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国际教育论文(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当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差距，为此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应积极采取战略措施，树立长远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目标，完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政策，扩大国际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拓国际教育服务市场。
汉语国际教育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已逐渐成为当今实现“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汉语国际教育，不言而喻，也必然要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化教学要成为汉语教学的主流或主要内容。汉语教学的核心任务是进行汉语言文字教学。文章从四个方面就汉语教学中所伴随的文化教学进行了清晰的说明：（1）选取哪些文化内容和文化点？（2）所选取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点前后该如何安排？（3）采取什么样的呈现方式？（4）我们该持有什么样的呈现心态？文章特别强调：国人形象是中华文化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
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国人形象
H195；G125A007906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在近代饱经蹂躏与欺压而现在正在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和平大国，既拥有光辉灿烂而又神奇深邃的古老文化，又有多姿多彩、各民族交织、中外交融的现代文化。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希望将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及其观念推向世界，并都竭尽全力努力为之。我们国家也需要这样做，需要将我们中华文化融入国际多元文化的大家庭中去。“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已逐渐成为当今实现“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汉语国际教育，不言而喻，也必然要承担起“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责任。其实，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家就意识到，汉语教学必然同时伴随着文化教学，并开始认识到，文化应区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汉语教学所伴随的文化教学既要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更需侧重于交际文化。
然而，时至今日，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诸如汉语国际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什么，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应占什么地位，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应是什么关系，文化教学应选取什么样的内容，在汉语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应呈现什么样的心态等，目前人们在认识上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一致。同济大学举行“汉语国际传播：跨文化视域下的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10月2526日），专门讨论跨文化交际视野下的语言与文化问题，并准备开展带有一定学术争辩性的学术对话，这无疑将有助于大家对上述诸问题的进一步明确，以利于汉语教学和文化教育。
一、 汉语教学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本文所提到的汉语教学，包括以前说的对外汉语教学、现在说的汉语国际教育和针对华侨华裔子弟开展的华文教学。汉语教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关涉到汉语言文字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以及文化、艺术和其他某些学科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其核心任务与内容是汉语言文字教学，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让国外愿意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学习、掌握好汉语，培养他们综合运用汉语的能力。因此，汉语教学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怎么让一个零起点的外国汉语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尽快、最好地学习掌握好他希望学的而且是应该学习掌握的汉语。”
为什么要强调汉语教学必须以汉语言文字教学为核心任务呢？理由有三：
第一，汉语教学最直接的目的是，设法让外国汉语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能尽快、最好地学习掌握好汉语。有人强调要通过汉语教学让外国学生了解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个想法当然好，但是，如果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过不了关，他们怎能了解、研究中华文化？
第二，汉语教师在汉语教学过程中所碰到的，外国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问题，主要或者说大多数是汉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
第三，中华文化的有效传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靠学好并掌握了汉语，特别是学好并掌握了汉语书面语的外国学者，由他们来向自己的国人介绍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切实做好汉语言文字教学工作，正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
因此，汉语教学的基础教学、汉语教学的核心任务是汉语言文字教学，尤其在初级阶段的汉语教学中。从整体上来说，其他学科方面的教学都是为国外汉语学习者更好学习掌握汉语言文字服务的。
总之，想方设法帮助外国的汉语学习者尽快、更好地学习和掌握好汉语，特别是汉语书面语，这是汉语教学自身担当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任务。我们决不能偏离这个方向。
二、 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应放在什么位置？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汉语教学必然会同时伴随着文化教育，汉语教学离不开文化教育，特别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需要重视跨文化交际问题，汉语教师也需要有文化的头脑。但是，文化教学在汉语教学中应放在什么地位？早先媒体就曾炒作并宣传：“汉语教学是手段，传播中国文化才是目的”，“不能只讲授语言的应用，而不深入到文化的内涵”，“外国人要学的是中国文化，不是汉语”，等等。（李泉，2012）最近又有一种意见说，汉语教学的重心应由语言教学转向文化教学。而现在无论汉语教师培养还是华文教师培养都有一项要求，那就是起码要掌握一种文化技艺，当今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更是普遍地大搞文化技艺活动，乃至高校面试硕士生或博士生时，竟出现了考生都带上一把剪刀或带上一长条红绸带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国际汉语演讲比赛文化技艺也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这些看法、这些做法，很抢眼，但我认为并不正确。
确实，汉语教学必然伴随着文化教学，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让文化教学成为汉语教学的重心或主流，更不是要用文化技艺来冲击乃至取代汉语言文字教学。我很同意李泉教授（2011）下面这一看法，“要恰当地评估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功能。汉语教学跟其他外语教学一样，是一门学科，有其自身的教学规律。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功能，文化教学不宜喧宾夺主。过于强调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功能，是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是一门学科的误解，是对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功能的扩大化、理想化、超负荷化”。而杨国章教授早在1991年就指出，“语言教学的重心是解决语言学习问题，这一点什么时候也不能动摇。我们要重视文化因素，这是立足于语言的交际功能而言的。……但不能把语言课变成文化课，否则，就冲淡了语言教学，喧宾夺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曾在孔子学院任教的蒋向艳和陈捷（2010）二位老师合作撰文也指出：“过多的中国文化介绍占据了大量的授课时间，致使汉语教学进度极其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学生继续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感到没学到什么东西，没什么进步，很容易放弃。可见汉语课上过多地介入中国文化的介绍会搅扰学生对汉语本身的学习、记忆和运用。”再说，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正如北京语言大学赵金铭教授（2012）所指出的，“应该是润物细无声，应该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这样的文化教育才能深入骨髓。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要从这方面去下功夫研究，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表面地开设一些文化课、搞些文化技艺那样的一种做法。目前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浮躁之举。如果按照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导向来开展汉语国际教学，不仅会大大削弱汉语言文字的教学，而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既非策略之举，更非科学之举，反倒有损中华文化的传播，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与不安。西方各国，他们在海外分别开展的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的语言教学，同时都伴随着文化教学，包括他们的价值观教学，可是我们不妨去考察、研究一下他们的教学与教材，是不是像我们那样做的。我们需要换位思考。
我们的老前辈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等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曾这样强调过：“首先要教给外国汉语学习者的是汉语本身。”（李泉，2012）季羡林老先生还特别说了那么一段话：“我们首先要送去的就是汉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汉语是‘王’。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华民族古代和现代的智慧，也大部分保留在汉语言文字中。中国人要想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外国人要想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必须首先抓汉语。为了增强中外文化交流，为了加强中外人民的理解和友谊，我们首先必抓汉语。因此，我们要奉行送去主义，首先送出去的也必须是汉语。”（季羡林，2000）季老先生的话明确告诉我们：汉语教学要汉语先行，而非文化先行；文化先行，将适得其反。我想，只有达到老前辈们所说的教学目的，才能真正做到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传播双赢。
三、 汉语教学中中华文化的呈现内容、方式与呈现心态
文化，其含义是很广泛的。到底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大家看法不一定一样。就我个人认识而言，并参考陈光磊（1992）的意见，中华文化似可包括如下诸方面：
物质文化：如秀美山川、地理风貌、诱人的风景区、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建筑、产品（特别是传统产品）等。
思维文化：这是民族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某种信仰，主要是指哲学思想、思辨方式、宗教信仰，也包括诸如说时间、地点的方式（是从小到大还是从大到小）、计数称量法、方位定法等。
艺术文化：如具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绘画、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和雕塑（包括石雕、瓦雕、木雕、泥塑、糖人）、剪纸等工艺产品。
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习惯，包括酒文化、茶文化以及主要菜系等，也还包括饮食器具等。
健身文化：主要指中医中药、针灸、按摩推拿，以及武功、拳术等。
习俗文化：即贯穿在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本民族所特有的习俗，包括婚丧喜事，以及亲友称谓和会话语言规约（包括称呼、问候、询问、道谢、致歉、告别、赞同、拒绝、打招呼等表达法）等。
心态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
历史文化：这除了实际的国家、民族的实际历史外，还包括历史上那些渗透着民族心理和社会意识的职官制度、典章制度、文学经典以及传统节日等，也包括渗透于文化之中的并不断发展而逐渐积累成的、打有时代烙印的成语典故、警句格言等。
汉字文化：这是中国文字的特点带来的，如中国的书法、中国的谐音字画（赵华2012）、中国的印章等。
体态文化：有些带有共同性，如伸大拇指，表示称赞、叫好，伸小拇指表示渺小、微量，伸中指表示辱骂；而更多的是有差异的，如用手指在太阳穴旁转圈，中国人表示动脑筋，而据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一体态则表示发疯。
