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忧患儒家思想论文

摘要中学语文教育，既要包含对遣词造句、阅读写作方法的教学，也要重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而杜甫的诗歌便是很好的教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杜甫诗歌的价值，以图借杜甫诗歌中的“士人精神”定位生活的意义，让杜甫诗歌中的“民胞情怀”润泽年轻的灵魂，用杜甫诗歌中的“生命力量”破除人生的阴霾。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杜甫诗歌的忧患儒家思想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杜甫诗歌的忧患儒家思想论文 篇1：

论宋代中秋词创作的背景

摘要 宋代中秋词创作有其文学背景、思想背景、心理背景，即唐代中秋诗歌的影响、宋代儒释道思想的结合、市民精神的勃兴和士大夫情怀的彰显。

关键词：中秋词 唐诗 背景

中秋节是在宋代才形成与春节、清明、端午并称的传统大节。中秋节的繁荣带来了中秋词创作的繁荣。宋代中秋词创作有其文学、思想、心理三方面的背景。

一 唐诗中秋题材的影响——文学背景

中国的中秋文学始于唐代。唐代以前，很难找到任何关于中秋的诗词作品。宋人魏了翁有首《木兰花慢·中秋新河》，词中写道：“甚汉魏从前，才人胜士，断简残文。都无一词赏玩，更拟将、美色似非伦。”意即唐以前的汉魏时期及更早，典籍中都没有关于中秋的诗词记载。

到唐代，中秋渐渐受到关注，赏月之风也日渐兴盛，中秋节在诗歌中也开始大量出现。中秋赏月不知起于何时，在诗歌中记载则始于杜甫，自杜甫之后中秋诗歌开始大量出现。在此之前虽有梁元帝的《江上望月》、朱超的《舟中望月》、唐太宗的《辽城望月》，但只是赏月诗歌，并非为中秋而作。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中秋玩月的风气才大盛于朝野。整理唐诗后发现，中秋题材在唐诗中主要分为玩月写景、怀人思乡和嫦娥神话三个方面，在深度和多样性方面远不如宋代。然而，唐诗中中秋题材的创作却奠定了中秋文学比较固定的写作习惯和意象系统，对宋代中秋词的创作影响深远。

第一，景物描写在唐诗中秋题材中大量出现。中国古代文人素来喜欢描写明月和月色，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月亮是中秋的核心意象，无事不入的唐诗当然会为月景奉献大量笔墨。后来这个传统被后人承袭，因此相对于其他的节序诗词，中秋文学特别强调景物描写，甚至有些作品全篇写景。

第二，民俗描写很少出现在唐诗中秋题材中。曾有学者指出，宋词中的中秋题材，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民俗呈现，不像端午戴红线、赛龙舟，七夕投针验巧，重阳登高、插茱萸，这是中秋词与其他节序词最大的区别。甚至，拜月作为中秋夜一个重量级的活动，在中秋词中的呈现还不如七夕词多。其实，这也是唐诗遗风。在搜集阅读了全唐诗所有的中秋题材后，笔者发现，民俗活动在唐诗中秋题材中就很少现身，唐诗中的中秋主要有玩月写景、怀人思乡和嫦娥神话三大主题。前文已讨论了中秋唐诗中的景物描写，上古流传至今不断演变的奔月母题又催生了中秋唐诗的神话主题，这里着重论述的是怀人思乡的中秋主题。古人为求功名，每每少小离家，得功名后又不免为宦四方，长年漂泊在外，怀乡变成了古代文人最普遍的愁绪。壮游是唐人的一大传统，四处游历、博文广识、结交天下、求取功名几乎是唐代诗人共有的生活轨迹。怀乡也成了唐诗很重要的情绪构成。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圆圆的中秋之月让漂泊在外的文人联想到的，恰恰是自身求团圆而不可得。思念，在中秋之夜便越发膨胀了。唐代才开始出现的中秋文学，便从诞生起就染上了怀远思乡的忧伤色彩。另外，根据记载，中秋节真正开始被重视是在唐代开元天宝之后，兴盛一时的中秋夜宫廷赏月之风，是从唐玄宗命筑观月台开始的。五代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的《望月台》一则中记载，八月十五夜，玄宗携杨贵妃驾临太液池，池边望月视野不够好，玄宗不满意，于是下令，让手下在太液池西岸另外造了座百尺高台。民间纷纷效仿，从此登高望月之风大盛于朝野，又提高了中秋节的人气，推动了节日本身的进一步发展。笔者通过阅读全唐诗发现，唐诗的中秋题材是在天宝之后集中出现的。安史乱后，中原板荡，动荡的社会令无数人被迫离乡，过着居无定所、凄凄惶惶的生活。而日益黑暗的政治、日益凋敝的社会又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深感郁闷，中秋唐诗的怀乡因此变得复杂而深沉，不再是单纯的思念，始终笼罩着一层深深的忧愁。相对于元宵、端午、七夕这些节序题材中活泼的民俗呈现，或热闹或轻快的节日氛围描写，中秋文学无疑是沉重的。这一独特现象形成传统，没有改变，又被宋代的中秋词完全继承了。

