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廉政文化论文

摘要：廉政构成儒家文化的一项核心命题。儒家廉政文化中，“民本”是廉政的目标设定，“尚义”是廉政的指导方针，“正己”是廉政的具体策略，“主德”是廉政的实践手段。儒家廉政文化具有儒家廉政思想、儒家廉政意识、儒家廉政机制、儒家廉政史迹与儒家廉政器物等五种具象形式。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唐初廉政文化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唐初廉政文化论文 篇1：

论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摘要：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既是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也是新时期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只有充分挖掘中原传统廉政文化资源，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借鉴与改造相结合、“破”与“立”相结合等原则，积极探索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传承创新的方式方法和内在机制，才能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转换，才能充分发挥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正能量作用。

关键词：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建设;传承创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①传承创新传统优秀廉政文化，不仅是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原文化和中华传统廉政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指在古代中原(以今河南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今山东、陕西、山西、河北、江苏、安徽、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社会形成的，与廉政相关的知识、信仰、规范要求、生活方式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的总和。本文试图在对中原廉政文化的历史意蕴及其传承创新的必要性进行归纳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对传承创新需要把握的原则、传承创新的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机制等问题做些分析探讨。

一、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历史意蕴及其主要特征

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独具特色，不仅饱含着中原历代有识之士对廉洁政治的追求和智慧，而且是新时期河南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根脉和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1.中原传统清官文化浓墨重彩

在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或生于斯或布政于斯的清官廉吏群星闪耀，数不胜数。勤政爱民者有之，清正廉明者有之，洁身自好者有之，秉公执法者有之。综合起来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清廉自守、心忧天下的清官廉吏。如以“不贪为宝”的子罕;喜欢吃鱼却从不收受“贿鱼”的杨续;以“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等“四知”扬名天下，以“清白”留给子孙做遗产的杨震;任职期间鱼肉荤腥概不入衙署、每日只吃豆腐汤的汤斌;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的宋荦;“誓不取民一钱”并被康熙帝赐以“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等等。另一类是勤政爱民、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如一生不蓄私产，严格依法办事的孙叔敖;“宽猛相济”，为政以德的子产;清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包拯;首倡为政“公廉”，权葬霍州的曹端;廉洁奉公，不徇私情的魏允贞，等等。他们或者善于运用道德自律的内在力量，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象，或者敢于运用法律制度这一武器，严惩贪污腐败分子，他们富有责任担当的精神和清正勤勉的操守无不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谦谦君子之清风、知耻责己之清白、勤政廉政之清苦、除暴安良之清正等高风亮节，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崇敬和学习。

2.中原传统廉政思想文化内蕴深厚

一是勤政为民、以民为本的爱民思想。老子提出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观念，无不彰显了勤政为民、以民为本的廉政爱民思想。二是清正廉洁、洁身自好的节俭思想。传说黄帝提倡“声禁重，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吕氏春秋·去私》)，表明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节俭思想的萌芽。老子提倡统治者要洁身自好，“见素抱朴，少私而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墨子提倡节俭，认为“节俭则昌，淫佚则忘”(《墨子·节用》)。三是以德为本、选贤任贤的尚贤思想。孔子不仅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第七)的贤才标准，而且指出了“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举贤途径。墨子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主张将“贤”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并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司马光提出选贤任能时要注意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四是以法治廉、制度保廉的廉政法治思想。治国必先治吏。商鞅非常注重治吏，并提出，对那些不守王法的贪官污吏不仅要重治其罪，而且要株连九族。韩非子将治理官吏的思想更加系统化，认为“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这些富有哲理的思想光辉不仅为专制时代的政治带来一抹亮丽的风景，而且是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3.中原传统廉政制度文化源远流长

一是保证官吏素质的官员选拔制度。早在五帝时代，选拔官员时就开始注重“德”和“才”两个方面的素质。周代发展到六项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两汉时期，建立了自下而上推举人才的察举制以及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的回避制度。隋唐时期建立的科举制度，在选拔贤良、保证官吏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宋时期，回避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官吏任用选拔的公平性。二是激励官吏廉洁勤政的科考制度。秦汉时期已初具规模的科考制度，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宋代以“公勤”“廉恪”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并明确规定“无廉声而又多缪政”(《宋史·选举志》)者只能定为下等。三是以预防腐败为主的监察制度。早在黄帝时代就设置左右大监来行使监察职权。②汉武帝对监察制度进行了全面强化，并使监察体系、检查程序等逐步向制度化和法律化迈进。到隋唐时期，行使监察职能的“御史台三院”承担起了对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秩序和规范进行管束的重担。唐代还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谏官制度。这些谏官对“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旧唐书·白居易传》)。到北宋时期，除了在中央实行“台谏”以加强对君权的制约外，还在地方实行多重监察制度。四是以打击腐败为主的惩罚制度。北魏孝文帝时期，在实行比较俸禄制的同时严格规定“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魏书·高祖纪》卷七)。到唐宋时期，惩罚腐败官吏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如唐代规定“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脏论”(《唐律疏议·职制律·有事先不许有财》)等。这些规定和做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原古代官员的清正廉明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对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4.中原传统廉政社会文化丰富多彩

