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摘 要：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对传统儒道文化的批判过程；但是，由于受到汉语语言及其传统文化体系的广泛影响，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也是受到了儒道文化在思维取向上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业论；思维批判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宋玉波
【作者简介】
陈 越，女，浙江衢州人，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语言文学，英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项目(项目号：CC13SW10)的阶段性成果。
电影《少林寺》海报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林间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想必会令无数人想起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少林寺》。该片于1982年初上映，国内观影人次达到5亿，在日本也创造了3000万元的票房收入。这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市场，无疑是一个巨大成功。影片讲述了隋朝末年，叛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将神腿张杀害，其子小虎(觉远)逃出，投奔少林，为报父仇，落发为僧。其间与牧羊女白无瑕产生一段纯真的爱情。后来，觉远与众武僧协助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有功，接受嘉奖。从此少林寺名扬天下。片中武打场面真实，演员表演朴实自然。尤其是李连杰和丁岚这对金童玉女的组合，电影一上映，立即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中的偶像。该片取材于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故事，主要的拍摄场景，就是有着“天下第一名刹”美誉的少林寺。中岳嵩山的风景秀美，千年古刹的壮丽巍峨，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都在影片中有很好的体现。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承载。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由乔达摩·悉达多在印度创立，后发展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于西汉时期由古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的儒、道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冲突与融合，终于在东晋时期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主流。据史料记载，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十九年(公元49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作为历代佛教兴盛的见证，少林寺可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佛寺，它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中国的佛教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少林寺》不仅是一
部具有艺术美感的电影作品，更是弘扬佛教文化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该片中所展现的佛教文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佛教的修行
大乘佛教的主要修行方法，称为六度。度即渡，指到达彼岸的六个方法或六种途径。六度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简单地说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片中老方丈率众僧向饥民施舍稀粥，在自身都不富裕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周济穷人，这正是六度修行的第一度──布施。而后，又让众僧救回伤重濒死的小虎。救人于危难之中，这也是布施。
六度修行的第二度──持戒，意思是所有坏事应该戒除，所有好事应该去做，而且要坚持下去。大乘佛教的“五戒”，是佛门弟子的基本戒律，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不杀生是指不伤害一切众生。片中众武僧为救小虎宰杀青蛙熬粥，是否犯了不杀生戒呢?这还得仔细察看事情背后的情由。小虎身受重伤，逃出险境，身体过度虚弱。寻常的粗茶素斋，营养不够，很难令其恢复。众僧救人心切，才想出了熬田鸡粥补身的方法。虽于小处杀生(取了青蛙性命)，但于大处讲却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恰恰体现了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核心教义。
除了不杀生外，“五戒”中还有不邪淫。对出家修行的佛教弟子来说，必须根本戒淫。觉远的剃度仪式上，僧值问他能否持邪淫戒，觉远念及与牧羊女白无瑕的感情，心中怅惘，犹豫不答。僧值再问，觉远乃答：能持。这个情节一方面说明觉远出家有决心，并非一时冲动之下所做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觉远和无瑕之间，相扶相助，共度患难而产生的真实情愫。正所谓“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命运让他们相遇，又于危难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所以彼此动情也是最正常不过的。难怪觉远出家之时，藏于立柱后的无瑕听到心上人一心向佛，从此斩断一切情欲，禁不住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影片在反映佛教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排斥普罗大众的情感诉求。正因本片情节合理，演员演绎到位，才让广大观众深深为之吸引，成为一代佳作。
六度修行中的忍辱，简单地说就是忍受各种痛苦和损害。痛苦，包括修行过程中的饥、渴、寒、暑、疾病及自然灾害等;而损害，则指一切众生对其所做的辱骂、欺侮、伤害等等。片中小虎为报父仇，甘愿出家，研习少林武功，历尽千辛万苦，这是本片中最大的忍辱。而佛家讲的精进，通俗地说，就是勤劳，不懒惰，做事努力。觉远出家后，每天与众师兄练习蹬脚、扎马步等基本功。由于长年累月的蹬、踏、用力，每个和尚脚下的石板，都形成了一个个窝坑。在师父的劝说下，觉远心无旁骛，安心苦练。这就是精进。觉远被仇人打败后，回到少林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每日不辍。除少林拳外，还操练了多种兵器，为报仇做好准备。这也是精进。正是由于觉远忍辱负重，发奋图强，最终手刃仇人，替父报仇，为民除害。
六度修行的第五度，称为禅定，意思是用心专注于某一对象。禅定也叫坐禅，是佛教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其目的是净化心灵，锤炼智慧。由“凡人”到“成佛”的整个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是禅定。相传菩提达摩于南朝末年，由印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宣传大乘佛教，后来到嵩山少林寺修行，创立了禅宗。禅宗的主要修炼方法叫“壁观”，即面壁沉思，静坐修行。影片开头，介绍了少室山北麓的五乳峰下，有个达摩洞。达摩曾在此面壁修行长达九年。天长日久，其身影投射在一块大石上，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影石”。由于禅宗的修养方法简便易行，因而迅速推广、流传开来。禅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别。达摩被定为中国禅宗初祖。少林寺被尊为禅宗祖庭。
二、佛教饮食文化
佛教认为，饮食与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佛教饮食观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吃素、戒酒、饮茶等。素食是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具体表现。在原始的佛教戒律中，僧尼是允许食肉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出家人过的是乞食的生活，施主家有什么就吃什么。只要没有看到，或没有听说，或没有怀疑这动物是专为出家人而杀，这样的“三净肉”是可以食用的。但因大乘佛教认为食肉就是杀生，而南朝的梁武帝笃信大乘佛教，于是规定僧尼禁止食肉，违者严惩。从此以后，素食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饮食习惯的主要特点。所以说，佛教禁止食肉，并非因为它是肉，而是因为不可杀生。食素是出于戒杀生的慈悲心。片中小虎误杀了牧羊女的狗，又将其烤熟来吃。正巧师父走来，小虎为答谢师父的救命之恩，邀其一同食用。师父道，“自出家后，想起它(狗肉)来，也是一种罪过。”众武僧尾随师父，闻到肉香都嘴馋起来，师父将狗肉分与众人同食。徒弟们说：我们这是犯戒了。师父坦然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多行善事，不必拘于小节。众徒弟听了，也都释然。大家每日劳作辛苦，都很想食肉开荤，但出家后有戒律约束，过的都是清心寡欲的生活。师父心疼徒弟，允许他们吃一点狗肉，而这肉也符合“三净肉”的条件。况且梁武帝之前，僧尼本来也没有禁肉，细想起来，众僧也不算犯戒。
五戒中有一条，就是不饮酒。佛教戒律规定，无论在家或出家修行，都禁止饮酒。佛教认为，酒能乱性，过量饮酒会使人丧失心智、迷失本性，做出许多坏事，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严禁教徒饮酒。但有两种情况不算犯戒：一是得病时其它药都无效，只有酒才能治好时，可以饮用;二是以酒为药涂疮消炎时，可以使用。影片中众武僧吃狗肉时，有个名叫色空的和尚在一旁边吃肉、边喝酒，愁闷异常。他原本与妻子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天他外出买酒，归来却眼见王仁则的兵马残杀了即将临盆的妻子。他为替妻、子报仇，才遁迹空门，做起了和尚。色空似醉非醉，使出了一套自创的武功──醉棍，令觉远叹为观止。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虽说饮酒犯了戒，但色空酒后未做任何坏事，只是以酒消愁，并且还从中悟出了新武功，应该说是酒为他疗了情伤，使其武艺更上一层楼，也可算饮酒的一点好处。符合以酒治病不算犯戒的规矩，只不过色空和尚治的是心病而已。
三、少林功夫
少林寺是少林功夫的发源地。建寺之初，丛林遍野，人迹罕至，常有野兽出没，威胁到僧人的修行和生活。僧人长时间静坐参禅，会令肢体麻木、神志萎靡，所以需要起身舒展肢体。时间长了，这些动作逐渐定型，演化成了少林拳术。僧人习武不仅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还可以对抗野兽，抵御外侮。隋末唐初，少林武僧协助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有功，接受封赏，准予养寺兵五百。从此以后，少林寺有口皆碑，武术成为该寺传统，武以寺名，寺因武显。少林武功内容丰富，主要包含拳术、器械、功夫三大类。影片中多次展现了少林武功的魅力，武打场面可说是整个电影的灵魂。
电影一开头，小虎伤重投奔少林，众僧正在师父指导下练功，展示的就是少林棍法。小虎伤愈后，随大家一起去河边提水，众武僧都用尖底桶提水，且行走时双臂要抬平，脚下还要踩着石头过河。这动作看似有趣，实则是训练僧人的体力和耐力，修炼基本功。随后和尚们在寺内操练各种武功与兵器，先后展示了北宗枪法、长刀术、绳椎术、螳螂拳及地躺拳等，令人不得不佩服少林武功的博大精深。片中一场重要武打戏，是觉远为救无瑕，与王仁则交手。王酒后使出醉剑，觉远用一套棍术与之抗衡。二人打得难解难分，从客厅直打到花园，招招要命，看得人惊心动魄。最终觉远不敌对手，回到少林苦练武艺。这一段分别展示了少林拳、三节棍、柳枪术、长刀术。李连杰不愧为连续五届全国武术比赛的全能冠军，一招一式，动作到位，有力，灵活，把每一种武术的魅力都发挥到了极致。
片中还有多处武打场面。如觉远、白无瑕掩护李世民渡黄河，在渡口遇官兵追杀，觉远只身杀敌，白无瑕护送李世民乘船离开。师父及众僧及时赶到，共御强敌。后王仁则带兵围攻少林，师父率众武僧与王军恶斗，双方互有伤亡，师父也在此战中不幸牺牲。王仁则得知李世民已渡过黄河，直取东都，慌忙撤兵，被觉远等追击。觉远与王仁则厮杀，最终手刃仇人。在这几处重要武戏中，觉远、师父、众僧等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为观众们奉上了连台好戏，成就了一部伟大的武术电影。正所谓“天下武功出少林”。日本拳师宗道臣曾来少林寺学习、切磋，创立了日本少林拳，并于1980年携妻女及弟子重访少林，自称少林入室弟子。日本少林拳弟子达一百万众。少林武功享誉全球，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电影《少林寺》从佛教的修行、饮食、少林功夫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的佛教文化。它不仅是一部成功的功夫电影，更为宣传嵩山少林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即使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陈越
摘要：佛教作为世界宗教之一，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藏传佛教是佛教在中国西藏社会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性、民族性的信仰文化，而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哲学在同一个社会如何得到和谐共处和共同发展是现代社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而对藏传佛教文化价值的认识和思考即是对这个问题的基础性研究课题。
关键词：藏传佛教；和谐发展；文化价值
一、 藏传佛教文化的内容
1. 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
据史料记载，佛教是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释迦摩尼即乔达摩·悉达多为探索人生的解脱之道而出家、苦行和坐禅而悟出的“四谛”、“五蕴”、“八圣道”、“十二因缘”等真理并且为众生传法而形成的，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即现在的西藏，与吐蕃本土的苯教在文化冲突和斗争之下形成了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发展经历了“前弘期”和“后弘期”两个阶段，并以公元11世纪印度阿底峡大师入藏弘法作为两个阶段的划分标志。公元15世纪，藏传佛教形成了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格鲁派等派别。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西藏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度”，民主改革之后，藏传佛教在社会主义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下，经过了自身的改革，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健康发展之路。由此可见，藏传佛教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是由人类社会发展决定的，是物质社会的客观反映，同时这种意识形态又影响着物质世界的发展，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正确而有力的指导，以发挥宗教在社会存在中的积极作用，促进是社会的发展。
