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杨光亮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被告人杨光亮被捕前系中共茂名市委常委、茂名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帮一次忙就收近千万元
1992年至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1048.5658万元，港币200万元。具体分述如下：
2007年至2009年，杨光亮利用担任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茂名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某、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柯某庆、茂名市远航化工有限公司经理黄某就的请托，为解决上述公司受让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属等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分别收受上述三人送给的人民币总计700万元、港币200万元。
1992年至1995年，杨光亮在担任电白县副县长、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电白县建设发展总公司经理岑某忠、电白县天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某华的请托，为岑某忠的公司获取土地使用权提供支持和帮助，为冯某华承接电白县国道325线改造工程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接受岑某忠分十七次以送节日红包的名义送给的人民币共计22万元、冯某华送给的人民币35.7658万元。
2006年至2009年，杨光亮利用担任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茂名市东园大酒店总经理谭某容、茂名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某的请托，对上述酒店批示减免价格调节基金以及在生意上予以关照，分别收受上述两人送给的人民币总计60万元。
2007年，杨光亮以人民币50万元出资入股茂名幸福餐饮名店，在应占10%股份的情况下，该店负责人朱某飞另送给杨光亮10%的干股(价值人民币50万元)，杨光亮将部分公务接待安排在该店，并于2009年批示减免了该店应缴纳的价格调节基金。
2003年至2009年，茂名市一些单位为得到杨光亮在财政经费方面的关照，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分多次送给杨光亮合共人民币175.8万元。
1994年至1998年，电白县财政局为得到杨光亮对电白县财政局工作方面的关照，分五次送给杨光亮人民币共计5万元。
公诉机关建议数罪并罚
办案机关在查处本案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杨光亮拥有的家庭财产折合共计人民币4998.362327万元、港币27.2万元、欧元2.4万元，扣除合法收入人民币332.809081万元和受贿所得人民币1048.5658万元、港币200万元外，有折合人民币3464.752374万元、欧元2.4万元的财产，杨光亮不能说明来源。
公诉机关认为，杨光亮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杨光亮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依法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对杨光亮应当数罪并罚。
广州中院邀请了广州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了案件审理。案件审理完毕后另行择日宣判。(记者/赵琦玉 赵杨 通讯员/穗法宣)
4月15日，单位组织观看了中纪委专题片《暴风雨中的忏悔》一片，本片纪录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原管委会主任皮黔生的蜕变轨迹，影片深刻揭示了腐败给社会、国家和家庭带来的巨大危害，以反面教材警醒了干部职工要树立廉洁从政的意识。观看完此片，我的感受一是为国家丧失这样一个能力优秀但道德沦丧的人才惋惜，二是认为这样的例子离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太遥远!但仔细想想，却又很有可借鉴、可学习、可反思之处!
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惋惜。通过观看影片，我们能了解到皮黔生是个工作能力很强、很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人，他也是一步步从基层，通过自己的努力干上来的，可以说至少在蜕变前他还是头脑清醒、务实重干的，这一点我认为与焦裕禄、杨善洲等先进人物的先进精神相比还是做到比较到位的。若没有后来自我要求的放松，以及降低了对各种诱惑的防备和抵御，相信他虽不能像焦裕禄、杨善洲那样名垂青史，但也能问心无愧、平平安安的走完这一段为官的人生历程。他与先进人物相比，差就差在没有坚持对自己的一贯要求，没有在自己能力、官职提升的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当然，我们在制度上也有漏洞，组织没有及时发现、警示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还想像焦裕禄、杨善洲的时期一样太难了，这话也对，也不对。焦裕禄时期，我们国家确实经济相对落后、物质相对匮乏、思想相对封闭，但通过观看影片《焦裕禄》，
我们也能发现那个时代，腐败其实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在诱惑着各级领导干部的，不能说那个时代就没有诱惑、没有腐败。只是，相对于现代我国经济空前繁荣来说，诱惑包装的没有那么奢华、没有那么力度空前。或者说，现代社会各种不良诱惑更隐敝，包装的更精美，对各级领导干部识别、判断各种不良诱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像《一周立波秀》里说的，你让一个饿的饥肠辘辘的人去看管一个堆满了肉包子的仓库，有且只有他一个人在看管，那得需要多高的道德修养，多大的自制力啊!