中原传统廉政社会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有关的历史遗迹遗存众多，如开封的包公祠、南阳府衙、内乡县衙、叶县县衙、新密县衙等。一副副廉政楹联字字珠玑，寓意深刻。如内乡县衙三省堂门前的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新密县衙大门两侧的楹联：“从来清白无遗漏，自古贪争有后殃。”一帧帧廉政官箴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官箴类似座右铭，是对为官者的一种警戒。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官箴问世，其大量产生则始于宋元时期。其中围绕礼义廉耻而展开的部分内容触及了廉政问题，是传统廉政文化的重要遗产。如唐韩愈的《五箴》，宋程颐的《四箴》等。一首首廉政诗词朗朗上口，赏心悦目。如杜甫的“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白居易的“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天平乐词》)，李商隐的“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咏史》)等。一部部廉政戏曲回肠荡气，经久不衰。如《铡美案》《包青天》《七品县令》《焚车御史》等说唱曲目广为流传，经久不衰。一个个廉政故事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如孙叔敖“爱人忘已特埋蛇”、羊续悬鱼拒贿、西门豹治巫先治吏、张沐“行装一箱书，文银三十两”等。古代中原传统廉政社会文化所蕴含的重民生而知根本、畏法度而能自律、明廉耻而守气节、崇节俭而重情操、知恩惠而思报国等为官为政规范③，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原人民对廉洁社会和廉洁政治的殷切期盼，而且为推进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内在动力和经验借鉴。

二、传承创新中原廉政文化的现实必要性

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创新既是克服其自身历史局限性、实现其现代转化的需要，也是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基础、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

1.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需要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对其生存的社会土壤的适应性。当一定的社会土壤发生改变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④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农耕社会土壤基础之上的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一是君主专制制度引发腐败的必然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⑤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贪得无厌往往是引发各种腐败现象的总源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礼记·缁衣》)。为追逐各种权力和利益，出现“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这样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二是廉政建设主体的单一性。由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对立，廉政文化建设自始至终都是统治阶级在自导自演，下层劳动人民始终被排除在廉政建设之外，既没有参与廉政活动的权利也很少有接受廉政教育的机会。三是廉政价值取向的功利性。在古代中原，统治阶级倡导廉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的清官廉吏之所以恪尽职守，清正廉洁，一方面是为了尽忠，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一些原本是为促进廉洁而设立的廉政文化制度不仅没有真正促进廉洁政治的实现，反而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工具。四是腐败治理方式的随意性。反腐倡廉理应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和制度来保证，然而，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统治者往往全凭个人好恶生杀予夺。此外，由于特权制度的存在为少数官吏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护身符，以致长期存在“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不公平现象。只有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才能克服中原传统廉政文化自身存在的上述历史局限性，并实现其现代转换。

2.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根基的需要

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传统廉政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有部分人对为什么要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等心里没底。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中原廉政文化缺乏自信。近年来，反腐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被查处的腐败案件数量不断攀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肆意放大包括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权思想、官本位等消极因素，否定传统廉政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加上西方敌对势力过分夸大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严重性，直接导致一些人对传统廉政文化的当代价值产生质疑。在他们看来，反腐败还是西方文化比较给力，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早就过时了。二是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与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明显存在简单化、片面化和表面化等倾向。如有的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等同于清官文化或衙门文化，有的甚至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等同于腐败文化。三是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缺乏应有的了解。不懂得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不仅可以为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提供取之不竭的养分，而且可以为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奠定重要根基。千百年来，中原传统廉政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观、道德观等不仅洗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化等不良风气的蔓延。为此，只有通过传承创新，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蕴含的“为政以德”的廉政爱民思想、“崇廉知耻”的道德操守、“修身律己”的守廉之道、“尚廉肃贪”的廉政制度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为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

3.应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挑战的需要

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因受种种因素的影响，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一是传统腐败文化的影响。受“家长制”“官本位”等陈腐思想观念的影响，有的领导干部颐指气使，专横跋扈;有的“一把手”变成了大权独揽的“一霸手”;有的把“官位的大小”当做价值判断的标准;有的把“当官”当成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有的为达到“升迁”的目的不择手段。二是市场经济的影响。随着经济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方式的日益多元化，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市场经济中交换性、竞争性、求利性等“游戏规则”所折射出来的诸如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等文化理念向其他领域逐步渗透，重个体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被强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寻租现象泛滥成灾，加上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直接导致某些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呈现出“高发”“多发”“群发”等态势。三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张扬个人价值和贪图享乐等文化理念逐步渗透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外来思想观念和文化生活方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有助于形成人人平等、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但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现实状况下，极易与狭隘自私的中国传统小农意识混合在一起发生变异，并滋生出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观念。受此影响，一些领导干部为满足个人物质上和精神上日益膨胀的欲望，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抛到脑后。有的变着法子巧取豪夺，以权谋私;有的醉生梦死，挥金如土;有的贪图享受，寻花问柳。要从根本上消除上述不良影响，必须传承与创新包括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在内的传统廉政文化，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的廉政文化意识，逐步形成科学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让廉洁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一种精神追求，一种风尚习俗。

三、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在原则上把握好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破”与“立”等几个方面的关系，而且要从内容、形式、功能等几个方面探索传承创新的方式方法。同时，还应建立健全传承创新的工作机制，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