第三，清雅的中秋文学审美格调是在唐诗中奠定的。中秋是秋天的节日，中秋文学当然也是秋天的文学。伤春悲秋是中国文学永恒的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秋天的诗歌也便常常如此清冷与萧瑟。中秋夜夜凉如水，月色清明，造成了清冷的氛围和形象，因此诗歌中常常用“冷”来形容中秋之月，月夜景致则成了“凉夜”“凉霄”“寒流”“冷露”。诗人们客居他乡，眼中景在内心孤独的投射下越发显得清冷幽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作者的主观情绪会渗透到他笔下的景物身上，是客观景物蒙上个人色彩，这就是审美中的“有我之境”。“冷月”“静夜”和“客子”因此成为中秋唐诗的三大要素，它们营造出清冷幽凄、优雅澄明的普遍意境。中秋文学的写作传统将这一意境的普遍营造逐渐纳入，后世宋代中秋词中的清雅格调也于此奠定。

第四，中秋唐诗为中秋诗词写作定下了比较固定的意象系统。“圆月”是中秋唐诗的核心意象，嫦娥奔月、月中玉兔、吴刚伐桂都是跟月有关的著名神话，因此，嫦娥、蟾蜍、桂树、玉兔、修月斧等，也成了中秋唐诗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从唐代起，中秋诗词的意象系统就得到了丰富和完善，这个完整的系统又被后来的宋代中秋词继承了，并在创作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这些意象的内涵。以上是宋代中秋词创作的文学背景。

二 宋代儒释道思想的结合——思想背景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唐宋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科举制度的促进下，贵族门阀的统治权为中下层地主阶级所取代。宋代出身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需要新的理论体系以维护自身利益，进一步稳固封建纲常伦理。创立新的理论体系，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将儒、释、道相糅合，将三家文化精粹相融合，以此来改造旧的儒学，创造和发展出新的儒学。宋代文人性格中的双重性，便来源于这种三位一体的统治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积极参于政治，与社会和文化极力承担责任;而与之对立的释、道两家精神又使得他们的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出离尘世的终极理想。这两种对立的情感呈现在宋代中秋词中，体现为忧心家国的思绪、淡泊名利的情怀和神仙出世的境界。

两宋一直备受边患困扰，北宋就饱受辽和西夏的威胁，因此，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思想一直牢固占据着北宋文人的脑海。及至南宋，山河破碎，外侮凌逼，有识文人的沉痛之感与爱国之情更被激发。南渡之后，怀念故国故土成了文人最沉郁的情怀，强烈的参于政治与保家卫国的诉求以及对故国深沉的思念，便成了中秋词中非常重要的主题和情感。

辛弃疾的《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中有“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的句子。其时朝廷群小当道，作者用了“斫桂”的比喻，表明了清君侧的愿望，挥起修月巨斧，斫去月中的桂树，使月光更明亮，使政治环境更加清明。还有，陈三聘的《水调歌头·玉鉴十分满》，岁月已晚而功业无成，一腔壮志却无处施展，唯在醉梦中对故国魂牵梦萦。对故土的眷念无论如何也无法排解，最终只能流下一滴惆怅酸楚的泪。南宋的著名主战派宰相李纲，则将自己的满心悲愤和郁闷寄托在中秋词《念奴娇·中秋独坐》中。误缚簪缨遭世故，是对官场的失望和厌倦。而遭遇世故则另有一番世事不由人的感慨、伤感和自怜。最终选择归隐山林，感喟此番真要放下功业了。这首词字里行间透露着深深的伤怀，既是安慰自己，又在嘲弄自己;既想说服自己出离人世，不再理会世事纷繁，却又隐藏着酸楚的不甘心。这三首词，都不约而同透着深入骨髓的家国情怀，就算斩断功名也无法抹杀内心深处对社稷的牵挂，对故国的眷恋。这就是儒家思想所赋予宋代中秋词的入世精神。

在儒家之外，佛家也对宋代文人思想影响很深，不管是入世还是出世，内心深处往往带着一份澄明澹泊、宁静旷远的禅意，于身世浮沉官场艰险也增添了一份旷达。这种禅意体现在宋代中秋词中，则表现在佛家典故的运用，已及禅趣意境的营造。刘克庄在他的《满江红·丁巳中秋》中有“九万里风清黑眚，三千世界纯银色”之句，“三千世界”即用佛教典故。再如，吴潜《水调歌头》中说：“把酒自斟酌，脱略到形骸。”“脱略形骸”亦是佛教语。而史浩《芰荷香·中秋》中的“大千世界，静极后、普现十方。圆明不损毫芒。精神会处，独坐胡床”，则营造了一种空明澄澈、宁静孤寂的禅境。

而道家思想作为中国的本土思想，对宋代中秋词的影响比佛家思想更大。中秋词的核心意象是高悬夜空的明月，清朗高华的夜月很容易令人神游太虚，道教故事中关于天宫和仙人的传说，又自然地成为这种遐思的文化载体。御风而飞、超尘脱俗是宋代中秋词中最常见的境界。换个角度说，这种神仙境界也流露了与儒家入世精神截然相反的出世情怀，呈现了隐藏在宋代文人内心深处的“功成身退”的终极人生目标和“遗世独立”的理想人格。

