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

摘要：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党建系统工程，不能一味求全，必须突出重点。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 篇1：

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构建

[摘要]　构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前提条件是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构建民主执政运行机制应从建立生成机制、运作机制、监督机制和评定机制四部分组成机制入手;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党的民主执政运行机制正常运转。

[关键词]　党的领导;民主执政;运行机制;构建

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运行机制，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建立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和原则管理国家事务，坚持和完善各项基本制度，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逐步建设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以及措施等，形成以民主原则为灵魂、以制度体系为框架、以规则和程序为纽带的民主执政运行机制。构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运行机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能从理论上深化、完善对民主执政问题的研究，而且能为党在实践中深入推行民主执政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指导。一套相对科学的运行机制可以保证党民主执政各种要素、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并行不悖，保证民主执政便捷高效，最终为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驾护航。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运行机制构建的前提条件

(一)要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为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构建提供行为指导

执政理念就是指执政的指导思想，其重要内容之一是民主执政，它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只有确立科学的执政理念，才能使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构建坚持正确的方向，不偏离民主执政这一主题，从而真正实现民主执政。

第一，要确立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必须有一定的实现途径才能转化为人民实实在在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执政方式是垄断一切权力的“一元化”模式，这种执政方式认为党能够带领人民建立人民自己的新中国，能够代替人民作主，代替人民谋利益。事实证明却不是这样，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之下，人民民主意识逐渐觉醒，参政议政的需求日益强烈，因此党的执政需要由“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的理念转变，进而实现民主执政的目标，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自治，使他们真正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与民主管理的权利。

第二，要确立执政兴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应该从长期巩固执政地位的前提出发，把发展贯穿于执政的全过程。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同时还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重要的一点在于：发展就意味着党执政要取得治理成效。树立执政兴国的理念就是党的民主执政要能使国家各方面不断得到持续发展，只有这样，党的执政地位才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才能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第三，要确立依法执政的法治理念。宪法与法律应该成为党执政的主要依据，这就需要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中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是党的主张与人民利益和意志的统一。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就是维护党自身的权威。各级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而且更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施。所以民主执政过程当中必须坚持法治思想，注重依法执政作用的发挥。

(二)要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为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构建提供思想保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三大执政方式，这标志着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要构建民主执政运行机制，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同时还要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正确的指导原则能为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顺利形成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

第一，坚持民主执政与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的原则。在中国实行民主执政，不仅要遵循民主政治建设的一般规律，还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遵循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规律。中国当前最大的国情是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规律，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稳步地推进和发展民主执政，实现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党的民主执政必须适应经济建设的要求，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民主执政的原则、步骤和方式不能脱离社会经济水平而孤立存在。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借口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忽视民主执政的发展，使民主执政的建设过分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二者不可偏废，应该与时俱进。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党就必须善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第三，坚持注重民主执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的原则。民主执政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新型执政方式，其形成和运作都将是一项系统且复杂的工程，因此民主执政建设必须采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形式，才能真正落实下来，并得以稳定和长期的发展。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民主执政建设的客观要求，必须把民主的原则和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要求，落实为既定的规范形式和程序步骤，使民主执政的运行有法可依、有序可循，在制度化的轨道上长期稳定地发展前进。

二、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框架设计

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运行机制，应从生成机制、运作机制、监督机制和评定机制这四大机制的角度进行具体的框架设计。

(一)生成机制

1、内部生成机制

内部生成机制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执政的实践过程中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予以弥补和完善，形成较好的内部氛围，从而为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运行提供充分准备。从党民主执政的现状分析来看，目前党的民主执政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民主执政的能力尚不够强，这严重影响了民主执政的整体进程。因此，在构建内部生成机制的过程中，既需要加强民主执政的理论建设，同时也要培育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民主执政能力。

首先，要加强党的民主执政理论建设。尽管经过30年改革开放民主建设的进步，但是在中国现阶段，“官本位”的思想仍然占据着不少党员干部的头脑，各种与民主执政不协调的执政方法和行为依然

存在于日常的执政过程中，影响着民主执政的发展，这其中民主执政理论缺乏是一个相当主要的因素。为此，必须积极营造一种有利于民主执政理论创新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鼓励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与民主执政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建设一支实力强大、结构合理、善于创新的理论研究队伍，加快民主执政理论的形成和成熟。

其次，要培育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民主执政能力。在党的民主执政实践中，执政能力不强的问题总是困扰着我们。这其中固然有政治体制不科学导致执政能力得不到提高的因素，但是主要的还是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过程中，对培育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民主执政能力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针对这一情况，必须不断增强实践民主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断提高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坚定不移地走党和人民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按照十七大政治报告的要求，建立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促使他们自觉按照民主执政的目标和要求活动，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提高自身的民主执政能力。

