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人民时评

第1篇：月人民时评

《人民时评》标题的隐喻认知探析

摘 要：隐喻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它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且存在于思维和行动之中，常被应用为一种认知模式。本文截取2010年1月到5月份的《人民时评》标题为语料，归纳其中的隐喻映射类型，探讨时评标题隐喻的产生基础，以期对新闻标题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人民时评》 隐喻映射 认知域

一、引言

标题是研究媒介话语的典型代表。媒体的范围既包括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即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也包括杂志、电影、学术期刊、广告海报等。《人民时评》被誉为“网上第一评”，是人民网创办的我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时事评论。它围绕舆论关注的焦点、百姓关心的热点发表评论，评述权威、有力，语言明快、犀利，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近几年对《人民时评》标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用、语体、辞格等各方面，笔者试图从认知角度对其进行探析。

“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赵艳芳，2001)，传统的隐喻研究把隐喻看作是语言现象，直至Lakoff和Johnson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后，隐喻被明确地认为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其本质是一种跨越不同概念域的映射关系，是由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在他们的著作《体验哲学——基于身体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中还提出了“体验哲学”这一全新的哲学理论，即认知的无意识性，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隐喻性。Lakoof和Johnson强调了体验，尤其是身体体验对心智形成的作用，而且突出了思维的隐喻性。他们认为，“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而形成的，并且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概念是通过体验，特别是通过感知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可见，语言不能脱离和独立于人类的体验而存在，正如理查德所说，“隐喻是人类语言无处不在的真理”。笔者结合Lakoff的概念隐喻理论，归纳《人民时评》标题中的隐喻映射类型，并对其进行认知探析，以期对新闻标题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二、《人民时评》标题的隐喻映射类型及分析

Lakoff和Johnson将概念隐喻分为结构性概念隐喻、方位性概念隐喻、本体性概念隐喻三类，这一分类成为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研究的基石，也是本文对《人民时评》标题的概念隐喻进行分类的理论依据。结构性概念隐喻就是用一种概念的结构去理解或认识另一种概念，将谈论一种概念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笔者根据搜集的2010年1月到5月份的《人民时评》标题，概括其结构性概念隐喻有五大类型。

(一)以医学域为源域的映射

医药认知域的词条包括疾病的类型、诊治的手段、食疗、药物名称等。搜集的语料中主要包含疾病症状和诊治手段，其中“疾病”的隐喻义是指各种活动或者风气不正常、有缺陷。例如：

(1)落千丈网络扫除“黄毒”任重道远

(2)刮骨疗毒，能否成为中国足球的危机

(3)“驻京办”注定要绷紧神经了

(4)中国足球，猛药之后当进补

(5)温总理给大学把脉，指出要命的问题

(6)大换血，能否让重庆警戒涅槃

(7)治理“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灵丹妙药

(8)农民因上访获罪案折射权利有恃无恐症

(9)社会和谐需要“心理疏导”

(10)新一轮教育改革，如何助中国教育脱胎换骨

(11)冷看疯狂的高尔夫顽症

例(1)中的“黄毒”本指病理上的毒素，这里是指网络中泛滥的淫秽图像或文字等，二者之间存在性质上的相似性，这里的隐喻义指都会对人造成不好的影响;例(2)中的“刮骨疗毒”，例(5)中的“把脉”，例(6)中的“大换血”，例(10)中的“脱胎换骨”，本是医学上的诊治手段，有利于身体机制的重新恢复，映射到体育领域、政界领域及教育领域，具有功能相似性，即可以使各个领域的活动或改革有序进行;例(8)和例(11)中的隐喻词语本来是医学上的症状，用在公民权利及公益建设上，是隐喻它们的缺陷与不足。

(二)以交通域为源域的映射

交通认知域的词条包括方向、道路、路程、畜力交通、航空等，搜集的语料有7条。例如：

(12)中国教育再出发

(13)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14)“日记局长”“造假书记”落马纯属偶然吗

(15)用制度堵上“以权谋私”的暗道

(16)让“红头文件”在法治轨道运行

(17)将利益博弈纳入法制轨道

(18)空降领导为啥引发基层干部抱怨

例(12)和例(13)中的“出发”和“运行”本是交通领域里的词条，是指交通工具行驶的方向及过程，而用在教育领域和党政领域，隐喻了教育改革和民生权利与交通工具的某些相似，即教育改革要摒除弊端，重新赋予教育新的方向;例(18)中的“空降”本是航空用语，用在这里隐喻了领导职位的下放，与飞机空降有着相似的轨迹。

(三)以体育域为源域的映射

体育认知域的相关概念有体育项目、体育器材、比赛规则等。例如：

(19)标杆不能歪，公仆当心被网住暴露无疑

(20)反腐新利剑——52个“不准”规范党员干部行为

(21)国务院加强政风建设有硬杠杆

(22)从严治警不但要有“高压线”还要敢于亮剑

(23)是什么让赵作海案“剑走偏锋”

(24)对北京市“十二五”规划请百姓出招的建言

例(19)中的“标杆”，例(20)中的“利剑”，例(21)中的“杠杆”，皆属于体育器械，有着强不可摧的内质，用在反腐领域则隐喻了反腐的重要性及尖锐性，突出表现了政风改革势在必行。这样的表达，形象生动，利于大众理解和接受。

(四)以饮食域为源域的映射

饮食认知域的相关概念有饮食器具、饮食行为、烹调手法、账单、食品饮料等。从笔者统计的语料看，主要是从饮食领域到党政、经济、社会公益活动领域的映射。例如：

(25)公务员聘任制，不只是端掉“铁饭碗”

(26)谁为三亚天价房客的泡沫埋单

(27)房价“虚火”警示了什么

(28)发展新能源不能因噎废食

(29)让捐款赠物成为一份明白账、廉洁帐、放心账

(30)司法人员绝不能吃“杂粮”

例(25)中的“铁饭碗”是饮食器具，用在制度领域，它的隐喻义就是说聘任制的长期有益性;例(29)中的“账”本是饮食领域里的账单，即把菜价等记录在本子上，以便核对，这里隐喻义则是为了表现捐款的透明度。

(五)以戏剧域为源域的映射

戏剧领域的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演员、角色、台与幕，搜集的语料主要集中在角色、导演及戏曲形式上。例如：

(31)平静看两会“角儿们”的表演

(32)谁在为国有土地“变脸”搭台

(33)杜绝赵作海案重演，有一点万不能疏漏

(34)别让信访部门唱“独角戏”

(35)人类梦想，中国角色

(36)谁导演了广州“真文物遭殃，假文物吃香”

例(31)和例(35)中的“角儿们”和“角色”本是戏剧用语，指的是舞台上必不可少的演员们，用在两会和航天梦上，则隐喻了两会成员及航天工作者们，为国家出谋划策，为航天事业奋发努力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例(32)和例(34)中的“变脸”和“独角戏”，是戏剧中的剧种形式，现在用于改革领域，分别隐喻：国有土地的不当利用和信访部门的一意孤行，不系民众利益。

另外，以人体域、动植物域、天气域为源域的映射，因为词频较少，不作一一辨析。综上可以看出，《人民时评》标题隐喻主要集中在医药领域，这与《人民时评》关注的焦点是一致的。《人民时评》主要是关注民生、政风建设，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这必然涉及到社会弊端、腐败滋生、社会毒瘤、民众声音等等。要解决问题，就要标本兼治，这与医学领域的相关概念存在相似性，而且相似度要比其他四类大，所以标题中更多地引用了医药领域的隐喻。这些隐喻是怎样产生的呢?下面探讨标题隐喻产生的认知基础。

三、《人民时评》标题隐喻产生的认知基础

隐喻是一种复杂的认知现象，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隐喻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民时评》标题的隐喻产生的认知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个人体验、心理基础、社会文化基础。

(一)个人感受和体验是隐喻产生的重要基础

“在隐喻结构中，两种通常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事物被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因而利用对两种事物感知的交融来解释和评价，表达他们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感受”(赵艳芳，2001)。比如在医学隐喻类型中，“黄毒”“顽症”“脱胎换骨”，由于人们对它们的体验，从而产生相似性联想，就产生了隐喻。每一个人在生老病死的人生历程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和医药发生关系，从感冒发烧等常见病到其他各种疾病，往往要去看医生从而决定吃药或打针以治疗疾病。肝炎、癌症、皮肤病、性病等方面的知识或广告充斥了各种媒体，禽流感、艾滋病等方面的信息也时常会见诸新闻媒体。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对于医药知识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二)认知心理学家用图示理论来解释心理过程

曼德勒认为图示即认知结构，由空位和默认值两部分组成。图示中各个成分构成一个个空位，空位是有联系、有层次的知识体。默认值是在正常情况下填充空位的事物、动作或事件。图示的作用在于它提供用于填充新信息的结构和指导填充过程。图示的激活和空位的填充意味着图示的实现，同时也是语言理解的过程。图示的激活指通过所接受信息从大脑中储存的图示中提取可能适合的相关背景知识。文本的理解过程就是已有知识与文本信息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选择图示与填充空位的过程。

图示理论对时评标题中的概念隐喻有一定的解释力。时评标题话语中的概念隐喻能被受众理解的原因在于受众的头脑中储存着大量相关文化背景图示。当受众看到涉及此类概念隐喻意义的信息时，这个图示就会被激活。由此可见，概念隐喻在时评标题话语中的认知功能不仅在于通过映射而简单再现某一社会现象，而且概念隐喻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价值观念，甚至影响某些社会决策的制定和执行。

(三)社会影响与发展也是时评标题隐喻产生的基础

《人民时评》主要关注民生民风等热点话题，比如两会、世博会、足球之风改革等。时评标题的形式也在与时俱进，与社会新现象和语言的发展相一致，这也有助于保持《人民时评》标题形式与内容的鲜活性。拿体育隐喻而言，体育运动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就足球而言，它存在腐败之风，它的滋生、改革与前景，是球迷及国民所关注的。可以说，体育己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影响必然使体育隐喻有了相应领域的映射，从而产生大量鲜活而又有趣味的隐喻标题。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人民时评》标题隐喻的概念系统呈现多元化，有医药领域、交通领域、体育领域、饮食领域、戏剧领域等等。对于某种丰富和重要的体验域，单一的概念投射并不能满足推理和讨论的需要。束定芳在《隐喻学研究》中指出，“从另外一个角度，一种事物可以有多种喻体，即一物多喻。”正是因为时评认知域是生活中非常丰富和重要的体验域，所以需要多元性的隐喻概念来表达;其产生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也说明时评新闻标题的与时俱进和创新性。本文只是从所能搜集的语料总结结构性概念隐喻类型，不能穷尽所有的隐喻类型，而标题隐喻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在很多方面仍需完善，希望能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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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唐孝威，黄华新.语言与认知研究(第三辑)[M].北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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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芳山东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73165)

作者：马振芳

第2篇：人民时评2月

二月份《人民时评》

2011年02月01日奥数被批为何成了一桩“冤案”

一些学校虽然高举素质教育的旗帜，讲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可是真正的功夫却下在了选拔生源和升学考试上

尽管专家学者力陈“奥数挂帅”的诸多危害，尽管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奥数班，可是，奥数班依然门庭若市，奥数热依然温度不减。奥数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最近，北京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为奥数叫屈：“奥数不是反革命”，换句话说，奥数被批是一桩“冤案”。

奥数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奥数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奥数不适于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而只适合少数孩子学习。让大多数小学生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奥数，不仅不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反而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畏惧心理，抑制甚至扼杀他们的学习兴趣。“全民学奥数”的危害正在于此。停奥班、禁奥校，是遵循儿童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着想，其现实意义毋庸置疑。

有人说，奥数屡禁不止是因为有社会需求，家长便是需求旺盛的群体。这话不无道理。可是，家长们为何对奥数情有独钟?难道他们真是奥数的“铁杆粉丝”?其实，让孩子学奥数是大多数家长的无奈之举，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孩子成为数学爱好者，而是把它当作孩子升入名校的敲门砖。所以，家长对奥数的需求是升学压力制造出来的。

设想，如果那些名校、优质校、示范校不以奥数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还会有那么多家长“痴迷”奥数吗?答案不言而喻。然而，不少中小学名校非常认可奥数，认为与其他科目相比，奥数在考试和评价方面更有区分度，奥数学得好说明学生发展有潜质。因此，一些名校还是想方设法在奥数上做文章，通过各种方式把“奥数尖子”选拔进来，并且暗中设立实验班，“开小灶”，希望这些孩子能帮助学校提高升学率。

由此可见，奥数之所以如火如荼，原因在于有人不愿让它与升学脱钩，坚持把它作为“选优”、“掐尖”的工具。在基础教育界，这种“潜规则”早已不是秘密。

一些学校虽然高举素质教育的旗帜，讲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可是真正的功夫却下在了选拔生源和升学考试上。在一些人心目中，名校之所以有名，靠的是高升学率;素质教育是说给领导听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只有分数和升学率，才是真功夫、硬道理。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教育教学怎能不滑向应试的误区?