三 市民精神与士大夫情怀——心理背景

宋代城市发展迅速，城市经济远比前代发达，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最早出现在宋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城市经济的发达造就了城市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随着城市日益繁荣，人口日益增加，市民阶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并不断扩大。鲜明而独特的市民精神也随之诞生了。而物质利益和生活享乐的追求，是市民精神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市民精神的勃兴产生了文学上的需求，迎合市民阶级的口味，文学在传统的士大夫审美之外，开始出现世俗化的另一种趋势。宋代节序词中的狂欢精神便是这种世俗化的体现。这一独有的精神，可从以下三个角度解释。第一，经济大规模发展为民间的狂欢氛围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第二，狂欢精神是人对现实和当下生活的主动拥抱和热烈赞美。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为主流思想的时代，狂欢精神如同一条副线一直埋伏在人的内心。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截然相反的双重心理，前者束缚谨慎，心怀敬畏;后者则狂歌醉舞，热烈奔放。宋代理学昌盛，强调对人欲望的节制，物极必反，愈是压制，心理的反弹就愈大，反向助推了文化思想深层狂欢精神和享乐主义的发展。第三，创作与发表节序词的场合需要。除了抒发内心，宋词在描写现实方面也有很大成绩，与现实相结合的程度远超我们原先的想象。宋词中有大量对都市和都市生活的描写，这些张扬热烈的词是狂欢精神的最好体现。市民阶级的狂欢精神也影响到了中秋词，使宋代中秋词呈现出享乐主义的狂歌醉舞。

另一个原因，宋代统治者将重文轻武作为基本国策，科举制度也比前代更加发达，文人的社会地位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文人集团也不断壮大。封建官僚地主知识分子即士大夫主流文化在道德教育、思想学术、艺术审美、生活闲雅等方面全面拓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使得宋代上层社会逐渐弥漫着一种士夫缙绅风流儒雅、闲适娱乐的浓郁文化气息。日益弥漫的士大夫阶级雅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宋代中秋词的创作。闲雅的士大夫情调渗透到中秋词的审美之中，雅洁的士大夫情怀与清雅的中秋月夜景致相得益彰，浅斟低唱，幽思弥漫，文人化的中秋词变成了抒写内心的最好载体。这就是为何其他节序词多是民俗的描写，而中秋词涉及甚少，几乎都是个人感受的原因了。笔者分析了《全宋词》中的262首中秋词，发现除写景、宴饮、庆贺等主题，剩下的都是抒发个人情感、志趣、思想的作品，神话题材也多是借神话传说，发自我之幽情。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重文的社会氛围对创作者在写作心理、写作审美方面的影响。宋代中秋词在文学功能上甚少纪实的成分，而将中国以一贯之的抒情文学传统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创作的私人化倾向，也成了宋代中秋词的一大特征，或者说是一种风尚。

参考文献：

[1] (宋)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

[2]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上部)，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4] 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简介：于莎雯，女，1983—，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08级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诗词学。

作者：于莎雯

杜甫诗歌的忧患儒家思想论文 篇2：

论杜甫诗歌在当代中学生情感教育上的积极作用

摘 要 中学语文教育，既要包含对遣词造句、阅读写作方法的教学，也要重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而杜甫的诗歌便是很好的教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分析杜甫诗歌的价值，以图借杜甫诗歌中的“士人精神”定位生活的意义，让杜甫诗歌中的“民胞情怀”润泽年轻的灵魂，用杜甫诗歌中的“生命力量”破除人生的阴霾。

关键词 杜甫;詩歌;士人精神;民胞情怀;生命力量

中学阶段，很多学生对杜甫的许多诗歌可谓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多数学生并不是真的喜欢他，学生了解杜甫的诗歌可能只是为了应付考试。然而，对中学生来说，杜甫的价值并不止于为考试增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要求语文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身上汇聚着众多的闪光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从他身上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中学阶段，正是塑造学生人格的黄金时期，多读杜甫，多讲杜甫，对他们的人生观无疑能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

一、借杜甫诗歌中的“士人精神”定位生活的意义

余英时说：“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这便是典型的“士”的精神，而杜甫又是“士”中的典型。我们把杜甫的身上的“士人精神”讲通透了，不仅可以让高中学生更容易解读古代诗文的思想内涵，而且能够帮助他们树立高远的志向。

《旧唐书·文苑李白杜甫传》中这样描述杜甫的出身：“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父闲，终奉天令。”①出生于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官宦家庭，杜甫自幼便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厚的感情，少年时代便有了“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②的志向。在杜甫的心里，为家族增添光彩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是融为一体的，有了抱负也就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促使他用极大的耐心去等候辅佐君王的机会。他在长安一待就是十年，科举考试失败，他就去别人府上干谒，极为落魄。为了坚守这份政治理想，他用掉了大把青春美丽的时光，当黑暗的现实驱逐他离开长安时，杜甫已是不惑之年，却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老布衣。

一个有良心的人，会为时代的不幸而深感忧患，一个有勇气的人则能够抬头直面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残酷和人生的惨淡。杜甫对政治理想源于内心深处传统的“士人精神”，“士”当然是要忠于君王的，然而“士”更应忠于国家和人民。唐玄宗晚年的荒诞行为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杜甫在长安漂泊十年，凄惨的社会景象在他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忠君”和“爱民”发生矛盾时，杜甫毅然选择了做一个不讨君王喜爱的“谏臣”。《丽人行》《兵车行》《北征》、以及传颂千年的“三吏三别”都是他关心百姓、警示统治阶级的体现，这类诗歌自然是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受重用的机会，甚至，还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嗅到朝廷腐败之味的时候，多数的为官者会用“任怨”来保持沉默，少数人甚至会昧着知识分子的良心以“粉饰太平”的方式平步青云。然而，杜甫做不到。“忧道不忧贫”的士人思想在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中主导了他的选择，对国家百姓深重的忧患意识使得杜甫毕生都在诗歌的国度里和黑暗进行抗争，这也是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共有的特点。