其次，再谈谈为什么看完后感觉距离遥远却又有可借鉴之处。一是认为皮黔生之类位高权重，我等基层工作人员位低权轻，从腐败是权力的洐生品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权力就意味着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二是认为地区与地区之间在行政体制上是有差别的，同为基层单位，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行政体制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体现在权力上就是中小城市明显弱于大城市。但却又不能绝对地说基层单位就没有权力，只是相对于高层来说小点，所以看这种教育片还是有可借鉴、可学习、可反思之处的。第一，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那么基层也必然不会是一片净土。只是基层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可能小点儿、少点儿，甚至可能更隐敝点儿。可能会有人说，这么点权力不值得去腐败，可是还有句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老百姓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么形形色色的诱惑也就时时刻刻处处存在于我们的周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基层工作人员，要时刻崩紧自觉抵御各种诱惑与腐败这根弦。另外，基层中还有一部分人甚至认为没有什么可腐败的，这种思想更可怕!认为没有什么可腐
败的人是最易被各种诱惑突破的，因为这部分人主观上已经放松了对各种诱惑的警剔，也就不自觉的降低了个人判断、识别诱惑的能力。这种思想更要不的，这部分人更是要加强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做为基层工作人员，不管是正式的还是临时的，不管是级别比较高的还是比较低的，代表的都是政府的形像。哪怕你有一小点的差池，老百姓都会看在眼里，将之等同于政府，等同于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有名话说的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积小腐成大腐，面对腐败要有忧患意识。观看教育片，其中有一句话印像深刻，那就是“皮黔生的蜕变，是积小腐成大腐的结果!”。说起来积少成多，积小成大，量变引起质变，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但是当将这些道理与工作、生活融合起来时，很多人却是失去了判断力、执行力!我认为在基层很典型的表现就是出工不出力，拿着工资不干活，或着不踏踏实实的干活。且不说基层工作人员是什么身份，但是拿的都是公家的工资这点是一致的，且不说当前用人用工制度还存在很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但是要做到“不白吃公粮”这点是最其码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出工不出力就是白吃了公粮，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
高官贪腐案凸显9大特点：贪腐数额多以千万计数
十八大召开至今已近10个月，反腐力度空前。
这10个月中，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详见本报7月17日《权、钱、色击倒的人生：八名副部级高官落马样本》一文)，包括9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公布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内，已达9人;地方官员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中，广东省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湛岳登、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陈良纲、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董事长徐龙等人亦在接受司法或纪检调查。除了上述正在接受调查的官员外，对于贪官的审判也进入密集期。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等副部级以上高官，以及广州市民政局原局长李治臻、内蒙古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等人，已经或即将接受审判。
综观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和已经宣判的官员贪腐案件，大致呈现了下述九个特点。
案件曝光达最大程度
十八大之后，对于贪腐官员尤其副部级以上高官公开审理，官方媒体的曝光达到了最大程度。
综合新华社及央视等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案件，几乎所有细节都予以展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和“表哥”杨达才的案件，庭审过程也在最大程度上向社会做到了公开。
在薄熙来案的报道中，电视、官方微博、微信、互联网、纸媒，几乎进行了全媒体报道，即时消息、通讯、特写的写作方式，让整个案件从微观到宏观得到了全景展现。
据《学习时报》援引香港《大公报》报道称，这次庭审，公开程度前所未有、公开范围前所未有、公开时长前所未有。在重大贪腐案件的司法进程上，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准确预告。
中纪委监察部在其网站上第一时间对有关案件进行了通报。司法机关也基本将案件侦查、公诉、审理、判决的时间、地点进行公告。舆论关注定格案件办理迅速
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2012年8月26日，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因面含微笑被人拍照上网，引发网友强烈关注并被网友指出其有多块名表。
杨达才上述事件被曝光20多天后，其即被撤职和“双规”。今年2月22日，经纪检监察机构审查，陕西省纪委公布杨达才在任职期间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同时将其移交司法机关。8月30日公开审理，间隔只有6个月。
2012年11月，雷政富在网络上被曝光不雅照。随后，其被免职。今年1月，雷政富被移交司法机关，5月，被公诉，6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件。6月28日，雷政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全案走完所有司法程序用时5个月。近期，包括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在内，几乎所有贪腐案件均强化了审限，最大范围保障了诉讼程序的快速正常进行。贪腐数额多以千万元计数
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案值50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975件，同比上升31.6%。而从今年公诉和审理的几起重大贪腐案件观察：
薄熙来被指控受贿2000余万元、贪污500万元;刘志军受贿6400余万元;黄胜1200余万元;田学仁被指控受贿1900余万元;广东省茂名市原书记罗荫国5000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贿2000余万元;内蒙古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被指控受贿4000余万元;佛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吴志强受贿500余万元。