2. 藏传佛教文化的内容
从理论结构层面分析，藏传佛教文化有印度佛教中的小乘经部、大乘自序、应承、唯识论等哲学理论和印度佛、法、僧为唯一皈依与藏族本土苯教中的神学内容相结合的宗教神学理论，藏传佛教在实修层面有严格按照佛教经的经院性实修和按照民间的需求的世俗性实修两个层面，这些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融入了各位藏族传统文化和高僧见解，形成了独特的藏传佛教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及本体论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指导着僧尼和寺院的行为，也影响着他们对世俗社会的价值判断，影响着藏传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功能。
从学科层面分析，藏传佛教有“内明”类学科和传统“共同明”类学科以及“文学”、“历史学”等新学科。“内明”和“共同明”是藏族的精英文化，“内明”包括中观、因明、般若、俱舍论等显宗和密宗两类，其内容主要关于佛教神学、哲学理论和生命观等。“共同明”类学科有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小五明，小五明有历算学、诗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藏传佛教学科在世俗社会多元文化的影响和自身传统精英文化发展之下，不断地形成了完整而又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
二、 藏传佛教的文化价值思考
在宗教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中强调宗教对社会整体的功能，其中有从宗教对维系社会结构的静态分析，也有从宗教对社会发展功能的动态分析。涂尔干认为宗教是人类群体的“集体表现”，是“集体”的，也就是社会的①。李向平认为宗教可以“使道德的价值、情感和行为体系的规范具有认识上的意义”，宗教“平衡了合理期待行为后果和实际能看到的结果之间的差异”②。韦伯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方面认为，宗教是调节人类生存的体系，宗教是通过道德的方式来实现其社会功能的。还有学者从宗教有其维系社会秩序的神圣力量，它对苦难、死亡等无秩序现象进行一定的解释和合理化论证，也就变成了另一种秩序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些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的现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这些理论给我们提供一种研究宗教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视角和宗教为社会发展提供正功能的可能性探讨，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宗教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藏传佛教的功能有宗教性功能和世俗性功能，宗教性功能有实体性功能如内部的凝聚功能、神职人员的支撑功能等，神圣性功能如社会认同功能、行为规范功能、心里消解功能、群体功能和情操美育功能；世俗性功能有经济、文化功能等。在现代文化多元、意识形态多样化、个性化的形势下，宗教往往发挥在科学无法解释的伦理问题、价值问题和心理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发挥在解释功能、心理消解功能、信仰治疗功能等文化价值的世俗性功能方面，这也是藏传佛教在适应现代文明不断理性化、保持与社会主义社会适应的结果。藏传佛教追求宽容而不是为我独尊，追求自我反省而不是心存怨恨，追求道德伦理和奉献社会的精神，这是现代社会所需的有道德取向，也是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趋势。
三、 发展藏传佛教文化与创建和谐社会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的宗教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藏传佛教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价值条件。首先，藏传佛教的伦理禁欲主义有助于抑制人类的物质欲望、减少资源浪费、消除社会不满情绪、稳定社会。藏传佛教有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诸善广为”的爱国理念，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其次，藏传佛教中“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克己利他”的教义规范人们的行为，倡导慈善和济贫济弱、服务众生，有助于引导佛教以及社会企业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佛界援建希望小学、孤儿院、医院，援助灾区等等，都是其见证。再次，藏传佛教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教义和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的戒律，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相符合，有助于和谐生活、和谐社会的构建。总之，藏传佛教界应该多多挖掘和整理其理论层面和学科层面的优秀文化资源，发挥自身的文化价值优势，同时一定要克服和纠正其对社会负面和消极的因素，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创建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单位：西藏大学）
本文是“藏传佛教文化与和谐社会”项目成果之一，系西藏自治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创新人才培养基金科研项目
注释：
①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②J.M.Yinger：《宗教社会学经典快读》，李向平、博敬民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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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洪. 北京藏传佛教史[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
[6]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7]J.M.Yinger. 李向平 博敬民译. 宗教社会学经典快读[M].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
作者：高芳芳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2000年中，中国与佛教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近2000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原产生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我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
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
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中国禅宗丛林制度实施后，大大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的形象，也促进了禅宗自身的发展。近千年来，大小丛林在全国星罗棋布，遍及城乡，仅南京城就曾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宏伟景象。有的丛林建筑气势恢弘，肃穆的山门、巍峨的大殿、宽敞的禅堂、神秘的藏经楼、塔、阁，整个建筑群呈轴对称图形，其堂皇气派俨如皇家宫殿;也有的丛林建筑精巧别致，依山傍水，古朴典雅，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浑为一体;还有的丛林甚至建于险峻的山崖之颠，凿石埋桩做支撑，寺院建筑凌空悬立，人行栈道以往返，其奇妙的构思设计，高超的工艺技巧，令人叹为观止，拍手叫绝。千姿百态、美仑美奂的丛林建筑，给全国山光水色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品格风貌，其建筑学、美学、力学和环境学都极具研究价值，也成为留给人类世界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资源。中国古老丛林的所在地，不仅自古以来成为善男信女们心中的圣地，信众竟相前往朝拜，同时也是现代中外旅游者观光渡假的胜地，他们慕名而来，趋之若骛。最具特色的“四大丛林”：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目前仍以其宏大的规模，鼎盛的香火而闻名于世界。与此同时，禅宗的丛林制度及其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对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宋代以来我国所普遍实行的书院制度，就是借鉴佛教丛林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度对佛教持排斥态度的儒家学者们，特别是自宋朝以后的理学家们，也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思想上深受禅宗的影响，而且在建立理学的门庭、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和人格教育的方法上，有很多方面都得益于禅宗精神和丛林制度的经验和融和。其实，实行丛林制度的改革，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国情现实需求的举措，在行为仪式和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
1、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
2、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3、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现代化的事物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变化应接不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生存，人们已渐渐麻木，渐渐缺少人生的思考，但是这种思考却是我们自古至今一
直都需要的。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因为有这样一份心境才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淡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受才有了“诗佛”王维心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静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广西大学
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摘要：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现有400多竹种和360万公顷林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竹、最善用竹的国家。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第十五代佛释迦牟尼(即佛祖如来)原是一个平民，当他官升佛成释迦牟尼时，是在弯钩刺竹下换穿黄披巾的(升佛的象征物)。弯钩刺竹从此就成了他升佛的证据而尊为佛树。
普陀山观音菩萨住在“紫竹林”，在普陀山双峰山下，潮音洞上，相传是观音居住的紫竹林，现有紫竹林庵，出紫竹林庵向下的平坡建有“不肯去观音院”,三面环海，风景极为优美。相传观音身边的善财龙女就居住在不肯去观音院下入海处的“潮音洞”中
印度佛教的雨伞换成中国佛教的斗笠，晴遮日头雨遮水，有“斗笠芒鞋一头陀”的赞语。竹林禅寺(潭拓寺，北京最古的寺院)第七代了奇禅师“示化竹林”(乾隆四年《潭拓寺山岫云寺志》)。佛徒以竹为名号也有不少。九华山清代就有一个竹禅大师，他平生最热爱竹子，还擅长画竹，留下了不少竹诗画作品。九华
。山佛教文物珍品贝叶经上就有他的墨迹3。
二寺庙园林里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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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第八回);观音胜境是“紫竹林中啼孔雀”(见第十八回);当孙悟空来到紫竹林拜见观音时，菩萨却“自人竹林里观玩”，“盘坐衬残箬。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最后，织了个紫竹蓝儿，用于擒拿通天河妖怪(见第五十回)。现今，普陀山还保留有“紫竹林”这一景点。
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牟尼和中国佛教中最熟悉的观音菩萨，特意选择幽静、清雅的竹园讲佛法，做道场，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说明竹子作为一种“法身”，已深深融入了中国佛教。现在很多竹种的名称也还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如体态和蔼的是观音竹，竹节象弥勒佛肚的是佛肚竹，竹杆基部如十八罗汉的是罗汉竹，烟雾缭绕中诞生的是紫竹，僧人手中捏出的是方竹，以及贵州的梵净玉山竹，四川的金佛山方竹，湖南君山的圣音竹等等。
