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的思考方式

第1篇：鲍勃迪伦的思考方式

鲍勃·迪伦:独立叛逆的游吟诗人

2016年10月13日下午一点，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音乐人兼作家鲍勃・迪伦。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说，迪伦因为“在美国歌曲传统形式之上开创了以诗歌传情达意的新表现手法”而获得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那些热爱他的歌迷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弹琴唱歌的少年，鲍勃・迪伦，他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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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掩光芒：被唱片公司看中

1960年冬季的一天傍晚，在-通往纽约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汽车的副驾驶

上坐着一个少年，他的吉他放在后座上，少年要搭车前往未知的远方。这个少年就是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中学毕业后，考上了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明尼苏达大学，与当时一般的年轻人不同，鲍勃・迪伦的大学生活并不是在学习中度过的，他流连于明尼苏达州的酒吧区，有空就写歌、创作甚至去酒吧表演。从小熟练钢琴、吉他演奏的鲍勃・迪伦凭借他独特的嗓音与天生的才华在明尼苏达州渐渐有了些名气，鲍勃-迪伦开始注意到一个名叫伍迪・格斯里的歌手，鲍勃・迪伦疯狂地迷恋上了他的音乐，经常演唱伍迪・格斯里的歌曲，甚至在朋友中得到了“伍迪点唱机”的外号。在读完了伍迪的自传《荣光之路》后，鲍勃・迪伦开始视这位歌手为终生偶像。

格林威治村的夜晚总是十分热闹，这里每晚都有许多歌手登台献艺，在角落里总有一个瘦小的青年注视着台上，他在聚精会神地学习、聆听，汲取着所

有自己能够理解的艺术营养。鲍勃・迪伦在格林威治村学到了许多，他的演出方式也丰富了起来，吉他、口琴、钢琴，这三种他驾轻就熟的乐器都被使用在了演出当中。1961年4月11日这天，鲍勃・迪伦第一次正式登上了格迪斯民歌城的舞台，这一天也被公认为是迪伦第一次正式登台表演的纪念日，演出很成功。演完后，鲍勃・迪伦试着联系了几家专门出民谣唱片的公司，却都吃了闭门羹，鲍勃・迪伦回到了格林威治村，他一边在大大小小的酒吧里演出，一边寻找着机会。

这一天，鲍勃・迪伦应朋友之邀，来到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录音棚，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可是当时美国唱片产业的巨头。鲍勃・迪伦的朋友因为缺少一个口琴伴奏把他请了过来，但是刚刚开始录音，坐在一边的中年男人就把目光落在了鲍勃・迪伦的身上。当时的鲍勃・迪伦并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中年男人饶有兴趣地听着鲍勃・

迪伦的口琴伴奏，听到一半，他干脆让鲍勃・迪伦来了一段独奏。听完之后他拍拍鲍勃・迪伦的肩膀说，小伙子，你有兴趣跟我们签约吗?这个中年男人就是美国音乐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音乐制作人，约翰・哈蒙德。哈蒙德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他只听了迪伦的一段口琴独奏就认定这是一块璞玉。就这样，鲍勃・迪伦顺利地签下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这在当时的美国民谣界可谓轰动一时。

蜚�乐坛：接连创作佳作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政治事件多发的动荡年代。这正是鲍勃・迪伦的机遇，他的笔下，乐谱中，琴声里，要饱含着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他将成为那个年代美国独一无二的歌手，鲍勃・迪伦，将成为前所未见的游吟诗人。

鲍勃・迪伦疯狂地创作着，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白天黑夜，笔耕不辍。而这些狂热的坚持让他最为代表性的作品得以应运而

生。1962年4月的一天下午，在一刻钟的时间里，鲍勃・迪伦写完了一首歌：《答案在风中飘扬》。《答案在风中飘扬》大红大紫，先后曾被几十位歌手翻唱，这首歌让鲍勃・迪伦为大众所熟知。不久，鲍勃・迪伦写下了一首启示录般的歌曲《大雨将至》。《大雨将至》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意象和出色的比喻，奠定了鲍勃・迪伦诗人的地位，在他之前，美国音乐界还从未出现过一位诗人。1963年6月11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发表电视和广播讲话，宣布将结束种族隔离制度。1963年8月28日，取缔种族隔离的民权法案公投在即，爆发了一场“为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鲍勃・迪伦当然在这场游行队伍之中，他演唱起了他的《答案在风中飘扬》，此后，这首歌成为了美国民权运动之歌。

鲍勃・迪伦这下彻底红了，他在公众面前几乎没有了隐私，他的女朋友苏西也成为了媒体的曝点。1961年，鲍勃・迪伦与苏西在纽约河滨教堂初次见面

就一见钟情。然而鲍勃・迪伦与苏西的爱情，却随着鲍勃・迪伦的迅速蹿红发生了变化。这一切，与一个人的出现，大有关联。这个人名叫琼・贝兹。琼・贝兹在当时是一位颇为著名的民谣女歌手，她与鲍勃・迪伦年纪相仿，却已经是一个广受认可的艺人了。他们一起排练演出，一起行走在美国各地巡演，人们纷纷猜测鲍勃・迪伦与琼・贝兹之间已经超越了朋友的关系。然而，当1964年鲍勃-迪伦与苏西分手后，他与琼・贝兹之间的关系反而变得疏远，鲍勃・迪伦并没有和他陷入热恋的苏西走到最后，也没有和跟他相互欣赏的琼・贝兹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最终，与鲍勃・迪伦步入婚姻殿堂的，却是一个名叫萨拉・朗兹的姑娘。

实至名归：依然在路上

1965年12月，鲍勃・迪伦出现在美国旧金山的媒体见面会上，此时的他，正在进行着全美巡回演唱会。在结束了全美巡演之后，鲍勃・迪伦与为他伴奏

的飞隼乐队马不停蹄地出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来到了欧洲各国，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大城市。

1966年7月29日，回到家里过了几个月安静生活的鲍勃・迪伦早早地离开住所，去探望经纪人艾伯特・格罗斯曼，格罗斯曼就住在几公里外的熊镇。

鲍勃・迪伦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看似平常的外出，就要大祸降临了。鲍勃・迪伦骑上了他那辆老版凯旋T100摩托车，鲍勃・迪伦十分钟爱这辆产于1955年的老车，在要下坡的时候，车子失去了控制，鲍勃・迪伦被重重地摔在地上。鲍勃・迪伦当时没有戴头盔，他被妻子萨拉送到自己的私人医生艾德・塔勒那里，经诊断，鲍勃・迪伦面部挫伤，颈椎骨裂，这场车祸差点要了他的命，鲍勃・迪伦足足休养了6周才逐渐好转起来。一场车祸终于让鲍勃・迪伦名正言顺地推掉了一切工作，躲进伍德斯托克的家安心静养。直到1967年5月，鲍勃・迪伦接受了《纽约每日新闻》的

采访，才开始谈及那场车祸，他这样说：“我做的最多的，就是努力从车祸的阴影中走出来，试着做出最好的音乐，因为音乐就是我的全部。”

截止到现在，鲍勃-迪伦一共发布了37张专辑，他创作的四百多首歌曲都是自己操刀词曲，尤其是歌词，《滚石》杂志“史上100名最伟大词作者”排行榜上，鲍勃・迪伦名列第一。

到了2017年4月1日，鲍勃・迪伦在瑞典巡演期间，在一次诺贝尔奖组委会非公开的仪式中，领到了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个叛逆不羁抽烟弹琴的少年，此时与这个胸前挂着缪斯女神奖章的老人，融为了一体。

本报特约记者马丽根据《档案》提供资料编辑整理

该节目每周一至周三BTV北京22：35

第2篇：鲍勃·迪伦的歌是文学吗？

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长长的候选名单，都是世界著名的大文豪。鲍勃·迪伦虽然有一些支持者，认为他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一直不是热门人选。今年忽然得奖，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连鲍勃·迪伦自己也大吃一惊，以至于沉默了半个月，才得以平静地对媒体说：“诺贝尔奖的消息让我说不出话来。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却一直联系不上他本人，一度放弃了联络的努力。网上甚至出现了多种版本的拒奖演说。历史上曾有两人拒绝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是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和让·保罗·萨特。前者致电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勿因我的自愿拒绝而不快。”后者“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而拒奖。不过萨特年老后经济陷入困境，通过代理人去要奖金，但没有成功。

鲍勃·迪伦虽并没有拒奖，但也没有亲临颁奖现场，只是写了一个获奖感言，找人代为宣读，他的好友则在现场献歌一首，也可以看作是代表他在现场演唱。他的获奖感言是：“我的歌是文学吗?”

