则实现的程度直接制约着公正、公平原则的实现， 从而深刻影响竞争的有效性; 公开原则则完全依赖于会计制度实现， 因此， 会计就成为竞争公开原则实现的主要途径， 从而使会计成为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 以及影响现实经济行为的基本途径。
（二）从经济与会计的互动关系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现实生活中， 会计旨在让经济做到心中有“数”。 这个“数”， 对所有经济活动而言， 既是一种行为框架（准则制度）， 又是一种对行为过程与结果的反馈。 会计满足经济需要体现了制度与信息的可靠性， 会计满足管理需要体现了制度与信息的相关性。 在这一方面， 西方经济学界被誉为亚当·斯密以后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学家路德维西·冯·米塞斯[8] 在《人的行为》一书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1. 会计计量制度， 满足了人类社会从根本利益上统一评价各种经济活动的需要。 货币成为经济度量的工具， 为人类认知并有效管理各类经济活动提供了规范的框架。
根据《人的行为》一书的观点， 凡是行为总是考虑影响未来的情况， 经济计算总是基于未来展开。 然而， 行为也会受到过去的事情和交换率的影响， 它之所以这样， 也是为将来的行为作更好的安排。 行为人通过对所想完成的预期工作进行经济计算， 对投入与产出进行比较， 以确定行为的结果。 经济计算或许是估计未来行为的可能结果， 或许是认清过去行为已然的结果。
“会计的实际意义， 是要体现一个人如何可以自由消费而不损害未来的生产能力。 经济计算的一些基本观念——资本与所得、利润与亏损、消费与储蓄、成本与收益——的发展， 都对这一实际意义有所体现。 这些观念以及来自这些观念的所有观念之实际应用， 都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 在市场里面， 一切等级的财货与劳务， 是与一种普遍使用的交换媒介——货币——相交换的。 这些观念， 如果与实际的行为无任何关系， 那就只是空论。 ”以现在的观点来解读米塞斯的这段分析， 似乎可以这样说： 在经济活动中， 所有理论概念包括货币及其计价， 如果对具体、现实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活动不具有影响， 就是空谈; 能让货币计价对现实经济与管理产生影响的， 只有会计制度与工作。 会计无可推卸地充当了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尤其是各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实现无缝衔接的唯一通道。 会计的这种通道作用， 不只是单纯扮演一个现成经济理论的搬运工， 更重要的是充当经济理论的质检员; 只有通过了质量检验的经济理论， 才可以纳入会计制度， 并作为检验具体经济活动在文明问题上做得如何的框架与标准， 进而影响具体经济活动。 会计学与经济学在这一过程中， 客观存在着互动、制衡、共生的关系。
2. 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 对会计与经济具有双重约束。
（1）会计奉行历史成本原则具有内在必然性。 把人类知识拓展到未来的情况， 不是经济计算的任务， 而是尽可能地调整人的行为， 使其适应为了满足未来欲望而作出的选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行为人需要一个计算方法， 而计算必须有一个共同标准——货币， 来统驭所有的项目。 会计以历史成本记账， 恰恰适应了人类“根据过去和现在， 推知未来以及现在如何满足未来欲望”的思维惯性。
（2）会计对现实经济的反映与作用， 不是无所不包、万能的。 “经济计算不能包括那些不用货币来买卖的东西……有些必不可少的东西不是金錢所能购买的。 气节、德行、精力、健康， 乃至生活本身， 在作为手段和目的的行为中， 都有其重要作用; 但是， 这些东西都不在经济计算之列。 有些东西， 毕竟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的， 另外有些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 只能就附着于它们上面的价值之一部分来估（例如商誉）……”米塞斯根据其所处西方时代的特定背景认为， 会计只能是微观计量而无法实现宏观计量。 以金钱来构建的经济计算制度， 是以一些确定的社会建构为条件的。 它只能在分工且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运作， 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各级的财货与劳务都以通用的交易媒介， 即以金钱来买卖。 以金钱进行计算， 是那些生产活动由私人支配的社会中的计算方法。 它是一种计算方式， 用以稽核自由企业背景下社会中个人的私有财产和所得、私有的利润和损失。 经济计算的一切结果， 都只是一些“个人”的行为结果。 “当统计人员综合这些结果的时候， 其结果表示许多独立的个人自发的行为结果总和， 而不是一个集体或一个整体的行为结果。 凡是不从个人观点出发而进行的任何考虑， 金钱的计算完全不适用， 而且无用。 它只可用以计算‘个人的’利润， 不能计算想象的‘社会的’价值和‘社会的’福利”。 显然， 上述观点认为会计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能进行有效判断， 完全不符合人类发展至今的历史规律。 这表明， 再伟大的学者， 其研究还是会带上深深的价值观烙印。
（3）会计是现代文明的制度性呈现。 “金钱的计算用在资本账上， 完美到了极点。 它可以确定可用资本的金钱价格， 并把这个总额与那些由于其他要素的活动而引起的变动相比较。 它使成功与失败、利润与亏损成为可确定的事物……有些人会讨厌金钱的计算， 他们不愿意‘批判的理智之音’将他们的白日梦唤醒。 现实使他们头痛， 他们向往一种无限希望的境界。 他们觉得， 凡事都要锱铢必较的社会秩序是鄙俗的、讨厌的。 他们把发牢骚叫做高尚的行为， 可与真善美相提并论， 而且是与现代工商业者那种卑陋庸俗的行为作风相反的。 但是， 人们对美和善的崇拜以及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 并不因金钱的计算而受阻……文明和经济计算法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放弃这个宝贵的心智工具， 文明就会消失。 歌德赞美复式簿记， 称之为人类心灵最好的发明之一， 这是对的。 ”
从现代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论述中发现， 会计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类利益和谐发展。 和谐， 强调了人类整体与长期利益， 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敬畏; 发展， 强调了经济具有质量保障的增长， 带给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水平的同步提高。 会计制度必须充分体现这样的要求， 会计工作应该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 会计学术研究不能背离这样的主旋律。
