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三农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本届政府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10年的施政之路指明了方向。以此为发展目标，对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作物、农村土地、乡村治理、农民工、乡村教育、涉农补贴和乡村污染的九大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粮食安全三农问题分析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粮食安全三农问题分析论文 篇1：

习近平“三农”思想探析

摘 要：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习近平关注“三农”问题的思想缘起。通过科技创新引领农业发展，建设生态良好和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三个方面构成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植根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在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以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梳理习近平的“三农”思想，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粮食安全;美丽乡村;新型农民;价值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体高度，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提出许多重要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三农”思想。习近平的“三农”思想体现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是新时期做好和开创“三农”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习近平“三农”思想的缘起：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粮食安全观

自古以来，粮食安全都是立国安邦的头等大事。黨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饭碗论”“红线论”“底线论”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饭碗论”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的主要是中国粮。“饭碗论”首先强调的是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历史和现实证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而且是新时代要坚持传承的重要法宝。粮食问题不仅应该从经济方面看，还应该从政治方面看。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一方面要求我们要转变以往经济发展模式，掌握核心技术;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提高国际竞争力，不能过分依赖进口。“饭碗论”其次强调的是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近年来，针对一些部门热衷于实现粮食进口和替代战略，对本国农业扶持力度不够、热情不高，农村青壮年劳力流失，土地抛荒等现象，习近平指出“中国人的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生产的粮食”。只有国家粮食安全了，才能为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奠定基础，为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提供客观条件。

“红线论”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诉求。耕地是粮食生产的主要载体，耕地红线是粮食安全的大坝。根据我国耕地资源和开发利用的特点，习近平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依照法律法规做好耕地占用和补给的平衡工作，统筹谋划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规范、有序地进行;要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改变粗放利用土地的现象，推进节约用地，绿色用地，循环用地;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通过示范性试点以点带面，循序渐进。

“底线论”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可靠保障。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强化底线思维，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风险底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粮食问题永远没有完成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永恒课题。守好粮食安全的底线，要提高创新意识，注重农业发展的多样化，农产品质量的合理性;要注重农业发展的质量，依托科技力量将粮食生产观念由重产量向重质量转变;努力优化市场机制，平衡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既要把握好粮食进口的“度”，又要培育国际大粮商，提高国际话语权。

二、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现代农业观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农业生产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对农业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要牢牢把握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特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一是持续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农业科技创新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公益性等特征，要鼓励和支持地方财政加大对省级、地市级农科院的投入力度，努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要优化投入结构，增加科研机构事业经费，提高科研人员薪资待遇，确保他们潜心农业科技创新工作;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科技人员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二是坚持走集约、创新型农业发展道路。从生产方式来讲，科技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得过去如人工施肥、大水漫灌等粗放型生产方式逐步被抛弃。如今，水肥一体化、排管滴灌等精细化的生产方式和自动化的管理方式越来越普遍。这不仅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资源，而且能够以更好的效益回馈科技要素的投入。实施科技兴农战略需要着眼于当下农业发展面临的阶段性问题，要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融入农业生产、农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将现代技术、先进设备等融入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需求。

三是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是现代农业的窗口，是融合现代农业与现代科技的载体。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应构建汇集农业、信息、科技等一体化的产业链条，通过制定各类措施，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吸引各类人才返乡下乡，鼓励“燕归来”“凤还巢”式农民工返乡创业。着力发展具有“互联网+农业”“农业+健康”“农业+旅游”等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充分发挥乡村独特的优势，推进农业、旅游、生态、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开辟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

(二)生态良好和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观

美丽乡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美丽乡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的具体表达。建设美丽乡村的不仅包括生态良好的外在美，更包含着乡风文明的内在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一些不科学的发展也给农村带来了如化肥使用过度，污染严重、人居环境差等问题，因此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习近平曾经提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要成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那么美丽乡村建设更加需要引入生态文明理念作引领，更要以良好生态作保障。生态文明不仅有利于农民眼前的生活，更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后续动力。

乡风文明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目标，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有山清水秀景色怡人的自然环境，更需要有邻里和谐文明知礼的人文环境。当前乡风文明建设还无法完全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首先要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把它和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相结合，与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相结合，使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次，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用蕴含其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创业、勤俭持家等精神感染和教育农民。要保护传承并创造性的发展优秀乡土文化，要积极开发农村文化资源，大力建设农村文化产业，抓好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丰富农村文化形式，建设“富而好礼”的社会主义新乡村。

