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山西落马的第4位常委。白云曾在2003至2006年期间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2004年撤地设市前为吕梁地委副书记)一职。
至此，近半年来，山西省已有六名任职或曾任职于吕梁的高官先后落马。
近半年来，吕梁官场动荡不断。2014年2月20日，山西省委决定免去丁雪峰吕梁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免去丁雪峰吕梁市市长职务;2014年5月29日，中央纪委网站宣布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被查;6月19日，曾任吕梁市委书记的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被查;8月23日，曾任吕梁市委书记的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查;8月26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有关部门带走。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一连数名官员的落马都与在吕梁任职息息相关。“吕梁的官场就是煤老板用钱堆出来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吕梁的反腐大幕由2月丁雪峰被免拉开，爆出了吕梁当地地方企业筹集资金为丁雪峰运作吕梁市市长一职的内幕。随即，随着吕梁首富、柳林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的被捕，吕梁当地多年来隐秘的政商“朋友圈”逐渐浮现。邢利斌之后，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现任董事长郭继平已于8月初被带走)都陆续被带走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三位在吕梁地区赫赫有名的企业家，都与最近的官场动荡脱不了干系。
以煤为媒的政商关系
位于山西中部西侧的吕梁山区，曾经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革命老区的荣誉并没有改善吕梁人民的生活。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的恶劣环境使得吕梁至今仍然是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全市13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有6个之多。
2003年，吕梁撤地设市，成为山西省第11个地级市。此后的10年，凭借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吕梁“一夜暴富”，成为山西煤老板最多的城市。资料显示，吕梁地区含煤面积1.1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总面积的一半。其中，离石柳林矿区的煤炭资源属于4号主焦煤，低磷低灰低硫，被称为煤炭中的“国宝熊猫煤”。吕梁煤炭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0%，煤焦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当地有关部门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吕梁的经济腾飞与煤炭的发展可谓息息相关，“吕梁能富起来全靠老祖宗地下给留了点煤，煤矿、焦化厂还有其他的伴生产业就是吕梁经济的命根子。”
伴随着吕梁煤炭行业的发展，腐败也随之滋生。据了解，吕梁市原有煤矿主要以村办煤矿为主。1983年，原煤炭部发布《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后，吕梁村办煤矿逐渐采取个人承包制，承包人每年向村办缴纳一定的利润分成。2000年后，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能源需求暴增，价格猛涨，办矿的利润达到惊人的程度。
根据当地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的描述，随着煤矿利润的提高，承包人与村办之间原先的利益分成协定成为了主要矛盾。承包人不愿意增加承包费用，又为了避免他人不满，开始向个别村办领导进行利益输送。随着煤矿利润持续高涨，乱采乱挖现象屡禁不止，矿难时有发生，“送钱的圈子越送越大，怎么能花钱摆平就怎么花钱。”
2005年，为了明确责任所有制，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山西进行了以产权改革为主的第一次煤改，过去的村办煤矿变成了私人煤矿。据当地煤炭企业经营人介绍，“大家都想要煤矿，市场经济嘛，肯定是谁的办法多就给谁。”