（三）从泰罗制科学管理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美国丹尼尔·A.雷恩等[9] 在其著作中认为， 泰罗对现代管理贡献最大的表现为两大方面： 成本会计和生产控制技术。 泰罗成本会计旨在倡导财务业务一体化， 以解决共赢问题。 会计完全可以成为促进利益增长的手段， 是积极的管理制度。
1. 泰罗制科学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导向。 泰罗认为： 对于企业而言， 只有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 企业才能成功; 企业运营的首要目标， 应该是保证雇主最大限度的富裕， 以及每个员工最大限度的富裕。 人与人之间的业务差别， 不在于智商， 而在于渴望成功的欲望。 企业真正的潜力不是人更辛苦努力地工作， 而是更聪明地工作。 科学管理是一种心理革命， 不是仅仅为利益而管理， 而是为实现众善与共赢而管理， 成为社会之善。
2. 会计是泰罗制科学管理的集中体现。 泰罗以伯利恒公司为实践对象， 尝试应用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成本会计系统。 泰罗对会计的了解与痴迷， 完全来自于海斯依巴斯的成本费用控制会计系统[10] 。 十分有趣的是， 正是海斯依巴斯的基于经营要素时间与空间有效协调、追求效率与高质量产品服务的会计系统， 打开了泰罗迈向科学管理的大门。 “泰罗早期受雇于约翰逊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斯蒂尔电机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 为了更好地开展顾问工作， 泰罗出钱聘请威廉·巴斯利当他的导师。 威廉·巴斯利是会计师， 在铁路会计方面积累了多年经验。 泰罗正是从威廉·巴斯利那里学到了由麦卡勒姆和芬克首创的会计和报告方法。 泰罗为斯蒂尔电机公司创立了一套有关原材料、存货以及发货等的成本会计法， 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线路程序’， 即装配图表， 用来说明如何用各种部件装配电动机。 ”可见， 现代会计内含的精神， 启发了处于迷茫中的泰罗， 为他开创科学管理新天地提供了有力抓手。
而作为泰罗科学管理系统重要元素的会计系统， 对当时流行的会计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泰罗的成本会计要求严格的成本分类， 而且必要的汇报程序也明确反映了其例外原则。 泰罗非常讨厌公司的年度报告、半年报告以及月度报告都要管理过目， 他认为这种事后记账系统毫无意义， 因为这时管理者即使采取行动也为时已晚。 在伯利恒公司， 泰罗将成本会计职能转移给新建立的部门， 还创建了与每日运营报告同步的成本数据。 这样一来， 成本就成了每天计划和控制的一部分， 而不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加以分析的数据。 这个系统非常有效， 甚至已经有效到公司高管竭力想要废除它的地步。 很明显， 他们并不喜欢这样精确、及时地评估其工作绩效”。
3. 管理革命的关键在于会计革命。 与泰罗制相对应的会计， 充分地体现了对知识、理性的执着以及对细节的持续关注， 以期用准确信息来引导经济组织与管理行为。 这样的会计， 充分地体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 “从本质上说， 科学管理， 对于在具体公司或者行业工作的工人来说， 将会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 他们对工作的责任、对同事的责任、对雇主的责任， 都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 同样， 对于管理工长、主管、企业所有者和董事会也将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 他们对管理层同事的责任、对工人的责任、对日常出现问题的责任， 也是一场彻底的心理革命。 如果没有双方彻底的心理革命， 科学管理就无从谈起。 这就是科学管理的本质——伟大的心理革命。 ”会计制度的改进完善， 意味着泰罗科学管理意义上心理革命的实现， 即建立“共生、共享、共赢”管理系统的基础工具与核心技术保障。
（四）从人类进化角度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1. 从生物进化角度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康拉德·洛伦茨[11] 在《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一书中指出： “竞争带来物质进步， 但竞争最终也使人类迷失本性。 ”随着科技与工业的进步， 人口不断增长， 自然资源越来越短缺， 人类内部围绕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 现代社会， “金钱不再是一个工具， 而成了追逐的目标。 ”以金钱为目的， 可能是现代会计以货币计量为唯一手段来评价与考核经济活动， 反复给人类心理暗示带给人们思维模式固化的结果。 米塞斯[12] 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认为“货币的经济学计算方法是市场经济的智力基础……经济学计算是市场经济的理性工具。 ”甚至于， 因为会计货币计量的出现， 才确立了资本的现实概念， 从而使资本范畴在现实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是， 人类围绕金钱所进行的各种竞争， 明显扭曲了人类健全的心灵， “直接抑制了那种永远活跃、十分有益的创造力， 并且还以其无情的魔鬼之举摧毁人类创造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它的一切行动只受商业利益驱使”[12] 。
可见， 片面地强调经济竞争， 扭曲了人类商业观念， 更扭曲了人类经济活动所应追求的财富概念， 会计对此背景的被动适应诱发了人类对社会经济文明进步基本承诺的放弃， 从而助长了以金钱为最终目的的恶劣风气。 企业也落入了以股东金钱财富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陷阱。 “每个制造商都在想方设法地尽可能提高消费者对自己产品的需求。 为了实现这种自私的目标， 许多‘科学的’研究机构还专门将‘通过何种方式可以最好地实现这个目标’作为课题加以研究、探讨。 受到那些在本书中论及现象的影响， 大多数消费者听凭自己被那些通过民意测验、广告调研等方法精心炮制出的营销手段所操纵、控制”[12] 。 这表明， 在现实生活中会计已彻底地世俗化， 成为人类谋取个体利益的手段与工具， 而彻底放弃了对人类经济行为文明基本面以及在实施框架與行动遵循方面应有的坚守。