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成就一个个有血有肉、心灵健康的人，而不是培养一批会考试、得高分的“机器”。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不论在什么样的教育生态中，校长们都不能忘记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不能忘了，成功的教育绝不是只做升学这一件事。

2011年02月11日谨防“民心工程”砸了民心

事前、事中、事毕都要尊重民意和法规，把民心工程真正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辽宁新民在117个村实施的“防氟改水工程”，本是一个“民心工程”，却成了一个“伤心”工程：送走了高氟水，引来了铁锰超标水。这样的事情，令人心痛，发人深思。

民心工程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面广点多，公众关注度高，社会效益大，搞好了，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从而赢得群众拥护;搞不好，则添了麻烦。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这类工程本应倍加认真，严格程序，保证质量。

本该得民心、聚民心的工程，最终成了扰民、伤民的工程，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尊重民意和法规，恐怕是“把好事办砸了”的主因。

事前不尊重民意，决策不透明，缺乏细致的分析论证。一些基层干部常感慨，老百姓要求越来越高。其实，有时候，政府部门抓的事情、干的工程，并没有和老百姓的需求对上弦。所谓“民心工程”，没广泛调研，未真正反映民意，自然不会受欢迎。

事中不尊重法规，短平快的政绩观作怪。在任一方，造福一方，这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可是，一些干部片面追求个人政绩，不但热衷搞一些短平快项目，对周期较长的工程项目，也非要在自己任期内“见成效”。像新民市投资数千万、涉及至少10万人的改水工程，工期居然只有10个月，导致没时间进行实地勘测、论证和可行性分析，“只好边施工、边设计、边招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这样不尊重制度的事情，时有所闻。比如说，有的地方搞棚户区改造，盲目追求速度，要求“当年搬迁、当年施工、当年入住”，既给工程质量带来大量隐患，也造成搬迁中手续不全，程序不当，埋下隐患。

事毕缺乏工程项目“后评价”。工程完工，草草鉴定，匆匆审计，只要查不出经济问题，万事大吉。至于工程是不是发挥了效益，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群众评价如何,往往很少问究。

办砸的工程花费巨资可以修复，失去的政府形象却很难挽回，尤其是受伤的民意更是一时难以恢复。 1

半拉子工程损失可以计算，而民心的得失则无法以金钱衡量。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实施民心工程时，从民心得失、政府公信的高度，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事前、事中、事毕都要尊重民意和法规，把民心工程真正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民心工程的监管和评价考核。对那些明显违背初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民心工程，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及时回答社会疑问，维护政府形象，捍卫群众利益。2011年02月14日从用工荒想到讨薪难

“用工荒”的背后，有许多用工者或劳动管理部门平时就应该认真解决的问题

新春伊始，许多地方又闹起了“用工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仅沿海地区招工难，连历来大量输出劳动力的中西部省份，也加入了“闹荒”行列，千方百计挽留外出务工的家乡人。有人说，这是劳动市场新动向。

说新也不新。这几年，年年都闹“用工荒”，只是区域、行业、程度不同而已。今年的用工新动向，固然有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的原因。但考量“用工荒”，还需从更多视角切入。

譬如，与“用工荒”同时存在的“讨薪难”。许多农民工辛苦一年却遭遇无理欠薪，讨要不成反而受辱甚至受伤。譬如，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发展迟缓，一些企业“无情操作”，盲目裁员，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几乎断了生计。譬如，时见媒体披露有的工厂劳动环境恶劣、职工工伤后果自负，职业病求告无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谁想到过“用工荒”?想到过有朝一日也会“有求于”农民工?更重要的是，当“用工荒”缓解之后，那一幕会不会重演?会不会“恶性循环”?

毋庸讳言，“用工荒”对农民工来说是个好消息：“身价”行情看涨，就业选择更多;对劳动管理部门和用工者，则是调整政策、改进工作的契机。“用工荒”的背后，有许多平时就应该认真解决的问题。譬如，年终清欠硕果累累，深想一想却令人沉重。讨薪不是“秋收”，本不该集中收获。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及时足额发放工资，而农民工却非要到年终才能结算，是用人单位无视法律，还是有关部门执法不严?从实践看，讨薪之难难在农民工的弱势，但对于有权力的机构、有能力的企业而言，清欠并不难，否则，何以有年终清欠的累累硕果?既如此，为什么总要到年底才“集中行动”，才“重拳出击”，才“不得不给付”?平时就及时清欠，就不准拖欠，何劳年底兴师动众?如果有人拿清欠当“业绩”，有人“能拖一天是一天”，结果就只能是年年要清欠，常常“用工荒”。

发生“用工荒”，不仅是个薪酬问题，还有劳动者作为社会人的体面和尊严问题，即使他们的要求并不高。

每逢年节，总会有“特别关爱”农民工的新闻见诸媒体，如某地、某企业包专机、专车送农民工返乡过年之类。但年节时日有限，“特别关爱”也非常态，能受益的农民工更是少数。在节日过后更多的平常日子里，在辛勤劳作中，农民工更期盼的是收入多一点、待遇好一点、权益更受保护、人格更受尊重，这些都是用工者和劳动管理部门应该认真对待并切实解决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生“用工荒”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它们往往因为市场订单变化更容易盲目裁员，一旦需要扩大生产，又由于缺乏人力储备而措手不及。企业发展需要长远目光，需要舍得花“本钱”培训和留住人才——包括熟练工和农民工。

善待员工，尊重员工，是打破“用工荒”的重要手段。

2011年02月15日消除乙肝歧视须更严格执法

要让公平就业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除了公民努力和社会教育，更需要严格执法和有力救济

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往往体现在对特殊人群的权利保障上。在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权利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境遇，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然而，在“就业体检禁查乙肝”的禁令执行满一年之际，一则《2010国企乙肝歧视调查报告》的结果却令人感到遗憾：被调查的180家大型国企中，明确表示入职体检要进行乙肝检测的高达61.1%。

反歧视公益机构的这个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消除乙肝歧视、促进求职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不仅是国家《就业促进法》、《传染病防治法》的题中之义，也是落实公民平等权利的必然要求，国企本应带头落实、做出表率。遗憾的是，高达六成的“违规率”表明，实践中乙肝人群的权利仍是整个社会“权利木桶”的一块“短板”。

在乙肝携带者的抗争、司法判例的助推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下，乙肝人群的权利得以进入立法视野，相关法规修正了对乙肝的歧视性规定。从“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到“用人单位强查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将被罚款1000元”，及至卫生部办公厅下发通知重申“一律不得提供乙肝项目检测”，书面上的反乙肝歧视堪称“大功告成”。上游法律对乙肝歧视作了宏观性矫正，下游政策作了具体的禁止乃至处罚性设定，只是这些以“意见”、“通知”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部委政令，虽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在执行上却缺乏足够的刚性，使得法律反乙肝歧视的威慑力、执行力不足，一些企业对“意见”可以听之任之，对“通知”可以充耳不闻。

其实，纵观整个就业领域的歧视现象，不独是乙肝病毒携带问题，其他诸如户籍、性别、身高、外貌、地域乃至酒量、属相、血型、姓氏等，之所以成为横亘在求职者面前的一道鸿沟，并非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关键是法律层面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威慑力、执行力不足，即便是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三令五申”下发意见和通知，也不足以改变用人单位的习惯性认知，无法树立起反歧视执法的应有权威。消除乙肝等就业歧视，必须祭起法律利剑。调查显示，30.02%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就业歧视虽然可以避免，但却没人管;而遭到就业歧视后，67.03%的受访者选择无奈接受。以乙肝歧视为例，如此大面积的国企违规，缘何未见有执法单位“利剑出鞘”?从中不难发觉当前反歧视执法上的缺失，以及维权渠道的不畅。在我国劳资双方实力悬殊的背景下，求职者的权利如果缺乏严格的执法保障和救济渠道，就只会造成遭遇歧视者忍气吞声的境况。

因此，要让公平就业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除了公民努力和社会教育，更需要严格执法和有力救济。对一些有禁不止的企业而言，只有提高违法成本，严格纠查惩治，法律和社会保障平等权利的良好初衷才不致在实践中被悬置。

2011年02月16日吃空饷背后的“失守”

制度永远是靠人来执行的，当腐败现象发生之际，谁来捍卫公共利益?

吃空饷，这个似乎被封存于历史记忆中的词儿，近来忽然红火。先有福建龙岩吃了9年空饷的“最牛公务员”，继而又冒出湖南永州教职员工大面积吃空饷的奇闻。

让人拍案惊奇的还在于，对于吃空饷这种明显的违纪违法行为，当事诸方不以为耻，反而振振有词：“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

从记者调查看，吃空饷现象，在永州的一些县，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职教师碍于同事情面，不好举报;校长们利益攸关，或涉内幕交易，捂住不报;离职教师吃到空饷的甜头，能瞒则瞒;教育主管部门偶有查处，但念及部分空饷或贴补了教育经费，也眼开眼闭„„

于是，管理部门与学校、校长与教师，由此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皆大欢喜。

但是，可怕就可怕在这份皆大欢喜，它导致了这种违纪违法行为的长时间放任。更可怕的是，它还发生在教书育人的学校，试问，这些导演、纵容、默许了吃空饷行为的教育工作者，会怎样教育他们的学生?如果，这种违纪违法行为的链条中，哪怕只有一个节点，基于正义或只是恪尽职守而坚决断裂——比如，发放空饷的财务人员能严守财经纪律，吃空饷的教师能良心发现，甚至只是某个了解真相的局外人，能勇敢或坚决地举手说“不”，整个吃空饷事件也不会运作得如此天衣无缝、顺理成章。

短短数日，记者的调查便使触目惊心的吃空饷利益链条浮出水面。可见，如果真下决心，查处这一“公开的秘密”本应易如反掌。然而，涉及吃空饷的每一个人都配合默契，查处环节则醒目地高举轻放。有人呼吁完善监管机制。是的，但凡出现营私舞弊之类的腐败，我们总是习以为常地往体制机制的漏洞上去想。然而，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已经不能说不严密，要办成一件事，需要过的关、盖的章也已不少——怎么还是堵不住、防不了类似吃空饷这样极其醒目的漏洞呢?

制度永远是靠人来执行的，如果连为人师表者也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感和廉耻心，我们的社会良心便将面临退无可退的境地。

那句“关你记者什么事”的诘问，给我们极大的警示：当腐败现象发生之际，谁来捍卫公共利益?答案或许是——社会中的每一位民众。

2011年02月17日尘肺病背后还有什么在艰难呼吸

唯有强力问责，并对制度及时纠正补漏，才能最大程度地构建一条正义通道，避免悲剧的重演甘肃古浪县上百人患有尘肺病，其中已有多人死亡，但因大部分缺少用工证据，一直维权未果。健康人可能无法体会，被尘肺蒙胸之后的艰难呼吸，是怎样的痛苦感受，但梳理这些尘肺病患者遭遇的种种，却不难感受到他们的生存困境——打工时，粉尘浓度严重超标无人过问，仅有的一次性口罩一用就是几个月，着实可怜;被雇佣时，绝大多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忍气吞声;离开时，所有暂住证、合同等证据都被老板搜走，无可奈何;病发后，老板以没有务工证明为借口拒绝赔偿，欲哭无泪;求助时，有关部门又以证据不足之名不给撑腰，甚至辩称“找不到老板”，推诿卸责;舆论愤然时，无论是未尽劳动保障责任的矿主，还是疏于监管的有关行政部门，都无人为此承担责任，让人心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患尘肺也非一日之伤。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一连串的缺位、失守，才导致了逃离贫穷的梦想，最后演变成与死亡赛跑的悲凉。

更要紧的是，这绝不是孤立的个案，这种无助代表了不少基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根据卫生部200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无法治愈的尘肺病，占当年职业病总例数的79.96%，是我国患者人数最多的一种职业病;而相当多数的患者，出现在中小型企业。因为“制度不完善”，屡屡维权艰难，昔日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就已经验出过制度之失。遗憾的是，这一案例最终也只是被作为极端个案来对待，未能举一反三。

此番甘肃古浪的“制度尘肺”再次发作的背后，是用工制度的漏洞、普通劳动者权利羸弱、应有的监管形同虚设„„这里既有劳动者尊严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民生困境能否改善的问题。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过度透支了“人口红利”，以“中国人多”、“不愁雇不上人”为借口，纵容了一些不良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这种透支是不道德的。不管是从社会伦理，还是从劳动尊严的角度，都需要补上这块制度“短板”，改善劳动者的境况。

据报道，古浪当地政府已为每个有尘肺患者的家庭办理了低保，并着手建立应急救助基金实施救助，这是最起码的努力。但在这类问题上，有关部门显然不能仅仅扮演事后慈善机构的角色。违法用工、违规施工、逃避责任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执法是如何懈怠的，企业违法成本又是如何降低的，都有谁该为这些尘肺病患者承担责任?唯有强力问责，并对制度及时纠正补漏，才能最大程度地构建一条正义通道，避免悲剧的重演;才能为更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劳动者，多撑起一片清新呼吸的空间。

2011年02月18日司法解释应传递法律的温度

人性化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体现，也应当通过解释体现

报载，广东东莞市某工厂的一名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为抢救时间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48小时多出了一个多小时，劳保部门因此难以认定其为工伤。因关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而且很多人质疑该规定的合理性，此事引发了一些争议。

这条引发争议的规定原文是：“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48小时，是指病发后抢救的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还是指病发至死亡在48小时之内呢?

