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政策实践论文

基金项目：广州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08Q13)作者简介：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区域经济政策实践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区域经济政策实践论文 篇1：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与展望

摘 要：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沿着区域均衡—区域非均衡—区域统筹协调路径不断演进。研究表明，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效应是显著的，它的制定实施和调整加速了我国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使区域经济利益意识得到认同和强化，也使城市群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最主要的载体。但结果也显示，平衡和缩小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政策目标没能完全实现，由此认为坚持和发展市场导向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建立健全城市群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利益分享与补偿政策将成为我国未来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的主导方向。

关键词：区域经济; 政策效应;城市群经济;利益分享与补偿

区域经济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实现途径。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区域市场需求和区域经济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和驱动的结果，但是，市场的自发演进还是政策的人为推进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下所发挥的主导性不同。区域经济政策作为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用于规范区域经济活动的一项正式制度安排，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和驱动力。据此，笔者在简要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进路径及其特征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并以此对未来区域经济政策的演进提出几点展望。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驱动及其政策演进

(一)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政策驱动

张可云认为，区域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优化资源空间配置，预防和解决区域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种种问题，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制定与实施的一套政策体系[1]。区域经济政策目标通常是多元的，不仅包括促进区域个人与社会福利、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还包括满足跨区域和国家利益需要的区域发展目标[2]。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步较晚，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行政参与特征，不是完全基于市场需要的自发演进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是依托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实施和微调的方式加快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显然，我国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政策驱动。而且，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适应于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经济政策目标变化的需要，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做出了动态调整。

(二)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演进及其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国家新政权，平衡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政府通过统收统支的财政分配制度，按照行政计划指令、国家直接投资和财政拨款的方式综合平衡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满足沿海与内地均衡发展，以及服务战略后方基地建设需要。均衡区域经济政策决定了这一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重心在内陆地区，它对于纠正过度扭曲的工业生产力空间布局，夯实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基础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依附于中央政府，行政区替代了经济区，所以均衡区域经济政策无法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利益，还有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完全替代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机制作用被忽视，这必然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资源的耗散。另外，为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均衡区域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以牺牲农村经济利益为代价，通过“剪刀差”的形成造成城乡经济利益的严重失调，农村经济利益受损严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取代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得到发展，并按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要求处理东中西部及东北部之间的经济关系。1979～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动态演进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

1. 市场与计划兼顾的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1979～1993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由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适应经济体制的演变，我国放弃了均衡区域经济政策，选择了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重心也由内地转向东部沿海地区。这是一种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其实质是基于区位优势和资源配置效率即遵循效率优先原则而采取的一种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政策工具综合了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通过设立优先发展区和直接给予政策优惠，具体表现在财税政策、投资政策、土地使用政策和项目审批权限等优惠政策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还有，财政政策由原先统收统支的分配制度向地方财政包干制度转变，地方政府享有部分经济决策权，这提高了地方行政区对地方经济利益诉求的意愿，推动了地方行政区经济的发展。

转型期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在政策导向和倾斜的作用下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逐渐拉大了它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还有，财政包干制度激励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展开利益竞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地方行政区经济利益意识逐渐形成，但是由于行政区依然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区域形式，所以区域经济利益意识并不明显。另外，财政包干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行政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有激励进行重复建设和实施区域封锁，这又促使了“大而全，小而全”经济发展格局的产生。

2. 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区域经济政策(1994～2000年)

转型期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注重区位优势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1978～1994年东中西部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6.9%、15.2%、14.8%，远高于1954～1977年三大地区4.2%、4.2%、3.4%的人均GDP增长率。但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区域差距逐年拉大，我国东中西部人均GDP分别由1978年的465.7元、276.4元、272.2元增加到1994年的5 667.9元、2 663.8元、2 474.8元。显然，无论是从增长速度还是绝对值角度，它们之间的剪刀差变得越来越大。为了改变这一发展态势，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在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的基础上做了适应性调整。首先为了兼顾中央与地方两个行政主体利益，弱化和约束地方盲目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在财政政策上由地方财政包干制度转变为分税制;其次，按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要求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关系。可见，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区域经济政策是对转型期非均衡政策的微调，是期望不牺牲东部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兼顾中西部经济利益，通过财政转移等方式扶持和提速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虽然，这时期经济区域协作和财政转移并没有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但是区域协调发展意识及其重要性得到认同，为接下来实施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奠定了基础。

3. 区域统筹协调为导向的区域经济政策(2000～2013年)