2. 从人类意识发展角度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当代著名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13] 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 探讨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逻辑以及趋势问题， 对人们认识会计与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关系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他认为， 人类是在物质长期严重缺乏的恶劣环境下实现进化的， 物质化追求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主旋律。 会计的产生与发展亦贯穿着这条主线。 翻开中国会计学者编著的会计学原理教材， 开篇都会写出类似这样的一段话： “物质资料的获取与生产，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以最少的占用、最小的消耗， 取得尽可能多的物质资料， 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 会计正是把人类这样的追求转化为人类具体经济活动的基本制度”。 在会计基本理论层面， 人们把会计产生与发展， 牢牢地定格在人类物质资料的占用和生产的过程与结果上。 对这样的会计认知， 人们一直深信不疑。 但面对人类简单或单纯地追求物质化形成的种种困局， 尤其读了《同理心文明》一书后， 以上深信不疑的会计理念开始动摇。
里夫金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 “过度物质化带来了人类‘亚健康’。 ”人类生活日益物质化的现象带来了以下后果： ①生活质量下降; ②当收入达到使人感到“经济舒适”的最低水平， 平均幸福指数实际上随财富积累而下降; ③一个人在物质主义价值观标杆上所处的位置越高， 就变得越不信任他人; 一个人越看重物质， 就越自私， 对他人就越吝啬; ④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就跟酒精或毒品一样， 一旦有了一番新体验， 就不得不为了保持幸福感而不断前进。
里夫金的以上分析， 为人们反思目前会计理论与实务拓展了更为丰富、复杂、广阔而生动的空间。 会计学上目前对会计目标与要素的体系结构以及概念定义的构建， 均是以人类物质资料生产与交换为现实基础， 从而直接定位了会计对象以及会计工作的方向与力度， 形成了大家熟悉的报表与会计信息使用制度。 这样的会计， 着眼于经济的有形层面——物质资料生产、交换过程与结果， 但明显忽视了经济的无形层面——经济过程知识与商誉等隐性因素。 这种会计结果， 自然造成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实现协调、匹配进步， 出现了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严重落后的局面。 里夫金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物质高度富足带来人类病态自私”的困境， 固然不是会计造成的， 但确实是在会计制度与会计工作现实作用下出现的。 这样的困境， 与会计对社会经济文明进步所作承诺的放弃， 存在着一定关系。 会计如果在制度与工作中， 能多少表现出一些对社会经济文明的坚守， 则上述人类发展困局可能会得到缓解。 会计如果在基本制度与工作方面尽可能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经济文明的坚守， 则会倒逼人们在现行法制建设与具体经济活动中更多地体现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见， 会计基本理论在这方面的洞见， 不仅对丰富会计理论知识， 而且对促进、完善、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文明化管理能力与水平， 均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3. 从社会进步动力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美国的彼得·戴曼迪斯与史蒂芬·科特勒[14] 在《富足》一书中， 对人类意识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富有洞见的考察。 他们认为， 人类理性的追求， 不是笼统的物质与精神， 也不是抽象的财富， 更不是简单的金钱， 而是“富足”。 他们对人类社会过往通过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 同时又带来一次经济崩溃、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的历史进行分析， 表明人类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 也内含了前所未有的凶险， 可谓“福祸相依”。 人类发展到今天， 最具挑战性的正是人类自身的心灵。 人类社会的未来， 取决于以下四股力量的综合作用： 科学技术、人类创造力、资金或资源、底层的穷人。 为此， 他们创造了“富足”一词， 认为以此为目标就可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人类文明三个层次的实现， 从下往上依次体现为： 水、食物、住所; 能源、教育、信息技术; 健康与自由。 按他们的构想， 这样的富足目标， 充分体现了“相邻可能”， 即每个人、每个组织都无边际扩张， 不断形成或涌现各种新组合， 社会经济出现了无限可能性。 这与共享经济的理念自然吻合。 “如果你要重塑世界， 就必须让世界了解你设想与行动的每个细节……让每个人、组织拥有确定的可信性界线”。 这种对细节的充分共享需求， 为未来会计制度的完善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改进方向， 从而为会计在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中更有效地发挥“守护神”与“导航仪”的作用， 确立了可见、可议、可行的奋斗目标。 在这方面， 现有会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 并没有提供多少可以讨论的基础。 这表明， 立足人类社会经济文明进步探讨会计发展以及未来， 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五）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角度看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1.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害”论丰富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利”分为“君子之利”与“小人之利”。 尽管有“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之说， 但每一个人必然会趋“利”。 中国古代商圣范蠡看到了君子之利与小人之利融为一体的重要性， 把商道倡导的利益分为天利、地利、人利三个类别[15] 。 以上所说的核心， 就是要求所有经济活动遵循并满足“利天”“利地”“利人”的原则， 从而产生了谋利的“持盈”之术、“节事”之术、“定倾”之术。 最后形成了代表中国古代理财管理的经典招式——理财致富12法与12戒， 在利害计算上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 该观念为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会计精神中概括可以完善现代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内容， 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