(三)培养爱农业、懂技術、善经营的新型农民观

人才是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的战略资源，也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切实办好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2017年3月，习近平到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要“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习近平用“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九个字勾勒出新型农民的鲜明特征，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为“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提供了理论遵循。

一是要爱农业。爱农业，就要有“哀民生之多艰”的责任与担当，要有不怕困难勇于坚持的执着，也要有锐意进取求真务实的精神和尊重规律敬畏自然的智慧。新形势下，要使农业工作者真正把“爱农业”这一口号转变成一种内在的爱农情怀，就要积极鼓励和引导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学生投入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努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要切实解决新型职业农民成长中的各种烦恼，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成为干事创业的新天地，让农民成为体面的令人羡慕的职业;二是要懂技术。技术素质是农民素质的主要部分，在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农业生产方面，要通过科学技术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效益，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农产品加工方面，农民要精益求精，掌握相关标准和工艺流程，实现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提升;三是要善经营。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小农经济以及文化程度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普遍存在着经营管理能力不强，市场意识淡薄等问题。培养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就是着力提高农民的经营管理意识、市场观念，提高农民的信息接收和反馈能力，做好物流，销售，营销，品牌等方面的管理，使农民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三、习近平“三农”思想的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植根于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习近平的“三农”思想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延续了他个人工作经历中的农村情怀，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贯穿他的思想和工作实践中。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三农”问题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始终把尊重农民意愿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我国乡村建设多年的实践表明，如果不尊重和确保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任何关于“三农”问题的发展目标就、都不能得以实现。习近平十分尊重农民意愿和农民的首创精神，他曾多次强调，要自觉拜师人民、尊重人民、依靠人民，要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坚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其次，始终把维护农民利益作为“三农”工作的立足点。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习近平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针对我国农民人口众多，不同区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的现实，习近平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构想，他强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一个人都不能少，要切实做好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每一项工作，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最后，始终把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归宿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全人类的重要目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概括。习近平十分关心农村教育事业和文化建设，例如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进教育公平，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是习近平“三农”思想在农村教育和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切实提高农民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78-80.

〔3〕郑兴明.习近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四重维度〔J〕.求索，2017，(19).

〔4〕林星，吴春梅.习近平“三农”思想分析——基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解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

〔5〕余佶.新目标、新理念、新路径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三农”新发展论述〔J〕.中共党史研究，2017，(09).

〔6〕新华社.坚持不懈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N〕.人民日报，2014-06-23.

〔7〕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N〕.人民日报，2015-11-03.

〔责任编辑：侯庆海〕

作者：张一帆 殷旭辉

粮食安全三农问题分析论文 篇2：

透过本届政府视角审视我国“三农”问题

摘要本届政府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10年的施政之路指明了方向。以此为发展目标，对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作物、农村土地、乡村治理、农民工、乡村教育、涉农补贴和乡村污染的九大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认清发展目标、尊重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局部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整体的顶层设计和机制改革。

关键词三农问题;粮食供需;食品质量;生物技术;土地流转;乡村治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13ZDA04)。

作者简介彭军(1982- )，男，陕西神木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能源及农村经济。

1996年 “三农”问题作为[1]一个整体被提出之后，从中共中央到社会各界都予以了充分的关注。上一届政府在2004～2013年连续10年共发布了15个“中央一号文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 “三农”问题的症结，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解决 “三农”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新一届政府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共提出15大项60小项发展目标，为新一届政府未来10年的执政之路指明了方向。其中涉及“三农”问题的目标有6大项14小项目标，除第三大项及其4项小目标是针对城乡统筹建设提出的，其余10项小目标都分散在其他5项大目标中。这说明除城乡协调发展之外，我国 “三农”问题由以前乡土社会中特有的问题逐渐向全社会的共性问题转变。但是在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下，我国 “三农”问题还是不乏其特殊性。为此笔者以“决定”为发展目标，对我国“三农”问题中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作物、农村土地、乡村治理、农民工、乡村教育、涉农补贴和乡村污染的九大热点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以期为日后“决定”的实施和问题的改善提供思路。

1粮食安全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2]，反映出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关系到国家战略、民族安危是整个“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同时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界定变得日益紧迫和必要。