2、外部培育机制

建立外部培育机制，主要工作就是要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民主执政机制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氛围，而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党、政府和社会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共同作用。第一，对于各级党委来说，应该从自身做起、率先垂范，坚持用民主的眼光看待问题、用民主的方式处理问题，逐步建立起领导能力责任机制，完善党组织中各项民主制度，对党委的职能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完善党委的权力配置。第二，对于各级政府和国家机关来说，应该明确与党的权力界限，改变以往党政不分的局面，建立起依法执政的责任机制，实现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第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应该形成对党民主执政的正确认识，认真执行党关于民主执政的各项方针政策，自觉履行自身的责任和义务，更好地成为党推进民主执政的桥梁和纽带。第四，对于国家的每一个公民来说，应该在思想上充分理解民主执政的目的和形式，促进对社会主义制度及党执政的认同，增强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

(二)运作机制

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各项民主制度，正确处理党在执政过程中与国家政权、宪法和法律以及人民群众的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中用民主的方式和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执政。

1、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

经过30年的改革和建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普遍增强，在党民主执政进程积极推进的形势下，必须在运行机制的运作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健全相应制度，以保障民主执政的实现。第一，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选举是党内民主制度中最为根本的制度。要通过有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从根本上改变有关领导人主导选举的状况。要健全和完善候选人提名方式，候选人的产生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党员意见，把组织提名和民主推荐结合起来。要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坚决杜绝变相等额选举，努力克服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此外，还应该逐步扩大直选的范围，逐步建立和实行竞选制度，建立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弹劾罢免制度等。第二，健全党员民主权利的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是发展党内民主最深厚、最牢靠的基础。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因此，应该建立和健全一系列制度，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第三，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需要在体制上理顺党的代表大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关系，形成一个责权明确、相互配合、有效制约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逐步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细化全委会与常委会的议事职责和规则，确保重大问题交由全委会集体讨论做出决定;改革和完善党委的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保证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平等议事，决策要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要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和接受监督的制度。

2、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中的民主

党政关系中的民主，主要是指党正确处理与人大、政府机关、法院和检察院以及政协的关系，并在其中实现民主执政。第一，党在人大中民主执政。这是指党以一整套民主的原则、民主的作风、民主的制度来充分发挥和调动人大的积极性，为此需要做到：党既善于领导人大的工作又不包办代替。近年来推行的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做法，较好地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是处理党与人大关系民主的重要表现。第二，党在政府机关中民主执政。这要求党以民主的方式处理与政府机关的关系，由此形成民主的制度规定。实现党在政府机关中民主执政，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党对政府的领导不是直接地代替政府作决策，而是通过党在政府中的党组的间接作用来完成。第三，党在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和检察院中民主执政。不仅要始终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同时还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避免干预司法机关内部事务的情况发生。第四，党在政协中民主执政。这是指党在处理、协调与人民政协的关系时注意发扬民主原则，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平等地处理与政协的关系。党要允许政协对党的执政活动进行监督批评，遇事要主动认真地同政协委员商议，并且支持政协在既定职权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3、认真处理党与国家法律关系中的民主

党与国家法律关系中的民主，是指党在处理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的关系时所坚持和贯彻的一整套民主的原则和机制。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把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按民主程序办事。

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科学规范党政职能，需要在党的领导和政权机关之间找到一个中介，即一种很好的联系方式，这一联系方式应该是国家的法制。因此，处理党与国家法律关系，实现民主执政，必须科学认识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二者又有区别，由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比党的政策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人民的意志。邓小平早就说过：“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就要坚持按法律办事。”

处理党与国家法律关系、实现民主执政，还要求我们必须科学认识党的各级组织和国家法律的关系。一些人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在宪

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会削弱党的领导。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中国，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其制定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党领导人民制定了法律，又带头遵循法律，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反而会因此提高党的威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4、坚持党群关系中的民主

党群民主是指党在密切联系群众，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时，要注意发扬民主作风，贯彻民主制度，保证党群关系始终在民主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一是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二是党要以民主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与各种群众组织的关系。不仅要坚持党对群众社团的领导，还要支持群众社团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三是党在决策时必须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精神。党的决策要坚持以民为本，特别是要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

