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唐代诗歌文学为例探讨唐代文明

摘要: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时期，在文明形式上有许多特别之处。这是一个女性意识极强、并有一定女权主义的时代。唐诗中有许多作品，借女性形象或女性性别的伦理内涵，来反映这一王朝独特的社会心理和面貌，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和人文价值。

关键词:唐朝;诗歌;女性意识;伦理思想;人文价值

中华文明至唐代，是一个盛世时期。辽阔的疆域，强大的国力，开放的意识，豪迈的精神，体现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价值追求、行为规范、艺术风格及审美趣味等国家气质上。被称为“时代之文学”的唐诗，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其中女性意识问题，如对女性的关注、女权主义的觉醒和自觉等，就是唐诗中一个难能可贵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文明所表现出的那种雄浑浪漫和优雅卓越，是以女性书写和书写女性为标志的，特别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主义的自觉，平添了这一浪漫盛世的无限魅力和旖旎风光。闻一多先生曾主张说“是诗的唐朝”[1]115，这里不妨“接着说”，其实也是“女性的唐诗，女性的唐朝”。对女性的关注、青睐和尊重，艺术作品中的女性美，是这个浪漫王朝的魂。

一(一)以女性自托，倾诉科举场上失利的遗憾和愤恨不平

所谓科举，是中国封建王朝根据国家需要，设立一定的科目，通过考试来选拔各类官员。唐继隋开始通过“进士”“明经”等科试策取士，揭开了中国人才选拔史的新篇章。它使封建国家机器冲破了门阀势力即少数豪族长期把持权力的僵化局面，带来了社会上下阶层的更新，为政权统治增添了活力。它在广大中下层出身的士子面前，展开了一条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事业和功名的梦想，无数出身寒门者，心系科场，万难不渝，渴望通过科举，平步青云。但是唐代科举又深受荐举风气和残余门阀制度影响，一般寒士及第艰难。到了晚唐，更加混乱和黑暗，绝大多数寒子，屡试不第，甚至终生沉沦科场。每一次落第，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只能用血和泪凝结成一首首落第诗篇，失意彷徨，迷茫悲伤，乃至走上不归之路。故而留下了大量的落第诗，如钱起的《下第题长安客舍》、孟郊的《落第》和《再下第》、贾岛的《下第》、卢纶的《落第后归终南山别业》、罗隐的《下第作》等。据统计，《全唐诗》中的落第诗多达400多首，其中题目中直接出现“落第”和“下第”的就有200多首，字字血泪，真切动人，投射出落第者的辛酸和悲痛，却为唐诗增添了华彩，极具文学艺术价值。

中唐诗人秦韬玉早年累举不第，备受科场的煎熬与屈辱，其《贫女》诗云: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诗借贫家之女的不遇良媒佳偶，哀叹科场的失利和不公。廖文炳《唐诗鼓吹注解大全》评:“此韬玉伤时未遇，托贫女以自况也。”屈复《唐诗成法》也说:“格调既高，所以不遇良媒;梳妆之俭，以其生长蓬门。”俞陛云《诗境浅说》论:“此篇语语皆贫女自伤，而实为贫士不遇者，写牢愁抑塞之怀。”均认识到了这首诗的隐喻意义。

另一中唐诗人朱庆馀《闺意呈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该诗一题作《近试上张水部》。张水部，即张籍，时任水部员外郎，与吏部侍郎和文坛盟主韩愈友善，在当时颇具影响，此时，朱庆馀“投卷”与他，以求“延誉”。据史料记载[2]卷一二，张籍有唱和他的诗: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显然这两首诗，都不能仅从一般伦理角度去阅读和理解，而是拟女性身份表达弦外之音。

晚唐诗人章碣，颇负诗名。乾符中，高湘知贡举，章碣应试，志在必得。高湘却擢邵安石第一，而不取章碣。怨恨之余，章碣题七绝《东都望幸》云:

懒修珠翠望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据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卷九记载:“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知，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讽刺之。”可知，这首诗是用来讽刺唐代科举制度中的徇私舞弊而作。