2007年，山西省政府进行第二次煤改，鼓励国有煤炭企业集团重组、合并，以提高全省煤炭产业集中度;对于私人小煤矿，则鼓励采取国有煤企托管、兼并等方式。在吕梁，资源整合的形式以政府为主导，煤老板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便至关重要。以煤为媒的政商关系由此潜滋暗长。
据多家媒体报道，邢利斌之所以能够在2006年成为山西首富，得益于其在煤改初期大规模“白菜价”购入煤矿整合资源。以2002年邢利斌8000万收购兴无煤矿为例，若按可开采储量计算，邢利斌每吨煤炭付出的价格仅为0.57元。而按照当时的煤炭市场行情，每吨煤的价格少说也得200元。
当地一名熟知官商关系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官员贪腐问题之所以在吕梁十分严重，与吕梁过分依赖煤炭有很重要的关系。“煤炭行业利润大，前几年市场景气的时候，煤老板的收入轻易就上亿，收入越高，上贡的金额就越大，官场贪腐的价码也随之上涨。”
据说，曾经有煤老板向某位官员“上贡”时，带去的400万现金被该官员断然拒绝，随后该官员婉转地询问了该企业的年收入。第二天，煤老板立即送去了1000万现金。
当地一位商人介绍，吕梁的政商环境表面亲密、实际紧张，一些商人常常抱怨赚钱不易。“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辛辛苦苦赚得两个钱，当官的三言两语就拿走了。”
在吕梁，多年来形成的贪腐风气在一些当地人看来早已习以为常。《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吕梁的不少当地人认为“花钱办事”理所当然，但是钱能不能花出去，取决于能不能找到过硬的关系。就这样，吕梁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利益彼此交错，政商之间逐渐形成了“合作互惠”的模式。
传说中的吕梁“买官价”
在丁雪峰被免职后的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牟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巡视组组长叶冬松代表巡视组向山西省提出的意见建议中包括：严肃查处“跑官要官”、拉票贿选及违规用人等问题。当地不少人认为，这项意见主要针对的是吕梁。
此次落马的6位先后任职于吕梁的官员中，除白云被称主要是因其在阳泉市任市委书记时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外，都与靠吕梁当地企业资金上位紧密联系。其中，近日被查的郑明珠曾主政交口县12年，与当地不少违法露天煤矿业主关系亲密;张中生在调职前把持中阳县34年，坊间传闻被称为“十里钢城”的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即是该公司董事长袁玉珠为张中生预备的“钱袋子”;丁雪峰的落马有孝义县几位煤老板“鼎力相助”的“功劳”，而聂春玉与杜善学升任省委常委，则离不开邢利斌、贾廷亮等老板的“慷慨解囊”。坊间传闻，仅邢利斌一人，就为杜善学的升迁之路贡献了5000万。
在吕梁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位子轮不到，不是人不到位，是钱不到位。” 在当地广泛流传着一篇《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的帖子，帖子的作者自称是吕梁市的一名副县长，举全家之力在提拔县长的关口行贿400万，最终财力不抵他人败走麦城。据当地消息人士称，“确有其事，据说，因为帖子的影响太大，最后该作者升调至其他部门，也是正县级”。
帖子中，该作者写道：“人的一生都有几个关键的时期，此时需要极大的魄力来应之，最关键是要舍得投资。在竞争实力不相上下之际，财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数目应是常规数目的3倍以上方能万无一失。我投资了400多万元，自感已经十分充分，实际上只约够有半顶乌纱帽。”
据当地知情人士说，从基层到高层都或多或少存在拉票贿选的现象，凡是涉及到的官员一般都采用“宁可错送不敢漏送”的原则。而贿选的方式主要以送现金为主。“一般的小喽就是购物卡，往上就是一两万的现金，逐步上升，到了需要百万的地步，通常都是送美金或是金条。”
三任党政一把手的口碑
在此次落马的官员中，聂春玉2003年至2006年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2004年撤地设市前为吕梁地委副书记)，2006年至2011年为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担任吕梁市委书记;丁雪峰2004年开始担任吕梁市副市长，2009年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2012年任职吕梁市市长。至丁雪峰出事，吕梁市10年来有三任党政一把手落马。
在当地人看来，这三位党政一把手主政吕梁的期间，正是吕梁资源经济迅猛发展的10年，而前两位一把手的升迁，也与吕梁经济繁荣密切相关。一位当地官员透露，“经济好了，一方面政绩好看，一方面腰包也肥了，他们不上谁上?”