(三)监督机制

1、完善党内监督机制

新时期党内监督还存在着意识淡薄、监督机构的领导体制不合理、制度不健全等一些困扰党内监督发展的因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认识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从目前情况来看，运行机制上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为此，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党内监督机制的问题上深入改革，努力完善以下几项具体内容：第一，营造激励环境，建立自我监督机制。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项引导、教育、警示、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的规章制度，增强党员干部依纪依法行政、按章办事的自觉意识，从主观上预防和减少滥用权力的动机。第二，创造制衡模式，建立相互监督机制。通过制定规范权力行使主体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相互控制的各种有效机制，使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能受到近距离各种牵制力量的制约与制衡，确保党员干部始终坚持集体行使权力、公正使用权力、规范使用权力，不断优化权力的运行效果。第三，优化监督氛围，建立综合监督机制。进一步优化监督环境，畅通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加强监督力量，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逐步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第四，规范职能行为，建立程序监督机制。通过完善各种工作程序，减少和消除“监督真空”，使党员干部在科学周密的程序制度面前不能滥用权力。

2、完善党外监督机制

第一，人大依法监督。人大对党的监督属于法律监督。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人大对党的监督是对党是否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进行监督，即法律监督。

第二，司法机关监督。一般来说，司法机关监督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机关和国家公务员遵纪守法实施的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的主体是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和作为国家检察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司法监督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公务员，是对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否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等进行的监督。虽然党组织不属于国家机关性质，但其居于国家政权的核心，也同样应该接受司法机关的监督。

第三，民主党派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是中共民主执政监督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不论是民主党派自身还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都必须以实际行动来切实加强和改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保障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的权利，创造有利于民主党派监督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民主党派监督的反馈机制。对于民主党派自身而言，要提高政党意识和对监督的认知程度，加强组织建设，提高监督能力。

第四，社会监督。社会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党必须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公民所享有的具体政治权利，使人民群众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必须构建合理的人民群众监督体系，整合人民群众监督的力量，从而使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党必须使新闻舆论监督法制化、程序化、有序化，坚持新闻舆论监督中的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监督已列入《党内监督条例》，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新闻机构依法实施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

(四)评定机制

所谓民主执政的评定机制，就是根据一定的评定标准，构建生成一个整体的评价体系，对党的民主执政建设进行评定，指出其中的成绩以及不足，促使党对民主执政的相应措施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推进民主执政进程。对党民主执政的评定，就是判断党的民主执政建设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一，始终坚持人民公认原则。建立和完善民主执政的评定机制，要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评价主体地位，认真落实人民公认原则，始终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随时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集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检验。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增强公开性、透明度，真正让人民群众知道我们干了些什么，在干些什么，准备干些什么，这是前提，也是基础。要确保人民群众的话语权，疏通上下沟通的渠道，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要确保人民群众的最终裁决权，党的民主执政的评定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内部评定和外部评定，有上级评定和下级评定，应当辩证统一，有机结合，但最终的裁决权应属于人民群众，真正将人民的考核、人民的评价，作为第一评价。

第二，不断完善评定标准及其体系。对党的民主执政进行评定的标准和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基础评定标准及其体系、民主执政过程的评定标准及其体系、民主执政效果的评定标准及其体系。基础评定标准包括党的组织的建设和分布情况，党员的数量、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等。在执政实践过程中评定的标准主要包括：国情民意的把握程度、国际大势和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正确程度、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具体落实路线方针政策的程度等。民主执政的能力最终体现在执政效果上，从执政效果评定执政能力大体上包括两类指标：一是社会和谐指标，通过社会的和谐程度、与周边国家的和睦程度，以及社会治安的治理程度来衡量。二是发展指标，通过经济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财政税收量及增长速度、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等来衡量。

第三，积极创新评定机制。民主执政的评定机制是各个评定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创新评定机制从评定主体来看，要实现内在评定和外在评定的有机结合。建立和完善民主执政评定机制，要切实加强自身的考核评估，同时要发挥各种社会评价机构和组织的作用。从评定内容来看，要实现重点评定和综合评定的有机结合。对民主执政的评定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涵盖多重社会目标，既要突出重点，同时也要注重全面性和系统性。从评定功能

来看，要实现约束和激励的有机结合。既要发挥评定的约束作用，同时要发挥其激励作用，以全面推进民主执政建设的各项工作。

三、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运行机制的保障措施

(一)加强教育，增强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意识，为构建党的民主执政运行机制提供前提

中国现阶段，民主意识既表现为广大党员和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认同和维护，同时又表现为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迫切要求保障和扩大其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要搞好民主执政，更好地构建运行机制，就必须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对党员和领导干部而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教育、宣传和引导，使广大党员懂得自己拥有的权利，增强民主意识，学会如何依法运用民主的方法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增强各级干部民主执政的意识，牢固树立民主也是硬道理的理念，真正认识到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执掌政权，才能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要培养其“人民主权”意识，自觉地以国家权力主体的身份积极、主动地参政，并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