“趋利避害， 乃为天性”， “天下熙熙皆为利往， 天下攘攘皆为利去”， 来去皆为“利”。 会计如何尊重这种天性， 实现“君子之和”与“小人之利”在会计制度层面的自然融合， 并通过会计工作实现“君子之利”与“小人之利”在经济活动中尽可能同向运行？ 这是需要迫切研究的會计基本理论重大课题。
“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 “计利当计天下利”， 这就为会计追求的基本目标作了定格。 从基本人格品质看，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小人之利”与“君子之利”往往内含于同一经济主体之中， 合而为一、共生互动; 习惯以“君子之利”（天理）立规， 以“小人之利”（人欲）做业务， 这是中华文明可以体现于会计制度与工作中的可行方案。
2. 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发掘体现中华文明的会计元素。 文明附体于会计而具有生命力， 会计把文明嵌入具体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英国思想家J.B.伯里[16] 在《思想自由史》一书中认为， “世界上实际的弊病并不是由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错误造成的， 而是由倒行逆施的制度和乖张扭曲的教育造成的。 ”
在中国历史上， 最经典的制度源头是周朝， 它几乎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与经济管理组织结构以及基本规章制度的构建基础。 代表性的典籍应是《周礼》。 《周礼》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体现在会计上， 不但有专门的机构、专职的人员， 而且有明确的职能、任务、权利、责任。 用现代的语境来理解《周礼》体现的会计文化， 应该是对“业财高度融合”， 甚至可以说， 那时财务、业务与会计是完全一体化的。
《周礼》第六卷冬官考工记， 讲的是类似目前产业部的事务。 会计贯穿于“坐而论道”“作而行之”“审曲面势”“通珍异”“长地财”“治丝麻”等六职。 每一层面的工作， 都以会计作出全面的记录与报告为前提。 尤其在百工生产层面， 《周礼》对生产的用材材质、尺寸， 用工人数与加工时间， 加工质量要求， 以及产品的面积、体积、重量、形状、高低、厚度、结构、消耗定额、占用标准等， 均作出了事无巨细的规定， 几乎等同于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的具体制度。 这些要求离开了会计的同步跟进， 都会落空。 同时它对每个生产产品的过程与结果， 提出了“天有时， 地有气， 材有美， 工有巧”的基本要求。 显然， 《周礼》上的这些要求， 只有建立了完整、严格的计量（确定性）制度， 才能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落实。 会计有效地引导、控制并反映着每一个生产过程， 实现“应天时， 接地气， 现材美， 扬工巧”四者合一。 由此可见， 会计在中国文化源头， 在基本业务层面， 是能动地嵌入到具体业务实施过程， 成为整个业务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有效地满足了经济管理目标全面实现的需要。 这样的会计传统值得大力弘扬， 从而实现社会经济文明进步要求对具体经济活动全面覆盖。 概括而言， 天时、地气为“环境条件”， 材美、工巧为“自身条件”， 审时度势、扬长避短， 是会计信息必须具备的功能， 也为完善现代会计理论方法提供了指引。
以上对“会计是什么”展开的深入讨论， 无非为了使我们树立崇高的会计理想， 当一个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有意义的会计。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冯炳昆译.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 337.
[2] 柏拉图著.郭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1 ～ 448.
[3]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 ～ 526.
[4] 卢卡·帕乔利著.林志军，李若山，李松玉译.簿记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1 ～ 125.
[5] 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 ～ 200.
[6] 乌麦尔·哈克著.吕莉译.新商业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 ～ 196.
[7] 内森·罗森堡等.曾刚译.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变迁[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 ～ 317.
[8] 德维西·冯·米塞斯著.夏道平译.人的行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1 ～ 1074.
[9] 丹尼尔·A.雷恩等著.孙健敏译.管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 ～ 386.
[10] 丹尼尔·A雷恩等.赵睿等译.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 578.
[11] 康拉德·洛倫茨著.徐筱春译.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 ～ 199.
[12] 路德维西·冯·米塞斯著.聂薇等译.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1 ～ 790.
[13] 杰里米·里夫金著.蒋宗强译.同理心文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 ～ 452.
[14] 彼得·戴曼迪斯，史蒂芬·科特勒著.贾拥民译.富足[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 ～ 394.
[15] 安之忠，林锋.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大传[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1 ～ 228.
[16] J.B.伯里著.周颖如译.思想自由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 ～ 156.