这个获奖感言切中其获奖争议的要害。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确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文学。

就一般的定义而言，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

现在这一定义，需要加上“摇滚、民谣”了。也许未来周杰伦获奖，还需要加上“流行歌词“。

这说明，一般性的文学定义，只是描述性定义，也就是说，它的内涵并不具有严格的排它性的边界，有的只是一定范围的边界的划定。在我看来，文学的主要部分是小说，剧本、诗歌和散文，还有杂文，很难说是真正的文学，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流也是小说奖，小说作品是得奖作品的核心。当然很多人会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认为，这只是描述的不同。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根据自己所摸到的局部来定义“象”，视力正常的人虽能看到象的全貌，但描述的也只是自己眼睛看到的象。很难说，看到全貌的人就比盲人描述得更准确，因为他未必能够看得到大象的体温、肌肉的质感等，而盲人却能摸得到。

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是第一次重新定义文学了。1953年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著述主要是回忆录和历史著作，其获奖理由是“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那一次授奖并没有什么争议，而且也没人认为重新定义了文学。丘吉尔各个方面都太伟大了，而且他的传记和演说，的确很有文学价值。他的书词汇量非常丰富，有12万个单词。光这一点，对语言学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显然，鲍勃·迪伦的获奖感言非常有意思：“我的歌是文学吗?”他说很多写诗歌和剧本的作家几乎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在写作，写出作品显然是他们心中的真实渴望，至于是不是文学，或者说会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在潜意识里有，但他们自己估计都没有感知到。他很佩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不认为自己会获奖，其概率低到自己能够站到月球上。

他说，他从来没有时间问过自己：“我的歌是文学吗?”

鲍勃·迪伦没有问过，也没有想过，当然也不会有答案。但大家问了这个问题，瑞典文学院还给了一个精确的答案：鲍勃·迪伦的歌不仅是文学，而且是精品文学，他值得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

他以一种人人想拥有的、令人信服的力量来歌颂爱。突然间，世间那些书面的诗词变得如此苍白无力，而他的同行们那些按部就班创作的词曲也仿佛成了随着炸药诞生而过时了的火器。很快，人们不再把他与伍迪·格思里和汉克·威廉姆斯这些音乐人相比，而是将他与威廉·布莱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阿蒂尔·兰波(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美国世人)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

迪伦的毕生作品已经改变了我们对诗的认知——诗是什么，该如何创作。鲍勃·迪伦作为一名歌手，值得与希腊声乐家、古罗马的奥维德、浪漫主义空想家、蓝调歌王歌后、和以及诸多以高标准来衡量而被遗忘的大师共享盛名。如果文学界的人对此不满，那他应该记得：神并不写作，他们只歌唱舞蹈。瑞典学院的美好祝愿将一路跟随迪伦先生的音乐之路前行。

从秩序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都是以有血有肉的原始的人为中心的，是以原始秩序能够容纳的空间为场景的。而文学却是以抽象的概念为核心的，以扩展的专业秩序为框架，而现在往往以行政化的专业秩序为骨架的。这两个秩序的核心显然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文学，但两个秩序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和谐的，尤其是在文学专业领域里，学院派显然有其入门的门槛，而且据此形成专业的等级。

“我的歌是文学吗?”鲍勃·迪伦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原始秩序中的文学家，不需要专业秩序的肯定，他认为给50个人的小众演唱比给5万人的大众演唱更具有挑战性，因为5万人会成为一个人，而50个人一个个都有个性。但他成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文学的专业殿堂将不得不容纳他，而要容纳他，就必须要更新文学的专业定义。本来他是原始秩序的人，现在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头衔而打破了学院派专业的门槛，进入了文学专业最顶级的层次。对鲍勃·迪伦来说，这一路来之不易，又来得太容易。太容易的事情，让他不太容易接受，在没有完全接受之前，他只好缺席诺奖颁奖典礼，不过他还是很高兴地领取了奖金

但对文学专业来说，这带来了专业秩序的混乱：

他的歌是文学吗?如果不是，怎么得了文学界的最高奖项?如果是，今后的文学该怎么教?语文课本需要收集他的歌吗?语文课今后要唱摇滚了吗?

第3篇：鲍勃迪伦歌词

敲着天堂的门

妈妈，请替我把徽章摘下，

我不能再戴着他。

四周越来越暗，什么也看不见，

我感到，我在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妈妈，请替我把枪放在地上，

我不能再射向他们。

黑云越压越低，没有一丝光线，

我感到，我在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敲，敲，敲，敲着天堂的门

雨将至

你去了哪里，蓝眼睛的小孩 你去了哪里，我亲爱的小孩 我穿过了十二座高山，浓雾笼罩着那里 还有六条高速公路，人们在那里拥挤 我走进灰暗森林的深处 面对连绵的死亡的海洋 我还曾走进一片坟墓

那坟墓仿佛有千万公里长 我感到

那大雨，那大雨 那大雨就要落下来

你看到了什么，蓝眼睛的小孩 你看到了什么，我亲爱的小孩

我看见初生的婴儿，被恶狼团团围住 还有空无一人的，钻石修成的路

我看见黑色的树枝，鲜血从上面滴落 我看见挤满了人的屋子里，人们手里的铁锤在流血

我看见白色的梯子，水覆盖在上面 我看见无数人在怒吼，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我看见钢枪和利剑，握在少年的手里 我感到 那大雨，那大雨 那大雨就要落下来

你听见了什么，蓝眼睛的小孩 你听见了什么，我亲爱的小孩

我听见雷声在吼叫，那一定是一个警告 我听见海浪在吼叫，仿佛整个世界都要被它吞掉

我听见很多人在敲鼓，他们的手仿佛都在燃烧

我听见无数人在低语，他们在着说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我听见一个饥饿的人在哀号，还有很多人在冷笑

我听见一个诗人的歌声，他在贫民窟里死去

我听见一个农夫的声音，他在山谷里哭泣

我感到

那大雨，那大雨 那大雨就要落下来 你遇见了谁，蓝眼睛的小孩 你遇见了谁，我亲爱的小孩

我遇见一个小孩，站在死去的马身边 我遇见一个白人，踏着一条黑色的狗 我遇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婴儿正在燃烧

我遇见一个小女孩，她给了我一道彩虹 我遇见一个男人，爱情把他伤害 我遇见另一个男人，仇恨把他伤害 我感到

那大雨，那大雨 那大雨就要落下来

你现在要做什么，蓝眼睛的小孩 你现在要做什么，我亲爱的小孩 我要回去，赶在这大雨来临之前 我要走进那最黑暗的森林深处 那里的人们两手空空 那里流淌着有毒的河流

山谷里的家园仿佛潮湿肮脏的监狱 屠夫的脸在人群中隐匿

到处是饥饿，灵魂已经被遗忘 黑色是那里唯一的颜色 我要讲述，要思考 我要呼吸，要歌唱

我要让所有的灵魂都能看到 那里的景象

然后，我要站在那大海上 直到我开始沉没 我会听懂我的歌声 在我即将沉没 我感到

那大雨,那大雨 那大雨就要落下来 《答案在风中飘荡》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 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 一只白鸽子要越过多少海水 才能在沙滩上长眠 炮弹在天上要飞多少次 才能被永远禁止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是啊一座山要存在多少年 才能被冲向大海

是啊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 才能够获得自由

是啊一个人能转头多少次 假装他只是没看见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是啊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 才能够看见天空

是啊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 才能听见人们哭泣 是啊到底要花费多少生命 他才能知道太多人死亡 答案，我的朋友，在风中飘荡 答案在风中飘荡 《像一块滚动的石头》 那时你衣着漂亮，青春得意， 你扔给流浪汉一枚硬币， 是不是?

人们喊着说当心漂亮妞，你准得摔跟头

你以为他们是拿你寻开心 过去你常常嘲笑 那些在外面闲逛的人 现在你说话不再那么大声 好像也不那么自大聪明

现在你不得不搜寻你三餐的下一顿 那感觉怎么样?那感觉怎么样? 你孤身一人，无家可归

像一个无名小卒，像一块滚动的石头 你进了最好的学校，没问题孤独小姐 但是你知道过去你只是在里面喝醉 没人教过你如何在大街上度日 现在你得去适应这种生活 你说对神秘的流浪汉

你从来都不买帐，但现在你知道 他没卖什么关子

当你看透他眼睛里茫然的空虚 然后说要不要来一笔交易?