(二)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相结合，为构建党的民主执政运行机制提供支持

民主执政的实现离不开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民主执政需要建立科学的制度(即民主制度)来保证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能够讲真话，能够在适当的场合阐述见解。民主应该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民主需要努力防范非理性行为。民主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通过张扬科学的理性，把少数人首先掌握的真理转变为多数人的共识。这就是民主执政离不开科学执政的理由。同时民主执政也离不开依法执政，依法执政一方面要防止民主过程中多数人对少数人法定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当政者随意改变、搁置民主产生的正确决定。

(三)用世界眼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有益成果，为构建党的民主执政运行机制提供借鉴

资本主义民主的内容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来体现的，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统治当中，积累了一系列政治管理经验，其中有不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民主的共性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提出过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要继承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的问题。邓小平也提出，要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开放的党、与时俱进的党，要民主执政，就要具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就应拓宽视野，了解、研究国外执政党在“民主执政”方面的做法和经验，积极借鉴吸收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经验，为我所用，在不断强化民主执政理念、不断完，善民主执政机制、不断改进民主执政方式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当然，在吸取西方关于民主执政的进步成果的同时，决不能全盘照抄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

作者：张荣华　牛丽丽

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 篇2：

新时期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着力点研究

摘 要：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党建系统工程，不能一味求全，必须突出重点。要以权力运行的依赖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干部选任监管机制;以权力运行的决策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党政决策机制;以权力运行的执行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以权力运行的责任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督导评价机制;以权力运行的执纪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管理队伍优化机制。

关键词：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党建;廉政风险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制度建设对全部权力的运作及过程加以制度规范，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实现制度对权力的全面有效辐射，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党建系统工程，涉及面广，任务量重，实践性强，要求我们“必须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要与实践相结合，在结合上下工夫，在实践中求发展”，根据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紧紧抓住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狠抓着力点建设，通过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着力点建设，不断地吐故纳新和增强活力，以点带面，以点促面，积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对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不断要求，科学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有效地发挥好制度的保证作用。

一、以权力运行的依赖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干部选任监管机制

“革命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干部既是权力运行依赖的重要主体，也是权力运行监管的重要对象。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好”还是“不好”，领导干部管理考核“科学”还是“不科学”，领导干部教育监管“严”还是“不严”，直接影响公共权力是否正确运行、干部作风是否端正和反腐倡廉是否有效。因此，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管理机制，选好人，用好人，管好人，切实解决好“人”的问题，可以大大消弭领导干部的用权腐败，是从源头上有效防范腐败的根本性问题。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管理机制，在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基础上，一是要着力建立科学的后备干部培养机制，通过教育培养、管理考核、科学进出，为后备干部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加优越的环境，拓延组织考察的长期性，提高组织鉴别的正确性;干部选拔任用和竞争上岗时要对后备干部进行重点考虑，避免“说起来重要，想起来次要，用起来不要”，使后备干部培养流离于形式，从而挫伤后备干部的积极性。二是要着力建立科学的干部竞争上岗机制，通过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监督，拓宽选人用人的视界，提高干部的公信度和亲和力，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同时要科学统筹干部竞争上岗中“量”与“质”的关系，竞争上岗规模要“适度”，规模过大往往容易导致现实工作中考核把关的从速从简，不利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的保证。三是要着力建立科学的干部教育监管机制，通过严格教育、深入指导、科学管理、有效监督，提升组织教育监管的科学化水平，提高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准和执政执纪能力，使干部行为轨迹和前进航向始终保持积极正确、健康向上，真正做到 “以干部为本”，实现“干部自律”与“组织他律”的目标一致、关系和谐，避免出现组织的“监管失控”和干部的“放任自流”。四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施行日常考核、年度考核、聘期考核相结合，对干部思想和工作效果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考核评价要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实体现正确政绩观的旨归，切实反映干部的思想和工作全貌，既不能“做得好不如说得好”，也不能“只看眼前不顾长远”，要通过考核评价机制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发干部认真履责、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五是要建立科学的奖优罚劣机制，对考核结果好的干部要给予适度奖励(包括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对考核结果不好的干部要给予适宜惩处(包括处分、处罚)，对违规违纪或履责不力的干部要追究责任，实现“做与不做就是不一样”，“做得好与不好就是不一样”，营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警示全体的用人思想导向。