目前曝光出来的贪腐案件多以千万元计数。
罕见死刑适用
贪腐等经济犯罪，在近年来适用死刑的案件越来越少。
黄胜受贿12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刘志军数罪并罚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罗荫国则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吴志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雷政富受贿3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窝案串案高发
据最高检察院公布，今年1~6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采取上下勾结、内外联合、共同策划等方式作案，犯罪群体化特征明显。
今年7月，罗荫国被判处死缓。在此之前，2012年4月，广东省纪委对外表示，罗荫国系列腐败案涉案303名干部。据介绍，2009年以来，罗荫国窝案还包括常务副市长杨光亮严重受贿案，市委原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倪俊雄受贿案，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朱育英受贿案，原副市长陈亚春受贿案，电白县县委原书记李日添受贿案等系列腐败案。全案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其中立案查处61人，属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
刘志军案则表现出了串案的典型特征，约涉及铁路系统的中高级官员十数名。
生活作风问题严重
在上述部分案件中，官员包括高级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严重，但因为法律限制，此类问题并不能得到法律制裁。而性贿赂难以入罪，也成为争议最大的社会话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指出，“权色交易”的现实危害并不亚于金钱贿赂。他建议，应该扩大传统意义上贿赂标的物的范围，将我国刑法对贿赂的标的用“不正当好处”来定义，以涵盖传统的贿赂行为和非物质贿赂。目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性贿赂”行为和标准。
以此，亦可防范和制约官员生活作风问题的泛滥。
高官多见异地审理
贪腐犯罪官员异地审理的模式渐成趋势。
薄熙来案被指定在济南中院审理;田学仁案被指定在北京审理;黄胜案被从山东指定在江苏南京中院审理。
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有关负责人曾指出，最高法和最高检正在对职务犯罪案件扩大异地管辖适用范围，推动异地审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上述负责人表示，很多职务犯罪被告人原来在地方和部门担任职务，手中握有一定权力，在人际关系上有影响，如果在当地审理，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这些年来审理的异地管辖案件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效排除了案件查处中的各种干扰和阻力，也有效消除了一部分社会公众对审判工作的担忧和误解。
渎职贪腐并发
除了上述特点外，贪腐案件还呈现“渎职贪腐并发”的特征。
今年上半年，在侵犯民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人身权利三方面，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共受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4713件，立案侦查4288件6007人。
纵观上述案件，包括薄熙来、刘志军等人的案件，除了受贿罪，都有一项关于滥用职权罪的指控或判决。
有专家表示，从法理和犯罪嫌疑心理的角度上讲，渎职侵权案件与贪腐案件并发的几率很高。
作案手段隐秘
此外，贪腐案件还呈现了“作案手段隐秘”的特征。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近日在总结今年上半年贪腐犯罪特征时表示，贪污贿赂犯罪日趋隐蔽化，犯罪分子作案前往往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千方百计掩盖罪责，更加难以发现和认定。
**贪腐案的主要原因和启示
由于国家安危系于一身，所以人民群众把军队廉洁与否看得很重。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解剖分析**或其他贪腐案，只是关注犯罪事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 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贪腐案件，已经不是偶发，而是有相当的普遍性，新揭发出来的案件，数额越来越大，性质和影响越来越恶劣。所以，我们在这里解剖分析** 贪腐案，重点还是挖掘导致贪腐的深层原因，找出症结、规律和克服问题的办法，为党和军队廉政建设找到突破口。
第一，信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力量之源，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弱化
**走上犯罪道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信仰信念动摇，精神发生蜕变，丧失了对各种腐朽思想的抵御能力。了解**的人都说他“一身病”，其中最致命的还是因 信仰信念缺失而来的“精神病”、“软骨病”。**不重视品德修养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排斥思想政治教育。他不信马列，笃信鬼神，把一些“大师”、“仙 姑”奉为上宾，经常请到家里算卦看命。为了乞求神灵保佑，在濮阳老家大兴土木，在所谓“风水”最旺的地段为其父亲建造豪华墓园。被免职后，仍对“年关一 过，立马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深信不疑。被“双规”时，还在裤兜里藏一块小桃木，妄图以“桃”代“逃”，躲过法律惩处。
**走上犯罪道路再一次说明，任何人不具有天然免疫力，失去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走向贪欲，甚至是自我毁灭。钱无罪，人有别。不同的金钱观会产生不 同的结果。如果价值观不正确，把“为官”的目的变成捞钱，那么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就不再是金钱的主人，而是金钱的奴隶。**长期搞 生产经营，加上文化层次不高，思想政治水平低，行为处事很庸俗。开会时**很少能讲出几句有见识有思想的话，但到了酒桌上，哥们义气、江湖气全出来了， 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匪气霸气十足，缺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文素养和品德形象。
**因信仰信念缺失一步步走向犯罪，这对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具有警示作用。