实际上，在中国寺庙园林绿化中，竹子的应用非常广泛。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都怀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维纲每日报竹平安”。后人便以“竹报平常”指平安家信，也简称“竹报”。北京位于竹子分布的最北缘，但寺庙栽竹却极为普遍，仅《长安客话》和《帝京景物略》，就记载了近20处，其中以潭柘寺、碧云寺水泉院、卧佛寺和龙华寺为胜。如潭柘寺，“亦以山名寺，周围多修竹”，“冬夏常青，悦人心目，不减江南之趣”(明末《明一统名胜志》)。康熙和乾隆游寺所题赐榜和书联中均提及竹子，如“松竹清泉”、“暗水流花径，清风涌竹林”(乾隆四年《潭柘山岫云寺志•名胜古迹》)。又如碧云寺水泉院“前临荷沼，沼南修竹成林，疏疏潇碧，泉由竹间流出。岩下琢宝为屋，正对竹林”(《长安客话》卷3《碧云寺》)。《帝京景物略》卷6《西山上，卧佛寺》对寺内竹景的描述更为生动：“观音石阁，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放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竹径通幽是寺庙园林常用的造园手法。九华山上有“闵园竹海”，普陀山上有“紫竹林”，峨眉山万年寺内翠竹丛生，天台山国清寺门外修竹夹道;四川乌龙寺山道两旁竹林茂密，江苏兴福寺内竹径通幽，北京红螺寺内有“御竹林”，台湾开元寺中有七弦竹。云栖竹径是杭州西湖主要的风景名胜之一，径长800多m，路宽3 m多，弯弯曲曲地穿行于浓密的高达20余m的毛竹林中，借地形起伏，溪涧涓流及亭、榭、树木的布臵，形成“夹径萧萧竹万枝，云深幽壑媚幽姿”的竹径景观。走完竹径，便到了云栖寺。寺初建于五代，北宋治平二年改为栖真院，明代宏治年间院废，隆庆五年禅宗莲池大师始复寺院，恢复旧名。清康熙帝玄晔，南巡时题诗刻石，乾隆帝弘历题后殿额为“修篁深处”。
三竹与禅境
竹境通于禅境是中国寺庙园林常用的以竹造景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是有关“竹林寺”的艺术构思。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游庐山日记》中写道：访仙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竹林为匡庐幻境，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山，何论竹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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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平陆县的古八景中，有一个“竹林晓钟”。竹林就是竹林寺。传说唐朝睿宗时，有个和尚名智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没有竹子枝棵，而地上却有竹影，细观之还仿佛见到一位老人。后在此建寺，因有竹影之盛，取名竹影寺，也叫竹林寺。竹林寺的景致，一在于竹景，二在于钟声。关于竹影，寺内的墙壁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夜静人无语，风吹竹有声，披衣开户看，原来是春风”。现存的一块元代碑文上还刻有“竹林胜境，天下具闻”，可见当年竹林寺香火之盛。耐人寻味的是，竹林寺内的竹子只是一种“匡庐幻境”。按照佛教说法，竹之名相不过是藏识中熏习所染因缘和合的幻相，既非竹来眼里，也非眼到竹边，只是一心所在。也就说，无论是否有竹林，只要心到，竹境总是存在，竹境总能通于禅境。
四寺院素斋里的竹
我国人民在烹饪中使用竹子特别是竹笋的历史悠久，《尚书•禹贡》篇的“厥包桔抽”，《齐民要术》引用《东观汉记》云: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苞，包通苞，亦是冬笋。随着历史的发展，竹笋已被誉为“蔬食第一品”，在“素食三霸”和素菜“四大金刚”中双榜齐名。与中国素菜的发展一样，佛教有力促进了竹笋菜肴的发展，竹笋也大大丰富了素斋的花色品种。
两晋，佛教传人我国。按佛教经典，佛徒戒杀生而讲究素食，并运用我国特有的素食原料，创制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素斋。作为我国素食主要原料之一的竹笋，也随之融入了素斋。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崇尚佛学，终身吃素，客观上起了积极倡导素食的作用。唐代，除僧侣外，不少世俗之人长年在家吃斋把素，素斋渗人民间，民素，官素，素斋开始了相互渗透融合。宋代的素食之风尤为盛行，竹笋菜肴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宋高僧赞宁写了一本食笋的专作《笋谱》;另一位著名高僧济颠和尚还写下《笋疏》一诗，称竹笋为黄金，即“拖油盘内黄金，和米当中煮白玉”;以寺院为起点，开创了“素菜荤作”的先河。竹笋因易于雕琢而被视为主要制作原料。明清是我国古代素食全面总结的时期，烹饪技艺日益精湛，特别是寺庙“香积厨”的“释菜”在做工上有了很大提高，竹笋菜肴在素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谈及竹笋与素斋，就不能不谈北宋僧人赞宁。他所撰写的《笋谱》一书，成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食谱和竹笋专著。赞宁，姓高，号通慧大师，出家杭州灵隐寺为僧。《笋谱》全书两卷，分名(名称)、出(产地)、食(吃食)、事、杂说五类目，介绍了近100种笋的产地、特性、食疗、多种加工吃食方法，饮食典故、各地食俗等，其中以笋的加工及吃食方法尤为详细。如在谈到香味鲜、质脆可口。25个以笋为主料的名菜中，浙江寺院有:烧皮笋、象芽雪笋、干炸冬笋、炒玉兰片、糟烩鞭笋、紫竹莲池等，安徽寺院有齐菜冬笋、明苔春笋、兰春笋、菊花冬笋、清馨鞭笋等，上海寺院有白玉笋翅、山珍献寿、春江先知等，广东寺院有玉版参禅、桃仁冬笋、豌豆尖笋羹等，四川寺院有凉拌峨笋、炒三鲜等，广西寺院有金钩玉片、金钱吊葫芦等，江西永修云居寺有虾子菱角笋，辽宁锦江奉国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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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冬笋，福建福州鼓山寺有干偏冬笋尖，湖北武汉归元寺有烧双冬4。
五、竹与佛教艺木
5。
佛教故事图中有赞宁谱竹图(宋代)，杂类图中就有“竹间持咒图”。竹雕(竹刻)、竹编“佛像佛塔”:上海嘉定“竹根雕佛手”(明代);四川“普贤骑象”;浙江“竹编佛塔”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上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竹子根节与佛骨(舍利子)有关。
六、竹与佛教节庆
在佛教节庆活动中，往往要“张灯结彩”烘托热烈的场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里的“灯”大多是竹编成的灯笼。九华山历史上就有“狮子灯”庆祝庙会。中国佛教的这种习俗特点，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也影响到日本、韩国。韩国就有“提灯游行”来庆祝佛教节日的习俗6。。
七、竹与佛教教义
中国竹文化集中体现在做人的原则和精神方面。中国佛教积极吸取、融合竹文化。大乘佛教教义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太虚改革佛教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正思。“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佛乘宗要论》)。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佛陀学纲》)”7。。
八、竹与佛教音乐
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在第十二窟中前室北壁和东壁雕三开间仿木殿宇和屋形完，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荃摸、巢、笛、鼓等乐器，其中大多数是由竹制成的。《洛阳伽蓝记》一书还保存了当时佛寺乐舞的资料，例如:景兴尼寺。“有金像辈，去地三丈。”“飞天伎乐，望之云表。”“像出之日，常招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有旨给”这些寺院在佛教或民间节目就有盛大的歌。舞表演8。这些说明竹在中国佛教音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研究认为，佛。教音乐还是中国雅乐的源泉9。
总而言之，竹子与佛教结下的不解之缘历史悠久。竹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渗透，互为融合，共同发展，均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竹子与佛教结缘，我认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是世界竹子分布的中心，悠悠五千年，竹子与我国人民的生活劳动息息相关，与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成为“竹子文明的国度”。丰富的竹子资源，秀美的竹林景观，广泛的竹子用途，辉煌的竹子文化，
。为确立竹子在中国佛教中的“法身”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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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谢灵运、吴道子、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郑板桥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皎然、赞宁、济颠、石涛、八大山人、竹禅等一大批诗僧艺僧，即熟知佛理、精通佛典，又爱竹咏竹、写竹用竹。经过他们等人的提炼，竹子在古代诗画等文学艺术中象征着高雅、淡泊、幽静，这与佛教超尘脱俗、远离世态、空灵无我的境界完全一致，从而为竹子融人禅理、禅趣、禅境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
第三，竹全身是宝，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福利和方便，群众熟悉它、喜欢它。竹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时常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相通，群众能理解、会欣赏。这样，在佛教向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为竹子与佛教的结缘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8参考文献
1、林业部竹子研究中心:《论我国竹林的发展》、《竹子研究汇刊》,199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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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4、蓝晓光：《世界竹藤通讯》、《中国佛教里的竹》，2003年第1卷第1期
5、范能船:《中国佛教旅游》，上海书店，1991年，72页,138页
6、《中国旅游报》，1995年5月14日
7、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文史知识》编辑部:《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
9、田青：《雅乐还是佛乐》，《佛教文化》，1995年第一期，5页
10、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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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中国，它与道教并列。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里，佛教与佛教思想在中国广为传播，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文化学术产生了极其深远和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文学、语言学、艺术(美术、建筑)等方面。佛教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也起过一定作用。佛教影响更深浸到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情感之中。
哲学:佛教哲学本身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在中国哲学史上，佛教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与命题，丰富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对中国哲学作出过贡献的佛教思想家，如僧肇、智顗、吉藏、法藏、慧能、神会、宗密等，还有如谢灵运、柳宗元、王安石、苏轼、李贽等许多卓越的思想家，他们都从佛教哲学汲取过思想资料。宋明理学主要受华严、禅宗等的影响，晚清民主思想启蒙者纷纷从中寻求思想武器：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很多佛教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百喻经》。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影响了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大文学家的诗歌创作。文体方面，四声的发明、律体诗的产生(沈约、周颙);唐宋以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源自文辞酣畅、想像丰富的佛经变文。中国的建塔造像起源于佛教。它对中国传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影响深远。现在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著名风景点的标志。举世闻名的敦煌、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更是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宝库。佛教对晋唐以后的绘画艺术影响极大。东晋顾恺之、南朝陆探微、张僧繇、唐代阎立本、吴道子，唐王维的文人画发展到宋明写意画，与禅宗和般若学思想有关系。
◎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季羡林茶叶的盛行亦源于佛教。唐代茶圣陆羽，长期生活在寺院中，他的《茶经》就是对僧人制茶、饮茶技术的记录。此外，伴随佛教而来的还有天文、医药、音乐等内容。 二如何正确认识佛教：佛教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自从它在印度创建以后，南传至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地，北传经中亚到中国、朝鲜、日本，又传到中国的西藏和中国西北部蒙族、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前苏联远东布里亚特族地区。经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并出现了许多部派、学派和宗派。首先，认识佛教在教主、教义、教徒方面的特点佛、法、僧三宝：佛教与其它宗教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佛教在信仰上比较松散与自主，在教义上比较开放与自由，在组织上不严密。其次，要区分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形态。佛教自创始起经历过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阶段。大乘佛教中先后形成了中观学派、瑜伽行学派以及密教。中国佛教，是佛教的一个特殊形态。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家。中国人对佛教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批判地汲取。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的环境与条件加以改造，才能在中国民众中扎根。 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在中国的思想土壤之上加以理解与发挥，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学派与宗派。 世界名人论佛教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高级阶段;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有效的，东方的佛教徒和希腊人处在人类辨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