二、以权力运行的决策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党政决策机制

决策是权力运行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居于权力运行管理活动的核心位置，决定和支配权力运行管理行为。党政决策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党政决策是否正确，是否科学，是否有效，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有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权力运行的决策主体不仅包括稳定决策主体，即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个体，由于有时还需要其他组织和相关人员参与决策，因而还包括随遇决策主体，即其他组织和其他相关人员。如图1所示。

在权力运行决策主体中，稳定决策主体居于核心地位，体现了党的执政要求;随遇决策主体是重要的补充，体现了决策的民主性。以权力运行的决策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党政决策机制，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建立以稳定决策主体为核心主导、以随遇决策主体为重要补充的决策机制。一是建立科学的集体决策机制。要通过健全党政会议议事规则、发挥党政联席会议作用、细化“三重一大”决策内容程序和会前交流沟通制度等，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和领导作用，真正实现重大事项决策、重要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集体讨论、集体决定，以防止少数人或某个人说了算，这既是使决策更加科学、更为正确的重要保证，也是关爱干部个体发展、防范腐败问题发生的有效途径。二是建立科学的决策公开机制。要按照决策内容、决策程序、决策过程公开的要求，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党务决策公开机制和政务决策公开机制，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发展建设的热情与动力，做到决策内容公开公开透明，决策程序公开公开透明，决策过程公开公开透明，促进权力的阳光运行。三是建立科学的民主决策机制。要坚持“决策制定为了群众，决策确定需要群众，决策执行依靠群众”的公共管理理念，建立完善重大决策征求意见机制。对涉及改革、发展和稳定全局的重大决策，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决策，要充分发挥随遇决策主体中“群众”的作用，通过广泛听取各个层面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防止利益冲突，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四是建立科学的专业决策机制。现实中的决策内容往往包罗万象，涉及领域广，有的涉及专业性非常强，决策是否具有科学性、正确性、合法性，仅仅依靠稳定决策主体往往不能满足决策需要，还必须充分发挥随遇决策主体中“各类专业委员会”“相关专家”的作用，建立完善专业咨询决策机制、专家参与决策机制、专家直接决策机制，从而确保决策更为科学，更加有效。五是建立科学的决策责任机制。权力与责任从来就是对等的，决策主体拥有了决策权力，同时也承担了决策责任，因而规范决策权力的同时，强化决策责任追究是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决策责任机制、决策问责机制，通过决策责任机制强化履责意识，通过决策问责机制维护决策的严肃性，不断推进决策的法制化进程。

三、以权力运行的执行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

腐败是权力的一种“异化”或“寻租”现象，是权力的商品化、利益化、特殊化所导致的违纪违法行为，是权力运行的执行主体违规用权、滥用职权的行为结果。作为权力运行的执行主体，必须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正确认识权力，强化权力责任，依纪依法作为，主动接受监督，不谋个体私利，对行为的差错要勇于纠正。因此，防范腐败行为，促进党风廉政，应坚持以人为本，以权力运行的执行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廉政风险防范机制。一是建立科学的廉政风险排查机制，提高每一个权力运行执行主体的防范廉政风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围绕因教育、制度、监督不到位和党员干部不能廉洁自律而可能产生问题的思想道德、制度机制、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方面，经常性深入排查和准确掌握自身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廉政风险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并能通过风险点排查，有针对性的制定符合自身、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二是建立科学的廉政制度网络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不能依赖于某项制度“单打独斗”，要形成科学体系，形成有效网络，形成合理制约，实现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科学性与实效性相结合，现实性与超越性相结合，系统性与针对性相结合，同步发展与完善自身相结合，真正解决权力运行过程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不是空洞的、表面的、形式的规范文本，确保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更加科学有效、切实可行。三是建立科学的廉政道德法规教育机制。一方面，要坚持开展廉政道德法规教育，通过教育，使权力运行执行主体明晰从政道德和法规要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另一方面，要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推进廉政道德法规教育的制度化建设进程，“把我们倡导的思想道德原则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四是建立科学的廉政责任落实机制。要坚决避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只是一种形式”、“可有可无”或“可做可不做”的错误定式，健全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层级负责、层级落实机制，教育引导每一个权力运行执行主体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一项必须严肃执行的政治纪律，不断增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五是建立科学的廉政文化导向机制，利用文化的广泛性和亲和力，通过廉政文化建设，对权力运行执行主体“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地熏陶染化，使廉政文化成为权力运行执行主体易于接受、乐于吸收的文化习惯方式，使“行动者在其实践中注入的各种超个人的、无意识的关注原则得以构建”。