以上所述，有的会是交叉的，如古建筑，既可视为物质文化，也可视为艺术文化；再如书法，当然是汉字文化，也可视为艺术文化。20世纪90年代张占一（1991）将文化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事实上所有文化都可以说是知识文化，其中一部分与会话交际理解密切相关，会影响到跨文化交际，譬如某些思维方式、某些习俗、某些语言规约等，这部分可视为交际文化。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彼此不是分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
文化：从时间跨度说，一般可分为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
以上所述，不一定说得很全，但大致如此。汉语教学中所伴随的文化教学，我们需要考虑的是：（1）该选取哪些文化内容和文化点？（2）所选取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点，前后该如何安排为宜？（3）该采取什么样的呈现方式——是开设文化专题课，还是编作汉语教材的课文？如果开设文化专题课，开几门课？开设什么样的课？（4）我们该持有什么样的呈现心态？现在说实在的都还不是很有底，都是根据教材编写者自己的认识与想法在做，尚缺乏必要的一致的看法与规约，难免成绩与缺憾并存。李泉教授（2011）曾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汉语教材包括文化教材，从文化教学的视角进行了很好的剖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很有见地。
文化内容、文化点的选取，文化内容、文化点的前后安排，如果不加研究只是凭想当然，不可能真正达到有效的或者说最佳的文化教学的目的。今天，在上述四个问题上我没法提出具体的意见与看法，因为没有研究。但我觉得有些问题值得提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与思考。
首先，我国的古代文化是很辉煌，但不能光展现古董，很需要展示当代文化，甚至包括我们的春运和高铁、跨海大桥等，以呈现我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变化为主。内容的选取，除了考虑让外国汉语学习者对中国与中华文化有个大概的、最必需的但又比较正确的了解外，更多地要考虑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需要。
其次，文化内容主要应该通过汉语课的课文来呈现，以便对外国汉语学习者起到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影响。因此，课文内容的选取尽可能精当，课文内容的设计要有创新性《博雅汉语（ 准中级，加速篇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十四课《采访孔子》，就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编写得不错。。课文的前后编排要尽可能合理、科学。也可以适当开设文化专题课，但不宜过多，最多三门：《中国概况》、《中华文化概说》、《中国文学》。甚至可以合并为两门，《中国文学》合并到《中华文化概说》。文化技艺，在中小学可以适当教授，以引发孩子学汉语的兴趣，但也要适度。在大学，只能作为课外活动来教。
再次，文化的呈现心态很重要，一定要摆正。我们既不要一味迁就、迎合外国某些汉语学习者的猎奇心态的需要，也不能不考虑外国汉语学习者的合理需求。不取“宣传”、“说教”的态势和做法，不强加于人。在这方面要去“泛政治化”心态。“对己方文化不炫耀、不自美”，“对他方文化不贬损、不排斥”。2005年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教材中，有篇课文名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课文中有这样的话：“事实上，在今天，西方文化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世界，出现了很多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比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全球气温变暖、淡水资源匮乏、森林被过度砍伐、江河湖海受到污染、动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频繁出现等等，所有这些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21 世纪应该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样的言辞明显含贬损之意。在我们的汉语教科书中，“要树立一个开放的中国形象，一个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愿意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相待的中国形象”。总之，在汉语教学中，“文化呈现应取平和、务实、超然的心态”。（李泉，2011）
四、 国人形象是中华文化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播，一定的宣传当然需要，但最后能否达到如愿以偿的有效传播，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他人是否需要，海外各国是否需要；二是文化自身对海外各国的吸引力、感染力，国人形象对海外各国是否有吸引力、影响力。后者是达到有效文化传播的关键因素。
最近听了李宇明教授在复旦大学所做的一个题为“汉语传播的国际形象问题”的报告，很受启发。李宇明教授说，18、19世纪直至20世纪“二战”前，法语几乎成了国际通用语，特别是在各国上层人物和知识阶层中。原因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笛卡尔等创造的灿烂的法国文明让人羡慕。“二战”后，法语逐步为英语所替代，英语几乎成了国际通用语。是什么吸引世界各国都转向学英语？是现代化、国际化造就了英语的实用性。“实用战胜了高雅”，于是英语几乎成了全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科技发展的无形的支柱。李宇明教授所说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汉语要有效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要有效向国际传播，就得靠我们国家、我们国人的形象。跟我们自身直接相关的，就是有赖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特别是出访的中国人和我们的汉语教师自身的形象，包括言谈举止。出访的中国人和我们的汉语教师就是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就是中华文化的窗口与镜子。可是目前我们有些国人、有些汉语教师在海外的表现，实在与我们国家和平发展的整体国家形象极不相称。那些人在海外不遵守当地的规约和习俗，大声喧哗，随地扔垃圾，处处摆阔，有意无意地呈现某种傲气和霸气，等等。这怎么能吸引世界各国来学习汉语、来了解、享受中华文化？不错，现在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正如李宇明教授所指出的，这是由中国腾飞的经济、中国的“经济红利”所吸引的。然而这只能吸引少部分人。所以李宇明教授强调指出，汉语和中华文化要向世界传播，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李宇明，2014）我非常赞成李宇明教授的这些意见。确实，国人形象是中华文化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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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向艳，陈捷. 法国巴黎中学汉语教学状况及分析[C]//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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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宇明. 汉语传播的国际形象问题[R]. 上海：首届汉语跨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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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赵金铭. 国际汉语教育的本质是汉语教学[R]. 北京：汉语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高峰论坛， 2012.
作者：陆俭明
王英杰，1945年11月生，山东莱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顾明远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1980-1982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学习：1991-i992年获“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讲学。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纽召集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套会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学术评审局大学学位课程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和美国教育。多年来，王英杰教授先后主持多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取得了多项优秀科研成果，代袁性的著作包括：《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专著);《中国基础教育的实施一一富裕、贫穷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与展望》(英文版专著，合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主编);《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合著);《比较教育》(合著);《世界教育大事典》(美国、加拿大卷主编)等。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一、五大因素促使我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您上大学时最初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葡萄牙语专业，后来您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顾明远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至今已经在比较教育领域耕耘多年，学养深厚，成果卓著。首先请您谈一谈自己是如何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的?
王英杰：我是学外语出身，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培养的人本来是为外交战线服务，但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这批学生就被派到部队农场劳动。后来，我爱人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则到天津工作，并没有进入教育战线。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够解决我们两人两地分居的问题，于是我也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我的专业是葡萄牙语，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并没有葡萄牙语专业。非常感谢我们学校外国教育研究所的书记毕淑芝老师，可以说是她当时收留了我。就我而论，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感恩的心情。我当时就想，既然到了这里，既然所里收留了我，我就应该在外国教育研究方面多努力。当时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开始恢复工作。恢复工作以后，我尽自己所能，补习了教育方面的课程。在师范大学当然要学习教育方面的内容，如教育学、外国教育史、教育哲学这些课程，我都去旁听并进行了补习。葡萄牙语在当时中国对外交流中的作用很有限，加之所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自然而然地就去自学英语了。所幸的是，我学习英语还有点基础。因为我们那时的中学主要是学俄文，但当时我所在的中学班上有半个班学英语，我有幸学习了英语，有点基础，我自己也比较刻苦努力。另外，那时候外国教育研究所的老教师对我帮助很大，比如符娟明老师、翻译室的赵宝恒老师等。这样，我一方面学习了英语，一方面学习了教育，自然就开始做美国教育方面的研究。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我比较早地通过了有关的考试，所里派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学习进修。从此，我开始真正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我之所以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总结起来，一是社会的安排，二是我自己确实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所里对比较教育研究非常关注、非常投入，同时又体恤年轻人，支持年轻人的学习。在当时，所里把年轻人安排去学习，而不是乱安排，顾明远老师录取了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我非常感谢当时所里的领导和老教师。此外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才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学习。最后，自己也得抓住机遇吧。就我而论，当时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了，但进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各方面都得从头学起。所以，这是社会、时代、好的领导、好的导师和个人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促使我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行走在比较教育这条道路上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多起来了，外交部、国防部外事局、外文出版社等单位都让我回归，那时候叫做“归队”，回到外事战线上去，回到外交领域去。同时，北师大外教所已经开始了比较教育研究，所里希望我能留下。就我个人来说，一是出于对所里的老领导、老教师的一种感恩：二是自己开始做这个研究，也感到非常有兴趣;三是我感到自己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在大学里工作。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坚持要离开，从那以后，就开始终身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了。
二、教育国际化是不可回避的潮流，
教育应该引领整个社会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扩大教育开放”专列一章，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您如何看待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教育国际化的问题?