作者：杨雄胜
知识与能力：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规定是什么;对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有充分、准确的认识;知道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 过程与方法：
能从内容规定、法律效力、制定和修改程序上，说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能在宪法和普通法律的对比中、在对问题的探究中，理解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充分理解和认识了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基础上，能正确理解为什么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宪法为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问题的初步探究，在思想上能树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的观念。进而能产生进一步学习宪法的愿望，增强宪法至上的观念。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1、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是本框的重点，也是本课书的重点。同时，也是一个教学的难点。只有准确认识与充分理解此观点，才能使学生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严格遵守宪法，勇于维护宪法的尊严。进而，才能真正理解后面的问题。
同时，由于学生是首次接触宪法的相关知识，理论性又很强、有点枯燥，理解上较困难。教师在教法上有一定难度，所以这也是一个难点。
2、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此问题是第一框的起点，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只有充分理解了关于宪法所规定的内容，领会了宪法内容的特殊性，知道了宪法在内容规定方面与普通法律不同时，才能进一步、正确理解“为什么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等问题。
教法建议
1、教师可充分利用教材中拟人手法介绍的 “一次隆重的法律家族聚会” 采用多种形式，让学生在情景中感受宪法与普通法律的不同。比如：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的活动，或者以动画形式展示出来，并加入更详实的资料与案例，对比理解“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2、在讲解“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时，为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既可借助教材中设置的一些小栏目——名言与法律体系金字塔，也可在讲解时，设计一些活动。比如采用“排座位”的小游戏(可同时借助多媒体手段)，让学生在为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法规排位子的同时，自然而然地理解这个知识点。
教学设计示例
导入新课：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那么，为什么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新内容。
第八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板书)
学生活动：一次隆重的法律家族聚会(由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活动)
(注：教师在上课前下发事先印好的宪法部分章节的摘要。)
学生结合表演及手中的宪法部分章节的摘要，总结出如下内容：
一、宪法为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板书)
1、 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板书)
(2)同宪法相比较，普通法律只规定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
学生活动：看图：教材中的“法律体系金字塔”;查阅宪法、刑法、兵役法、环境保护法等的相关条款。
学生归纳：
依据宪法第 18条的规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依据宪法第 103条的规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依据宪法第 11条的规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等。
得出结论：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板书)
其原因是：
(1) 普通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的具体化。
(2) 普通法律不能和宪法相抵触，否则要被撤消和宣布无效。
小组同学互相讨论马克思的话“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再次体会为什么说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教师设问：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宪法规定着我们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应该如何保证宪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呢?如果朝令夕改，又会怎么样?
(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查阅宪法中有关制定和修改程序上的规定。)
归纳出：
3、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板书)
学生归纳：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制定和修改程序严于普通法律。所以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学生活动：阅读手中的宪法资料后，归纳：
我国现行宪法由序言和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首都四章构成。
教师小结：这节课我们主要从内容规定、法律效力、制定和修改程序方面阐述了宪法的特征，明确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能开始逐步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主动学习宪法、自觉维护宪法的尊严。
教学目标 认知目标
通过教学，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宪法关于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规定是什么;对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有充分、准确的认识;知道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宪法。 能力目标
能从内容规定、法律效力、制定和修改程序上，说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能在宪法和普通法律的对比中、在对问题的探究中，理解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充分理解和认识了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和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基础上，能正确理解为什么宪法在制定和修改程序上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 思想觉悟目标
通过对宪法为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问题的初步探究，在思想上能树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的观念。进而能产生进一步学习宪法的愿望，增强宪法至上的观念。 教学重点
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本节课的重点。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阅读本课的框题，并把它们列在笔记本上。 投影：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为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宪法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简要说明这三个框题的内在联系)
第—框题是全课的基础，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才决定了宪法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也决定了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而后两框题的内容又都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具体体现。
下面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大问题。 讲授新课
1、宪法为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板书) 课本材料：《法律家族聚会》
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看看法律家族都有哪些成员。为了弄清这些成员在其家族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请其中几位作自我介绍。
(请6位学生分别以旁白、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的角色，朗读教材楷体字部分)
提问：宪法与其他法律有什么不同呢?其何以成为家族的“龙头老大”呢? (学生回答后，教师归纳)
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而其他法律只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某一方面问题。那么什么是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呢? 1.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板书) (1)宪法对我国国家性质的规定(板书)
提起国徽，同学们的脑海中马上就会浮现出它的图案画面，那么你们知道这些图案分别象征什么吗?
国徽图案分别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谷穗。其中齿轮和谷穗象征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整个画面鲜明地表现了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这一国家性质在宪法第一条第—款中作了明确的规定。 (2)宪法对我国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板书) 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制度实质上是关于国家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为保障人民民主，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坚持对破坏人民民主、损害人民利益的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
因此，我们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并同反对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3)宪法对我国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板书)
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伟大历史使命：“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和变革，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我国现阶段就表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才能彻底摆脱贫困落后，彻底摆脱愚昧，实现经济现代化、民主政治现代化和人的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符合国情、深得民心的，并且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4)宪法还规定了国家生活中其他的根本问题(板书)
除以上根本问题外，宪法还规定了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的标志等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原则。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体现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建立其他国家管理制度的基础。它可以创制各种制度，制定各种法律。其他制度和国家机关的产生，都必须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又如，国家的经济制度。(复习第三课有关内容)
再如，国旗、国徽，这是国家的标志。宪法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是我国的象征，代表着我们伟大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和尊严，五星红旗飘扬在伟大祖国的上空，象征着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我们每个公民都必须尊敬它、爱护它，维护国旗的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尽的神圣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它既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的剪影和记录，又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的反映。在国内，它象征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显示着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完整;在国外，它显示着主权国家的崇高地位，不受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侮辱。因此，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真城地尊重它、爱护它，捍卫它的尊严。 在《法律家族聚会》这幅图片中，我们看到刑法等基本法律紧紧围坐在宪法周围，它们为何这样密切呢?