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政策立足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政策工具也不仅仅限于提供直接较为具体的政策优惠如税费减免，而是在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给予制度改革创新的“先行先试”权，由政策优势向制度创造性优势转变。这种政策调整对平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正的政策效应。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家区域经济重心在统筹协调区域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开始向西返移。2000～2011年我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9%，而全国和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23%。如果考虑政策的时滞性，张久远(2012)认为，2004～2011年国家区域经济重心向西返移了0.15个经度。其次，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加速了资源要素的区域流动，使得区域竞争格局由传统区域内各行政区竞争向区域间竞争转变，而区域内各行政区开始走向合作，新的区域竞合关系形成。再者，市场化资源配置逐渐突破原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其实现利益诉求的一种重要途径，由此区域经济利益意识开始形成并得到强化，而行政区经济利益意识开始弱化。但是，区域经济利益分配和区域经济利益实现还是滞后于区域经济利益创造，以致使区域差距和不平衡性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缩小，区域经济重心依然在东部沿海地区。

二、区域经济政策的政策效应实证研究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后对区域经济发展实施了不同的区域经济政策，而且这些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调整与我国经济体制的演进路径相吻合，并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特定政策效应和驱动作用。

(一)区域经济利益意识逐步得到认同和强化

区域经济利益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利益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行政参与意识浓厚，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和调整区域经济政策加快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所以我国区域经济利益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相对较长的演进过程。改革开放之前，地方政府完全附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以是否完成计划指标任务作为其行政绩效考核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当时没有区域经济利益诉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替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70～90年代在地方财政包干财政分配制度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有追求行政区经济利益的诉求，地方经济利益意识逐步形成，但是由于行政区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区，地方经济利益也不完全等同于区域经济利益，所以当时也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利益意识，即区域没有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认可和加强，资源跨行政区流动的限制和壁垒不断被削弱，区域性资源要素和商品市场开始形成，以区域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可能，这样区域经济利益意识才逐渐开始形成并得到强化。

区域经济利益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可以通过区域间经济合作和利益依存关系逐年增强来体现，而区际贸易是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利益依存关系的集中反映。据此，借鉴梁双陆等区际贸易分析模型[3]，测度出1995～2011年我国东中西及东北部四大经济区的区际贸易净额，用于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利益意识的形成。统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和国际贸易净出口都逐年加强，区际贸易净顺差与逆差交叉出现;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的国际贸易顺差很小而且2009年后都转变为逆差，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大多数年份为都是逆差，并且逆差程度逐年加剧，这样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就长期处于一种贸易逆差的处境(见表1)。区际贸易现状一方面说明区域经济利益依存关系逐年增强，区域经济联系越趋紧密，区域经济利益意识增强;另一方面说明区域经济利益分享和实现空间严重失衡。东部地区同时享有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双层利好，但是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利益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大量区域经济利益向东部地区流失。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出口”了大量能源要素，同时又“进口”了大量商品和服务，在要素价格扭曲和要素边际生产率区域差异的情况下，中西部及东北部区域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实现[4]。

(二) 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失衡并存

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快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均衡区域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我国中西部工业基础和平衡了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提升了区域资源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区域经济发展步伐;统筹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是对邓小平第二个服务大局和缩小区域差距的政策响应，在不牺牲东部沿海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各经济区之间的统筹协调发展。但是，在区域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兼顾公平和统筹协调区域经济政策的政策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东部与中西部及东北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缩小，而呈现出一种发散的发展态势。据此，以空间GDP作为分析变量，通过α收敛模型，分析1952～2011年我国东中西及东北部四大经济区经济收敛状况，以分析这四大经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现设α收敛模型如下：

α■■=■■(lnx■-■)■ (1)

■=■■lnx■ (2)

这里，i代表地区或区域;t代表时间;x代表空间GDP;α■■代表为t期空间GDP的样本估计方差，对于s>0，如果存在α■■<α■■，那么区域经济存在α收敛，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演进，区域之间差距越来越小。反之，区域经济是发散的，区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分析结果表明，1952～1960年东部和东北部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发散特征，而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收敛特征。1961～1978年东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先收敛后发散特征，其中东北部在1967年实现了0.67的最小方差;而中西部地区整体上呈现为收敛特征，其中西部地区在1968年实现了1.63的最小方差。1978～1993年，东部地区开始呈现了收敛的发展态势，而中西部和东北部表现出发散的发展态势，这一期间，东部和西部的方差在1989年出现交集，两地区方差都为2.13，此后东部方差逐年下降，西部方差逐年上升，形成一种剪刀差的态势。1994～2011年，除东部地区外，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方差逐年增长，区域经济呈现明显的发散发展态势(见图1)。综合分析表明，四大经济区的收敛态势同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相吻合，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在1994年之后我国区域经济之间的发散性逐年增强，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三)城市群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主要载体

