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体育诗歌特点略论
【摘 要】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唐代体育诗歌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唐代体育诗人以庞大的创作队伍，为我们描绘了气势磅礴的体育场面和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丰富多彩的唐代体育生活画面，体现了唐人奋发向上的体育激情和激昂奔放的体育精神。唐代体育诗歌，既是唐代文学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揭示唐文化和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关键词】唐代 体育诗歌 特点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古至今诗歌成千上万，鲜为人知的是，在浩如烟海的诗歌艺术宝库中，也有许多以体育娱乐活动为创作内容的诗歌，而这方面的最高成就唯唐代莫属。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唐代体育诗歌以其壮大的创作队伍、丰富的描写内容、独特的艺术风格，为我国揭示了唐代体育活动的基本面貌。本文对涉及体育活动的唐诗进行初步分析，认为唐代体育诗歌具有内容丰富、创作队伍强大、形式与风格各异、形象传神、场面壮阔和感情激昂这五大特点，这为研究唐代体育活动的开展，弘扬唐文化和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借鉴。
一 唐代体育诗歌勃兴的社会前提
1.政治开明、经济繁荣
唐诗题材广泛，《全唐诗》收唐诗42863余首。其中以体育活动为主题的诗歌约1500首，涉及的体育内容之多，是空前的。这些诗歌主要产生于盛唐与中唐，唐代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至天宝初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这一时期，唐代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政治上，唐代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国，国家和社会财富明显增多，人民生活充足，经济上，唐初改革隋朝一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使得社会长期相对稳定，到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还废除了一些苛捐杂税、打击寺院地方经济，使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整个大唐境内洋溢着亘古未有的强烈自信心和自豪感，人们开始追求生活享受，并且渴望从强烈的竞争中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当时社会各个阶层都参加体育活动，城乡体育出现“万里秋千习俗同”“蹴鞠屡过飞鸟上”的活跃情景。
2.宫廷体育诗的兴起
唐朝的历代统治者热衷体育并身体力行，宫廷体育高度发展，如宫廷马球、宫中女子步打球、文官拔河、骑射、百戏等，宫廷体育游戏和比赛几乎天天有，而在皇亲贵族、文臣武将从事体育时，特别是观赏或参加一些高水平、大规模的比赛时，其身边的文人学士常常会即兴赋诗一首。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李隆基与御林军进行一场马球赛，当时的醴泉尉阎宽写了一篇《温汤御球赋》，对这次比赛的球场、马匹、将士、技艺等作了详尽的描写，从艺术性来看，堪称唐代体育诗歌中的上乘之作。他描写参赛者唐玄宗是“壮威凤之飞翔，等神龙之变化”，称这次比赛“兹艺精炼，古来罕见”，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寓县”。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向外国使节炫耀国威，还组织过一场千人拔河赛。据史书记载，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拔河赛。当时的薛胜为此作了一首《拔河赋》。唐朝统治者的提倡，使得宫廷体育开始蓬勃发展，文人学士们更是借以歌咏体育活动来彰显太平，从而促使宫廷体育诗歌大量涌现。
3.军事武艺的盛行
唐太宗初创江山时，采取了军事强国的策略，国家普遍重视骑射，大量选拔民间武艺人才进入军队，武则天时更是开创武举制，使得唐朝的军事改进、军事训练得到提高，同时军队中有利于士兵训练的马球、蹴鞠、武术、骑射、拔河、百戏乐舞等多项体育活动得以盛行，并且当时社会出现不少文人从武的现象，在每年的科考中踊跃应试武举的文士不在少数。这些文人不仅喜爱弈棋之类的以体静为表象的运动，就是打球、骑射等运动强劲的体育活动同样也为儒生所喜爱，如元稹以棋聚友，与朋友下棋，乐此不疲，为我们留下了“眠床都浪置，通夕共忘疲”的诗句。李白“十五好剑术，偏于诸侯”，36岁时，仍“学剑来山东”。在一年一度的月灯阁球会时，文人学士们积极地参加击球比赛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的文人墨客们以他们的生花妙笔为我们写下了大量的体育诗歌，向世界传达着国家兴旺的强大信息。
二 唐代体育诗歌的特点
1.内容丰富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唐代体育活动盛行，涉及的项目众多，处于这样一个尚武、游乐的社会风气中，唐代诗人或参与，或观赏，或用手中的笔记录、歌咏、抨击这些活动。在唐代的体育诗中，主要有5个题材，它们分别是球类运动、休闲娱乐活动、节令体育活动、女子体育活动和骑射活动。
球类运动主要是马球和蹴鞠。马球比赛是唐代体育诗中描写篇幅最多的一项活动，《全唐诗》中共有二十多首。如杨巨源的《观打球有作》、李廓《长安少年行十首》、蔡孚《打球篇》、王建《宫词》、武平一的《幸梨园观打球应制》等。唐代的蹴鞠运动除用于军中练兵外，更多的是带有娱乐性质，并且常在节令时节举行，如王维的《寒食城东及事》、杜甫《清明二首》、韦应物的《寒食》等。唐代的休闲娱乐活动主要有围棋、舞蹈、杂技等。《全唐诗》中关于围棋的诗篇共有28首。有韩愈的《送灵师》、杜牧的《题桐叶》、杜荀鹤的《观棋》、张籍的《美人宫棋》等。表现舞蹈的诗歌有：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李端的《胡腾儿》、元稹的《胡腾女》等。描写杂技类活动的诗歌如王建的《寻橦歌》、刘言史的《观绳技》、刘晏的《咏王大娘戴竿》等。
唐代节日众多，异彩纷呈，节日习俗中往往采用体育娱乐方式。如寒食蹴鞠秋千、阳春拔河踏青、端午龙舟竞渡、重阳登高览胜等。在这些节令体育活动中，唐代诗人写下了不少咏诵的诗篇。唐代寒食、清明时节，荡秋千和蹴鞠是最为风行的体育活动。如王建的《秋千词》、元稹的《杂议五首》(之一)、温庭筠的《寒食节日寄楚望二首》等。拔河在唐代是一项十分激烈、壮观的体育活动，其描写的诗篇也很多，如唐代进士薛胜的《拔河赋》、李隆基的《观拔河俗戏》等。描写龙舟竞渡的诗歌在《全唐诗》中总共有11首，如元稹的《竞舟》《竞渡》、张建封的《竞渡歌》等。表现重阳登高活动的诗歌有薛涛的《九月于雨二首》、杜甫的《九日五首》等。唐代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女子常从事体育娱乐活动，主要有围棋、秋千、舞蹈、骑射等。这些活动在部分唐诗中有具体描绘。如王建的《夜看美人宫棋》、张籍的《美人宫棋》等描绘了唐代女子的围棋活动;王建的《秋千词》、刘禹锡的《同乐天和微之春深二十首》(之一)等反映了唐代女子打秋千的情景。描写唐代女子舞蹈的诗歌主要有刘禹锡的《踏歌词》、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王建的《宫词》、杜甫的《哀江头》、张籍的《宫词》则描写了唐代妃嫔、宫女骑马射猎的飒爽英姿。唐代军事武艺有所创新，重视骑射，在唐诗中，有许多描写军将骑射活动的诗歌，如王维的《观猎》、韩愈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马戴的《射雕骑》、韩偓的《从猎三首》、杜甫的《壮游》等。在这些几乎涉及所有体育项目的体育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大唐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画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创作队伍壮大
唐代体育活动的盛行与普及，促使唐代文人学士也喜爱体育活动。在当时的各种体育项目中都有一定数量的诗歌创作队伍，而在贵族与军队中盛行的马球运动，其创作队伍最为庞大。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诗人崔湜、蔡孚、沈佺期、武平一、张说、韩愈、张建封、王建、杨巨源、刘禹锡、张籍、元稹、白居易、李廓、贾岛、和凝等都有描写运动紧张、激烈、壮美的马球比赛的诗歌。唐代很多诗人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通过他们的诗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体育活动种类多、活动范围广的特点。如杜甫描写过寒食蹴鞠、清明荡秋千、阳春拔河、端阳竞渡、重阳登高、宫女下棋、射猎等体育活动;在张祜笔下《少年乐》《观宋州田大夫打球》等描绘马球运动;《登乐游原》《和杜牧之齐山登高》等表现登高习俗;白居易的《病中多雨逢寒食》《池上二绝》则关涉围棋、秋千等体育活动;元稹也有表现竞渡的《竞渡》诗以及描写秋千的《寒食夜》《杂议》等诗。在这些风格各异的诗人们笔下，通过体育诗歌，为我们形象而又生动地刻画了唐代蓬勃发展的体育运动。
3.形式与风格各异