王英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扩大教育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提法。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从边缘向中心的过渡，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对教育而论，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据我看到的有关统计，我们中国每年大约培养出15万的工程师，不足10%的人有能力在跨国企业工作，这说明我们的国际化水平还很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甚至包括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都把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重大战略。以耶鲁大学而论，耶鲁大学校长把国际化作为大学评价的主要指标，要求该校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有国际交流的经验。有人可能说，只有耶鲁大学这样的名校才能做到这一点。那看看一般的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一所很普通的州立大学，但这所学校也很明确地提出来：地方问题的解决要有国际性的视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种提法。
我们现在培养出的人，缺乏国际的视野、国际的意识，缺乏对国际事务的理解能力，缺乏国际交流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重大问题。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讲，从大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现在可以说，我们讲国内一流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把大学放在国际竞争的平台上，才能看到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上。国际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源于中世纪欧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具有国际性的，不受国界的限制，知识是无国籍的，学生是无国籍的，教师是无国籍的。后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高等教育逐渐有了国家的界线。现在的世界不同了，虽然国家界线依
然存在，但是对教育而言，特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应当是在社会各行各业、在国际化中处于引领的地位。要把高等教育定位在这里，不能被技术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拉着你、拖着你进入国际化大潮当中，而是应当站在前沿，引领整个社会走向国际。
如果我们不主动做这些，不承担起这样的责任，那幺就会更加落于人后。其他国家的学生已经走进来了，比如美国决定派10万学生留学中国;另外，其他国家也在我们国家大量招生，中国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我们的大学如果还关着门，有什么意义?香港的大学在目前的大学入学竞争中占优势了，为什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香港的大学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学生从香港的大学毕业，可以比较方便地走向国际，不管是到国际化企业还是到国际组织就业，或者到世界其他国家攻读研究生，国际化程度都比较高。我们自己在国际化问题上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一个不可回避的潮流，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薄弱环节。
至于什么叫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或者具有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人才?对于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我觉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够认识和理解国际重大的问题，比如战争、反恐、贫穷、环境污染等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重大问题。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都要面临这些问题。面对这样的国际重大问题，我们要有国际的视野、国际的理解能力，要学会关心这些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再有，从教育这个行业来讲，对于教育目标、教育质量、教育思想等的理解，都要具有国际的视野、要放在国际的平台上去认识。比如，从国际比较角度来讲，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哪些是精华，值得发扬、值得介绍到世界当中去?哪些是落后的、糟粕的，而我们现在却还在提倡?对这些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除了讲要具有国际理解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国际交流的能力、国际对话的能力、理解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能力，我觉得这些能力都是不可缺少的。说起来很简单，但是不容易做到。比如，在当今世界，我们通常讲的沟通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决定着个人生活的质量，决定着个体在职场中的表现，决定着一个企业发展的能力。作为个人来讲，沟通能力不仅仅局限在你所熟知的语言文化背景中，还要具有在多种文化背景中的沟通能力。
我觉得，不是说你身在其中，懂得某种语言了，就自然地理解了重大的国际事务。比如“9·1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人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我当时正在国外，和学校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在一起，我说赶快打电话回去问问，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我们校园的留学生当中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只把“9·11”看作是一种孤立的事件，看作是美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对抗，看作是不同宗教的对抗，没有把它看成重大的国际事件，没有去理解这个事件会给整个国际政治地图、国际斗争、国际事务发展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觉得，这就是缺乏国际视野、缺乏国际理解能力的表现。再比如，我们现在建孔子学院，确实很有必要，但在实践中我发现有人经常用“推广汉语”这样的词汇，这是把中国语言和文化不自觉地放在了中心的位置，要去推广，而你却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国际上平等对话的位置，是缺乏国际意识和缺乏国际理解力的表现。我希望我们在建设孔子学院、向国外传播汉语的时候，尽可能避免这种不平等对话的思维。
到底什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这应当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我个人觉得，可能应当有若干个指标，比如留学生数量，这肯定是一个指标。但就我们国家而言，目前光考察留学生数量不可取，这不是一个主要的指标，光凭这个指标不行。就“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我讲几点个人的看法。一是从构成来讲，我们目前大学中的留学生多数是语言类留学生和非学位的学生，在国际高等教育体系中处在边缘的位置，不是中心位置。二是这些留学生在我们国家仍然是孤守一隅的特殊群体，并没有和我们的学生融合在一起，这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既隔断了外国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又隔断了中国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提高自己国际理解力、欣赏不同文化的机会。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国际化是有缺陷的。三是我们培养的学生中，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学生非常少、比例很低。现在和前几年不同了，情况有所改善，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硕士研究生层面、博士研究生层面，即便这样，具有国际经验的学生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四是我们的课程，除了语言、历史方面的一些选修课程，在大学的课程设计当中，有多少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力?有多少课程是真正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国际意识?五是从大学知识创造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多少成果从知识生产体系的边缘进入到中心地带?有多少成果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有多少合作项目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国际化仍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总之，我认为，讨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要抓住大学的核心使命;我们不能离开大学的核心使命，只用有多少留学生这样片面的指标来理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问题。
三、比较教育要引领教育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在当前教育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下，结合您长期的研究和管理工作经验，您认为比较教育学科能够在其中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
王英杰：我觉得，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比较教育既是一门理论学科，又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应用学科。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比较教育要使我们对教育的本质特征、对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明确的、真实的认识，要帮助教育决策者、教育管理者把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放在整个国际的平台上去认识、去比较，知道它的优势、弱势和不足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你的国际化就是有思想的国际化、有意识的国际化，就是一个方向明确的国际化，这是比较教育在国际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具体来讲，在培养人才方面，比较教育学科要培养具有国际化意识、国际交流能力的专门人才，同时要在世界教育对话当中建立起我们的话语系统，融入世界，能够跟世界平等对话，这是我们比较教育的宿命、我们的使命。
我们现在已经培养出一些人到国际组织中工作，可是你到国际组织去看看，不说发达国家，看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有多少人在国际组织工作?我们中国，特别是中国大陆培养出来的人，有多少在国际组织中工作?一比就相形见绌，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我觉得，从国际化角度来谈，这是我们比较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战略使命。当然，比较教育还要提高我们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在国际比较当中的质量，不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说的质量。另外，引入新的教材、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思想等，把我们取得的教育成就以国际上可以理解的话语介绍出去，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做法。刚才我讲，我们的教育要引领国际化的发展，引领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层次的国际化，要起引领的作
用;就比较教育学科来讲，在教育内部，比较教育要引领教育的国际化，这是我们从国际化的角度来认识比较教育这门学科。当然，也许我夜郎自大，把这个学科说得如此之重要，可是在这个学科中的人，我觉得要有这么一种责任感。
四、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世界教育信息》：比较教育的身份危机问题是近年来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您也曾多次撰文并在多个场合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述。在您看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科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成为您所期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科，形成世界比较教育学科的中国流派”，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王英杰：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对于比较教育学科，我们讲的学科危机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我是讲学科的危机，学科是没有界线的，没有国别的。有危机不等于它会消亡，有危机也是一种机遇。之所以讲学科危机，就是说，比较教育这门学科，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不像其它学科那么专业化，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自称从事比较教育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比较教育的学科界线不太清晰，很模糊，范畴广，内涵外延不是那么明晰，研究方法也不那么确定。从事国际交流的人写篇文章可以说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成果：其它各个教育分支的学科写的文章，只要进行了比较，也认为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成果。问题是，现在哪个学科不进行比较7从这个角度来讲，比较是一种方法。我们对比较教育学的定义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定义，它受时代发展的影响。比如，二战结束以后，老殖民主义开始走向消亡，新的殖民国家或者比较强势的国家，如美国要把自己的影响输入到发展中国家去，比较教育在那时候就很兴旺。过了一段时间，民族自觉意识增强、民族国家要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时候，比较教育就受到一定影响。从学科内部来讲，作为比较教育学的学者，当他/她在教育社会学或者教育管理学这些方面研究得越多，就越有可能游离出去，成为教育社会学的学者或者教育管理学的学者，尽管他/她可能刚开始是从比较教育学发展起来的。这个不奇怪，也提供了一种机遇。
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来说，我觉得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为什么?首先，教育的总体发展、教育的国际化需要这样一门学科的支撑和引导。其次，在教育学科内部，其它分支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比较教育学科的支持。另外，从比较教育学科内部发展来看，它有一个独立的知识内核，并且越来越清晰：一是以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元的基础始终没有变;二是还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形成，比如随着国际组织在全球教育发展和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对国际教育本身的研究，甚至还有更具体的对国际理解力、国际意识问题的研究等，都逐渐成为比较教育学科自身比较确定的、独特的研究领域。最后是研究方法，我觉得从世界角度来讲，从各门学科角度来讲，本身就需要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方法要服从目的、服从内容，不同的方法都可以拿来使用。只要研究领域是确定的、研究目的是确定的，那么这门学科是可以发展起来的。
作为比较教育这门学科，我觉得，所谓中国流派也好，中国特色也好，主要看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在哪里。首先，要对中国的文化特色、教育特色、理论特色，都要有深刻的把握和理解，并把它们带入教育研究中来，作为教育研究的内容，作为支撑教育研究理论和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其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走到世界上，用世界上能够理解的语言，跟其他国家平等对话。就是这么奇妙，你想使中文逐渐成为世界理解的语言，你首先要用英文去表达;你想使中国特色的教育文化被世界所理解，就要用世界所理解的语言来谈中国教育，这是比较教育非常独特的地方，和其他教育学科不太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研究要用世界上能够理解的语言、世界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要用世界各国教育同行能够认可的方式去开展，同时结合中国的特色，这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五、比较教育学会要成为比较教育学者之家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在促进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英杰：我们现在的学会，基本上就是开年会。我个人认为，首先，一个学会组织要提供一个供会员自由讨论的平台，让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成果、独立研究的成果，能够有所交流、有所交锋、有所碰撞，只有形成这样一种环境、一种风气，才能逐渐形成自己国家的研究风格、研究流派，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其次，一个学会组织要善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当中，发现、扶持并支持在所在领域的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给他/她们提供一种支撑。要给富有创造性思想、具有活跃的学术思想的年轻人提供支持。这样才能够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特色、流派发展。再次，一个学会组织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提炼自己学科的定义、研究范畴、所倡导的研究方法，从而把这个学科不断地推向新的高度。比如，在中国，现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最后，一个学会组织要在学科规范上，特别是学术诚信上要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个问题在不同学科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较教育学科要做出自己的努力，才能促进学科的不断发展。
学者，尤其是大学的学者，和其他职业的不同点在于两个忠诚，一个是对于所在机构的忠诚，另一个是对于学科的忠诚。所以，作为大学学者，不但关注自己在哪一所大学工作，哪所大学能够给他/她提供最好的学科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关注自己在哪一个学会。从学会角度来讲，应当在学科范畴内给学者提供一个家，给他/她以精神上的支撑，给他/她以自由表达的场所，给他/她以思想上的交锋，这和在大学里某一个学科、某一个系所之内是不同的。
六、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是世界性难题
《世界教育信息》：您不仅具有丰富的教育理论知识，而且具有多年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近年来，我国对于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讨论非常热烈，您也曾专门撰文从文化的视角解析太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冲突。在您看来，应当如何理解这两种权力的关系?这种冲突有没有解决的可能?