哦，你从来没转过身去看见人们皱眉 对那些跳跃者和小丑，当他们为你表演把戏

你从来不懂得那并不是很糟 你不该让别人挨你的踢，都因为你 那时你常跨着你的铬黄马，和你的外交家

他扛着一只暹罗猫在他肩上 你看见时就没觉得那别扭? 他的确不在那，只有那只猫 他从你那儿拿走所有能偷的东西 公主在尖塔上和所有漂亮的人们 他们都喝着酒，打着如意算盘 交换着所有珍贵的礼物 你最好摘下你的钻石戒指，把这宝贝当出去

曾经你觉得那么好笑

对拿破伦身穿破衣，还有他所说的话语

而今他召唤你去见他，你不能拒绝 当你一无所有，你也没东西可失去 现在没人认得你，你也没什么秘密隐藏

那感觉怎么样?那感觉怎么样? 你孤身一人，没有回家的方向 像一个无名小卒，像一块滚动的石头

第4篇：影视美联英语 鲍勃·迪伦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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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英语提供：影视英语 鲍勃·迪伦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On a bright, cool afternoon in July, Jacob Maymudes sat on the deck of the small guesthouse he rents in the Los Feliz neighborhood here, reflecting on the strange journey of his first book,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 which will be published on Sept. 9 and has already excited interest.

晴朗凉爽的七月下午，洛斯菲利兹附近一家小客栈，雅可布·梅穆迪斯(Jacob Maymudes)坐在露台上，回忆着自己第一本书的奇异旅程。这本9月9日才出版的《鲍勃·迪伦的另一面》(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已经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It was never my intention to write a book about Bob,” he said, summoning up the difficult period in his life when he resisted completing the memoir left unfinished by his father, Victor Maymudes (pronounced may-MOOD-es), a longtime member of Mr. Dylan’s inner circle who had bitterly fallen out with him in 1997 and died four years later, leaving behind 24 hours of taped reminiscences.

“我从来没想过写一本关于鲍勃的书，” 他的父亲维克多·梅穆迪斯(Victor Maymudes)是迪伦小圈子里的长期成员，1997年和迪伦大吵一架，四年后与世长辞，留下了24个小时的口述往事录音带，雅可布回忆，在自己人生中艰难的时刻，他拒绝写完父亲未完成的回

忆录。

Now 34, Jake grew up long after the Dylan legend had been formed, but he comes honestly to his casual “Bob.” He was 7 when he first met Mr. Dylan, at the back lot of Universal Studios. Jake was with his father, who was continually on the road with Mr. Dylan, carrying out an assortment of essential backstage assignments: as tour manager, chauffeur and body man, not to mention chess-playing companion. 如今杰克(Jake，雅可布的爱称——译注)34岁了，早在他长大成人之前，迪伦的传奇就已经成型，但是关于这位亲切的“鲍勃”，杰克总是实话实说。他第一次见到迪伦是和父亲一起，在通用录音棚的后院，杰克那年七岁。父亲经常和迪伦一起巡演，担任各种幕后工作——巡演经纪人、司机和保镖，更别说还要在酒店里陪迪伦下棋。

They were roles he had been playing, off and on, since the early 1960s, when he was known as Mr. Dylan’s protective sidekick: together with him in London for Mr. Dylan’s first overseas concert; in a Manhattan hotel suite for a marijuana-infused summit with the Beatles; in Malibu, where Mr. Dylan’s first wife, Sara, is said to have poured out her marital troubles to Jake’s mother, Linda Wylie, while the unreleased “Blood on the Tracks” played on the stereo and Mr. Dylan suddenly walked in. 从20世纪60年代初，他的父亲就断断续续担任这些角色，被视为保护着迪伦的死党，迪伦去伦敦，第一次在海外举行演唱会时带他同行;迪伦在曼哈顿酒店套房里和“披头士”(Beatles)共享大麻时他也在场，据说迪伦的第一任妻子莎拉(Sara)在马里布向杰克的母亲琳达·怀利(Linda Wylie)倾吐婚姻中的烦恼，两人边说边用音响放着尚未公开发行的《音轨上的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这时迪伦突然走了进来。

(“He said the songs were so painful, he didn’t know how anybody listened to them,” Ms. Wylie said in a phone interview last week.) (“他说这些歌太痛苦了，他不知道别人听了会怎么想，”怀利上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Not quite six years older than Mr. Dylan, Victor, an imposing, dark-haired six-footer, was an established figure on the folk scene — a promoter, manager and club owner in Los Angeles — when he came to New York and met the singer in 1961 or 1962. 维克多比迪伦大六岁，是个仪表堂堂的黑发男人，身高六英尺，1961或1962年左右，他来到纽约，结识了迪伦，之前在洛杉矶做过歌手推广、经纪人，开过俱乐部，已经是民谣界的成名人物。

The two instantly connected, and as Mr. Dylan’s career took off, Victor moved in and out of his orbit — drifting away to pursue projects of his own, but always circling back to Mr. Dylan. 两人一见如故，迪伦的事业起飞后，维克多与他的人生轨迹一再交汇。他有时会离开一下，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最后总会回到迪伦身边。

“He was perceived as the keeper of the secrets,” said David Hajdu, a music historian whose book “Positively 4th Street” describes the early ’60s folk scene. “His reputation was for being enigmatic, closemouthed, trustworthy, impenetrable.”

“他被视为秘密的保管者，”音乐历史学家，《肯定是四号街》(Positively 4th Street)的作者大卫·哈尔杜(David Hajdu)说，“他以神秘莫测、善于保密、值得信赖和滴水不进著

称。”

Victor’s presence at the creation mattered to Mr. Dylan, said Sean Wilentz, the Princeton historian and author of “Bob Dylan in America,” a 2010 best seller. “It’s a sense of loyalty, of kinship,” he said. “You were brothers together. You were scuffling. That’s why Dylan brought him back.”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西恩·韦伦兹(Sean Wilentz)的著作《鲍勃·迪伦在美国》(Bob Dylan in America)是2010年的畅销书，他说维克多从一开始的参与就对迪伦很重要。“他对迪伦来说意味着忠诚和亲人，”他说，“兄弟俩总免不了打打闹闹，所以迪伦总是让他回来。”

Brought him back even after an episode involving a teenage girl that led to Victor’s being fired as tour manager in 1995. Another star might have banished him. Instead, Mr. Dylan had Victor scout for and look after his real estate holdings. A quarrel over one property caused the final, acrimonious break in 1997. 1995年，因为一个年轻女孩的关系，维克多从巡演经纪人的位子上被解雇，发生了这样的事，迪伦后来还是叫他回来。换了别的明星可能早就把他赶走了。可是这件事之后，迪伦还是让维克多帮自己寻找不动产。结果到1997年，因为一处地产，两人吵了起来，导致了最终的决裂。

In 2000, Victor, who was flat broke, signed a book contract with St. Martin’s Press and began speaking into a tape recorder. A year later, he died of an aneurysm, at 65. The unfinished book became another mythic item in the ever-expanding “Dylanology,” and curiosity grew. 2000年，一文不名的维克多与圣马丁出版社签约写一本书，开始对着录音机口述。一

年后，他死于动脉瘤，享年65岁，这本未完成的书也成了日益庞大的“迪伦学”中的又一个神秘课题，人们对它的好奇与日俱增。

“What will he reveal?” as Mr. Hajdu put it. 正如哈尔杜所说，人们好奇“他到底披露了什么?”

It was a question Jake was in no rush to answer. He was still troubled by his father’s death and the sense that Victor had placed his needs above those of Jake and his family. 杰克并不急着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父亲的死仍旧令他困扰，眼前的局面令他觉得父亲把自己的需要置于杰克和全家人之上。

Then, in January 2013, a fire destroyed the New Mexico house where Ms. Wylie had been living. Though long estranged from Victor, she had kept his ashes in a box. It was incinerated in the blaze, and only the ashes, and the tapes, seemed to remain of Victor. 2013年1月，一场火灾烧毁了怀利女士在新墨西哥长期居住的房子。她和维克多尽管长期疏远，但还留着他的骨灰盒。那个骨灰盒也在大火中付之一炬，维克多遗下的东西似乎只有骨灰和那些磁带了。

“The whole idea was to write this homage to my father,” Jake, who has a career in visual effects in film and TV, recalled of his decision to finish his father’s work. “Everything else burned up.”

