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摘要：按照目前的趋势，今后20-50年全国年平均温度可能升高2.5-3℃，将导致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生态农业优势明显。应组织和帮助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采用农民用得起、用得上的技术，发展可持续的生态农业。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篇1：

明年一号文件初定

2013年12月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多个与“三农”问题相关的会议闭幕之后，多数农业专家相信，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旨内容大致框定，将继续聚焦于农业问题和农村发展，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有望获得重要突破进展。

近日，有关部委多位参与文件起草讨论或课题调研的人士分析，这份旨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综合改革”的重要文件，应当会涵盖粮食安全、生态农业及农村土地等多重相关内容。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三农政策指出了一系列方向，2014年一号文件将对其进行细化与补充。”农业部政法司司长张红宇表示。

粮食安全新解

2013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60193.5万吨大关，实现了粮食“十连增”。而就在此之际，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却将粮食安全列为明年六大工作任务之首。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在调研时公开强调，“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粮食安全要靠自己”。

这些现象其来有自，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正在逐年降低。据海关统计，2012年1月到12月，中国进口谷物为1398万吨，大豆5838万吨。以中国2012年的粮食进口总量(包括大豆)7236万吨计算，进口量已相当于中国全年粮食产量的12.2%。

1996年《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中首次提及了“95%的粮食自给率”红线。而2008年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则再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但上述数字意味着，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粮食自给率红线已经失守。

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近日指出，此次中央罕见地重视粮食安全，另外一层“醉翁之意”，与土地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有关。张晓山担心的是，中央的城镇化思路在地方实践时会出现走样，变成大拆大建，如此势必造成耕地减少及土地利用效率的降低。因此，中央不得不三令五申，一再强调粮食安全、耕地红线这些原则必须严守。

“如果(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什么都是空话。领导要给地方敲一敲警钟，以此作为导向。”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奇也说。

据悉，在文件起草讨论和相关调研中，不少专家建议，作为突破性的提法之一，明年的一号文件应当考虑调整衡量粮食安全重要指标的自给率。有关建议的调整思路是：“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相关建议还提出，可将粮食自给率的监管标准细化为三个层次，依重要性排序为：口粮(即水稻和小麦)、谷物(即口粮+玉米)、粮食(谷物+豆类+薯类)。

比如，更具体的指标可以考虑：口粮自给率基本达到100%，谷物自给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中国粮食总体自给率长期要保持在80%以上。以此突出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有助于整合资源支持重点粮食品类的有效供给。

在熟悉农业问题的专家看来，这些新提法也非首次提及，事实上间接呼应了多位农业官员此前提及的，应当将多年不变的粮食安全观进行微调的建议。

“新形势下，不能笼统地以粮食自给率衡量粮食安全是否存在问题。保持粮食安全的自给率，应该是满足人们基本实物消费的粮食自给率，而不是全社会粮食总消费的自给率。”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司长郭玮称，“中国只要保持粮食自产5亿吨以上，粮食就是安全的。”

在如何具体保障粮食安全上，各有关部门也有不同措施方法。

在12月15日召开的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称，要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是农田、水利建设和农村环境整治，继续推进农村水电路气房建设。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亦在相关工作会议上提出五条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一是坚守18亿亩的耕地红线。二是不断巩固和强化农业的政策扶持和科技投入。三是依靠科技。四是体制创新。五是始终坚持立足抗灾夺丰收。

有关农业补贴方面，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方言则向《财经》记者表示，相关的措施目前亦在紧张的协商当中。目前的主要思路是对粮食、大豆及棉花等农作物进行价格补贴。但“目前的难度在于，实行了上述补贴之后，还要不要收储”。方言说。

“生态农业”成纲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已提出，要坚持粮食生产的数量质量并重，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对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这被认为是对粮食安全更进一步的阐释。

对农业生态安全的重视，此前已多有迹象。

今年以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多个场合讲到粮食安全问题时，都强调生态安全要协调发展，同时还提出要使水土等农业资源休养生息。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列为新的执政理念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还专门指出了解决思路：要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

中央在部署明年粮食安全任务时，提出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实际上已指明这是未来发展农业的两条道路。

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室主任朱立志近日指出，中国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还将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具体是：1.农业发展的资源与环境基础薄弱。2.人才与技术储备不足。3.分散经营的规模效益不高，抗风险能力弱。

上述种种“长期积累的隐患，不仅限制了常规农业的发展，更成为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一方面，由于资源基础已相当薄弱，生态农业发展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生态农业的效率很难提高”。朱立志指出。

据了解，许多专家建议，明年一号文件针对农业生态保护，应采取四方面的措施：

其一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年将逐步出台生态文明评价制度，资源税、环境税等有关资源财税制度等，系统性地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其二为狠抓关于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在生产环节，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对受污染严重的耕地、水等，划定食用农产品生产禁止区域，进行集中修复，控肥、控药、控添加剂，严格管制乱用、滥用农业投入品。