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强调本身有着现实警觉意义，但其中不免也掺杂着“重农抑商”的传统治国之术。当下我国正处于贸易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我国借助“三来一补”[3]的加工贸易走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台阶，却不敢放开手脚利用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粮食市场，没有真正发挥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势作用。另外我国大部分农田是一年多于一熟，像海南等气候适宜的农田甚至可以实现一年三熟，通过复种虽然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却加重了对土地养分的掠夺。深耕和化肥等技术的推广使得这种掠夺性行为越发向纵深方向发展，而对巴西、乌克兰和澳大利亚等农业大国的先天土地资源优势弃之不用的行为有违经济理性。利用世界贸易不是说把“饭碗”拿出来交给别人，而是把“饭碗”进行细化，具体分为马上就能端出来的“饭碗”和需要一番烹饪的“饭碗”。紧急储备粮就是“马上能端上来的饭碗”，作为即期安全线是要国家死守的;18亿亩基本农田就是“需要一番烹饪的饭碗”，作为长期潜在安全线是要国家把关的;至于短期的粮食供需波动完全可以交给国际市场来调节。

此外，把农民增收问题从粮食安全中剥离出来，并把粮食储备缩小到粮食紧急储备进而向石油储备看齐。把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缩小到其本应承载的范围之内，就避免了目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三农”窘境。具体说就是不要一味推动粮食九连增、十连增……紧接着高价收储，脱离市场规律地劳民伤财。而是要根据一定期限内的紧急状态下的口粮需求进行储备，然后就是逐年的新旧更替。把“三农”中的各环节从“粮食安全”的国策中解放出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进行资源调配，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

2食品安全问题

目前已频繁爆出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和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4]，使得人人自危、谈食色变。其实食品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以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较低、人民生活比较艰苦，对吃不是很讲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对吃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是我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三大差别”——东西差别、城乡差别和收入差别[5]依旧存在。因此关注“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发出担忧的是哪个群体以及比例，这事关国家需要投入多大人力和物力来解决和应对这个问题。

通常食品安全问题发端于自媒体[6]，然后向主流媒体扩散，进而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自媒体通常是以广大中产阶级为受众的信息传播平台，也是該群体表达关切和呼声的渠道。我国中产阶级目前位于全社会收入金子塔[7]的中部，处于金子塔底部的城市贫民和农民既没有发声意愿也没有相应的发声渠道。底部人群整日为生活操劳无暇也无力发声，自然就蜕化为沉默的大多数。因为没有针对该人群食品消费意愿的调查，也就无法真实得知该人群对于食品安全和食品数量中的哪个更感到迫切。只能根据恩格尔定律推断该人群相对食品安全更注重食品数量。就是说一部分人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还目前还没有必要成为国家食品工作的重点。

另外相对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工业化手段生产的食品而言，低碳绿色食品的初始投资更大周期更长，这也是广大低收入农民所无法承担的。就目前而言，在制度设计上就要相应地为低收入生产者和低收入消费者留有余地。还不能偏听中产阶级的一面之词，强行让使用大量花费和农药的工业化食品完全从市场上退出。此时又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势，让“看不见的手”指挥大家各取所需、按需生产。

因为市场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政府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市场规范的问题。如“决议”所指 “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政府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引导并形成规范的市场价格机制。

3转基因作物问题

一向崇尚科学、民主、文明的我国面对21世纪的新技术——转基因技术却变得无所适从。

主抓粮食生产的农业部从生产投入和产出角度考虑推荐转基因作物;绿色和平组织从维护生物原生态的角度出发积极围堵转基因作物。农业部的官方权威性和绿色和平组织的平民无私性使得普通民众也无力辨别。从生产发展的角度考虑，处于广泛使用前夜的转基因技术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技术机遇期。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稀缺的境况，而转基因技术有望一举扭转人口众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既减小了对化肥和农药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农资产品的依赖，也将有助于减少生产投入、增加产出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考虑也不无道理，一方面新物种的遗传物质不稳定，不排除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扩散;另一方面新物种的出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既使一部分物质消失又使另一部分物质做出适应性进化进而向整个生态网络扩散。因为遗传物质的调整需要通过代际间的微调才能逐渐稳定下来，短期观察实验无法给出高可信度的结论;而生态系统的改变更是单向不可逆的，所以现有的技术和伦理还无法判断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对待转基因作物的态度，使得作为现代科技领跑者的西方国家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阵营，更是让作为技术追随者的发展中国家不知所措。强调人文主义情怀的西欧谨慎看待转基因作物，而崇尚科技和开拓精神的北美不但接受转基因作物更是将其作为外交工具。发达国家对待转基因态度的分裂直接传导到了发展中国家，进而引起发展中国家内部观点的不统一。

我国面对这样一次重大的技术机遇期，既不能盲目冒进，冒进则会带来技术风险;也不能裹足不前，不前进则会错失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向广大农民盲目推广转基因作物，同时科研院所要做好技术储备，待到时机成熟时便可以马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农村土地问题