立法文字上的模糊，给法律解释留下了空间。从目前的相关案件看，除了少数案例，各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基本上是以抢救时间不超过48小时来进行工伤认定的。既然工伤的规定是对工人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伤害进行赔偿，受伤原因、严重程度、身体状况的差异都会影响抢救的时间，那么就不应该从法律上规定统一的时间标准。

《工伤保险条例》中“视同工伤”的规定，是对典型工伤的补充，立法原意上是对劳动者进行更多的保护。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把“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也规定为工伤。最典型的则是职业病，即使不在工作时间病发，也规定为工伤。就上述案例而言，像脑溢血等疾病的抢救时间是因人而异的，发病的原因可能与患者的劳动强度相关，可能是职业病间接引发的，还可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把抢救时间限定在48小时之内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立法初衷。类似情形，还有网上报道较多的“尘肺病”是否属于工伤以及如何证明职业病的问题等。

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和社会形势的变动，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瑕的法律，成文法的局限性必然会与成文法的优点相伴。法律解释是成文法法律适用的前提，为了更好地理解立法意图，对法律及其规范的含义作出解释是必要的。在现行体制中，行政法规的解释权属于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属于相应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当出现类似的典型案件时，主管部门就可以启动法律解释工作。

法律解释的基本立场应当考虑立法的宗旨，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妇女儿童保护法》是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人性化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体现，也应当通过解释体现。通过法律解释，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立法漏洞，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精神，适时地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处理。

2011年02月23日让新生代农民工走进“春天”

如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和社会，是各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了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这是近年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关于“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的较完整的一份调查。它让那些“漂着的群体”的面孔逐渐清晰，让更多人看到了“春天”与这些身处社会最基层人群的距离，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央与相关部门推动这一群体走向“春天”的决心。

1.5亿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作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城市居民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关注、了解他们?如果不是一年一度的“讨薪潮”、“用工荒”，他们几乎很难进入大众媒体的视野。

今天，当他们通过这份调查报告，整体地站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抑制不住的发展冲动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的时间长，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找自我发展机会;他们劳动合同签订率有所增长，维权意识更强;他们频繁跳槽，希望融入城市和社会，渴望认同，追求梦想。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仍显尴尬的身份处境和需要重视的生存状况。与父辈一样，他们至今依旧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合同不规范、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等处境。大多数人的职业命运，依然是在高强度的低端产业岗位上卖苦力。

过去30年中，农民工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去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传递出中央对这一群体的高度关注。然而，作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阶段性矛盾，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是一个艰巨、长期的工程，不仅需要制度关怀，还需要从政府、社会、市民层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进行全方位调适。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缺少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缺少融入城市的能力，是他们面临的现实。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与社会，追求幸福人生——这，是我们从这份调查报告中读到的责任，也是各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

过去一年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曾以各种方式，比如“旭日阳刚”吟唱《春天里》，向这个社会宣告他们的存在。今天，又一年春天来临之际，希望这份沉甸甸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成为一个推手，推动政府进一步研究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他们早一天走进“春天里”。

2011年02月24日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素养

公众素养是科技发展的土壤。离开了这个群众基础，即使我们能够实现“上天入地”，也很难持续不断地推动创新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语境中，科学素养作为一项基本公民素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应该引发我们足够的深思。

公民科学素养可以从三个方面衡量：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持积极态度。但是否就必然意味着科学素养的提高?

这让人想到过去的一年里，那些备受关注的科学话题：从“吃绿豆能治百病”的张悟本神话、道长李一的“盖世神功”，到媒体炒作“地球遭遇千年极寒”、“世界末日将来临”，再到“引渤入疆”让新疆变江南、禁止添加面粉增白剂等争议„„面对其中一些明显的科学谬误，很多人不加质疑地相信、追捧、盲从，媒体不加选择地跟进、扩大、炒作。

在专业层面，我国已是科技论文和专利数量的“创造大国”，但以衡量质量的论文引用率和国际专利来看，远谈不上“创新大国”。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的60%—80%存在很大差距。

公众层面的现象与专业层面的表现，看似相距甚远，实则紧密相连。不从事专业研究的社会公众固然不会参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创新，但实际上，公众素养是科技发展的土壤。离开了这个群众基础，即使我们凭借少数科技精英的努力能够实现“上天入地”，也很难持续不断地推动创新，真正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在经济高速发展、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如何与之同步?

一个公民是否具有科学素养，并不仅仅看他能否正确判断“声音是否只能在空气中传播”这样的科学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测试公众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看法，更考察公众对科学技术是否持怀疑态度，是否认为科学技术需要控制，期望科学技术解决哪些问题，希望所纳的税费使用于科学技术的哪些方面等。甚至还有国家专门测试公众对于媒体信息是否具有质疑精神和过滤功能。

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不仅应该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更需要强调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精神，理性认识科技应用到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具备学习、理解、表达、参与和决策科学事务的能力。

不久前，科技部公布了中国科技实力“清单”：中国科技投入年增20%，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基础研究取得多个“首次”或“第一”，部分领域比肩国际前沿。如果说，科技创新成果体现科技发展的“硬实力”，公民科学素养则是科技发展的“软实力”。而通过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激励科技创新、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我们任重道远。

2011年02月25日重塑商业伦理要让诚信增值

如果诚信的缺失与重建，确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成长中的痛苦”、“必须付出的代价”，消费者惟愿

这样的痛苦更少些、代价更小些

无论多么“痛苦、纠结和愤怒”，阿里巴巴公司自曝家丑的“欺诈门”，还是不仅造成内部人事更迭，更引发企业甚至行业的诚信危机。

近期，关于企业诚信问题的讨论，不止这一次。苹果公司供应商“毒倒”员工，家乐福、沃尔玛大玩“价签戏法”，再加上稍早时蒙牛和伊利“互泼脏水”，莫不显示出企业对诚信建设的忽视。

基于诚信订立契约，是各种市场行为的基础。市场经济本就是一种信用经济，诚信不仅是社会责任，更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必然选择。对市场主体而言，失去诚信，就失去了一种重要社会资本。少数厂家生产假葡萄酒，让素称“中国干红城”的河北昌黎受到质疑与冷遇，就是典型例证。

诚信的价值，来自降低机会成本的考量。与有诚信者交易，风险更小、麻烦更少，不仅能减少意外损失，还能提高效率。在电子商务领域，面临虚拟的购物过程，诚信更可谓核心竞争力。

然而，如果诚信不能带来预期收益，不能产生竞争中的正面效应，以营利为追求的企业，便会失去对它的兴趣与信仰。这也正是企业诚信屡屡出现问题的原因。

当前，诚信制度不完善、诚信文化尚薄弱，在找融资、争项目等方面，诚信并没有体现出直接的好处，相反其应有的价值在贬低。考量投资回报率、评估公司实力时，诚信也往往不是关键因素。屡见报端的各种商业贿赂等表明，人情与关系是一些企业更现实的选择。

诚信在市场竞争中的正面影响，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消费者虽可“用脚投票”，但在类似网上购物这样总量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中，走了这双脚会来另一双脚，对做“一锤子买卖”者，诚信也不是很有吸引力。

而且，企业总在标榜诚信，挂上知名商标，搞来专业认证。但从“假驰名商标”到“免检产品风波”，诚信标准的混乱，也使诚信本身贬值。更何况，对于失信的惩戒力度也远远不够。家乐福违规，每家门店罚50万元;宝洁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罚款20万元。对这些大型企业，无异九牛一毛。

重塑商业伦理，要让诚信“增值”。这不能仅靠企业道德和市场导向，更要靠制度促使企业自觉选择诚信体系。比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诚信的规定，出台支持企业诚信建设的法规政策。比如，推进信用评级业发展，加强信用评价体系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力度，建立失信行为公示制、档案制、曝光制等，使那些因信用问题而致的企业“死亡”不再是特例。

对于“欺诈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这是“成长中的痛苦”，是“发展中必须付出的代价”。2011年02月28日交心赢得信任

只要敢于说真话，让群众看到政府的难处与做过的实事，一定会赢得群众的信任

新春刚过，全国两会在即，人们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中央领导同志走入基层，探问疾苦，与群众交心谈心，解释政策，鼓舞信心。

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山北乡，鼓励乡亲们继续弘扬老区光荣传统，把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总书记拿起鼓槌，擂响大鼓，与当地村民一起欢度新春。温家宝总理27日与网友对话，谈房价、谈户籍制度、谈农民工子弟教育及大学生毕业分配„„几乎涉及所有社会热点和民生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频下基层与群众谈心，已经成了一个习见的现象。作为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对话已经是第三年了。今年的对话中，他反复强调政府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信心，并“请大家相信”。正如他最后所说的，其实，“交心、谈心比内容更重要”，“通过访谈了解群众的思想、意愿和要求，并且回答政府在想什么，政府已经实行了什么政策，政府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

这使我们想到，信任，是相互的，只有互信，才有和谐，才有合力，才有共同面对困难、面对未来的勇气和信心。战争年代面临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过今天，最后，依靠人民群众的信任与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胜利。这份珍贵的信任，今天依然是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和精神财富。

然而，有的人与百姓渐行渐远，中间隔着厚厚的一道墙，百姓连见官员一面都极其困难，遑论交心谈心与互信互谅?可以这么说，在有的地方，群众不信任政府，那里的干部往往也不信任群众。百姓听不到他们交心的话，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久而久之，失去了信任感。

中国的百姓善良而宽容。只要敢于说真话，让群众看到政府的难处与做过的实事，一定会赢得群众的信任。像总书记、总理这样走到民众中间，坦诚交心，不仅能了解真实的民情民意，也能赢得百姓的尊敬和信任。

无论是地方两会还是全国两会，都是密切联系群众、争取人民信任、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极好机会。各地党政领导不妨自问，是不是也能这样走入民间，倾听民意，关注民生?有没有自信让当地“十二五”的规划通过代表委员以及人民群众的严格审视?

第3篇：2012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12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防治艾滋 有治无类

王 琦 2012年12月03日04:51 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在第二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由于社会歧视存在，有高危行为的人不主动寻求或不愿接受检测，导致我国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增加了传播的风险。这沉重的事实，令人难以释怀。

近半感染者未被发现，折射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率低下的严峻形势。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因手术输血感染病毒，却一直不敢正视病情。服用偏方之后，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竟然“自以为治愈”，如果不是后来因病就医期间被再次确认艾滋病感染，他恐怕还将继续自欺欺人下去。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感染者心理上背负的巨大社会压力。尽管多年来的知识普及始终提醒人们，艾滋病的感染渠道较多，不能把艾滋病感染跟吸毒、滥性、生活不检点画等号，但很多人一提及“艾滋病”，仍然难以摆脱恐惧、憎恶、歧视等负面情绪，存在这种心态的甚至不乏医务人员。就在不久前，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在手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求医屡遭拒绝，最终他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才得以接受手术。

医院尚且如此，艾滋病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可想而知。社会的歧视，让许多高危性行为者不愿接受病毒检测，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长期缺乏治疗和孤独，折磨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心。在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中有的人迫于生计从事着可能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职业，极个别人甚至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不惜以身试法，报复社会。 “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正如总书记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所强调的那样，防治艾滋，有治无类。不论艾滋病感染者是从什么渠道感染病毒的，他们都是弱者、是受害者，我们都不应该抛弃他们，对他们的歧视是社会的耻辱。艾滋病感染者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找到治疗的途径和合适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权益保护水平，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治疗的信心。这既是救治抚慰艾滋病感染者的需要，也是建设公平、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 在发达国家，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控疾病”，患者死亡率、母婴传染率都明显降低，大多数患者已能在药物的帮助下长期带病生活。取下有色眼镜，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艾滋病往往与贫困伴生，要让感染者得到有效的治疗，除了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外，还应该加强医疗救助，使贫困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防治艾滋病是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紧迫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只有如此，才能鼓舞起与艾滋病魔勇敢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康和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政务微博助推政务公开

李泓冰 2012年12月04日05:05 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有网友戏称，微博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或许在人民网12月3日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得到印证——政务公开借助微博打开一扇窗户，在传递信息、听取意见、解释民惑、快速辟谣方面陡然加速。

2012年，光是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在覆盖面、微博质量、应用水平、综合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数量突破6万，比去年同期净增4万多，增长率达231%。 去年，有些人还谈微博色变，觉得微博给谣言以可乘之机。然而，微博是一种网络传播新方式，民间能用，官方为什么不能用?传谣的人能用，辟谣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求证的人能用，证伪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无数事实证明，反应滞后、应变迟缓的地区或领域，才会发生谣言比真相跑得还快的“杯具”，遏制谣言的有效手段，就是及时、透明地传递真相。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了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以微博活跃度、传播力、引导力三项指标综合排名位居榜首的“上海发布”为例，它并非最早开通的省市级政府微博，但后来居上，有媒体甚至说，“‘上海发布’创造了政务微博的奇迹”。

“奇迹”缘何而来?其实不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此前，各地曾尝试过的“市长热线”、“市民信箱”，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政府微博不同，它与公众公开实时互动，回复的时效、质量与效果一目了然。“上海发布”的回应，很勤快、可亲、实用，它曾呼吁市民周末买卷心菜帮助菜农，获得热情响应后，又连连感谢市民支持;它也很“高端”，曾促成时任市委书记回复癌症临终患者家属的痛诉，“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由此推动了临终关怀事业的改进„„

正像一位领导同志说的那样，“政务公开说到底，是政府与公众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政民互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一次制度性安排”。政务微博给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彰、速度快、形象佳的渠道。

走向利益多元和观点多样的中国，如何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汲取正能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政务微博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改进执政方式插上了无形的翅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

马国英 2012年12月06日05:03 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除了评出法治人物或群体，还首次评出致敬媒体，“充满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成为本次评选一大看点。

微博在法治人物评选中获奖，说明在当前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时代，新兴媒体正成为提升法治思维、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许多法治新闻事件的信息源头，“表哥”、“房叔”、“不雅视频”，无不始自微博曝光，引发反腐行动;微博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直接互动的窗口，政务微博集群式发展，敞开了信息公开的门窗，给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路径。更有价值的是，在微博这个“观点广场”上，公众对复杂事件的围观，政府对网络热点的回应，本身就是法治意识、法治思维的培育过程。

当然，微博为法治建设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虚假信息泛滥，谣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发恐慌心理;失当爆料，恶意攻击，侵犯他人权益;买卖炮制“粉丝”，炒作话题，制造舆论压力„„对此有人诉苦：“在微博上没有办法讲道理，都是‘一边倒’、‘围剿式’的责难甚至谩骂，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反映出网络表达片面、非理性、情绪化的缺点。

面对微博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新挑战，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研究对策，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坚持以法治思维处理微博及相关的互联网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网意”和民意的关系。