针对上述这些要求，目前各政府部门已经在逐步采取细化措施。12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下称国发106号文)，已经明确提出要把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

预计在明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之后，围绕生态农业发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方面将出台以“生态补偿制度”为主的多项支持政策，与此相关的绿色循环经济、低毒高效农化领域将有望获得重点支持鼓励。

据悉，农业部正在牵头编制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编制工作，该规划的主导思路是平衡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处理好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统筹好国内生产、国际贸易及农业“走出去”的关系。编制由农业部牵头，环保部、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多部委共同参与。

“新土改”审慎推进

因城镇化、粮食安全皆涉及土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未来将出现何种调整，长期以来皆受人注目，明年一号文件中亦将有所涉及，主要着力点将是目前农村土地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焦点问题：其一为农村集体建设性土地如何有条件入市;其二为农村农业用地如何流转，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多种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积极性。

上述两个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及要给予更多财产权益之后，亦将分别有新的变化。

针对第一个问题，目前许多地方正在试点搞农村土地流转，包括中央农村会议在内的多次会议都已经强调：这些流转必须在遵守用途管制和规划的前提下进行，不得违规进行大拆大建。

在此基础之上，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有条件入市，依然有一系列需要进行细化的内容。

首先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的城乡土地平等交换。乡镇企业用地作为农村集体建设性用地的一种，其本身为工业用地，它会跟城里的工业用地还是商业用地同权同价，目前尚未有明晰的说法。

“主体功能区规划、各地的产业规划、市县乡村规划，谁为上位法，哪个规划管哪个?目前的乡镇企业用地的比例目前没有限制，一旦地方自己规划土地并入市的话，农地入市的闸门就会被打开。”刘奇说，“这些问题，一号文件可能会对其进行细化。”

其次，农村集体性建设用地要在符合规划的情况下入市，但应符合哪一级哪一类的规划，目前也并不明确。

近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经指出，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的基础之上，以家庭经营作为基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

不过，在土地权属混乱情况下，土地入市障碍重重。正因如此，确权工作现在已是新土改其他举措的前提。在国研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徐小青看来，目前最迫切的改革助推，是让已经遇到阻力的土地确权尽快有序完成。

作者：焦建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篇2：

发展生态农业，应对气候变暖

摘要：按照目前的趋势，今后20-50年全国年平均温度可能升高2.5-3℃，将导致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的生态农业优势明显。应组织和帮助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采用农民用得起、用得上的技术，发展可持续的生态农业。

一、气候变化威胁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以温度上升为主要特征。中国近100年来增温0.5-0.8℃，近50年尤其明显，其中主要又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1951-2001年，中国年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1℃，而且四季平均气温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冬季上升趋势最明显，其次是春季。我国农业属于气候变化影响最敏感的领域之一。气候变化主要通过温度、水资源、极端天气事件、土壤、病虫害等因素影响农业生产，并因区域和季节而异。总体而言，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利弊并存。但以负面影响为主。气候变化将造成中国未来粮食生产波动增大，甚至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气温上升改善了农业热量条件，中国北部地区表现相对明显，高温使区域的低温冷害减少，作物种植期延长。温度升高会增加农作物的呼吸消耗，影响光合作用的进行，籽粒灌浆不充分，导致作物减产。预测显示，今后20-50年间，农业生产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按照目前的趋势，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5-3℃之后，将导致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持续下降。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温度升高、农业用水减少和耕地面积下降会使中国2050年的粮食总生产水平下降14%-23%。

受气候变化影响，在中国北方地区，温度的升高将加剧水资源短缺，特别是在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区情况更为严重，沙漠化趋势进一步恶化;在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强降水事件频率将有所增加，洪涝灾害加重。干旱或降水的发生将直接影响或终止农业生产进程，使一些作物受灾减产甚至绝收。

中国每年因各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000万公顷。随着未来热浪、暴雨、旱涝灾害、台风等极端天气灾害频率和强度的加剧，农业生产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

气候变化导致土壤微生物活性提高，加速土壤中有机质和氮的流失，从而加速土壤退化、侵蚀、盐渍化的发展，削弱农业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变化会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目前中国农业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大约为农业总值的20%-25%。冬季增温将使北方许多害虫和病原物容易越冬，一年中害虫世代数增多，农田多次受害的机率增大，农业生产将可能面临更多来自病虫害的威胁。

气候变化使中国长期形成的农业生产格局和种植模式受到水热条件变化等冲击，特别是纬度较低的地区，但却为中高纬度和高原区发展多熟种植制度带来了可能，比如黑龙江的水稻种植，还有东北地区的冬麦北移。

为了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农药、化肥的施用量和灌溉用水量均相应增大，加上进行土壤改良和水土保持的费用也在增大，都使农业的投资增加，提高了生产成本。