结合一段时间来，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那么多人违法 犯罪，中央巡视组一般都会发现腐败问题，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该如何建设好全党的信仰信念大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位思想家说过这样一 句富于哲理的话：一条鱼得了病是这条鱼的问题，所有的鱼都得了病是河水出了问题。失去信仰信念对于单个人的影响与政治集团的影响相似或相同，我们需要站到 治党治国治军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方面苏共和国民党都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苏共丧失执政权，根本在于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是苏共最高层。在苏共执政后期，出现信仰信念蜕变的苏共高层，开始意识到自己借权力 寻租获得的巨额财富为制度所不容，只要制度不变，自己随时被清除，只有改变制度，才能将钱洗白。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现象的出现，苏共政治局讨论解散本党，放 弃执政权力，并且意见是那么一致。实际结果也是这样，俄罗斯新贵基本上脱胎于前红色贵族，新领袖身边的人也基本是前朝官员。由此可见，摧垮苏共的最主要力 量来自内部，来自失去信仰信念的领导层。
国民党失败原因大致如此。1939年1月，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奄奄一息”，“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 蔑视”，“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这是绝大的危险”。“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历史 不会给它第二次机会。”国民党的自我剖析充分说明一个基本道理，政治集团失去了政治信仰，必堕入功利主义，这时便没有了献身精神，只剩下利益权衡，当利益 大于代价，趋之若鹜，当代价大于利益，便化作鸟兽散。国民党垮在丧失了革命初期由三民主义信仰而来的精神力量，党不再是先进组织，而成乌合之众。 反观自己，信仰信念一直是我党我军制胜的法宝，是获取精神力量之源。问题是我们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因环境条件变化而来的挑 战。革命战争年代有生命相搏的敌人，冷战时期有假想敌，只要有敌人就会有牺牲，而牺牲最能激发神圣感，执政状态下没有那种程度上牺牲，神圣感很难激发出 来。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没有自己的利益，除了信仰信念的作用，也有环境条件的制约，执政阶段党仍然没有或不应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 有利益就会影响到价值观和信仰信念。特别是市场经济大环境给所有人带来诱惑，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利益予夺问题，这种情况下稍有精神松懈就会被腐蚀。为什么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与老板要相敬如宾，而不能勾肩搭背，相信其中有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共领导层简朴而富于活 力，回到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跟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从信仰信念角度分析问题，这是很能引发思考的。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转型而来的挑战。这种变化直接间接对党员领导干部带来信仰信念上的冲击。信仰信念属于精神的范畴，对科学理论高度 依赖。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认识真理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因而真理是相对的，很大意义上解释真 理的能力带有绝对性，只要能够解释现实，理论就会发挥强大作用。看一下宗教信仰，为什么在科学发展如此迅猛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就是因为其理 论不断得到发展，能够解释现实，能够自圆其说。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科学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更多的是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未 解决或较少提供满足执政需要的理论。比如，《资本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弄清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也就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占 主体时期是这样，进入当代，在工厂里出现了机器人，尤其IT产业、金融业、律师行业大多采取合伙人制度的情况下，剥削和被剥削不再那么鲜明，我们该以什么 样的价值坐标和尺度评价事物，显然出现了困难。与此相一致，当世界处在两个阶级和两种制度对峙状态下，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观可以解释世界，冷战结束，国家 博弈开始由政治制度向利益和核心价值观转移，尤其“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理论开始主导世界，我们也提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 出贫穷”，要求“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走通“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命 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一些成员精神迷失乃至蜕变。
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借助宗教 信仰支撑精神大厦，如果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么就意味着追逐功利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全部的目标，到这时必然发生蜕变，突破底线，走向违纪违法。**之流 就是走了这样的不归路。延伸来看，这涉及的实际也是价值追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样的价值是人生价值，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怎样赢 得幸福的问题。为什么习主席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就是为了启发我们必须找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点，进而实现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升华。