唐代体育诗歌在形式上，主要有五、七言绝句、律诗及七言古诗。在中国诗歌发展中，绝句和律诗受到严格的格律限制，并且篇幅短小、语言简洁，一般情况下，在描绘生动激烈、节奏明快的体育活动时，绝句和律诗比较适合，同时由于高度概括的特点，通常在描写体育活动时，能表现一种运动时的意境。杜甫的《扬旗》：“回回堰飞盖，熠熠迸流星。来冲风飘急，去擎山岳倾。材归俯身尽，妙取略地平。”全篇以精彩的描写向世人展现了扬旗的气势和形象的勇武，作者通过一组比喻，将飞旗飘扬描绘成飘忽如流星迸落、来去如风驰之急、倏倒如山势之倾，可谓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另外还有张说的“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生动地表现了拔河运动的气势;杜牧的“猛势横来野火烧”诗句，表现了围棋的进攻形势。这些诗歌运用简练的语言，更形象地表现了唐人高超的体育运动技巧和磅礴的运动气势。在表现体育活动时的意境时，绝句和律诗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白居易的《池上二绝》，它是一首五言绝句：“山僧对棋坐，局上竹荫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作者并没有对比赛状况作细致的描写，只是简要地描绘了寂静的竹林中两个僧人下棋时的幽静的意境。而相比之下，古体诗较为灵活，节奏鲜明，更能表现体育运动中或激或缓的氛围，以及运动场内外壮阔的气势和体育人物精湛的运动技巧。在唐代体育诗歌中，有很多以古体诗形式写成的诗歌，比如张建封的《竞渡歌》、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蔡孚的《打球篇》、王建的《秋千词》等。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上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如张建封的《竞渡歌》是一首七言古诗，它对竞渡的描写可谓最为生动具体。诗的开头介绍了时间、地点、周围环境景色和岸上观众的情绪状况。“五月五日天晴朗，杨花绕江啼晓莺”。“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在岸上观看的男男女女情绪激动，女子头上的银钗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如同霜刃一般发出闪闪的光亮。接着比赛开始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紧张激烈的狂欢气氛跃然于纸上。随着鼓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只见划桨在水中翻动巨浪的影子，两岸和船上的击鼓声连成一片，似有千鼓擂动，可谓气壮山河!眼看标杆越来越近，标旗举手可得，这时体力已消耗殆尽、意志力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水中的赛船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两岸的观众也呼声震天。在万众的呼声之下，比赛各队员们更是划得起劲，那气势可谓山可破、天可登之感。到最后前面的船已夺标之后，失利的船只仍不甘心，大家为争标，弄的头破血流，而岸上输方的亲朋好友却心急如焚。通过这首诗，作者极尽笔力淋漓尽致地写出了龙舟竞渡的壮景。
除了诗歌形式各异之外，这些体育诗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一是由于唐代体育活动众多，不仅有竞技性强、气势恢宏的马球、骑射、竞渡等运动，也有休闲文雅、充满诗情画意的围棋、秋千等运动，所以不同描写对象的诗歌带给读者的艺术感受力不同。如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刘禹锡的《竞渡曲》、韩愈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等诗，描绘的场面壮阔，展现了唐代体育的气贯山河的浩大声势。而白居易的《池上二绝》并没有细致描绘比赛状况，只表达了一种空灵的意境。再者唐代诗歌创作队伍壮大，各个创作者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如王维以写景为主，着重通过优美的景色来渲染体育活动时的气氛;张建封的体育诗充满了粗犷豪情，如《竞渡歌》;元稹常常借体育来讽谏时政，如他的《竞渡》、《竞舟》;王建主要描写宫词，他的特点是以白描为主，语言清新自然，如他的《秋千词》，场景活泼动人。
4.形象传神
在唐代诗人们的笔下，除了比赛时情景描写之外，还描绘了很多人物形象，他们个个形神兼备，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朝气和不畏强手的勇敢精神。在王建的笔下，荡秋千的少年儿童是“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诗人向我们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生动活泼，清纯可爱的少年儿童形象。刘禹锡的《竞渡曲》笔下的竞渡勇士是“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胜利者欢舞而失败者沮丧。韩愈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中马球手是“侧身转臂着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马球手们侧身转臂，挥杖击球，动作惊险、娴熟，技艺超群，可谓是一群勇敢无畏、竞争意识强烈的形象。除了这些男子体育人物形象外，还有很多女子体育人物形象。如杜甫的《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韩偓的《从猎三首》(之一、二)“猎犬谙斜路，宫嫔识认旗。马前双兔起，宣尔羽林儿。小镫狭秋鞘，鞍轻妓细腰。有时齐走马，也学唱交交。”这些都是对唐时女子射箭游猎活动的形象阐述。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并序》中，他描写公孙大娘及其弟子的高超剑术是“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寥寥几句就出神入化地表现了公孙大娘及其弟子的高超剑术和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英华之气。
5.场面壮阔、感情激昂
唐代体育诗歌以生动活泼、激烈进取的体育运动为主要内容，所以诗歌的感情基调大多是充满了激昂之情。它通过令人叹为观止的精湛技术以及比赛时的英勇无畏和豪情斗志，始终让人精神振奋。竞渡场上是“建标明取舍，胜负死求生。”(元稹《竞舟》)，队员们将胜负看得和生死同样重要。竞渡速度是“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张建封《竞渡歌》)巨浪翻滚、雷鼓声震天，可见竞争是多么地激烈。再看拔河场上，“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张说《奉和圣制观观拔河俗戏应制》)、“拔拒抵长河”(李隆基《观拔河俗戏并序》)，将士们勇敢无畏，其激昂的斗志欲将长河挽住。表现围棋进攻形势的“猛势横来野火烧”(杜牧《送国棋王蓬》)，将对方进攻来势凶猛程度描绘成仿佛是野火焚烧。可见，无论是描写竞技性强的体育比赛的诗歌，还是休闲高雅的体育项目如围棋诗中，都始终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激昂之情。
三 结束语
唐代体育诗是唐代为人类文化史和古代体育史奉献的最为宝贵的资料之一。唐代体育诗歌主要有五大题材，大体可分为球类运动、休闲娱乐活动、节令体育活动、女子体育活动和骑射活动。这些体育诗歌以其豪放的格调、细腻的文笔、成熟的技巧、绘声绘色的情景描写和人物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唐代体育活动的丰富多彩以及唐人生动活泼、刚健奔放的精神面貌。唐代体育诗歌，涉及文学、史学、体育等领域，它为展现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以及推动唐代文学和唐代体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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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俊奇.唐代体育文化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0：162～163、170～171
[3]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54～255
〔责任编辑：陈晨〕
作者：许灿
唐代乃我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中州诗坛尤其群星璀璨。初唐沈期、宋之问的 “沈宋体”，对近体诗的形成贡献巨大。盛唐元结主张“救时劝俗”，为后世杜甫所推崇。岑参、高适是“边塞诗派”的主要代表。崔灏的一篇《黄鹤楼》，曾经使 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中唐倡导“不平则鸣”、“陈言务去”的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功勋卓著，在诗歌艺术上也成就非凡。白居易以平易流畅的诗风倡导“新乐 府运动”，其《白氏长庆集》收诗三千，独占唐代个人创作数量之鳌头。元稹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风格、理论上互为接近。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以 唱和作品成就最高。李贺诗构思奇特，想象丰富，语言绮丽，在唐诗中可谓别具一格。晚唐李商隐，作品意境朦胧瑰丽，比兴取象多彩多姿，尤其“无题诗”成为全 唐诗坛的绝响。诗坛巨擘杜甫，是我国诗歌