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一直是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工作的重点之一。熊伟等研究指出，如果不考虑二氧化碳的肥效作用和适应措施，在全国平均温度升高2.5-3℃之前，中国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有增有减，这意味着未来的粮食总产水平还可以通过种植结构的调整而得以保持稳定。然而当平均温度升高2.5-3℃以后时，中国这三种主要粮食的单产水平将会持续下降，从而会影响到粮食总产。当然，考虑到未来较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对作物产生肥效作用，因此未来各种作物的粮食单产水平仍有较大的增产空间，其中以小麦最大，水稻次之，故目前预估的温室升高幅度不会对中国的粮食总产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但未来粮食安全问题不仅取决于未来的粮食单产水平，还取决于粮食播种面积、技术贡献程度、人口总量、国际贸易情况等。目前还很少有考虑到气候变化影响后粮食安全问题的综合研究结果，更缺乏考虑到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后的粮食安全评估。

目前，受需求增长的影响，特别是严重自然灾害导致世界粮食减产和粮食储备连续下降等因素影响，加上生物燃料异军突起，全球粮价飞涨，而气候变化将有可能使这种局面进一步恶化。对中国来说，气候变化将给粮食生产带来冲击。结合未来粮食需求增长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将会影响中国粮食的供需平衡。在温室气体高排放情景下，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粮食供给将有可能在2030年前后出现粮食缺口;中低排放情景下，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粮食供应将不存在问题，而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粮食需求将可能无法得到满足。

二、发展生态农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在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时，采用合适的适应政策尤为重要。除了有效利用良好的灌溉条件、调整播种日期、适当更替品种之外，更大力度地发展生态农业是既有助于实现农业减排，又能够保证农业生产的一举两得之选。对于气候变化，生态农业是适应，也是减缓。

生态农业作为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具地方特点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其他方式相比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许多生态农业的模式和技术或多或少地具有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效果，尽管这些模式和技术并非为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设计。与现有的过度依赖化肥和农药的农业生产模式相比，综合的生态农业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也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在气候变化带来的温度升高、水资源匮乏、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土壤变化和病虫害频发等情况下，能够更好地适应和保证中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是通过生物措施保持土壤肥力，尽可能减少外部投入，最大限度减少对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的依赖，更多地利用自然的调控机制，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建立因地制宜的多样化生产模式。

生态农业模式具有减排和固碳功能，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首先，生态农业系统能够减少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稻—鱼生态农业系统改善了土壤的氧化还原状况，显著降低了甲烷排放通量;稻—鸭系统有利于改善田间小气候，减少甲烷的排放;发展农村沼气可以减少有机肥处理过程中的甲烷排放，在2010-2050年间，沼气替代生物质能和煤炭可使二氧化碳年排放减少307.8万吨-4592.8万吨，二氧化硫年排放减少13.1万吨-98.9万吨;使用有机肥还能减少对氮肥的依赖，降低氧化亚氮的排放。其次，生态农业具有固碳作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减免耕、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的生态农业方式，能够极大地增加中国的碳储量，改善生态环境，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生态农业模式和技术对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具有积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等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农田土壤碳贮存。具体措施包括：化肥和农药合理使用;增施有机肥;可再生能源沼气利用;恢复草地植被，提高草地生产力;开发反刍动物品种、规模化饲养管理技

术，降低畜产品的甲烷排放强度;推广秸秆处理技术等。

生态农业能有效控制病虫草害，减少农药投放量。比如增加农田的物种多样性，利用物种间相生相克的自然规律，能够有效地减轻植物病害的危害，可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和环境污染。

从本质上讲，生态农业模式和技术是对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调整，目标是改善系统结构，增强系统功能，具有增强系统适应能力的作用，许多措施也可以认为是属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生态农业模式和技术在适应气候变化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推进农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3.选育、推广抗逆作物和适应性强的动物新品种，提高农业生产能力;4.遏制草地荒漠化加重趋势;5.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和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农业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比如稻种混栽，黄瓜间作莴苣，稻—鸭、稻—鱼综合种养模式，既能保证农业产量，又因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投入，实现了减排防污。

冬麦北移高效地利用了土地和气候资源，加上改进间套作模式，增加复种指数，成为生态农业和气候变化相适应的积极例子。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建议

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由于热量条件、供水能力、病虫害发生、大气组成等诸多因素的改变，必然会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造成冲击。农业是气候变化的主要敏感领域，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对气候适应能力也相对薄弱。

面对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从宏观到产业到技术制定适宜的应对措施，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宏观决策。逐步建立气候变化影响的监测系统，建立气候灾害监测、预警、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开展气候灾害的重点防御工程建设，并对工程后期的环境和生态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加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的科学研究，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持系统，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分析和决策能力;组建气候灾害决策管理机构，建立统筹全局的指挥调度系统，降低气候灾害的损失;增强气候灾害的防范意识，将气候变化逐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计划中;完善气象灾害保险体系。