“网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这部分民意有时显得不够理性、不够冷静，却也是客观存在。因此，面对方兴未艾的新兴媒体，面对澎湃汹涌、泥沙俱下的“网意”，因噎废食不是正确的态度。

对待“网意”体现的权利诉求，首先还是要尊重倾听。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网上舆论不能置若罔闻，而是要主动了解、客观认识，并通过网上舆情了解民情、检讨工作、解决问题。

对于数亿网民来说，应该珍爱新兴媒体这个信息集散、社交互动的崭新平台，以守法、文明的行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新闻链接】

12月4日晚，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湄公河案专案组、刑诉法专家陈卫东、“嫣然天使”负责人李亚鹏以及候鸟守望群体等入选。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评首次设立的“致敬媒体”。法治人物颁奖盛典由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承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解决生存困境是救助之本

郝 洪 2012年12月07日06:59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 河南郑州立交桥下“农民工之死”事件已过去一周，其死前是否得到有效救助的争论仍在持续。12月5日，郑州两家律师事务所向当地民政局寄送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能否求证出该事件真相，尚难确定。至少，从当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应里，我们还看不到对该事件的彻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访，民政局则以《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回应追问，并表示，“再说之前的事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对该事件的追问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关切。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它意味着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它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

积极的制度建设，是完善现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落实。桥下农民工，他们渴望就业，担心欠薪，节衣缩食，用微薄的报酬供子女读书，谋求更好的生路。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权益。

郑州“农民工之死”事件发生后，不少民间公益团体自发组织，购买棉衣棉被，为寒夜里仍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们送去温暖。被爱心包围的农民工心存感激，不过，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活儿干、能挣钱”。郑州一位农民工请求记者将他的手机号登到报纸上，为的是“找活儿容易点”。还有些农民工们，宁愿四处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选择有工棚住的活儿，担心辛苦劳作的薪资被拖欠。

我们需要为这些无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会救助，更需要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近年来，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改革开启了城乡平权之路，但落实到具体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覆盖上，城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国庆前夕，全国首家农民工博物馆在广州对外开放，向那些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农民工致敬。建立一个博物馆、留存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历史固然好，但是，“农民工”一词还远没有到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是现实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汽车疾驰过的立交桥底下，在地铁出入口避风处，在繁华商场门厅的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城市时刻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温度和力度;而城市，将给予他们怎样温暖的回报?

用阳光慈善驱散公众疑云(人民时评)

王石川 2012年12月11日06:05 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由迟福林、俞可平、白岩松等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负责项目监督、经费监督、活动监督等，并向社会公布监督、审查结果。

在这个小鼠标能绊倒大“硕鼠”的时代，公众监督意愿空前热烈，监督能力日益提升，“开门接受捐款、关门使用捐款”注定行不通。“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不仅募捐善款减少，机构声誉也受到影响。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既体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也是对民意的友善呼应。这些社会监督委员，既有良好口碑，又有深厚专业背景。公众对此事的积极反应也说明，当这些名人把自身形象与中国红十字会“绑”在一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改善、甚而助推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会更为乐观。

从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会”的果决表态，再到今时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正通过一步步的制度安排，重塑公信力。当然，从现实反馈看，这种努力离公众满意尚有差距。若想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可度，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接受公众监督，比如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发力。

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对慈善机构而言，公开透明是无法回避的选项。没有公开透明，公众监督就是虚妄之谈;没有公开透明，就为腐败埋下伏笔。公开透明，不是简单粗糙地晒账本，公众需要知道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具体流向，需要知道善款有没有发挥效用。公开透明，也不能止于晒善款，红会的开支情况如何、内部运行机制，有无灰色收入等等，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

红十字会其实还可展示更开放的姿态，推出更务实的举措。比如，不仅要晒账单，还要邀请专业的机构审核账单。香港红十字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确保专款专用，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结果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无独有偶，中国的壹基金也主动邀请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

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力，拥有公信力才有未来。监督的阳光照进慈善机构的各个角落，才能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慈善事业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

李泓冰 2012年12月12日05:44 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总书记广东调研，在深圳深情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意味深长的举动，让人不由想起20年前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平同志南方视察。

隔着20年时空，两位领导人都在郑重地强调同一个响亮的词——改革。和20年前一样，这个充满魅力的字眼，再次让国人心头为之一暖，信心为之一振。

20年前，小平视察南方之际，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抉择。能否重建改革共识、重聚改革底气，改革开放的路应该怎样走，成了人们思考的严峻课题。就在中国需要再进一步的历史时刻，小平同志以一席举重若轻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辉煌大幕，中国人蛰伏已久的生产力火山般迸发，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小平同志曾极具前瞻性地预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绝不能低估今后的风险和挑战。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积累叠加，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新课题。当此之际，尤其需要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打造民众的安全感、温暖感，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正因如此，总书记反复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正因如此，李克强副总理疾呼“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必须承担历史责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深化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顶层推动”。十八大报告以三个“更加注重”来强调从制度性建设层面稳步推进改革，即“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新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倡导改革。新的“八项规定”破除领导特权，中央领导集体从具体事情入手，开启了转作风、正党风的新努力。不封路、不清道，习近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与百姓同行，赢来一片称赞。

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在中国走向利益分化和观点多元的背景下，执政党敢于倾听、正视并回应“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汲取正能量，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以推动和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沿着20年前小平走过的道路，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拿什么迎接“速成汽车社会”

范正伟 2012年12月13日05:49 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不让路，将受罚。北京卫生局日前称，北京市拟为急救立法，保障急救车的道路优先权。如急救车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社会车辆故意拒不让行的将受到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对北京那位50岁的女性伤者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规定。12月7日，该女士遭到罐车碾轧后，被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一路几乎没有车辆让行，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最终伤者没能坚持到医院。

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起。除了扼腕逝去的生命，指责车主的麻木不仁，抱怨北京的道路拥堵，我们还应该检讨什么?

事件发生后，有网站调查“你会为救护车主动避让吗?”95%的网友说“会”。但为什么到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有其他原因?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开车与不开车状态很不一样。平时很温和的一个人，一开车就耐心渐失、脾气见长，前车开得慢点，会焦躁不安;遇到堵车，很容易抓狂;碰到加塞儿的，脏话也会脱口而出。想要这样的“路怒族”主动让路，恐确有点难度。

所谓“内外有别”。开车时，封闭的钢铁躯壳，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孤岛。车流滚滚的马路，是比“陌生人社会”还陌生的社会。如果没有道德法律约束，“丛林法则”难免盛行，短期行为不可避免。方便自己不管他人，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诸如抢道、开远光灯、随意停车，也会被“去道德化”。

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车辆井喷增长，道路日益拥堵。对车主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用“车德”去弥补不足，而非恶化本已脆弱的路况。对有关部门而言，同样要与新问题赛跑，确保制度供给跟上时代脚步。

有人对网上“实拍德国千余辆车自觉给急救车让道”的场面感到震撼，却不知道文明背后的“德国规则”：碰到急救车鸣笛，“左车道的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如果哪位司机不让道，轻者罚款、重者坐牢。其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类似规定：遇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应当让行”。但究竟怎么让行?让行违章了怎么办?不让行又会怎样?许多人不清楚。不仅如此，前几天还曝出这样的新闻：兰州一名120急救车司机，竟然违规使用急救车去陪女朋友看演唱会!

有时候，人们麻木的背后，不一定是冷血，还可能因为陌生，因为缺乏信任。

还是在前几天，一名男子在北京地铁站台上晕厥，在列车进站时掉下站台，千钧一发之际，站台上数百人集体高喊“停车”，还有人不顾安危挥手叫停。最后，列车急停，男子获救。在一个速成的汽车社会里，如何让人们的爱心放飞车外，如何涵养中国社会的汽车文化，值得深长思之。

从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到今天的车轮上国家，中国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了欧美几代人的梦想。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从源头着手遏制“奢侈冲动”(人民时评)

郝洪 2012年12月14日05:37 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1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禁令再掀整治“奢侈会风”高潮。包括严禁借开会之机公费旅游，严禁在高档酒店召开会议，严格控制研讨会、论坛、庆祝会等，句句切中时弊。

这一禁令既是对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积极落实，也是对前不久芜湖“奢侈会议”事件的后续回应。此前，媒体曝光了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检法部门在黄山景区五星级酒店开会，入住近500元一天的房间，餐价每桌千元以上。事件发生后，芜湖相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责成相关责任人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会议所有费用由参会人员个人承担。

“奢侈会风”是社会潜规则之一。组织去风景名胜地、高档宾馆开会，是一些部门、行业的福利，也是不少企业、机构公关的手段。正因此，许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的开会地点和方式越发高档、奢侈。殊不知，这种会风极易腐蚀人——不用花自己的钱四处出游、住五星级酒店，酒桌间的推杯换盏，娱乐场上的沉醉贪欢，不但冲淡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助长了骄奢淫逸，腐蚀着公权力的公信力。

今年4月，延安“公务员集体港澳公费旅游却谎称开会”的荒唐事件也是如此。报道说，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其中10人集体去香港、澳门旅游，该局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就举行过了。

早在30年前，国务院就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1998年，中办和国办也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时至今日，“开会旅游”仍然盛行，以至于，举办政府会议和公务接待成了风景旅游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为拉动地方GDP贡献重大。

医治“奢侈会风”沉疴痼疾，需要严肃查办顶风而上的典型，需要阳光监督。阳光之下，才有河清海晏、官清民安。一些部门之所以会风奢侈，就在于手里有钱，花钱随便。当政府预算和三公经费等信息彻底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类似假会议之名行部门福利和公关之实的“奢侈会风”才会有所收敛。

日前，北京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报告显示，中央政府42个部门中仅有23个在信息公开测评中达到及格分60分以上，有近半中央部门行政透明度不及格。这意味“三公”等信息公开，距公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校园伤害案须“双向归因”

金苍 2012年12月17日04:56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无论远或是近，这样的消息都让人心痛。美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0个孩子和8名成人遇难;河南光山县的校园伤害事件中，22个孩子被砍伤。

尽管事实还不够清晰，但这两起事件都是极端心理刺激之下的反社会伤害行为。从媒体报道看来，美国的惨案制造者，饱受人格障碍困扰;而河南的施暴者，则有20年癫痫病史，并逐渐呈现暴力倾向。

正如现代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所言，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很多，绝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在审视具体个案时，既需要有“内归因”：犯罪者的人格、动机、情绪等;也需有“外归因”,即事件的社会背景。

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归因，我们可撇开不论。需要思考的是，河南的校园伤害案中，为何300多个孩子生活其中的校园无人看守?为何有社会危害的疑似精神病人能“经常出去乱跑”?而当地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是教育局人员在办公室玩游戏、有关领导质疑记者“讨论这有啥意义”，都折射出这起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

22个受伤的孩子，暴露社会管理盲点。而每一个盲点，都可能成为吞噬生命的陷阱。消除这些盲点，需要更为精细、科学的管理方法，也需要更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归因是必要的。但如果把一切推给社会，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偏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社会型人格”的人存在，这不是随人的意愿可以改变的。

过度的社会归因，会让更多人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社会。归因的“折扣原则”是，存在多个原因时，单个原因与结果的逻辑联系会被弱化。反过来说，弱化某些原因，必然强化其他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示范效应，给恶性犯罪以“逼上梁山”的心理错觉。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既需从大处着眼，形成更完善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也需从中观着手，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排查与疏导心理问题、进行精神卫生启蒙。更需在小处落实，看看身边是否有情绪或精神异常者，需要更多善意的帮助和微笑。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人的心理完善中，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 心香一瓣，祈福孩子们，这些世上最娇艳的花朵。唯愿在你我的共同努力中，12月14日，网友命名的“世界儿童悲伤日”，不再重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

叶琦 2012年12月18日04:40 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

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思路决定中国未来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大战略”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制造需求”。不仅是人口进入城镇后的消费需求，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这是巨大的“累积效应”。有经济学家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培育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不过，数字背后有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

一系列新闻事件，也佐证着这样的数字。从郑州到大连，连续发生农民工在城市中冻死的事件;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不时引发争端„„城镇化，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低质量的城镇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配套。从土地制度到户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让高速经济增长之下自发的城镇化，成为一种稍有些跛脚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着广阔空间。不过，未来城镇化的跃升，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应是质的变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应该“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能完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结构的户籍坚冰，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资源市场;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也能为进一步的城镇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 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认的是，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险滩需要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城镇化的推进，或可成为一个突破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一端一窝”的警示

李浩燃 2012年12月19日04:14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须以制度破除利益共同体

近日，河南许昌东城区征地办、动迁中心60余名工作人员的腐败窝案曝光，引来广泛关注。

一端一窝，虚造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助人编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收受贿赂，许昌拆迁领域两个科级单位的团伙作案，让人发问：他们的胆子何以如此大?干部之间的内部监督缘何失效?公民、舆论、法制等外部监督为什么没能及时介入?“一窝”腐败的曝光，再次凸显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湖南耒阳矿征办窝案、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广东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近年来，团伙腐败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这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