1.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必须在原则上把握和处理好几种关系

一是继承与批判之间的关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对待传统文化的一般正确原则。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为此，在继承和弘扬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过程中，既要克服视传统文化如草芥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消除盲目自大的文化复古主义思想意识，在肯定其中的积极因素、进步观念和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剔除其消极落后的因素和迷信、错误、陈旧的成分。如清官文化方面，像卢怀慎、汤斌这样的古代清官廉吏一生克勤克俭、廉洁从政，确实值得后人敬仰，但他们廉洁从政的出发点并非一定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对清官廉吏的歌颂和崇拜虽然表达了他们对清廉政治的热切期盼，但他们把清官当做“救星”的做法又未免有点一厢情愿。只有在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进行理性的科学的辩证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扬弃”的办法，才能真正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二是借鉴与改造之间的关系。追求政治关系的清正廉洁，这是古今中外共同关注的普遍性话题。要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就必须借鉴周边区域的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和西方廉政文化。然而，外来廉政文化同样良莠并存、鱼龙混杂。因此，在吸收进步的积极的养分的同时，应当毫不留情地舍弃其落后、腐朽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再对借鉴过来的外来廉政文化进行科学合理改造，并为我所用。

三是“破”与“立”的关系。俗话说“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其中的“破”就是要突破旧的思维定式的束缚，破除脱离客观实际的旧观念、旧做法;“立”就是要在“破”的过程中探寻客观事物发展的新规律，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并运用它来指导新的实践。比如，针对一些地方廉政教育过于简单、自我教育过于宽松等情况，在批判继承传统中原廉政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教育内容、形式和手段，将廉政教育渗透到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功效。

2.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必须在内容、形式、功能上实现现代转换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创新，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转化其固有的内容、形式和功能。

首先，要明确中原传统廉政文化需要传承创新的具体内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一些与廉政有关的知识、信仰、规范要求、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的内容往往良莠并存。有必要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一些观点、思想和理论进行新的诠释，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符合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需要。

其次，要根据时代条件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表现形式。一要充分利用散落在中原各地的传统廉政文化遗迹遗存，打造更好更多的传统廉政宣传教育平台。二要进一步丰富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社会文化形态。如通过电视、电影、戏曲、动漫、小品等艺术形式再现其感人事迹，增强感染力。三要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中的制度形式加以改造后融入各个层面的制度建设之中。四要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如通过编辑廉政短信、办廉政宣传栏、做廉政文化讲座等，使人们在无形中受到传统廉政文化的熏陶。

最后，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激活和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功能。一是深化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教育功能。只有将廉政教育延伸到社会关系各个领域的每个角落，并创新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才能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二是深化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约束规范功能。古代中原廉政制度方面，无论是规范、监督还是惩罚方面都严重漠视人的主体性地位，结果造成其约束和规范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只有将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约束规范功能与教育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人们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三是深化拓展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凝聚功能。一方面通过观念引导、活动吸引等方式让无形的廉政思想观念入脑入心，另一方面创作更多更好的廉政文化产品，让传统优秀廉政文化外化于形，才能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到中原传统优秀廉政文化的无穷魅力。

3.传承创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抓好落实

建立和完善健全的领导机制、参与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激励机制等是实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传承创新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为此，一要建立健全传承创新的领导和组织协调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中原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与当地的廉政文化建设工作一起规划部署，一起实施和考核，并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负责整体牵头和组织协调工作，充分发挥各级各相关部门的职能优势和工作积极性，并形成合力。二要深入挖掘中原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因子，在不断传承创新中原廉政文化的过程中，打造更多更加亮丽的具有中原特色的廉政文化品牌。三要建立完善传承创新的参与机制。要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创造激情。四要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对那些在对中原传统廉政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以及优秀的项目、作品、活动等进行适当的奖励，对那些工作落后、成绩不好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五要建立健全传承创新的保障机制。无论是保护廉政文化遗迹遗存还是挖掘廉政文化资源，无论是开发廉政文化景点还是建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无论是举办廉政文化表演还是建立廉政文化长廊，无论是开发廉政文化产品还是打造廉政文化品牌，等等，都离不开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持。因此，对那些从事廉政文化产业、举办廉政文化活动、保护廉政文化资源、开发廉政文化项目等方面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一方面要从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倾斜，另一方面要从经费上给予相应的支持和帮扶。同时，还应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参与到中原传统廉政文化的传承创新工作中来。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人民日报》2013年4月21日。②单卫华、赖红卫、张相军：《中国廉政文化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2—3页。③王庭坚：《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借鉴》，《中国监察》2013年第10期。④唐秋贤：《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⑤[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落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2页。

作者：唐金培

唐初廉政文化论文 篇2：

儒家廉政文化：地位、结构与限度

摘要：廉政构成儒家文化的一项核心命题。儒家廉政文化中，“民本”是廉政的目标设定，“尚义”是廉政的指导方针，“正己”是廉政的具体策略，“主德”是廉政的实践手段。儒家廉政文化具有儒家廉政思想、儒家廉政意识、儒家廉政机制、儒家廉政史迹与儒家廉政器物等五种具象形式。儒家廉政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神圣性的官本位意味着廉政实践中权力的任性，精英性的执政主体意味着廉政实践中大众参与的缺位，自律性的修为路径意味着廉政实践中规则的乏力等。

关键词：儒家;廉政;文化

从传统中汲取资源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在中国传统情境下，“真正有代表性而且发生了实际作用的则是以儒家为主体”①。自先秦孔子创立儒学以来，特别是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迎合与植根于中国“国情”与“社情”并不断进行自我修正与调适，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应地，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廉政文化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持续的时代价值对传统社会在确定国家目标、凝铸精英价值与协调社会利益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其积极与消极影响值得后人分析与借鉴。