作为另一种文学形式的词，中唐以后开始发达，中州诗人也逐渐用之进行创作。如韩的《章 台柳》，王建的《调笑令》，刘禹锡的《忆江南》、《竹枝词》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被称为词中圣手的李煜，国破家亡被掳之后，在汴京写下了《浪淘沙》、 《乌夜啼》、《虞美人》、《破阵子》等名作，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伟大的词人。到了北宋，中州再次成为中国诗词文化的中心。如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贺铸“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曹组的“门外绿荫千顷”等 名诗名句，传颂一时。苏轼、秦观、王安石等词坛大家，也主要在河南创作出重要作品。岳飞的《满江红》，则将南宋词坛上的爱国主义旋律高奏入云。陈与义、韩 元吉、史达祖等人的作品，也为中州词坛增辉。
金元时期的元好问，诗学杜甫，词宗苏辛，一生中的主要活动都在河南，并且编辑有《中州 集》，对中州文坛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明清，李梦阳、何景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侯方域、李绿园也各自编有《四忆堂诗集》、《绿园诗抄》，但已经 成为他们文学创作的“副业”--中州诗坛与全国诗坛一样，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主要就是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先秦以下，中州诗坛 代有名作、名家。尤其唐宋，河南籍或主要生活在河南的诗人、词家更是层出不穷。所谓“逐鹿中原”，并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在诗歌艺术领域也曾经创 造过无数的辉煌。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是初唐写作边塞诗较多的作家，他的边塞诗一方面题材开阔，内容包括：A、边塞风光;B、边疆战士的艰苦生活;C、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D、边疆将士思乡的情思。不仅内容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大多领域，而且格调高亢。此后其他著名诗人如：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人也创作边塞诗。边塞诗创作一时蔚为风气。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高之《燕歌行》、岑之《白雪歌》、 《走马川行》等七言 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盛唐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
2、初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
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 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3、盛唐边塞诗的特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1)题材广阔：一方面包括：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将士的思家情绪;另一方面包括：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
(2)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3)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4)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就边塞诗的体裁来看，包括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创作已经成熟，蔚为大观，代表作品有：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另一个方面，近体边塞诗也走向成熟。代表作品有：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王昌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关门。前军夜战洮河北，以报生擒土谷浑。”;王之涣《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二)高适的边塞诗
1、生平：
高适(701-765)是盛唐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边塞经历有密切的关系。高适在人生的早年,就渴望从军,建立边功。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自天宝十二年(753)开始,高适长期从军,三度出塞，军旅生活体验丰富。高适每次出塞都写了大量的诗或纪行,或抒怀。
高适边塞诗题材选取角度的特点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观察、分析边塞的现状，把战争和国家的安危、人民的苦乐联系在一起考虑，因此题材广泛，思想深刻。譬如,他对边塞的纷扰不宁表示忧虑:“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他对战士的勇往无前，作热烈的歌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他对战争的意义也有深刻的思索：“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九曲词》)。角度全面是高适诗歌的独到之处。
2、诗作风格：风骨凛然
前人评价高适的诗“读之使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概括起来就是风骨凛然。“风骨凛然”即突出雄浑悲壮的精神意绪，无畏无惧的英雄气慨 ，因而有气魄，有境界的诗风。
他的诗继承汉魏古诗的遒劲风格，常用的表现方式是铺排对比，直抒胸臆。诗作带着强烈的感情。譬如表明功名欲望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在诗中常常抒发议论，穿插在叙事和抒情当中，使作品更深厚老成。高诗以七古见长。诗歌容量大，情感跌宕起伏，意象色彩鲜明而又简洁。故胡应麟《诗薮》称“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
3、《燕歌行》赏析：
(1)诗题及创作背景：《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高适的“第一大篇”。《燕歌行》本是乐府的体裁，魏文帝曹丕最早以这个题目写诗。此后这个题目常用来歌咏东北边地(燕地)的征戍之苦和思妇相思之情。本诗对旧有的题材进行了开拓。对于诗歌的创作意图，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是：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平定了契丹叛乱的几次战争为事由，歌颂守边战士排除万难，克敌制胜的爱国精神;另一说是揭露张守珪战败还妄请战功的问题，谴责将领骄傲轻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受大极大痛苦和牺牲。到底是歌颂还是讽刺?依据《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观点，并考虑到诗的前序，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张守珪的事有一定关系，但诗中所写并非完全是这次战役，而是融合他在蓟门的见闻，以更高的艺术概括，表现了他对战士们的深刻同情。
(2)以下讲习诗歌的内容：
诗序说明了创作的事由，“开元二十六年，一位跟随元帅出征的朋友回来，写了一首《燕歌行》诗给我看。我深感当今征战戍守的事情，于是和了一首。”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的部将在和叛变的奚族人作战中打了一次败仗，“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见《旧唐书·张守珪传》)
前八句诗概括了将士们出征的过程。诗的发端“汉家烟尘在东北”两句指明了战争的方位和性质。诗中的“汉家烟尘”和“汉将辞家”指当朝将士。“男儿本自重横行”中的横行，是横行敌境，一往无前的意思。“摐军伐鼓下榆关”两句写出征的军容。“校蔚羽书飞翰海”中一个“飞”字传神地说明军情紧急，战局危险。气氛由此逐渐推进，趋于紧张。
次八句写战斗危急而失利。落笔便是“山川萧条极边土”，这个开阔而无险可平的地带，带出一片肃杀的气氛。胡骑迅猛剽悍，如狂风暴雨，卷地而来。汉军奋力迎敌，杀得昏天暗地，不辨死生。“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对比了将军和士兵苦乐悬殊的生活，隐约地道出了失利的必然结果。紧接着写战争失利，力竭兵稀，重围难解，孤城落日，衰草连天，这些边塞特有的阴惨景色，烘托出残兵败卒心境的凄凉。
紧接下来的八句写战争带给士兵的痛苦，这正是被围困在险境中的士兵心情的写照。“铁衣
远戍辛勤久”写征战在外的将士，“玉箸应啼别离后”写战士想象当中的独守在家的妇人。妇人日夜悲愁，但“边庭飘飖哪可度”?战士徒然回首，毕竟“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久久萦绕，笼罩在战士的周围，夜巡的刁斗声声声紧急，敲碎了他思乡的心。这原本是《燕歌行》这个诗题旧有的内容。但本诗的渲染较前人更甚。士兵复杂的内心活动，无疑深化了主题。是谁让他们身陷绝境?