到这里，也就意味着给我们提出了实现理论突破的命题和任务，保证理论能够解释变化了的世界，让每个人都清楚怎样才能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并且可见可 感可信。同时还要在重点人群上实现突破。目前党中央已经和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去年1月5号，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委委员、候补中委委员和中纪 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开班仪式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虽然讲话面对的是全党，但突出的是高级领导干部。全党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总书记又一再强调信仰信念问题。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再加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 说明重心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所以，突出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坚定信仰信念，除了我党历来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及其该群体对党和国家的前途 命运影响更大，未必不是以苏共失去执政权力，逐步走向消亡的教训为鉴。
第二，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坚持权力在制度范围内行使
从**违法犯罪事实中看出，导致其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是擅权、专权、越权。在以权谋私上**无所顾忌。了解熟悉**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殊人”，基本规矩都不讲，什么事都敢干，不顾形象、不计后果。
**贪腐案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考验。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心中有宗旨和责任意 识，有正确的权力观，就能把权力用在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由此提升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权力观扭曲，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注定走向堕落乃至毁灭。所 以有人就说，“你若想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还有人说，“当权力是一种负担的时候一切稳如泰山，当权力成为一种享乐的时候一切都完了。”其中 阐明的是同一个道理。
**贪腐案除了证明权力不能滥用，不能私用，更引发我们思考，在自律失效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他律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科学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 这一点更带有根本性，也更具有挑战性。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仅十八大以来就有数十名省部领导被查处。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 了去年1-8月份查办案件的情况，其中厅局级以上官员129名，平均每两天有一名落马。如此大的治腐力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当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社 会影响和震慑力?为什么象**这样的人能够边腐边升?为什么刘志军也动了买官的心思?这些透露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说明着什么?是否属于社会上所说的打 老虎力度不够的原因?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如果只是从满足社会大众心理的角度去打大老虎，结果未必真正遏制腐败，搞不好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打大老 虎的心理期待，每抓一个高官就形成一波网上狂欢。有专家甚至撰文，必须再打几只更大的老虎以取信于民。依照民众的情绪，抓贪官越多越好，职务越高越好。反 腐如果进入这样的循环，结果注定不是积极和有效的。以国民党为例，其统治大陆后期也考虑在反腐上动手术，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 虎，结果老虎没有打成，反而加速其政权垮掉。
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并且出现几个重要特征：一是由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也就是窝案大幅增长;二是由规避法律发展到忽视法律甚至不惧法律; 三是封建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制度漏洞，几乎把所有人以不同程度牵扯其中;四是复杂的利益链导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等。正是问题的 复杂性决定了，打老虎一定意义上只能是震慑行动，属于扬汤止沸，根本的还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制度突破。只有彻底解决中央领导所指出的“牛栏关不住猫”的问 题，才能保证反腐不会出现“割韭菜现象”。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
很多年前有人就提出谁来监督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问题。湖南郴州被判死刑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就对办案人员讲：“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 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 督我，也监督不了我。”李大伦所说的情况决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性。由此说明，我们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尚未实现科学化。既然存在漏洞，就 很容易让人产生腐败分子被治裁，不是制度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心存侥幸，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甚至继续蔓延开来。