“我写这本书是想向父亲致敬，”杰克回忆自己最终决定完成父亲这本书时的情形，他的职业是做电影与电视的视觉特效，“其他的一切都已经烧光了。”

He put an hour of raw audio on YouTube, and “quickly I got 400 hits in a day,”

he said. Biographers, journalists and fans got in touch, urging him to release the other 23 hours or to turn them into a book. 他在YouTube网站放出了一段一小时的原始音频，“很快就有了每天400次的点击率，”他说。传记作家、新闻记者和粉丝竞相和他联系，催促他赶快把另外23个小时的素材也放出来，或者写一本书。

Jake diligently transcribed the tapes and sent material off to his father’s publisher, but got a firm rejection. O.K., then, he would publish the book himself. But a Kickstarter campaign fell far short of the $45,000 goal, even after an article in Rolling Stone brought in fresh donations. 杰克勤奋地誊写这些磁带中的内容，把这些素材寄给父亲的出版商，但是遭到了坚定的拒绝。好吧，他决定自己出版这本书。但在Kickstarter网站上发起的众筹项目未能达到4.5万美元的目标，《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报道了此事，为他带来了一些新的捐助，但最后还是没有筹到足够的钱。

With the guidance of an agent, Jake tried again, piecing together his father’s free-form tales and crosschecking the jumble of incidents against books like Clinton Heylin’s “Bob Dylan: A Life in Stolen Moments Day by Day 1941-1995.” This time, when he tried St. Martin’s he got a contract. 在一个经纪人的帮助下，杰克再次尝试，他把父亲随意散漫的故事组织起来，把这些混乱的事件和其他书籍交叉对照，比如克林顿·赫林(Clinton Heylin)的《鲍勃·迪伦：被偷窃时刻里的人生，1941-1995的每一天》(Bob Dylan: A Life in Stolen Moments Day by Day 1941-1995)。之后他又向圣马丁出版社投稿，终于得到了合同。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 is an unusual addition to the giant Dylan oeuvre,

the quirky stepchild of Mr. Dylan’s own looping narratives. One thread explores Victor’s adventures in Sunset Strip bohemia. In the 1950s, he was a co-founder of the Unicorn, a club that attracted the likes of Lenny Bruce and Marlon Brando. In the ’60s and ’70s, Victor palled with Dennis Hopper, going to Peru to help build sets and scout locations (and ingest mountains of cocaine) for Hopper’s ill-starred 1971 epic, “The Last Movie.”

对于迪伦的全部作品来说，《鲍勃·迪伦的另一面》堪称精彩的补充，很像迪伦自己那种循环叙述的诡异继子。书中一条线索追溯了维克多在洛杉矶落日大道上的波西米亚冒险生涯。20世纪50年代，维克多是独角兽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伦尼·布鲁斯(Lenny Bruce)和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等人都是那里的常客。六七十年代，维克多和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成了好朋友，他曾经到秘鲁去为霍珀1971年那部多灾多难的史诗片《最后一部电影》(The Last Movie)搭建布景，寻找外景，还吸食了巨多的可卡因。

The second narrative is an intimate, conversational account of Victor’s tempestuous friendship with Mr. Dylan. It included designing and building a house in New Mexico for Mr. Dylan in the ’70s. Later, Victor bought and fitted out the tour bus Mr. Dylan used on his “Never Ending Tour” in the 1980s and ’90s. 第二条叙事线索是亲密的对话体，讲述了维克多与迪伦狂风暴雨般的友谊。70年代，维克多曾为迪伦在新墨西哥设计并建造了一座房子。后来维克多买下并改装了一辆巡演大巴，正是迪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永不结束的巡演”中使用的那一辆。

But the most vivid passages go back further — to 1964, the pivotal year when Mr. Dylan broke out of the East Coast folkie bubble and made a cross-country journey. Victor took the wheel of a blue Ford station wagon, also joined by the folk

musician Paul Clayton and the journalist Peter Karman. 但是最精彩的篇章还发生前面——1964年对于迪伦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他从东海岸的民谣泡沫中脱颖而出，做了一次全国巡演。维克多开着一辆蓝色福特旅行车，同行的还有民谣乐手保罗·克莱顿(Paul Clayton)和记者彼得·卡尔曼(Peter Karman)。

“It was a group of friends, all in the know, a nucleus of hip in America,” Mr. Wilentz said of the 1964 tour. “It was something special.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was going on.”

“他们是一群彼此知根知底的朋友，美国时髦人士的核心，”韦伦兹这样评价这次1964年巡演。“这是一次特别的巡演，当时民权运动也在进行中。”

The stops included a visit to the poet Carl Sandburg, in North Carolina, and a stay in New Orleans during Mardi Gras, where Mr. Dylan was denied entrance to a blacks-only bar. Back on the road, they heard early Beatles hits on the car radio, and Mr. Dylan feverishly scrawled lyrics in a spiral notebook. 巡演途中，他们到北卡罗来纳访问了诗人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新奥尔良过狂欢节，迪伦被只许黑人进入的酒吧拒之门外。回到巡演路上，他们从广播里初次听到“披头士”的金曲，迪伦疯狂地把歌词记在自己的活页笔记本上。

The first inkling of Mr. Dylan’s new fame came in London that May, when he performed at the Royal Festival Hall to an audience much larger than he normally drew in America. Victor draped his large frame over Mr. Dylan as they slipped through the ecstatic crowd. 那年5月，迪伦来到伦敦，有迹象表明他的名声又更进一步，当他在皇家节日大厅演出时，来的观众比平时在美国多得多。最后维克多用高大的身材掩护迪伦从欣喜若狂的人群

中逃出去。

Fresh from this triumph, the pair vacationed in Vouliagmeni, Greece, on the Mediterranean. “I explored the coast and swam in the sea,” Victor recalls, while Mr. Dylan stayed in the hotel, “typing and handwriting between smoking cigarettes, and he can do that for longer than anybody I know.”

凯旋之后，两人去了地中海边的希腊武利亚格迈尼度假。“我在海边玩，下海游泳，”维克多回忆，迪伦则留在酒店“打字、写东西，抽烟，他干这个的时间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长”。

Returning to New York, they rushed to a studio, and Mr. Dylan “blurted it all out,” running through 11 new songs, “one after another without rehearsing.”

回到纽约，他们一头冲进录音室，迪伦“把一切都倾吐出来”，一口气录了11首新歌，“一首接一首，连排练都用不着。”

Improbable though this account seems, it squares with the one in Howard Sounes’s book “Down the Highway: The Life of Bob Dylan,” which describes a single six-hour session, lubricated by Beaujolais, that resulted in the album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 Mr. Dylan’s farewell at age 23 to the blues-inflected folk idiom he had conquered. Two songs — “Chimes of Freedom” and “My Back Pages,” with its soaring refrain, “Ah, but I was so much older then/I’m younger than that now” — signaled the next, visionary phase in Mr. Dylan’s work. 尽管听上去不太可能，但这和霍华德·桑恩斯(Hoiward Sounes)的《沿着公路直行：鲍勃·迪伦传》(Down the Highway: The Life of Bob Dylan)里的描写是吻合的，书中写到鲍勃·迪伦边喝博若莱葡萄酒边录音，一口气录了六个小时，成果就是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

面》。23岁的迪伦用这张专辑向布鲁斯影响的民谣风格告别，因为他已经征服了这种风格。专辑中的《自由的钟声》(Chimes of Freedom)和《我的最后几页》(My Back Pages)是顶峰之作，“啊，我曾经如此苍老，如今却风华正茂”——这预示着迪伦作品中富于远见的新篇章。

Later that summer, he was invited to meet the Beatles at the Delmonico Hotel. The Dylan entourage brought along some marijuana. Mr. Dylan sat down to roll a joint, as Victor and others have reported, but he proved all thumbs, and Victor expertly took command.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迪伦受邀去德尔莫尼克酒店会见“披头士”。迪伦一行人随身带了大麻，根据维克多和其他人的说法，迪伦坐下卷了一支大麻烟，但是笨手笨脚的，还是维克多麻利地帮他卷好。

It was the first quality weed the Beatles had smoked, but the giddy conversation went on without Mr. Dylan. Exhausted from a string of late nights and a few drinks, “he passed out on the floor!” Victor remembers. 这是“披头士”第一次尝试高品质的大麻烟，但是迪伦没有参与之后的胡言乱语。因为之前熬了好几夜，还喝了酒，“他倒在地板上昏睡过去!”维克多回忆。

Not that the book is an exercise in skeleton rattling or score settling. On the contrary, Victor reverently speaks of Mr. Dylan’s “greatness” and “genius” and rejoices in the “magical mystery tour” Mr. Dylan opened up for him — even as he remained curiously remote. The book suggests that the closer one got to Mr. Dylan, the more unknowable he became. (Mr. Dylan’s representatives did not respond to email and phone requests for comment for this article.)