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基础，而城市是实现区域经济活动与地理空间有效融合的重要载体。城市发展遵循其内在演进规律，在区域分工、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城市规划和市场机制等内外因素共同影响和驱动下，通过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要素流和商品流，实现要素和商品的区域流动和空间聚集。空间经济以城市经济为主体，其发展过程由绝对封闭型经济逐步向相对封闭型经济，再向相对开放经济，最后发展成为开放型区域经济系统[5]。还有，城市经济所涉及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知识流通常是从小区域范围逐渐向较大范围流动和聚集，城市经济规模或其边界也将遵循点—轴—面—网络的路径由小变大不断演进发展(见图2)。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批复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台商投资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根据需要提升城市行政级别等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享有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和政治优势的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核心城市，并通过发挥和提升区域核心城市的回波和辐射效应，加快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融合，推进城市群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在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它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已形成了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流、辽中南、山东半岛、成渝、海西、中原、关中天水、江淮、北部湾、黔中、滇中、长株潭、环鄱阳湖、长吉图、哈大齐、天山北坡、呼包鄂、兰西、宁夏沿海等在内的20多个不同发展层级的城市群经济区。它们分属在四大经济区内，而且每个城市群经济区都是包含多个城市的城市集，至少有1～2个区域核心城市承担领头雁的职能。数据统计显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前三大国家级城市群经济区以不足全国6%的空间面积创造了全国经济规模的1/3;前十大城市群经济区以不足全国10%的空间面积创造了全国55%以上的经济规模;全国20多个城市群经济区以占全国21%左右的空间面积创造了全国80%左右的经济规模。显然，城市群经济区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

三、区域经济政策演进的几点展望

区域经济政策目标通常会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而做出微调，因而区域经济政策也应随之做出调整和创新，以适应区域经济政策目标的演变，以及满足解决当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现实需要。

(一)坚持和发展市场导向的区域经济政策工具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思维，国家直接投资、财政区域转移资金逐年增加。有数据表明，1952～1975年期间，国家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其投资资金比例占55%，其中三线地区的投资资金比例就占到了40%[6]。1994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后，中央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力度，中央对东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人均财政转移由1995年的300.8元、129.1元、192.5元、300.5元调整到2011年的2 040.6元、3 142.4元、4 690.4元、4 497.3元(见图3)，这一期间，人均财政转移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7%、22.1%、22.1%、18.4%。另有数据显示，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达11 070.29亿元，占所有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86%[7]。显然，无论是资金总量还是增长率，中西部地区接受中央财政转移资金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但是，国家直接投资和财政转移并没有实质扭转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日趋扩大的态势。1954年东中西部及东北部人均GDP分别为156.84元/人、98.60元/人、110.97元/人、258.37元/人，而到2011年四大经济区人均GDP变化为52 728元/人、29 129元/人、27 502元/人、41 092元/人。如果以东部为基点，那么四大经济区之间的人均GDP比率由1952年的1∶0.63∶1.65∶0.71演变为2011年的1∶0.55∶0.78∶0.52。显然，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东北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实践表明，给予直接财税减免等政策优惠，或者给予直接政策区域倾斜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效应，反而容易引发各地区对区域政策的竞相争取，以致使各地区所获得的各种区域政策具有趋同性特征，从而违背区域政策区域差异化要求。为此，应该对现有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做出适应性调整，坚持和发展市场导向区域经济政策工具。首先，加快区域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思维向市场化导向转变，在遵循区域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市场导向型的区域经济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发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例如，在区域资源市场整合和调节的基础上对具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区域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其次，减少直接政策优惠的给予，降低各区域对直接政策和财政补偿的依赖程度。在遵循市场化资源配置要求下，对有利于夯实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的重大投资项目如区域基础设施、产业技术研究项目提供政策倾斜和政策优惠。再者，在不违背市场运行规律的条件下，加大制度改革创新和“先行先试”政策权利的授予，并以此激发地区创造性优势的形成，以制度创新来创造新的制度优惠，而不是简单地去争取政府给予的直接制度优惠。