四、以权力运行的责任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督导评价机制

制度建设重在“落实”。“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一经制定，就具有强制性效应，要求任何个人或组织都必须自觉遵守，不能超越其外。荀子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在现实社会实践中，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情法混淆、违法不究的问题和想象仍然比较突出，提高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执行力”，成为当前和今后党风廉政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因此，防范腐败行为，促进党风廉政，要求我们应在加快制定符合时代发展特征、体现现代法制精神、适应权力运行主体认知水平的日常思想品德行为法规和规范的基础上，以权力运行的责任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强化廉政法规制度的执行环节，建立科学的督导评价机制。一是建立科学的督察指导机制。要按照求真务实、务求实效的原则，充分发挥党内监督指导、行政监察指导、审计监管指导的综合效能，对权力运行责任主体的行为实践加以及时督察指导和加以矫正，有效避免对权力运行责任主体“放任自流”的亚状态，引导权力运行责任主体认真履行职责，严格依法办事，正确运用权力，自觉廉洁从政，确保各项廉政法规制度落到实处。二是建立科学的信息评价机制。要坚持正确的效能评价标准、遵循科学的效能评价原则、选择恰当的效能评价方式，对权力运行责任主体贯彻执行廉政法规制度情况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是否贯彻落实”、“贯彻落实程度怎么样”、“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等制度效力、效益、效果和效应诸方面，做出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以确定权力运行责任主体的行为实践价值。三是建立科学的意见反馈机制。要坚持意见反馈“及时”的根本原则，实现意见信息迅速反馈，以第一时速、最快时速传递给权力运行责任主体，使权力运行责任主体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执行制度的实践价值有效信息，借以检验和纠正自身的行为轨迹和进取方向。四是建立科学的责任追究机制，对破坏或违反廉政法规制度的权力运行责任主体要严格追究他律规范责任，实现约束顽劣，强化违规必究的震慑性作用，教育警示更多的人遵守廉政规范，远离违规思想行径。同时，要坚持适度原则，健全完善责任追究程序，严明责任追究纪律，坚持追究依法依规。五是建立科学的“发现问题”机制。通过对权力运行责任主体贯彻执行廉政法规制度行为实践的总结评价、经验提炼、案例剖析，可以及时发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存在的“显性”问题和“潜在”问题，有助于准确掌握违法违纪案件诱发的特点和规律，针对现实中暴露出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存在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加强和改进措施，及时堵塞管理中的漏洞或隐患，有效防范问题的发生。

五、以权力运行的执纪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管理队伍优化机制

纪检监察干部是权力运行的执纪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落实反腐倡廉制度的重要因素。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反腐倡廉形势，纪检监察干部是否对组织、对他人、对自己高度负责，是否敢于执纪、乐于执纪、善于执纪，是否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各项要求，是否成为执行和遵守廉政法规制度的双重表率，都直接关系权力运行的“前进旗帜”和“政治导向”问题。因此，防范腐败行为，促进党风廉政，要求我们必须以权力运行的执纪主体建设为着力点，建立科学的管理队伍优化机制。一是建立科学的纪检监察管理队伍结构优化机制。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积极应对现代反腐倡廉建设日益任重而复杂的形势任务，建立一支专职为主、兼职为辅、专兼结合的管理队伍，形成年龄结构梯队化、技术结构互补化、学历结构多层化的队伍模式。二是建立科学的能力提升机制。要通过人员选拔、教育、培养，不断提高纪检监察管理队伍的能力素养，如政治素养、思想素养、道德素养、文化素养、能力素养、心理素养、身体素养等，做到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现实际问题、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讲求工作效率，注重管理效能。三是建立科学的学习培训机制。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倡导和鼓励纪检监察干部结合自身个性化需要，坚持自主学习研究、自觉修养锻炼、自我科学武装;要根据现代反腐倡廉实践发展需要，科学制定纪检监察管理队伍的培训规划和，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普及性、专业性和专门性培训。四是建立科学的实践锻炼机制。要为纪检监察干部积极创造良好的实践锻炼环境、实践锻炼舞台和实践锻炼机会，不断提高执政执纪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提高工作自信心和意志坚韧力，提高敢于挑战的冒险精神和勇于承受挫折的心态，提高善于组织协调反腐败的能力，提高自觉抗击诱惑和抵御腐败的能力。五是建立科学的研究创新机制。要立足不断发展的反腐倡廉工作实践，坚持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做到科学判断转型时期社会发展变化形势，准确把握反腐倡廉建设发展脉搏，坚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机制创新，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提高针对性，增强实效性。

综上所述，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党建系统工程，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的着力点研究，并通过着力点研究积极指导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建设实践，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深入拓展。

参考文献：

[1] 李瑞环.辩证法随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58.