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揭丑或者报复。相反，维克多恭敬地说了很多迪伦的“伟大”与“天才”之处，因为能参与迪伦“魔力般的神秘巡演”而感到高兴——尽管迪伦保持着奇异的疏远。这部书说，一个人愈是接近迪伦，就愈是觉得他难以了解(迪伦的代理人并没有回复笔者要求对本文进行评价的电话或电子邮件采访)。

Throughout, Victor is grateful for the many favors Mr. Dylan did him, like bringing him back into the fold, no questions asked, when Victor had run out of money in the ’80s and needed a paycheck. “You’re hired!” he remembers Mr. Dylan saying. 维克多始终感激迪伦为他做的许多事情，比如20世纪80年代期间，维克多身无分文，需要钱花的时候，迪伦带他回到圈子里来，什么也没多问。“你被雇用了，”他记得迪伦当时这么说。

Jake, too, reveres Mr. Dylan. When I went to see him, choice memorabilia were carefully laid out on his bed: set lists from Mr. Dylan’s tours, stray notebook jottings in Mr. Dylan’s hand, as well as a hilariously vituperative letter the singer apparently drafted, on hotel stationery in Tokyo, to a music journalist back home. 杰克也很尊敬迪伦。我去访问他的时候，看到他床头放着精心选择的旧物，其中包括迪伦巡演的曲目表、迪伦亲手写下的零散笔记，还有一封充满谩骂的信件，显然是出自迪伦之手，写在东京某家酒店抬头的信纸上，是给一个美国音乐记者的。

There was also the guest book from the memorial for Victor at McCabe’s Guitar Shop in Santa Monica in 2001. Tom Petty, Jackson Browne and the filmmaker Paul Mazursky all signed it. Mr. Dylan did not attend, Jake is certain, although Jake’s sister, Aerie, told me that a slight figure in a hoodie, Mr. Dylan’s usual garb,

slipped into the proceedings and left just as quietly. 2001年，在圣塔莫妮卡的麦凯布吉他店举办了维克多的追思会，杰克手头的签名簿上有汤姆·佩蒂(Tom Petty)、杰克逊·布朗(Jackson Browne)和电影导演保罗·马祖斯基(Paul Mazursky)的签名。杰克记得很清楚，迪伦没来参加，但杰克的姐姐伊莉(Aerie)说，她看见一个穿着连帽衫的身影(迪伦平时的装束)走进人群，然后又悄悄离去。

Next, we climbed into Jake’s secondhand SUV, bought with a portion of his $70,000 book advance, and headed to the 18th Street Coffee House in Santa Monica. Part of a larger complex purchased by Mr. Dylan in the mid-1990s, it was designed and built by Victor. 后来我们走上杰克的二手SUV车，这是他用这本书七万美元预付款中的一部分买来的，我们驶向圣塔莫妮卡18街咖啡屋。那里是迪伦在90年代中期买下的大型地产中的一部分，是由维克多设计并建造的。

“I helped nail the roof, put up these poles, laid the brick,” Jake said. He worked there as a teenager, and Aerie briefly managed the place, until, as has been reported by Mr. Sounes and now Jake, losses in the first year totaled almost $100,000. Aerie was told she would be dismissed. “我帮忙在屋顶钉钉子，立起柱子，添砖加瓦，”杰克说。十几岁的他当时在那里帮工，伊莉也短暂地管理过那个地方，后来，根据桑恩思和杰克的说法，这里第一年就亏损了将近10万美元。伊莉说自己即将被开除。

“I told him he needed to fire me himself,” she recalled last week, referring to Mr. Dylan. “And that’s what happened.” Mr. Dylan came by, she recalled, and brusquely let her go. Victor, who witnessed the incident, “quit that instant,” Jake

writes. He sued Mr. Dylan for retirement funds, and the friendship was never repaired. “我对他说，他得亲自解雇我才行，”上星期她回忆，“他”是指鲍勃·迪伦，“后来他就这么做了。”迪伦来到店里，粗鲁地让她走人。维克多目睹了这一幕，“当场就辞了，”杰克写道。后来杰克控告迪伦，要求迪伦付自己退休金，两人的友谊再也没能恢复。

“All he had to do was apologize to Aerie and all of this would be different,” Victor told Jake. “他只需要向伊莉道歉，一切就都大一样了，”维克多对杰克说。

And yet Jake has fond memories of the coffeehouse: Mr. Dylan and Victor playing wordless games of chess; Ray Mancini showing up for sparring sessions with Mr. Dylan at the private boxing club in back; Jake sneaking into Mr. Dylan’s office to find fresh pages, typed on both sides, and with no margins, sitting alongside the old-fashioned typewriter. 但是对于那座咖啡屋，杰克也有着美好的回忆：迪伦和维克多曾在那里，无言地下着象棋;雷·曼西尼(Ray Mancini)来到咖啡屋后的拳击俱乐部，和迪伦练习拳击;杰克溜进迪伦的办公室，用迪伦那台老式打字机在白纸两面打字，一点不留空白。

“He was always nice to me,” Jake said of the man he grew up thinking of as his father’s boss. And except for the Merit cigarettes Jake bummed at age 15, “I never asked anything of him either.”

“他对我一直都很好，”杰克说，他从小一直把那个男人视为父亲的老板。除了15岁那年管他要过几支“荣誉”香烟，“我从没向他要求过任何东西。”

第5篇：(1)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鲍勃·迪伦的

27首诗

27 首诗" action-data="http%3A%2F%2Fs1.sinaimg.cn%2Flarge%2F001plI7uzy75DYneMzO2c" action-type="show-slide" style="max-width: 650px;">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爆冷颁给了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艾伦·金斯伯格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推荐信中写到：“虽然他作为一个音乐家而闻名，但如果忽略了他在文学上非凡的成就，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

中国青年诗人周公度从 2010 年开始翻译鲍勃·迪伦的诗歌，是国内翻译鲍勃·迪伦最多的译者。他曾评价鲍勃·迪伦的诗歌延续了狄金森和惠特曼的传统，都是简洁明了地直接表达人的情感。在本文中，周公度首度发表他对鲍勃·迪伦获奖及其诗歌的见解。

本文经由公众号：飞地(ID：theland2013)授权转载。鲍勃·迪伦越过他同时代的所有诗人，直接和惠特曼、迪金森站在一起。他塑造了美国文学的一个新的传统。甚至比艾略特、弗罗斯特走得更远，更接近人之本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所有获奖诗人在他面前，都相形失色。因为他们的表达都太啰嗦了。复杂从来不是一种美学，而是一种愚蠢。因为那是一个诗人、作家的感受力、判断力、和表达力极为低下的第一特征。

仅从诗歌本身而言，鲍勃·迪伦简洁、直接、准确、敏感的诗句，对目前笼罩世界的繁琐文风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拨正。他回到了了诗的源头上来。和叶芝早期对爱尔兰谣曲的研究一样，迪伦的用词和结构、节奏，都是“古意”的。也许仔细分析下去，可以在《雅歌》和乔叟式的叙事诗体传奇里找到答案。

要知道，“古意”对应的是“简”和“真”字，意味着解决问题的速度，和准确性。与有些诗人提到的颓废主义完全没有关系;那些以“破坏”出现的所谓先锋都是幼稚的，而以“拼贴”出现的现代，则无疑又是杂技式的。很简单，先锋诗学的秘密核心，其实只是一个“真”字。所以他们的作品才如此贴近我们的心灵。