农业领域。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选育抗逆农作物品种，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强化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带，突出高产、稳产，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洪、抗旱、供水能力及其应变能力，将气候变化对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影响作为约束条件考虑，并使这一要求具体地落实到建设项目中;继续植树造林，并提高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加强森林火灾预防及病虫害的防治;根据气候变化以草定畜，改变超载过牧，避免草场退化，扭转荒漠化趋势，增强草原畜牧业抗灾能力;提高防潮设施的设计标准，强化沿海防潮设施的建设;继续加强致病气象灾害预报，建立预报、监测和监控网络，扩大预防疫区。

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农业是协调环境和农业二者关系的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生态农业是中国优先发展领域，适应气候变化是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两者结合可以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因此，挖掘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农业优势，是农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理想选择之一。生态农业不仅要表现在环境友好，也体现在经济高效。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生态农业建设，首先应向农民推荐使用低成本的适应技术，让农民用得起，用得上。比如节水高效农业技术，包括节水灌溉技术、蓄水保水技术、肥水配合技术等，采用合理的种植结构结合集雨补灌就可以使农业成本相对降低。应根据气候变化趋势，积极组织和帮助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作物育种也是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之一，不仅包括抗病虫害的品种筛选，也包括耐热和耐旱的筛选，基因技术会对气候变化适应提供更多的可能。

气候变暖、粮食安全、生态农业，不仅仅是国家的事，农民的事，提高公众的生态农业和气候变化适应意识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在这方面，我们同样有欠缺，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杜建国)

作者：马世铭等

粮食安全协调生态农业论文 篇3：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体系及其治理机制

[摘要]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粮食安全仍然是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基础。但是由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明显滞后，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当前尤其是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改进不足、组合性生产要素配置不当以及外部侵扰因素逐渐增多等，都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冲击。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在有效解决粮食功能性安全的基础上，重视供给性安全和公共性安全，建立粮食安全的目标体系，同时发展适应性的治理体制，才能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提供充足的物质后盾。

[关键词]粮食安全;目标体系;治理机制;生产要素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农业是农业工业化的必然后果，也是农业生产主体与要素适应性演变的结果。总体而言，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逐步减小，而服务于现代生活的新兴产业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农业必须依靠现代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的成果，实现产业之间的有机互补，才能在保证现代人基本生存层次需要的同时，满足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因此，在现代农业生产方面必须重视现代社会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在有效解决粮食功能性安全的基础上，重视供给性安全和公共性安全，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提供充足的物质后盾。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我国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体系及其相应的治理机制又是什么?这是本文接下来所要重点讨论的内容，也是本文的实践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产生

粮食安全问题伴随着我国农业成长的整个过程。在农业人口不断分化和传统农业低水平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农业把能供养更多人口和更多非农人口作为发展目标，不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酷的社会制度博弈，最大可能地保证粮食安全。但是到了现代社会，粮食安全问题不但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出现了新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从基本的食物供给问题上升为战略问题，粮食超越了公共物品的领域，逐渐演变为重要的战略资源①。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人口的分化和转移力度逐渐加强，村庄和农业劳动人口不可逆转地消亡或减少，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农业的资源性约束趋于强化，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境遇[1](P15-18)。一方面现代化必然带来农业人口和农业产业比重的降低;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耕地面积和逐渐减少的农业人口双重压力下要保证粮食安全。这种境遇同样造成了粮食安全的两难困境：一是总人口在不断增加，人口压力一直未能退出粮食安全领域;二是城市化与工业化对粮食安全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农业产出增长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建构过程中，粮食经历了由生活资料到战略资源的性质演变，粮食安全同样经历了由自我食物安全到公共粮食安全、物质型粮食安全到结构型粮食安全，由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到市场平衡粮食安全、生产能力不足型粮食安全到经济需求剥夺型粮食安全的发展过程。粮食安全问题在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生产环节中，现代经济体系下粮食生产的资源性约束越来越强，农业劳动力价值的非对等性越来越严重。在流通与分配体系中，“谷贱伤农”的事件屡屡发生，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成为一个需要外在刺激得以获取的因素;现代消费文化理念造成的食物浪费、对精细加工粮品的追求等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给的压力。在技术增长的环境中，现代经济体系对农业的挤压并未造成粮食总量的减少，但这种潜在的不安全随着现代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建构而更加严重。

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管理观察》连续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他从中国人口增长和耕地减少的现状指出，中国粮食产量将在1990年-2030年间减少20%，不得不以进口弥补粮食短缺[2](P1452-1453)。尽管布朗的观点并不被国内所认可，但却引起了国内关于粮食危机的讨论。袁隆平从自主生产、科技推动、耕地面积保障和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四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粮食危机的策略;而以茅于轼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也不需要耕地保护，市场完全能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3](P325)。类似的讨论澄清了粮食安全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粮食生产安全重于粮食流通安全及消费安全，粮食生产安全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根本。2004年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把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首次提升到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一个新的生产力系统，包括自然生产力、科技生产力、人文生产力和制度生产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问题是粮食问题的本质，是“当前农业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4](P60-64)。