聂春玉前后主政吕梁8年，恰逢吕梁煤炭的黄金时代。当地前后两次煤改皆有聂春玉的手笔，吕梁经济由山西省的倒数几名上升为山西省第四名，经济增速更是一度成为全省第一。靠煤矿发家的孝义县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吕梁多名企业家跻身胡润富豪榜。
虽然聂春玉时期的吕梁财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地人对聂春玉的评价并不高。坊间一些说法认为，吕梁的官场腐败正是在聂春玉时期开始愈演愈烈。有传言称，聂春玉本人“有钱就收，收钱就给办事”。
2011年，聂春玉升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杜善学由长治市委书记调任吕梁市委书记。一年后，杜善学成为吕梁市第二名直升山西省委常委的官员。
提及杜善学，吕梁人议论最多的是他的“三项整治”。杜善学在吕梁主政一年多时间内，大搞“三项整治”，整治吕梁13个县的市容市貌，使得民间怨声载道，吕梁市政府驻地离石区的老百姓给杜善学起了个外号“杜根子”，咒他断子绝孙。
据当地官员介绍，杜善学的一路升迁靠的是抓“形象工程”。主政长治期间，杜善学就提出了“绿色长治”的口号。随后，长治市委市政府开始建设“全省一流林业生态大市”，总耗费16.6亿元，“10万大树轰轰烈烈进长治”，为长治带来了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随后，杜善学开始整改长治城市形象，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更换统一街边门店装修，这一举动为长治带来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尝到甜头的杜善学随后将这一套搬到了吕梁。
“三项整治”打着为党的70岁生辰献礼的旗号，吕梁市市区及各县的主要负责人都签有“军令状”，各单位牵头包干区域的环境整治活动，因“三项整治”行动不力，吕梁市还处罚了多名县处级干部，杜善学被当地称为“扫城铁腕”书记。
据当地人回忆，当时的吕梁“一片混乱，外地人来了还以为吕梁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道路全部挖开重修，街边的房子全部被拆。”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劳民伤财为老杜，做政绩，填腰包，拍拍屁股走人了。” “三项整治”期间，吕梁市13个县的楼房被要求都刷成一个颜色，但就是这个颜色都被改了三四次。街边的楼房都被要求加盖“欧式尖顶”，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被强制拆除。每家每户要求出2000元统一由政府在阳台外加做空调机的安放铁架，有些人家的空调机明明已经安在了其他地方，还得出钱移位。所有街边的门店被要求强制更换统一样式的门匾。据知情人士透露，杜善学在“三项整治”期间狠捞了一笔，涉及到的工程用料都是亲戚的产业提供，连门匾都是他指定的企业生产。
比起杜善学，丁雪峰在吕梁的口碑还算不错。民间认为他肯做实事，肯卖力。由2004年担任吕梁市副市长开始，丁雪峰在吕梁副职的位子上一呆就是8年，“轮也该轮上他了。”当地官员称，“丁雪峰眼看着年纪也大了，想在退休前最后搏一把，这才筹集了资金找关系上位，结果栽了。”
风暴过后的吕梁
吕梁的经济可谓“成也煤炭，败也煤炭”。
2010年，凭借煤炭行业的繁荣发展，吕梁市GDP突破800亿，跻身山西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一。到2012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约341.7亿元。
2013年，全国煤炭市场开始衰落，原煤及煤制焦炭价格开始下跌。同一年，联盛集团爆发债务危机。公开报道显示，联盛集团的总债务规模预计超过300亿元，其中，吕梁市共有12家地方企业为联盛提供了对外担保，金额在140亿元左右。截至今年7月，联盛集团的大部分产业仍处于停滞状态。而被牵连进去的一些吕梁地方企业也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据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大土河的1万多名职工自2013年开始出现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就连日常生产都因为缺乏流动资金处于半停产状态。
根据吕梁市政府公布的2013年经济运行情况，当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完成164亿元，同比下降近一半。其中，国税部分由2012年的39.9亿元减少至4.9亿元，地税收入由35.7亿元降至19.8亿。随着吕梁当地支柱产业负责人的陆续出事，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根据吕梁市政府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财政报告来看，今年1—3月，吕梁市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仅有42.4亿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01.4亿元。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吕梁的地方财政有可能触及了“地方债”红线。2012年丁雪峰担任市长以后，将吕梁新城规划建设列入主抓的一号工程。按照计划，新规划的吕梁新城位于吕梁市区以北，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计划投入300亿，预计3年时间建成。自丁雪峰落马之后，吕梁新城的建设也陷入半停滞状态。