子曰：“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人格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障碍，有许多都是源于对生活意义的虚无感。不少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后，就开始玩物丧志，不思进取，难道真的只是高校教育的失败吗?即便现代文明高速发展，国家仍然需要许多具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持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学生思想漂浮未定，心思多浮躁，倘若在这个阶段能多跟他们讲一讲杜甫的诗歌，多让他们感受杜甫的崇高理想、担当精神和理性勇敢，或许能让他们寻找到生活的意义，而不至于只把考一个好大学、谋一份好工作当成终生的奋斗目标，一旦实现了目标，就陷入迷茫和虚无，没有实现，便沮丧和沉沦。

二、让杜甫诗歌中的“民胞情怀”润泽年轻的灵魂

民胞，意为天下之人皆我同胞。自先秦以来，儒家就开始提倡人与人应当是一种友好的关系。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歌无处不体现着打动人心的“民胞”情怀。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贫困和饥饿中度过的。但是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生活艰辛而忽略了对旁人的关心。寄予妻子、兄弟、儿女身上的深厚情谊自不必说，《月夜》《月夜怀舍弟》哪首不催人泪下，《八哀诗》《梦李白》则尽是对朋友真诚的敬佩与怀念，哪怕是对邻家一个无甚交情的孤寡老婆婆，杜甫也关怀备至。他在《又呈吴郎》中写道：“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③自己在异乡漂泊，却不忘提醒借住他家的亲戚吴郎，多关心这个老无所依的妇人。

这类悲天悯人的诗歌，流传最广的还是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成都八月的一个夜晚，下起了瓢泼的大雨，屋顶的茅草被秋风刮得四散，雨水漏遍了整个屋子，杜甫在这个无眠的夜里唱着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④自己尚且在寒风冷雨中挨饿，却要为了天下的寒士免于饥寒而向上苍祈祷，此时的杜甫便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了，他也是圣人，诗心与圣心在此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在指导学生写作时，总是强调要立意高远，感情真挚。但要现在的学生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呢?一则因为现在的孩子多数是独生子女，家里宠爱娇惯，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很难推己及人;二则现代社会利己主义的思想盛行，在校师生难免受影响。心里没有的东西，非要勉强凑出来，就会让文章显得矫揉造作、平庸无奇。要有好文章，首先要有好人格，文为心声，有了好思想，真感情，哪怕语言再朴素，也能感动别人，久读不厌。杜甫为人温柔敦厚，仁慈宽和，他的诗自然是处处充满悲天悯人的味道。把这些好诗给学生讲讲，在他们十多岁的心灵里埋一颗仁爱的种子，哪怕这颗仁爱之树长得慢一些，也终究会有荫蔽世人的一天。

三、用杜甫诗歌中的“生命力量”破除人生的阴霾

我们说起杜甫的诗总要用“沉郁顿挫”来进行总结，“沉郁”，就其诗中的感情意境来说;“顿挫”则就其韵律语言来谈。但笔者认为，在讲解杜诗的时候，不妨引导学生体悟诗中蕴含的“生命力量”，这对中学生的用处更大。

顾随在《中国古典诗词感发》是这么评价杜甫的：“老杜在唐诗中是革命的，因他打破了历来酝酿之传统，他表现的不是‘韵’，而是‘力’。”⑤这种“力”，就是生命的力量，在他的咏物诗里这种“生命力量”表现得十分自然。杜甫写过很多关于马的诗，如《病马》我特别喜欢：“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 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 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 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⑥病马虽不强壮，却用尽余力驮着主人，对主人情深义重。马儿不能言语，不会和杜甫谈天说地，杜甫却能将其写得如此通晓人意，若不是有一颗时时关注生命的敏感心灵，又岂会对一匹马做这样细致动情地描写。不仅是马，他写狗儿也是如此：“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得舍弟消息》)物喜我喜，我悲物悲，在诗歌里他与物融为了一体，这些弱小可爱的生命给了他诗歌无限的活力。诗中之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虫鱼鸟兽，它们全都懂得感情，显得可爱灵动，草是细的，枝是繁的，蕊是嫩的，所有的生命都是勃郁的。

杜甫诗歌的深厚便来自这生命的力量，无生命何谈生活，无生活又何有生命的需要?现代的中学生在生活条件上与千余年前杜甫想比，不知道要好多少，但是却常常做一些摧残生命的事情，这令师长百思不得其解，而究其原因，无非还是对生命的漠视，不懂得生命的珍贵和美好。多对他们讲讲杜甫诗中可爱的小动物和美丽的花草，这样多少也可以唤起他们对生命的重视和爱惜。

杜甫诗歌中那苍苍茫茫之气则是他“生命力量”的又一体现。《绝句四首其三》相当地伟大和高尚：“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两句使人心扉大开。窗子虽小，却能含西岭千秋以前之雪;门不大，却能泊东吴万里而来之船。诗中的雪和船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读者的眼界瞬间被诗人延伸到了很远的地方。

伟大的气象源自宽广的胸襟，凡事若只限于眼前的苟且，遭遇不顺，便只能消极地抱怨，哪里能看得到遥远的大海和星空?正是因为杜甫胸襟的广阔，才能把眼前之景象无限延伸，从而在精神的世界中突破目前的困境。所以，杜甫虽然写自己“老”“病”，但从不消极。老了，病了，依然可见“无边的落木”“不尽的长江”，在颠沛流离之中依然要“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的诗虽然没有现代的心灵鸡汤文章一般处处拖着光明而愉快的尾巴，然而，他的诗是有热量的，是有力的，读他的诗，我们绝不会走向消极悲观。