[2]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1999.

[3]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责任编辑 王 莉]

作者：薛李明

科学执政机制研究论文 篇3：

科学化现实性和跨学科:党建理论研究的重要面对

[摘要]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求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论指导党建理论研究。党建理论研究是经世致用之学，只有直面党的建设在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党建理论研究才可能有厚重的价值和持久的生命力。执政党建设是一个与政治体系、社会体系紧密关联的系统性工程，政党现象及政党行为具有多方面的视角，从而凸显了党建理论研究跨学科的问题。

[关键词]党建理论研究;科学化;现实化;跨学科

一、以科学化推进党建理论研究

党建理论研究归根结底是要发现党建内在逻辑，揭示其本质，探索其规律，为党的建设提供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要求坚持科学态度，秉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对党的建设所涉及的诸领域、诸现象、诸问题进行系统的而非零碎的、本质的而非表象的探讨，以发现党的建设所具有的必然性。

正如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少人认为政党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宣传紧密相关，带有阶级性、主观性和价值倾向性，难以做到科学化。曼海姆曾经认为，意识形态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是超越情况的思想，它们事实上从来没有成功地实现自己所设计的内容”[1]。这个观点我们不能完全苟同。但是，如果将党建理论研究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就很难做到研究的科学性。宣传有纪律，科学无禁区。科学是光明磊落而又无所畏惧的神圣事业，唯有科学化的党建理论研究才能不断揭示政党发展历史规律，才能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提供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因此，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科学化的第一步，乃是真正确立党建理论研究的学术自觉。科学是学术研究得以深化的前提，科学也只有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才能持续地得到传承和创新。

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要求研究者坚持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抛弃任何个人的偏好，从事实出发，力求客观公正地解释党的建设中的因果关联，揭示其固有的客观必然性，并提出有客观依据和符合逻辑的对策。正如迈克尔·罗斯金所说：“政治科学训练的是一种平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政治分析，而政治实践通常需要坚定的流行的和简化的观点。”[2]一般来说，任何称得上科学的东西，总是基于某种规律的研究，“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3]显然，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所欲揭示的党的建设的规律只能是建立在政党发展的历史和政党活动的客观事实的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原则、结论或者主观愿望出发。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4]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应当防止主观随意性，力求客观准确地揭示政党的本来面目，使自己的观点不因政党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迈克尔·罗斯金说得好：研究者们，如果他们以此为职业的话，要努力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情况。

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要求研究者坚持无私无畏的科学精神。如敢于创新的精神、怀疑批判的精神、坚持真理的精神、社会责任等等。科学研究总是意味着创新，创新是首要的科学精神。爱因斯坦在论述科学的几篇文章中一再提到科学对于打破陈规旧见的重要作用：“科学研究能够破除迷信，因为它鼓励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思考和观察事物。”[5]党建研究者应当根据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做出新的判断和概括，这又需要敢于坚持、献身真理的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此马克思说道：“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爱因斯坦曾经多次强调过的科学研究中的宗教般感情：“在我们这个物质享受的时代，唯有那些具有深挚宗教感情的人才是认真探索的人。”[7]

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要求研究者坚持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巴甫洛夫曾经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科学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8]笔者以为，当务之急是在党建理论研究中引进实证研究的方法，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丹尼尔·贝尔认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科学“随着尖端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象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9]如果丹尼尔·贝尔的话尚有点过分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话则应该认真对待了，马克思说：“一门学科，只有当它用得上数量统计的时候才可以称得上一种真正的科学。”[10]党建理论研究中大量的表现为规范研究，如果在当下党建理论研究中能够充分地恰当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在数量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那将是对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大贡献。[11]

二、在增强现实性中推进党建理论研究

强调党建理论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并不排斥研究的现实性诉求，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一再号召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当下中国实际情形之“的”，正蕴含着党建理论研究中的现实性主旨。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是个具有复杂性、艰巨性的问题，应当抱有现实性的态度，秉持实践的品格，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运作及其所处的现实环境出发，寻找当代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规律。

首先，增强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应当从党的领导这一事实出发进行研究。上海交通大学胡伟教授指出：“任何对当代中国民主化的现实道路进行的探讨，必须首先正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持续执政的事实，并把这一事实作为考量中国政治发展途径的基本变量。”[11]这句话我认为还是很中肯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党建研究的一个历史前提和现实前提，那种以所谓的价值中立的名义，主张基本否定现实政党政治一切推倒重来的做法，既不科学，也不现实，无疑是不可取的，必须将党的领导和执政作为党建理论研究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出发点和前提。