□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辨证思维才成熟。弗里德利希尼采(德国著名哲学家) □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它视善良和慈悲为促进健康，不可以仇止仇。 伯特兰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 □多种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
□我觉得不论是智慧还是人格佛陀都超过耶稣。
□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爱因斯坦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 □空间、时间和物质，是人类认识的错觉。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佛教正是以上所描述的那种宗教。 ※章太炎
□佛法本来不是宗教„„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所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者的意思，断不是建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佛法，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的实证者。 ※梁启超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有放万丈光焰于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也。六朝至唐数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谭嗣同 □佛教大矣，孔次大，耶为小□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 ※孙中山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鲁迅
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第二讲 佛教的产生
一、佛陀的时代—佛教产生的背景
乔达摩²悉达多：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前565-前486)：释迦族的圣人;“吠陀文明”(雅利安人);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吠陀》信仰;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社会变动→思想上百家争鸣;沙门，六师外道
二、佛陀传记与传说 17岁：耶输陀罗、罗睺罗 29岁：出家35岁：成道(传道45年)80岁：涅槃 “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佛陀”：Buddha 觉悟者 菩提 Bodhi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 (无上正等正觉) 佛陀的足迹
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鹿野苑;涅槃地：拘尸那加;竹林精舍：摩揭陀国王舍城;祇园精舍：拘萨罗国舍卫城
三、佛陀的面貌思想家：重理性;伦理家：重现实;哲学家：辩证思维;文学家;教育;宗教家
佛陀是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解脱大众的疾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彻底的人，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真理的追求者，他不安于现世安逸的生活，不愿稀里湖涂在生死中沉浮，艰苦探索，精进努力，从贵族家庭走进沙门的行列。几十年间，经过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又克服了内心中的种种矛盾，追求人生的奥秘、宇宙的真实，得出了在当时是十分独特和杰出的结论。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极少数以个人力量改变人类面貌的伟大人物之一。 第三讲佛法的基本内容(一)
一、人的本质
1、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
2、人的本质：五蕴
色：物质。四大即地、水、火、风;五根即眼、耳、鼻、舌、身;五尘即色、声、香、味、触。受：领纳之义，指感觉。如六根领纳六尘所生之喜怒哀乐等感受。想：取像之义，摄取事物的相貌，知道是青黄赤白，是长短方圆等。相当于知觉、表象和概念。行：意志一类的心理活动，亦即对于外境，生起贪嗔等意念。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所以叫做行(即业)。识：了别、分别之义，指总的意识活动，对于所认识的对象，予以判断和推理。 四谛—佛教的人生观苦—痛苦集—原因灭—寂灭道—途径
1、苦谛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盛阴
2、集(原因)无明→执著、欲望→烦恼(三毒：贪瞋痴)→造业→苦
3、灭谛 nirvāna灭烦恼得解脱有余涅槃无余涅槃
4、道谛(八正道三学六度)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戒(Sīla) 定(Samādhi) 慧(Mati) 戒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十戒：不涂饰香鬘、不视听歌舞、不坐高广大床、不非时食、不蓄金银财宝 具足戒：男子250条，女子348条(《四分律》)
定“定”：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生定”，“修定”)“禅”“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心绪宁静专一，深入思虑义理。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慧断惑证理。决断疑念，达于无为之空理，获得智慧解脱。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六度 Pāramitā(波罗蜜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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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般
禅
精
忍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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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定
进
辱
戒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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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生 意口身 求修断 无法生 饶摄律 无法财
切空空 定定定 化精精 生忍忍 益善仪 畏施施
智智智
精进进 法
有法戒 施
智
进
忍
情戒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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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度
度
度
度
度
愚
散
懈
嗔
毁
悭
痴
乱
怠
恚
犯
贪
“六度”体现了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它以大慈大悲，济渡众生为道德的出发点，以克制自我，救助他人为行为的准绳，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人”即以个人利益和众人利益的统一，一己的解脱和拯救人类的统一，作为社会伦理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人生解脱的最高理想。由于这些修持方法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大慈大悲、自利利他、普渡众生、忍辱、精进等，同古代社会理想化的道德规范近似、相通，从而在历史上引发过美好善良、利国利民的动机，在先进的人们中激励过英勇奋斗、自我牺牲的热情。 无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觉。无量众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长阿含经》
三、缘起论
——宇宙的真实——存在的本质
1、缘起论
缘起论是关于世间万有的形成及变化原因的理论观点。 “缘起”：诸法由因缘而起。一切事物或一切现象的发生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一个事物或现象。
定义：若此有则彼有，若此生则彼生;若此无则彼无，若此灭则彼灭。
佛教认为:一切现象或事物都是由一定条件而产生，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而存在的。世界就是由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与空间上无数的互相依存关系织成的无限的网。 由缘起论，可以导出以下论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
2、无常
无常：一切因缘和合的事物，时时在变，永远在变。 一期无常念念无常。生住异灭、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3、无 我
无 我：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成的、相对的和暂时的。
人无我法无我
无造物主—无作者义、有因生义 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诸行无常 -缘起论
诸法无我灭谛(说苦的消灭-涅槃的道理)
涅槃寂静道谛(灭苦的方法-怎样涅槃)苦谛(世间之苦) 有漏皆苦 -十二缘起-
集谛(苦的原因) 第四讲佛教初传与中国佛教的特点
一、佛教初传中国
1. 佛教传入的路线 陆 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疏勒(今喀什一带)。
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南北陆路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 2.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受《浮屠经》。(《三国志》卷三十《魏志》注引《魏略²西戎传》) 《后汉书²楚王英传》：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天下有死罪可用绢赎，楚王英亦奉黄绢、白纨五十匹。明帝诏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3. 佛教传入中国的社会背景
佛教传入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具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的国家。 思想意识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宗教思想:没有定型的宗教
4. 佛教立足中国，融入中国文化的原因
一、佛教的可塑性、调和性(pk 基督教)
二、汉人的开阔胸襟、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能力(pk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1. 中国佛教依附于封建统治“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统治阶级把教团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僧官制度：后秦设僧正，北朝立沙门统，南朝立僧正、僧主等。唐代受祠部和鸿胪寺管辖，又设左、右僧录等僧官。 寺院经济的依附性
2. 中国佛教思想对传统意识的调和性
东晋孙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喻道论》，《弘明集》卷三) 刘宋宗炳：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明佛论》，《弘明集》卷二) 颜之推：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归心》，《颜氏家训》卷五) 何承天：佛经者，盖九流之别家，杂以道、墨、慈悲爱施，与中国不异。大人君子仁为已任，心无忆念。且以形像彩饰，将谐常人耳目。(《全宋文》卷23) 六朝时期，僧侣谈玄习儒;儒生周流三教成为风气。 张融《遗令》：¡°死后三千买棺，无制新衣，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
3. 由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所决定， 在中国传播与发达的主要是大乘佛教
¡°自度度人°不断烦恼而得涅槃¡±→入世精神 修持简便易行→居士佛教
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文化发达 4. 宗派佛教的建立，是中国佛教 成熟的标志与成果
从隋代开始建立的宗派，各以一定佛典为典据，来进行独立的理论发挥。宗派佛教首先以“教相判释”(“教判”或“判教”)来组织教理体系。各宗派在¡°教相判释¡±的基础上，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如缘起理论和修持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 宗派佛教推动了中国佛教发达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学术。 法华宗 三论宗 律宗 唯识宗 华严宗 净土宗 密宗 禅 宗 中国佛教各宗派远传到三韩、日本和越南，对这些国家的佛教以至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传入、保存了许多宗派，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宗派，相延流传至今。 中国宗派佛教的发展，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内容，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5.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民众间低俗的信仰实践是其重要内容