与个体腐败案相比，团伙腐败显然性质更恶劣、社会危害更严重，应当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在许昌这起团伙腐败案中，不仅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甚至官员与被拆迁的村民之间也达成罕见默契，衍生出集体贪腐的利益链。表面上看，人人得好处，仿佛利益最大化了;仔细推究，少部分人发了拆迁补偿财，公共利益却在无形中蒸发。这笔账，怎么算? 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集体贪腐便有了可乘之机。集体掩护、集体失声、集体串供，部门内部风险共担，成员之间拧成一股绳，如同蚂蚱一样被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外部监督形同虚设，也让利益共同体“内部安全”的心理机制被强化。以此案为例，如果拆迁过程中要拍照、录像的规定能执行，审计、监察的力量能加强，这一窝腐败，恐怕也难以发酵、成形了。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当“公共利益部门化、集体利益个人化”，部门成员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让一些本想保持干净的人担心在单位内部被逆向淘汰，被迫“打湿了鞋子”。正如当事人所说，“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而“一起捞过钱”，更能形成攻守同盟，扩大腐败范围，演出“一抓一串、一端一窝”的剧情。 防范腐败传染病、慢性病，不能仅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更须从法律制度给以警醒：反腐利剑高悬，无论腐败个案还是窝案，“伸手必被捉”。完善管理制度，保证决策制定、落实执行、考核审计、监督反馈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开，用阳光照亮暗角。增加监督话语权，动员公众并创造可行形式让其参与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才能破除内部利益共同体。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时刻警醒我们，筑牢反腐的防线，必须堵住腐败利益源、斩断腐败利益链，让各项制度真正管得住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鸡吃药，人有权知道

张铁 2012年12月20日08:29 鸡肉的“信息不对称”，提出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 近日，网文“一只鸡的生活意见”热传。根据中央电视台对速生鸡的报道，网友以第一人称重述这种鸡“悲催的一生”：从出生到出栏，只要40多天，基本不睡觉;鸡舍环境肮脏，除了饲料外还要吃20多种药品，其中大多是抗生素。

按照畜牧专家的说法，“速生”并非那么可怕。现代化育种技术、高水准饲养管理、全面均衡的饲料营养„„随着养殖水平的提高，那些过去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从科学角度讲是可以实现的。所以，40天生长期是否太短、能否使用药物或许可以存而不论。对于“一只鸡的一生”，更应关注的是毫无节制地投食药品，甚至是违禁药品。在电视画面中，我们能看到一些鸡场使用了“盐酸金刚烷胺”等禁用兽药，而地塞米松则是激素类药物，可以让鸡多吃饲料。

加强对畜牧生产的监管，已经是个老话题，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不断被放到台面上讨论。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实行规模化生产，对鸡场的监管并不复杂。通过录像监控、突击检查、实地走访，都能发现问题。速生鸡事件中出现的编造养殖记录、花钱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暴露出的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失职。

鸡肉这类食品，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链条中，消费者处于最尾端，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时已经大大衰减。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光泽;靠嘴巴，只能尝到鲜度、口感。服用了禁药，鸡肉中残留的相关物质超标，消费者既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更多信息，只有通过“试错”来积累。但这一过程，存在风险，甚至是代价高昂。

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这叫“柠檬市场”。买方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情况，因而不互信，使得交易成本变大，最终导致市场萎缩和消失。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鸡场老板不会考虑消费者的想法，在监管缺失之时，会大胆使用违禁药品、超量投药以降低成本，整个市场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过程，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社会福利。

从信息的角度看，速生鸡事件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通过对全国43家地方政府网站的调研，发现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信息披露还不到七成。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各政府机构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快速、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建立持续动态的监督检测信息披露制度?这些都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必须回答的问题。

山东公布“速成鸡”调查结果

所涉企业被责令整改(新闻追踪)

据新华社济南12月19日电 (记者张志龙)山东19日晚间公布4地市“速成鸡”事件调查结果，责令所涉企业整改，并下发紧急通知规范兽药使用监管整治。

据19日晚间相关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平度市崔家集镇袁家庄养鸡场已被查封并取样检测，公安部门已对养殖场负责人进行传唤审查;高密市大牟家镇小迟家村养鸡场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滕州市官桥镇西郑庄养鸡场、盈泰集团颜楼养鸡场被证实分别于今年5月份、8月份停止养殖;六和平度屠宰场和盈泰集团屠宰厂已被责令停产整顿，原料和产品全部封存，并取样检测。对媒体报道涉及的其他问题，调查组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缓解打车难，政府应有为

李拯 2012年12月21日05:14 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

20日，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打车难成为普遍问题，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

为什么会出现“打车难”?宏观而言，出租车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拿北京来说，常住人口年年上涨，而出租车数量一直维持在6.7万辆上下，总体上供不应求，不出现“打车难”才怪。

供求失衡的背后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出租车数量并非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发出的经营牌照数量。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牌照的严格管控，导致了需求青云直上、供给原地踏步的总体失衡。

供求之间还存在“时间错位”。越是早晚高峰，越是难打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打车的人太多造成的。而事实是，很多司机在这个时间段拒绝拉活儿。在北京一些加油站，高峰时段故意“趴窝”的出租车常常排成长龙。高需求为何没能带动供给井喷?这反映出的，是出租车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政府部门审批、公司承包运作，这样的模式，本意是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特许经营费演变成价格不菲的“份儿钱”，辗转摊到了司机身上。加上油补增加远远跟不上油价上涨，运营价格无法随着市场稀缺而上涨，这些因素使得出租车行业“活难干，钱难挣”。到了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油耗上升，司机自然就没有了运营的动力。黑车横行、挑客拒载、恶劣天气打车难，很多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此。

可见，“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否应逐步放宽出租车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系到出租车的公司经营模式，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导致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打车难，下决心解决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财政“紧日子”要长期过

刘成友 2012年12月24日04:37 应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严控行政开支 刚刚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明年依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过紧日子”的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就提出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一些省份主动降低公用经费，减少“三公”支出。如果说，那时的“过紧日子”还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暂行之策，现在的“紧日子”则需从长计议，要做好长期过下去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 算大账，财政面临的“一减一增”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各级财政税收不同程度地减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个百分点。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下行，使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可能成为中长期现象，以往每年20%—30%的财政增速，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特别是改善民生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这方面只能增，不能减。财政吃紧可能成为常态，倒逼政府首先要“过紧日子”。

找问题，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让百姓意见纷纷。旁的不说，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就很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还有，每年审计报告披露的大量经济问题，年复一年得不到根除。预算不规范、审批“黑洞”多、支出不透明、投资欠科学等现象，蚕食着政府公信力。行政部门必须革除流弊、精打细算，善于“过紧日子”，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交待。

看形势，中央新近出台八项规定，是各级政府转变作风、降低行政成本的契机。这些富有针对性的“硬杠杠”，对于久难治愈的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是一剂良药。一级一级延伸下去、坚持下去，必然有利于减少“三公”支出、降低行政成本，避免奢侈败家，改进党风政风。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屡创新高局面的各级干部来说，“紧日子”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各级政府就要想方设法积极应对。

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财政应抓紧研究制定眼下可用、立马见效的紧缩开支的预案，更应该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而从长远来看，如何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自主权;如何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建立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都是过好“紧日子”无法回避的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电视问政不能止于眼球效应

詹 勇 2012年12月25日06:33

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

岁末年终，正是各级干部“交答卷”的时候。且不说工作好坏优劣，如何“交卷”本身也是一个看点。相比一些地方搞关门总结、自我表扬，日前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火热现场令人耳目一新。

暗访短片揭短亮丑、市民“考官”毫不客气地逼问、“应考”干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一幕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建起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

通过电视传媒打开大门吸引公众参与，又通过考评百姓意见大的问题提升关注度，这样的考试颇有创意。

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种种疑问，说明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剂猛药，但改作风、抓实干的治本良方还有待继续探索。高收视率、社会热议的“眼球效应”之下，虽然给干部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节目播出总有时间和频次的限制，面对复杂而漫长的现实工作，舆论压力难以持久，电视问政不可能包打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台上流汗、台下逍遥，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火爆背后加剧着“不曝光不干事、一曝光就解决”的路径依赖，老百姓就会越问越生气、越问越失望。电视问政的烦恼，在网络回应、领导接访等方面同样存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电视问政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在于拓宽参与渠道、创新监督方式，让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有了实现的平台。但是，监督不是一阵风，阳光更需要时时普照，如何走出短期的眼球效应，让倒逼压力可持续，检验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创新监督才能刷新政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电视问政的重要取向，就是不再自说自话、自我评价，而是把群众感受、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让老百姓来打分。加强群众监督，既要提供更多渠道，也要确保老百姓说话有分量。这次温州的电视问政，大胆地把“考分”与末位淘汰挂钩，直接影响乌纱帽，让一些干部备感压力。循此思路，如果进一步完善群众监督、社会评价机制，让民意在工作评比、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等方面取得更大权重，将会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更主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城门洞开等于教育公平吗

李泓冰 2012年12月26日05:06

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这组来自上海的数字颇让人吃惊：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重高达40%，且还在不断攀升。小学一二年级，非沪籍学生更超过一半。上海已实现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在沪就读的随迁子女达50万。这意味着，今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投入的470亿元，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已超百亿元。

很为上海及上海人的胸襟感动。

在同样的阳光下，这50万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与他们同龄的上海小囡同桌同学同游戏，同样享受沿海发达都市的优质教育。本来，他们极可能成为乡村中孤独无依的留守儿童，在亲情的饥渴中艰难成长。

这也是一个城市最大的善政之一。它为来自乡村的孩子带来了亲情、优质教育与城市的善意，正在温暖50万颗幼小的心灵以及他们未来的人生，也温暖着同龄城市儿童未来生存环境的稳定安宁。

然而，和谐下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城门一旦洞开，会不会掩盖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教育不公?

50万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给上海基础教育带来沉重压力。从前是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随迁就读;现在不少人是为了孩子得到城市优质教育，跟随孩子来城里找工作。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当50万变成100万甚至更多，优质教育还能否继续优质?洞开的城门是否不得不重新关闭?会不会激起更多关于不公平的抱怨?

城市化浪潮正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往高处走，人们争先恐后涌入大城市，是因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更有秩序的社会甚至是更有尊严的生命。而在渐次空心化的乡村，在凋敝的小城镇，这些却显得珍稀而奢侈。

应该鼓励城市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同时也应意识到，变相鼓励乡村儿童涌入城市接受教育，并不等于真正的教育公平，更不等于公共资源的阳光公平普照。相比全国约5000万的留守儿童以及更多的乡村孩子来说，50万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落实责任，为校车护航

王石川 2012年12月27日04:59

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

12月24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有17人的7座面包车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死亡。目前，贵溪市政府副市长等12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检查。

从刑拘肇事司机到关闭幼儿园，从赔偿遇难幼儿家属48万元到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积极善后，体现了不苟且、不回避、不姑息的诚意与决心。只是，那11名溺毙在冰冷河水的孩子看不到这一幕，他们还没来得及绽放的人生，再也无法指向美好未来。

问责，才能告慰死难儿童;反思，才能遏制悲剧。如果早一点关闭幼儿园，早一点查处超载校车，悲剧或可避免。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校车悲剧，不难找出它们的共性：校车不达标、超载、超速„„因校车事故频发而催生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于今年4月正式施行，该条例对校车已经出现的问题、可能存在的软肋都有所着墨，可仍然无法阻拦一些校车驶向死亡终点，原因在哪里?

发现病灶容易，开出药方也容易，但是，现实中，偏偏有人不照方抓药，甚至干脆把药方扔在一边，钝感如此，悲剧能不重演?而反思这起校车事故，除了看到灰色监管，还应该看到，在一些僻远乡镇，对不少孩子来说，无论优质校车还是正规幼儿园，都还是梦想。比如，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关闭幼儿园，是因为一旦关闭，这些孩子将无园可上;而这辆寒酸的面包车，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车，而是园长用来接送孩子的“私家车”，质量没保证在所难免。

根据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公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56.6%。多达近半数适龄孩子无法入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严峻命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500亿元的财政投入，也许无法保证所有适龄幼儿都有园可上，但重视和发展学前教育的思路却值得关注。

如今，我们正阔步走在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路上，但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为弥补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就需要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世人吁盼已久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今年已然实现，教育大投入的阳光也应该照进学前教育。这样，上不起、上不了幼儿园的孩子也就能更好地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暖意、公共政策的善意。 因此，遏制校车悲剧，不能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为校车护航，就是为生命护航;保证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就是播种美好未来。惟愿开往春天的校车，能够载着孩子走上安全而明媚的希望之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风难改更须改

刘成友 2012年12月28日05:10

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中宣部就改进文风作如此具体的要求，并不多见;内容之细致、实在，让人们眼前一亮，精神一振。

中央改文风的倡导，由来已久。70年前，毛泽东就借延安整风提出整顿学风、改进文风。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批评了假、长、空的文风，提倡短、实、新，让人印象深刻。问题是，我们从小就学习《反对党八股》的名篇，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做了“八股文”的奴隶。一些僵硬刻板的报道，连媒体人自己都不爱看，甚至有“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自嘲。由此可见，改进文风殊为不易。

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改进文风，为啥这么难?