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堵上一个最重要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权力关到笼子里”，笼子的钥匙不是交予人，而是化作刚性的不能人为更易的制度。只有把这个问题 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权力运行和监督修正整个循环系统的封闭。从现实看，要封闭该系统，走西方反对党监督的道路不通，最具可操作性的是从权力运行机制和 程序设计上实现突破。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和原则，中央主导完成顶层设计，以此保证政治主导权在党，进而出台反腐“阳光法”，这 个法突出程序运行，使刚性规则达到不出结果无人能够叫停的程度，到这时便不再有人心存侥幸。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观念上的瓶颈需要突破。目前我们在处理贪官过程中不是没有忌讳，比如党的形象与反腐的平衡点在哪里?重视了前者，反腐必投鼠忌 器，为什么面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贪腐左右为难?为什么要等中央下决心，而不像世界上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包括总统在内，只要启动了司法程序，没有结果谁都 无法叫停。美国的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案，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案，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观念上能不能跨过这道坎，决定着科学反腐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进 而决定着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消除腐败。
第三，处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必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大搞庸俗关系，是其最终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拉一帮品味低下的人在身边，不可能产生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很难走 在正确道路上。**搞庸俗关系，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在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利益同盟。他热衷和地方老板打交道，与一些有来头、有背景 的人交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办事，大搞权钱交易。以这种方式交的朋友，不可能是真朋友，更不会是诤友。
从这些现象和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腐败，前面分析的信仰信念缺失与体制制度漏洞都很关键，再往深处挖就涉及到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马克思主 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都要受到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和左右。我们经常讲，产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一定 是伟大的民族，产生大批贪官的社会，一定有腐败的土壤和腐朽的文化。也就是说，评价一个社会和制度优越与否，很重要的尺度看其逼良为娼，还是逼娼改良。目 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的问题，一定意义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笑俭不笑奢，笑廉不笑贪”，“能贪是本事，清廉是傻瓜”。许多人骂贪腐，并不是 缘于价值观，而是心理失衡。厌恶贪官贪腐多不在过程中，而是贴上贪官标签，作出道德评价后。**在没有被惩治前，也是得到许多人赞美的，这在一定意义上 强化了其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助长了其贪腐。
一个社会没有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文化，很难产生拥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领导干部。中国传统文化中围绕官和权，附加了大量腐朽的观念和文化，这种情况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有所改善，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回潮，甚至有所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腐朽的东西，也便营造出腐败的温床，让每一个踏入官场者被重塑， 且很难洁身自好。这一点从中国封建史中已经看到问题所在。历代王朝治腐鲜有成功者，有的采取罚奉银，不行，就给养廉银，也不行，逼得朱元璋采取严刑峻法， 对贪官采取扒皮抽筋点天灯，还是不行。对此，武则天早有解释：“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人性的误区。”这里的人性应当是经过了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可以说经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过程中也确实出现偏差或短板，用当年邓小平的话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 育。因为没有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金钱拜物教，再加上对“文革”中“精神万能”的反动，又出现了“远离崇高”、恶搞英雄，人们的 价值观因此偏移甚至扭曲。这一点从中央要求文化艺术界扭转“三俗”倾向来看，问题确实不小。今天的电视屏幕已经为勾心斗角的宫廷戏、张扬财富的物欲戏所占 领。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久了，很难不被庸俗化。
怎样才能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键。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同时，下大力气做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文化繁荣工作， 真正形成激励人、引导人、塑造人的良好社会环境，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必会改善，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和价值观因此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这是一个浩大而又艰巨的 系统工程。
最后，回到主题上来。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惩处**具有宣誓意义和坚定反腐信心的作用
**不代表军队的主流，就如同刘志军、刘铁男不代表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主流。尽管这样，有些问题无法回避，比如“一身病”的**为什么还能升到总后勤 部副部长的高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其某些能力满足了军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和全国都陷入经商热，**有赚钱的本事，这就为 他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再者**胆子大，在整个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不科学、不清晰的情况下，容易让人误以为有本事。比如网上言论中有许多仍挺刘志军，认为他 虽贪，但却干了些正事。如果将他们放在贪腐尚未揭发出来前，显然更能迷惑群众，同时迷惑领导和组织。
另一个是军队和全社会一样，制度建设处于完善过程，还存在监督检查和用人制度上的漏洞，这也是客观事实。反腐是个世界性难题，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彻底消除 腐败。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曾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用当时的话说“在纽约的臭水沟里捞金。”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严重的权 贵腐败。今天的中国尚未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就是我们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这就难免漏洞和制度滞后，所以出现较为严重 的贪腐问题，有其客观原因。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既要深刻检讨自己，找出问题的症结，尽快克服，同时也确应从惩处**中看到积极意义和价值。