在社会的广泛阶层，特别是在民众中，传播着以实际救济为主要内容的信仰潮流。 观音信仰(《法华经》)、净土信仰(弥陀净土、弥勒净土)、舍利信仰、经典信仰(《金刚经》、《法华经》等)、寺塔信仰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移植到中国土壤之上，逐步适应了中国经济基础与各方面的需要，也逐步适应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实际。 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随着佛典大量传译和中国僧俗研习、体会的深入，佛教思想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佛教信仰也在民众中扎下了根。这个从外国移植来的宗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新的根株枝叶。水土变异，橘化为枳。佛教逐步中国化，最后形成了中国化佛教。
隋唐五代时期的宗派佛教已完全是中国佛教，它与印度佛教已大异其貌。 宗派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是完全革新的中国佛教。 禅宗，又称“佛心宗”，传说的创始人是印度来华僧侣菩提达摩。实际的创始人是道信、弘忍。至弘忍弟子神秀与慧能，观点出现分歧，到慧能弟子神会，明确分立为北南二宗。后慧能一系的南宗禅法大盛，在诸宗中长期保持一枝独秀之势。 禅宗教义的核心：对平凡人的自性清净心的肯定。
人性本自清净，自性清净心就是佛心。但它被染污了，因而不能实现。所以，涅槃、佛土、菩萨等等都不须外求，繁琐的宗教教条也不必研习，真正的解脱只在求净心这种宗风标新立异，代表了佛教中的一大变革。 禅宗的发展阶段
禅宗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思想观点的变化表明理论的逐步深化，同时也与现实社会的思潮相呼应。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弟子神会为代表 第三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第一阶段：以道信、弘忍及其弟子神秀为代表
弘忍(601-674)俗姓周，从道信出家，永徽三年(652)，道信付法传衣，在黄梅双峰山东冯茂山另立东山寺，称¡°东山法门¡±。 神秀(606-706)，俗姓李，从弘忍出家，为东山寺上座。 这一系的禅法，重在¡°修心¡±。弘忍说： 诸佛只是以心传心，达者印可，更无别法
神秀认为心如明镜，需勤勤拂拭，清除染污，这就是¡°凝心如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样，就廓除了一切经典教条和烦难修证，把佛性的实现变成了心性修养功夫，把彼岸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的理想。
在这种理论中，平常心不是清净心，清净心是修习的目标，平常心转化为清净心要一番渐修的过程。
第二阶段以弘忍弟子慧能及其弟子神会为代表 慧能(638-713)，俗姓卢。咸亨三年(672)到黄梅东山寺为踏礁行者。 南宗禅以¡°见性¡±和¡°顿悟¡±为两大纲领。¡°见性¡±就是见自性本自清净：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复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然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坛经》)
《神会语录》说：众生心即佛心，佛心即众生心。 六祖慧能悟道时，脱口而出：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顿悟成佛
每个人的平常心与清净心统而为一。这种自性清净心本自具足，与见闻知学无关。 因此，体道只要¡°顿悟¡±即可。不须要勤勤拂拭地渐修。《坛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
顿悟则无修、无作、无念。随所住处恒安乐，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切计较思虑都是不必要的。这样又把心性修养变成了人性的自然复归。 第三个阶段，以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为代表 道一(709-788)：俗姓马，受法于南岳怀让，先后在建阳佛迹岭、南康龚公山、钟陵开元寺等地说法，被尊为“马祖”;弟子知名者有百余人，称“洪州宗”。希迁(700-790)，俗姓陈，端州高要人。曾受法于慧能及其弟子行思，后往南岳衡山南寺，称“石头和尚”。他与道一一主湖南，一主江西，称并世二大士。 这一时期的禅的特点：对平常心的肯定。
慧能与神会讲自性清净心，把佛心归结到凡人的心，但却仍有“悟”与“未悟”之别。 道
一、希迁及其弟子，则直指平常心就是清净心。 “平常心是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穿衣吃饭，莫非佛道。 因此道不用修，背离经教，呵佛骂祖。 南泉普愿：还我本来面目
百丈怀海：求佛人是，骑牛觅牛¡± 兴善惟宽：心本无损伤，云何要修理 丹霞天然：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
佛陀说法不过是用黄叶代钱止小儿啼，佛经则如眼中金屑，虽宝终为病。 平常心就是佛心，每个人都要自作主人公，作唯我独尊、不受外惑的人。 禅发展到这一阶段，又把心性修养功夫变成了任运随缘的生活。 第四阶段：南宗禅分裂为“五家七宗”(晚唐到宋初)
自弘忍开创的禅宗，发展到中唐时期思想最为活跃、最有创造性。当时的禅风具有开放性、民众性、哲理性与实践性的特色。但到了晚唐，禅风又有所转变，这即是禅的贵族化与形式化。
时代的衰败，使许多官僚士大夫不得已而遁入禅门;而当时凋敝的形势，又没有孕育新鲜有生机的思想意识的可能。这样禅就走向它的反面，建立起一套独特的言句形式，而法系上的斗争愈演愈烈，遂形成了“五家七宗”。 “五家七宗”：南岳系的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沩仰宗的创始人是沩山灵佑(771-851)和仰山慧寂(814-890)，此宗活动在今湖南、江西。 临济宗的创始人是临济义玄(?-867)，此宗主要活跃于今河北，以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为中心。
曹洞宗的创始人是洞山良价(807-869)和曹山本寂(840-901)，此宗主要活动在今江西。 云门宗的创始人是云门文偃(864-949)，此宗主要活动在今岭南一带。 法眼宗创始人是法眼文益(885-959)，主要活动在今江苏、浙江一带。 到了北宋时期，临济宗又分立为杨岐、黄龙二派。杨岐派的创始人是杨岐方会(992-1046);黄龙派的创始人是黄龙慧南(1002-1069)。到南宋，只临济、曹洞二宗传承较盛，其余各宗皆先后衰微。
到了后期，禅不再注重思想的创造，而转化为说“公案”，斗“机锋”的文字禅。 禅宿为接引学人常引用一些话头来截断常识情解，这些前辈故事成了参悟对象，如官吏断案一样要以测量学人水平，所以叫做“公案”。
禅师与弟子间互相测试、启发、对问，又用一些问题进行勘问答辩，对答中显示各自禅解的高超，此之谓“机锋”。
五家七宗各自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如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云门宗的“三种句”和“一字关”等等。
这样，形式上最为活泼自由的禅变成僵化的教条。禅风的这种转变，是禅宗衰落的表现。 禅宗之禅已不仅是一种修持方法，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哲学理论，进而融化到生活中，成为一种生活哲理。这种理论不但大大改变了中国佛教，而且大大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学和艺术，影响了并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佛教的寺院殿堂 寺院建构的演变 殿堂配置与塑像 佛 塔
佛教的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和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人居住和修持的场所，历来为佛教活动的中心。从文化和景观的视角来说，佛寺殿堂作为荟萃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的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既是古代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也是人们休憩游览的胜地。它给人们带来了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神奇的联想，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佛教寺院不仅和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相联系，还和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
二、殿堂布置：寺院典型结构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
殿是供奉佛像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 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地方。
主要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置在东西两侧。
寺院的主要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楼)。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
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南北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寮、香积厨、斋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旅宿区常设在右侧(西侧)，主要是云水堂(旦过寮)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体现了追求对称的美学法则，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与佛教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繁荣。 佛教与中国艺术 一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雕塑
早期佛教认为释迦佛的形象是不可描述的，一切艺术手法都不可能具体表现其风貌。所以直到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年)时200多年中，印度佛教艺术中始终没有释迦佛的形象，表现佛前生(本生)和今世生平的绘画和浮雕都用象征手法，如佛到一处刻一脚印，说法的地方刻一法轮、宝座或菩提树等。直到公元1~2世纪犍陀罗才出现了佛的形象。 犍陀罗佛教艺术特点
其式样模仿希腊人之骨相，面貌不同于印度人，佛像面容呈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一反中印之螺发，而呈现波状发纹并有顶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褶多由左肩下垂﹐袒露右肩﹐佛及菩萨像有时且带胡须等。 中国的佛教雕塑艺术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经历了直接取法印度佛教雕塑，到与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再到中国化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初期，中国佛教造像迎来了它的兴盛期。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金铜佛像是我国现存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标志着定型化的单独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现。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印度佛像传入中国后，适应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作了改造。这以南方东晋戴逵为代表。
据《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遂成东夏制像之妙„„致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 佛教造像的中国化
早期佛教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孝文帝亲政以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佛教雕塑，受到南方以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了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面容清瘦，褒衣博带，性情爽朗，风神飘逸的佛教造像。 隋唐时期：雕塑艺术史的辉煌时代 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代达到高潮。龙门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后开凿的大型摩崖像龛，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力士等十一尊巨像，主像高17米。群像布局严谨，刀法纯熟。佛像面容贴切近人，身体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细腰斜款、雍容华丽;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纠纠雄武。
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此时的造像，圆润丰腴，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熟与完美。
唐代雕塑家竞相在佛教艺术舞台上献艺，此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雕塑家杨惠之，世称¡°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佛教石窟：佛教雕塑的宝库
佛教雕塑最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石刻艺术上。佛教有石窟寺，即在山崖河畔开凿的佛教寺庙。佛教石窟源于印度，中国石窟开凿始于3世纪，盛于7至8世纪，延及16世纪。 国内现有石窟寺遗存约为100多处，其中重要的有新疆拜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和浙江杭州飞来峰造像等等。其中，敦煌、云冈、龙门是是我国最著名的三大佛教石窟。
二佛教与中国绘画