不要因为他提到狄兰·托马斯，就以为那是他的“传统”。完全错了。那只是一个触媒。他比狄兰·托马斯走得远多了。那些对鲍勃·迪伦的获奖感到惊讶的人，说明他们已经落伍太久了。那些说他只是一个歌手的人，说明他们无知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了解后再发表意见。那些说他的作品没有深度的，更需要把马哲的底子再洗一下，看一看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一个个都是多么的清晰、简单。

仅针对诺贝尔文学奖而言，鲍勃·迪伦的获奖，对于恢复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也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最近二十年来的诺奖，几乎都有保守主义的倾向。但他们在几乎要形成一个笑话时，突然睡醒了。他们改变了。一瞬间，文学回到了叶芝的时代，加缪的时代，马尔克斯的时代。

——周公度

2016年10月14日凌晨2016年

诺贝尔文学奖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16 is awarded to Bob Dylan "for having created new poetic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reat American song tradition".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鲍勃·迪伦，为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的诗性表达”。获奖者

鲍勃·迪伦2011年8月，由诗人、译者周公度翻译的美国民谣歌手、诗人鲍勃·迪伦诗选，在《飞地》杂志前身《诗林》双月号上发表( 2011 年第 4 期)，这是鲍勃·迪伦的诗歌首次在中国刊物上大篇幅发表。自 1997 年始，鲍勃·迪伦连续多年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隔 19 年之后，鲍勃·迪伦终于以其意在言外的文字摘得诺贝尔文学奖。

《飞地》杂志前身，2011年《诗林》双月号第四期2011年，第四期《诗林》双月号上

发表的鲍勃·迪伦

周公度译《飞地》丛刊第15期鲍勃·迪伦27首诗选 | 周公度 译

《给伍迪的歌》

我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

走在一条荒僻公路之上

我看见了你世界中的人与事

倾听乞丐、农夫、王子和国王。

嘿，伍迪·格思里，我给你写了一首歌

关于这来到的奇异的旧世界

它似乎病态又饥饿，疲惫又破烂

它看上去濒临绝境，又像刚刚出生。

嘿，伍迪·格斯里，我知道你所知悉的

我所说过的话，我将反复叙说

我唱过每一首歌，但仍未唱够

因为没有多少人像你的昔日所为。

这首歌也献给西斯科和桑尼，莱德贝利，

还有所有陪伴你旅程的好人们

献给他们真实的心与双手

虽然他们已归于尘土，随风而去

我明日即离开，但是也许就在今日

某一日走在某处的公路上

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是说：“我也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旅程。”Robbie Robertson, Michael McClure,

Bob Dylan, and Allen Ginsberg,

San Francisco, 1965

《谈谈纽约》

漫步在荒凉的西部，

离开了我最爱的小镇。

我的思绪翻转起伏，

当我进入了纽约城，

人如胡麻低入尘埃之中，

而高屋广厦直耸云端。纽约城的冬日时光， 狂风卷袭着雪地，

就地踱走，无处可去，

人如冰柱冷入骨隙，

我寒冷至极。

《纽约时报》说这是十七年来最冷的冬季;

我却不再觉得多么寒冷。

背着我的旧吉他，

匆忙赶上一班地铁，

经过一番摇晃、颠簸、推挤，

终于到达市区;

来到格林威治村。 我在那儿走来走去，

然后来到一间咖啡屋。

我走上舞台弹唱，

人们在台下喊，“早点回去吧，

你就像个乡巴佬;

我们需要的是民谣歌手。”

后来我得到了份吹口琴的活儿，继续演奏，

一天一美元，我几乎把肺吹出体内。

吹得我心意虚脱，头脚混淆。

有人说他喜欢我的口琴声，

他大声呼叫着他多么喜欢我的口琴声; 一天一美元总有所值。

如此消磨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

我在纽约城得到一份工作，

在一个更大的地方，钱也多了点儿，

加入了个协会，薪酬渐趋合理。

一个伟大的人曾经说过，

某些人用一支钢笔就可以掳掠你。

用不了太久你就能发现，

他言语中的深意。

许多人的桌子上没有多少食物，

但他们却拥有不少刀叉， ——他们总是要切点什么。

所以啊，一个阳光温暖的早晨，

我自纽约城漫步而出。

帽檐遮着我的眼睛

朝向西部的天空出发。

再见，纽约。

你好，东奥兰治。

译自《 Bob Dylan 》( 1962 )

《她属于我》

她得到了她需求的一切， 她是一个艺术家，她从不回头。

她得到了她需求的一切，

她是一个艺术家，她从不回头。

她能够将黑色从夜晚驱除，

同时将白日涂抹成黑色。

你本来计划不再端坐，

傲慢地抢走她看到的所有。

你本来计划不再端坐，

傲慢地抢走她看到的所有。

但你却屈膝在地，

兴奋地通过她的锁孔窥看。 她从不张口结舌，

她从无跌落之时。

她从不张口结舌，

她从无跌落之时。

她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法律也根本不能奈何她。

她戴着一枚埃及指环，

它在她说话之前闪闪发光。

她戴着一枚埃及指环，

它在她说话之前闪闪发光。

她是一个催眠术收藏家， 你是个走俏的古董。

在星期日向她鞠躬，

她生日时向她致礼。

在星期日向她鞠躬，

她生日时向她致礼。

在万圣节前送她一个喇叭，

而圣诞节，则要送她一面鼓。《玛姬的农场》

我再也不去玛姬的农场工作了。

是的，我再也不去了。

我在早晨醒来，

合起双手，祈求雨临。 我有了一脑袋新的主意，

它们几乎使我疯狂。

那真是个羞辱，她让我擦洗地板。

我再也不去玛姬的农场工作了。

我再也不去为玛姬的兄弟工作了。

是的，我再也不去为玛姬的兄弟工作了。

哦，他给了你五分硬币，

他递给你了一角硬币，

他咧着嘴要求你，

如果你有一段好时光，

每当你闭上房门，他便惩罚你。 我再也不去为玛姬的兄弟工作了。

我再也不去为玛姬的爸爸工作了。

是的，我再也不去了。

哦，他丢掷雪茄

到你的脸上，只是为了取乐。

他卧室的窗户，

由砖砌成。

国民警卫队的人站在他的门口。

啊，我再也不去为玛姬的爸爸工作了。

我再也不去为玛姬的妈妈工作了。

是的，我再也不去了。 哦，她与所有的仆人谈论

男人，上帝还有法律。

每一个人都说

她才是玛姬的爸爸背后的头脑。

她六十八岁，但她说她才二十四岁。

我再也不去为玛姬的妈妈工作了。

我再也不去玛姬的农场工作了。

是的，我再也不去了。

啊，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去做我想像中的自己，

但每一个人却希望你 成为他们的样子。

当你拼命工作，他们却在唱歌;我厌倦了这一切。

我再也不去玛姬的农场工作了。

以上译自《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 》(1965)

《致罗蒙娜》

罗蒙娜，靠近些，

静静地闭上你流泪的眼睛。

你的悲哀的苦痛

在你的理智苏醒之际终将消逝。

城市的花朵， 尽管鲜艳如初，有时也静如屏息。

那是无益的尝试，

与死亡谋划相处，

尽管我不能将此清晰解释。

你干裂的纯洁的嘴唇，

我仍然希望去深吻，

仿佛你的皮肤之下潜藏着能量。

你的充满魅力的姿势，

仍然时刻捕获着我。

但它扰乱着我的心，爱人

我看到你试图成为 那并不存在的世界的一部分。

那完全是在梦境，宝贝，

是一片真空，一个设想，宝贝，

它就是这样诱使你陷入虚幻。

我可以看到你的脑海

已经混乱，充溢着

那些发自装腔作势的嘴巴的无用的泡沫。

我肯定地说你在犹豫

是留下还是返回，

后退到南方。

你曾经天真地想象 最终的结局尽在掌握。

但是没有人伤害你，

没有人击败你，

除非你自己的感觉非常糟糕。

我已听你说过了多次，

你不比人们优秀多少，

也没有人比你强多少。

假如你真是如此，

你就应该明白，

虽然一无所获，但也无所可失。

由于既定的事实，魄力与友情， 你懊恼于阻止，

这一切使你迷惑，束缚着你，

让你感觉

你必须完全如同他们。

我愿永远与你倾谈，

但是不久我便会无言，

它们将变成无意义的字环。

在我的内心深处，

我知道我毫无助益。

诸事终将流逝，

万物刻刻变迁，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

或许有一天，

谁知道呢，宝贝，

我会赶来为你哭泣。

以上译自《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 》( 1964 )

Dylan & Baez

《它让许多人笑起来，它也让一火车的人哭》

(笑需要付出许多，哭需要付出一火车)

哦，我在邮政火车上，宝贝，

这是永难买到的甜蜜。 哦，我彻夜不安，宝贝，

我斜倚在车窗上。

啊，如果我死去

就在此刻的山巅;

如果我未去，

你知道我的宝贝却会。

月光透照树林，

难道它看上去不够美丽，妈妈?