尽管我国基本农田的底线是1.2亿hm2，可面对13亿人口反而变得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这少有的人均耕地却承担着众多的社会责任——粮食安全、就业缓冲池、菜篮子基地、工業园区用地、建设用地等，涉及国民经济众多部门和领域。这场历经30多年的改革起始于土地使用的变革，发展到今天又一次轮回到对土地使用方式的突破。如果说改革之前城乡二元体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那么改革之后的城市化运动却不断将农民从土地上驱离。城镇化建设是一个人为干预的过程，而农民市民化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人为过分干预这个自发过程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政府之所以赋予农民土地权利，一方面是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针对农民福利低于城镇居民现状的再平衡。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是小心谨慎的，他们把土地作为进入城市失败的退路，土地同时也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只有当城市真正在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上做好迎接农民的准备，农民才会心甘情愿的步入城市、搬上楼房。只有当农民市民化的趋势趋于结束并且稳定下来的时候，才是政府完成临门一脚作用的时候，这时才有条件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通过严禁荒废农田和有偿永久转让来实现土地的集中进而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8]。

2010年中央开始推动地方在农村施行土地确权[9]，该行动一方面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进行了物化，也为土地的自愿有偿流转铺平了道路，同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历史问题进行了集中梳理并给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此外确权证书的出现使得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一道保护农民权益的屏障。权利证书的流转通常以登记为要件，作为登记方的第三方在交易过程中的出现，会使得农民更加慎重对待自己的权益同时也会弱化农民的信息和地位劣势。确权证书的颁发是对中央有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精神的最好体现，这项政策的长期实施既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基本权益也为农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做好了准备。

因此，应该让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集中现象自发地完成，并且通过赋予农民财产权等外围政策来为土地集中创造条件。

5乡村治理问题

乡村相对于城镇来说是封闭的也是古老的，其治理方式也更多地承袭了旧有的官僚和宗族管治传统，这有悖于民主的时代旋律，也不利于调动广大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当中。1988年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乡村以此为依托开始推动村民自治[10]。任何级别的官员都不可能比村民更了解村民自己所在的乡土社会，再明智的施政方针还是要依赖村民付诸于实践，只有把乡村治理的权力通过自治赋予村民才能办村民自己想办的事才能办好事。以村民文化程度低、视野狭隘为借口来阻碍村民自治的实施，这才是真正的短视行为。因为只观察和学习是永远学不会村民自治的，只有让村民在自治中学习自治才能将抽象的权利概念在生活中具体化，进而学会并且谨慎运用手中的权利。一旦放权自治，乡村发展就会产生差别，差别就会引起反思，反思反过来促进发展，最终形成良性互动和螺旋式上升。

乡村自治的载体是村民选举[11]，而村民选举不单涉及到村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乡村发展和村民富裕的路径基础。因为我国的村民收入低于同期城镇的，因而风险承受能力也较差，这导致村民在发家致富上偏好搭便车。当没有人愿意开第一趟车的时候，整个村庄就陷入了发展陷阱，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着死循环。直到能人出现后，这样的死循环才有望被打破。如果把这样的能人推举到村委的领导岗位，有助于村民在统一调度下打破低水平的死循环实现协调发展。当然能人也有好坏之分，当把好的能人选举成致富带头人时，那么整个村庄将步入快速发展的上升车道;反之，村庄仍将停滞在原有的水平更或者有所下降。不管是好人为的善还是坏人做的恶终将摊到每位村民的身上，不管当初投出的选票换来的是收益还是教训，三年之后的每个人将不得不慎重对待自己手中选票为未来的三年投出现在的一票。就是这样让村民在选举中学会选举，自己来决定未来的发展，是落实“发展基层民主”的最好办法。

因此，乡村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条件是否成熟而在于让村民在实践中学习，为能够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能人可以冒得出来创造条件。