一、廉政构成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题

美好公共生活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追求。在此意义上，儒家文化进行积极探索并作出了突出贡献，将其关怀视域投射于国家政治结构，既深刻阐发了国家的政治本质等根本性问题，更集中论述了执政精英的道德修行等衍生性问题。廉政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题。在儒家文化视域下，政治意味着“廉”的国家政治、“廉”的执政精英。实际上，儒家文化视域下的政治包括应然的“政”与实然的“为政”两个层面，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者互相聯系，不可分割。在儒家文化视域下，国家是一个“廉”的道德共同体，其本质在于践行“仁政”，国家运行的逻辑与存在的价值在于“至善”;为政者贤明有德，君是明君，臣为贤臣，执政精英是一个“廉”的成员集合。

《论语》中对国家政治的本质属性进行了多次探讨。“政者，正也。”②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③ 可以看出，孔子始终将国家政治置于包括廉政在内的伦理层面上进行考量，明确政治的本性就在于公正、清正等，将廉政视为国家政治的核心内容。仁政愿景在儒家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论语》20篇中有16篇出现了“仁”，次数达109次。“仁”的含义较为宽泛，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即廉政，廉政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④ “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就是政治之道，廉政无疑在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礼记》进一步指出：“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⑤，将政治的公正与清明作为民众服从国家的前提与基础。可以看出，伦理化的国家政治构成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指向：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廉政。廉政构成国家政治的本质追求与合法性的重要资源。推而广之，人类的政治生活本来就是一种“廉”的政治生活，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完善包括廉政在内的伦理化历程。

儒家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儒家文化中，国家政治首先以执政者形式而得以直观呈现。作为执政精英，其素质自然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体性基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⑥ 在家国同构格局下，个体伦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个链条的初始环节，是国家政治运行的起点。可以说，廉政最终必然通过执政精英落实与存在。廉政自然而然成为执政精英的职业操守。

孔子在《论语》中仅一次使用“廉”，对这一概念也并未进行明确解释。孟子笼统地将“廉”视作一种崇高的道德品行，指出：“取伤廉。”⑦ 儒家重要典籍《周礼》对“廉”的内涵进行了较细致的界定，这可以看作儒家对执政精英“廉”伦理的丰富展示。“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⑧ 其一，良善。良善是人的一种内心的完好状态，是与负价值、负意识等相互对立的抽象心灵境界。孔子曾指出：“‘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⑨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⑩ 儒家知识传统继承了这一点。如孟子认为“性善论”的核心是执政精英的“人本善”或“人向善”;朱熹认为执政精英“仁德善心”是推行仁政的基础。其二，贤能。贤能是对人的一种外在能力状态的价值衡定。孔子主张“举贤才”{11}。在孔子的语意中，“君子”是居德者与在位者的统一。儒家知识传统中，“贤人政治”、贤者治国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如宋明理学提出了“择任贤俊为本”的人才观：“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12} 其三，敬业。敬业是一种在热爱的基础上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全身心忘我投入的精神境界，其本质就是奉献。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3} 孔子在很多场合运用了“忠”的概念。何谓“忠”?《说文解字》认为：“忠，敬也，敬心曰忠。”儒家知识传统中，“忠”始终是一个核心概念，其首先强调执政精英“在其位，谋其政”。如宋明理学明确指出：“尽己之谓忠”{14}。其四，公正。公正是在利益配置与处分过程中的一种不偏不倚的行为模式。由于执政精英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主导与突出的地位，因而公正就成为执政精英应具有的一种超越个人之私的近乎“圣”的美德。孔子反对贫富过于悬殊，他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5} 儒家知识传统中，执政精英应该重视民生。如孟子提出了“足民”、“富民”、“均富”等;宋明理学指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16}。其五，守洁。守洁是一种对自己品德与气节的正确坚持态度。孔子曾向弟子表达了其内心和感情上的欲求：“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7} 儒家知识传统中，守洁是执政精英为人处事的根本，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重要典籍《左传》突出了子罕守洁的故事，将摒弃贪欲视作一种人格珍宝。历代贤儒均坚守淡泊明志、慎独自律、清心寡欲等生活作风。其六，明辨。明辨是人在是非面前进行明确判断并作出选择的能力。鲁国权臣季康子曾向孔子咨询子贡等弟子的治国能力。孔子答复道：“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18} 意思是由于子贡明辨是非，其治理政事没有任何困难。儒家知识传统中，执政精英的慎思明辨是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与良好执政绩效的基础。《礼记·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慎思明辨作为为政的重要环节。

儒家廉政文化中，“政”就是廉政，“为政”就是执政精英的廉政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文化就是放大了的儒家廉政文化。无论在学理抑或社会实践中，廉政都构成儒家文化的核心命题。