王英杰：目前，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是共同的趋势。当然，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更突出，这是与我们官本位传统密切相关的。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规划纲要》强调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这方面的论文和讨论不少，教育部也拨出专款，支持一些大学开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试点，最近又更进一步在大学下设的学院层面开展试验，试验的初衷可能仍然是共同参与管理。一些大学也有了一些具体举措，比如学校行政领导退出了学术委员会，有些大学建立了教授会，总体上来讲当然会有些变化。在局部地区，在一些大学，或者是某一个时段，可能会有行政权力在制度层面的一些弱化，在实践层面有些学术问题交由教师来决策，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很难改变这个整体的大
的趋势。也许我悲观了一点。
七，大学的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应，
但是大学要成为正义和道德的灯塔
《世界教育信息》：近年来。随着社会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大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大学里发生的各种现象也逐渐成为大众讨论的热点，比如自主招生问题、论文剽窃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大学排名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等等。在您看来，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大学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作为“圈中人”的教育学者，又应当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和责任?
王英杰：大学，我们叫象牙塔也好，叫围墙之中的机构也好，它们都是在社会上生存的，大学不可能孤守一隅、孤芳自赏。社会当中的问题肯定会渗透到大学里面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市场价值迅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的学术资本主义、行政权力不断强势，这二者在结合起来的情况下，学术腐败也好，大学的其他腐败现象也好，不可避免。大学很难独善其身，但是大学不能堕落，要成为引领社会正义和道德的灯塔。当这股潮流把教师也卷入其中的时候，作为教育工作者，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教师想力挽狂潮也很难，作为教师个人，我觉得，首先要做到自重和独善其身，这很重要。当然，作为教育工作者，你可以教育学生，可以从各个层面教育学生，从小学开始。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教育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
八、从教育制度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两方面来思考“钱学森之问”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比较教育学者。如果您来回答“钱学森之问”，您会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王英杰：首先，从大的方向来讲，媒体把”钱学森之问”炒得过分了。钱学森是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对他的研究应是多方面的，“钱学森之问”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已。其次，不管怎么样，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作为教育学者要多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考虑的可能比较片面，我更多考虑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有没有给大师提供一个成长的环境?简单地讲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小学开始，我不能说学校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压制人才的过程，但是起码我可以讲，很难把学校教育看成一个不断思想解放、不断思想自由的过程。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探究，怎么能够成就大师级的人才?再次，我觉得，钱学森所处的时代，我们国家处于那样的环境，他们有很强的社会使命感。现在，我们光讲个人的解放，光讲个人的自由，不讲社会责任感是不行的。钱学森这样的大师都是在民族存亡中产生的，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产生的，这很重要。只有这二者结合起来，一方面，作为制度，给人才提供自由成长的空间，给他们提供思想自由和解放的空间;另一方面，作为个人，要把社会的道义、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时代才可能出现大师，否则的话，很难培养出大师。
九、教师与学生之间要有一种炉边对话的感觉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每周二都是您固定为学生答疑和相互交流的时间，您要求学生要不断关注国内的教育实践，在立足中国教育的基础上放眼世界。学生们都尊称您为“思想者”。请您谈一谈是如何培养学生，尤其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的?
王英杰：经验还真说不上，不过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学习主体，我相信他/她们具有自学的能力、自己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所以，我所注重的就是要充分地给学生自由，让学生自主地学习。特别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在获取知识的手段如此丰富的时代，导师的作用是有限的。另外，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导师所能够影响学生的更是非常有限。所以，我所希望的是学生能够自主发展，主要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学。
我们年纪大一些，生活经历可能会丰富一点，在学生遇到困惑的时候，不管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我总希望能够以我的经历、经验，给他/她们一点安慰，给他/她们一点心理上的依托，使他/她们能够稍微从当前的困惑困难当中解脱出来，看得远一点，把自己一时的困难仅仅看作一时的问题。我很难针对某一种困难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具体的解决办法还是在学生自己，但是，我希望学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稍微站高一点，有一点历史的观点，有一点长远的观点，有一点比较的观点。
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觉得，主要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启发。现在我们说是导师，但获取知识的能力不如学生了，获取知识的渠道也不如学生多了，读的书也不如学生多了，很难真正给予很多的指导。当然文科不同于理科，理科生要做实验。作为文科来讲，从我个人体验来讲，真的很难给学生更多的指导。但是，我可以做的就是给学生们一个空间、一个环境、一个大家自由讨论的环境，让大家充分地开展讨论，每个人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自己的理论基础去认识同样一个问题，从而产生思想上的碰撞、思想上的交流，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学生学有所获。我只是这样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
导师不仅要做学术上的“advisor”，更要做的是“mentOr”，就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或者是自己的人生道路去启迪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要以诚、以心来对待学生，不要以一种自认为有更多知识或是掌握更高深学问的态度来对待学生。在大学里，特别面对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太家都是“scholar”，真心、诚心对待学生，共同交流，共同讨论，就可能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来。也可以这样讲，学生跟教师要有一种心灵的碰撞、思想的碰撞。我以前讲不管是牛津大学或是剑桥大学，导师与学生之间都有一种炉边对话的感觉，通过平等的交流对话，达到学习和沟通的目的。
十、年轻一代比较教育学者更有可能站在学术制高点开展国际对话
《世界教育信息》：目前，随着比较教育学科的日益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青年教师也越来越多。您对年青一代比较教育学者有何看法和期望?
王英杰：我觉得，现在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年轻人非常幸运。和我们当时不同，我们当时开始起步的时候，没有条件和机会，我们做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一种文献性研究，并且没有在研究方法上受过那么多严格的训l练。现在，他们有这种机遇，能够做更多的不管是定量研究也好，还是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做质性研究也好，都有这种机会和可能：同时，新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也可以通过科技的手段跨境做网上的调查研究，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利用好这样的机遇，更关注实地性的研究、经验性的研究，更注重研究方法，年轻一代能够做出一些很好的研究。另外，我以前也讲过，和顾明远老师等老一辈的学者不同，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了解太少、民族文化的积淀太少，年轻人应当有更多的条件和可能去关注
自己的文化，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掌握自己的文化。比较研究要有一种改造主义的精神，要深入到我们国家的教育实践当中去，要改造我们的教育实践。
如果要说到寄予的期望的话，我希望年轻一代比较教育学者要能够坚持，坚持不懈，永不言弃，要在学科上坚持下去，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持下去，不要为一时的潮流涌动改变自己的理想，不要为一时的困难放弃自己的理想。我觉得年轻一代肯定会比我们这一代要强，学术梯队的结构是马鞍型，老一代学者，像王承绪、顾明远这些老先生，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和时代使他们可以站在制高点：而我们这一代由于上世纪60年代的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思想的禁锢，一系列的问题，尽管我们自身做出了努力，但我觉得我们是马鞍型的下端，只不过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一代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点上，他们更有可能和西方学者站在同一个高度上进行对话。这个学科的发展全都寄予在后代，期望在后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他们坚持。
十一、最理想的人生选择
是使个人的选择符合时代前进的步伐
《世界教育信息》：王老师，您从当年学习葡萄牙语，再到后来从事比较教育研究，风风雨雨几十载。以您丰富的人生经历来看，您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该如何抉择的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
王英杰：说到个人选择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我的经历太正常不过了，不是你想读什么、想学什么，最后就一定会走上什么道路。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学外语，本来是报了理工科，如哈尔滨军工大学。当时，教育部选拔留学生，派你去学葡萄牙语，你就得学，社会已经替你做好了选择。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除了家庭婚姻是自己作的选择，其他的不用个人去选择，组织都已经替你选择了，你也没有觉得这个选择不是我所要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一声令下，让我们都到部队去锻炼，都到农场去插秧，那时我们就准备插一辈子秧，当然现在回过头来，那时心里也有不满意，但当时并没有觉得这条路不能走，非常抗拒，没有。当时，我们正在农场插秧，中央和教育部一声令下，结束，要分配工作。当天我们连队紧急集合，宣布分配方案，立刻打包，把所有行李拉走，晚上弄个破大衣在炕上睡一夜，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卡车就拉走了，就选择了，也没有说不满吧、抗议吧，或者抱怨没有个人的意愿。时代不同，替你选择了。我们那个时代也相信社会的选择，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社会的选择也看成是一致的，从来没有想过去做个人的选择，更没想到把个人选择放在时代和社会的选择之上。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你们太幸福了，可能你们的苦恼是选择过多，或者个人选择难以实现，或者当你寻求社会的选择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很不理想的选择，又或者说，社会不替你选择，你去找组织，组织告诉你自己去找。我们那时候说我有自己的事业，组织说不行，组织已经替你选择了。这就是不同。当然，我们当时并没有一种被选择的感觉，那时候觉得组织的选择、社会和时代的选择就是我的选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价值观。现在时代进步了，更人性化了，更人本了，更关注个人的选择，也给个人更多的选择。就个人而论，如果能够使个人的选择符合时代前进的步伐，既对个人有利又对社会有利，那是最理想的了。
十二、通过加强信息技术、扩大信息渠道，提高理论水平，办好《世界教育信息》，
使之成为研究教育问题的首选刊物
《世界教育信息》：王老师，明年是我们教育部外国教育信息研究室成立30周年，也是《世界教育信息》杂志创刊25周年。最后，请您对我们杂志、对我们的研究室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坚持“三个面向”，加强外国教育信息研究和世界教育宣传报道，更好为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为国家教育开放和教育事业发展服务提一点看法和建议，