位于吕梁北部的方山县大武镇是此次新城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国经济周刊》实地考察后发现，大武镇的原有房屋已被拆除了近三分之二，废弃的砖瓦堆至今没有清除干净。建设中的新楼和废墟中保留的房屋形成强烈对比。据了解，至今仍有一部分列入拆迁规划中的房屋，自今年春节后就停止了拆迁，当地人透露，“听说是政府没钱了”。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新城建设已经耗费了不小数目的前期投资，现任市长董岩到任后也表示新城建设“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今年以来的具体操作中，吕梁新城建设规模明显削减，目前只有原规划的部分工程确定还在执行。
专利侵权诉讼原告应提交哪些证据?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原告一般要证明自己享有专利权或专利许可使用权、证明被告有侵犯专利权的行为，还要提交证明赔偿额的相应证据。
专利侵权诉讼原告应提交哪些证据
1、原告应当提交下列权利证据，以证明自己享有专利权或者专利许可使用权。(1)专利权人起诉的，应当提交证明其专利权真实有效的文件，包括专利证书、权利要求书、说明书和最新专利年费交纳凭证。提起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诉讼的原告，应当提交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检索报告。(2)利害关系人起诉的，应当提交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的证明材料;未经备案的，应当提交专利权人的证明，或者证明其享有权利的其他证据。(3)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起诉;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专利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专利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但应当提交专利权人已知有侵权行为发生而明示放弃起诉或不起诉的证明材料。(4)专利财产权利的继承人起诉的，应当提交已经继承或者正在继承的证据材料。
2、原告应当提交下列侵权证据，以证明被告已经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原告应当提交被控侵权产品及其销售发票、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对比材料等证据。
3、原告应当提交下列赔偿证据，以证明其提出的赔偿数额有事实依据。原告应当提交能证明其提出的赔偿数额的证据，如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的证据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的证据。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专利侵权诉讼时效是多久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专利权人得知或者应当得知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得知或者应当得知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作者：郭宇宽 2010-8-19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当时风头甚健，而我几次近距离接触之后大掉眼镜的郎咸平。我和他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他认为民主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中国当前只有加强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才有出路。
这是一种当前的中国显然有人很赞成的观点，但如果真朝这个方向发展，有些人一定会得益，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只会陷入更深的灾难。而且此人物欲过强，为了捞钱简直不择手段，让我尤其感到忧虑，他的言论有很有煽动性，可以让很多老百姓被他卖了，还给他数钱，再加上郎还雇了公关公司来包装营销自己，在网上，任何批评郎咸平的言论，都会遭到很多谩骂。所以上次批评过郎咸平以后，我想，行了，我已经尽到提醒公众的责任了。而且从那以后，我观察郎咸平也作了很大的转型，最近几年他很少再就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发表他的所谓“学术见解”。他也不再提他当年发表的“国有企业效率高”的“学术见解”。专心到各地给民营企业小老板，演讲赚钱，如果他好好把心思用在赚钱上，别在到处发表“中国不需要民主”这种不伦不类的“学术见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不过最近几天，有朋友发来郎最近的文章“印度的腐败，难以想象”，在文中，郎把印度描写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国家，尤其是嘲笑印度的民主。在我看来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判断，这种误导性的观点，在转型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危害的，而这篇文章代表着郎几年前就让我警惕的价值观依然一以贯之。