二、儒家廉政文化的内容结构

儒家廉政文化的内容结构体现着儒家廉政文化的基本认知和基本价值，反映着儒家廉政文化的根本意志与精神气质。儒家廉政文化的核心内容包括：

第一，“民本”是廉政的目标设定。儒家廉政文化认为，治理必须注意民心问题，民心向背关系着国家安危与社会稳定。自然地，廉政的宗旨在于民本。《尚书》指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19} 儒家成功确立了一个“天—君—民”的三元廉政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一方面，天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民则构成治理的对象。另一方面，“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0} 君主的治民之权来源于上天授予，而天意与民意又是统一的。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命运。民众百姓在国家治理与发展中居于根本与关键地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21} 因而，廉政的宗旨必然是民本。孔子主张廉政必须做到“庶民”、“富民”、“教民”， “老安少怀”，“博施济众”等。孟子明确提出与廉政含义颇为相通的“仁政”，其基础在于“制民之产”，主张仁政必须做到“贵民”、“得民”、“顺民”等。汉代董仲舒直接将以君主为核心的廉政与民众的需要对接起来，“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害民者，天夺之。”{22} 唐代贞观统治集团采用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的理论依据，深刻认识到廉政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君依于国，国依于民。”{23}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24} 二程认为廉政的首要问题是民众生活富裕与稳定：“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25} 在政治实践中，历代贤儒如唐代柳宗元、明代张居正、清代林则徐等，都奉行民本的宗旨，民本思想为中国传统政治树立了价值标杆。

第二，“尚义”是廉政的指导方针。物质利益既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又是政治生活的对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传统社会，廉政的基本要义之一在于如何正确看待与处理物质利益。这实质上关系着廉政应遵循何种方针的问题。儒家廉政文化的指导方针在于尚义，主张当道义和利益、德性精神和感性欲求之间存在张力时，执政精英应超越利益的纠结和感性的欲求而致力于追求道义与德性。孔子将看待与处理义与利的态度作为判断廉政的标准。所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6}，“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27}。孟子系统阐发了其义利观，认为义与利是一种价值选择关系。“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8} 荀子在承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29} 宋明理学认为，在廉政问题上，只讲义不讲利不行，讲利而违反义更不行。“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30} 尽管儒家知识传统在义利关系论述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基本倾向是承认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合理性，在农业社会的基本国情中，廉政的中心议题在于正确引导社会的利欲之心。在政治实践中，历代贤儒如唐代韩愈、宋代范仲淹、明代王阳明等，都践行“尚义”方针，“尚义”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正己”是廉政的具体策略。儒家廉政文化在策略上遵循“上行下效”的基本逻辑，认为执政精英的道德水平对于社会具有巨大影响，是廉政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在此意义上，廉政就是从道德上赢得权威并通过执政精英的表率作用来建构的一种政治秩序。在这一政治秩序中，执政精英扮演着道德楷模的角色，其个体道德既是执政行为展开的必要前提，又是达致社会公共之善的基本策略。孔子将“正名”看作治理国家最基本的方法，“正名”的关键在于明确执政精英作为政治角色的职能以及其承担的责任。他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31}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2} 孟子认为廉政的条件或表现之一就是执政精英能够在道德上率先垂范并将其推广到整个社会，执政精英的道德表率行为对社会而言是最有力的号召。“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33} 汉代董仲舒的“天道治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精英的修身實践来进行的，“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34} 宋明理学认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执政精英的正己修身，并将执政精英的正己修身置于匡君治民之先。《大学》提出的“大学之道”，“明明德”居于“三纲领”之首，即孔颖达解释的“章明己之光明之德”，也就是说，执政精英首先要道德自修，然后才可以用“明德”去教化社会，即“亲民”，最终政治清明趋于至善。在政治实践中，历代贤儒如蜀汉诸葛亮、明代于谦、清代于成龙等，都坚持“正己”的策略，“正己”思想规范着执政精英的社会责任。

第四，“主德”是廉政的实践手段。在操作层面，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状态，廉政应采取何种手段呢?儒家廉政文化给出的答案是：主德。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主刑辅。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5} 在西周初年“明德慎罚”观念基础上，孔子阐述了其“主德”思想。其一，在廉政意义上，道德养成具有根本性与基础性，法律制度规则必须以礼德为依据;其二，在廉政效果上，法律制度规则不如道德作用彰显，法律制度规则更多是一种事后补偿性救济，而道德教化却是一种事前积极性介入;其三，在廉政方式运用上，先德后刑，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杀”。以孔子为发端，儒家廉政文化关于“主德”的思想不断发展。如汉代董仲舒将“天道”作为“主德”的理论依据，“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36} 他主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采用贵德贱刑、大德小刑、先德后刑、近德远刑等廉政原则。他认为，教化可以使社会自觉遵从道德礼仪，呈现“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37} 的政治局面，但只用德教而不施法律制度规则，也不能很好地巩固国家秩序。只有在践行德教的基础上辅之以法律制度规则，才是廉政的理想状态。朱熹在《论语集注·为政》中将德礼政刑看作本末主从关系：“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具体地说就是，德为根本，礼次之;德礼为政刑之本;政刑之中，刑又以政为依据。德礼政刑在国家治理与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政治实践中，历代贤儒如西晋杜预、唐代魏征、宋代王安石等，都主张采用“主德”的手段，“主德”思想为中国传统政治提供了一种基本治国之策。

三、儒家廉政文化的形式结构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38} 儒家廉政文化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鲜明地体现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次特征。儒家廉政文化既包括观念、意识等精神层面的心态文化，又呈现出史迹、制度与器物等物质或准物质层面的物态文化。概括地说，儒家廉政文化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种具象：