害怕遭遇苦难是人之常情，但人生数十载，岂能时时都安逸自在，对很多人来说苦难才是生活的常态。大多数中学生仍处于生活安定无忧愁的阶段，对生活的困苦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遇上小小的挫折，或情绪失控，或临阵脱逃，或消极悲观，唯独不去担荷，多给他们讲讲杜甫在“天宝之乱”以后所作的好诗，让他们好好感受这些诗歌散发出的生命力量，即使在短期内不能有所成就，难保将来不会有大用处。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⑦意思是，诗歌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杜甫一生写了无数首诗歌，有些学者为了研究他的诗作，虽耗尽了一生的心力，却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能量。让每一个中学生把解读杜诗作为人生的追求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让杜甫崇高的人格他们在短暂的中学时光化作一盏灯光，在他们遭遇黑暗阻滞的时候照亮脚下的路，还是可以实现的。

成功的中学语文教育，既要包含对遣词造句、阅读写作方法的教学，也要重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学生有了高尚的人格、丰富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在写作这条路上就能越走越好，在人生路上就能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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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黄永年.旧唐书选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81.

②③④⑥宋红.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集[M].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50、137、68、168.

⑤顾随，叶嘉莹笔记.中国古典诗词感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91.

⑦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21.

[作者通联：广东惠州市博罗县博师高级中学]

针对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教育部官网日前回应，将从加强体育教师配备、加强学校体育制度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等方面更好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适度改进体育教师教学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

培养学生“阳刚之气”很快引发网友热议。遗憾的是，一些媒体有意无意之间曲解了上述答复，将培养“阳刚之气”的答复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混在一起，由此引发了性别争论，并使讨论失去了焦点。

实际上，教育部所倡导的“阳刚之气”并没有男女之分，“阳刚之气”也并非指男性气质、男性行为。从答复来看，教育部所强调的是“养成良好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锤炼坚强意志，培养合作精神”，最终所指向的是健康第一观念的养成，是提升学生的健康水平和素养，是文化学习、体育锻炼和心理健康的协调发展，最终落在身心健康、体魄强健。与“阳刚之气”相关的应该是拼搏、担当、勇敢、进取、自强、合作、创新等优秀品质，是一个人的责任感、使命感。这些优秀品质是不分男女的。

因此，教育部给出的答复是加强体育教师配备、提高体育教师素养、加强学校体育制度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健康教育等。体育课是不分男女的，更不会有人认为体育课是为了培养男性气质。通过体育课来培养“阳刚之气”，也契合了体育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的育人功能。

(杨三喜，《中国教育报》，2021-02-03，2版)

作者：刘景荣

杜甫诗歌的忧患儒家思想论文 篇3：

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摘　要：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杜甫;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杜甫用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现实社会中那些破坏社会和谐、分裂民族与国家的邪恶势力与残酷剥削黎民百姓、贪污腐化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作了不懈的斗争。他的这种追求和谐社会崇高理想的精神及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受到历代志士仁人的高度尊崇与继承发扬。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越了诗人的范围，上升到民族精神的文化层次。探讨和研究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发掘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传承精神文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一、杜甫和谐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有其渊源。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文化渊源，地域的、家学的渊源和唐代社会的现实渊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诗歌中的主调。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泛爱众”(《论语·学而》)。此外还有儒家的“和为贵”(《论语·学而》)与“致中和”(《礼记·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学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理念。《礼记·礼运》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以外，道家文化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释家文化中“众生平等”《大般若经》卷三五)、“普度众生”(《普曜经》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爱”、“非攻”(见《墨子》中《兼爱》、《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从不同的思想层面为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养。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他的青壮年时代，是在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度过的。他35岁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乡洞南巩洛地区，之后的十多年则生活于长安。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制礼乐制度以来，两汉、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风。中原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起源于中原的老庄的道家和首传于中原的释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区相当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为本，以道、释为翼的相互补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但相对地说起来，儒家思想文化则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内”(叶燮《原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务实致用的文化思想，对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现实的实用性。中原地区的文学，自《诗经》、汉乐府以来，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原的史学传统，也是充满着实用理性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关心现实的人生态度所形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推进和追求社会安定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动力。道家“顺物自然”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释家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维摩诰所说经》)的平等意识，可谓是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思想的重要补充。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原文化的传统，奠定了杜甫以儒家为主，兼融道、释的文化思想基础，儒、道、释等思想中的和谐文化因素，对杜甫的人生观有着至深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文化渊源之外，唐代的社会，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现实渊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务实的一种。儒学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来安定社会秩序、协调各种人事关系的学说。但在魏晋以后，儒学渐被以玄谈务虚的玄学所代替，处于边缘的地位。唐代建国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但对道、释他也同样加以利用。由于他政治上开明、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鉴录》，《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会的前期，继承了太宗的开明政治和文化政策，重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兴利除弊，毁玉沉珠，生活节俭，勤政爱民;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为主的绥边政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为中心，兼倡道、释，还采取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促成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时大唐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厝玄宗的“开元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后世所企羡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宝后期，逐渐地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盲目扩边，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赖以治国安邦的儒学削弱和边缘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谐。安禄山、史思明等分裂分子野心膨胀，乘机扩张势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生长于盛唐之世，从小就树立了安邦济民之志，把“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和谐社会视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天宝后期及安史之乱后，虽处以乱世，目睹时艰，但却未丧失信心，时时处处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谐社会为理想支撑，加以追怀，并以此作为复兴大唐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力争大唐早日恢复往日的盛世。