2.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板书)
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除宪法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法律。我国也是—样。宪法同其他法律综合起来，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宪法同普通法律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人们形象地把宪法叫做“母法”，而把普通法律叫做“子法”。那么，应如何理解这“母子”关系呢? (1)什么是法律效力?是指法律所具有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板书)
前面已经说明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这些规定是大的原则、大的框架，但还需要以这些大原则为依据逐步制定一个—个的普通法律，对各种问题作全面的、具体的规定。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2)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板书) 包含两层意思：
第—层意思是，普通法律是根据宪法制定的，是宪法的具体化。如：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立即在1787年颁布宪法，而美国后来的大量立法，都是根据这部宪法制定的。我们国家也是如此。1949年先有共同纲领，这是一部临时宪法，然后才据此而颁布了婚姻法、土地法、工会法等。1954年，我国有了正式宪法以后的一切法律都是根据宪法来制定的。前几课中我们所了解的刑法、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等等，无一不是以宪法为依据和基础而制定的，是把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各项规定加以具体化，使之更具操作性，从而保证宪法精神乃至具体条款的贯彻实施。
如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刑法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规定： (投影)
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2)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下面请同学们迅速地查阅—下前面几课中哪儿出现过宪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在宪法基础上普通法律作出了哪些相应的具体规定。(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中都有所体现)
宪法既然是母法，就应该赋予她“母亲”的尊严。宪法规定的根本问题都是最高原则，其他法律的内容一律不许同宪法相违背。如有违背、抵触，其他法律应该修正或者被宣布无效。 第二层意思，普通法律不能和宪法相抵触，否则要被撤销和宣布无效。
以上说明了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宪法同普通法律相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请同学们观察教材上的图示《法律体系金字塔》，思考并回答这幅图的含义。目的是加深对“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认识。 (引导学生回答，说明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3.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板书) (1)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
预防或减少创面感染的机会，创造适宜创面良好生长的环境，促进创面早日愈合，是烧伤创面护理的目标。
护理原则有一下几点：
1、注意保暖，室温宜保持在28～30℃。
2、预防和控制感染:包括清洁伤口(用无菌生理盐水清洗伤口,清洗范围包括伤口周围
2.5cm.理想的冲洗压力是用35ml空针抽取生理盐水用19号针头冲洗,减少局部细菌数量);加强营养支持,纠正低蛋白血症;更换敷料时戴无菌手套,专物专用,预防交叉感染;每周做一次伤口培养,监测感染情况等.
3、保护伤口及其周围组织:使用减压垫减除伤口及其周围组织的压力;保持伤口局部的密闭性,预防分泌物,排泄物污染;采取保护性体位或放置保护性支架等
4、为伤口愈合提供一个湿润的环境:根据伤口大小,深度,颜色及渗液量等情况,选择恰当的封闭敷料敷贴伤口,为伤口愈合提供一个低氧,湿润的愈合环境
5、控制流出的液体和气体:对于渗液量较多(>10 ml/24 h),特别是感染性渗液伤口,应采用吸收渗液的敷料. 如采用澡酸盐敷料可吸收自身重量20倍的伤口渗液或采用德湿威敷料在吸除渗液的同时吸除创面细菌,对于洞穴性伤口可用封闭式负压吸引技术吸除流出的液体和气体,以免对伤口造成不良刺激和浸渍.
6、使病人感到舒适:不管采用何种方式,伤口护理都不应给病人带来或加重疼痛,应采取减少疼痛的方法,尽可能使病人感到舒适,这种舒适包括躯体上和心理上的,因此伤口护理中应重视做好身心整体护理。
党课讲稿
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
《党章》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制度。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自创之时起，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同时，这一组织原则也是随着我们党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完善的，在这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党初期到遵义会议召开(1935年)之前;
建党初期，中共一大、二大时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按民主集中 制原则建立起来;1927年党章第三次修正案把民主集中制正式写入;但由于当时陈独秀、王明等“左”倾错误把集中推向极端，压制了党内民主，致使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了很大挫折。 第二阶段：遵义会议召开到1957年上半年;
遵议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错误对党内的统治，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进一步健全，党内民主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是1945年党的七大对“民主集中制”有了更明确的概括，把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又有了新的进步;一直到1957年上半年;
第三阶段：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57年下半年、1958年、1959年出现的批评的反冒进、反右倾等，使党的民主生活极为不正常，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我们党的
民主集中制遭受到灭顶之灾，近乎于毁灭状; 第四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现在。
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领导在总结以上血的教训的基础上，全力恢复和健全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在十四大、十五大党章中明确概括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十六大、十七大又有了更加深刻和精新的论述。
那么，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呢?