王英杰：我不是办刊物的专家，真的提不出什么建议。从比较教育学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们这个刊物极为重要。现在许多比较教育研究者不屑于做信息方面的工作，我们大学中的学术评价也不支持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认为这是最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基本的信息，就没有研究可言，就没有决策的基础。很多人认为信息工作没有理论可言，但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信息的收集、选择、提炼、加工是须臾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的，反过来说，理论的突破更离不开基础和精准的信息。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外国教育信息研究室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信息工作，既加强信息技术，扩大信息渠道，又提高理论水平，办好《世界教育信息》，成为教育决策者、研究者和广大教师研究教育问题所首选的刊物。
责任编辑：张力玮
作者：覃云云 熊建辉
摘要：当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差距，为此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应积极采取战略措施，树立长远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目标，完善我国教育服务贸易政策，扩大国际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拓国际教育服务市场。
关键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措施
一、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背景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三个核心概念之一，是指把跨国界、跨文化的视野与高等教育的目标、主要功能。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各所高校都应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了解各国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具体多样的高等教育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模式，使得高等教育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与世界接轨。经济的全球化让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对世界的影响也越发深远。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也称世界教育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教育的国际化与国际间服务贸易相结合的产物。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给教育事业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发达国家的国际教育已成为本国服务贸易的重要部门，全球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额每年已高达300 亿美元以上，国际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部门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更多国家的大学和政府把对外交流上升到战略部署的第一要位，从而推动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近况及存在的问题
1、 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近况。目前我国正将教育服务贸易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虽然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但是我国坚持教育体制改革，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的人数和外国教育者来中国任教人数增加的同时，国外留学生在国内留学的人数也呈上升趋势，并且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服务合作。其大致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留学教育进展状况，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共派出留学人员总数为90.3万人，学成归国大约有22.2万人，仅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高达41.39万人，相比较2012年增长了3.58%。另一方面我国在接受国外留学人员上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1950年到2007年我国接受的留学人数已超过124万。统计表明我国接受来华留学生的数量是稳定发展的，接受留学生的能力明显增强，由此说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另外，中外合作办学也是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表现，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我国依据《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批注设立的办学机构已达260个以上。截止2014年10月，全球已建立471所孔子学院和730个孔子课堂，这正体现了我国教育机构到国外的办学活动取得了空前突破。
2、 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面临的问题。第一，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格局不平衡。我国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除了受到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条件制约外，还有其自身原因，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影响教育水平的提高。近几年，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相对于以往有所增加，但与国际标准水平相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较低，远远跟不上教育规模快速增长和教育质量提高的要求。第二，我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不高，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较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与创新》指出，我国与世界上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相比，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占GDP的总比重仍然偏低，其中外资主要体现在卫生、体育、文教、科学研究技术等领域。第三，我国教育市场体系不够完善，教育服务常常被人们视为公共产品，而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往往被排斥。各类民办高校的自行组建发展主要是针对政府对教育投资分配的不公，市场意味着产权和竞争，教育服务市场也不例外。在受到产权制度和竞争机制缺失的影响以及教育处于卖方市场的条件下，教育服务贸易的提供者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去提高教育收益和改善教育品质，这是我国教育服务低端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匮乏的重要原因。第四，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同度不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历学位国际认同度较低是制约我国国际教育服务出口贸易发展的瓶颈，也是国际教育进口贸易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三、中国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对策
1、 首先应该解放思想，向国际化转变，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问题。树立全新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理念，才能在突破和创新的基础上切实发挥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以此缩短我国与教育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根据WTO有关教育服务贸易的规定，在既考虑国际惯例又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来发展教育服务业。与以往不同，当今的国际教育服务已经作为国际贸易的一种方式存在，所以我国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及时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把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作为发展学校的重要途径去审视。明确其战略地位和重要性以及给我国教育行业带来的益处，以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为最终目的来看待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
2、扩大国际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锐不可当，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显得更加频繁，从而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国外优秀先进的办学经验，提高我们自身教育水平。随着教育贸易承诺中限制的减少，我国应大力鼓励优秀教师和学生去国外的互访学习，激励本土教育机构同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学习吸收先进知识，以此加速我国国内教育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积极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的健康发展，由其应支持鼓励我国高等学校和国外知名高水平大学采取多种合作办学形式，加快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人才，使这些人才能够缜密地考虑影响我国各级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细节，为教育决策出谋划策。同时将教育服务贸易竞争机制引入，形成你追我赶的优良竞争态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影响，无论发展何种贸易形式，都必须遵循有效市场和行业运行规律，当某个产业处于卖方市场或者垄断地位时，这个市场往往是无效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甚至有可能受到损害。教育服务贸易也不可能例外，因此，我国要发展教育服务贸易，必须引入竞争机制，良性的竞争是发展的动力。
3、突破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增强出口竞争力。积极调整相关政策，以此来吸引境外消费，加入WTO之后，各行业各领域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留学趋势也将逐渐内地化、低龄化。以吸收来华留学生为契机，完善现有留学生政策，为留学生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留学生的年龄限制，对于特困学生可尝试贷款和助学金制度，降低留学生打工的限制，实行弹性学制，增加国家奖学金数量和金额，尽早对留学生实行“国民待遇”，创设适合国际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宽松环境，充分考虑来华留学生的就业、移民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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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於鸿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了我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作为国际化在高教领域的显著表现，来华留学生人数迅速增长。本文基于对一项中关大学生交换项目的长期跟踪研究，分析8名美国学生在我国的跨文化教育经历及其对参与者文化理解与包容度的影响。本文报道以每月跟踪访谈为主，其他数据搜集方式包括问卷、学生日记、各种非正式交流。研究发现，留学期间受访学生逐渐克服了原有文化定势，尊重文化“他者”，形成了更“国际化”的个人意识与态度。研究也显示，个人、高校与社会因素影响了学生自我认知的改变，包括个人能动性、学校支持与校外经历。
关键词：国际化；留学生；跨文化经历
一、前言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加速了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扩大。2001至2010年，来华留学人数年均涨幅超过10％，201 1年在华的各类留学人员达292611人。目前我国已成为继美、英、法后第四大留学目的国，承担着全球约7％的国际学生教育。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还会进一步提高，至2020年我国各层次院校拟接纳留学生50万人次。
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的要求，本文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生经历。通过对一项中美大学生交换项目中美国学生在我国学习期间的跟踪调查，分析留学经历对留学生文化理解与包容度的影响，以期对我国国际教育发展与国家软实力的提高有所启发。本文由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详细的数据分析组成，最后归纳研究结论。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化”个人