(二)建立和健全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政策

城市群以区域核心城市为中心，以发达的现代交通和信息网络为依托，通过同城化的形式聚集人力、物力、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要素来促进城市间相互联系和协作。城市群经济通过区域核心城市的回波和辐射效应带动整体城市群的发展，所以城市群经济通常具有区域性、中心性、开放性、竞合性、跨行政区等特征。按照现代交通技术，城市群经济的一般辐射直径在200～300km， 覆盖空间面积在4万～6万km2，按城市群特别是区域核心城市的辐射影响程度可将其划分成不同发展层级的城市群。目前，我国已成形的20多个城市群经济区，但它们的发展层级是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发展层级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除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外，其它大部分城市群都属于省级核心紧密型城市群，辐射空间及影响力相对较小。

加快城市群经济区发展需建立和完善城市群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合理城市群的空间布局。首先，制定服务于城市群发展的同城化区域经济政策。同城化是实现城市群经济的重要战略选择，同城化发展战略容易突破行政区划的约束，在相对较小的空间范围内率先实现区域一体化。这样，区域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相互对接的方式实现，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城市个体辐射带动来完成。其次，实施城市群空间发展政策，合理城市群空间布局，缩小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一方面，通过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辐射扩散机制，升级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以提高它们的引领带动作用;另一方面，重点发展中西部和东北部城市群，并为此提供相应区域政策支持，通过加大中西部城际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和现代信息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努力缩小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市群之间的空间距离，增强城市群之间的承对接能力。

(三)制定和完善区域经济利益分享与补偿政策

政策倾斜和政策导向是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最主要特征，这也是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这同时也带来了两个最直接的政策效应：第一，东部发达经济区与中西部及东北部欠发达经济区并存;第二，区域中心区与区域非中心区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辐射扩散机制，那么很容易产生“马太效应”，由此欠发达经济区和区域非中心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会越来越薄弱，它们与发达经济区和区域中心区的承对接能力变得越来越差，从而造成区域聚合力不强，甚至出现区域分化。为了有效缩小发达经济区与欠发达经济区、区域中心与非中心区的发展差距，就需要制定和完善区域聚合政策。

据此，可以借鉴欧盟经验，建立区域经济利益分享与补偿基金，设置专项的区域结构基金和聚合基金。这些基金的使用主要是致力于夯实欠发达经济区和区域非中心区的经济社会基础，培育和提高它们的承对接能力。而且，区域经济利益分享与补偿政策主要是通过对这些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交通、通信和城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开发、环境生态保护、区域性市场建设等项目的支持来提高它们区域经济聚合、社会聚合和区域聚合力和向心力。

还有，实践表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政策还主要偏重区域经济利益创造，缺乏区域经济利益实现方面的政策安排。事实上，区域经济利益实现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利益空间分配的公平性和平衡性。所以，现代区域经济政策体系不能没有区域经济利益实现政策，在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利益创造政策的同时加快区域经济利益实现方面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四、结束语

新中国后的60多年，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经历了均衡区域经济政策向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再向统筹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演变的发展过程，它对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阶段性政策效应。但是，这种传统区域经济政策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更严重的是，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政策目标没能实现。由此，随着区域经济政策目标和经济社会环境的演变，区域经济政策需做出动态适应性调整，以激发区域经济政策新的制度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张可云.论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几个基本问题[J].开发研究，1997(5).

[2] Edgar M. Hoover and Frank Giarratani. An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economics(the third edit)[M]. Alfred A. Knopf， Inc，1999.

[3] 梁双陆，杨先明.中国西部地区省际贸易逆差研究[J]. 经济界，2004(5).

[4] 刘名远，林民书. 区际贸易、要素价格扭曲与区域经济利益空间失衡[J]. 财经科学，2013(2).

[5] 顾朝林，赵晓斌. 中国区域开发模式的选择[J]. 地理研究，1995(4).

[6] 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 张美涛. 对西部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的思考[J]. 理论与当代，2012(4).

作者：刘名远

区域经济政策实践论文 篇2：

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路径与治理机制研究

基金项目：

广州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08Q13)

作者简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

摘要：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动态演化路径是逻辑自洽的，当前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次区域跨边界经济合作现象。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与借助比较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动力是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考察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双方推进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动态演化;治理机制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应运而生。由此，国内市场统合势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一经提出，各种论坛、构想和项目协议不断展开或签订。根据不完全统计结果，从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经举办以泛珠为名的论坛共31种46次。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

伴随着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的学术界和政府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尤以广东省为重。例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开辟泛珠三角研究专栏，深入探讨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问题，并已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借助学校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成功地举办了“欧盟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对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的国际研讨会。2004年以来，暨南大学就主办过数次有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将参会论文整理成《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一书正式出版(龚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学珠港澳研究中心则已经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数据库。政府层面，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办公室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研究项目仍然是十一五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的重要选题。