第一，儒家廉政思想。儒家廉政思想是由孔子创立并经后世儒学知识分子不断发展的关于以廉治国理政的系统的、深刻的、理性的理论体系。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子等为儒家廉政思想的确立与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形成了原儒、思孟学派、宋明理学、心学、气学、今文学派、公羊学、谶纬神学、古文学派等多种独具特色的儒家廉政子思想体系。儒家廉政思想既体现于《易》、《诗》、《书》、《礼》、《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尔雅》等十三经及其相关注疏等卷帙浩繁的儒学经典著述，也体现于《荀子》、《春秋繁露》、《二程遗书》、《朱子语类》、《传习录》、《明夷待访录》等历代儒家代表人物的相关著述。儒家廉政思想是儒家廉政文化的核心，蕴含着儒家杰出的治国感悟与政治智慧。

第二，儒家廉政意识。儒家廉政意识指社会大众基于儒家廉政思想与实践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较为零散的、浅显的、感性的判断和认知等。在儒家知识传统中，教化民众是政府的显然责任与权力。为履行“大学之道”中的“亲民”职责，政府必须在社会上弘扬与培育人性中的“善端”，使社会大众“廉”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掘。儒家廉政意识在儒家廉政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一般地，并不存在严密的论证结构的儒家廉政意识往往通过礼仪风俗、民间艺术等形态表现出来。传统中国，许多清官深受积极入世、修身立德、内圣外王等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政治实践中能做到为民请命、惩贪肃奸、平反冤案等清官本色。依托清官崇拜社会氛围的“清官意识”是最为普遍、最具影响的儒家廉政意识之一。在“清官意识”下，清正廉明是清官形象的基本特征，忠君、为民、无私、奉公等构成清官形象的精神支柱。可以说，“清官意识”从内容到形式、从草创到成型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以海瑞为例，海瑞修身立德，恪守儒学，是明代著名的贤臣。社会大众在现实基础上通过戏曲、公案小说等形式成功塑造了一位爱民如子、秉公执法的内圣外王的“海青天”。儒家廉政意识构成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儒家廉政机制。儒家知识传统中，道德教化、内心修养基础上以仁爱为核心的德治是确立与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根本，但其并不完全排除制度规则。“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39}传统时期，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成为传统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在儒家“主德”的基调下，国家于不同时期进行了若干廉政机制设计与运行。以精英录用机制为例，汉武帝时期，举孝廉是察举制的主要科目。孝为善事父母者，廉为清洁有廉隅者，所谓孝子廉吏也。孝廉一科，强调以廉为核心的道德考量，既培养出一批将儒家廉政文化贯彻于行动之中的儒生群体，又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制等，其制度设计都将包括廉在内的道德因素置于其初始点。唐初，贞观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确立了“专以仁义诚信为治”{40} 的方针，厉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等政策，使廉政成为一时之风尚。以用官制度为例，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清廉。他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十三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吏治;还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儒家廉政机制显著表现于精英录用、求谏纳谏、官吏升迁、任职回避等方面。不过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儒家廉政机制并未形成独立的制度体系，更多是零散存在于政策、措施等层面。

第四，儒家廉政史迹。儒家廉政史迹指关于历代贤儒廉政的历史记录。儒家廉政史迹通过历史记载而为后人所认知，又以传奇、演义、故事等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口口相传，因而较之儒家廉政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和扩散力。孔子本为廉政的楷模，他曾短暂入仕，列任委吏、乘田、中都宰、司寇等，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官声为一时之盛。自司马迁《史记》设立《循吏列传》以来，历代正史大多设立《循吏传》、《良吏传》等，宋代费枢还专门撰著了《廉吏传》。在儒学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这些“循吏”、“良吏”、“廉吏”大多为恪守儒学的各级政府官员。儒家廉政史迹因诠释廉政的各个侧面而呈现出不同特点：或强调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或强调勤政爱民、尽忠职守，或强调洁身自好、一生節俭，或强调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等。比如周公旦求贤心切，为表达对贤人的尊重，如果贤人在其吃饭时来访，他就将饭菜吐出后立刻前去迎接。周公旦的廉政事迹传诵千年，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唐代魏征宅内没有正堂，及至病笃，才由唐太宗省下营造宫殿的材料仓促修成，以备殡殓。{41} 唐柳宗元将“致大康于民”作为抱负{42}，积极践行儒家济世利民理想。被贬柳州后，他开水利、垦荒地、兴府学、敦民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柳州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明代范景文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践行儒家公心为第一的入世思想。在《直抉吏治病源疏》中，他指出：“窃叹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贪;而对症之药，止惟一廉。”为杜绝纷至沓来的请托，范景文特地在府门上写下六个大字：“不受嘱，不受馈”，故被百姓美称为“二不公”或“二不尚书”。

第五，儒家廉政器物。器物是文化的物化载体，通常表现为建筑、遗址、器具等。儒家廉政器物是一种直观性、显现性的儒家廉政文化。具体地，一是与儒家廉政人物直接相关的器物。由于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后人尊其为“文圣人”、“万世师表”等，各地孔庙或文庙就成为儒家廉政器物最重要的代表。仅以浙江为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陆续修复杭州孔庙、桐乡文庙等数十所孔庙。这些孔庙每年都举行祭孔典礼，成为推广儒家廉政文化的良好平台。曲阜孔庙经2400余年而祭祀不绝，是中国渊源最古、历史最长的一组建筑物。千百年来，孔氏后人秉承儒家风范，为官清廉、勤政为民，积淀了深厚的儒家廉政文化底蕴。洛阳范仲淹墓园建有范氏祠堂，堂内悬蓝底红字匾“以道自任”。祠堂西侧建有神道碑，碑额正中为宋仁宗亲撰“褒贤之碑”四字，欧阳修撰写碑文记载了范仲淹以清廉自律、心忧天下的事迹：“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二是与儒家廉政间接相关的器物。如东坡肉、莲花、竹子等。苏轼一生坚持“天下归仁”的抱负，倡导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在杭州为官时，他不贪分毫、勤政爱民，领导组织疏浚西湖。百姓送酒肉聊表心意，苏轼则用自制的红烧肉回馈百姓，此即所谓的东坡肉。因此，东坡肉不仅成了杭州名菜，还寄托着廉政为民的含义。宋代理学大儒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赋予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且“莲”与“廉”同音，莲花遂成为廉政的经典意象。郑板桥出身于寒儒世家，恪守“修齐治平”，常以画竹明志，曾赋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后人常借竹表达正直向上、虚心为民的美好意愿。