6农民工问题

现有农民工问题的本质是，原来计划经济下地域上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随着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内部形成的原有二元体制的延续[12]。原有城乡反差因为地域的差异而弱化了人们对问题反思的动力，当地域的因素消失、强烈的反差集中予以展示的时候，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体制差异所带来的伤害。过去分割城乡的工具是地域上的距离，现如今城乡分割的工具是体制化的标签——户口。户口成为享受城市社会福利的门槛，而这一门槛资源的配置既没有考虑公平也没有考虑效率而是从上一代人继承而来，无形中成为现在一代人的禀赋性资源，扭曲了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6.1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问题即使获得身份的标签“户口”也不意味着就可以平等的享受城市资源，城市内部资源依次按照核心、中间和周边进行配置。城市对内尚且无法做到公平配置，又怎么会有余力覆盖到处于游离状态的农民工。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把城市资源政治化的切割一块分给农民，对处于城市周边享受资源较少的人群来说又怎么能说是公平呢?问题的解决不能简单地依赖于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关键有赖于顶层制度设计的根本性突破。“大力推動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是解决该类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6.2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受教育的过程一方面具有长远的内部性，摒弃家族化的资源禀赋、通过重新竞争既为了追逐有限的上层教育资源又为了完成人力资源的再分配;另一方面也具有溢出的外部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增强了全社会的竞争力。但是身份标签的存在迫使农民工子女面对承受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城市学校的融入困难之间的二难选择。留守儿童带来的是家庭的分离、亲情的疏离和教育监督的缺失，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同样的城市入学的困难也不少，最直接的问题是教育间接费用的增加，还有是农民工子女在微型化的学生社会中的融入问题，问题处理不当最终将恶化为反社会的仇恨。部分城市尝试通过新建城乡一体化学校来缓解矛盾，农民工通常聚集于城乡接合处，其子女就近入学排除了留守儿童的问题也降低了教育间接费，同质化的学生环境降低了融入困难，同时高质量的教学资源提高了学生的竞争力。该方法正契合了党中央“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思想。

42卷4期彭 军等透过本届政府视角审视我国“三农”问题6.3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为了缩减开支栖身于不同场所，相关报道不断见诸于报端。如果放任不管任其发展，农民工聚居地就有可能演化为贫民窟[13]，成为城市色情、暴力和犯罪的温床，再要清理整治可能就要花费更大的代价。好的替代方案就是廉租房建设，这样可以人性化地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但是市政府又要投钱又要投地，这无疑给土地和财政压力巨大的城市增加了负担。此外，廉租房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如果没有后续管理和维护的持续投入，终将难逃堕落为贫民窟的厄运。“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通过体系化建设成就“百世之利”避免了“一时之务”的短期效应。

农民工在城市所遇到的问题，涉及到福利、教育和住房诸多方面，可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各领域问题在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上的聚集。如果采用就事论事的方法来解决农民工问题，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依赖于各领域自身问题的解决。只有“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才能从总体着眼，进而把控城市内部各环节的改革举措，最终造福于进城务工农民。

7乡村教育问题

旧有的乡村教育观念还停留在“知识改变命运”，现实的情况是不光村里孩子为了前程要读书，而且村里的大人为了科技种田也要读书，为了进城打工更要读书。但是目前的乡村教育还存在着不少困难。

7.1村里孩子读书困难教育中的很多困难是经济和社会问题造成的，唯独“撤点并校”[14]却是对乡村教育的雪上加霜。一方面，撤点并校有利于将薄弱的教育资源进行适当集中，提高了教学管理的便捷性和教学质量的稳定性，同时也改善了乡村教师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政策的出台只考虑了教育活动本身以及参与其中的管理者和施教者，却忽视了目标人群——孩子们的感受。人为调整学校特别是小学的布局，加重了长距离走读学生的求学负担;即使为学生住宿提供优惠条件也硬生生剥夺了孩子们特别是低年级小孩享受家庭温暖的权利，同时自控力差的学生失去家人监督的后果尤为严重。撤点并校使得教育异化为必须脱离亲情的苦修，挫伤了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这些都不利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另外，为了教育公平，而强调教学内容统一，却忽视了本土元素，从而忽视了乡土情怀的培养，导致人口加剧向大城市聚集。缺少农村实用技术的教育，使得脱离本土的乡村教育弱化为向城市提供人力资源的加工厂。除此之外，乡村教师的消失更是淡化了乡村“尊师重教”的传统价值，同时也削弱了“宣扬科学，抵制迷信”的宣传力量。

7.2村里大人读书困难一方面没人指导务农的大人如何科学种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政策使得政府鼓励农民科学种田、农民也愿意科学种田，问题是在农技推广体系正处于“线断、网破、人散”[15]的局面下，没有有效的农业指导队伍。此时，大量农资销售人员成为“伪科技推广人员”并大肆推销假冒伪劣、违禁农资，既坑害了农业生产者也坑害了农产品的最终消费者，扰乱了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大人们要自己花钱才能学到打工的技能。农民工日益成为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主力军，他们获得技能途径主要有技校或者企业。技校学习由于产出在时间上严重滞后于投入，从而影响了人们获得技能的选择偏好;企业培训又有着显著的外部性，减少了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热情。主要的这两方面都有碍于技术的传播，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扩大和升级。