最后四句收束全篇，感慨无穷，淋漓悲壮。“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战士们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又岂是为了讨得个人的功勋。这句饱含着诗人的礼赞。由此讽刺了冒进贪功的汉将。末二句诗人感慨“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八九百年前威镇北边的飞将军李广处处爱护士卒的形象，和如今骄横的将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提出李将军，意义深广。从汉到唐，悠悠千载，边塞战争不计其数，但像李广那样即爱护士卒又能镇守边疆的将帅真是难求啊。以李广终篇，意境更为雄浑深远。
(3)评价：
A、从思想内容来看，《燕歌行》的同题诗作，大多写征夫思妇的缠绵相思，本诗打破了这一题材格局，突出表现英勇的气慨和悲壮的情绪。以错综交织的诗笔，把荒凉绝漠的自然环境，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士兵在战斗中的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融合到一起，形成了全诗雄厚深广悲壮淋漓的艺术风格。
B、从表现技巧来看，诗中多处运用了对比手法。从大段落来看，出兵时的金鼓震天和战败后的困苦凄凉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贯穿全篇的描写来看，士兵的效命死节和将军的怙宠贪功形成对比。士兵的辛苦作战和将军的纵情声色形成对比。结尾提出李广，又是古今对比。对比手法的运用，使诗歌寓意深刻。此外，诗歌用韵四句一转，显出跳跃奔放的气势。
(三)岑参的边塞诗
1、作者生平：
岑参(715-769)是盛唐边塞诗的的主要创作者，这和他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他向往从军立功，把它当作求取功名的一条主要途径。从军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终日不得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色，自叹是男儿。”(《江上春叹》);“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玉门关盖将军歌》);“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自从天宝八年(749)开始，岑参两度出塞，先赴安西任掌书记，后赴北庭任节度判官，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边塞生活，历练成为一个边塞诗人。
岑参边塞诗的特色及价值在于充满了山川奇气和爱国壮志。所谓山川奇气，即以边疆自然风光作为诗歌意象，在绝域的荒凉和广漠中挖掘庄严和美丽，并加以热烈歌颂，这是岑参诗歌的独到之处。所谓爱国壮志，即抒写边防将士保卫边疆的正气。在艺术上，善于观察，精于描绘是他的特长。岑参诗常用的表现手段是：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比喻和合理的夸张。譬如以梨花喻雪，以“一团旋风桃花色”比喻骏马，以刀割面比喻寒风，都是新奇的。夸张更为常见，譬如“一川碎石大如斗”(《走马川行》);“都护宝刀冻欲断”(《天山雪歌》)都是富有表现力的夸张。诗体形式上，岑参长于七言古诗，容量大，内容丰富，气势充沛。
2、诗风：奇情壮采
杜甫曾说“岑参兄弟皆好奇”。岑参的边塞诗句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感情热烈，气势雄浑，场景壮阔，色彩瑰丽，想象丰富，句式跳跃，语言奔放。他的作品写奇景，抒奇情，有奇采。
(1)奇景：边塞奇异壮丽的风光
如写火山：“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又如写热海：“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燕砂砾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
下文以《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为例分析诗人所擅长的奇景刻画。白雪点明写诗的背景。歌，点明诗歌的体裁是乐府。送武判官归京是写作的事由。诗是咏雪送人之作。“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开篇奇突，未及白雪而先传风声，由风而见雪，因铺垫而富有气势。八月秋高，而北地已满天飞雪。一个“即”字，传出惊喜好奇的诗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方飞雪，却用南国的春风和梨花作喻。把萧索酷寒转化为绚丽烂漫，花团锦簇的景象传达出大雪纷飞的姿态。“忽如”显出雪来得急猛紧。接着四句以奇寒中将士的感受写雪的威力。“散入珠帘湿罗幕，虎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诗人对奇寒津津乐道，也是诗人“好奇”的表现。紧接着铺叙送别的场景，帐外“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两句以夸张笔墨勾画塞外雪景，气势逼人。“惨淡”二字又为送别定下基调。帐内置酒送别，“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送客出军门，只见“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这也是一处奇景，鲜艳的红旗在寒风中冻结，于是冷色调的白和暖色调的红形成了鲜明的反衬，冻结的旗和漫天的飞雪形成反衬。在色彩鲜丽的画面中，突出了奇寒的感觉。“轮台东门送君区，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结尾雪上的马蹄印迹，伴随着诗人深情的目光，渐行渐远，阐说着悠悠不尽的离情。在这首诗中，诗人对诗歌意象“雪”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笔力矫健，既有大笔挥洒，又有细节勾勒，既有真实摹写，又有浪漫想象，意象鲜明，意境独特，再现了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
(2)奇情：艰苦的军旅生活中，渗透着激昂慷慨的情感。
以《走马川》为例,《走马川》写在诗人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期间。走马川为唐轮台西边的白杨河(轮台在今天乌鲁木齐的西边)。行，是乐府诗体的标志。封大夫为即将出征的御史大夫封常青，本诗是为他壮行而作，这首诗集中描写了在走马川中顶风冒雪夜行军的紧张场面。诗歌的第一部分，“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平沙莽莽，狂风夜吼，碎石乱飞，这是出兵的环境。诗歌的第二部分，“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顶风冒雪夜行军的边防战士斗志昂扬，和环境形成反衬。诗的最后部分，“马毛带血汗气蒸，五花连饯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东师西门伫献捷。”行军生活艰苦，而唐军士气昂扬，有必胜信念，形成反衬。该诗极力夸张渲染环境和气候的恶劣，反衬出全军上下的高昂士气和不畏艰险的精神。诗歌当中的场景如：黄沙漫天、风吹石走、风刀割面，马汗成水，砚水冻凝，独特且洋溢着豪壮之情。
3、《 走马川行》诗歌艺术简析：
A、在写作技巧方面，诗人抓住了典型环境和细节。《走马川》首先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险恶环境。“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是典型的白日绝域风沙景色，开头三句无一个风字，但捕捉到了风色，刻绘了风的猛烈。“轮台九月风夜吼”，由暗写封转为明写，由白天的风色转为夜晚的风声，狂风咆哮。紧接着以石头来侧面描写风，大如斗的石头随风乱走，勾勒出风的狂暴。这种恶劣环境中，顶风冒寒前进的唐军将士出现了，“将军金甲夜不脱”以
夜不脱甲写重任在肩，“半夜军行戈相拨”，以戈相拨写军容整肃，“风头如刀面如割”，以面如割写行军感受。连战马都感受到了临战的紧张气氛，“汗气蒸”，“旋作
冰”对战马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的刻画，是诗人细致观察的结果。经过这样充分的烘托铺垫后，读者自然会联想到：这样的军队，又有谁能敌呢?