中国关于佛画的记载见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75年) 《魏书²释老志》：“明帝并命画工图佛，置清凉台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的佛教绘画，也大概是中国艺术家自作的佛教绘画。而中国佛画的兴盛始于魏晋南北朝。近代画家傅抱石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洵可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这个时代的佛画艺术家代表是戴逵、顾恺之、曹仲达、张僧繇。相传东晋顾恺之以《维摩诘像》所得布施为建瓦官寺捐款，此像以其神妙而得观者布施百万钱。东晋戴逵“十余岁时于瓦官寺中画”，代表作《五世佛》与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和狮子国(斯里兰卡)送来的玉佛在当时并称“三绝”。北齐曹仲达亦工画佛像，他多画印度打坐入定的释氏人物，代表作有《禅定图》等。梁代画家张僧繇以善画佛像著名，梁武帝崇奉佛教，凡装饰佛寺多命其画壁。所画佛像，自成体系，有“张家样”之称，被雕塑者取作范式。
唐代，以吴道子和周昉为代表的初唐和中唐画风，都以创作“满壁风动”的寺观壁画而载誉史册。吴道子，擅长佛教人物画，尤长壁画。在长安、洛阳两地作壁画三百余间，情状皆不相同。他画人物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却能不失尺度，绘佛像圆光、屋宇柱梁都一笔而就，被后人誉为“画圣”。其佛画代表作是《地狱变相》。吴道子弟子卢楞伽所作《六尊者像》亦是今存佛画名作之一。 周昉“妙创水月观音之体”，在两京寺刹作佛教壁画多处，朱景玄认为“其画佛像皆神品。”(见《唐朝名画录》)
北宋以后，佛画虽不如从前发达，但一直占很大的比重。
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收录从五代到宋神宗时画家250人，以释、道人物为主的画家有110多人。
据南宋邓椿继郭若虚之后统计：从北宋熙宁七年到南宋乾道三年载画家144人，其中仙佛鬼画家34人。
又《宣和画谱》将中国绘画分作十科，十科中道释人物科居首。
宋以后至元、明、清，以佛画而名垂画史的代不乏人。如元代的赵孟頫、任仁发，明代的丁云鹏、仇英、商喜，清代的禹之鼎、丁观鹏等。 赵孟頫《红衣天竺僧卷》、《无量寿佛图》，丁云鹏《罗汉图》，丁观鹏《释迦牟尼佛会图》、《法界源流图卷》 佛画特点 ⑴佛像特点：佛像虽然有千万之多，但相貌、体态、神情都大致相仿，他们的区别只是手印、法物、坐姿有所不同，衣饰、背光、莲座有所变化而已。佛像的相貌、神态就是：安祥、静穆、崇高、完美，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汉地佛像：颜容奇妙，常若少年，面如满月，眼如垂凤，鼻如悬胆，口如仰月，唇如涂朱，齿如编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足可容龟，肌如凝脂，胸背平满，远观巍巍，近观恰恰。 总之，具备一切贵美之相、大人之相，回避一切贱丑之相、贫薄之相，集真、善、德、福、神、妙、常、乐、净、定、慧、明等人间诸种妙好于一身。 ⑵菩萨像特点，菩萨像可分两类
第一类侍立菩萨：如释迦牟尼身旁的文殊、普贤菩萨，阿弥陀佛身旁的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等。其中观音菩萨像，就有几十种，如一面两臂观音、一面多臂观音、多面多臂观音、如意观音、送子观音、鱼篮观音等等。第二类是佛像旁所画的供养菩萨，如献花菩萨、献香菩萨、音乐菩萨等。菩萨外貌特征与佛相像，即刚足16岁的童男、童女相，凝聚着安祥之美，体现着慈爱精神。所不同的是佛顶有肉髻，菩萨顶无肉髻;佛面如满月，菩萨面如鸡子、芝麻或鹅蛋;佛的服饰单纯朴实，身披袈裟、偏袒右肩、显露心胸，菩萨的服饰华美庄严，首戴天冠、身披璎珞、手贯环玔、衣曳飘带。菩萨的相貌、衣饰相近，唯一的分别方法是手印和法物。如观音菩萨手持杨枝净瓶，而大势至菩萨手持莲花;衣饰则几乎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观音菩萨天冠中有一化佛(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天冠中有一宝瓶。弥勒菩萨(天冠弥勒)手持宝塔，文殊菩萨手持经筐或经卷，地藏王菩萨手持摩尼宝珠和锡杖等。
佛教传入对中国美术的影响：
一、佛教传入引起了美术创作队伍的变化;
二、佛教传入带给中国美术全新的内容;
三、佛教美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的不同流派，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
四、佛教传入给中国美术带来了全新的技法和理论。 三佛教与中国书法
(一) 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1、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写经功德殊胜，易于收摄身心
2、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二) 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1、保存书法文化：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以及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
2、影响书法艺术创作：佛教与书法的结合，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 对中国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唐尚法”、“宋人尚意”)
四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
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
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化及多样化阶段;
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
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
法 音
2011年第7期 (总第323期)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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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经验与启示
——在“佛教：绘制亚洲的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学 诚 (2011年6月18日)
“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罗兹·墨菲：《亚洲史》)透视亚洲地区众多历史悠久、纷繁复杂的文明形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共通的文化脉络——佛教文化。亚洲的历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在佛教从印度传向整个亚洲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佛教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前承印度佛教之胜概，后启东亚各国佛教之肇兴，对整个亚洲地区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汉明帝遣使求法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地理环境、文化风俗迥异于印度的中国生根发芽，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缘。汉代儒士普遍崇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谶纬、巫蛊等诸多鬼神方术泛滥成灾，引发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由于汉代方术浓重的迷信色彩和低级的功利导向，不但无法满足人们探究宇宙奥秘、追寻人生意义的精神渴求，还严重侵蚀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富于哲学思辩、重视因缘果报的佛教思想恰好弥补了这些学说的严重缺陷，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因而备受统治阶层的礼遇和支持。随着取经、译经、释经、授经活动的逐步展开，在外来与本土高僧的精诚合作下，佛教终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信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发展高峰，此时的中国俨然已成为佛法最虔诚的效学者，同时也是佛教最热情的传播者。代表前者的灵魂人物是玄奘，代表后者的灵魂人物是鉴真。他们标志着中国佛教“承前”阶段的圆满完成和“启后”阶段的正式开始。玄奘大师跋涉五万里，遍游五印，转益多师，对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备悉底蕴，造诣精深，受到印度僧俗各界的一致尊崇。玄奘大师回国后以传译经典为职志，将当时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法相唯识学完整系统地传入中国，标志着佛教中心逐步东移的历史大势。鉴真大师则把中国佛教的思想结晶——唐代律宗与隋代天台宗完整地传入日本，他所倡导的梵网戒与天台教义对于日本佛教的特征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两位大师百折不回、为法忘躯的大无畏精神，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亚洲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世代友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宋代以后，随着本土宗派的正式建立和修学体系的日臻成熟，汉传佛教从僧众的丛林修行和士大夫的谈玄说妙，开始真正进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社会化趋势的独特象征。与教导人们追求来世极乐的阿弥陀佛信仰不同，观世音菩萨把解决人间的现实苦难作为摄化众生的主要方式。由无数感应事迹总结出的“三十三观音”，正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的完美诠释：菩萨并非身居高高的神坛与缥缈的仙境，而是应现在每个普通人的身上。时至今日，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形象早已深入民心，身影遍及亚洲的各个角落。观音信仰被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并成为推动“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源泉。
一种文化的先进性与时代性，是其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中国佛教在东亚各国的广泛传播，并非简单承袭印度佛教的结果，而在于对佛教传统创造性地发展与深化，主要体现为“承前”与“启后”的完美结合。“承前”代表学习与吸收，“启后”代表定型与传播。“承前”是“启后”的前提条件，“启后”是“承前”的必然发展。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佛教的茁壮成长自始至终都根植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沃土。佛教悲智双运的核心内涵正是通过深具大乘气象的中国文化而得以圆满的开显。这是中国文化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也是佛教跨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发展的成功范例。
在佛教迈向全球化的今天，佛教因其以和为贵的性格和开放包容的胸怀，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欣赏与认可，也为实现世界的宗教合作和文化融合带来了新的曙光。亚洲地区正处于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最佳发展阶段，以佛教为重要纽带的亚洲文明，即将迎来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亚洲的发展与佛教的传播相辅相成，共存共荣，而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势必会给予人们深刻的启迪，并将对亚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宗教
佛教篇本专题学习的主要内容：熟悉佛教的创立者和佛教的圣迹; 了解佛教在世界传播的路线;熟悉小乘和大乘的区别;熟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掌握佛教的教义。
一、佛教的创立者和圣迹传说
(一)佛教的创立者——乔达摩•释达多(公元前565—485)
乔达摩Gautama、悉达多Siddhārtha。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佛是“佛陀”的简称，是梵语Buddha的音译，“佛陀”的意义是“觉者”或“智者”。释迦成佛时的感叹:“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现前。”佛教徒均尊释迦牟尼为本师，而自称为佛陀的弟子。在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年)统治时期，佛教从恒河中下游地区传播到印度各地。
(二)佛教的圣迹1(尼泊尔蓝毗尼园遗址)
佛教的圣迹2 印度鹿野苑遗址——此为释迦牟尼初转法轮之地。
(三)佛教意象
1、莲花——佛教的象征
根据佛经记载，佛陀降生前夕，其父净饭王宫中出现八种祥瑞：四时花木，悉皆荣茂，池沼突兀盛开大如车盖的奇妙莲花。
佛陀成道后，转法轮时坐的座位叫“莲花座”，相应的坐势叫“莲花坐势”，即两腿交叉，双脚放在相对的大腿上。在佛教典籍中，莲花也经常出现。《妙法莲花经》即以莲花为喻，象征教义的纯洁高雅。汉译佛经里常有“七宝莲花”之称，我国的净土宗也叫“莲宗”。我国的佛教寺庙中，三世佛及菩萨大都是足踏莲花座。
2、菩提树——觉悟之树
菩提树，亦称“觉树”、“道树”，是佛教的圣树。“菩提”一词是梵文 Bodhi 的音译，意为“觉”、“智”、“道”。 菩提树原名“荜钵罗”(Pippala),为常绿乔木。相传悉达多太子出家后，潜心修了六年苦行，有一天在一棵荜钵罗树下打坐，凝神静思，终于豁然开悟，证得菩提果(觉悟)而成佛，因而后人称此树为“菩提树”。 我国傣族地区的人民称菩提树为“吉祥之树”。
3、娑罗树——无忧之树娑罗树(Sāla)又名“无忧树”，是佛教的圣树。据《本生经》上记载说，佛陀的降生和入寂均与娑罗树有关。佛陀的母亲摩耶王后怀孕后，按当地的风俗要回娘家生育，佛陀正是在其母回娘家路上的蓝毗尼园的娑罗树下降生的。而且佛陀也是在娑罗树下圆寂的：据说佛陀传道四十多年，已达八十高龄，他感到自己寿命将尽，在末罗国的拘尸那城的一条河畔的娑罗树林中，选定双树铺设床位，安静地进入涅槃。
4、曼陀罗花——佛教的圣花 娇柔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悬垂而律动。相传佛祖传法时手拈曼
陀罗花，且漫天下起曼陀罗花雨。《法华经》曰：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在佛经中，曼陀罗花是适意的意思，就是说，见到它的人都会感到愉悦。它包含着洞察幽明，超然觉悟，幻化无穷的精神。