除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渊源之外，杜甫还有其家学的文化渊源。杜甫出生于_个世代“奉儒守官”(杜甫《进雕赋表》)的家庭，有“传之以仁义礼智信”(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的家风。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时期一位对儒学研究造诣很深的将军，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杜甫的一生都以这位先祖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为自豪，曾自称对其先祖杜预“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杜甫之尊崇儒家文化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虽不以儒学闻名，但其诗中也充满了“抚功衔道义”(杜审言《赠崔融二十韵》)的儒学精神。他的继祖母卢氏，“慈恩穆如”，待审言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他的叔父杜并，是一位有名的“孝童”(见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他的姑母裴氏，是位“鲁义姑”(出处同上)式的人物。杜甫年幼，母死后，即由这位姑母抚养长大。其外祖母李氏也被时人视为“勤孝”(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一类的人物。杜甫在这样充满着儒教仁孝节义的家庭环境及亲戚中长大，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先祖的儒学精神和家庭仁爱和谐家风的很深影响。正是在这些历史、现实与家庭的文化氛围中，杜甫广泛地接受了中国的和谐文化，成为中国诗人中最具有和谐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

二、杜甫思想及其诗歌的和谐精神

杜甫的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思想行动和诗歌创作之中。他的和谐文化思想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和谐社会理念、和谐诗歌审美观念与诗歌机制方面的和谐等三个方面。

(一)杜甫思想中的社会和谐理念

向往和谐的君臣关系。杜甫特别向往儒家的君明臣贤的理想君臣关系。他心怀稷契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心目中的圣明之君是尧、舜和唐太宗(“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杜诗对尧、舜、唐太宗等君臣和睦的关系予以赞扬，而对唐玄宗晚年亲近小人、屠戮贤臣的行为屡加谴责：“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八哀·李邕》);他对唐肃宗猜忌贤臣也十分不满：“唐尧(指唐肃宗)虽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他希望能够回到尧舜与汉初“古时君臣合”(《述古三首》其一)的君臣和洽的局面。

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杜甫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可谓是父慈子孝、夫爱妻顺、兄悌弟敬的典范。对子女，他是一位好父亲。他对自己的子女慈爱有加，教育子女读书写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并让儿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见《催宗文树鸡栅》)。对妻子，他是一位好丈夫，与妻子恩爱和睦，情深意长：“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对弟妹，他也是一位好兄长。在战乱中，他时刻思念身在他乡的弟妹(见《忆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诗)的安危。

主张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他对朋友十分讲诚信，他希望“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其二)，都成为管、鲍之交，最恨“翻手作云覆手雨”(《贫交行》)的人。他交的朋友如李白、高适、岑参、严武、郑虔、苏源明等人，不管是对方的穷通遭遇如何变化，他对朋友的友谊都是终身不渝，是一个最忠于友情的人。杜甫还对如李邕、房瑁等正直耿介的年长的前辈，十分尊敬;对年轻的后辈如王郎、司直等人，则奖掖有加，寄予深切的关爱之情。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杜甫一向主张平等相待。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在贫困中饿死，但比起“失业徒”和“戍远卒”的平民百姓来，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士族特权，对此他表示十分愧怍;他与羌村的父老一起饮酒，谈论时局(见《羌村三首》);有客人来访，他请邻家的农家老翁对饮作陪(见《客至》);他有时还到农家与老农喝酒谈心，与处士山人交朋友，从来没有官人的架子。

对于下层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群体，杜甫则体现了仁厚的关切同情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为之痛哭。在蜀中，他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诗，对流离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剥得无以为生的百姓发出深切同情与感叹。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诗人虽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对战乱中无儿无食的寡妇、负薪背盐白发不嫁的夔州女、峡江操舟卖命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的贫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泪，处处为他们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的太平日子。他还希望统治者要“行俭德”(《有感五首》其三)，惩贪腐，使“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清明之治及“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早日出现。

主张平等相处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响的。在他的诗中，杜甫对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丽人)、王思礼(高丽人)等为大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甚高的评价，并不因其为异族而掩德不彰。他与贺兰杨、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有诗歌的交往。对唐军中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他主张应与汉族战士刑赏一致，平等对待：“明其号令，一其刑罚，申其哀恤，致其欢欣，宜先自羌子弟始。”(杜甫《东西两川说》)

主张国与国之间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荀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二)杜甫对待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理念

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特色。唐玄宗在盛唐的前期即开元二十三年以前，是很重视各种文化思想