刹车手挥动着标旗，

难道他不够英俊，妈妈?

太阳正沉入海底， 难道它还不够完美?

我的女孩总是跟随着我，

难道她不够漂亮?

如今冬季时光来临，

车窗之上结满冰霜。

我想去告诉每一个人，

但是无人能够理解。

哦，我要做你的爱人，宝贝，

我不想做你的首领。

当你的火车迷失，

不要说我从未相告。《瘦人歌谣》 你走入房间

手里拿着铅笔

你看到有人全身赤裸

你说，“那男人是谁?”

你竭力思索

但仍然不能理解

当你回到家中

那时你会说什么

因为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你对此你一无所知

是不是，琼斯先生? 你抬起头

你问，“这是哪儿来的?”

有人指给你说

“是他的”

你说，“我的是什么?”

另一个人说，“什么在什么地方?”

你说，“哦，我的天

难道我在这儿独自一人?”

因为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是不是，琼斯先生? 你递上你的票据

然后观看着滑稽的表演

有人听到你的说话

立刻向你走来

说，“你感觉怎么样，

做一个这样的怪人?”

你说，“难以忍受”

此时他递给你一支烟

因为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是不是，琼斯先生? 当有人否决你的想象

你有很多方式

自伐木工人之中

获悉你要的真相

但没有人有丝毫敬意

总之，他们早就期待你

给慈善组织

开一张免税的支票

你曾经与教授在一起

他们都喜欢你的样子

你也和那些伟大的律师 讨论受蔑视的人和恶棍

你已经通读了所有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书籍

你读得如此认真

如此精通

因为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是不是，琼斯先生?

哦，吞剑的人，他走向你

然后跪下来

刺穿他自己 然后敲击着他的高鞋根

毫无征兆地

他问你感觉怎么样

他说，“这儿是你过去的喉咙

谢谢你的款项”

因为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是不是，琼斯先生?

现在，你看到了独眼的侏儒

大喊着“ NOW ”

你说，“那是什么原因?”

他说，“为什么不?”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尖叫着，“你是头母牛

给我一些牛奶

不然滚蛋回家”

因为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是不是，琼斯先生?

哦，你走入这房间

像一匹骆驼，愁眉苦脸

你把你的眼睛埋进口袋

鼻子俯在地上

那儿应该有个法律

阻止你的到来

你命中就应该

戴着耳机

因为这儿显然发生了一些事情

但你对此一无所知

是不是，琼斯先生?

译自《

Highway 61 Revisited 》( 1965 )

Bob walking with Susan Elizabeth

《我们之中早晚有人会明白》

我不是故意对你如此糟糕

你不要感觉这只是针对你

我不是故意对你如此糟糕

你只是恰好在那儿，就是这样

当我看到你微笑着对你的朋友说“再见”

我想那对我预示着

你不久就会回来

我不知道你说的“再见”是永离

但是，迟早，我们之中有人会明白

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

迟早，我们之中有人会明白

我曾真心真意地尝试接近你

我不能理解你所展现给的一切

你的围巾紧紧地遮着你的嘴巴

我不能理解你所展现给的一切

但你说你了解我，我相信你的话

当你在我的耳边私语

问我是跟你离开还是与她

我一时难以确信所听到的话

你是那么明媚而年轻

但是，迟早，我们之中有人会明白

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

迟早，我们之中有人会明白

我曾真心真意地尝试接近你

雪霁弥漫，我不能看得清楚

你的声音仍在我的耳边

我看不清楚我们来到了哪里

但是你说你知道，我相信你的话

后来你告诉我，

那只是玩笑，你并非来自农场

我告诉你，如同你擭住了我的眼睛

我从未想过去伤害你

但是，迟早，我们之中有人会明白

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

迟早，我们之中有人会明白

我曾真心真意地尝试接近你

译自《 Blonde on Blonde 》( 1966 )

《约翰·韦斯利· 哈丁 》

约翰·韦斯利·哈丁

是穷人的朋友，

他手握双枪游荡 遍布乡野，

他常破门而入，

但从未伤害过

一个是正直的人。在肖恩郡曾流传

有一次他们说

他和他的妻子

隐姓埋名。

但那情形并没有多久，

他便被众人周知

因为他总是如此

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所有的电报上

尽是他的名字，

却没有一件对他的控诉

即便他们能够证明。

远近也没有人

能追踪抓得到他

他总是如此

飘忽难觅的行止。《我梦见我见到了圣·奥古斯汀》

我梦见我见到了圣·奥古斯汀，

真实一如你我，

悲戚漫彻这些居室 不幸之至，

他的手臂下夹着一张毯子

与一件纯金的大衣，

他在寻找那些业已出卖的

每一个灵魂。

“站起来，站起来，”他大声喊着，

声音如此自然、威严，

“出来吧，宿命之中的国王与皇后们

来聆听我悲哀的怨诉。

你们之中已无舍生取义之人

如今有谁还能够找到自我， 继续行走你的路吧

但要明白你们并不孤单。”

我梦见我见到了圣·奥古斯汀，

他的气息炽热、鲜活，

我梦见我既在其中

却视他如死亡

啊，我在恼怒中醒来，

如此孤单而心存惊惧

我把手指贴在玻璃上

开始垂首哭泣。

《沿着瞭望塔》 “那儿肯定有路离开这里，”小丑对小偷说，

“目前的境况太混乱，我不能有丝毫心安。

商人，他们喝我的酒，农夫挖掘我的土地，

但无人清晰知晓它们的价值。”

“不必如此激动，”小偷平静地说

“此处的人们大多认为今生不过是个笑话。

但是你与我，洞悉这些，这并非我们的命运，

“所以我们莫再虚言，时间已经很晚。”

沿着瞭望塔，王子们全神贯注地张望

女人们与赤脚的仆从来来往往。

远处一只野猫发出凄厉的叫声， 两个骑马的人向这行来，狂风呼啸。

以上译自《

John Wesley Harding 》(1967 )

《来自北方乡村的女孩》

如果你旅行至北方乡村的集市，

那边界上的风常忽然来临而低回，

请代我向一个住在那儿的人问好。

她曾是我的挚爱。

如果你去时恰逢暴雪之季，

河流冰封，夏季早已远去，

请看看她是否穿着温暖的外套， 抵御那咆哮不止的冷风。

请替我看看她是否还留着一头长发，

是否依然美丽蜷曲，垂至她的胸前。

请替我看看她是否还留着一头长发，

那是我的记忆中她最美的样子。

我在她的印记中只是一个浪子。

漫长的时光中我曾时时祈祷，

在我的夜晚的黑暗之内，

在我的白昼的明亮之中。

如果你旅行至北方乡村的集市，

那边界上的风常忽然来临而低回， 请代我向一个住在那儿的人问好。

她曾是我的挚爱。

《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我听到镇上谣言四起，

他们说你计划甩开我。

我急切想让你做的是，

你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他们说你与另一个男人在一起，

他很高大，黝黑而且英俊，你拉着他的手。

我的爱，我全部的心在你身上，

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我听说另一个男人紧紧地拥抱你，

这深深低刺伤了我，那不像是伪装这样。

我听到的那些所有可怕的事，

我不想相信它们，我只想听你说。

我的爱，你最好直接过来，

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我听到的那些所有可怕的事，

我不想相信它们，我只想听你说。

我的爱，你最好直接过来，

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以上译自《

Nashville Skyline 》1969 年 4 月

《时光慢慢流逝》

山中的时光静寂缓慢，

我们坐在桥畔，在泉水边散步，

追寻野生的鱼群，在溪水上漂浮，

当你置身尘外，时光静寂流逝。

我曾有个心上人，她娇小、美丽，

我们坐在她家的厨房里，她妈妈正做着糕点，

窗外的星辰闪烁高悬，

时光静寂流逝，当你找到你的心爱。

不是没有理由搭一辆货车去小镇， 不是没有理由再去那集市。

也不是没有理由再来来回回，

不是没有理由去每个地方。

白日的时光静寂缓慢，

我们注视着前方，努力不使之偏向，

就像夏日的红玫瑰逐日盛开，

时光静寂流逝，永不复返。

《吉普赛人》

那吉普赛人，

落脚在一家大旅馆内。

他微笑着，当他看到我， 他说，哦，好，好。

他的房间黑暗、拥挤，

电灯低垂，灯光黯淡。

你好?他对我说，

我也如此向他问询。

我来到旅馆大厅，

打了一个短暂的电话。

那儿有一个漂亮的跳舞的女孩，

她大声说着话，

“去看吉普赛人。

他可以在你身后消失， 驱逐掉你的恐惧，

带你穿过镜子。

他曾在拉斯维加斯表演，

现在他将在这儿演出。”