我从2006年起成为美国New school 大学中印研究所的Fellow，在其资助下，曾两次前往印度进行访问和田野调查，接触了政府官员，商人，学者，社会活动家，包括底层的农民，矿工，手艺人，甚至毛分子游击队。以我的亲身经历，更觉得郎咸平对印度，尤其印度民主的评价，错乱不堪，有一些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捏造。
中印比较的逻辑基础
中印两个亚洲人口大国，是很多学者都喜欢比较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比较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简单和粗糙，很多人又爱下大结论，诸如通过中印的GDP或者出口数据比较，就得出哪个社会制度更优越。这是非常不严谨的态度。
郎咸平举出一些他描绘的印度经济发展的问题，以此来评价民主好还是不好，这不像一个受过学术训练的人的思考水平。
如果一定要比较印度和中国，最基本的逻辑基础是多变量的综合分析。比如说你要评价炸鸡翅这种食品对人的健康好还是不好，你不能拿飞人博尔特来跟我比，据说博尔特喜欢吃炸鸡翅，他得了奥运冠军，我郭宇宽不喜欢吃炸鸡翅，跑得没博尔特快，所以多吃炸鸡翅的人跑得快。谁要做这样的学术研究就太令人遗憾 。
可郎咸平的比较逻辑也是这样，印度搞民主选举，中国不搞民主选举，中国GDP每年增长
百分之十，印度每年增长百分之八，说明民主不管用,不搞民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真正了解中国印度之后，会发现虽然看上去,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但其资源秉赋特别是历史积累其实差别很大。如果一定单纯为了比较说明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应该把中国和欧洲比,也不应该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南亚国家比甚至非洲国家比,应该把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南韩,北朝鲜,日本这样的文化传统,人口密度,资源,气候条件、生产方式更近似的国家比,会更加有说服力。当然我也知道，这样的比较是郎咸平们的弱项，他们喜欢拿印度甚至非洲的例子，来和中国比较，告诉中国读者，你们看，搞民主没用吧。
印度不像中国,早在周天子的时代就形成了中华认同概念,秦始皇又建立了大一统,而印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更像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概念。直到今天，印度普遍国民的国家认同也远远没有中国人强烈，这使得印度很多问题上确实像是一盘散沙。要是干像中国那样动员全国的资源来搞奥运会的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印度大陆是平坦的，表面从数字上，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国多，但印度处在热带地区，全年分为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历史学家兰德斯的著作《国富国穷》从经济､文化､制度､自然资源､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经济潜力进行比较，他的分析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温带到热带总体趋势是越热的地方国家越穷。而中国由于多山，虽然耕地面积相对不多，但是多处在暖温带和少部分亚热带，气候更加温和，有更好的条件发展农业和包括理论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育。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印度到了漫长的旱季，气温常常动辄接近50度。这样的气候，不要说种庄稼很困难，劳动也是很大的痛苦。睡觉，减少身体消耗，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释迦牟尼时代能够制定僧团组织过午不食的纪律，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晚上不吃饱饭是抗不住的。这也是一种传统，在一年之中，印度人的工作时间要远少于中国人。
再加上印度教有乐天知命的传统，甚至反对现代化，中国民族意识的崛起，伴随着学习“洋务”，兴办实业，而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他的政治理想，不是让印度发展经济，而是让印度回归反工业化的田园社会。甘地的理想也深远的影响了印度社会，在这种观念看来，要赚那么多钱干吗，活这么累干吗，知足就行了，经常唱唱歌跳跳舞不是蛮好的么。甘地自己就整天只裹一块破布，过绝对的低碳生活。
这也是为什么印度的人均GDP不如中国，而按照盖乐普的统计分析，印度的国民幸福感水品却排名在中国之前。学过经济学的应该知道，幸福感水平是比GDP或者出口量更能衡量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
郎咸平先生也是知道这个事实的，他曾在一次演讲中做很有良知状说“中国人的收入全球最底，工作时间最长”，但为什么在他进行中印制度比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重要变量差别呢。两家邻居，一家男女老少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节假日，一个月挣一万;另一家每天工作7个小时，经常唱歌跳舞，一个月挣6千。那个没日没夜工作的一家人，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有什么资格嘲笑总是唱歌跳舞的一家人，收入比他们少呢?