(四)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大乘”是梵文Mahāyāna 的音译，音译为“摩诃衍那”。小乘是梵文Hinahāyāna 的音译，音译为“希那衍那”。“摩诃”是大的意思，“希那”是小的意思。“衍那”为“乘载”(如车、船)或“道路”。公元一世纪左右，印度新出现了一个佛教派别，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的此岸到达菩提涅槃的彼岸，成就佛果。他们自称为“大乘”，而贬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 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
(1)小乘佛教视释伽牟尼为教主;大乘佛教则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并进一步把佛神化。 (2)小乘追求个人自我解脱，即“自觉”，把证得阿罗汉果为最高目标;大乘宣扬大慈大悲， 普渡众生(不仅“自觉”，也能“觉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
(3)小乘的主要经典是《阿含经》等;大乘的主要经典有《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等。
(4)中国北传佛教开始是小乘流行，但后来为大乘所取代。小乘现在主要流行于南亚、东南亚，但自称为“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称号。
中国第一寺——洛阳白马寺 创建于东汉明帝年间(公元68年)，此前一年，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遂遣使西域拜求佛法，后汉使及印度高僧以白马驮佛经、佛像抵洛，明帝躬亲迎奉，并建白马寺。被誉为中国佛教“祖庭” 佛教传入中国
中国佛教包含了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体系，全面继承了印度佛教。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在中国，世界上完整的佛教经典也都在中国。可以说，佛教诞生在印度，发展在中国。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洛阳白马寺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云南景洪飞龙白塔寺 佛教初传中国的标志——伊存授经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日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传、创造和融合三个阶段。 (1)译传阶段
两汉之际、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译传阶段。中国先后译出大量的佛教经典，研究佛教的风气成为一时之盛。 其时的慧远和尚(334-416)在南方庐山开始宣传死后转生阿弥陀“净土”(极乐世界)的信仰。 竺道生和尚(355-434)提出“顿悟成佛”的主张。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在中国扎根并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2)创造阶段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创造阶段和鼎盛时期。中国僧人分别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经典为依据，开宗立派，创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贤首宗)、法相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八个主要宗派。这一时期号称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佛教传入中国 (3)融合阶段
近代宋元明清四朝中国佛教处于融合阶段。佛教在这900年间空前广泛、深入地与中国的文化全面结合。 一方面佛教与儒、道融合，成为“三教合一”历史背景下的佛教。另一方面，佛教借助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成为民间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与思维，乃至语言素材构成的重要有机成分。 元明清三代，汉地精英佛教停滞衰退，而大众佛教取得长足发展，出现“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局面。这一阶段从教派上说，主要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一方面佛教与儒、道融合，成为“三教合一”历史背景下的佛教。
另一方面，佛教借助文学、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成为民间风俗习惯、民族心理与思维，乃至语言素材构成的重要有机成分。 元明清三代，汉地精英佛教停滞衰退，而大众佛教取得长足发展，出现“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局面。这一阶段从教派上说，主要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其他各宗逐渐衰落。 中国主要佛教
1、净土宗
净土宗以口念“南无阿弥陀佛”(NAMOAMITABHA)为修行方式，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其左胁侍为观世音菩萨，右胁侍为大势至菩萨)为宗旨，是最简便的法门，在民间影响最大。
其特点是希望通过诸佛/菩萨的愿力，从这个世界(浊土)死后可以进入诸佛/菩萨所在的净土。因此，净土信仰是佛教中特殊提倡他力的信仰(他信)形态。
2、禅宗
在南北朝时期，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创立了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法门。禅宗认为解脱不在身外，也无须借助经典的指导。解脱之道就在人的内心，只要能够放下执着，放下自我，便是解脱。 五祖弘忍后，其弟子神秀立北宗(不久衰落)。慧能立南宗，后成为禅宗主流。主张“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强调佛性平等、重视人的主体性和自身的发展。禅宗是我国支派最多的佛教宗派，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久远、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最广泛的宗派。 后来，在修持方面，禅僧又都“禅净双修”，禅宗和净土宗的界限已十分模糊。
(拈花微笑——禅宗的萌芽)
三、佛教的教义
“四谛”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四谛”所依据的根本原理则是缘起论。所谓“谛”即“真理”的意思。“四谛”亦称“四圣谛”，即苦、集、灭、道。 苦、集二谛说明人生的本质及
其形成的原因;灭、道二谛指明人生解脱的归宿和解脱之路。
(一)苦谛
把社会人生判定为“苦”，无幸福欢乐之可言。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多种苦(佛典有四苦、五苦、八苦、九苦等多种分类法)，还有108种烦恼。
(二)集谛
对造成痛苦与烦恼原因的分析，大体可概括为：
1、“五蕴聚合说”
2、“十二因缘说”
3、“业报轮回说”
1、“五蕴聚合”说
佛陀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由多种因素集合而成。“有情”(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情识生物，即众生)则由色、受、想、行、识等五蕴(或“五阴”)组成(其中“色蕴”包括“四大”--风、火、水、土等因素)。 既然“有情”只是“五阴”的聚合，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所以有情自身不是独立永存的实体，没有单独的“自性”(此即所谓“诸法无我”“四大皆空”);且有情和世上万事万物处在无休止的变迁之中(此即所谓“诸行无常”变动不居)。“五阴聚合说”构成了佛教空观的主要内容：无造物主、无我、无常、因果相续。
2、“十二因缘”说
涉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链条。现世的果必然有过去世的因，现世的因必将引出未来世的果。过去的一生行为，决定今世一生的状况;今世一生的行为，决定未来世一生的状况，这就是因果报应。 作为能够导致果报之因的行为，叫作“业”。“业”分身业(行动)、口业(言语)、意业(思想)三类，也就是人的一切身心活动。任何思想行为都会给行为者本人带来相应的后果(报应或业报)。
3、“业报轮回”说
按照善恶罪福的业报法则，有情(众生)流转在“六道”之中，即天道(无界众生)、人道、阿修罗道(一类专与天神战斗的恶魔)、畜牲道、地狱道、饿鬼道，形成六道轮回。 目键连救母→供僧人百味果品以超度(表现孝道)→民间七月半“施孤”节。
(三)灭谛
提出了佛教出世间的最高理想——涅磐。“涅磐”是梵文音译，意译作“灭度”、“圆寂”等。涅磐的根本特点是达到熄灭一切“烦恼”、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轮回的境界。
(四)道谛——解脱之路
即通向涅磐之路。主要从身、口、意三个方面规范佛徒的日常思想行为。 再简要一些，又被归纳为 “三学”：戒、定、慧。“戒” 约束佛徒日常生活的纪律。 “戒”因人身份不同而有区别，有三皈(三皈依)、八戒、五戒、十戒、具足戒、菩萨戒等等，后发展成复杂的“律学”。其中“三皈依”——佛(觉而不迷);法(正而不邪);僧(净而不染)。这是“自性三宝”，也是佛法教学的总纲领。“定”(即“禅定”) 佛教的一种修持方法，教外专家称之为佛教气功。是心专注于一境的
心理状态，但不想世间法，只想出世法(是面对世俗的客观而建立迥异于世俗的主观)。 禅定的“境”有级别深浅和宗派法系的不同。禅定的主要目的是发慧(由定生慧)。“慧”(即“般若”) 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是证悟出世间法的明察力(能有洞见佛法之力，所见之境确如佛法所讲)，如真正做到见外界实物而以为空，如“见到”佛经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景象等等。 有了“慧”才能得度(“波罗密多”)获得解脱，永离苦海。解脱后所得之境为涅磐。“慧”的发生，主要依靠经文和师长的教导，通过禅定沉思而获得。 但后世佛教世俗化的结果，佛徒大都倾向用简便的方法求解脱(如禅宗、净土宗)。 当代中国佛教界将佛教的宗旨归纳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四、 中国佛教哲学：
(一)佛教哲学的精神
强调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精神上的某种自由、解脱，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佛教的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之论及一整套修行的方法，是要人们寻找心灵的家园，启发一种内在的自觉，培养一种伟大的人格。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是一种道德人格的趋向。而且，佛家的诸佛平等境界和与众生一起拯救世界的热 忱，同样是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二)中国佛教的特质
1、调和性：体现在对佛教外部不同思想、观点的妥协、依从、吸收上。
2、融摄性：指中国佛教统摄内部种类经典和各学派学说。如“禅净双修”。
3、简易性：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如禅宗的简易性体现在“见性成佛”、“顿悟成佛”的主张上;净土宗的简易法门是“称名成佛”等。
五、佛教的经典和标记
(一)大乘和小乘佛教的经典，包括：
经藏(释迎牟尼说法的言论汇集)，律藏(佛教戒律和规章制度的汇集)，论藏(释迎牟尼后来大弟子对其理论、思想的阐述汇集)， 故称三藏经，或称“大藏经”。 佛教的经典和标记，佛教的旗帜或佛像的胸间，往往有“卍”的标记。这标记武则天将其定音为“万”;意为太阳光芒四射或燃烧的火。后来作为佛教吉祥的标记，以表示吉祥万德。“卍”形符号的写法历来有左向的 “卍”和右向的“卐”两种。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提出，应以“卍”为准。 佛教的标志也往往以法轮表示。认为佛之法论如车轮辗转可摧破众生烦恼。
六、佛教的常用的称谓
1、一般有“四众弟子”、“出家四众”之称。
比丘、比丘尼为出家男女二众; 优婆塞、优婆夷为在家男女二众，合称为“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沙弥(俗称小和尚)、沙弥尼(俗称小尼姑)，即为“出家四众”。佛教的常用的称谓
2、对较高水平的僧人，则根据具体情况称：
“法师”(通晓佛法僧人);“经师”(通晓经藏或善于诵读经文的僧人); “论师”(精通论藏的僧人);“律师”(通晓律藏的僧人);“三藏法师”(精通经、律、论三藏的僧人);“大师”，一般用以尊称著名僧人;“高僧”，对德行高的僧人的尊称。佛教的常用的称谓
3、还有以职务相称
如住持(方丈)、监院(当家和尚)等。 现在一般称和尚为师父，称尼姑为师太。
七、佛教寺院的总体布局
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和方丈室，称为“伽蓝七殿”。中国佛寺建筑原与印度相同，没有殿堂，建塔为藏舍利。在早期，为表示敬重，塔位于寺的中央，作为寺的主体，四周围建以僧房。后来佛像供奉于殿堂，殿堂与塔并重，塔一般仍在殿堂之前。 唐宋时期，禅宗已不再风行建塔，佛寺发展以殿堂为主的布局。 佛教寺院的总体布局
(一)山门(或三门)
因为寺院大多居于山林之处，故又称山门殿。现已成为专门名词，即使在平原也称山门。因有空门(中)、无相门(东)、无作门(西)，象征“三解脱”，所以又称“三门”。
(二)钟楼
位于天王殿左(东)前侧，悬有洪钟。有的寺院钟下供奉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或称地藏王菩萨，曾音译为“乞叉底蘗沙”。因其“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为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与观音、文殊、普贤一起，深受世人敬仰。 地藏菩萨是大乘佛教的学者，他的事迹很多，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详细记载。地藏菩萨济世度人的精神，正是佛教“己未度，先度人”的精神。
(三)鼓楼
位于天王殿有(西)前侧，置有大鼓。有的寺院供有伽蓝神关羽。《法苑珠林》卷五二：“护法伽蓝神斯有十八神，”其中没有关羽的记载。近世以来，中国佛教界则以关帝为伽蓝神，关帝遂成为唯一的中国伽蓝神。
(四)天王殿
正中供奉大肚弥勒，两侧供奉四大天王，其背后供韦驮护法。
(五)大雄宝殿
为佛寺正殿，又称“大殿”。大雄宝殿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也是僧众朝暮集中修持的地方。大雄宝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像。“大雄”是佛的德号。大者，是包含万有的意思;雄者，是摄伏群魔的意思。因为释迦牟尼佛具足圆觉智慧，能雄镇大千世界，因此佛弟子尊称他为大雄。宝殿的“宝”，是指佛、法、僧三宝。 大殿有供奉一佛、三佛等情况。以三佛同殿居多。 供一佛常见的为“释家三尊”或释迦及其两大弟子迦叶、阿难。 供三佛多为琉璃光药师佛、婆娑世界释迦牟尼佛和西方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大雄宝殿平面图及其造像意义
佛门里面的建筑也是表示法的。大雄宝殿从外面看是宫殿式两层，从里面看是一层。两层表示佛家的术语“真谛”和“俗谛”(即出世间法和世间法)。两层里面是一层，表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一不是二：迷了就是二，悟了原来是一。即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六)法堂(亦称讲堂)