旅馆外面灯光闪烁

河流如泪水的薄彩，

我远远地观看着它们

音乐响起在我的耳边。

我回去看那吉普人，

节目即将开始。

吉普赛人的房门大开

第6篇：诺贝尔文学奖花落美国音乐人鲍勃·迪伦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将201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75岁的美国音乐家、诗人鲍勃?迪伦，以表彰其“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尽管三十多年来，鲍勃?迪伦一直活跃在音乐圈，但他创作的歌词却被认为“朗读出来就是一首诗”，美国诗坛怪杰艾伦?金斯伯格曾评价其为“最棒的诗人”。

鲍勃?迪伦1941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希宾，20多年以后，他成了上世纪60年代世界反主流文化的主将。他的音乐涉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美国当代史中的越战、民权解放运动、学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像一块滚石》 《答案在风中飘荡》 《手鼓先生》《政治世界》《重访61号公路》等作品，不仅确立了其在摇滚音乐界的教父级地位，也奠定了他20世纪伟大诗人的身份。他还分别于1996年和2008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每一条小径都通往星辰大海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终会心平气和地谈论这届诺贝尔文学奖。但现在，关于美国唱作人鲍勃?迪伦的讨论仍在喧嚣中。支持者认为评委会态度先锋，大胆突破;反对者则认为将文学奖颁给歌手，更像是评委们的一次集体“致青春”。其实对诺奖而言，这已不是第一次把文学奖颁给“非文学”人士。此前有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去年的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位记者。

奖项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对过去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召唤。连日来，鲍勃?迪伦迅速占领微信订阅号、刷屏朋友圈，他的作品和人生得以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在我们的时代，经典与大众，主流与非主流，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并没有一道无法翻越的高墙，在表达人性的维度和阐释理想的媒介上，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甚至影像，就像花园里一条又一条彼此交叉的小路，都能通往星辰大海。

与其说诺奖颁给了歌手和60年代，不如说是颁给了诗意和一颗不老的心。因为，不老的诗意是一个时代的指针。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人总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群体，所以常常感时忧世，“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力，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大爱……如果说，节奏与韵律构成了诗的重力，那么这个世界就是诗意的重力。喧嚣过后总会走向平静。对于经典，时代终会给出答案。

诺奖还是诺奖，文学已非那个“文学”

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似乎也带着某种出人意表的文学修辞。历史也已经证明，评选无法像机器一样精确，既有漏选也有误选。但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举世关注的风向标，排除“意外”，它至少强调了以下两种倾向：

其一，它表明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日益强调其综合的、通俗的和异质的特征。在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崔健和金庸也逐渐进入了文学史视野，但毕竟是“非主流”。而与中国文学始终保持着高傲纯洁的血统不同，西方文学日益与大众传媒、女性主义、种族问题、后殖民等文化思潮密不可分。在今天的美国，几乎很少找得到“纯粹”的文学研究。其二，它表明了西方一如既往对思想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正如诺奖委员会对鲍勃?迪伦的评价：“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这是严肃文学之“神”，同时也是村上春树屡次折戟的原因。

需要客观地看到，这次诺奖，也许会对未来文学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在多元化的媒体时代，它打开了文学新的窗户，为未来进一步把电影、新闻纪录等样式纳入文学视野开辟了道路。这似乎是一个取其“神”而舍其“形”的过程。我们也许会本能地抗拒，但也要保持开放思考的心态。毕竟，谁能预见百年之后，“文学”会是什么样子?

放任自流的时光

1941年5月24日，鲍勃?迪伦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他成长的工业小镇天气寒冷并且远离文化中心，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迷恋上当时尚属新兴事物的摇滚乐。不过早期的摇滚乐多以青春期躁动为主题，对他这类文学青年而言未免略显单调，所以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民谣。他将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视作人生楷模，仅在大学里虚度了一年光阴就退了学，怀揣10美元独自来到了格思里的所在地，也是前卫艺术家的集散中心――纽约格林威治村。

迪伦一边学习格思里尖锐批判的创作风格，一边试图在这座冰冷陌生的大都会中寻找机会。幸运的是他很快收获了一份爱情：热爱文学与艺术的纽约姑娘苏西?罗托洛。苏西是一名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相投的志趣和政见很快令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苏西将兰波、布莱希特等熠熠生辉的名字带入了迪伦的生命，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同时影响他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意味浓厚的抗议歌曲，比如日后传唱世界各地、几乎成为英语学习教材的《答案在风中飘荡》。但当他遇到当时非常走红的民歌手琼?贝斯时，既是出于男人的天性，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他最终还是抛弃了苏西。

垮掉的一代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反战运动如火如荼，世界各地纷纷掀起左翼运动，一切都在加速覆灭与重建，所以迪伦睿智而深刻的音乐很快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伴随着第3张专辑《变革时代》的发行，他的事业达到了高峰，同名曲目亦是一首富有哲理的反战之歌，足以列入迪伦的顶级代表作：“缓慢即将变飞驰，秩序正在遁无形，冠军终要沦末位，因为时代已经迎巨变……”他宣称：“这首歌不是被任何特定的人，而是被‘时代’写就的。”自此，迪伦的声名已经超越了贝斯，成为了公认的民权运动旗手与青年意见领袖。

然而，迪伦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热心民权的歌迷团团围住，不断被要求发表政治看法，一言一行都会被认作具有社会意义，这令他逐渐感到民权运动歌手的身份已经对自己构成了很大限制。因此，一个彻底的转型计划也在悄悄地酝酿。《重访61号公路》时期的迪伦，已经全面融入了“垮掉一代”的文学图景。他的垮掉精神和文学野心在诸如《荒凉小街》这类开创歌词创作新高度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长达11分钟的歌曲从圣经、雨果、灰姑娘童话，一路写到了艾略特的《荒原》、金斯堡的《嚎叫》，诸多复杂意象如若信手拈来，洋溢着强烈的超现实气息，一派混乱荒凉的城市暴动景象，自成一套象征体系。

危机与重生

像每个为盛名所累的摇滚明星一样，迪伦渐渐也为业界的阴暗面所侵染。他染上了毒品，与诸多女子往来甚密。巡演日程愈发紧密，精神却愈发空虚，于是迪伦垮了，灵感也渐有枯竭之势，但是来自唱片公司和出版商的压力却没有减轻分毫。1966年，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险些断送了他的性命，并确实断送了巡演，却反而将他从死于吸毒过量的灰暗可能性中拯救了出来。接下来的8年他都没有回到路上，几近遁隐，这使他可以脱离群情激昂的60年代主流来思考音乐，数年的大起大落后内心终于归为沉静。

迪伦投向了宗教的怀抱，甚至将《以赛亚书》的内容搬入了《沿着?t望塔走》。这又是一个在他的老乐迷看来不大合适的举动：心中那个永远冲在时代最前端的英雄似乎妥协、畏惧，变成一个无聊的普通人了。但迪伦毫无顾虑，甚至去参加圣经学校。他还与乡村音乐大师约翰尼?卡什合作了一系列作品，客观依旧却少了刻薄，不再像以往那样咄咄逼人，更多的是平静外表下的暗潮汹涌，这宣告他步入了全新的人生阶段。如今年逾古稀的鲍勃?迪伦仍然驰骋在巡演的路上，每年都要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开100余场演唱会。他的行动早已迟缓，体态也很僵硬，嗓音更加刺耳，但什么都无法影响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唱出那些漂亮有力的句子，直到生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