二、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建立在独立经营、自由决策、孤立生产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其生产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粮食安全不可能在根本上得到保障。影响粮食安全的一些因素还将存续较长时间，综合表现为物质性生产要素改进不足、组合性生产要素配置不当及外部侵扰性因素影响日增等。

(一)物质性生产要素改进不足

物质性生产要素是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主要包括土地、自然环境、生产工具、技术及信息等。人类一切生产均是对自然物质所蕴含的自然价值的开发和利用，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物质的复杂关系。在具体生产中，农业生产对自然物质的开发与利用是一种连续的过程，形成了农业生产与自然物质之间的博弈关系。一方面，农业生产对物质性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对象具有高度依赖性，农产品的生产必须要依靠各种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才能实现生产的目的;另一方面，必须注重自然物质生产能力的改进和物质性生产要素条件的创造，秉持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生产。传统农业生产中的轮作制是对物质性生产要素改进的策略，是对农业生产对象的保护。现代农业生产中加入了工业和科技因素，生产工具更加先进，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生产对象的改造能力。总体上来看，现代工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对物质性生产要素的改造程度仍然是有限的。

1.耕地质量不升反降。目前对于耕地质量所应包含的具体评价维度不存在统一的认识，总体而言，我国耕地的自然质量相对较差，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80等，等别总体偏低。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薄弱的自然条件限制了我国的农业生产，成为影响粮食安全最大的问题。耕地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经济发达区域与优质耕地空间区域复合性较高，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耕地平均质量等别较高，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耕地平均质量等别较低。

2.生产条件不断恶化。我国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淡水资源总量约2.8万亿m3，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淡水占有量仅2220m3，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我国人口达到16亿高峰时，在降水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人均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760m3，逼近国际公认的1700m3的严重缺水警戒线，水资源总体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用水消耗量占比较高，平均用水消耗量在70%以上。从2004年-2011年我国水资源量、农业用水消耗量及污水排放量来看，受降水总量的影响，我国历年水资源总量并不稳定，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农业用水消耗总量不断攀升，农业耗水占比及农田灌溉面积亩均用水量在逐渐降低，农业用水形势极为严峻。此外，我国空气污染导致的农田污染和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十分严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伤害十分巨大，破坏了农业生产所需的空气和水条件，导致粮食产量降低，质量下降，成为粮食不安全的潜在因素。

3.农业机械普及困难。农业机械的普及和发展能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节省人力成本，对农业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农业产量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并使得超越家户式的农业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也成为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我国与世界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的差距仍然是不争的事实。2000年，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拖拉机使用量和平均每千公顷耕地上收割机使用量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9.4和30，亚洲平均值为15.0和4.2，但我国的数值仅为6.8和1.6[5](P368)。

农业机械的利用受两个关键条件的制约，一是农业机械的生产量，二是可利用机械作业的耕地面积，这两者又存在内在关联性。农业机械的生产取决于需求，可利用农业机械作业的耕地面积不足，对农业机械的需求不足，将会影响农业机械的生产量。我国中低等土地占比过大，田块碎片化严重，机械作业的基础设施和条件总体较差，增加了农业机械的使用成本。另外，还存在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滞后、农机服务组织数量不足、农机用电用油成本过高以及适合高岸田、破碎田耕种收的农业机械开发不力等因素。

4.科技力量介入困难。农业科技创新通过对农业生产要素渗透的方式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实现粮食产量的增长。现代农业必然是科技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促进意义十分突出。当一定时期内土地、资金、人力投入恒定甚至相对缩减的情况下，科技创新是提升农业产出的唯一方式。相比国际水平，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相对有限。2006年，美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80%，以色列为96%[6]，我国仅为48%左右，差距悬殊。这种状况表明，在目前的农业生产环节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科技，与其他生产要素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割裂现象，一方面科技本身的要素价值未能实现，另一方面其他生产要素的发展缺乏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组合性生产要素配置不当

组合性生产要素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用以有机连接各物质性生产要素、能动性生产要素的条件和方式，即各生产要素间相互组合的关系形式，因而是一种隐性的生产能力。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生产主体、生产方式和产权制度三个方面。生产主体来源于能动性生产要素间的结合关系，生产方式表现了生产过程中物质性生产要素间的结合关系，产权制度则是两类主要生产要素之间较为稳定的结合关系。物质性生产要素自身的提升，必然带来刚性的生产增长，农业生产中对土地的改良、生产环境和条件的改善以及工业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无疑是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根本。

但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什么农业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我国已经具备了对物质性生产要素合理控制和改造的能力与条件，由物质性生产要素引起的与其他国家的显性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由隐性生产能力带来的对农业经济贡献的差异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视角下，必须要综合考虑“经营行为取向”和“政策目标取向”，注重农业组合性生产要素是保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条件之一，组合性生产要素配置不当，必然影响粮食安全水平。