(二)借女性对婚姻爱情的道德坚守，表达抗拒藩镇和忠于唐朝的正统思想

历史常有惊人相似处。先秦的周王朝分为两个时期，前300年的西周时期，是高度集权和强大的;后500年的东周，却是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局面。唐王朝共约300年的统治几乎与周朝命运相同，安史之乱前，无比强盛;之后，强大和富庶一去不返，藩镇割据，军阀拥兵自重，唐中央政府被架空，几乎沦为傀儡。各地藩镇不仅拥有高度独立的军权、财权等，甚至为了进一步做大和图谋不轨，在人事方面四处挖掘和抢夺国家官员作为自己的人才储备，用尽各种手段。而一些不得志的文人和缺乏操守的官吏，或利欲熏心，或迫于一定情势的威胁，自愿或被迫向藩镇节度使靠拢，不仅使国家蒙受屈辱，更使衰弱的中央政权越发不堪。为此，吏部尚书韩愈曾专门作《送董邵南序》一文进行呼吁: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彊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董邵南，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人，因屡考进士未中，拟去河北投身藩镇幕府。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割据，故作此序赠送他，既同情他仕途的不遇，又劝他不要去为割据者做不义之事，并以“燕赵义侠风节”相激励。刘大櫆评此文说:“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而不可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籍的《节妇吟》云: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是韩门大弟子，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分裂，立场一如韩愈。这首诗便是他为拒绝李师道的拉拢引诱而写的名作。通篇运用比兴手法，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表面看是咏写男女情事，骨子里却是一首政论诗，题为《节妇吟》，即用以明志。钱仲联先生认为此诗“从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脱胎而来，但较之前者更委婉含蓄”。此诗一本题下注云“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李师道，时任平卢、淄、青三州节度使，又冠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一大堆高官头衔，割据十二州之地，炙手可热，嚣张跋扈，残暴专横。唐宪宗元和时期，李师道曾遣人焚烧当时唐朝北方最大粮仓河阴仓，并派刺客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大司马裴度，甚至胁迫唐天子将力谏追查元凶的白居易贬官，足见其狂妄和威势。而此君的另一面，却又粗鄙好色，鼠目寸光，荒唐愚蠢，史书说:“师道识暗，政事皆决于群婢。”[3]3539因此，张籍此诗以美女对夫君从一而终的誓言以自况，既迎合了李师道粗鄙低下的心理，又照顾了他的虚荣之心，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名节，真是一举多得，浪漫美妙，风情摇曳，千古绝唱。这就是浪漫的唐诗，浪漫的唐朝。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论:“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唐人作诗之普遍，可说是空前绝后，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1]116

(三)以“重女轻男”的畸形伦理观念，讥讽不义之战和统治者的无道荒淫

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中国，由于男女在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诸方面所存在的生理体能的差异以及礼教制度的限制，形成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心理和伦理意识。《诗经•小雅•斯干》即言:“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明显可以看出从男女一来到世上，就在其庆典方式、社会分工、抚育形式等方面进行了规限。特别是在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上，男子被称作“丁”，是一家之主，是社会责任和权利的主要承担者，比如在战争、徭役或丧葬祭祀等庆典礼仪方面。在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应的历史时期和常规的社会状态下，“重男轻女”是必然的社会伦理观念。而在非常规的社会状态下，唐代一些伟大的诗歌艺术家就以“重女轻男”这种扭曲的畸形伦理意识，讽刺那些穷兵黩武的战争或统治者的无道与荒淫，具有意味深长的批判精神和独特的人文价值。杜甫的《兵车行》，就是这样的一首杰出的诗作: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就是杜甫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当时，杨国忠靠裙带关系击退并逼死大奸李林甫，上位为相。由于德才均不配位，为捞取政治资本，以在朝中树立声望，杨国忠不惜残民以逞，丧心病狂地无端挑起战事。又因没有能力，也不敢在西北或东北边塞用兵，竟悍然以数十万大军的绝对优势无事生非地“讨伐”西南边陲属国南诏。由于是不义之战，结果大败，唐军死伤惨重。杨国忠一面掩其败状，向唐玄宗谎报大捷;一面在关中四处抓兵，补充前线，不惜一切代价谋求一个所谓的胜利结局，以告天下。结果正如司马光所记:“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杜诗中“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几句正是写非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所造成的非正常的伦理意识和思想观念，这种一反常态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由繁重的兵役负担和士兵大量死亡的事实造成的，反映了唐王朝无休止、无节制的开边政策，对人民生命及财产所造成的破坏和创伤。