在我看来不能理解什么幸福的人，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
中国现在每年GDP增长10%比印度高，但有多少含量是靠透支资源，搞建设，搞拆迁，把一条路修了再挖，挖了再修搞出来的。而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8%，是靠软件业，服务业这些更有技术含量的领域，增长质量比中国要高，而且人家的增长是在一边唱歌跳舞的条件下达到的，中国如果还不感到危机感，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像郎咸平这样嘲笑印度的民主，未来只会证明自己的可笑。
郎咸平还说印度“人口比我们少2亿，耕地面积比我们多40%，结果他们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他们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首先和事实不符，印度的稻米和一些经济作物的出口，都远远领先中国。其次就算印度进口很多粮食也不能得出“印度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的结论。印度不像中国用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而是放开劳动力流动，允许土地撂荒，他们的农业政策，没有搞“以粮为纲”，缺粮食，就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做更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事情，这未尝不值得我们参考。南朝鲜和北朝鲜相比，南朝鲜的农业自给自足率肯定不如北朝鲜高，看看到底是谁养不起自己的老百姓?
如果真是认真学了经济学的人，就应该知道，阿马迪亚森的重要研究，中国和印度相比，中国因为当年的毛泽东一人集权体制，老百姓已经饿殍遍野，一边还在向国外出口粮食，结果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搞出个“三年自然灾害”，印度是真遇到了自然灾害，却因为政府能够反映民众的需求，通过进口粮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郎咸平如果是一个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他先应该回答，中国有这么温和适合耕作的气候条件，和全世界少有的勤劳人民，却当年搞出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这和他呼吁的加强集权，有什么逻辑关系。
印度的腐败程度真得难以想象么?
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的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假如一个丹麦或者瑞典的人到了印度发现，印度的腐败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我是可以理解的。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于想象”，就让我不可思议了。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想装作天真无邪?
根据总部在柏林的透明国际每年公布的“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大致都是在七十几名左右，最近一年中国略领先几名，有时候也会和印度并列。
由于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中国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元制集权国家(郎咸平嫌集权的还不够)。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中国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掠夺机制。
所以我也接触过一些一些在印度投资的商人，他们普遍反映越是在印度基层地区，越是腐败严重。在印度有些地方的地方政治家几乎是赤裸裸的腐败分子，报纸经常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民众就是愿意选他，因为他在腐败中，也维护了地方利益，甚至腐败来的钱，很大一部分，也要在为了选举的需要，给选民送礼。如果一个地方政治人物，光是腐败，而对他的选民不大方，下次别人就很难再选他。我听印度基层地区的朋友介绍，有的地方，竞选人会给一个家里送一台电视机，一台摩托车之类的贵重礼物。在印度很大程度上腐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利益分配渠道。而在印度的政治高层，相对比较精英化，道德职业水准也较高，
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像王益这样程度的腐败，商务部一个处长就可以捞几千万的案例，在印度是比较罕见的。