四、儒家廉政文化的限度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廉政文化及其在社会上所积淀的关于廉政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与行为特点等成为当代中国不得不正视与承接的一笔遗产。近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儒家廉政文化因其务实性和精致性而参与到社会公共议题之中并产生了实际影响力。特别在社会失序、道德失范和心理失衡的社会转型时期，儒家廉政文化在型铸廉政理念、优化廉政主体、建构廉政机制、营造廉政风尚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发掘与发挥应建基于对儒家廉政文化的客观、准确的认知与把握。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脱胎、生发于传统社会的儒家廉政文化在本质上与现代政治存在诸多隔膜与紧张，任何对儒家廉政文化夸大其词的崇拜与神化都不可取。大体说来，儒家廉政文化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神圣性的官本位意味着廉政实践中权力的任性。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政治文化。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43} 孟子强调政治等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44} 后代儒家知识分子发展出一套以是否有官位以及官位高低作为重要尺度来评判个体价值的一种心理意识，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等等。神圣性的官本位或多或少催生了部分执政精英积极的入世精神，但却在传统社会形成官僚特权地位与权力失范样态并严重侵蚀着廉政实践。官本位造成官僚机构臃肿、国家财力大量耗费，庞大的官僚队伍及其高昂的运行成本成为社会与人民的沉重负担;官本位造成精致严密的关系网盛行，官僚们为获得更多权力与恩宠，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严重污染了国家权力政治生态;官本位造成传统社会大量贪污受贿现象，升官发财、买官卖官成一时风尚，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中国的官僚史就是一部贪污受贿史。

其次，精英性的执政主体意味着廉政实践中大众参与的缺位。尽管儒家文化强调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与民心所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具有以民为本、克己奉公、勤政爱民等思想精华，但在儒家廉政文化中，社会大众在廉政实践中仅仅作为“如保赤子”的被动性对象，与廉政实践缺乏主动性的勾连。结果是，廉政实践成为执政精英自觉与自证的“自弹自唱”。廉政乃是人类政治共同体欲达之美好状态，表征着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与追求，成为当代价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之政治样态，这一切离不开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积极推动与参与。作为一种与传统时代相适应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廉政文化，存在着大量与现代性政治相悖的等级纲常、血缘本位、“牧民”、“君臣大义”、“上下有序”等内容。这必然导致传统时代的执政精英在整体上采取“唯上”的行动与价值取向，而往往置人民的需求于次要地位，与人民性的现代国家定位差之千里。廉政最终沦为一种奢望：世事无常是常态，政治清明是例外。“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更多时候是一种社会美好愿景，“惩贪而贪官不绝，倡廉而廉官罕见”的现象一直存在。

再次，自律性的修为路径意味着廉政实践中规则的乏力。儒家文化也讲制度，“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45} 一定程度上，《周礼》、《仪礼》、《礼记》等就是大量政治制度、宗教仪式、法典刑律、道德规范、日常生活准则等规则之集大成。但儒家廉政文化在总体上忽视廉政实践中规则的力量，主要以道德自律达致廉政图景，将必然性的廉政理想建立在或然性的人的自律基础之上，这绝不可靠。即便从制度主义观点看，儒家也重视以文化、社会习俗等形态呈现的“内在制度”，但其对培育和建构一套以国家法律手段为主体的权力规范与制约规则体系并无多大兴趣，“礼治”、“礼让”等与现代法治精神旨趣差异较大，以等级观念、服从意识等压制型伦理所塑造的臣民守法观念也非现代法治所需要。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虽然明君贤臣并非不存在，但昏君佞臣比比皆是。自律性的廉政路径，往往通向人治主义的极端发展与制度规则的可有可无。

注释：

①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

②{31} 《论语·颜渊》。

③⑥{35} 《论语·为政》。

④ 《礼记·大学》。

⑤{45} 《礼记·哀公问》。

⑦ 《孟子·离娄下》。

⑧ 佚名：《周礼》，广陵书社2007年版。

⑨⑩{11}{32} 《论语·子路》。

{12} 《经说》卷2。

{13} 《论语·学而》。

{14} 《论语集注》卷1。

{15} 《论语·季氏》。

{16} 《宋史》卷429。

{17} 《论语·述而》。

{18} 《论语·雍也》。

{19}{20} 《尚书·周书·泰誓上》。

{21} 《尚书·夏书·五子之歌》。

{22} 《春秋繁露·灭国》。

{23} 《资治通鉴》卷192。

{24} 《贞观政要·君道》。

{25} 《河南程氏文集》卷5。

{26} 《论语·尧曰》。

{27} 《论语·宪问》。

{28} 《孟子·告子上》。

{29} 《荀子·荣辱》。

{30} 《朱文公文集》卷75，《送张仲隆序》。

{33}{39} 《孟子·离娄上》。

{34} 《春秋繁露·仁义法》。

{36} 《春秋繁露·保位权》。

{37}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

{38} 《易经·系辞》。

{40} 《贞观政要·仁义》。

{41} 参见《贞观政要·俭约》。

{42} 《柳宗元集》卷34，《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

{43} 《论语·卫灵公》。

{44} 《孟子·滕文公上》。

作者简介：杨建党，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责任编辑 刘龙伏)