一般在大殿之后。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法堂内除一般性安置佛像外，另设法座、讲台、钟鼓。
(七)方丈室
佛寺住持(方丈)居住、说法与接客之处，有的叫华林丈室(净土宗佛寺)，有的叫般若丈室(禅宗寺院)。
(八)藏经楼
盛放佛教经典之处。
八、佛寺的由来
佛教寺院，是指安置佛像、经卷，且供僧众居住以便修行、弘法的场所。 佛教寺院最早出现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随之而出现。寺，在中国原来就是汉代官署的名称。据《汉书·元帝纪》注云：“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 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西域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应请来到洛阳，最初是住在中国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的官署“鸿胪寺”“院”则本是周围有垣之意，引申为周围有垣或有回廊的建筑物，亦指官舍。至于将佛教建筑称为‘院’，则始自唐代在大慈恩寺所建的翻经院。至宋代，官立的大寺亦多称院。如禅寺也叫禅院。 自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以孔子庙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筑除堂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也称为殿，如大雄宝殿)。
九、中国佛寺建筑的文化特征
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把佛寺与官府、宅邸、祠堂混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建筑格局上，支配中国人的是根深蒂固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的审美心理。 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指导下，必然会产生一种建筑模式，而模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宫殿官邸如是，祠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也如是。 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中国固有庙堂建筑的特点，依然是平面方形，对称稳重，南北中轴线布局，构成整饰严谨，气势磅礴的建筑群体。
十、佛寺内殿堂佛像及学佛的目的：
中国自白马寺建立后，各地纷纷建立佛寺。佛教建寺的真正目的：一是为了安众修持;二是为了弘法度众;三是为了传承文化。对一般人来说，佛教寺院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对佛教徒来说，这里是供养“三宝”(佛、法、僧)的地方，是做佛事活动的场所。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学习佛教的目的在于：不忘“自性三宝”——觉、正、净。就是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学会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明白人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是集信仰、观念、组织、制度等于一体的复合体文化。一般认为它于两汉时期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中的“空”的思想与中国本土道儒的“道”“天”思想非常接近。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就对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只会，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佛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然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本人以及谭嗣同等。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手法来“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便包涵不少精微、思辩的内容，蕴含大量的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观点，这一切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总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在这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反面教材的作用。
二 佛教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佛教为史学增加了新的记录和研究对象，丰富了史书的题材，同时史学材料也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史书中吸收了佛教传说的故事，也出现了佛教论著、注疏、佛教经录、佛教史传等史书形式。比如：汉末三国时牟融《理惑论》、刘宋时陆澄撰《法论》、萧梁时宝唱撰《续法论》等。自东晋道安注疏佛经22卷后，注疏经论日益成风。出现了合本子注的形式。此外，汉译佛典的钞略编目、佛经目录的考订、佛教史传的编撰，一时也蔚然成风。如慧远《大智度论钞》、慧皎《高僧传》、僧佑《出三藏记集》、杨玄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
三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佛教经典有很多就是典雅的文学作品。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侣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说法的普及，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许多汉译佛经文笔畅达，词句典雅，善用譬喻，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文学计，《法华经》、《华严经》不可不读。”随着佛经的流传，许多佛教用语演化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语，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学的各国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可看到与先秦、两汉经学的不同面貌，这就是受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各种观念以及佛教宣传方法直接的感染和影响。
其次，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使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大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主要增添两种成分，一是佛教提倡就人生、世界而观苦、空、无常、无我，主张四迁流相，对自然人事多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从而得到契悟;二是中国文学原来很少对超时空、超现实有想象力，偏重于写实，显得简单拘谨，但佛教则不同。如《维摩诘经》描述维摩居士身居丈室，而有神通变化，与文殊师利等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思想，批判一般佛弟子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同时，由于佛经的传译受到了冲击和渗透，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诗歌和俗文学等发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等书里讲凡间的业报，把形形色色的故事嫁接在一起的例子可资佐证。《黄梁梦》和《南柯太守传》等脍灸人口的名篇，其原型也远植于佛经中的“幻梦”和“魂游”一类故事，后来又进一步演化为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里的若干篇章。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更是以唐僧西游取经为主题。再从佛教对我国文体变化来看，可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俗讲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的渊源所自。此外，历代禅师们的开示和法语的记录所产生的朴素、活泼、自由的“语录体”，后来也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各种语录。
四 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古代绘画、建筑、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历史记载，佛教绘画、塑像、建筑是和佛教经典一并传入中国的。汉明帝时，从印度带来的佛像置于洛阳白马寺中，并在佛寺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于壁，标志着我国佛像、佛寺、壁画三大艺术的肇始。中国绘画，在佛教尚未传入前，已具独特风格，后受佛教影响发生重大变化。东吴画家曹不兴，接受西域佛画艺术影响，所画佛教人物传神逼真，被称为中国佛像画的“始祖”。 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不仅在绘画技巧上，更主要的是创作思想上有突破。王维将参禅领悟的意境引入诗画，他的画以气韵为主，变钩研之法为水墨渲染，表现了高远淡泊的“南宗”画风。禅宗精神影响绘画，使山水画脱离死板风格志向与大自然结合。唐宋以至明清画坛，大凡有大作、有名气、无不深得佛教思想熏陶，表现在作品上往往深远宁静，大有反净其意、超然物外意境。禅宗兴旺时，绘画道盛，禅宗衰退时画坛冷落。也算是中国画史上一个特殊现象。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此后经数代传衍流变，至盛唐时，终使绘画、建筑和雕塑三大艺术达到灿烂辉煌、登峰造极的程度，至今仍属于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五 佛教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首先，一些佛教作品本身就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如古代用来解释佛经音义的《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等。中国古代的《一切经音义》有两部，均成书于唐代。一部是初唐僧人玄应所撰，又称《玄应音义》，共25 卷，解释佛经音义，详注反切。另一部为中唐僧人慧琳所撰，又称《慧琳音义》或《大藏音义》，100卷，博引古代韵书、字书以解释佛经的音
义，并录玄应、慧苑各家音义编纂而成。辽朝也是一个十分崇尚佛教的政权，辽僧人希麟在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基础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共10 卷，可补《慧琳音义》所未备。这些作品对研究中国古音、词的古义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慧琳音义》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十分重视，已出版研究专著数部。
其次，佛教对中国的音韵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的传入，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语言学的交流。从汉末开始，梵学传入中土，开阔了中国音韵学的视野，反切的广泛使用、四声的发现、等韵学建立，都多少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反切是中国古代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反切的产生，是为了补救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清初编纂的著名字典《康熙字典》就采用了这种注音方法。
再次，佛教对中国的文字也有影响，如我国藏族使用的藏文，据记载是7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扎参照当时的印度字母创制的，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历史上曾用藏文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书籍，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不但促进了藏语的发展，而且也丰富了祖国的传统文化。
最后，佛教丰富了汉语词汇，为我国语言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词语。佛教的专门用语很多，有一些已进入全民的语言里，如佛、禅、寺、庵、塔、菩萨、罗汉、三藏、居士、法名、受戒、沙门、沙弥、行者、方丈、主持、禅杖、衣钵、施主、化缘、忏悔、地狱、阎罗、涅、刹那、僧多粥少、大吹法螺、大慈大悲、菩萨心肠、清规戒律、丈六金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还有些佛教用语，受了汉语的影响，人们已经不能再意识到它们的来源，如梦幻泡影，原是佛教名词，见于《金刚经》的记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指的是梦境、幻觉、水泡和影子，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梦中所见、幻术变化、水中泡沫、镜子影像那样虚而不实，后来比喻虚空不实的东西或不能实现的妄想。源于佛教的常用典故也很多，如三千世界、天龙八部、千手千眼、天女散花、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极乐世界、拈花微笑、泥牛入海、口吸西江、借花献佛、呵祖骂佛、痴人说梦、蒸沙成饭等等。
此外，佛教还促进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如《高僧传》中记载僧人东来西往路线;《法显传》记载法显陆去海还路线;《水经注》关于印度境内两大河流的记载;《洛阳伽蓝记》中宋云西行路线等。佛教的传入也刺激了中国本土道教的发展，如道教受佛教影响，也开始编纂自己的典籍;道教借鉴佛教中的“佛性说”，创制了自己的“道性说”等等。佛教还给中国留下了很多世风民俗与名胜古迹，如浴佛节、盂兰盆会、腊八节等民俗节日，吃茶、食素、取名、施舍、营供、佛社、庙会等生活方式，以及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道场)等名胜古迹。佛教信仰与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比如因果报应、地域观念、菩萨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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