最明显的表现是，中国政府官员的公款吃喝是几乎不需要遮掩的，政府的高级公务车满街都是，一个县政府的大楼宏伟的像白宫，这在印度你是比较难看到。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旅游景点，你总能看见，来自大陆各级政府的公费旅游代表团，他们一眼就能看出和普通游客的区别，他们在景点拍照都要按官大官小的次序站，穿的都是西装衬衫，最爱出入常是赌场，脱衣舞厅。但印度政府官员的公款旅行团，至少我遇到的比较少。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他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我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制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说话。
在中国大陆，商人到一个县投资，只要搞定县委书记就可以了，“问题不大，成本不高”。而在印度权力有一个分权的制衡系统，不是搞定一个人就行的，这其实是说，在中国腐败成本比较低，腐败收益比较大，而在印度，腐败成本比较高，而腐败收益比较小。这样两个国家，听完郎咸平的介绍，读者如果自己用脑子想一想，会觉得谁的腐败更加可怕?郎咸平向中国读者宣称印度“这一种多元化的腐败体系，它所造成的交易成本之高，是中国的10倍、100倍。”，我真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学术研究”算出来的。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体现密切的政商合作关系，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相对中国，印度式的低效是印度的荣耀
在郎咸平看来，印度的体制是低效的，他举的例子是“你看那个浦项制铁，它当年进印度的时候，那真是费了劲了，为什么?它要占用村中的林地，这居民闹得李明博跟辛格谈判了好几次。”
与此相比中国的体制，官员的决策实在是太高效了，这是郎咸平所推崇的集权带来的高效，在中国，政府官员，想拆那片，就拆那片，想拆谁家的房子，就拆谁家的房子，想征那个村的地就征那个村的地，转手卖给开发商，政府就可以赚大钱。谁不服，地方官员就可以把谁
抓起来。这种高效而且严刑峻法的政府，就是郎咸平所提倡，而且他觉得集权得还不够。
在郎眼里，村民的林地算什么，要搞个大项目，带动地方政府税收，拉动GDP，还需要谈判么?派“棒子队”和警察不就搞定了么?但在印度搞不定，印度是一个多党政治竞争，而且有新闻媒体不由政府控制的国家。
在郎咸平看来这是一个国家低效的表现，而我看到的是对哪怕最弱势的公民权利的保障。
多快好省的上马，甚至不用经过认真论证的上马大项目，真的那么好么?
印度要修一条高速公路，谈判过程很漫长，这个过程中，老百姓是实际的受益者，而且一个项目论证充分一些，当时也许着急一些，回过头看也许还有好处。而我们要修一条高速公路，领导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效率是很高，最后修好了，车流量不够，甚至规划不合理，虽然短期拉动GDP和政绩的效果很明显，但经常是低效的重复建设，而沿途的居民只能被迫接受强制的搬迁协议。哪种体制更符合百姓的福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
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其实是官僚裙带资本主义为所欲为的高效。在中国随便一个县，你都会看到政府门前宽阔无比但是格调低俗的大广场，和天安门前一样八个车道的马路。赤裸裸地炫耀权力的意志。这种郎咸平所提倡的高效有执行力的政府，常常让我感到恐惧，和为它的人民而痛心。
整天在中国都在五星级宾馆，豪华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出入的人，自然可以嘲笑，印度的首都居然都有公开的贫民区，但如果真的到印度的贫民窟参观过，再看看，北京和上海为了城市形象而被驱赶出视线之外，大量“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就该明白这种嘲笑是多么奢侈?中国的穷人的生存状态并不比印度的穷人乐观，区别只是，印度的穷人是公开的，全世界都能看到，而中国的穷人，为了展现国家的形象，借着一次次奥运会、世博会、“XX大”的理由被驱赶和遮掩起来而已。
郎咸平总是宣称民主无用，中国当下要加强集权，加强严刑峻法。郎咸平从来没有办法正面回答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他的粉丝们也并不需要他回答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民主机制的保障，由谁来制定严刑峻法?怎么保障被那个权力集团制定出来的严刑峻法，是用来保护人民，而不是用来掠夺人民?谁来主导严刑峻法，这个严刑峻法会用来惩罚谁?
事实的教训还不够清楚么?我们为什么在管理证券市场的时候，管理国有企业的时候，怎么喊严刑峻法也没用，根本不需要呼吁，中国在强制拆迁方面的法律对老百姓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严峻。在中国不谈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光讲集权和严刑峻法，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强权唱赞歌。
郎咸平和他的营销团队，包装他的口号是“良知”二字，我一直反对学者以良知自诩，学者首先要保证的是尊重事实和逻辑，为公众提供真实的判断，而不要把一个客观问题，一上来就变得道德化。
但如果一定要谈良知，从目前的言行来看，假如郎咸平身上真有被叫做良知的东西的话，我
的良知一定是和他的指向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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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行业侵犯商标权有什么风险及该怎样防范?