唐朝历史进入唐玄宗统治的后半期，这位多面帝王一改前期那种勤政作为、知人善用、积极创业的雄才大略作风，耽于享乐，任人唯亲，昏庸自大。宫闱之内杨贵妃专宠;朝廷之上，先是罢免了刚正直言的贤相张九龄，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继而又让狂妄无能的杨国忠总理国家;向外集天下重兵于东北、西北藩镇，并倚重安禄山等胡将保卫江山社稷。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为他的无道昏庸和狂妄荒淫付出了惨重代价。白居易《长恨歌》讽刺道:“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尽管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历来争论不休，但诗的开篇这部分，确是在写唐玄宗的好色荒政，以及杨贵妃的恃宠而骄，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其中“惩尤物、窒乱阶”的讥刺意图是明显的。至于后半篇的描写，作者不由自主地投射入了自己爱情创伤的隐痛，而写得浪漫旖旎，具有“风情”诗的格调，所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4]4895，却又使这首诗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含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这种“民间重女轻男的歌谣和舆论……与其说是对传统观念的否定，不如说是对黑暗、腐朽现实的批判”[5]231。

(四)以艺伎伶优的沦落命运感叹世事的沧桑和人生与仕途的坎坷

唐朝是一个大起大落，大开大合，让人荡气回肠的朝代。其命运既符合一定的历史规律，某些政治事件又极具特殊性，如:玄武门事变;女皇武则天的执政并建立武周政权，再转而恢复李唐一统国家;大肆拓边;安史之乱;中唐恢复;“牛李党争”;科举制度的确立却又极不规范等。世事的沧桑，上演了许多人间悲喜剧。唐代诗人常常借一些女性艺伎伶优的江湖沦落来书写这种荣辱兴衰的感怀。

唐代宗大历二年(676)，漂泊西南的诗人杜甫滞留夔州，观看歌舞伎李十二娘舞剑器，杜甫忆起幼年时曾在中原故里见公孙大娘舞剑的风采。时隔50年，再见其弟子的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绝技，诗人既惊喜，又感慨。遂以《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诗，慨叹世事的沧桑巨变，在家国兴亡之叹中融入了自己暮年苍凉、流落不偶的无限感怀。

诗前杜甫自序云:“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非盛颜。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述说了自己触景生情，抚今思昔的沧桑之叹和“豪荡感激”的寥落情怀。清人施补华《岘佣说诗》云:“读《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诗，叙天宝事只数语而无限凄凉。”浦起龙《读杜心解》亦赞:“结二句，所谓对此茫茫，百端交集，天涯流落，去住两难，作者读者，俱欲噭然一哭。”

元和十年(815)夏，由于得罪了朝中权贵，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深受打击的白居易，反思自己的仕进之路，说是“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知吾罪吾，率以诗也”，“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决定调整处世方向，自此“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从此走上“中隐”之路。次年秋，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偶遇曾在京都红极一时，而今年老色衰，流落江湖的女伎，顿生“天涯沦落”的同命之感，写下了千古绝唱《琵琶行》。