作者：杨建党

唐初廉政文化论文 篇3：

端午忆周敦颐

1017年的端午节(北宋真宗天禧元年五月初五午)，周敦颐(1017—1073年)诞生在今天道县的楼田。他以249字成《太极图说》， 凭易理宏道学，被称为 “道学宗主”。还以2872字成《通书》，用“义理”阐发儒术肇造理学，更尊为“理学鼻祖”。又仅以119字成《爱莲说》，其使莲“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神采遗响千年。尤为重要的成就是，他天年不足六旬，累官不过五品，却在为政廉行的路上，有楷模千载的成圣修为。

周子爱莲缘于谐音廉，曾用毕生精力肇创廉政文化集成理念：一则每作诗文，如《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记》《濂溪港》《任所寄乡关故旧》等均述廉义，自律清廉做人。二则每官一地均构亭植莲，自范清廉为官。三则以“廉”加上善之水，特成“濂”字。先将家乡楼田之水取名为“濂溪”。后将晚寓庐山之水也取名为濂溪，自励廉洁终生。尤叫人敬颂的是，他在南昌任上突发晕厥，身边的人以为他“过世”了，在清理“遗物”时竟发现“钱不满百”，自此盛传为清官典型。最终铸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家、理学鼻祖、道学宗主、廉政文化集大美者。其故里楼田岭有三月巖，丘有五星墩，人们说是人杰地灵。这里早以“道”字取的秦汉县州名，也有传说在隋唐时就有“濂溪”地名。有人说这是天神感应，但主要是那个时代特聚的际会风云。

宋朝是从极盛的大唐衰变成五代纷争而孕成的。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宋后，不久就“杯酒释兵权”，成功地杜绝武将地方割据，正式开辟了文官执政的中央集权制。中唐以后，已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势头，宋代儒、释、道合一的大势更是不可抵挡。周敦颐创理学、宏道教，虔州任上遇火灾受责不辩铸成“ 官之苦禅”。恰好符合宋初统治者的执政理念。加上他为官实有廉迹，遂集儒理、释禅、道易、廉洁四美于一身。先为上司和同僚朝野俱荐，后为高足二程(程颢和程颐)倾力推崇。再为时人黄庭坚盛赞 ：“闻茂叔之风犹足律贪。”还特造“光风霁月”一词美其人品，竟成周氏的千年专称。更为大儒胡宏、张栻、朱熹等人力挺，于是江南以濂溪命名的山峦、水文、亭台、书院纷纷涌现。最有力道的是各朝皇帝接力尊封，先有徽宗封之为宣奉大夫、宁宗赐谥号为“元”，理宗将他从祀孔子庙庭。后有元朝仁宗封为道国公，明朝代宗首封周的后裔为世袭五经博士，至清末已累封达十三人。皇家锡封终使周子成为传颂千年的贤圣。但作为执政理念，其实际的历史功用却被帝家人为地局限。

我国盛唐时期已到封建社会抛物线顶点阶段，人们对皇权的认知，不再停留在秦汉符箓神授，已初入社会的理性诉求层面。期间先有骆宾王发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后有柳宗元认定：执天下者不在符命，在 “生人之意”“德绍者嗣，德怠者夺。”永贞革新失败后，中国封建社会极盛后新生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纠结。周敦颐推动儒、释、道合一，宋人说是“心性义理”，近人说是唯心主义。但他强调人心自律，对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有辅政安邦作用，进入理性时代也有不可或缺的教民作用。当一种意识形态成为执政理念后，统治者使用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效果必然不同。道家的宽容养民曾兴汉旺唐，但符箓忏讳，却使绿林军摧东汉，白莲教捣晚清。宋朝选用周敦颐治民理念， 本似无二的选择，但在实际执政中，皇家并未警觉新意识形态已识破神权，却还是一面用祥瑞神祇来欺骗治民，一面用高压钳民来树起内樊。结果丢掉宽政养民的积极面，留下钳制思想的消极面。这时的理论界已初重唐代柳宗元理性的执政思想，但朝廷并没有施以理性法治，还在迷恋“尚方宝剑式”的人治，配以单薄的理想德教。人们知道皇帝是不受道德约束的，在不公平的政制下，不守道的臣下表面敷衍道德，实质乘缝捞利，以钱买官有权则贪。守道者反而失利甚至受害，最终陷入久不公平的社会状态。历历周子千诞，与其说累代尊圣颂贤，还不如说是千年国治悲祭。

2009年，湖南省将周子故里命名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最主要的是，必须站在社会前瞻的平台上，既要展示周子自律清廉的警句意象，更要营造“寓廉于景、观景悟廉”的监政新景观。我国文明悠久也留有积垢，改革千年属世界最难。如今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已进入理性改革的伟大时代，定将周子千年悲祭化作民族复兴庆诞。

作者：胡忠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