(一)、民主集中制的内涵
《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规定很明确：“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它强调的是民主和集中是两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民主集中制所包括的民主和集中是两个方面的含义，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也就是说离开民主的集中就成为个人专断，离开集中的指导，民主就会成为极端民主化，无政府状态。
(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根据《党章》规定，我们可以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六项基本原则：
1、四个服从原则。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2、民主选举原则。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3、定期报告原则。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由它所产生的中央委
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生产的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4、相互沟通原则。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的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监督。党的各级组织要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5、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
6、禁止个人崇拜的原则。也就是说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二、党员的条件
党员的条件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和本质规定，也是中国共产党员区别其他党员的根本标准。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申请入党的条件和党员应该具备的条件。 一)、申请入党的条件
我们在座各位都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么至少从你这行动上已经表明了你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应该说你们大家都是具备申请入党的条件的。那么，我们党对申请入党的条件究竟是如何规定的呢?大家看看，我们《党章》的第一章第一条对申请入党的条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缴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入党。
这一规定既是申请入党的条件，也是对一名共产党员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也就是说你只具备这些条件，你才具备了入党的资格。作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并列入了培养计划之列，那么
我们不但要了解这些规定，更应该知道我们党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下面我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给大家谈谈。
1、客观方面，主要是对申请入党者的年龄、国籍和成分方面的规定。
A、年龄。必须是年满18岁。大家可能就在想为什么是18岁，而不是
15、16或者是20岁呢?
第一，规定18岁，这是有法律保障的，大家知道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具有行使各种权利的资格，也是要求年满18岁，从这点上说党章的规定是在宪法规定范围之内，没有超越法律之外。
第二，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出生后，都会历经不同的生活、生长环境。对于不同的人种，不同地域和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气候下生长的人，他的各个器官成熟期都各不相同。一般情况下，一个都需要15年以上。在亚洲一般都在18年左右。同样，对人的大脑器官也不例外，到这个时候大脑器官成熟后，人的思维方式也才初现雏形，这个时候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才能初步形成，因此，这时你也才算成年。所以我们国家规定的成年人的年龄就是18岁。
第三、从我们党自身要求上讲，党章规定18岁，也是为了保证党员质量。前面我们讲了年满18岁后，才算成年，你思想、观念才基本上成熟，这个时候你才具有了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判断能力，有了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判断能力后才有能力确立自己的政治追求、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
B、国籍。党章规定必须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才能申请入党。没有
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是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前面我们讲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这个国家范围内的党，它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党的民族国家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只有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才能申请加入。
C、成份。党章规定加入党组织的必须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就是说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是党员队伍的基本组成成分和骨干力量，也是我们党组织的主体阶阶层。对比十六大以前的党章，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六大修订的党章把“其他阶阶层的先进分子”纳入申请入党的对象之中，这也使我们党的群众基础更加宽泛了。
以上三点主要是从客观上作的规定，当然，有客观就少不了主观的内容。下面我们就主观条件来谈谈。
2、主观条件。这主要是对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和经济方面的一些规定。
承认党的纲领。
党员后，就应该自觉地按期交纳党费。如果不按期交纳党费，是要受到批评，党章还明确规定如果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党费的，就认定为自行脱党，由党的支部大会通过并除名。
以上主要是对申请入党的条件作了简单介绍，很多内容仅凭这点时间是不可能掌握的，大家下去后再去认真学习。下面我讲党员条件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
二)、党员的条件
具备了申请入党的条件，也就是说你只有了入党的基本资格。但并不是说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党员了，要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还必须符合党员的标准，只有符合这些标准了才能发展为党员。具体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党章第一章第二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这段话用概括的语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普通一员，其他阶级的成员，要想成为共产党员就必须放弃原来的阶级立场，自觉站到工人阶级这边，摒弃所有的特殊化，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起共产主义觉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能必须代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具备了这种理想信念、思想觉悟的人，才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前面我们讲了哪些人可以申请入党，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作了明确回答。那么，党章规定的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是对共产党员应该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的明确回答，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党员条件的具体化。
一)、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义务
党员的义务，是党章规定的每个党员对党应尽的责任，是党员标准和条件的具体化。也可以说是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员具体行为的根本指针，是党员对党的承诺和不可推诿的约定。
对于我们要求入党的人来说，首先必须弄清楚党员有哪能些义务，自己能否忠实地履行这些义务。
党章第一章第三条规定：一共八项义务，具体内容我简明地给大家讲解一下。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1、要求党员必须认真学习理论、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大家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一个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会的，都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学习理论也是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党章规定：党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员提高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所必须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取胜，就是因为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因此，每个党员都应义不容辞地成为学习的表率。
2、要求党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这就要求我们党员首先在认识上要提升起来，在行动上要走在前列，要真正起到带头作用。
3、要求党员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这一义务就是要求我们党员要正确处理利益问题，一定要处处以人为本，廉洁奉公，特别是处于领导岗位的党员，更要严格用这一条来约束自己。
4、要求党员坚决贯彻党的决定，严守党纪国法，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第四项义务是“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是执行党的决定、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作为一名党员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遵守，坚决维护。
5、要求党员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章规定的第五项义务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为的两面派任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在新的形势，我们的党和国家面临更大机遇和挑战，必须要有一个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要形成和发展这样的政治局面，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实现全党在思想上的高度一致。
6、要求党员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我们党解决内部矛盾，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
7、要求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作好群众工作。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党和群众的关系如鱼水关系，只有得到群众的拥戴，党的事业才有力量源泉。
8、要求党员在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危害的紧要关头，勇于献身。
这也就要求党员只有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时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才能显现出党员的本色。这也是我们党员的政治品质的集中体现，尽管在和平时代没有战争的霄烟，但危险和困难是随时都存在的，这就对我们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时决不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甚至落后于群众，这样就不符合党员的条件，也根本不是党员的行为了。
综观以上八项义务，可以看出，第一项义务是前提和基本环节，第
二、三项是核心和重点，第
四、五项是保证和必要条件，第
六、
七、八项则是前几项的自然延伸和具体体现。这样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尺度。 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权利
党员干部的基本能力是什么?很难保证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回答好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是发展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是廉政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是勤俭问题，有人可能会说是民生问题，如果说习近平最关心党员干部的学习问题，看来有人要起疑问：学习会学到真经吗?学习能锻炼干部的能力吗?学习能直到联系群众的作用吗?学习能发展经济吗?学习是真功夫还是软功夫?