(一)学术研究的现实理性与技术缺陷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短期内，学术成果迭出。但也有厉以宁等甚至一度质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近期形势发生变化，有关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骤然变冷，客观、理性、冷静且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深度研究成果阙如。概括起来现有成果：一类是经济学、管理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实证性的定量研究为主，但数据权威性且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个别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另一类是国际关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颖逻辑严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为主.以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质量的技术手段。从整体上观之，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将战略研究和技术分析结合起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匮乏。

(二)区域合作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　有的省区政府和学术界的公开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立场含糊。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不够清晰理性.对于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更为缺失。且研究者多从地区本位或行业本位出发来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就是不少省区盘算着如何从粤港澳地区承接产业、资金、技术转移，通过比较优势的探讨来确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区域治理的利益博弈与机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机制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周黎安，2007)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区资源与跨国资本融合，这样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绩，虽然会因此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弱。于是，在招商引资、主导产业选择、对外贸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竞争与政绩冲动(陆铭等，2006)。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区域所属省区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区域整合缺乏明确的利益指向和战略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的推进曾经如火如荼。在地区政府层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关泛珠三角区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讨也是方兴未艾。但是，这种区域合作形势的背后实际上自其一出现起就存在重重隐忧，毕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运行规律是逻辑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当不存在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的时候，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市场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问题，用政府职能发挥出类似市场机制的作用，填补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备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会加速经济发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过现代经济发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强迫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趋于解体，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并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层面的干预效应和影响多是双重的，有时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尤其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绩冲动与发展战略调整往往会带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被干扰甚至中断，进而导致上届政府的决策给下届政府留下很多发展隐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具有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积极发展涵盖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处理不好，三个“成长三角”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抓不住区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进，借助增量改革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双轨制形式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引发市场逐步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区域利益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分散化平行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和产业偏好，拉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变快，区域冲突开始日益严重(张可云，2005)。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大量涌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重要尝试。泛珠三角区域

整合战略首倡以来，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国家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

其实，政府与市场是区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显然就不会有泛珠三角区域今天的快速发展形势，背后越来越起支撑作用的变量还是市场机制与经济利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青木昌彦，2004)。从根本上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产物，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中，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扩散效应占据优势还是回流效应占据优势(陈秀山等，2003)。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诉求会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合作各方提供一个有效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的平台。哪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对参与方更加有利与合适，他就会更愿意参与和推动该合作体系的建设进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合作契约的自由选择过程。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则时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尴尬问题与不确定因素势必将会有所缓解。作为一种相对开放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体系，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更，不能排斥会有成员的增减和进退。其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市场统合不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层，也需要外围圈层。然而，只要核心紧密圈层成员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保持相对稳定.并通过扩散效应逐渐外延(克鲁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外围圈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深化与推进，形成次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反而会推动未来泛珠三角区域更有力的经济整合。国内的区域融合应该与市场统合协调并进(徐现祥等，2005)。所以，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存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不是国内的区域分割和制造区域大战.而是在认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区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

二、区域合作的治理机制

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来看.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任何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嬗变，首先是政府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如果没有政府间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最终会导致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区域的建立和运作。需要考虑建立政府间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可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区域战略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体现在泛珠三角区域各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协调、大型基础设施的协调、大型项目的协调、产业发展方面的协调、政府间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协调、建立有序的产业转移协调机制等(梁庆寅等，2007)。关于区域内部治理问题，笔者已经另有专文阐述。因此，下文主要侧重外源性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特定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区域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强度的正相关。基于此，笔者判断，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和借助比较优势互补基础上.谋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制度安排来实现区域战略利益。在国际和区际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谋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在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有增无减。加速地区经济整合.不仅要靠中国与东盟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观战略利益捆绑，在区域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更加需要实实在在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的微观经济利益推动。合作与竞争是加快双边经济一体化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秩序与利益、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结合。