B、诗歌还擅长用反衬和夸张手法，极力渲染环境的艰苦，天气的恶劣，从而反衬出将士的不畏艰难和高昂的爱国热情。
C、从句式上来看，押奇韵，每三句一换韵，三句之中句句押韵，形成拗峭劲折的音节。似紧锣密鼓，形成紧张急促的节奏，犹如战斗进行曲。
1、初盛唐边塞诗
一方面在于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在于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制度”的刺激。文人普遍投笔从戎，赴边求功。正如杨炯诗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岑参诗句“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
2、盛唐边塞诗
——四个特点
(1)题材广阔：一方面包括：将士建立军功的壮志，边地生活的艰辛，战争的酷烈场面，将士的思家情绪;另一方面包括：边塞风光，边疆地理，民族风情，民族交往等各个方面。其中以前者为主要题材。
(2)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3)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4)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就边塞诗的体裁来看，包括歌行在内的古体诗创作已经成熟，蔚为大观，代表作品有：李颀《古从军行》“„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另一个方面，近体边塞诗也走向成熟。代表作品有：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王昌龄《从军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关门。前军夜战洮河北，以报生擒土谷浑。”;王之涣《出塞》“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盛唐边塞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它包含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各个方面。
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4、晚唐边塞诗
晚唐时期，经过无数战乱的唐朝更加衰落。这段时期的边塞诗也全无初唐时期的豪迈。而多写思念故里之情。
如李益《从军北征〉
天山雪后还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一时回向月明看。)
摘要：山水田园诗起源于晋代，其中代表是东晋时期的谢灵运和晋代的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已是代代经典相传的佳句，到了唐代，山水田园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维和孟浩然成为当时的主流。这类诗歌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优美典雅，风格恬静清秀，语言清丽洗练。整首诗句都体会着作者的真实情感。关键词：山水田园诗王维孟浩然
东晋时期，陶渊明等人形成了一种东晋田园诗派，南朝山水诗派则以谢灵运、谢脁为主，王维、孟浩然等诗人形成我国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些诗人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
中国唐代诗歌流派。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继承和发展了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谢朓等的山水诗。代表人物有盛唐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中唐的韦应物、柳宗元等。
唐诗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一种繁荣的局面，山水诗出现了丽日惊天的奇观，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反映了闲适淡泊的思想感情，，意境幽深，色彩雅淡，多采用五言古体和五言律绝的形式。他们在发掘自然美方面，既能概括地描写雄奇壮阔的景物，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动态;在自然景物的观察上别有会心，能够巧妙地捕捉适于表现其生活情趣的种种形象，构成独到的意境，把六朝以后的山水诗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王维成就为高，他是诗人，又是画家，能以画理通之于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于李杜之外，别立一宗，对后世影响很大。
一唐代山水田园诗产生的背景及特点
在盛唐时期，人民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家昌盛，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优越，为四处游山玩水，欣赏风景提供了一定得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当时的唐朝盛行佛道思想，道家的崇尚自然以及追求自然的和佛教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为当时的文人提供了精神条件。文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不免的对风景和自然发起兴趣，诗歌的创作中就逐渐转变成描绘山川美景，乡村的田园风光为主题。进过一定时期的发展，文人的隐逸情怀也与山水田园诗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但此际并不是影藏起来道德，而是酿成了一种向往自然、追求超然独立的文化心态和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
诗歌以描绘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表现返朴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抒写隐逸生活的闲情逸致。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写景状物工致传神，提高了诗歌表现自然景物的艺术技巧，是唐诗中最有特点的一种诗体。
山水田园诗的具体风格以清新、韵致高远、格局阔大，气象万千为主。具有更深厚的思想内涵，寄托了高尚情操和身世之感。盛唐诗人继承了前代山水田园诗人的成就而又有新的发展，其笔下景物不仅具化工肖物之妙，又能以清新自然的语言传田园之趣味、山水之精神，在山川风物中融入诗人的感情，即景会心，浑然天成。
二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诗人
王维(701-761)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摩诘，太原祁人。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诗代表了全盛的开元天宝那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象。他继承和发扬了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而独树一帜，使山水田园诗成就达到高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苏轼曾评论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代表作有如《送元二使安西》、《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沈子福归江东》等。
一、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美
王维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用得可谓炉火纯青。诗中那些发自“象外之趣”而又摇曳多姿的静美之境，表现出了自然景物和田园生活中某种特别的情趣和意蕴。王维山水诗中的“动”，只是一种艺术手段，而描写和表现大自然中田林山水的静美境界，才是其山水诗中主旨所归。以动衬静，王维的田园诗和山水诗都表现了静的意境美，但静的特点在此二类诗中还是有差异的。其田园诗在优雅闲逸的情致和明朗淡泊的气氛中描写的多是闲静的意境;而他的山水诗，在幽深冷寂的氛围和浓厚艳丽的色彩中，表现的多是幽静的意境。静中有动王维在山水诗创作中，是同时以诗人的灵心、画家的慧眼和音乐家的锐耳来捕捉、表现自然美的。他把音响的描写当作为自然山水传神写照的一个重要手段，使声音成为构成形神逼肖、气韵生动、具有立体感的自然景物形象的要素，他对自然音响的素材能严格地选择、提炼，能融情入声，并运用多样化的手法使音响和景色和谐交流，使他的“有声画”显出鲜明特色。
二、空灵剔透，虚幻静谧，富于变化的意境美
王维调动了他作为画家、音乐家、诗人的一切艺术手段，善于发现并把握那些特定的客观景物，艺术再现并创造独特的意境。如《鸟鸣涧》;莓苔青色可以浸染人衣。
三、原生态的感悟和气质美
王维的诗给自然景色注入了人的气质、人的性格、人的精神，从而使他的诗形神俱佳、气韵生动。如《山居秋暝》。
四、空灵清妙的禅意美
唐代经过佛教僧侣与那些宠信佛教的统治者不懈的努力，佛教教义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唐代社会审美心理结构的一块主要基石。王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早年学佛，终身信奉，乐此不彼。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既能在总体上概括雄伟壮阔的山水景色，又能细致入微地刻画各种自然事物，笔下的自然意象，有雄壮之美，也有精微之趣，欣赏王维的山水佳作，能够增强我们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王维的山水诗蕴含着祖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景象，我们可以通过是个看到祖国的魅力江山，句句都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给我们中国的是个带来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例：《山居秋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旧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此事虽写的是山居秋暮的幽静景色，但诗人却将自己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寄语于诗中。诗人用富声、光、色、态的语言，点染着大自然的一山一水，给人以平淡、自然、含蓄、空灵的艺术美感。如山水画赏心悦目，清秀新丽，使人怡然自适。