思想上不够重视，改文风就难。以为文风是形式，是外在的花架子，新闻报道讲客观，只要把事情陈述出来，把过程说清楚，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吸引读者，都不重要。岂不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衣着打扮、“穿适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都是气质的外在体现。

对新闻规律尊重不够，改文风就落不到实处。没有时时“在路上”的状态，难有鲜活生动的素材和发现;没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创新表达，难有冲击力和影响力。采访手段再现代化，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自说自话，就会忽视受众需要和感受。党报党刊首先是媒体，不是工作简报或表扬栏，工作性和新闻性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没有长效机制，改文风就会成为一阵风。倡导改文风，善始易善终难。必须辅以制度和规范，才能抵御惰性和积习。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次中宣部要求各级党报党刊制定具体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把改进文风的要求体现到稿件使用、业务考核、业绩评价、评奖表彰中，确实是打到了点子上。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除，改文风就容易成为空谈。文风是作风的体现。政风不改，官气不除，文风就难改。群众热切盼望中央八项规定，能成为改进党风政风的契机，从根本上推动改文风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党报党刊来说，传统优势不是因循守旧的理由，宣传引导不是不求创新的借口。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诚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说：作风不是“风”，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坚持，一种养成，一种素质。当每个个体的自觉努力汇聚成一股洪流，必然会吹起一股清爽质朴的新风，拓展出一片改革创新的天地。

多问些群众的“恼火事”(人民时评)

范正伟 2012年12月31日05:49 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

提问是一门艺术。许多时候，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往往决定着回答内容。换句话说，想听什么回答，就会有什么提问。

日前，在湖北恩施冒雪走访村民时，李克强副总理一句“有什么恼火事”，引发了村民“吐槽”，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走访考察，如何问出真问题、怎样沟通真感情?这种提问方式，颇有启示意味。

“有什么恼火事”?它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打破了“一团和气”的对话惯性，改变了“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思维。谈成绩还是看问题?听套话还是要诤言?岁末年终，对走访基层、嘘寒问暖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展示好的一面给人看，本是人之常情。这些年来，为迎接上级考察，少数地方严密部署，对地点“精挑细选”、对人员“重重把关”，有的还准备“脚本台词”，进行“指导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群众会道实情、吐真言。当展示成了演示，汇报成了“表演”，就少了许多坦率和真诚，也让“人情”变了味，越了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上级想多看成绩，基层的粉饰雕琢自然会多一些;如果上级想知道群众“有什么恼火事”，想看看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下级求真务实的风气则会浓一些。因此，去基层看什么、问什么，既体现着执政理念，也关系到作风导向。

我们历来强调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客观地总结成绩、看待成就，有助于鼓舞干劲、坚定信心。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治理，要避免用总量掩盖平均、用平均掩盖差距，就必须在宏观之外，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在成就之外，多看看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对问题矛盾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仅会贻误消除弊端的时机，还会使问题难上加难、风险越积越多。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只有善于引导群众说大实话、提真问题，勇于到群众意见大、怨声多的地方去，才能真正做到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计于民知虚实，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意愿，赢得群众发自心底的拥戴，筑牢改革发展稳定的根基。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问题，只有当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如何提，考验着态度能力;这个“条件”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求真务实。

第4篇：2013年6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

杨 凯2013年06月03日05:27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

自从橡皮大黄鸭游进咱们的维多利亚港以来，这只被称作“治愈系”的玩具鸭身上，便满载了人们的目光和议论。

不过，在一个能够创造出3D打印技术的复制时代里，很难指望有什么“孤本”或者“绝版”。所以，红极一时的大黄鸭很快就有了众多的“孪生兄弟”，在天津、武汉、杭州等等城市的水面上，它们像自己的香港“大哥”一样，憨态可掬地游来游去，和游客们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无数电子照片中。

对大黄鸭的创造者霍夫曼来说，这个作品表达的意义很丰富：文化的公共性、许多人的童年记忆、比较纯粹的艺术以及拒绝商业化的精神。它带着作者的印记，在世界各地“昙花一现”。人们可以欣赏，却不能收藏;广告商可以觊觎，却没有机会投放。

但是，对众多的“临摹者”来说，大黄鸭从“作品”的神位走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不必承担个性的简单符号。即便不谈论版权问题，各种被复制出来的大黄鸭们，也不过像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影海报一样，似乎仅仅在宣示着——看!本市实乃直追香港之时髦都市;抑或更等而下之——快!本楼盘火速预订中，入住即可获毗邻维多利亚港之感觉，每日亲睹大黄鸭。

“没脖子，来武汉干啥?”——大黄鸭来到鸭脖小吃驰名天下的武汉之后，网友如此揶揄。话虽然说得有点蔫坏，倒是机智地点出了文化的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系。

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有公共性，公共场地、公共活动、公共的文化认知，市民们需要公园、图书馆，喜欢参加周末的大合唱、广场舞蹈，希望听到高质量的文化讲座、找到有共鸣的文化记忆。同时，文化建设也要讲个性，上承传统、下接地气。人们到武汉肯定想去吃热干面，不会想到去吃拉面，到兰州则相反，如果有一天他们都赶时髦、改道主营“苏格兰打卤面”，你一定觉得很没意思。

虽然大黄鸭的气质并不是符合每座城市的品味，却也并不意味着大黄鸭来不得。一个有趣的橡皮玩具出现在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也是件欢乐的事，偶一为之，没准儿确有“治愈”效果，只是类似事情别太多太滥、别离庸俗太近。君不见，跟风跟着跟着，徽派建筑上都铺上马赛克了;时髦赶着赶着，张家界的南天一柱都改名叫哈利路亚山了。不但创新谈不上，连老本儿都折了。

这种跟风赶时髦，当然就是庸俗。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风水轮流转，想跟也跟不上;只有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坚实的，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孕育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产生我们自己的“治愈系”。从“诗三百”到“八大家”、从青花瓷到马头墙、从“闹元宵”到“龙舟会”„„如此典雅、这般繁华。有这些养分打底，我们的“拿来”才不会有抄袭之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约谈不空谈 环保才不难

范正伟2013年06月04日04:59 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日前，针对一季度太湖流域重点断面水质频繁异常波动现象，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约谈”机制，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如半年内仍未完成整改，将直接由江苏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

经济发达的江苏作如此鲜明表态，显然对环保动了“真格”。在一些地方环保“一票否决”停留于口号的背景下，这种明确对象、规定期限的“约谈”问责，成效将会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江苏环保厅约谈的对象，不是下级环保部门，而是地方政府负责人;除了动用环保法规，还有党纪政纪手段。别的不说，将地方政府负责人套上“环保马车”，至少抓住了问题核心：环保问题，不仅是局部问题，也是全局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近年来，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环保局长也屡屡成为质疑焦点，“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热点新闻。环保搞不好，环保部门自然难辞其咎，但公允地说，这种“邀请”，恐怕并非一个环保局长就能承受得起的。同样是这些年，环保局长“匿名举报”的尴尬，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无不说明，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到：“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指出了环保问题的关键。

环保之难，往往也在这里。不同于局长的“一亩三分田”，市长的工作可谓包罗万象，有着更为现实的“价值排序”。在各级政府眼里，相比于经济等许多硬指标，相较于稳定等许多硬任务，环保问题很容易“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常常把环保问题视为招商引资的绊脚石，甚至主动充当起污染企业的保护伞。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这是根本原因。

就此而言，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央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之后，要在地方层面落实这些战略部署，理念价值的宣讲固然重要，考核机制的保障更为管用。曾有干部私下表示，考核干部不能只看 GDP，但实际还是看 GDP，很少看到哪个领导因为环保搞得好而得到提拔。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打消这种认识至为关键。反过来讲，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这种反向激励的效果会更加明显。“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环保部长周生贤的观点切中肯綮。也是在今年，江苏提出“不争GDP第一”的理念，强调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在大视野中审视环保问题，在更高层面建设生态文明，使环保更有刚性、未来更有后劲。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为环保，大家都尽一把力

武卫政2013年06月05日04:45 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同呼吸，共奋斗”。

从发放宣传册和环保购物袋，到垃圾分类示范;从清理在河湖岸边和铁路沿线的垃圾，到社区废旧衣服兑换植物，连日来，全国各地的环保行动吸引了群众的广泛参与。其大背景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直接原因是人们对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紧迫性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深刻。

1月份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使全中国将近一半的人“非常感性”地尝到了空气污染之苦。紧接着，沙尘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又不断冲击人们的神经。近几年，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直接影响相关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在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引发了公众的“呼吸关切”、“饮水关切”、“食品安全关切”，环境问题成为人们的集体焦虑。

“如果中华大地被雾霾笼罩，如何看见她的美丽?”公众的呼吁发人深省。进一步追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000美元的中国，如果人民群众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吃不上放心的食物，周边环境脏乱差，幸福感又从何而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空气、水、土壤污染问题，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大整治力度;从5月开始，国家七部委联合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有所作为”。同时，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发起“光盘行动”，呼吁环境信息公开，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成为“环境共治”的得力助手。

环保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作为个体，谁不想享受环境治理的成果?仅仅限于期望，或者一味抱怨，没有积极行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人类生产生活都要消耗资源、排放废物，在环境问题面前，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节制自己的欲望;多重污染之下，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

保护环境，殊为不易。解决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当东部一些地方提高环境门槛招商“选”资的时候，中西部一些地方仍是“捡到篮里就是菜”;在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西部一些地方承接的是落后产能，也出现了“污染转移”。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转变发展方式步调并不一致，转型发展任重道远。

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大都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他们的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产生，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成因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等相对滞后，解决问题更需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环境治理的全局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这也是“同呼吸，共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行政执法亟待“资格把关”

毕诗成2013年06月06日04:10 法律底线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

“合同工”、“临时工”再次聚拢舆论目光。《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6月1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广东此举并非首吃螃蟹。自2012年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河南、重庆、黑龙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台过“禁止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明文规定。广东此次仍能引发舆论“激动”，盖因现实与法理的错位：临聘工、合同工，仍是当下执法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屡见报端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台当“挡箭牌”。最近陕西延安城管执法人员被指残暴地“跳起来踩头”，当地回应也称“涉事人为临时工”。

法理上早已丧失了正当性，现实中却总能顽固生存，当然有现实的复杂性：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是“正规编制少、工作量大，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任务，不得已而为之”;拿不到桌面上说的则可能是，“临聘人员”执法，比起正式职工来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挥，出了问题还可以断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墙”。

可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容忍“小道理”随便就挤走“大道理”，也不该容忍法理向现实无限度地迁就妥协。一波又一波的“临时工”横行执法，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已严重冲刷了权力公信，成为法律威严之“伤”，必须着眼于全国范围，正本清源，有一个“一揽子”解决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确临时工执法的非正义、违法性。行政单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凡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临时聘用”显然不能成为避责的挡箭牌，相反，追究起责任来甚至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要聘用这么多临时工?如此倚重临时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团体性偷懒?

其次是对辅助人员的规模、权限、任务必须廓清边界。即便有的领域暂时离不开临聘人员，需要时间过渡，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也必须限定得一目了然，绝对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有权必有责，无责必无良，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随意将执法权授予临聘人员，一旦闯祸被揪出来，执法单位必须被倒追责任。法律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规范权力运行的。行政执法队伍，尤其要成为依法执法的典范。

短期来看，有些单位使用临聘人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苦衷，但苦衷绝不是对法律置若罔闻的借口。苦衷之外，还有起码的底线——无条件地遵守法律、确定性的执法授权、极高透明度的公众监督，这些都是行政权运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容任何状况压倒的最大道理。法律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这是我们对待行政伦理的基本态度，也是树立法治思维、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

李泓冰2013年06月07日04:50 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

高考来了。连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紧张期待的气息。

安徽六安一所中学万名考生集体赴考，送者如堵。从图片上看，车内车外目光粘连，交织着渴望、紧张、担忧、不舍等复杂情绪。这两天，类似情形在全国各地触目可及。

高考日，从来都是一年中最让人揪心的时刻——不独是考生及家长，全社会都在激动甚至焦灼。不论什么新闻，但涉“高考”必火。高考移民、异地高考、高考加分、高考作弊„„任何一个关于高考的政策或事件，都会牵动全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一位中国教授曾经问他的美国学生：你知道对中国家庭来说，最为重大、牵扯全家心态和投资决策的事件是什么——是孩子的升学。美国学生迷惑不解。他们当然不懂，中国高考，至少有三层重大含义：第一，这可能是一个孩子决定他的人生命运走向、人生高度和广度的重要时刻;第二，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改变命运且受到集体鼓励的机会;第三，这也是从国家层面调整各阶层利益格局的公平竞争时刻。

用这样的心情再看高考新闻，送考也罢，考前宣誓也罢，交警全体出动为考生保障也罢，固然常被诟病是过度紧张，但是，从全社会对高考的这种尊重与爱护，我们能读出的，是对合理追求美好人生的体谅，是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敬重，更是对成为打通各群体上升通道的高考体制的保护。

如今，成才路径多元，但高考仍然是国家筛选人才的重要渠道。高考之所以被高度重视，盖因它是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语道破了高考的重大价值。

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正在修正之中。有从国家层面推动教育公平的，像今年起国家已决定提高重点大学的农村子弟比例，让“寒门”有机会出“贵子”;有从体制内有序推动，像高校保送与自主招生比例逐年扩大，在一些名校已超过一半，所谓“高考状元”因此已不再有炒作必要;有类似南方科技大学试图绕开高考的教改实验;还有自发进行的“用脚投票”，不少学生放弃高考，选择本科留学。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因高校学费高昂且就业艰难而弃考的困难家庭„„

这种种围绕高考展开的新迹象，让我们亦喜亦忧。现在，中国教育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尽管我们仍然希望，在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终达4%的基础上，更向世界平均水平4.9%靠拢——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思路和勇气。教育公平，是起点的公平，也是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要让高考制度体现这样的目标：公平取士、鼓励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合理调节社会阶层有序流动、为国家民族补充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基于此，至少在目前，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考依然有捍卫的必要。

所以，不必把焦点放在消弭全社会的高考焦虑症上，更艰难的改变在于彰显社会公平：无论是白领、蓝领，还是农民、公务员，都能受到尊重，都能充分表达自己，都有实现幸福的同等机会——到了那个时候，面对高考，任谁都会有平常心了。

现在，我们且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为考生祝福!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我们为何对飞天如此钟情

余建斌2013年06月13日03:16 浪漫梦想，雄心壮志，脚踏实地，载人航天无疑是将它们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好选择之一

三名中国航天员正乘坐神舟十号飞船遨游太空。两天的旅行之后，他们将抵达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开始长达十几天的太空生活。中国载人航天十周年之际，第十艘神舟飞船的顺利升空，在这个6月唤起人们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激情和冲动。