泛珠三角区域是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三角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而且客观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有着相通之处，前者作为国内的区域经济战略，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没有进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层次，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的审慎态度，泛珠三角整合还存在诸多战略和技术障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能变成政绩项目和短期行为。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国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自发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其中可能既有权力分配方面的考虑和对地区自治倾向方面的顾虑，涉及到一些体制改革中的敏感问题(布罗姆利，2006)。同时也是保持对地方自行发展的理性态度：鼓励探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尝试，具有先行区的功能.带有实验性质，是我国从相对内生型的大国封闭模型逐渐向外向型的大国开放模型转变。两大战略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且泛珠三角区域也有对外经济战略.但是对外开放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区域经济优势。所以从地缘经济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这样就出现了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区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来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将泛珠三角区域的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这势必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战略层面加强协调和规划，谋求实现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调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虑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发展时.要注意将其和中国与东盟间的整体战略以及政策进行协调安排，而在考虑和实施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时.泛珠三角区域的市场统合、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则要注意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行筹划和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在加强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时。则要注意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接。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由于他们越来越将重点放在集体联合自主的区域政策上，区域一体化不再将

国家经济作为惟一的合作内容，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共同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来应对第三国或区域外集团，并希望协调立场与政策。争取在更广泛的包括贸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内重新定义区域合作的内容(Narine.shaun，2002)。与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较而言.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当的战略风险，原因在于：第一，本国或者地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取向成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采取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机，只有与本国或地区发展战略相符的区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东盟部分国家内部近年来陆续出现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维护政府权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区域合作的影响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东盟之间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势必受到干扰;第三，伴随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区域外部的美国、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国的关系演变。东盟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逐渐趋向战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双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动力，因此，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与泛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虽是东盟的其中一个重要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项。

三、余论

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而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从地缘经济层面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从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对比或力量格局来看，西欧国家在区域合作下的机会成本比较确定.而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合作情况则比较微妙复杂，当相对获益不利于东盟国家时。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因此，满足东盟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又能确实对泛珠三角区域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既不会造成各自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又能提高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的区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员或地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拥护。东盟国家和泛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上.至少将会面临次国家行为体、国家、乃至区域等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推进泛珠三角和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比较现实可行的模式是采取机制型的协调模式，而不是构建超国家的权威主义治理模式。

(程永林电子邮箱：cylgz19@163.com)

注释：

①数据来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工作简报[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国内学术成果众多，代表性研究参见赵伟、汪全.2005.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程玉鸿，2005，长江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献如朱羿锟、马慧凌2005.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J].财贸研究(1).王丽.2006.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冲突与政府协调[J].特区经济(7).韦以明、周毅.2006.区域合作经济的国家立法回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主例[J].学术论坛(10)等。陈瑞莲、刘亚平.2007.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J].学术研究(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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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山，张可云.2003.区域经济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385.387

丹尼尔.w.布罗姆利.200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24.25.35.

龚唯平，韦前2005.CEPA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综述[J].学术研究(3).

梁庆寅，陈广汉.2007 200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3).

陆铭.陈钊.200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聚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5～66.

皮建才.2008.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3).

青木昌彦2004.比较制度分析IM].上海远东出版社：206.208.

徐现祥等2005.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J].经济研究(12).

张可云2005.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475.479.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7).

作者：程永林

区域经济政策实践论文 篇3：

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现象评析

摘要：苏联解体及其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给俄罗斯经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越来越明显。由历史因素和地理因素所造成的经济空间的不平衡状态，已经成为俄经济有效增长的明显障碍，影响了市场改革和经济稳定增长。实施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则成为改变这一现象的现实途径之一。

关键词：俄罗斯;地区经济;经济转轨

文献标志码：A

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幅员辽阔，地跨欧亚两大洲。早在沙俄时期，沙皇政府就对全国进行行政区划，以便于统治。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废除了沙俄时期的行政区划，建立了三级行政单位，同时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经济区的概念。苏联解体后，联邦主体成为国家的基本行政区划单位。虽然行政区划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地域划分，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人文因素才是行政区划最重要的划分标准。与此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各联邦主体的权力集中和经济管理，设立了七大联邦区，并向各个联邦区派驻总统全权代表。

在这一地区划分背景下，俄罗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继续存在并有加剧的趋势。通过对最近十几年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的分析，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大致如下：1994-1996年，各地区生产出现同步下降，地区差异和分离倾向加强;1997年，经济出现短暂回升;1998年，地区间经济社会不平衡加剧;1999年以后，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复苏，地区间一体化趋势有所加强。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主要表现是：居民布局的差异日益严重，人口继续流向主要聚居区;采掘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仍在加大;生产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资金也继续大量投入经济发达地区。

这些趋势使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继续加大。而加大国家调节作用成为缩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间存在着资源、自然气候条件、经济和人口条件的差异，但是在后天条件上却应该实现平衡，其中包括：投入到不同地区市场的资金应该是平衡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应该拥有相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条件、地区预算能基本实现自我收支平衡。建立国家统一经济空间是实现这种平等的条件，在这一经济空间中，通过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实现经济积极性的自我调节，国家通过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对弱势地区实行优先扶植，为地区内部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