因此，乡村教育的问题不单单是公平和投入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充满人性化的制度安排，让孩子们就近入学、学习村子里的知识，让大人可以学到科技种田和外出打工的技能。

8涉农补贴问题

此处将中央针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和涉农补贴合等专项支出合并在一起予以讨论。根据受益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两类，一是针对村集体的支出像弥补基层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补贴;二是针对个体农户的支出像农业生产、医疗、低保和养老的补贴[16]。我国人均国民产值比较低的国情决定了，现在讨论的重点不是中央在地方应该花多少钱而是已有支出的效用是否最大化。

8.1村集体对补贴利用不充分原本免除农业税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同时取消搭车收费进而中央财政弥补基层财政，使得基层财政演化为“公地悲剧”。原本村民支付村庄管理费既是享受“村两委”(村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简称)服务所应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对“村两委”所实施的变相监督。村庄管理费原本可以将村领导和每户村民定期强制联系起来，变成上级单位拨款后村领导自然也就更多的对上负责、减少了对下的关心。中央从国家层面将城市的资金转移到乡村原本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但是与之相伴的负面效应却是弱化了村领导对每户人家的关心。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将村领导的免费服务向物业公司的有偿服务转变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有偿服务”将强化村民的监督意识，同时使得村民手中的“票子”成了除“选票”之外的又一个约束村领导的工具。另外，国家组织的村村通路、通水、通电工程[17]也是改善乡村生活条件的好事，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以及缺少受益主体的参与使得资金的效能大大折扣。“一刀切”式地村村通忽略了城镇化带来的乡村衰落，不可避免地造成基础设施的浪费。撇开受益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就缺少了群众监督、群众维护的优势。“决定”鼓励以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那么就可以从改变投资方式着手来改善现有机制。例如成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乡村建设基金”，由全体村民根据实际需要通过联名担保的形式来申请建设资金。村民关于本村的发展优势及发展方向相对于上级单位有着更充分的信息，自然其有关决策也是更有效的。通过制度设计将村民变为基础设施的主体就能更好地发挥主人翁作用。

8.2村民体对补贴利用不充分对村民补贴中的医疗、低保和养老属于全社会统筹的普遍机制就不在此赘述，农村相对城市所特有的农业生产补贴存在的问题是“补什么，涨什么”。分散而又信息不充分的农民在与大型农资公司博弈过程中总是处于劣势，国家专项补贴总是被大公司挤压殆尽，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中往往沦为“传球手”的角色。产前补容易被挤压，产后补又是WTO规则所禁止[18]，最好的补贴方式还是直补。直补的缺点是不具有瞄准性，但是面对大公司的资源竞争反而成为优点。正是因为直补所具有的任意流动性使得大公司有所顾忌，不得不放水养鱼，通过做大市场而非挤压农民来获得效益增长。所以直补便成为“改革农业补贴制度”的一个有益方向。

因此，收取村庄管理费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乡村建设基金的设立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作用，而直补可以有效改变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中“传球手”的地位。

9乡村污染问题

在自给自足的耕农时代不存在污染问题，而到了持续工业化和社会化的今天农村污染[19]却变成了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这里只论及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当农业处于简单再循环的生产时，农民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原料有限且规模较小。原料基本上就地取材避免了外来因素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冲击，当地生态系统也容易消化小规模的废弃物。当农业逐渐演变为以换取工业品为目的扩大再生产时，农民开始大量使用地膜、化肥和农药等工业产品。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使得生活污染的数量和种类激增。因为当地生态系统无法在短时间内消化大量废弃物，自身的动态平衡也就受到了冲击。旧有的自然循环下的乡村一下变得无法适应充斥着现代化产品的农村生产和生活。

乡村污染的解决办法，一是不断完善新农村建设，二是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条件。乡村污染的增加不是因为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而导致的，而恰恰是因为新农村建设还不完善所引起的。“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就是要不断提高现有的建设水平，让农民不光住得上新房更要享受得上便利的生活设施。落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不断减少农业人口，让农业生产逐步向少数人集中，这样每个农民均摊后的环保压力不但增大，农民就有动力去减少污染和治理污染。同时，农民市民化后本应有的生产生活污染便一同带到了城市，而城市有着通过公用设施集中解决的优势。