场景：轴承行业企业或商家在对注册商标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规范使用情况，总会无意或有意地侵犯他人的商标权，不仅如此，企业自身的商标权被他人侵犯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从原来看似距离普通企业和民众很远的一项权利，变得越来越近。近年来，不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日渐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常见风险，并在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而商标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经常会运用到的一种知识产权，也是与企业的商誉等结合最紧密的无形资产之一。针对轴承行业侵犯商标权后发生的各种法律风险，有关企业又该怎样防范呢?
一、轴承行业常见侵犯商标权的方式及风险
1、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近或者近似的商标的;
2、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3、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4、故意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的;
5、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例如，前段时间的拼多多“山寨门”事件，北京高沃律师事务所韩律师称：“山寨产品涉及两个侵权行为：如果用了该品牌的商标，是侵犯了商标权;如果没有用商标、或用了其他商标，但是模仿了别人的外观，独创的外观设计有专利权，这个是侵犯了专利权;如果既用设计又用商标，则侵犯商标权和专利权两项权利。权利人随时可以进行民事诉讼，构成犯罪的可由检察机关根据《商标法》提起刑事诉讼。”
二、轴承行业防范侵犯商标权的方法
1、轴承行业企业应当提高品牌意识，注重打造和推出自己的商标，并及时对自己使用的商标申请注册，避免因未获授权而擅自使用或因未及时注册而被他人抢注成功后，反被他人主张侵权;
2、轴承行业企业应依法正确使用注册商标，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随意改变注册商标的图样。如果确定要商标图样进行改变的，则需将改变后的图案进行商标申报注册;
3、轴承行业企业在设计商标标识和产品包装的时候，需注意的是留意同行业同类产品的标识和包装，避免仿照他人的设计风格而导致自己的思路发挥不出来，应当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思路和设计风格;
4、轴承行业企业如确需要使用他人商标的，应通过取得他人许可后方可使用。
三、轴承行业防范他人侵权商标权的方法
商标一经注册后，申请人便可享有该商标的商标专用权。如何更好的保护商标专用权，不仅需要行政执法部门的协调，更是企业的重要工作，轴承行业企业需要注意并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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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密切关注商标注册情况;
2、经常对商标信息进行检索;
3、加强商标标识的管理;
4、注册防御商标和联合商标。
四、轴承行业商标权被侵犯的维权方法
针对侵犯他人商标权的行为，我国法律规定，权利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维权：
1、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侵权人进行行政处罚;
2、权利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生产、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3、情节严重的，侵权人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五、轴承行业收到关于侵犯商标权时的应对方法
轴承行业企业收到他人关于侵犯商标权的主张时，应及时对他人持有的注册商标与企业所使用的商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
1、二者谁先使用，对方是否存在恶意抢注的情况;
2、二者是否相同或近似;
3、二者所使用的类别是否相同或近似;
4、如果二者所使用的类别不相同也不近似的，则他人所持有的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驰名商标在我国享有跨类保护的特殊待遇等等。
5、在对前述几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和判断后，结合分析和判断的结果，企业应积极收集和整理相关证据材料，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
总结：轴承行业相关企业一定要规范使用注册商标，让商标为企业自身服务，不要让它成为企业的定时炸弹，惹出各种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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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接地是指在正常或事故情况下，为保证电气设备可靠地运行，必须在电力系统中某点(如发电机或变压器的中性点，防止过电压的避雷器之某点)直接或经特殊装置如消弧线圈、电抗、电阻、击穿熔断器与地作金属连接。退耦电路也属于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起什么作用?
1)减少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的危险性;
2)减少电网发生高压窜入低压故障时的危险性;
3)变压器中性点采用工作接地后，为相电压提供了一个明显可靠的参考点，不仅为稳定电网的电位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能为三相和单相设备提供电源。工作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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