一、俄罗斯的问题地区

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停滞的贫困地区。在俄罗斯的经济文献中，这类贫困地区被称为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俄罗斯在解决问题地区的道路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在1992年以前，苏联实际上不存在问题地区这种提法。当然，问题地区是存在的，但这只作为中央在“五年计划”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因此，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出现是一个新事物。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缺乏理论、方法以及实践上的充分准备。

第二，无论是苏联时期，还是俄罗斯时期都没有制定出问题地区或萧条地区经济发展的统一规划，这也成为地区差异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原因。

第三，最近几年，俄罗斯理论界表现出对问题地区的兴趣，但是对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分析的实用性不强，这影响了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第四，无论是俄罗斯的政界还是学术界，都没有对问题地区加以严格的定义。

虽然如此，有一点却很明确，俄罗斯在解决地区差异问题上所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一调节工具，必须对问题地区的起源和结构加以深入研究。什么样的地区是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对象，哪些地区是区域经济政策优先考虑的对象呢?

在区域经济学中，问题地区又称为问题区域，是由中央政府区域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确定的受援对象，是患有一种或多种区域病而且若无中央政府援助则难以靠自身力量医治这些病症的地区(区域)。问题地区通常分为三类，但在俄罗斯主要存在两类问题地区，即萧条地区和落后地区。

落后地区包括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地理位置边远的区域、自然条件差的区域等。这类区域不具备工业化的条件，或者说长期处于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萧条地区主要是经济结构以传统的衰退产业为主的区域，这类区域的特点是主要产业衰退、竞争力急剧下降、经济结构老化等。

由于经济危机状况的存在，导致俄罗斯的很多地区都有问题区域。但这一现象的产生也与人为因素有关，因为问题地区的存在成为地方政权向中央伸手要钱的主要借口，这也为问题地区的确定加大了难度。

目前，俄罗斯对问题地区的确定以两个指标为基准，即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其中，地区居民生活质量包括失业率、平均收入、居住条件和基本社会设施、教育和医疗保障以及环境状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包括人均地区总产值、行业结构、出口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主要指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地区)等。同时，对地区的生产下降指数、失业率、地区工业生产潜力、居民平均收入等规定了最低标准，低于这一标准的地区就被视为萧条地区或落后地区。根据这一标准，1996-1998年，在俄罗斯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中，有10个被列入萧

条地区，8个成为落后地区。而1998年后，落后地区的数量增至10个，萧条地区则减少为6个。具体变化情况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问题区域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二、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现状及实质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俄罗斯区域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平衡指的是通过公正的方法实现国家财富在地区间的平等分配，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居民应该享有平等的满足基本需求的权利。地区不平衡指的是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产生的前提条件有很多，如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经济地理状况以及居民的生活习惯等。地区不平衡问题和政治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一样，同样可以威胁国家安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是缩小地区差异的有效方法。

(一)地区差异现象的存在

俄罗斯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不断加大除与经济整体下滑有关外，还受以下因素影响：市场竞争

机制的引入、不同地区对市场条件适应程度的不一致、国家调节作用的弱化、联邦中央和各联邦主体间的不平等关系等。

1992-1993年，从俄罗斯各地区居民收入和经济主动性上分析，地区间的差异开始急剧加大。1994年，俄罗斯

国家统计委员会开始定期核算和发布地区总产值，这为以后通过人均地区总产值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符合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基础上进行国际和区际对比的方法论要求。

通过对1994-2001年人均地区总产值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俄罗斯经济最发达地区和经济最落后地区的分化正在不断加大，地区差异及其他指数的差异也在加大(见表2)。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俄罗斯已成为世界上内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最大的国家。

俄罗斯各联邦主体间的实际差异情况还要更复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呈金字塔分布。位于塔尖的是莫斯科和一些石油天然气开采区，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地区总产值高于全俄平均值)的数量并不多，仅是不发达地区的1/3或1/4。而落后地区(地区产值低于全俄平均水平)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1994年落后地区的数量为79个联邦主体中的7个，主要指北高加索的一些共和国。此后这一数字开始增加，到2000年已经达到19个，新增加的地区主要位于俄罗斯中部和东部。在地区差异不断加大的同时，俄罗斯落后地区和萧条地区的数量也不断加大。