的和谐发展的。对儒、道、释三教之间的关系摆得较平。尤其是在开元初期，他尤致力于儒教的思想建设。他特别重视和重用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儒之士，对韩休、卢怀慎和杜逼这样的孤耿之臣也很重用。开元十年，他亲注《孝经》，提倡儒家的孝道，将儒学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对于道教和佛教，他也视为儒教思想的辅助思想，加以提倡。与此同时，他还对外来文化，如从西方传来的各种宗教文化像大秦的景教(即罗马的基督教)、波斯(伊朗)的袄教、摩尼教、大食(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态度都很宽容;对外来的音乐、舞蹈、衣饰、饮食和风俗，他也持有空前的开放态度，大胆加以汲收，充实中国的文化。但唐玄宗在后期却大力推崇道教，使赖以治国的儒学思想逐渐被边缘化。从儒学的理性向宗教的迷信方面倾斜，导致了各种文化关系的失衡。杜甫是继承了开元前期盛唐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杜甫对盛唐儒、道、释等各种文化和谐发展心有独钟，但他并非将各种文化思想平均排列，而是有重心的。他心目中的文化和谐是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在各种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他赞颂唐太宗多用儒臣，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他认为严武出镇西川，像汉代文翁一样推行儒家之教化(“文翁儒化成”(《八哀诗·严武》))，非常值得赞赏。他对安史之乱后儒学失坠感到十分痛心和担忧，“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他认为，富有理性的儒学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不致于使文化失去理性的方向。但杜甫并不排斥道、释等文化，因道教所尊奉的老子(名李耳)是李唐王朝自认的先祖，故杜甫年轻时也曾一度热衷于道教。他曾到王屋山访过道士;曾受到李白的影响，想与李白一起“方期访瑶草”(《赠李白》);还在洛阳拜谒过玄元皇帝庙。虽然后来他信道的热情有所减退，但道家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意识，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对唐玄宗晚年的腐败政治以及唐肃宗贬斥贤臣、治国乏术的一系列政策的批判和指责，固然有儒家的讽谏精神，但道家的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无疑也给他增添了批判的勇气。杜甫晚年对佛教的禅宗也很感兴趣，曾写过“身许双峰寺，门依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诗句。杜甫晚年悲悯苍生、爱及“鸡虫”(见杜甫《缚鸡行》、《朱凤行》等诗)的慈悲胸怀，是受到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一定影响的。杜甫的扬善嫉恶、嫉伪存真的批判意识和“众生平等”的仁慈的胸怀，是将道教、佛教中追求社会平等和谐思想的精华，与儒家文化中追求社会和谐理念相融合的。此外，如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热爱和平的思想，对他亦有甚深的影响;外来文化中的音乐歌舞及外域传来的宝刀骏马(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予舞剑器行》、《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房兵曹胡马》等诗)，他也持有很高的兴趣，在他的诗中屡加表现。可见，各种文化的和谐并存，是杜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三)杜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

杜甫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很深的感受，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对天的依赖性很强。风调雨顺，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而自然灾害，则给农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故他的诗中写了许多对和风细雨给农民和自己带来的喜悦之情，如写了许多春雨、久早后的夏雨以及农民求雨的诗。在他的诗中，写有关雨的诗，就有十多首。他对巴蜀的青山绿水、树木花草等，都有一种由衷的喜悦与爱惜之情。他对未受到破坏的大自然风光十分喜爱，而对风雨失调、飓风暴雨、干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则表示十分忧心(见《秋雨叹》、《雷》等诗)。尤其是他对当地人砍伐和烧山，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使“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火》)，因而造成旱灾或水灾，表示非常痛心和担忧。他对大自然中与人类和谐共存的动、植物，如能为人类遮荫纳凉的高大的楠树、挺发向上的小松树、赏心悦目的桃李花、随船嬉戏的小鹅儿、沙上傍母而眠的雏鸟等，都非常关心和喜爱，并反对一些人滥杀野生动物(如“汝休射杀南飞鸿”(《岁晏行》)等)。他还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他在草堂周围种树植花，绿化家园，美化环境，有相当自觉的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与环保意识。

(四)杜甫审美思想中的和谐理念

真善美的和谐。杜甫所尊崇的主要是儒家的审美思想。儒家的美学观主要是“尽善尽美”的善、美和谐理论。此外，道家的“嫉伪崇真”的以真为美的审美思想，对杜甫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家的崇真嫉伪思想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一致的。儒家的“尽善尽美”和道家的“以真为美”相结合而成的真善美和谐的审美理念，形成了杜甫以道德伦理为价值标准以及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为主旨的文学思想。

诗教与政教的和谐。《诗大序》中强调诗歌要“敦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将诗教与政教相统一。杜甫的诗歌有很强的政治教化意识，并能将这种政教意识与诗歌审美的特征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新题乐府诗，就是这样的有强烈的反映时事政治意识与儒家忧国忧民道德意识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将诗歌审美的功能与政治教化作用很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诗的“兴”、“观”、“群”、“怨”的各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儒家的“兴观群怨”的诗歌思想，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与诗歌各种审美功能的和谐并用。“兴”是指感物起兴、抒发诗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自我表达功能，“观”是指诗有“观风俗”的社会功用，“群”是指诗有团结协和群众的政治教化作用和以诗为手段进行社会联络的交际功能，“怨”是指诗有对现实弊病的揭露、批判和参与政治的怨刺讽谕功用。诗的这些功用，都在杜诗中和谐地得到表现。如杜甫的律诗，主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起着与他人沟通的作用;他的古体诗，尤其是其新、旧体乐府等具有叙事性的诗歌，则既可以“观”，又可以“群”，同时还可以“怨”，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弊端的揭露、讽刺与批判。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兴观群怨”是一个整体，诗的各种功能在杜诗的各体诗歌中虽有所侧重，但都得到和谐地运用和表现，充分发挥了诗歌功能的各种作用。

伦理观与审美观的和谐。杜甫充分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道德观和诗歌的审美观，表现出“中和”的和谐思想。杜甫为人忠厚诚恳，他的诗歌也表现出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与人际关系的和治仁厚的态度。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情感，也都具有一种“中和”之美，很有一种理性的节制，不像李白的诗歌那样任情随意，飞扬跋扈。