孟浩然(689～740) 唐代诗人，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代表作如《宿建德江》、《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江上思归》等。他的田园诗主要是写隐居生活的高雅情怀和闲情逸致。如《过故人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
孟浩然是与王维齐名的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是唐代第一个大量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的风格大多是平和冲淡，清新自然，不尚雕饰，而又能超凡拔俗，诗歌语淡而味浓，善于运用平淡的语言，融入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意蕴，创造出清远拔俗的艺术境界，蕴含了浓厚的诗歌情致韵味。
孟浩然注意借景物来烘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借景抒情，融情入景，旷逸之情与静谧之景交融，营造了美妙的意境。完美的意境是诗人与自然、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无形之情与有形之景的和谐统一中完成的。它是鲜明性与含蓄性、形象性与哲理性的统一。孟浩然笔下的山水田园诗已经达到了融情于景、情景融化的境地。他善于把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具体的客观景物联系起来，把景物渲染成主观情景的诗歌意象，从而达到移情的效果。
孟浩然诗歌的总体风格是冲淡。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在描写山水田园时，很少极力去摹写，也很少雕琢粉饰。诗人信笔所至，着手成春，随手拈来，决不故意用力渲染，行文之间没有太多的波澜，而是平静如水。诗歌节奏的运动不是大起大落、忽疾忽徐，而是始终是缓慢舒展的。 例：孟浩然的七言诗《夜旧鹿门山歌》：
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秀才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
此诗为孟浩然四十岁时赴长安术仕不遂，漫游吴越，数年后返乡，决心隐居，绝意仕进。这首诗就是一时期的作品。
这首诗从时间来看，由渡头日落到鹿门月照，由昏暗到光明;从行来看，由喧闹的渡头到寂寥的轻松，脱离烦嚣的尘世，来到清幽的山林，人向江村，我归鹿门。暗示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不同的归宿。
后四句描写鹿门山清幽寂静的境界，似乎“别有天地非人间”，而诗人清高超脱，怕然自得的隐士形象也十分生动鲜明地表现出来。
三唐代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
王维和孟浩然可以再唐代时期的一大家，他们的创作影响着后人对诗歌的创作。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在当时已极富盛名.在他的诗中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有旅途情景的叙述,也有田园农家的生活的反映.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变化多恣,具有不同的风格与情调.有时气魄宏大意境开阔,有时刻画细腻,引人深思,有时生动逼真,有时含蓄凝练.王维还善于来用多种色彩,生动地表现大自然的景象。
在当时不仅有王孟还有韦应物和柳宗元也创作了不少山水田园诗，与王维投怀到大自然不同的是韦应物的是个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成分，韦应物的使各种常带缺少政治热情和生活热情的思想感情，给人一种冷清孤寂的感受。而柳宗元则带着仕途的创伤投入到山水的怀抱，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他有些诗有模仿谢灵运的成分，还有的诗作注意总体气氛的烘托，语言上显得峭拔。
胡应麟说：“王维清而秀，浩然清而旷，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
山水田园诗以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为主题，提倡用清新脱俗的语言来阐发作者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他们将那种爱国却无可奈何的感情用自然事物代替所表达，内容含蓄，语言委婉，他们的这种创作风格对后来的宋词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特色，山水田园诗亦是如此“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主管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写景的方法很多，把握诗歌意象，体味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的情感，分析诗歌的写作介壳，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品味出山水田园诗的魅力所在。
五代时期南唐代吴的研究
卞孝萱
提起五代史，就会联想到这一时期政局的混乱，篡夺相寻所给予人民的痛苦。但当我具体地接触了一些史料以后，发现并不完全如此，其中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不同情况。
不错，李存勗通过十几年的血战而建立后唐、损害了多少万的生命，财产;石敬瑭向契丹割地、纳贡而建立后晋，使幽云十六州人民长期沦于异族压迫之下，并种下宋代灭亡的恶果;刘知远乘契丹退出汴梁机会而建立后汉，还是以暴易暴;在南方，闽国王氏兄弟、楚国马氏兄弟之间争夺帝位的战争，也加重了人民的灾难。所有这些事实，构成了上述的印象。
本文想提出一件例外的事，就是：南唐是由吴国和平地转变过来的，没有产生消极的后果，而且起了积极的影响。兹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一从错综复杂的矛盾说起
自从九〇五年(唐天佑二年)淮南地区的割据者杨行密死后，由于“诸子庸懦”[1]。出现了两个新情况：
(一)一般将领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人民进行搜刮;
(二)某些将领滋长了篡夺政权的野心，徐温便其中之一。
徐温是怎样的人呢?“少无赖，入群盗中，以贩盐为事”[2]。后投杨行密军中，“未尝有战功”;只因他擅长阴谋，为杨行密所赏识，尤其是“用其谋杀朱延寿”[3]，而得到特殊的信任，留在左右，参与谋议。杨行密死后，徐温野心勃勃，但又迟迟不敢下手，这是甚么缘故呢?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以吴国的政治情况来看。与杨行密一同起事的那些“英雄”们，这时都已成为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县长官。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4]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独立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中央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5];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从事[6]。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
杨行密死后，将领们更加骄横，地方政权更是尾大不掉。《江南野史》卷四“宋齐邱”：“吴主既弱，政出多门，君臣纲纪，弛而不振”，就是针对杨渥、杨隆演统治时期而说的。从一些史料中看出，当时吴国中央对地方官吏的任命[7]，库藏的征用，都不容易。
这些跋扈一时、“分守郡府”的将领们，那里会把“未尝有战功”的徐温放在眼里!徐温以及他的儿子想要篡吴，又怎会不遭到将领们的反对!《九国志》卷三，《徐温传》：“大臣刘威、陶雅、李简之徒，„„勋高位重，温„„超居其上，皆内意不服。李遇尝谓人曰：‘徐温何人?吾素所未识，而遽至此，岂可入觐耶?’乃密议诛温”。这时，徐温才进行篡吴的第一步——挟制杨氏诸子，便已遭到阻力了。
徐温为了缓和自己与将领们之间的矛盾，把儿子徐知训捧上政治舞台，结果更糟。《钓矶立谈》说：“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由于矛盾日益尖锐，到了九一六年(后梁贞明二年)，宿卫将马谦、李球“发库兵讨徐知训”[9];918年(后梁贞明四年)，大将朱瑾杀死徐知训，并请(杨)溥起兵诛温[10]。
徐温不得已，又用养子徐知诰代替徐知训。徐知诰虽然有一套手段，他与将领们的关系仍相当紧张。《南唐近事》：“当时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诚、朱延寿、刘信、张崇、柴再同[用]、周本、刘金、张宣、崔太初、刘威、韦建、王琯等，皆握强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笼，终以跋扈为虑，上虽至仁长厚，犹以为非老成无以弹压”[11]。可见，由于争夺权势，徐氏家族与将领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在上述情况下，徐氏家族篡吴，如果操之过急，一定要遭到吴国将领的武装干涉，很可能落个失败的下场，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也要看到，徐氏家族篡吴，在不利的形势之中，也有其有利的因素：将领们虽各拥有部分实力，却不是统一的整体，可以逐步分化、削弱之;同时，吴国外强中干的情况，使目光短浅的将领，满足于现状(对州、县的统治)，而对中央政权，不甚觊觎。初起手时力量不大的徐氏家族，便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篡吴的准备了。