(一)跨文化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文献经常谈到全球化对高等教育部门的影响。日益频繁的跨国界活动(如市场宣传、招生、就业、排名)正把各国高等院校置于不断深入的全球性竞争压力之下，后者纷纷采用国际标准指导教学与实践活动。这种“一个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种方式”就是Knight定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尽管相互联系，“国际化”与“全球化”概念并不相同：全球化是自由资本主义驱使下的一种经济现象，是与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紧密联系的议论形式，而国家的国际化战略还肩负着促进“全球理解”与“实现多元文化的高等教育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Wit重新诠释了国际化概念，指出“国际化”同时包涵“国际”和“地区”双重因素，即“跨文化因素”。这一定义说明高等教育国际化不仅局限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转型，其跨文化本质可能影响个人，这种转变本文称之为个人“国际化”。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谈到跨文化交流与个人的国际化问题。如Giddens认为全球化进程导致传统民族国家疆界模糊，因而个人应积极并善于包容跨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并称这一群体为“世界性人群”。Gunesch提出的“国际个人”概念类似于个人的跨文化认同，指的是“一种意愿，一种能力，允许个人通过倾听、观察、感知，反思进入另一种文化的能力……是对多样文化经历的知识与道德领域的开放度。”。与Gunesch视角相似，Nussbaum强调了高校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公民”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这里的“全球公民”具有“检视自我与自我传统的能力”，理解世界人民作为人类大家族成员相互依存，具有“叙述性想象”能力，能够和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个人换位思考。Sanderson认为，全球化时代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交流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指出个人“应使自我国际化，以产生一种全新的对国际化与全球化关系的解读”。这种新的国际认同并不否定国家认同；相反，个人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自我，不断解构和重构对自我国民认同的理解，避免文化刻板认知和沙文主义民族情怀。
(二)反殖民主义视角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演化成新一轮的殖民主义。在经济领域，全球化加剧了南北、东西差异，即便是高速发展的东亚诸国，仍然不同程度上依附于西方的科技与创新；在高等教育领域，英美等“核心国家”依然占有主要的知识产出资源，第三世界“边缘国家”往往拷贝复制西方高等教育模式。对于个人，国际化进程并未保障每个人拥有在全球性舞台活动的同等权利，拥有更多话语权的西方精英仍然在世界场合复制“欧洲中心主义”，通过塑造“性感的、奇异的、落后的”“文化他者”，不断构建和加强西方完美的自我形象。
在这一背景下，Dobson批评跨文化视角对“国际个人”的理解，指其过度强调相互依存、世界范围内的紧密联系、人性的大同，往往导致对南北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的忽视：“所谓全球的并非是世界的、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相反往往是通过扩张得以全球化的地区性狭隘利益的体现。”Andreotti提出应培养“批判性”国际公民，加强个人对权力世界的认识。具体而言，“批判性”国际公民不仅看到其他国家的“贫穷与落后”，还看到“世界范围的不公”；并不盲目地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平等、密切的联系，相反，认识到全球化加速了南北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如果说跨文化视角的国际个人致力于实现“世界共同发展、和谐与相互包容”，“批判性”国际个人更强调解决不公、建立更平等的对话基础；如果说前者是理想的国际主义者，“批判性”国际个人具有更强的反思及处理复杂的权力关系的能力。
反殖民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模式在今天社会的主导，以及欧美学者呼吁提高本国学生批判地理解“文化他者”能力的理论根源，然而似乎不足以解释“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国际教育、拓展西方学生国际视野的自动力。因此，有必要介绍第三种理解“国际化”个人的理论角度，即Nye的“软实力”理论。
(三)软实力视角
1990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Joseph Nye在《必然领导》一书中首次使用“软实力”，形容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和军事以外的“第三种”权力。2004年，Nye在《软实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中将软实力定义为“以吸引，而不是强迫或支付手段，得到你所想要的能力”。Nye指出，软实力与硬实力都具有影响别人行为以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硬实力表现为命令性行为，基于武力胁迫或经济利诱，软实力表现为利诱性行为，基于一种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吸引。在世界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宣传其价值系统、繁荣与开放程度吸引其他国家主动追随，实现本国政治目的旧。
Nye认为，一国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政治价值与外交政策，其中文化被划分为高雅文化(如教育)与通俗文化。这一阐述在国际关系与外交研究领域中影响甚广。但是，如果考虑一下“文化”的定义——“通过符号表达的意义与概念，使社会成员间得以沟通，社会知识体系得以维系与发展”——不难看出“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价值与外交政策。由此，“文化”是软实力的唯一来源，是核心软实力。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国际教育，成为国家价值的重要传播途径。
在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家软实力的关系已经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强调，“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把扩大教育开放作为一个独立章节，要求“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今年3月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重申了加强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文献分析国际教育对我国软实力的贡献。然而这样的文献往往以来华留学生人数衡量我国文化吸引力，混淆了软实力的来源与效果。增加的留学生人数不是“吸引的能力”，仅仅是潜在可能的“软实力”。Nye指出，只有当留学生返回祖国后，对留学国的价值与体制有积极的评价，留学国文化才能产生吸引，才可能转化为影响他人的实力。也正因此，教育部《留学中国计划》以培养“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作为我国国际教育发展目标之一。
应该看到，就个人的“国际化”成长而言，软实力理论与跨文化交流、反殖民主义视角并不矛盾，三者均倡导更深入的跨文化理解、开放度与反对文化刻板认知的能力。然而，跨文化领域的研究发现往往因为忽视了世界政治格局中权力的不平等性，流于肤浅；反殖民主义视角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着重于发达国家的自我反思；“软实力”理论则突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自主性，指出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本文以上述理论视角为出发点，分析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个人的“国际化”转变是否反映在来我国求学的海外学生身上，思考其对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意义。
三、研究对象及方法
本研究对象为参与我国西部一所“985”高校与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公立高校学生交流项目的8名美方学生，其中男生2名，女生6名，年龄17至23岁。来中国之前他们就读于本科各年级，学科背景涵盖语言、文学、经济、商务，没有海外学习经历。2名学生曾选修初级汉语课程2年，其他人没有汉语基础。学生在中国交流5个月(2010.3-2010.7)，系统学习对外汉语语言课程，也根据兴趣选修专业课程(双语授课)。交换生享有美国高校提供的奖学金。
本研究为长期跟踪探索性定性研究。数据搜集以跟踪访谈为主(见图1)，访谈以个人或小组形式展开，用英语进行，使用电子设备录音。交流项目第一周与项目结束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分别了解学生对留学的认识和期望，以及对留学经历的总体评价；交流期间每月开展非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开始于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回顾近期的学习社会经历，以及对自己经历的理解。辅助数据包括背景问卷与学生在交流期间记录的语音或手写日记。本文数据全部源自访谈，所有访谈数据已撰抄，采用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分类，以主题形式加以分析。以下学生访谈摘录由专业人士翻译为中文，使用S1-S8指代八位受访学生。
四、研究发现
(一)留学前
受访学生在到达中国前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认识主要来自美国的学校与公共媒体。需要说明的是，在他们抵达留学城市前，笔者没有机会与其中任何一位接触，以下分析均基于首轮访谈记录。
其一，美方高校为了辅助本批交换生的文化适应，开设了“中国文化”系列讲座。访谈却显示，学校提供的文化信息过于宽泛，导致了学生在留学初期对中国文化的实质主义认知，忽略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可变性，犯了“固定论”(solidity)的错误。这里的实质主义指“事物或现象具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核心或本质，具有持续稳定性”。S1这样说道，“在我们来西安前，我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是很老的。因为(讲座上)我们看过城墙的照片，城墙看起来很老，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很老，居民也很老。”
其二，日常生活中，媒体架构了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部分参与者意识到西方媒体可能存在对中国的偏见，比如s7质疑好莱坞电影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非常希望藉留学了解中国女性：“通常美国电影都把中国女性刻画为性感尤物，比如她们很美却没有自己的观点，受到男性控制……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女性很被动，但我不这么认为，我想多了解她们。”也有受访者受到不实报道的影响，在留学初期对中国社会认识十分片面，尽管这些学生仍表现出对留学的憧憬。S3的说法显示出进一步加强中国／中国教育形象宣传的重要性：“来中国之前，别人告诉我别带《圣经》，因为中国人会杀掉基督徒……我们听说这里的政府掌控任何事情。(我们叫它)老大哥，因为它时刻在监视你。我想好吧，我就做好被监视的准备，你知道，就是小心说话、小心做事。”
(二)留学期间
跨境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跨文化交流机会。然而，留学期间受访学生参与跨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实质受个人、高校与社会环境因素影响，成长因人而异。
1、交流初期
初抵中国，学生即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几乎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不知道怎样打的，不了解乘公交车的线路和收费，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购买生活用品或者美国汉堡，在宿舍遇到网络或热水故障时不知道如何获得帮助，等等。所有受访者在交流初期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彷徨和无所适从。如S8表示，“我们很害怕。在这次旅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S3也谈到，“我们对这里的一切几乎都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这个阶段，受访者赞扬了我国高校组织的欢迎茶话会、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学生与受访学生的“好朋友项目”以及中国学生在开设银行账户、办理手机入网等方面给予他们的帮助，使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高校生活。尽管如此，校方给予更具体、系统性的入学教育与过渡期支持显然很有必要。S8这样表述他们的需求：“我们很需要实用性的信息，比如带我们参观学校，告诉我们这里可以办理你的学生卡，或者这个食堂只提供早餐，各个部门的工作时间……还有大概的价格，比如我来了很久才知道在这家店东西卖这个价格，再走一条街，一样的东西只需花一半的钱。”
随着课程的展开，学习困难成了访谈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学时多、压力大、语言基础差等。学生对于教学评价正负参半。一方面，参与者反映多数教师平易近人，认为与教师课内外沟通提高了他们的汉语水平，增加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另一方面，少数教师因为英语语言能力欠缺或者没有认识到留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双重困难，在教学中延循传统的教师主导型授课方法，忽视了与学生的沟通，影响了参与者对留学经历的整体评价。比如S8在谈到这样一位教师时说：“我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他(她)大概不喜欢我问问题的方式……然后我意识到，这个社会里是老师说、学生听，如果你不同意，你最好不要说什么。”S5这样抱怨一位教师：“她(他)没什么兴趣教我们……大概觉得我们很笨，感觉这只是她(他)的一份工作而已。”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自觉被排斥，成为不被融入的、边缘化的“其他人”。