其次，增强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要求持守建设性的态度进行研究。自古以来，有一种以批判精神为圭臬的学术传统。诚然，学术研究确实不能离开批判，但是，如果就如何推动政党发展，除了批判还是批判，而不提出任何高见，这样的研究无助于推进政党现实发展。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本身乃是建基于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和苏联模式的搬用上，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予以渐进式的改革，这就要求研究者以积极的态度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多提建设性意见。同时，政治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现实政党政治的技术性变革乃是现实政治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强调持守建设性的态度来研究党的建设，也是应该的。

再次，增强党建理论研究的现实性，要求立足中国实际、政党实际进行研究。诚然，我们不可一概否认政党哲学存在的价值，但党建理论研究本质上应是经世致用之学，立足中国当下实际，直面政党发展中的问题，乃是党建理论研究应有的使命。政治研究中有一种将他国的处方拿来应用于中国的做法，看起来相当新奇，甚至十分时髦，但是究竟有多大的实用性，却是很令人怀疑的。比如，西方出了一个“善治”，马上就引过来，看看善治对中国的挑战;西方出来一个新公共管理，也是立即引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应当允许不同的学术思路，但这种做法无限夸大，走到極端，流于概念的炒作，就不足取。说到底，中国政党发展的对策，只能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依据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从中发现中国政党发展的固有规律，从中找到推进党的建设的方略和对策，这才是现实的道路。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他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2]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建理论研究应当从当下政党所处的社会生态中，从政党与社会、国家的现实关系中，找出政党发展的逻辑，提出政党发展的对策。这也要求研究者确立坚定的实践品格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敏锐地关注多样化、信息化、全球化时期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以更好地发展、完善党的建设。

三、在对跨学科的强调中推进党建理论研究。

早在1986年钱三强先生就指出：“可以预料,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13]多学科的交叉发展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跨学科研究的勃兴与发展,主要动力来自综合性理论的产生与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需要,而后者是跨学科研究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14]跨学科研究往往能提供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党的建设不能独立于国家、社会、经济体系之外，其涉及多种学科视域，应当从跨学科的角度将党建理论研究予以深化、拓展。

如从政党组织学角度进行党的建设的研究。政党也是一个组织，其组织行为、组织变革、组织发展等等，应当带有一般组织的普遍性质，反映组织发展的共有规律;同时也具有作为政党的特殊性质，体现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政党组织学的理论来加强党建理论研究，可以提供不同角度、不同视域。众所周知，组织学在理论上强调组织激励和组织发展动力，以此观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的先进性将如何保持?一个党保持长期执政的动力机制何在?组织学在方法上强调经验研究，重视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心理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这些研究方法如何在党建理论研究中予以借鉴?

又如从政党社会学角度进行党的建设的研究。社会是政党的土壤，政党是生长于社会中的大树，运用社会学方法和理论对政党进行研究，乃是揭示政党本质及其发展逻辑的应有之义。历史上，米歇尔斯曾经独辟蹊径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政党问题进行研究，指出大型政党不可避免地走向少数寡头统治，即所谓“寡头统治铁律”，并分析了这种现象发生的社会原因。米歇尔斯的研究应当说是政党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典型范例。[15]所谓的政党社会学，主要探讨政党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政党的社会基础以及政党发展的社会条件等。如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党的建设、一个党执政与多元社会的契合问题等，都值得认真探讨。

再如从政党管理学角度进行党的建设的研究。政党是由众多的人构成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达八千万之众，其自身如何管理，就是个十分严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从管理学角度研究党的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政党形象的管理、政党资源的管理、政党行为的管理、政党成员廉洁与绩效的管理、政党执政成本的管理等，都是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尤其是中央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命题以后，更是体现出加强政党管理学研究的迫切要求，因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突出了遵从科学规律的重要性，内涵着一种管理主义倾向，呼唤着运用政党管理学对党的建设进行研究。

此外，还有政党心理学的研究、政党生态学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可以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参考文献：

[1]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94.

[2]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

[3]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9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5][7]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64.575.

[6][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33.

[8]宋禾.论方法[J].学术交流，1995(5).

[9]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2.

[10]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3.

[11]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J].复旦学报，1999(1).

[13]錢三强.交叉科学：理论和研究的展望[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6.

[14]金吾伦.跨学科研究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16.

[15]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党校教研室主任

特约编辑：胡中良

作者：龚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