其次，从徐氏家族内部的情况来看。徐知诰虽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不是徐温的亲生儿子，他对养父母做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及遇温戚属，皆能躬俯迎奉”[12]，想求得徐温的欢爱与信任，以便逐步猎取政权。但徐温还是重用亲生儿子徐知训。徐知诰与徐知训竞争很剧烈。
徐知训被朱瑾杀死后，徐温“以次子知询等皆少，用知诰犹愈于他人，因留辅政”。从此，徐知诰的权势日渐扩张，徐温“虽遥秉大政，而吴人颇归知诰”[13]，因而感到恐慌[14]。
要知道徐温任用徐知诰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填空档，并非真正想让徐知诰做自己的继承人。徐温这个心事，早为他左右的人所识透，从而迎合其意图，劝他再以徐知询代替徐知诰[15]。这时羽毛已经丰满的徐知诰是“安若泰山”[16]，因为徐知询并非他的敌手。
徐知诰所顾虑的，却是徐温先下手篡吴、称帝，因而煞费苦心地阻扰他。《五国故事》卷上：“温好抱白袍子，„„座客有谄温者，曰‘白袍不如黄袍好’。知诰遂斥之，而谓温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或谄佞之说，闻于中外，无乃玷烜赫之名，愿令公无听其邪言。’„„知诰虑温急于取国，而己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此言之。然内谋其家，外谋其国，劳心役虑，数倍于曹、马矣。”就是明证。
可见，徐氏家族在篡吴过程中，不但与将领们存在着矛盾，家族内部又隐藏着矛盾。徐温因为政敌强大，不能不利用较有才能的养子徐知诰为助手;出身微弱的徐知诰，也不能不借重养父徐温作庇荫，作往上爬的踏脚石。所以，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致于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
当徐温死后，徐知诰便设计把徐知询从升州召到扬州，并“诬知询以罪”，“悉夺其兵”[17]。
由于徐氏父子兄弟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互相牵制，反而延长了吴国的寿命。这时南唐代吴进度缓慢的又一原因。
二一场迂回曲折的斗争
如前所述，吴国的政治情况(主要是徐氏家族与吴国将领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徐氏父子篡吴的道路，不可能迅速地推翻，而必须积聚力量，逐步转移，其经过如下：
一方面，利用、挟制杨氏诸子。由于吴国外强中干，徐温篡吴，便先从中央入手。他采取名义上尊奉杨氏诸子的办法，以达到最后推翻这个傀儡皇帝的目的。当杨行密临死时，“传位”问题曾在一部分将领中发生分歧的意见，徐温是反对传位于刘威，而主张迎立杨渥的[18]。因为如果政权落入大将刘威手里，徐温便难于篡夺了。
年轻的、缺乏统治经验的杨渥，即位不久便为徐温、张颢，派人杀死。徐温为了抵制张颢，又把杨隆演扶植起来。其后，杨隆演又被徐温的亲信李德诚毒死[19]。
第三个小皇帝杨溥，更是一个可怜虫，曾悲痛地对他左右的人说：我“为徐氏制驭，名存实丧，今欲求为一田舍翁，将安所归乎?”[20]
尽管三个皇帝都被徐温玩弄股掌之上，但他还不敢采取最后的步骤——灭吴，这主要是因为将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另一方面，徐氏父子还必须笼络、打击、排挤反对他们的将领。起初的情况是：徐温虽能利用中央政权，扩充军备，但如与为数众多的将领们对敌，力量是绝对不够的。他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杀死最反对自己的政敌张颢、李遇等人;而他更重要的策略，却是尽量拉拢有地盘、有实力的大将，“优加官爵”，并“伪下之，恭谨如见行密”[21]，以麻痹这些人对他的反抗情绪。徐温这种策略，曾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收到缓和矛盾的效果，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朱瑾杀死徐知训的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促使徐温、徐知诰不能不提高警觉，重行策划今后的斗争策略。(虽然徐知训之死，对于徐温是悲痛，而徐知诰是高兴的事，但从这一突然的事变中吸取教训，却是共同的。)
甚么是新的斗争策略呢?上文说过，杨行密死后，一般将领加强了对人民的搜刮，使阶级矛盾趋于尖锐，这种形势，是不利于那些将领们，而有利于徐氏家族的。徐知诰代替徐知训执政后，便顺应着当时人民厌恶军阀统治的情绪，执行向农民让步，与士人联会的政策，具体表现在：
甲，针对着当时将领们普遍存在着的“务赋敛”[22]的行为，对吴国税制加以改革，例如：
废除苛捐：918年，蠲“丁口钱”[23]，又“罢横敛”[24]。 豁免欠税：“悉蠲天佑十三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25]。
禁止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征收实物的办法：吴国原是“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26]。而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是人为的：农民缺乏现钱，到纳税时，只得忍受压榨，贱价出卖农产品，或将农产品贱价折合货币。这对吴国中央的财政收入，并无增加，只不过填满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腰包。因此，徐知诰不顾“朝议喧然沮之”，毅然采取了实物税纳办法，并且“虚抬时价”。“是时，绢每匹市卖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他将“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27]。这一改革，使“县官岁失钱亿万计”[28]。
上述措施的执行结果，减轻了吴国农民的一些负担，鼓励了耕织;徐知诰当然取得人民的好感，提高了政治威信;更制弱了那些担任州、县长官的将领们的经济力量，减少了他在篡吴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反抗。 当徐诰灭吴后，于九四一年(后晋天福六年，南唐升元五年)，便取消了实物纳税，“虚抬时价”办法，“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29]。这不就证明，他原先的措施，主要是为的打击政敌了吗?
乙，从士人中选拔一批人材，参加政治机构，逐步代替将领的职位。 许多史书上记载着徐知诰谦恭下士的事实。凡是淮南、江南地区的沦落士人以及由中原地区避难而来的士人，都是徐知诰所联络、争取的对象。前者如汤运泰《南唐书注》卷一，引《吴春秋》：“时丧乱之后，官失其守，甲簿湮落，王潜雍容款接，坐客常满”。(王潜是受了徐知诰的委托才这样做的。)后者如《江南野史》卷一《先主》：“时中原多故，名贤夙德，皆亡身归顺，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币资之”，“故北土人士响风而至者，殆数十人”。
在徐知诰所吸引的南北士人中，最著名的有宋齐丘、陈觉、孙晟、韩熙载等人。徐知诰不仅想办法把他们请来，还想办法去接近、了解、提拔他们。如《钓矶立谈》：徐知诰“于其所居第旁，创为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语有可采，随即升用，听政稍暇，则又延见士类，谈宴赋诗，必尽欢而罢，了无上下贵贱之隔”;陆游《南唐书》卷九，《陈觉传》：“(烈祖)作礼贤院，聚图书万卷，及琴奕游戏之具，以延四方贤士，政事之暇，多与之讲评古今”;等等。一支南北士人混合组成的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了。
当九一九年(后梁贞明五年)，在徐温的导演下，吴国宣告建立以后，任“将相”的，先后有徐温、徐知诰、徐知询、徐景通、徐景迁、徐景遂;任“相”的，先后有严可求、骆知祥、徐景通、王令谋、宋齐丘[30]。这张名单上的人，先后有所不同，在先的严可求、骆知祥是徐温的亲信;其后，王令谋、宋齐丘是徐知诰的亲信，徐景通、景迁、景遂是徐知诰的儿子。可见，吴国的中央政权已完全由徐知诰掌握了。
徐知诰在地方上的势力范围，也是日益扩张的。徐温原以“升、润、宣、常、池、黄六州为齐国”[31]，徐知诰则“以升、润、宣、池、歙、常、江、饶、信、海十州为齐国”[32]。所谓“齐国”，就是徐氏家族以吴国国境内划分出来的、直接控制的地区。从徐温到徐知诰，不仅扩大了领域，而且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点，“有包举吴国之势”[33]。此外，徐知诰的亲信，还有担任“齐国”以外其他州、县的长官的。
无论从中央政权看，从地方政权看，徐知诰篡吴的条件比徐温更加成熟了。在徐知诰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如果不从失意的士人中选拔一批有能力的，并效忠于他的人材，以扩大其统治基础，是不可能达到排挤政敌，并接替其职位的。徐知诰谦恭下士的目的本来就在于此。
当然，吴国将领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不可能在这个时期内完全肃清的，但徐知诰是决心尽以士人代替武将为州、县长官的。他篡吴后，于九四二年(后晋天福七年，南唐升元六年)，颁布“举用儒吏诏”，便是最好的证明。
九三七年(后晋天福二年，吴天祚三年)，徐知诰在“骁勇夙将元寮素所跋扈者，无不乐从”[34]，连“闽、越诸国皆遣使劝进”[35]的情况下，对于名存实亡的吴国，已没有武力解决的必要，南唐国便兵不血刃地产生了。
或许有人怀疑，文中是否过分强调了吴国将领和徐氏父子间的矛盾呢?不是强调，而是当时的事实。马令《南唐书》卷二十五，《申渐高传》：“烈祖受禅，吴朝老将唯周本为元勋，烈祖患其难制，因其劝进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鸩赐本„„”这个故事反映出，徐知诰在势力巩固、酝酿成熟、安排妥当的篡吴前夕，还顾虑一个已经退休、没有军队的老将的反对，何况在他逐步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呢?