作为短期交流生，参与者并没有太多的机会与校外人士交往。除中国学生外，学校教学与行政人员是留学生日常交流对象。教职员工不仅仅被视为知识的传授者或日常事务的管理者，其言行还可能被认为折射了我国大众对他们的普遍看法和态度。这些人地生疏的“外国”学生，本来已趋脆弱的自信心很容易受到伤害，若教学人员态度冷漠，更会使这些学生内心和“当地人”产生距离，产生或激化已有的文化偏见与刻板认知。
2、交友
首次访谈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期待与中国学生交朋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一名学生外，其余人都没有亲密的中国朋友。谈及原因，受访者无一例外强调了语言问题。比如S2这样说道：“语言障碍是大问题……我想如果我的中文更好点，(交中国朋友)就更有帮助了。当然他们的英语都很好，但是如果我懂中文那就更好了。”
另有受访者提到中国学生学习辛苦，最初通过“好朋友项目”认识的中国学生，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了交往。还有少数受访者质疑中国学生与他们交往的动机，认为中国学生的功利心太强，比如S5的感受是：“我猜他们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比如有些人想让我们帮他们进入美国大学；有些人想让我们介绍老公或者工作……我不认为所有的中国学生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确实觉得他们可以从和外国人的交往中得到什么……很多时候，当他们发现我们不能为他们做那些事时，他们就走开了。”
笔者没有采访相关中国学生，不能判断以上摘录是否真实反映他们在与留学生交往时的心态，但这并不影响本研究的价值：受访留学生认为中国学生所持有的态度(不排除留学生自己预设立场，以自己倾向的方式理解中国学生的某些行为或态度)影响了他们与后者的交往，降低了融入中国学生社团的可能性。
3、校外社会
在抵达中国前，受访学生对中国缺乏了解或认知刻板，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其他人”；而在留学期间，这些学生却发现，他们其实被当地人看成不一样的“其他人”。受访学生谈到种种被“异化”的经历，包括在街上引起行人注目，用餐时未经同意被拍照，公共场所阅读汉语书籍遭到围观等。其中S1与S5的反映较为负面。S1这样表述道：“有很多次，当我和一个人开始聊天，很快就有很多人围过来看我们，这挺让人害怕的。”S5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在酒吧经常有中国男性和我们搭讪，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更性感……我想这其实很影响(本来)可能的关系，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很开放、很随便的。”
其他受访者在谈到类似的经历时，态度相对审慎和积极。S6表示，“我一点也不介意被盯着看，我觉得他们没有恶意，大概只是好奇。事实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明星。”S2也提到，“我很高兴我看起来不同，人们总是过来和我打招呼，试着和我交谈，问我问题，试着帮我解决问题。这非常好。”
可见，尽管留学经历为学生与当地人开展跨文化交流提供可能，这样的跨文化交流是否存在与个人选择息息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观察到，持负面看法的两名学生逐渐将自己与当地人群区分开来，与当地人群跨文化交往的努力日益减少，转而寻求更为舒适的交流形式，即与其他国际学生交往。
另外，跨文化经历的本质与形式也受到校园生活的限制。对大多数受访学生而言，校园，甚至留学生楼，是每天生活的重要场合，他们在那里学习、生活、社交，与校园以外的社会接触并非必要。正因如此，采访中大多数学生认为中国社会相当友好，但与当地人实际的深入接触非常有限。
(三)课程结束
跨文化的学习经历帮助学生跨越了早期持有的对中国人群的刻板认知。S7曾经质疑美国媒体塑造的被动的中国妇女形象，她在课程结束的时候如是评论在中国的收获：“在这所大学，我见到高学历女性成为学院院长，这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假设(我是中国女性)我结婚了，打算要小孩了，如果我知道我会生一个女孩，我会很高兴生下她，因为我知道她能够有所成就，这个社会为她获得职业的成功提供了机会。”更有趣的是，课程结束时，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态度发生了转变，比如S3曾这样感叹：“来中国之前，我以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国家不同。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的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就像在美国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那些(美国媒体报道)与我们在这里经历的一切几乎完全不同。”
从以上摘录中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受访学生能够更批判地分析中美社会文化差异，认识到即使两国语言不同、历史风俗习惯不同，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相似性：“大家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工作”(S8)，人性的共通使“世界人民作为人类大家族的成员相互联系和依存”。
更重要的是，中国学习经历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从“外部人”角度审视自己国家的机会。学生表现出提高的“思辨性检视自我与自我传统的能力”，其背后是对我国价值与体制的认同和赞赏。S3表示：“我看了有关(四川)地震的电视节目。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让我深深感动……在奥尔良的水灾发生后，我们给受灾者贴上标签，我们没把他们当成同胞。他们是从非洲国家来的，他们很穷，我们把他们安顿在高层建筑里……我们像对待难民一样对待他们。我们应该关心我们的同胞。”与中国学生交往密切的S2与S3还强调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热爱，表达了继续了解中国、融入中国的强烈意愿。S2动情地说，“我很爱这里的人们，他们总是乐于给予，乐于帮着他人。要离开了，这让我觉得很难受，我不想离开。哦!我爱这里，我一直爱这里!但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爱这里……”S3也对中国表达了深深的眷恋之情：“每一个国家都教育自己的国民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现在很爱中国。这里将是我的第二个祖国……我感觉自己属于这里。”
其他学生也表示，如有机会，愿意再次来华求学或工作。即便是学期中对社会经历作出负面评价的s5，也谈到中美权力关系的转变，谈到在全球化的今天加强相互理解与尊重的重要性：“我可以看见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发生转变，从中国依靠美国转向美国依靠中国，从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到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来到这里获取学位……我想当我们在经济领域逐渐开放的同时，我们也在更加开放地接受彼此的观念，更加尊重对方。”
五、结论
全球化改变了传统意义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它在高等教育领域显著表现为过去20年跨国求学的学生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教育国际化的含义，探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在提供国际教育的同时所负载的新的道德与社会责任。本文聚焦一个中美学生交流项目，挖掘美国留学生在我国的求学经历，分析这样的经历是否帮助学生形成某种全球性视野。
研究结果显示，跨国学习的过程是学生积极发挥个人能动性，面对挑战、克服困难，逐步适应新环境，获得个人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国际教育所带来的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往往不局限于认知领域。大多数参与者在了解我国“理念、文化、发展状况”的同时，处理跨文化问题的态度与意识也发生了转变。他们逐渐变得更加开放，学会尊重并善于接受差异，不再预设立场，不再盲从，对于别国的文化不断寻求更加深入的理解。
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在今天依然具有影响力的殖民主义议论形式和它们所导致的个人偏见与文化刻板认知。比如：在项目初期，受访者都对中国社会缺乏了解，他们在描绘“中国”、“中国人”时所使用的“古老、性感、被动的(女性)”等词汇，依然体现出上世纪70年代said批判过的东方主义，即“西方定义、创造、‘东方化’了东方，东方被表现成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奇异的’区域”。美方高校在传递“中国文化知识”的时候，并没有从理论的角度鼓励学生批判地思考中西差异的历史根源，某种程度上反而加深了偏见的实质主义认知。这样的研究发现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的今天，西方的文化领袖身份与高高在上的权力地位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跨文化交流领域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依靠西方国家“批判性国际个人”教育、培养“亲华、友华”的国际友人似乎过于理想化。我国要提高文化“吸引力”，或者说国家“软实力”，还须依靠自主力量。通过国家政策调控与资金输入来大力开展国际教育是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已经为留学生形成更“国际化”的意识与态度做出诸多努力，比如迎新活动、与中国学生的“好朋友”项目以及教学管理人员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给予的关心与帮助等。这些措施有效地帮助留学生克服了原有的文化定势，使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更具反思能力，从而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然而，研究也暴露出如下问题：部分教师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忽视师生互动；学校对留学生融入支持不足，使得绝大多数受访者与中国师生和当地社团的交流十分有限；个别学生受到负面经历的伤害，不仅没有表现出更“国际化”的转变，反而表现出更深的文化偏见。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扩大的海外市场、增加的来华留学生数量，这一切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文化“吸引力”的提高。当务之急在于，在继续关注“量”的增长的同时，注重“质”的改变，包括提高高校教职员工的国际化教学与服务水平，深入开展留学生经历研究，全面提升留学生就读满意度。
积极的教育经历能够有效地改变留学生对我国原有的偏见与误读，使国际教育从国家软实力的“潜在”来源真正转变为可以影响他人的“权力”，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Nye曾多次提到留学生教育对实现美国国际政治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国际学生往往带走对美国价值观与美国高校的深深的赞赏。曾在美国求学的数百上千万的留学生形成了对我们国家巨大的善意。很多学生最终得以成为可能影响对美政策的决策者……”Nye的此番言论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颇有启发。
作者：田美 杨瑞英
摘 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我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推进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发展，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及国家软实力，本文对英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进行对比分析，借鉴英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中值得学习的地方，最终对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建设提出一定的反思和建议。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英语国际教育硕士 课程设置 MTESOL MTCSOL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经济快速发展，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不断深入。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下，为了满足全球对国际汉语教学师资日益增长的需要，我国教育部开设了注重培养实践教学能力、面向海外汉语教学的专业硕士学位——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即面向非母语学习者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Master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英文缩写为MTCSOL)。汉语国际教育是以汉语语言知识、二语习得、跨文化交际、中华文化与传播、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教学法及外语心理学等为理论基础的专业。作为一门新兴且有待研究的学科，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发展可借鉴并吸收发展较早且已有自身特色的英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Master of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英文缩写为MTESOL )。MTESOL和MTCSOL专业一样均为面向非母语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教学。
1.英语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情况
1.1招生对象与培养目标
在专业层次设置上，MTESOL专业面向全世界招生，招收对象大部分为外国留学生，英语母语者所占比例很小。我国开设的MTESOL专业招收的几乎全部是中国学生。
MTCSOL专业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高校课程设置以实用性强的课程为主，如“汉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理论性较强的语言类课程和研究方法类课程的数量相对较少。MTCSOL专业还注重学生中华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这和MTCSOL专业的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关系。因为MTCSOL专业的学生主要到国外课堂进行实习和教学，学生不仅要传播中华文化，还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适应海外的生活并与当地人交往，所以文化类课程在MTCSOL课程设置中的比例也不小。