诗通过琵琶女的遭遇，结合自己的宦海沉浮，唱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声，社会的动荡，世态的炎凉，对歌伎命运的同情，对自己仕途生涯的感怀，尽在其中。诗前白居易自序云:“元和十年，予左迁至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序文与正诗互为表里，既增添了“本事”的真实性，又深化了主题，可谓是珠联璧合。清人《唐宋诗醇》论此诗:“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其意微以显，其情哀以思，其辞丽以则。”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唐汝询曰:此乐天宦游不遂，因琵琶以托兴也。”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则论:“余尝谓白香山《琵琶行》一篇，从杜子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得来。”可见，唐人诗以对歌舞伎的咏写寄荣辱兴衰之叹是渊源有自的风尚，再如元稹《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五)假闺怨之思，咏写战争造成的生离死别战争、劳役等必然造成婚恋男女的离别与分隔。自古以来，中国诗歌中就有“闺怨”诗一类，从女性角度抒写弃妇或思妇(包括征妇、商妇、游子妇等)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怀。

《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是现存较早的“闺怨”诗，反映了周先民的徭役、兵役之苦。魏晋时期，曹植有《寡妇诗》《妾薄命》《弃妇诗》等，曹丕、傅玄、萧衍、谢朓等人也有同类作品，借闺怨之情兼寓仕途不遇之感。

唐代是闺怨诗勃兴的时期，很多诗人都有这类杰作，如李白、杜甫、王昌龄、高适、李益、杜牧等。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闺怨》)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白《子夜四时歌•秋歌》)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李白《子夜四时歌•冬歌》)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经长别心。宁辞捣熨倦，一寄塞垣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杜甫《捣衣》)

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张仲素《春闺思》)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李益《江南曲》)这些诗，虽然是广义下的“男子而作闺音”[6]1449，但均以女性视角，抒写这一弱势群体的青春哀怨和向往美满幸福生活的大胆诉求，具有别样的人文价值和思想意义。

(六)哀叹少女青春年华被耽搁的宫怨之曲

中国古代“家天下”的制度，使帝王的权力高于一切，为所欲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甚至“后宫佳丽三千人”也并非绝对夸张。而那些被选入宫的众多少女，有幸承恩得宠者毕竟少数，绝大部分只能在深宫之中虚度光阴，耗尽她们美好的青春华年和眼泪，正如白居易《后宫词》所言:“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特别是在残酷的宫廷争斗中以及政权交接时，命运尤为尴尬，常常是被幽禁于冷宫，青灯伴着黄昏，面对梁燕、蛛丝和落叶，“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凄凉地老死于大禁之间。于是就有了众多的宫怨诗。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王昌龄《西宫春怨》)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高殿秋砧响夜阑，霜深犹忆御衣寒。银灯青琐裁缝歇，还向金城明主看。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裴回。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真成薄命久寻思，梦见君王觉后疑。火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长信宫中秋月明，昭阳殿下捣衣声。白露堂中细草迹，红罗帐里不胜情。(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白居易《上阳白发人》)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遥想六宫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雨露之恩不及者，犹闻不啻三千人。三千人，我尔君恩何厚薄。愿令轮转直陵园，三岁一来均苦乐。

(白居易《陵园妾》)这些诗，虽然也多是“男子而作闺音”，但从不同角度，描写宫女或嫔妃们对正常人心理和生理的期盼，表达她们青春年华被耽搁的苦闷和怨恨。但大多具有难能可贵的人性觉醒意识和尊重女性的良知。

(七)大胆冲破礼教的牢笼，讴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爱情

唐朝是一个极其开放的朝代，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儒、道、释三家思想几乎是并重存在。因此，这也是一个缺少诸多禁忌的朝代。一部分原因或许正是唐帝国统治者李氏，来自于胡、汉民族杂居的并州(今山西太原)。而据陈寅恪先生考证，这本是一个具有游牧民族血统的世家。正是在唐王朝疏荡的世风下，才有了一代女皇武则天巾帼不让须眉，施展其雄才大略，并营造了一代盛世的辉煌历史;甚至出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旷世奇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浪漫的唐诗中，自然也就有很多作品大胆冲破礼教的牢笼，热情讴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爱情偶像，或一见钟情的美好情愫，凝结为经典的艺术，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美妙的情感记忆。