10结论

笔者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发展目标，对中国“三农”问题中九大热点问题进行了逐一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针对粮食安全问题，通过把目标细化为紧急储备和产能可实现的农田，有重点有策略的促进粮食安全。

(2)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政府的当务之急在于规范市场秩序，发挥市场的价格作用。

(3)针对转基因作物问题，在不盲目推广前提下做好技术储备，待到时机成熟时再做出稳妥的决定。

(4)针对农村土地问题，让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土地集中现象自发地去实现，并且通过赋予农民财产权等外围手段来创造外部条件。

(5)针对乡村治理问题，不在于条件是否成熟而在于让村民在实践中学习村民自治，为能够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能人能冒得出来创造条件。

(6)针对农民工问题，衍生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有赖于相关领域自身问题的解决，就事论事的解决方法只会增加日后改革的成本。

(7)针对乡村教育问题，要有人性化的制度安排，讓孩子们就近入学、学习村子里的知识，让大人可以学到科技种田和外出打工的技能。

(8)针对涉农补贴问题，收取村庄管理费可以有效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乡村建设基金的设立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作用，而直补可以有效改变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中“传球手”的地位。

(9)针对乡村污染问题，既要不断完善新农村建设，又要为农民市民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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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军　普蓂喆　郑风田

粮食安全三农问题分析论文 篇3：

破解现代农业发展瓶颈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农村建设要把建设现代农业放在首位。这是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战略决策。在吉林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也做出了“充分发挥吉林省农业优势，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发挥更重要作用，在发展现代农业上走在全国前列”的部署。为解决“三农”问题和统筹城乡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农业大省，吉林省去年粮食产量达272亿公斤，连续3年突破历史最好水平。然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还很复杂，从经济总量和农民收入方面看，虽然“十五”期间全省GDP年均增长达到10.2%，但和其他省份比还是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吉林省农业和农村发展还面临基础设施薄弱、技术装备落后、农贸市场混乱、土地沙化、土壤肥力下降等不利因素。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发展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创新，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需要政府、企业及各个方面通力配合。吉林三农物资有限公司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崛起的。在以张大龙董事长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公司根植于这块土地，心系农民，致力于解决“三农”实际问题。他们决心要为农民干点实事，让农民真正富起来。创业初期，他们经过对省内外农资市场多次考察和潜心研究，准确把握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依托吉林省农业产业协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为解决“三农”问题积极探索，树立起一面基于企业模式下的破茧之旗。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创新

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

“十五”以来，吉林省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长期制约发展改革的难题正在逐步破解。

吉林三农公司是吉林省农村发展学会支持创办的吉林三农物资有限公司、吉林三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吉林省绿宝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兴办的民营企业。组建以来，公司领导秉承立足三农、服务三农、发展三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农资销售、绿色有机农产品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技能培训等领域创新经营中，制定出了高远的奋斗目标。这是新时代企业家的远见卓识，张曦光总经理形象地比喻为“站在潮头看海”。

针对吉林省农村市场发育不完善、商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公司领导采取切实措施，倾力组合市场资源与产品资源，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联合广大农资生产厂家加盟，“抱团打天下”。这种新的经营模式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庆才到公司视察时提出的“实现强强联合，以强带弱，优势互补，统一品牌打市场”的指示精神完全吻合。

与此同时，公司建立起覆盖全省的农资销售网络和稳定、高效、辐射力强的农村经理人队伍。公司依照有关法规制定了章程和管理办法，志在开发农村市场，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志在代表农民利益和公司形象进行“三农”品牌产品营销和信息传播反馈。

为了从源头上抵制各种坑农、害农的假、冒、伪、劣产品，为了农民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三农公司全力打造吉林“三农”品牌，并使其成为农民信得过的“金字招牌”，用董事长张大龙的话说：“人叫人千声不应，货叫人点头进来”。三农公司就是让农户(会员) 通过省农发会推荐和农村经理人专业服务，买到满意的商品，使农民相信“三农”，认准“三农”，并通过多种宣传提高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

在省农发会和各级政府支持下，三农公司已在全省30多个县，200多个乡、镇建立了新型的农资连锁经营网络体系。公司的农资专业化流通理念是：三农物资公司与农资生产厂家合作，买断其优良产品，创建自主品牌。利用农村经理人和农村发展学会会员网络实施商品直销。这是一类流通。二类流通是公司与各县级农资合作伙伴组建“吉林省三农农资采购联合体”，根据市场需求，统筹资金，向货源厂家订购大宗商品，以优势价格配送各县级合作单位，区域内的农村经理人及时购货，实行有奖销售。