1.生产主体分散。农业生产主体本质上是劳动力。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下，劳动者既是劳动的主体，又是生产的主体，同时还是经营的主体。生产主体、劳动主体、经营主体“三位一体”的融合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性，有力地提升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从粮食安全的角度来看，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中生产主体的分散，对粮食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结构安全均存在一定影响;分散农户的经营具有较大随意性，对粮食供给的持续性、稳定性也造成一定威胁;以农户自需为目的的生产取向，势必使微观粮食安全与宏观粮食安全处于矛盾之中。因此，必须积极寻求更为有效的方式，促使能动性生产要素间的结合关系更为紧密、协调，将生产潜力从家庭内部释放出来，在宏观的层次上表现出更好的能动性，以适应现代农业专业化、产业化、高标准、高质量的经营需求。

2.生产方式粗放。粗放型生产往往是指一种低水平、小规模基础上的简单重复、多元化生产，是通过生产要素数量的追加而非考虑质量改进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传统农业家庭生产方式。现代新型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关键，正在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密集化和节约化。粗放型生产方式不考虑生产要素之间的密集效应，因而也很难关注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总体上造成了生产要素的极大浪费，限制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是一种不科学的生产方式。这种不科学首先表现在物质性生产要素组合的缺失，之后演化为物质性生产要素与能动性生产要素的必然割裂。

物质性生产要素组合缺失的根源，在于生产投入的纯要素化利用而非资本化运作。物质性生产要素组合缺失，限制了农业生产者的经营行为，进而发生物质性生产要素与能动性生产要素间组合性的弱化。生产投入亦即要素投入，非资本化运作是指只按照投入要素原始价值进行生产，较少考虑生产要素的比较价值。生产要素比较价值需要在一个要素价值可比性环境中才能体现，同时需要生产经营者存在要素比较的意愿和行为。要素价值可比性环境主要由外部市场来提供，而生产经营者的意愿和行为则来源于一种全新的生产观念和生产方式。只有进入市场环境，生产经营者才能对各生产要素的比较价值有一个基本的权衡，从而进行取舍选择、优化组合，并达到生产定向化的目的。

3.产权制度不明晰。组合性生产要素本质上是关于各要素如何结合的关系形式。在市场化条件下，物化的生产要素转变为具有财富性质的资产，各要素结合的关系形式演变为产权关系，因此，强化组合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必须解决产权设置难题。产权设置是对物质性生产要素与能动性生产要素通过何种生产行为方式有机结合的制度性规定，产权制度的不明朗将导致两类要素的隔离或处于一种松散的结合状态，不能充分发挥现代农业中要素资本化的真正作用。传统农业生产中主、客体是明确的、单一的，农业生产过程不存在社会化扩散，物质性生产要素与能动性生产要素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对等的结合关系，没有产权困局。

因此，从根本上说，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结果，经营主、客体逐渐多元化，打破了原有生产要素支配权与经济权利严格的对等关系，在扩大农业生产效益的同时也引出产权设置的必要。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必须要解决产权设置，才能促使农业生产向专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产权制度失灵意味着生产投入从资本化向要素化的回归，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向农户作业的回归。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产权关系造成了产权主体的非实体性，导致资本化后的生产要素与具体劳动力的结合之间不顺畅。

(三)外部侵扰因素逐渐增多

外部侵扰因素是指来自于农业生产要素构建的内核生产环境之外，由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外围生产环境中存在的干扰农业正常生产并直接威胁粮食安全的因素。现代经济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国家之间的经济影响逐渐加强，各个产业间的交叉与渗透日益深化，任何一种产业的发展都难以脱离产业系统的外部环境而孤立发展。对于竞争优势较强的新型产业来说，这种外部环境预示着更多机遇，而对于弱质性的农业来说，外部环境带来的则是更多的约束性条件。

现代农业是外向型农业，开放程度更高，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组织管理模式提升了对自然环境影响因素和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应对能力，生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加强。外向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同时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充分利用现代经济体系构筑的多元通道走出一贯的农户内自我平衡生产模式，真正融入现代经济的产业体系之中，彻底解决粮食安全的现代困境，由此实现大农业的历史使命。

三、我国粮食安全的目标体系

我国现代粮食安全涵盖了微观与宏观、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国内与国外等多维粮食安全目标。首先，必须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需要，使得每个人都有充足的必要的食物，在数量、结构、质量上保障食物安全，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功能性粮食安全需求;其次，还要保证粮食供给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控制各种不安全因素，尤其是来自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侵扰性因素，提高粮食的综合供给能力，同时尽可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对粮食的需求;最后，现代国家的粮食安全目标体系还应当在制度上做出保障，保护农民的种粮行为，引导粮食消费趋向，协调产业之间的均衡发展，积极应对国际粮食风险，提高粮食安全的综合管理能力，维护公共性粮食安全需求。