一是处理**反映出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的反腐决心。总后领导第一次向胡主席汇报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调离总后，胡主席不同 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才将其绳之以法。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十分重视**贪腐案，先后10多次点到**， 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 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军队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处。
二是处理**反映着我军有自净能力，可以清除发现的腐败分子。假如说一些贪腐案多因内讧、群众举报而清除，**案则是总后党委的组织行为，这反映出我 党我军有刮骨疗毒的强大勇气，同时也反映我党我军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敢于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是至关重要和特别应予肯定的。同样重要的是，**的案子让 全军特别是决策层看到了问题及其症结，这恰恰诱发了改革的机会，提供了变革的动力。习主席和新一届军委领导上任以来，军队在治腐方面有一系列新举措，特别 是加强了制度建设。从去年初开始，连续出台了《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最近又下发《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其中“将干部提升晋职与审计 结果挂钩”。去年 10月29日，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巡视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巡视工作规定(试行)》，这就把此前已经开展的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等 等。这些注定会对遏制进而消除腐败产生积极作用。11月5号，新华社发布消息，军队和武警整风清退房子8100套，车辆25000台，这应当说已见成效。
三是处理**得到了广泛支持，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并且反腐越彻底，赢得的支持度就会越高。有人担心**作为总部领导，因腐败问题被揭发出来，会影响着 军队的形象，短期和表面看有这个问题，如果以积极的姿态，辩证的思维看问题，完全可以确信，只要我们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最终会赢得 人民群众的支持。总后纪检部门到**家乡查封其违法所得时，当地的老百姓鼓掌欢呼，谷家雇请的一个看家护院的人，悄悄把工作组的同志引到一处地下室，起 获没有审出的550箱茅台酒。其情其景，让许多同志感慨又回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关系。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些贪腐细节近日被媒体曝光，让人触目惊心。他和早在2006年因贪腐下台的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在履历上有相似之处，都曾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盖房子”能在军队盖到这么高的官职，两人不知收过多少礼，又送过多少礼，这让人想到“买官卖官”不仅是地方官场的事，军队也趟了这一池的浑水。
中国已多年未有对外战争，解放军作为强大军队释放的威慑力是和平的关键支柱。中国军队是能打仗的，中国不接受败仗，这是世界对中国国防的基本认识。
然而长期无战事是国家和人民之幸，却很可能是军队自身建设的陷阱。最近二十年，一个人参军入伍时，往往没有会上前线打仗的预期，参军成了“找工作”的跳板。整个军队虽然军演频频，但投入战争的真实紧迫性并不强。一切从实战出发是军队的自我激励和施压，这样的注意力集中需要不断排除各种现实利益干扰，保持备战的心无旁骛是对军队建设的长期考验。
**案再次显示了军队建设面临这些考验时的脆弱性。一个人这么贪能走到高位，说明军队这个专门为迎接战争最坏情况运转的大系统里，有些部分是可以被**所代表的各种“现实利益”撬动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其实质就是部分国防经费事实上的“空转”。无论这种“空转”是否处在“合法”范围内，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宏观上的腐败。
原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
**和王守业案既涉及了钱物的直接腐败，也让人看到中国社会“用人腐败”向军队的渗透。这两起大案不仅是军队建设的警钟，也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警钟。
我们建议**案不仅要严查，查处情况也应向社会广泛通报，让媒体和公众清楚发生了什么，使军内办案同公共舆论互动。这会形成舆论监督的压力，不要担心它会束缚军队，相反它只会为加强军队建设提供来自社会的推力。
人民支持、热爱自己的解放军，这不会因为**等大案而改变。人们清楚这些年腐败对全社会都造成了一定腐蚀，军队受到一些污染并不让人意外。人们希望看到军队肃贪的决心比地方上更坚定，更不留情面，期待解放军这一次能把内部打扫得干干净净。中国崛起面临多个方向的风险，强大的解放军过去是，将来也是中国人建立国家安全自信的最大源泉。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落实八项规定方面，解放军走到了最前列。“禁酒令”和“只配国产车”等措施的出台都紧跟着中央精神的步伐。军队在迅速摆脱旧习，它的作风转变雷厉风行，展现了军令如山的严明纪律基础。解放军始终是我们熟悉的那支军队。
时代在变，**案等证明了公开和监督的重要性。以往军队处在大众舆论的视野之外，这其中包含了军队对保密的特殊需求。然而过度保密看来也是双刃剑，要允许、鼓励大众媒体参与对部队和军官行为的监督，也为它们同军队的各种接近创造机会。必要的开放度是现代国防的要义之一，它是和平时期国民了解并支持国防的通道。
政府腐败是国之病，军中腐败则是国之险。尖端武器是国防的利器，剔除腐败则是对战斗力的磨砺。抓出**让人们看到了问题，但也为公众提供了信心。中国人的信心就意味着潜在挑战者的沮丧，中国军队将越来越是西太平洋地缘政治的决定性力量，这不仅是惯性，也是新动力不断加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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