虽然在有些外国专家看来，中国的航天技术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后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掌握中国去年隆重庆祝的交会对接技术;虽然这次迄今最长的15天太空之旅，仅仅是中长期太空驻留的起始点，难以同国际空间站中动辄半年以上的空间栖息媲美，但是，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观看发射、慰问技术人员，数以亿计的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静待航天员来自太空的端午祝福，众多游客长途跋涉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距离观看发射„„在这个传统的端午节假期里，神舟十号的发射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广受关注的新闻。

我们为何对飞天如此钟情?飞离地球、遨游太空，这是每个地球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只是这个愿望，在中国人心目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飞天寄托着中国人矢志赶超的梦想。蒸汽机上路时，她还在沉睡;飞机升空时，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刚刚竣工;阿波罗登月之际，我们的第一颗卫星还在艰苦制造当中„„这个近3000年来90%的时间里一直在领跑的国家，在最后几圈落在了后头。如果要寻找一条证明自身实力的跑道，太空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把奋力超越的脚印留在这条人类最壮观的赛道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

飞天承载着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冲动。有西方太空计划专家认为，中国的航天计划虽然没有带来直接经济收入，但它给中国带来了可观的国际威望，调动了人们对于科学工程技术的兴趣，有利于火箭和远程控制系统的研发，帮助中国摆脱“只善于山寨国际名牌的形象”。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别扭，但我们应当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16国参与的国际空间站没有中国的身影，但就像当年的技术封锁一样，这也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主发展载人航天的决心。用创新证明实力、击碎偏见，让“未来全球的空间开发合作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航天领域的攻关如此，其他领域的探索同样如此。

虽然“中国的老牌太空对手美国似乎无心竞争，改变了发展重心”，令奋力追赶的后来者有些怅然若失，但事实上，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有着远比捍卫荣誉更为明确和务实的目标。载人航天工程启动20周年之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报的记者采访了该校1952级校友、首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谈到载人航天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他这样描述空间站的意义：空间站作为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和太空独特环境下的科学技术实验平台，在建成后，中国人就不是进入太空几天就回来了，而是进驻太空。这有利于国家安全，有助于我们在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上取得新的突破。空间站的建成和运营将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这个从来不缺少浪漫情怀的民族，最近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以实干托起中国梦”。浪漫梦想，雄心壮志，脚踏实地，载人航天无疑是将它们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好选择之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我们的“教养”从何而来

范正伟2013年06月14日03:43 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这几天，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太多时候，我们过于痴迷“成功”了。如今市面上，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却往往千篇一律，不是财气袭人，便是高人一等。反过来，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电影里，创业成功了，一切不合理的情节，顿时顺理成章;生活中，成名成家了，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闪耀起了“个性”、“品位”的光芒。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正面临“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而不用它偷拍乱拍、惊扰他人?当我们以车代步后，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而非无视规则、横冲直撞?当我们出国旅游时，是否会注意形象，而不是随心所欲、大声喧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有了教养，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成为一个被人欢迎、受人尊敬的大国。

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每年高考后，都会涌现一股“状元热”。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高考状元”分享学习心得、成才经验。其实，不管成绩如何，黄子恒、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讲讲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或许，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货运改革，铁路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

陆娅楠2013年06月17日03:31 让习惯了冷脸子、批条子的“铁老大”，转型为热心肠、跑腿忙的“店小二”，实非易事

6月15日，中国铁路货运改革正式启动，迈出了铁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

自今年3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以来，中国铁路去向何处，备受关注。铁路货运改革被选为铁路运输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可谓选对路。

补足物流短板呼唤铁路货运改革。我国物流成本、运输成本分别约占GDP的18%、9%，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尽管铁路拥有大运量、低运价、全天候的竞争优势，但全社会每天申请铁路车皮的满足率还不足一半，导致了“汽车长途拉煤”等运输怪象，还造成了拥堵、污染、安全事故等其他社会问题。

破解效益难题也需要铁路货运改革。长期以来，铁路收入都是“以货补客”。然而，近些年来，尽管营业里程逐年增长、装备水平大幅提高，铁路在大交通中的市场份额却不升反降。2012年，铁路货运周转量在全社会货运周转量中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39.2%下降到16.8%;铁路运输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12.14%骤降到5.42%;运输成本则同比增长16.98%。无论是市场的痛失，还是效益下滑，均与其运输组织与市场需求脱节息息相关。

通过深化货运改革，让“铁老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铁路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追回市场“老大”的地位，这不仅选对了路，还踩准了点。近些年新建铁路逐步成网，既有铁路电气化率逐年提升，铁路整体运力大幅增加，为实施货运改革、敞开收货提供了基础。此外，目前社会物流需求略有减弱，特别是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运输需求疲软，也为铁路运力腾出一定空间，从客观上降低了改革推行的难度。

然而，铁路货运改革不仅是铁路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更是艰难的一步。铁路货运长期存在手续繁杂、组织脱节、收费混乱和运力分配不够透明等问题，涉及机构多、人员杂，成了一本算不清、改不动的烂账。让习惯了冷脸子、批条子的“铁老大”，转型为热心肠、跑腿忙的“店小二”，让装进私人口袋的公家利益回流，实非易事。也因此，改变“车皮难求”，不仅是运力挖潜的问题，更是触及既有利益格局的命题。不仅需要坚不可摧的改革决心，更需要攻城拔寨、雷厉风行的改革手段，需要改革机构设置、再造工作流程、创新考核机制等一系列内部大手术。

值得肯定的是，与铁路货运改革方案相配套的机构改革、资源整合、人员转岗，已在全国各个铁路局推行，反响良好，说明这第一步迈得不错。然而，与其他改革一样，铁路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更难一蹴而就。在推进改革、赢得市场的同时，防止内部恶性竞争，防范运输安全事故，既是铁路应汲取的历史教训，也是新一轮改革路上的重大考验。

愿中国铁路知难而上，迎难而进，勇当新一轮改革的火车头。

人民时评：用法治平衡环保“两难博弈” 姬忠彪2013年06月19日03:34 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的博弈，法治正是这一“两难博弈”的平衡点

在居民区违规排污“从重处罚”，只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释，降低了环境污染犯罪入罪标准;同时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势。(相关报道见本报第十一版)这无疑是向社会郑重宣示：治理环境污染，法律在“给力”。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给生产生活行为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防止选择对个人有益而对公共利益有损者，是法律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功能。从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看，无论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还是明确有毒物质范围和标准，都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当行为带来的环境损害。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二者的博弈。在强烈的经济发展冲动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让出绿水青山，为追求财政收入、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了环境。与此同时，公众的需求从“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态”，植根于权利敏感的环境焦虑，也放大了环境问题。这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

既然是博弈，就难免有两难。比如，对于中西部后发地区，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接污染，还是与发达地区比拼“低污染产业”?内蒙古某县新建企业违法排污形成“污水湖”，沿海化工企业在安徽“转移”排放废料污染土壤„„现实中很多地方显然更愿意选择前者。显然，我们既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样的“既不„„也不„„”，提出了发展中的深刻考题，必须找到利益与环境“两难博弈”中的平衡点，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既要青山绿水，又要殷实富足。

在寻求平衡之时，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发展经济的诉求、企业追逐利益的冲动，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实现。唯有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发生。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的“环境维权”、公众的“环保表达”，同样也需要谨守法律的底线，合理合法地争取环境权益的实现。这是现实里的法制约束，更是观念中的法治思维。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罚则较轻，甚者更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直接导致环境“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怪状长期存在。这需要在不断完善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普法的同时，着力解决环保责任不落实、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环境违法行为惩处不力等问题，用法律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环保“法网”。

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所谓的博弈，都是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保护环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能有的唯一出路。

人民时评：社会共治，捍卫“舌尖安全”

冯 鸣2013年06月20日03:44

当全社会都被纳入食品安全问题防范的总布局，“舌尖上的中国”必然更加安全、更有滋味

本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舌尖上的安全”再次引来社会广泛关注。

之所以要以专门时段，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正是要唤起全社会的重视，宣示社会管理者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决心，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更多人参与进来，才能形成“社会共治”的局面。

今年前几个月，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数。这一方面说明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然而，从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到养鸡企业使用的抗生素，一些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要么是因消费者健康受损被曝光，要么是媒体采访调查被揭露，主动、及时的发现仍然较少。这可说是当前食品安全监督的一个短板。

现实情况是，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数量庞大，食品的流通环节也范围甚广。面对数百倍甚至上千倍于监管人员的监管对象，监管部门不可能靠人力对一家家企业、一个个生产个体进行全天候监督，要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有力有效防治问题，确实有难度。同时，新业态、新技术的出现，也让监管难度更大。比如，淘宝等电商网站上，卖食品甚至“自制食品”的虚拟商铺成千上万，监管难度更大。

正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激发社会的“主体意识”，让更多眼睛盯住、更多双手管住食品质量。创新社会管理，本身就包括“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引入更多社会与公众的元素，也是基本要求。更何况，这不仅仅是生产企业、监管部门的事，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菜篮餐桌。

试想，如果网友能“随手拍”餐馆厨余垃圾处理，地沟油生产作坊是不是会收敛一些?如果请供电公司基层抄表员提供用户电力用途，取缔那些无证照食品生产加工点是不是能更及时?如果企业员工能够站出来举报“黑心老板”，那些“舌尖上的毒素”是不是能更早被发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力量是巨大的。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只有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够提供“24小时无死角”的强效监管。

这样的社会共治，还需要社会管理者给予更多制度化的保障。采取有奖举报、鼓励公众提供线索，就是解决监管部门“看不全、看不到”的特效药。要让这项措施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利用有效传播媒介，让举报内容、举报途径、奖金额度更深入人心。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以群发短信的方式，告知社会“欢迎举报，举报有奖”，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能建立全国统一的受理平台，更是既方便公众举报，也可防止地方保护。

今年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就是“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在共治的格局之中，作为食品安全最主要的责任人，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更要负起责任。说到底，社会的监管，还需他们“接招”。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管理制度，形成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机制;政府部门履行监管责任，建立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最严格的科学监管制度;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客观及时、实事求是地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相信，当全社会都被纳入食品安全问题防范的总布局，“舌尖上的中国”必然更加安全、更有滋味。

人民时评:网络安全拒绝“双重标准” 斯 壮2013年06月21日04:00 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

互联网的问世，营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面具帝国”。经典的说法是，“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近日的爆料，这句经典描述的另一层含义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网上，不知道有多少条狗正盯着你”。

斯诺登的举证，让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目前已披露的信息表明，美国情报机构不仅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私人资料，而且通过海底光缆复制所有进出美国的网络信息，并长期入侵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络，以获取“最好的、最可靠的情报”。

尽管美国方面尚未就此向国际社会作出必要的解释，但发酵已久的信息安全问题，由此更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作为人类新开辟的社会活动空间，互联网上的安全形势历来错综复杂。借助网络面具掩护，一方面，造谣、诽谤、诈骗、色情等非法活动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非法窥视、控制、窃取、攻击等罪恶勾当暗流涌动。数据显示，网络犯罪每年给中国网民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890亿元，而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造成的间接伤害，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现在，事实证明，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一直在进行跨国网络监控和信息窃取，这更是令本已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雪上加霜。

在互联网领域，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都把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保护公众个人隐私和保护互联网健康发展作为指导原则。正是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庇护之下，中国的网络发展高速推进，网络应用高度普及，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电子商务异军突起。

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从不奢谈“绝对自由”，任何人的网络言行，必须约束于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但在这种务实的原则之下，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表达权利，高度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我们看来，那种一边高呼取消网络管制、力倡“信息自由流动”，一边暗中监听监看公民隐私;一边以受害者的姿态非难别国发起网络战，一边又组织跨国网络攻击的做法，不仅十分虚伪，而且居心叵测。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安全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之间求取合理的平衡，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只会陷入道义的困境，面对有口难言的尴尬。襟怀坦荡，彼此尊重，加强沟通，平等合作，才能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人民时评：破解城管困局需更多“切身感”

张 铁2013年06月25日03:40 看到治理之艰巨、看到两难之纠结，才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从6月15日网友爆料“武汉城管路边摆摊”，到相关部门称这是“换位体验”，再到当事人近日面对央视记者采访袒露心声，一起“双面城管”，引来众声喧哗，至今余音不绝。无论是作秀之嘲、造假之疑，还是换位之辩、误解之惑，都指向同样的老问题：城市管理的博弈，如何达致两全的平衡?