(五)杜甫诗歌机制中的和谐理念

杜甫诗歌在机制方面体现了充分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不同诗歌体裁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的和谐，以及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诗歌情感与节奏、意象的和谐等方面。

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杜甫在创作中，能够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诗歌体裁。如以言志、咏怀、纪行、叙事

和议论的内容，他主要选择古诗这样在篇幅和声律方面比较自由的诗体。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饮中八仙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还有从秦州人蜀的一系列纪行诗等。尤其在表现时事和现实内容的题材上，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新题乐府的体裁形式，有的甚至于用组诗的形式来表达。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青坂》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五、七言古体诗。在写景、抒情与创造意境等方面，他则主要运用五、七言律诗的形式，做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结合。这只是大体上的区别，但他有时也能创造性地加以综合性处理和运用，如在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中，他将叙事、议论、写景和抒情融为一炉;在《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连章律诗中纪事议论，并在《戏为六绝句》中以诗论诗等，都能将内容与形式进行和谐的处理。

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杜甫诗歌的语言风格是有区别的。在给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或下层群众的诗及面对大众的新题乐府中，在《赠卫八处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示獠奴阿段》、《又呈吴郎》、《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诗中，他运用明白易懂的通俗语言或口语人诗;而在一些与士大夫和诗人的投赠和应酬的诗中，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送高三十五书记》等诗，则用语博奥典雅，力使赠诗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

诗歌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在古体诗中，主要是语言的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的自然声韵是相当和谐的。在一些长诗中，他多次转韵，如在《洗兵马》一诗中，他四次转韵，平仄相间，声韵十分铿锵悦耳。在表达一些急迫节奏与情感时，他多用仄声韵;在情调比较和畅昂扬时，则多用平声韵。杜甫的诗绝大多数是律诗，五、七言律诗的形式是八句整齐的齐言，中四句是对仗句，都押平声韵。律诗形式相对来说比古体诗较为固定。为了使固定的形式有变化感，在声律上用有变化的平仄、黏对的声律来调节，以造成形式上的静(固定)与声律动(变化)的和谐。律诗的对仗句，是诗歌意象的和语言的和谐，声律是音律的和谐。

在声律上，杜甫还追求诗歌人为的声律与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中常常有“三平调”的句式。这些句式，是杜甫为了使古体诗避免律句入诗而故意造成的。三平调是人为的，而古诗要的却是自然的音律，并不刻意避免律句人诗。他的拗体律诗中也有些不讲声律、任凭自然声调的句子，以打破律诗声律过于呆板和熟套，其目的是追求一种人为声律与自然声律相和谐。

情感与节奏的变化与和谐。杜甫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是指诗的情感上特色，“顿挫”是指诗的语言声调的错落有致。正是“顿挫”才造成了前者的“沉郁”风格。如杜诗《蜀相》的中两联：上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二、二、一、二”的节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二、二、二、一”的节奏。《登岳阳楼》一诗的节奏也是前后有变化的。此诗中二联的上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二、二、一”的节奏，而下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是“二、一、二”的节奏。上联与下联在语法结构与语言节奏上都有变化，这是节奏上的“顿挫”。正是在节奏的顿挫变化，才造成杜诗情感的迭荡起伏，造成“沉郁”的语言风格。

情感与意象的变化与和谐。“沉郁”的情感，导致诗歌的意象的对比和变化，即意象的“顿挫”。杜诗的意象变化较大。如《旅夜书怀》和《登岳阳楼》的中二联，上联写景是阔大的意象，下联写的是个人遭际，是小的意象。前后的意象有较大的反差，这是意象的“顿挫”即变化。正是意象的巨大反差和顿挫变化，才造成情感上的“沉郁”。二者既是变化的，也是和谐的，是对立的统一。

三、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是中国诗人中最具有和谐文化内涵和思想的人。由于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以儒家为主的和谐社会理想和中正仁厚的人格，故他的思想和诗歌具有强大的魅力。后世之所以尊他为“诗圣”，正说明这一点。杜甫虽然不是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但他却是中国以儒家为主的和谐文化理念的实践家。他的影响已不限于诗人和诗歌的范围，已升华到更高的文化精神层次。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将杜甫当作一个“不废朝廷忧”、“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子美画像》)的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加以尊崇;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也说，杜甫“后世但做诗人看，使我拂几空嗟咨”(《读杜诗》);毛泽东亦特别强调杜甫是一个“政治诗人”。杜甫的文化人格更是为人屡加赞颂。中国后世的文化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影响，为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和谐理想社会的实现及鞭挞社会的黑暗、同情人民的疾苦的精神所感动。如思想家和政治家韩愈、王安石、李纲、朱熹、文天祥、刘因、王阳明、宋濂、王夫之、顾炎武、龚自珍、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叶剑英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他的影响。至于后世的诗人，如元稹、白居易、李商隐、王禹偁、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元好问、李梦阳、何景明、施闰章、宋琬、屈大均、陈衍、黄遵宪、马君武、柳亚子、闻一多、冯至等人，在思想精神和诗歌艺术等方面，则无不奉其为师，深沾其溉。他的文化人格和诗歌艺术的魅力，现在已超出国界，走向世界;他已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所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因此，研究杜甫的和谐文化思想和理念，对进一步建设中国的和谐社会乃至建设世界的和谐秩序，均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行　健

作者简介：葛景春，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葛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