本文是否又过分强调了徐氏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了呢?不是强调，亦是事实。《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吴润州团练使徐知谔，狎昵小人，游燕废务”，“或谓知诰曰：‘往年知询失守(胡三省注曰：谓自升州召知询还扬州也)，论议至今未息。借使知谔治有能名，训兵养民，于公何利?’知诰感悟，待之加厚”。徐知谔因为不与徐知诰争江山，才得到徐知诰的宽容，这不是说明徐氏兄弟之间竞争帝位的又一个有力的证据吗?
三南唐代吴所发生影响
南唐代吴，这一个经过长期斗争，最后和平解决的政治变革，既然不同于五代时期的一般篡夺，其所发生的影响，当然也就有所不同。
大家知道，南唐是五代时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成绩的取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应归功于吴和南唐境内人民的辛勤劳动;同时，我以为，也应该与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联系起来考察。
第一，杨行密生前，常与钱镠争夺土地。他死后，徐氏父子因为想篡吴，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国内的将领们，无暇对外，促成了吴与吴越的讲和。“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36]。这个和平的环境，是经济、文化能够获得发展的前提。
第二，杨行密既死，“诸子庸懦”，无力统治这一大片地区，不能制服那些功高跋扈的将领这样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使淮南地区的政局，复趋于混乱、分裂。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与将领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才结束了大割据内部又分为若干小割据的局面，在淮南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集中的政权。统一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交换与文化的交流。
第三，徐氏父子采取向农民让步、与士人联合的政策，对于吴国(南唐国)经济、文化的发达，更具有直接的影响。前者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唐末以来破坏惨重的淮南地区，迅速地恢复到过去繁荣景象;后者集中、供养了一批士人，他们除了参加吴和南唐的政治生活外，很多人还从事文艺的研究、创作与传播，因而诗、词、书、画都很发达。
本文肯定这些积极影响，意义绝不在于歌颂徐氏父子篡吴，更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做过坏事，而是说明：在吴国，由于将领们对人民的过分剥削，已激化了阶级矛盾，活不下去的人民，已纷纷铤而走险，史称“盗贼益繁”[37]。徐氏父子在篡吴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固然是为了打击、排挤政敌，同时也不可否认地确实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所以，人民是站在徐氏父子这一边，而不是站在将领们那一边的。徐氏父子虽没有统一全国的雄图，但能使淮南、江南三十六州，获得地区性的统一，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和人民意愿的。基于这些原因，徐氏父子才能战胜政敌，取得统治权，并为吴国(南唐)经济、文化的发达，教致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四对于南唐政权是否“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的商榷
可是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南唐政权的进步性。在对李煜词的讨论中，有一位先生便对南唐政权性质作了不恰当的估计，他是这样说的：“历来对于李昪家世的说法各有不同，由龙兖《江南野史》的材料，可以知道李昪最初曾与江南农民起义有关联，李昪的政权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而北方的诸政权大都是建立在镇压和叛变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两种情况是不同的”[38]。本文虽提出南唐的建立与五代时期的一般篡夺有所不同，但与这一论点，却又原则上的区别，为此，占用一些篇幅，表示一点意见。
为了便于讨论，先把这个论点所根据的资料——《江南野史》卷一，《先主》中的有关文字，引录如下：
“江南先主姓李，名昪，字正伦，其先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父荣，有器度，不事产业，每交结豪杰，以任侠为事。属时离乱，群盗蜂起，朱梁统制天下，而杨行密专踞淮南。荣乃感愤，遂图兴复之志，然无少康一旅之众，数十里之地。久之，闻海贼夏韶众甚盛，欲因之以成大事。既往，而说韶曰：‘仆本大唐之后，少失怙恃，遭世多难，先祖基业，荡然横流，为人所有。自料以高祖、太宗之遗德，宗祧社稷，未必杜绝，其间子孙，必有兴者。吾虽不调，夙蕴壮志，闻公英雄，士卒勇劲，吾欲因公立事，共取富贵，苟成霸业，古贤鱼水，未足为喻。’韶感其言，于是从之。遂率众自海入淮，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军势颇盛，郡邑与战，多为所败。行密闻之，因帅师攻之，数败，乃为所擒，因捕其家，尽诛之。时先主方数岁，„„”
这段记载，与史实不符：
(一)，徐知诰并不姓李，更不是唐室的后裔[39]，他假托李唐之后，乃是为了建立新国家(南唐)时向地主阶级进行号召的方便。
(二)，当时威胁着唐室存亡的，不是杨行密而是朱全忠，李荣既以兴复唐室为口号，应该渡淮而北，怎能发兵南下，与杨行密打起来呢?杨行密虽“专踞淮南”，表面上还是服从唐朝的，唐昭宗也是把杨行密当作忠臣看待的。《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纪八十”：“上复遣间使以绢诏告急于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令纠帅藩镇以图匡复”，可以为证。李荣不联合杨行密，反而攻打他，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
注释： [1]马令：《南唐书》卷三十，《世裔谱》。 [2]《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3]马令：《南唐书》卷八，《徐宣祖传》。
[4]参阅《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唐纪七十五”。 [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6]《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7]例如：寿春守将陈绍卒，杨隆演“遣王定持虚衔官告以往，令度可授者与之”。王定将“符印”交给崔太初后，“复数日，军州无异议，始以官告授之”。(见《九国志》卷三，《崔太初传》。)
[8]例如：杨渥想“多辇宣州库物以归广陵”，宣州观察使王茂章“嫚骂不与”。(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八，《杨行密传》;《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9]《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纪四”。 [10]《五代史补》卷三，“朱瑾得战马”。
[11]这条资料很好，但稍有不够周密之处，当徐知诰执政时，朱瑾、朱延寿已死，不应列入。 [12]《江南野史》卷一，“先主”。 [13]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 [14]《江南别录》：“义祖亦烈祖终为己害”。 [15]《十国春秋》卷十，《严可求传》：“可求素忠于温，居恒以知诰非徐氏子，数劝温以次子知询代知诰辅政”。又，《陈彦谦传》：“酷为徐温所亲信„„疾革时，„„彦谦密留书于温，卒劝以所生子为嗣”。
[16]《钓矶立谈》。
[17]《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陆游：《南唐书》卷一，《烈祖本纪》。
[18]《九国志》卷三，《徐温传》。 [19]参阅《江南别录》。 [20]《江南野史》卷四，《宋齐邱》。
[21]《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后梁纪三”;马令：《南唐书》卷八，《徐宣祖传》。
[22]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 [23]《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4]《玉壶清话》卷九，《李先主传》。 [25]《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6]《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7]《容斋续笔》卷十六，“宋齐丘”，引《吴唐拾遗录》。 [28]《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2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纪三”。 [30]万斯同：《吴将相大臣年表》。 [31]《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32]《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 [33]《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后唐纪八”，胡三省注。 [34]《江南野史》卷一，《先主》。 [35]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 [36]《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后梁纪五”。 [37]《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一“后梁纪六”。 [38]《李煜讨论集》页一百零六。 [39]参阅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中的考证。 [40]参阅《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三“后晋纪四”;《江南野史》卷十，《刘茂忠》;《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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