(一)功能性安全目标

农业生产的基本功能是满足人的饮食需要，使人得到足够的、多样的和营养的食物，保障人的生存和健康。由此构成农业生产的基本目标，即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高质量的粮食、高品质的粮食和多品种的粮食。从农业生产自我体系来看，这些目标是农业生产固有功能的体现，因此，称为功能性安全目标。而这些目标的达成，均发生在粮食生产环节中，也可以称为生产性安全目标。主要包括：

1.数量安全。数量安全即保证每个人要有“足够”的粮食，既包括人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也包括食用植物油、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等间接消费。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预测，到202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需求总量为5725亿公斤。可见，粮食的数量安全就是要保障对粮食总量的需求。

2.结构安全。主要是指粮品结构，即要有“齐全”的粮食种类提供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1996年，我国根据粮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将主要粮食分为稻谷、小麦、玉米、薯类、大豆、谷子、高粱、其他杂粮等种类，主要指粮食种植品种。根据大粮食安全观，粮食指大粮食的概念，包括小麦、稻谷和粗粮(大麦、玉米、黑麦、燕麦、小麦和高粱)等常规性谷物和豆薯、果蔬以及肉蛋奶等，粮食品种安全就是要保证有足够齐全的粮食品种。

3.质量安全。质量安全是指提供“优质”的粮食，是对粮食品质的要求。根据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对2011年夏收小麦质量检测报告显示，中等(三等)以上小麦约占93%，其中一等小麦占37%。质量安全包含了从粮食生产到食品加工的每一个环节，气候环境、土壤质量、农药化肥施用与残留、农产品加工与食品添加剂等诸多因素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目前受威胁最大的仍然在土壤污染、农药化肥残留和食品添加剂方面。

4.生态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粮食安全保障基础上农业生产对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与改进，即提供一个“和谐”的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态系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是农业生产系统的主要平衡手段，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又影响着农业生产的稳定。现代农业既是“利润优化型”农业，同时也是“景观型”农业、“生态农业”，要控制“利润优化型”农业的负面影响，包括毁坏林地荒地扩张播种面积造成的水土流失、农业机械大量使用导致的超标排放、依靠“石化农业”提高复种指数所形成的土壤与环境污染、过度土地资源开发诱发的生态环境失衡等，发展环境友好型和生态安全型农业。

(二)供给性安全目标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农业生产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体系，作为一种产业形态，必然要融入到整体经济发展体系中。除了直接满足人对粮食的需求之外，农业生产还要与其他产业发生关联，构建产业链，由此形成了农业生产的经济功能和产业功能，亦即第一产业的基本功能。产业链条越长，农业的经济效益越突出，发生在产业链条上的外部效应就越多，危害粮食安全的因素则越多。供给性安全目标的内涵表达了农业生产在实现经济功能和产业功能的过程中所应关注的粮食安全目标。主要包括：

1.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指在实现农业基础性地位的产业功能过程中，维护农业产业的经济功能，保持农业产业增长，建立有效粮食供给体系的安全目标。工业化需要农业提供基本原料，同时需要农业人口转移以满足劳动力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农业产业的剥夺。农业作为一个独立产业，也要实现农业的经济利益，保障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建立有效的粮食供给。两类产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存在一定竞争，产业安全则要求农业产业竞争力的强化，并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实现产业共赢。产业安全要积极应对农工产品比价不合理、种粮比较利益偏低、农业人口合理转移以及农业产业经济能力增长等问题，不断夯实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保障农业产业功能的实现。

2.产能安全。产能安全是指对影响粮食产能变化的因素进行有效控制，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总量安全。在稳定的政策环境中，提升耕地供给能力、加强农田建设水平、积极引导农业经营行为取向、加大农业投入、规范市场秩序，均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措施。现代农业生产更要重视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率、入户率的提升，同时还要培育新型农民，积极依靠现代性因素提升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

3.区域安全。区域安全是指粮食生产区域内部粮食供需的平衡和全国不同地区与省份间、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间的粮食供需平衡目标实现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农业自然资源、粮食生产能力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地域差别较大，粮食供求关系存在区域和省际差异，区域和分省粮食安全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不仅要注重区域和分省供需平衡，更要注重区域内、省内供需平衡，尤其是非粮食主产省份内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问题。积极保护耕地数量与质量安全，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高效的农田管理、完善的水利与灌溉设施，保障农民收入，强化区域内粮食供给能力，宏观协调区域间供需平衡，有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

4.流通安全。流通安全是指依靠市场化机制实现粮食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转换，保障每个人能够得到所需要粮食的安全目标。流通安全与贸易安全是现代综合协调粮食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粮食安全体系的重要转变，也是开放的粮食安全体系的主要体现之一。保障流通安全是实现粮食消费安全的前提，而加强粮食物流通道建设、改善售粮储粮安全环境、建立覆盖城乡的应急供应网络、完善粮油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积极推进粮价“双轨制”改革、提升国内市场化能力及国际市场定价能力等，是保障流通安全的主要措施。