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云: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关于此诗的创作背景，孟棨《本事诗》记载:“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崔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这段记载颇为传奇，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情和士人生活的情态。

崔郊《赠去婢》: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据《全唐诗话》记载:“(崔)郊寓居汉上，有婢端丽，善音律。既贫，鬻婢于连帅，给钱四十一万，宠眄弥深。郊思慕无已。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涟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诗于座。公睹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得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归。至于帏幌奁匣，悉为赠饰之。”大致的记载又见于《云溪友议》《唐诗纪事》《太平广记》等文献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长安有“豪门五姓”，他们自恃身份高贵、血统纯正，对他姓很轻视，不与通婚，崔姓即其中之一。《隋唐嘉话》说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平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只有三件事让他耿耿于怀:没有进士及第、没有参修国史和没有能够娶五姓女为妻。这首诗中的崔郊公子，时客居于汉上姑母家时，与其姑母婢女一见钟情，其姑母不能容忍，棒打鸳鸯，私下将婢女卖出，而强行拆散。好在买主于頔大帅是一位具有同情心的藩镇之主，乐于成全有情之人，留此一段佳话。

今成语“司空见惯”，本出于刘禹锡的诗《赠李司空妓》。孟棨《本事诗•情感》:“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诗人李绅，曾任司空一职)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九则记述:“禹锡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开宴命妓待酒，禹锡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笔者认为，这则故事的意义并不在于刘禹锡当时面对的坐主是谁，而在于唐人那种浪漫不羁的风格和情调，在别的朝代，则是不协调或者不可思议的。

还有所谓“红叶题诗”。范摅《云溪友议》卷十:“中书舍人卢渥，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下诏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独获所退宫人。宫人睹红叶而呈叹久之，曰:‘当时偶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孟棨《本事诗•情感》:“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大致记载更见于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宋王铚《补侍儿小名录》、刘斧《青琐高议•流红记》等文献中，虽然主人公各异，甚至不乏“小说家言”的成分，但一定是那个时代一种合理存在的现象;或者说，这种类似的记载如此众多和被接受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一种逻辑存在的真实性。因此，一些当代学者评论:“唐人对妇女的看法也有一些属于新的、在当时说来具有‘近代’意味的东西，那就是公然把妇女当作社会美的载体，而予以钟情、倾心的歌赞。以往当然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歌赞，但或者把歌赞对象当作单独的个体，或者规模较小，都很难与唐人相比。”[5]231

所以，在这样的朝代，必然产生像李白的《长干行》、元稹的《离思五首》、李商隐《无题》等如此众多而且优秀的言情诗。白居易由于其母的横加干涉，终其一生对初恋情人湘灵魂牵梦绕，为她写下百数十首歌诗:《邻女》《寄湘灵》《寒闺夜》《长相思》《冬至夜怀湘灵》《感秋寄远》《寄远》《夜雨》《感镜》《逢旧》《感情》《花非花》等。甚至在《长恨歌》的后半篇中，仍然寓有对湘灵刻骨铭心的思恋。(参见近藤春雄《长恨歌•琵琶行研究》，东京明治书院出版社，1981)

(八)星辉灿烂的女性诗人和艺术家

如果说“男子而作闺音”的唐诗中，尚嫌是“无其事，有其情”的“写女性”，那么在严格意义上论，唐诗中也不乏“女性写”的作品。

唐代有众多杰出的女性诗人和艺术家，直接走到神圣的诗歌殿堂前台，留下了她们绚丽而智慧的身姿和风采，留下了她们经典的诗作和心声。《全唐诗》中就收录了宜芬公主、萧妃、长孙氏、徐氏、宋若华、宋若昭、宋若宪、鲍君徽、某君妻、无名氏女等众多女性诗人作品660多首。[7]据考证，唐朝290年间，共有200余位女诗人。尽管在与男性比上，女诗人为数毕竟不多，但取得的成绩也值得骄傲和赞赏。