党的十八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在中央党校80周年校庆暨2013年春季开学典礼上，集中再谈干部的学习问题，引人深思。习近平再次阐述当年列宁同志强调的“学习、学习、再学习”一句名言，重点提出：“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习近平在此时再谈学习问题，而且把学习与“国家上进”、“民族上进”、“干部上进”、“党的上进”紧密联系起来，无论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振聋发聩之声!
学习问题，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一直十分重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毛主席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是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思考的结果。革命时代党的干部大多数是从一介平民起家的，而在建设年代，如果没有过硬的本领、过强的能力，是不能建设好国家、造福于人民的。毛泽东的这段名言引领了几代干部的成长和发展，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画下了灿烂前景。
1957年.邓小平针对建设中的矛盾，一针见血地指出：“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邓小平强调的就是“学习”二字。1962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邓小平集中谈到学习的重要性，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 1
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学习实际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为什么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不断强调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才清楚地知道：学习代表进步，学习引领发展，学习造就人才!
江泽民同志也十分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他指出：“学风端正，事业兴旺;学风不正，事业受损。”他特别重视领导干部的学风问题，指出，端正学风，要抓四个关键环节，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二是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必须始终坚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必须始终发扬“挤”和“钻”的学习精神。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肩负重任，工作千头万绪，“忙”是必然的。但再忙也不能放松学习、忽视学习。他主张，应当发扬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挤”和“钻”的精神，学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学习。
胡锦涛同志在2002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
党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学习问题都一刻没有放松过，这也是我们党能够长期屹立、长期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比的，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比的，中国能够在三十多年时间内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为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大国，与重视学习是密不可分的。
学习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而且时不我待的重大问题。这管你对学习的态度如何，有一条真理是必然的：凡是认真学习的干部，必然是素质过硬的干部，凡是忽视学习、应付了事的干部，必然是不思进取甚至腐败堕落的干部!翻开中共的反腐史，从刘青山、张子善，到成克杰、陈良宇、薄熙来，每一个重大腐败案件都是与干部狂妄自大、空洞自欺、虚伪张扬分不开的，而导致腐败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放松学习、放弃学习，这样的后果是令人警醒的!
学习问题，一直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反复思考的重大的实践问题。在习近平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再次深谈学习问题时，我们自然联想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痛批学习上的不正之风。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习近平归纳出学习问题上的五大存在问题，习近平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学习状况确实不容乐观。有些党员干部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不愿学;有些党员干部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学;有些党员干部装点门面、走走形式，不真学;有些党员干部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深学;有些党员干部食而不化、学用脱节，不善学。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学员干部子女中，如果全心全意谈学习的重要性，可能绝大数的党员干部都能说到头头是道，但是要是真正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一些党员干部是另外“一个模样”。习近平同志痛批的不愿学、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不善学的“五不”干部，绝不是个别现象。真的很具有代表性，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党员干部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良风气，戳到了“五不”干部的脊梁骨!
安全教育的内容一般包括：安全生产思想教育、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和安全管理理论及方法教育。企业应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侧重于不同的教育内容，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
1、 全员安全生产思想教育
主要包括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典型经验及事故案例教育。通过学习方针、政策，提高企业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意义的认识，使其在日常工作中坚定地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的关系，确保企业安全生产。
通过安全生产法制教育，使各级领导和全体职工了解和懂得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企业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使企业各级领导能够依法组织企业的经营管理，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使全体职工依法进行安全生产，依法保护自身安全与健康权益。
通过典型经验和事故案例教育，可以使人们了解安全生产对企业发展、个人和家庭幸福的促进作用;发生事故对企业、对个人、对家庭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不幸。从而坚定安全生产的信念。
2、 安全生产知识教育主要包括一般生产技术知识教育、一般安全技术知识教育和专业安全技术知识教育。就是说，通过教育，提高生产技能，防止误操作;掌握一般职工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安全技术知识，以适应对工厂通常危险因素的识别、预防和处理;而对于特殊工种的工人，则是进一步掌握专门的安全技术知识，防止受特殊危险因素的危害。
3、安全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总结以往安全管理的经验，推广现代安全管理方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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