MTESOL专业旨在培养具有高水平研究能力的教学专家，教师不仅是语言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者，还是具备较强分析能力且能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研究者。MTESOL的课程设置中较为重视研究方法的课程，这些研究方法课程主要是研究语言学、教育和教学的方法。MTESOL很注重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开设了“语言学课程”“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理论课程”和“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
1.2学习年限和课程设置
MTESOL专业的学制分为全日制学习(12个月)和非全日制学习(24个月)。学生需在1到2年内修满学分，并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辩。MTCSOL专业的学制基本是全日制学习(2年—3年)。研究生第一年主要学习专业课程，第二年主要进行专业实习，第三年再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辩。也有部分院校要求学生在研究生第二年完成专业实习及学位论文写作和答辩。
MTESOL专业和MTCSOL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MTESOL的课程分为“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核心课程”由“主干课程”和“非主干课程”构成。“主干课程”包括“语言类课程”(包括语音、形态、词汇、语法和句法等语言知识方面的课程)、“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理论课程”和“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语言教学方法与技巧，旨在培养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从“核心课程”中的“主干课程”的设置中可看出，MTESOL专业不仅重视增加学生的英语语言知识，还注重学生的语言教学理论基础和语言教学实践能力。
目前开设MTESOL专业的高校设置了以下“主干课程”：
(1)语言学课程(普通语言学、英语语言学、语言、话语及社会、语言与语言学导论、英语语法及话语、TESOL语言意识等);
(2)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理论课程(第二语言习得、语言教学法及课程论、语言与学习者、TESOL教学法、语言学习原则、语言教学与TESOL教学的核心问题等);
(3)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课程设计及作业、课程及教材设计的原则、教育领域的职业咨询、课堂观察实用课堂技巧)。
不同于MTESOL专业的“核心课程”中“主干课程”多而“非主干课程”少的现象，选修课程中的“主干课程”和“非主干类课程”一样多。“非主干课程”是以研究方法、教育和文化为主的课程，目前英语国家高校开设的课程有：教育研究方法、TESOL研究方法、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研究方法等。具有以下特点：1.重视教育学类课程，英语国家的高校希望学生能运用教育学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发现当今英语教学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2.开设国际视野类课程。作为第二语言教学，MTESOL注重培养学生国际化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以此让学生理解多元语境下的英语教学，使英语教学与本地化相结合;3.注重英语教师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4.除了培养英语教师外，还注重培养教育管理人才;5.虽然设置文化类与跨文化交际类课程，但数量较少。
MTCSOL专业由三类课程构成：“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训练课程”。“核心课程”主要有5门，其中3门为“主干课”，2门为“非主干课”。“主干课”有第二语言习得(属于“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理论课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和国外汉语课堂教学案例(屬于“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另外，2门“非主干课”分别为中华文化与传播和跨文化交际，以跨文化、文化类课程为主。从MTCSOL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比较注重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课程和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以及跨文化、文化类课程。对于语言类课程并不是十分重视。
我们再看看“拓展课程”，主要包括：汉语语言要素教学、偏误分析、汉外语言对比，这三门课程是“语言类课程”;外语教育心理学，属于“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理论课程”;课程设计、现代语言教育技术、汉语教材与教学资源、教学设计与管理、国外中小学教育专题和国际汉语推广专题属于“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国思想史、国别与地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专题、礼仪与国际关系属于跨文化、文化类课程。在拓展课程中出现了“语言类课程”，但MTCSOL专业的课程设置依然以“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和跨文化、文化类课程为主。
训练课程有四门，分别是课堂观察与实践、教学测试与评估、教学调查(这三门课程属于“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与分析和中华文化才艺与展示(文化類课程)。由此可见，“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最多，文化类课程次要之。虽然训练中的“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针对的主要是教学活动本身的方法，并不是以研究方法为核心的课程，但因为训练课程教学中，包含了学习使用研究方法进行调查的内容，也具备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但不像MTESOL专业那样重视“研究方法类课程”。
从MTCSOL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首先“语言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最多，其次是跨文化和文化类课程，最后是“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理论课程”。没有单独开设“研究方法类”课程，但研究方法相关的内容会在训练课程中有所体现。
1.3就业前景
英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主要来自非英语国家，学生获得MTESOL学位后，大部分选择回国从事英语教育工作，就业前景良好。中国学生获得MTCSOL学位后，只有少数毕业生能以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身份被派到国外工作。即便外派，任期也不是无限的，学生回国后依然要面临二次就业，并且在海外任教的这段工作经历并不一定能为学生回国后的求职增加“砝码”。由于不容易找到与专业对口的工作，绝大部分学生选择在国内就业，主要去向是中小学或企事业单位。即使就业与专业对口，学生能去的单位主要是面向外国人的汉语培训机构。在国内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招聘中，中小学更加青睐师范院校中文系的毕业生。只有少数MTCSOL专业的毕业生能去小学或初中任教，进一步增加了MTCSOL专业毕业生就业的难度。造成这样就业困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专业面狭窄，就业面受限。MTCSOL专业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满足海外汉语教学的需求，传播中国文化，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较为单一的职业培养目标，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学得多却学不精，学科基础薄弱，什么都懂一点，但专业基础不够扎实。第二，国外汉语教学需求并不一直都是长久稳定的，当地的华人华侨、在华留学回国人员、孔子学院的专职教师及当地汉语培训机构的老师，已经满足了海外汉语教学的部分需求，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就业市场饱和。目前国外主要需要的是汉语教学志愿者，汉语教学志愿者只是在海外进行短期任教。海外汉语教师并不是一份长久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不少MTCSOL专业毕业生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2.启示与思考
2.1调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设置
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我们应调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专业设置。首先借鉴国外MTESOL的培养方案，有计划地适量增加硕士和博士的培养点，培养具备扎实的汉语知识基础、优秀的二语教学能力和出众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层次汉语教师。其次，适当调整招生对象，除了中国生源外，还需考虑招收外国留学生，加大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外国留学生可通过这些方式来华留学：本国政府资助、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或个人自费。再次，与外派汉语教师相比，全球各地的华人华侨都是潜在的汉语国际教育者，国内大学可进一步通过合作办学的形式在海外开设更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课程，培养海外优秀的汉语教师。
2.2调整汉语国际教育的课程结构
重视汉语语言知识方面的课程设置，增加语言学课程的比重和数量。语言学课程是MTESOL专业中的核心课程和主干课程。在MTCSOL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并没有把语言学理论课设置为必修的课程，只设置了与语言学理论相关的“现代汉语”“偏误分析”和“汉外语言对比”等选修课，即拓展课程。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语言学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基础。语言学的理论既可以解决汉语教学中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又可以支撑和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汉语国际教师如果不够清楚汉语中的语音、汉字、词汇和语法的形成规律、结构规律与发展规律，那么仅仅依赖母语的语言直觉，很难科学有效地进行汉语要素教学和汉语技能训练。语言学知识是MTCSOL专业的基础，是语言要素教学和技能训练的前提。而且目前大部分MTCSOL学生的本科专业并非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基础较差。薄弱的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理论基础使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研究中感到寸步难行。因此，我们应该把普通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类课程设置为核心课程，并加大此类课程的数量和比重。
MTCSOL专业可适量增加研究方法的课程，给学生提供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研究能力，使学生不仅是未来的汉语知识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汉语国际教育方面的研究者。
再次，应在训练课程中增设“教育领域的职业咨询”相关课程。关注未来国际汉语教师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MTESOL专业秉持了英美国家高等教育理念，即注重学习者的个体需求和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让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知识的同时，提早进行职业规划。明确自己的优劣势，知道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尽早找到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和感兴趣的发展方向。MTCSOL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求职方向主要有：孔子学院的专职教师、汉办的志愿者教师、国际学校的教师、面向外国人的汉语培训机构、出版社的编辑等，但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并未从事国际汉语教学相关工作，而是选择进入国内的中小学或企事业单位。可在国内中小学语文老师的竞聘中，师范院校中文系的毕业生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毕业生更具竞争力。即便是汉语国际教育的硕士毕业生，也面临就业困境。为了培养更有职场竞争力的教育人才，我们必须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注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结合市场需求，不断调整培养目标和方案。高校不应仅仅关注学生相对短期的海外汉语教学需求，还应注重学生长远的个人发展和职业规划，结合学生在专业背景、知识结构、未来的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出对“人的发展”的重视。
3.结语
MTCSOL的培养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借鉴和吸收MTESOL专业的培养经验，可以丰富和完善我国MTCSOL的培养体系。我们应根据学科特点和发展需要，不断及时更新专业理论和思想，更有针对性地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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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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