李冶、薛涛、鱼幼薇、刘彩春被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其中薛涛虽生于长安，但因父薛郧直言敢谏，得罪权贵而被贬谪四川，因此她入乐籍，主要生平活动也都在蜀地。并与韦皋、元稹有过恋情。薛涛自己制作桃红色小笺用来写诗酬寄，被称为“薛涛笺”。又与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薛涛今存诗约90余首，收于《锦江集》。如《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题竹郎庙》:“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春望词》:“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寓情于景，语意雍容，意境浑成，具有女性诗人特有的悲怨和细腻，被誉为可与“唐才子”们竞雄的名篇。

在这一话题上，更不能不谈武则天时期的一位女“文曲星”上官婉儿。她的祖父上官仪因建言唐高宗谋废武后而被杀，上官婉儿随母郑氏发配内庭为婢，聪慧善文，逐渐得到女皇武则天喜爱和倚重，被封为“内舍人”，掌管宫中制诰，有“巾帼宰相”之名。唐中宗时，封为昭容，从此以皇妃兼内舍人的身份掌管内廷与外朝的政令文告，地位显赫。曾建议扩大文馆，增设学士和诗博士，并主持风雅，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集其门。《全唐诗》收其诗32首。唐中宗时《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说她:“贤明之业，经济之才，素风逾迈，清辉益远。”《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南宋学者谢无量更是称赞:“婉儿承其祖，与诸学士争务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成风俗，故律诗之成，上官祖孙功尤多也。”清人袁枚诗赞:“论定诗人两首诗，簪花人作大宗师。至今头白衡文者，若个聪明似女儿?”关于上官婉儿杰出的诗歌艺术鉴赏力，史料记载:“(唐)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馀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篇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退，惟沈、宋二诗不下。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陡健豪举。沈乃服，不敢复争。”[8]卷一

二

对女性的尊重，是衡量一个时代文明高度的标尺。毋庸讳言，女性在旧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备受屈辱和损害的弱势群体。由于对她们由来已久的歧视，她们被剥夺了学习知识文化的权利，因而常常是话语权的“缺席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严格意义下的中国女性文学是缺位的。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悲伤和痛苦，她们的屈辱和哀怨，是由一些敏感而有良知的男性诗家来“代言”，尚且被讥为是“无其事，有其情”的“男子而作闺音”。李白就是这样一个极具有女性意识、思想开放的诗家，善于描写女性的悲欢离合和遭遇。其诗下的女性包括采莲女、当垆女、农妇、商人妇、征妇、弃妇、宫女、妓女等，形态各异，性格有别，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女性画廊。李白诗刻画女性的衣着服饰、饮食生活、居住环境、精神面貌，特别是对女性的心态、心理变化的理解，以及对她们命运的同情，极为显著和真诚，却遭到理学思想禁锢下宋人的无情讥讽，惠洪《冷斋夜话》记:“舒王(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不论作为政治家和诗人学者的王荆公，究竟是不是有过如此之论，这一文献记载本身，就反映了“举手投足辄有法禁”的宋人深受道统理学思想的束缚和桎梏，在女性意识和女权问题上是远不及唐人的。

唐文明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注，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权主义的自觉，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独一无二的。其缘由，或许与女皇武则天的横空出世直接相关。她以特有的干练果决和“刚强机智”[9]143，在唐帝国的政坛上，在男权中心的世界，独领风骚数十年。正是她的执政，奠定和开创了唐朝政治、文化生活的新局面，之后她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实现了盛唐格局。武则天主政期间，广设文学馆、弘文馆、北堂秘书阁，招延学士、诗博士，编纂类书，重用文士，鼓励和倡导文人诗歌唱和，甚至常自制新词以入乐，也促成了唐诗的繁荣。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西南联大授课录[M].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

[2]范摅.云溪友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全唐诗:卷四百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田同之.西圃词说•诗词之辨[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

[7]吕靖.唐代女性诗歌之女性意识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4.

[8]尤袤.全唐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韩立群.论武则天性格的历史真实性[J].云梦学刊，1986(3):139-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