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地区利益的矛盾、地区间作为经济伙伴关系的弱化，地区间市场无力扩大等现实，对经济产生了消极后果。对于不同地区的居民来说，实际的不平衡已经打破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在俄罗斯，同一产品的价格、同一职业的劳动工资、同一资本在不同生产中的利润率以及失业率和劳动力缺少程度等都存在地区差异。这说明，由于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地区生产要素和生活水平都无法达到均衡。如果要阻止地区间差异的进一步加大，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数量，就要创造条件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不断加剧的地区经济社会差异无疑是俄罗斯患上的严重疾病。我们对这一病症的诊断结果是：机体不会死去，但会一天天衰弱，并会引发其他疾病，实际上这已经被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但是，这种疾病可以依靠市场和社会自我调节来解决，国家干预是调节的根源。

(二)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

俄罗斯联邦各地区在生产力布局和居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自然地理因素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地理条件(如北部地区气候条件严酷，大部分地区为冻土地带、沼泽地带及地震高发区)的恶劣导致经济地理布局的不合理，进而造成了居民分布的不平衡。同时，相关地区的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设施不发达以及人口密度低等问题的存在，也使各地区差距加大。

表3对俄罗斯各联邦区领土、人口、地区总产值、地下矿物资源的开采及出口情况进行了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各联邦区间的差异。

2　体制和机制因素

体制和机制因素对地区差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布局不合理上。俄罗斯现有的经济布局以苏联的经济布局为基础。众所周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在区域经济管理上毫无例外地采取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基于应对战争和平衡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却因运距过长等因素而付出高昂的经济成本，而西部原有的发达地区却因为缺少应有的投资而发展受阻。经济转轨后，资源配置开始依据市场原则进行，西部地区因为人口众多、城市分布相对集中、科学技术水平较高、购买力较为旺盛等原因而被众多投资者看好。东西部的差异又开始加大。

3　历史文化因素

这表现在地区开发和移民特点上。同发达国家相比，俄罗斯人口平均密度低，每平方公里8.7人，且人口分布极其不均衡。俄欧洲部分和亚洲部分、北方和南方、中央地区和边远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俄欧洲部分，在占25%的领土上居住的居民超过国家总人数的78%。在国家的亚洲部分，在占75%的领土上只有不到22%的居民，其人口密度只是欧洲部分的1/11。俄罗斯北部和南部，沿圣彼得堡-基洛夫-叶卡捷琳堡-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这条线为分界点，其差异也很大。南部，占俄罗斯26%的领土上居住着95%的居民，而在北部，则只有5%的居民。表4为俄罗斯各联邦区常住人口数字对比情况。

三、区域经济政策是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的重要工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给俄罗斯经济带来的巨大改变不仅表现在各个行业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各地区的宏观经济指标上。苏联时期，拥有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步上升趋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由生产要素决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基金和工艺水平等)，并且经济的计划性使各地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俄罗斯的东部和北部地区拥有相对丰富的未开采和未运出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是在上述地区建立新的资源开采和加工企业的主要因素，而生产的高投入和产品向其他地区的运输问题也无疑会推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俄罗斯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地区工业生产结构发生了相对合理的改变。其中，轻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下降速度是创记录的，而天然气工业和电力工业的下降速度最小。价格是引发地区工业生产结构发生巨大转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总体上说，俄罗斯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对外部市场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脱离这个市场，这一地区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会远远低于改革前的水平。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联邦独立后，开始形成新的区域经济政策。俄罗斯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形成的条件是：国家对地区的中央集权管理向国家调节过渡、从统一国民经济综合体功能向建立统一经济空间过渡。在新的政权垂直体系形成过程中，内外部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如广泛地引入了市场关系、对自然资源所有权和管理权进行了重新分配、经济体系的非中央化和非军事化色彩加大、国家经济开始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外资在俄罗斯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规模加大，等等。

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求俄罗斯重新考虑之前实行的区域经济政策。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自我发展是区域经济政策的优先方向，其目的是为地区在国家和世界经济体系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奠定基础，通过合理地利用自身的潜力保证居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地区自我发展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生产、科学和劳动力潜力，提高地区经济的效益和竞争力，积极加入地区和国际劳动分工中，以实现本地区在国家经济空间和地区经济空间的根本改变。

目前，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点是以对资源潜力的利用为基础的，这一点不仅在苏联时期，而且在其他国家也起着重要作用。问题地区是俄罗斯实施区域政策的特殊对象。这类地区的特点是，如果没有国家的直接或间接调节，单纯依靠传统的经营方式是无法解决其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

作者：葛新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