(三)公共性安全目标

现代农业是外向型生产，以满足农业生产者之外需求者的需要为目的;现代农业生产不再是农民的个人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公共行为。粮食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品或商品，而是一种具有公共性和战略性的物资，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宏观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现代国家也应当充分发挥制度理性和公共理性，积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公共性安全目标的内涵主要表明了国家层面和宏观层面所要面对的粮食安全目标。

四、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治理机制

(一)明确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

农业补贴政策是工业化中后期国家反哺农业的手段，也是一国农业政策体系中最主要、最常用的工具，补贴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已形成包括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在内的较为全面的农业财政补贴体系，在推动粮食生产、保持农业增产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实行普惠性的财政补贴政策，导致财政补贴“与当年农产品生产的种类、数量、农产品市场价格、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等无直接关系”的“不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倾向[7]，农业补贴政策未能表现出应有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应当适当调整农业补贴政策，明确农业补贴的指向，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二)培育以市场形成为主的价格机制

市场是现代商品经济运行的平台，依靠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商品的供需平衡，可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充分节约资源，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市场对经济运行调节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市场机制是商品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为规则，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必须遵循市场机制，才能通过市场获利，达成目的。现代农业是外向型农业，必须依靠市场实现农产品供给，保障粮食需求。价格机制的核心是通过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来形成产品市场价格，并通过价格变化控制供给与需求。以粮食价格形成为例，我国在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上长期奉行粮食收购保护价机制，拦截了通过价格控制供求的通道，市场价格机制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从国际范围来看，实现粮食价格保护机制是保障宏观粮食安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通行做法，对市场形成粮食价格机制带来一定冲击。但各国粮食保护价格政策实行的共同特点是规定一个粮食价格下限作为干预价格，只有当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才启用粮食收购保护价。

现代国家中的粮食具备农业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双重属性，市场保护价政策完全针对公共产品，不在市场调节的范围之内。而作为农业产品，粮食必然要进入市场实现其商品价值，必须遵守市场的价格机制。市场形成价格可灵活调整供求，充分实现粮食的物用价值。因此，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在粮食商品属性的实现基础上，有利于实现粮食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宏观粮食安全。

(三)合理利用市场的风险机制

任何市场都存在风险，市场风险可使市场主体克服部分冒进行为，谨慎判断市场走向，做出理性选择。市场风险机制即为利用市场风险使市场主体行为走向理性化的过程。利益损失无疑是最大的市场风险，价格涨落正是市场风险的推动者。较大的价格差异往往存在市场风险，却容易引起市场主体的冒险行为。推动部分有冒险精神的市场主体追逐利润，进而培养具有强大市场控制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市场主体，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另一种表现。对于家庭农场来说，利用好市场风险机制，一方面能使经营者做出理性选择，导向常态化经营行为，寻求基本收益;另一方面遴选有竞争力的农业组织，占据市场资源，发展壮大。尽管市场风险机制可能导致一些不具有外向型经营潜力的农业组织退出市场，但从我国农业整体发展来说，更有利于其外向型经营能力的强化。外向型经营能力越强，宏观粮食供给能力则越强，粮食安全更有保障。

(四)充分控制市场机制失灵

市场机制并非一劳永逸地实行优化的资源配置，市场主体也并非完全按照价格信号实现风险规避、理性选择。当存在外部因素或突发性因素时，市场机制往往失灵，不能有效保障供给与需求。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保护价可看作是市场形成价格机制不能有效调控长远性、宏观性粮食供给平衡的一种失灵表现。我国有较丰富的计划经济积累，在市场失灵应对方面有更为积极的反应，国家范畴的粮食安全有一定保障。但在全面的、系统化的粮食安全目标体系下，市场失灵带来的粮食安全威胁并不仅仅限于数量安全、供给性安全和公共性安全，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及数量以外的其他功能性安全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因此，在粮食安全立场上，充分控制市场机制失灵，主要在于控制家庭农场在生产环节中的潜在粮食安全威胁行为。

注释：

①恩道尔(2008)将其形象地称为“粮食武器”，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欧洲有过深刻的教训。19世纪，欧洲为了推动工业化，减少了谷物生产，转而从美国等低成本国家大量进口粮食，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吃了粮食严重短缺的亏。参阅[美]恩道尔.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得世界霸权[M].赵刚，胡钰，旷野，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袁占亭.资源型城市空间结构转型与再城市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美]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C]//.李学泰.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大论争(第2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

[3]蔡立雄.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4]叶慧.贸易自由化下中国粮食财政支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5]汪胜洋，等.跨世纪崛起：上海改革开放30年回顾、总结和展望[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6]张剑雄.对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考[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7]梁謇.农业补贴政策效应的经济学分析[J].北方论丛，2013，(6).

作者：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