三农公司依靠健全的营销网络、专业化的营销理念、规范化的经营机制、良好的品牌效应以及诚实的企业信誉寻求战略合作伙伴，并为农户提供参与的机会。从购买“三农”商品开始，就可成为吉林省农业产业化协会会员。除享受折扣和销售奖励外，还可根据自己的实际能力申请成为三农公司农村经理人。公司规定经理人中业绩优秀者可去县级农资供应站就职。三农公司是有识之士发展的平台。

发展新型农业、建设新经济

突破产业和效益瓶颈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产业化是手段，科技是支撑，人才是关键。三农公司领导班子务实重行，抓住农民增收的关键环节，实施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建设。

三农公司的“法国皇鸽”种鸽繁育基地建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蛟河市庆岭镇伙棚沟水库旁，种鸽存栏3万多对。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肉食加工企业签定长年供货合同，并计划建立年加工能力1000万只的乳鸽加工厂。此外还有蝇蛆养殖和林蛙养殖项目。三农公司发展特色产业体现了“小动物”、“大经济”的特点，符合省政府提出的优先发展畜牧业，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专业化生产的“粮变肉”工程的号召。这些项目具备低风险、小投资、高回报、简便易行和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按照“生产基地+精深加工+特色品牌+货畅其流”的模式，形成技术指导、养殖、回收和所有产品全部上门优价回收的产、销一体化服务体系，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三农公司这些项目还体现了延长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在联合养殖条件下，利用养鸽产生的鸽粪加工饲料喂猪，再利用猪粪生产蝇蛆，而蝇蛆又可加工成干品高蛋白饲料。目前，三农公司的这些项目正处于启动阶段。对项目的发展前景、效益分析、推广实施等方面作重点宣传。比如法国皇鸽的特点是：遗传基因稳定、生产性能好、生产速度快、寿命长、抗病能力强和饲养简单等。肉鸽全身都是宝，不但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多种维生素，还有很高的保健价值。温经养肾、补血补钙，历来有“一鸽胜九鸡”的说法，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在农民收入增长空间有限，持续增收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发展三农公司这类项目尤其重要。现在发展畜牧业的市场环境很好，肉、蛋、奶价格很高。如果能加快农业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农民增收的瓶颈一定能突破。

拓展劳动力渠道和融资渠道

突破思维观念和资金瓶颈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是通过农村人口向非农转移而实现的。原有的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人数只能通过向其他产业转移来进一步减少。“三农”问题中的农村人口出路不是在农业，而是在非农领域。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还需要破除陈旧观念的制约。当前，一方面要提高在乡务农农民的种田技能和发展特色产业技能，另一方面要提高外出务工农民就业能

力。积极拓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渠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就业能力。同时引导、教育农民破除等、靠、要思想。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自强的精神建设美好家园。

三农公司建筑劳务输出公司实施“春风工程”和“阳光工程”，积极从事农民工培训与劳务输出业务。全力打造劳务经济，加大培训力度，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途径。同时以劳务经济收益反哺农业。使公司培训走向基地化和专业化。

三农公司愿景规划

今年，吉林省委、省政府为发展现代农业确定了抓好粮食生产和科技创新等6项重点工作。同时选派一批科技人员到农村开展工作，研究改变当地贫困落后面貌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帮助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这一系列有力举措，对发展现代农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吉林三农公司领导遵照韩长赋省长提出的“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市场优质化、多样化需求;加快发展畜牧业，优化渔业结构，扩大农民的增收领域;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指示，以勇于开拓创新、敢挑重担的魄力，为农民的民生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而制定出更加宏伟的蓝图。为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培育有觉悟、懂技术、会管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为己任，将三农公司的发展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发展之路。内塑企业文化，外树创新形象，努力工作，将吉林三农公司的事业发展壮大。

经吉林省发改委、省农委、省农业产业化协会立项核准，吉林三农绿色有机农产品展销中心将于2007年国庆节前投入运营。展场在国际会展中心G馆，经营面积14000平方米，可容2000 多家展商，是目前东北最大的集旅游、观光、购物、休闲误乐为一体的大型绿色有机农产品集散地。在此基础上，利用2-3年时间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内外重要城市建立十几个经营面积在2000平方米的专营分中心，使吉林“三农”品牌走出吉林，走向世界。

吉林三农公司的发展有着美好的前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三农”将成为吉林省引以为傲的旗舰，驶向胜利的彼岸!

(责任编辑：云馨)

作者：李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