鲜花执法、举牌劝诫、拍微电影甚至当街对跪，武汉城管的创新之举，可谓层出不穷。而此次“乔装练摊”的不同之处，除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外，更在于城管不再只是一个身影模糊的群体，而被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不管是谈工作不易时的困惑眼神、说练摊经历时的掩面而泣，还是“我内心的想法会辞职”、“没有社会认同感”的坦然自陈，“双面城管”桂文静都让人更多地深入到这个群体的内心。

然而，游商小贩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地铁出口蹬三轮车拉活的小伙子，白天还在餐馆端茶送水;卖羊肉串的兄弟俩，因为眼睛被熏出毛病而收摊回家;打开捷达后备箱卖批发服装的，是上个月刚失业的白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他们，可能会被统称为小贩，却也都有各自的悲欢，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观念上，站在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答案。城管执法损及小贩生存权，抱有“权利至上”理念者难免反感;小贩的杂乱妨碍城市秩序，主张公共利益者可能会坚持取缔。然而，抛开这些概念上的争论、法规中的判定，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之中，对或错却变得没那么绝对。如果说城管练摊是为了换位思考，那我们在审视城管与小贩的困局之时，同样应体认具体的语境、还原真实的纠结，在感同身受的“同情”中寻找破解的共识，城市管理的政策与举措才能多一点温情，不至于冷冰冰，导致“踩头”一类触碰底线的行为。

同样，小贩不能被各种管理制度妖魔化，城管也不能被公众舆论污名化。看到问题之庞大、治理之艰巨、两难之纠结，看到无数人在为解决问题而努力，才能有更多“过程意识”，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接受采访时，武汉城管相关负责人发问：“到底要我们怎么做?”这样的“斯芬克斯之问”，在当前的中国，绝不止城管问题。谁都有春节回家的权利，每个人不足一根香烟的铁轨长度，却让其实现倍显艰难;重化工项目带来赋税、促进就业，要修到家门口，却难免有污染与风险的担忧。理念正确，并不总能对接现实的逻辑;思路再好，也需接受现实的考量。对社会更多体察、对个体更多关注，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处身的方位，也才能找到破解“中国式问题”的钥匙。

“双面城管”事件已经告一段落，只留下几本日记和一份可能无法完成的调查报告。不管舆论如何评价，引来关注本身就是成果。这提醒我们，要以更多善意去思考问题、更多“同情”去寻求答案，这不仅是对小贩的保护，也不仅是给城管的正名，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准确信息筑牢“金融信心”

贾 壮 2013年06月26日03:42 及时、准确传递金融信息，金融机构、新闻媒体、接收和消化信息的金融消费者，在此过程中都有各自的责任

近期，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加，市场中出现了一些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失真信息，特别值得警惕。

6月20日下午，一家网络媒体发布消息称，某银行发生资金违约事件，中央银行紧急注入资金。随后这则消息快速传播，引起不小恐慌。好在当事银行迅速辟谣，避免了事态继续扩大。上周日，另一家银行因IT系统升级，导致部分网点业务办理缓慢，有的客户出现不安。

应该说，失真信息快速流传，有其市场和心理基础。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最近出现的新情况，是“资金违约说”的上下文;而“钱荒”一词充斥市场，也绷紧了金融消费者的神经。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离不开金融消费者的信心，而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各种信息的准确传递。

很多人都熟悉一个公共场所安全管理的例子：座无虚席的电影院内，如果有人高喊“着火了”，一定是所有人都涌向出口，可能造成踩踏事故。金融市场与此类似，风平浪静的市场会因为一个不实传言而出现慌乱，且后果很难预料。

如何避免类似“影院着火”的情况发生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做到金融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掌握信息的金融机构、传播信息的新闻媒体、接收和消化信息的金融消费者，在此过程中都有各自的责任。

面对不理解的事物时，人是会本能地疑惑。如果金融机构不注重与消费者的信息沟通，很容易造成恐慌。比如，银行的IT系统升级之前，如果考量市场环境、提前告知客户、做好应急预案，有及时准确的“大道消息”，小道消息可能就没什么空间了。

在牵涉众人利益且专业性极强的金融领域，新闻媒体也应更加谨慎。将“钱荒”放入标题固然有助增加传播效果，可与银行等放到一起后，会给不明就里的读者带来困扰，甚至引发非理性行为。而如果为了抢新闻、抓眼球，刊发未经核实的重大金融信息，更可能直接影响金融运行。

对于金融消费者，准确的理解是理性行为的前提。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门儿清”，但也不能完全做甩手掌柜，毕竟每个人都要同金融行业打交道。如果能够稍微了解一点银行间市场的知识，其实不难理解所谓“钱荒”丝毫无关储户存款，咱们的钱安全着呢!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但即使如此难免会有波动,越是这样越需要以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防范金融风险，筑牢“金融信心”。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经济升级须打牢“金融根基”

高云才 2013年06月27日03:51 加强流动性管理，是为了“把钱用在更合适的地方”，向“货币空转”、“资金错配”和“脱实就虚”等现象开刀，真正支撑起“中国经济升级版”

“流动性”，这个稍显专业的金融术语，这些天成了热词。针对最近的金融情势，央行数次表态，要求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作出“总体平稳”的判断后，同时强调“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定市场预期”，坚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

正如央行的判断，当前流动性总量并不短缺。5月末，金融机构备付率为1.7%，截至6月21日，全部金融机构备付金约为1.5万亿元，完全可满足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无论是“加强对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研判”，还是“统筹兼顾流动性与盈利性等经营目标”，这样的要求，也都建立在对金融情势深入洞察的基础之上。

多年以来，尽管相关部门持续加强管理，但个别银行还是能够找到方法，突破监管红线。比如，有银行发行短期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投向长期项目。理财产品到期时，银行又不得不四处借钱来进行兑付。这种操作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银行的金融创新，理当要鼓励，但必须在严密监管和风险可控的状态下进行。说到底，加强流动性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尤其是经济增速放缓，“潮退石出”，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能为实体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保证整个经济有健壮的体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治金融行业乱象，是抓住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牛耳。

从这个角度看，加强流动性管理，也是为了“把钱用在更合适的地方”。“货币空转”、“资金错配”和“脱实就虚”等不合理现象，使大量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去追逐金融资产，“以钱炒钱”的资金游戏大行其道，嗷嗷待哺的企业时常处处碰壁，造成金融资源浪费，甚至积聚金融系统风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就是要向这些不合理、不合规的现象开刀。

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也是一个多月以来，李克强总理第三次谈及盘活存量资金。而从结构的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理解“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要求。必须在保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的同时，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消费升级以及企业“走出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真正支撑起“中国经济升级版”。

这也折射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来自政府主导的庞大投资，也不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高的流动性，而是“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真正让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都有新提升。

也只有这样，才能如总书记所说的，“在不断战胜困难和挑战中继续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行政审批要“减”更要“精”

王青斌 2013年06月28日03:37 行政审批，管得少更要管得好，要把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用在更关键的事项上

在26日至29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文物保护法等12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12部法律的修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

行政审批是政府职能中的“支柱性权力”，核心是“管什么”、“怎么管”，涉及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分界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限，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

简化行政审批，减少直接管理，是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也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自2001年全面启动以来，已取消和调整了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今年以来，改革进程明显加快，4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5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这些实践，体现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更标志着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推进。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2部法律进行修改，正是以立法手段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也是以往改革成果的固化。以传染病防治为例，近年来，从非典到禽流感，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快速反应，动态管理。取消和简化一部分行政审批，相当于将决策的支点前置，缩短了力臂的长度，卫生行政部门应对突发传染疾病的反应将更加迅速，措置更有针对性，有利于加强对传染病病种的动态管理，提高防控效率。

透过法律拟修改，也可以看出，促进行政权力结构优化，进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深层含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从这个角度看，行政审批改革的要点不仅在“减”，更在于“精”;管得少，更要管得好。要把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用在更关键的事项上，把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变到为行政相对人服务上。这就要求更优的内部结构，更高的办事效率。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为例，以往，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30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修改后，这一时间将变成“当日”。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次煤炭法的修改就体现了这一思路，即取消了设立煤炭经营企业的行政审批，而交由市场主体自己决定，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相关法律的修改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鼓励中央部门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全国人大通过修改相关的法律，实现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是以法治方式进行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也必将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成熟，激发市场的内在动力、增强发展的内生活力。

第5篇：2012年联考准备(人民时评11月16-12月30)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请为乡村“文化之痛”做点什么

当代农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精神家园的荒漠化现象

面对“家乡衰落”现象，“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日前，立人乡村图书馆发起者李英强在媒体上这样发问。4年前，这位北大经济学硕士放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与妻子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自筹资金为家乡人开办了一个图书馆。

公益图书馆的乡村之旅，绝非“诗意的栖居”。对许多人来说，“回不去的故乡”，还因为曾经恬静的文化图景，正在被麻将声、黑网吧、六合彩和算命打卦的喧嚣击碎。当代农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精神家园的荒漠化现象。有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乡村人均藏书只有0.1册。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广袤农村、9亿农民来说，能够解知识饥渴、精神匮乏的“文化天堂”，无疑更加急需。当电影放映队在穷乡僻壤受到贵宾般的欢迎，当村民像当年接亮电灯时一样欢呼广播电视“村村通”入户，当数以十万家的“农家书屋”被农民誉为“富了脑袋富口袋”的惠民工程，你能感受到文化之雨滋润农民心灵所带来的欣喜，更能感到像土地一样巨大深厚的文化需求正在苏醒。

和许多人一样，李英强和他的伙伴们也曾为家乡文化衰落而嗟叹焦虑。然而，与许多人不同，除了面向现实的惊叹号，他们还发出了面对自身的问号：我能做点什么，我能带来什么?

“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这是立人图书馆的行动逻辑。4年来，从孤军奋战到数十人的团队，从“中学经济学”到“立人大学”，从第一座图书馆到分布于9个省市的10余座图书馆，从乏人问津到办理有效借书证2000余个、覆盖数万人，李英强们所憧憬的乡村教育“乌托邦”正在现实中日益清晰。普通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孩子们专心阅读时嘴角浮起的微笑给了最好诠释。

与立人图书馆类似，乡村大地上也生长着“耕读书屋”、“家庭图书室”等一大批公益图书馆;与李英强团队一样，广大农村坚守着为孩子们奉献青春的乡村教师、为乡亲们送文化的大学生村官、为一所学校带来生机的支教志愿者，他们都有着“三年之病，须求七年之艾”的耐心，有着“不是天边一朵云，而是落在地上的雨水”的扎实心态。

相对于政府部门推动文化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大手笔”，民间的努力或许波澜不惊，但却同样为农村教育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无尽滋养。更为重要的是，乡村公益图书馆矢志“去国民阅读最薄弱的地方建设”、“让灵魂里本有的种子发芽”，在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样的理念和行动已经超出了公益范畴，彰显了公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从而激活那些沉睡的社会资本，唤起那些社会力量，一起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

或许，当有人感慨“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我们不妨先扪心自问，我究竟为“向上的力量”做过什么，做了多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清除校车高危“常态”，不能再拖了

当政府监管成一纸空文、父母监护成了空白，乡村学校撤并的改革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校车就成了一匹高危的脱缰野马

在甘肃省庆阳正宁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中，有一组令国人惊痛且匪夷所思的数字：核载9人，实载64人，21人死亡……

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难以置信：超载7倍，孩子们难道只能像沙丁鱼一样摞着?开车的、跟车的，眼睁睁看着往里塞孩子的家长和老师们，怎能坐视不管?

然后就有消息说，有人管过的。事故前三天，庆阳市教育局、正宁县教育局在检查中发现，该幼儿园存在校车超载，勒令整改。显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没把这个“勒令”太当回事儿，令人揪心的超载车继续上路，直到在16日的大雾中逆行狂奔……

又有消息说，校车里挤着的孩子，大部分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还有消息说，这是该县唯一的幼儿园，有1000多个孩子。

拼起这些信息，“匪夷所思”就变成了“原来如此”——政府监管是一纸空文，父母监护成了空白，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带来交通困境，校车就成了一匹高危的脱缰野马。

且看最近一年内的校车惨剧：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失事，14位学生死亡、6个孩子受伤;河南新野县上港乡一辆超载面包车交通事故，车内十数名孩子伤亡;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沉没，十余人死亡……这些校车事故背后，无一例外写着“严重超载”。根据调查，目前农村里的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常态”。或许，正宁县被拘的幼儿园董事长估计心里也在喊冤：校车哪有不超载的?

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常态”。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主要是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项善政。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们上学路途远了，交通如何解决?

捉襟见肘的教育部门尚无力提供充足的校车专款、规范学生交通工具，“超载车”、“黑校车”便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他们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乡村学校撤并的改革雷厉风行，相应的配套措施却还没有及时跟进，学生的交通、住宿、伙食等方面还缺乏周密设计、财政配套、资质审核与严格监管。在我国，尽管2007年强制实施了校车的国家标准，但一再上演的悲剧表明，这项规定还没有很好落实。而诸多空白与无力之后，高危的“常态”黑校车就这样流布全国乡村。

亡羊补牢，不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美国，校车拥有诸多特权，其安全系数是坐私家车和坐公交车上学的40倍，只要进入接送孩子区域，其他车辆一律停下，超车将面临严重处罚。

面对已成软肋的校车，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只有责、权、利的到位，才能让校车监管硬起来。

清除校车的“高危常态”，孩子们一天也不能等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耕地保护要杜绝“监守自盗”

严格守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长远战略入手

耕地减少现象依然令人痛心。在本报曝光了重庆南川800亩土地莫名“失踪”事件(详见本报11月19日第四版)的同日，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在报上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征地过程中，的确存在耕地快速减少、牺牲被征地农民利益的现象。

对地方滥占耕地事件，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近年来加大了处罚力度，但至今不绝、前赴后继的“踩红线”现象，背后的症结值得深思。作为粮食安全根基的耕地，伴随着保障发展和保护耕地的“双保”压力不断增大，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动作”会经常发生变形——热衷于加快征地和出让土地，却忽略了征地应有的法律程序和应当承担的民生职责，以至于出现耕地保护“监守自盗”的行为。

分析上述违法行为的背后，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深刻背景：

其一，随着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我国建设用地需求的惯性增长与其有效供给刚性制约的矛盾不断加剧，耕地保护的宏观目标与耕地建设占用的利益博弈局面仍未根本转变。

其二，当前的征地制度导致农地非农化远快于农民城镇化，一些地方征地中“要地不要人”、“占地不用地”，造成了大量伪城市化的农民和大量闲置浪费的农地。

其三，土地出让的主体不明，使用监管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忽视农民土地权益，“代行”土地出让，随意改变约定土地用途，甚至变相开发建设，引致耕地“变性”和农村集体利益受损。

这也提醒我们，严格守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确保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既要从耕地本身着眼，更要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长远战略入手，在城乡发展转型中优化人、地、业三者的密切关系，妥善处理土地经营收益的管理与分配关系，推行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全要素保护。

对政府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理性的地方发展战略与建设规划，对适宜的征地规模、补偿安置能力及社会保障水平进行综合考量。海南陵水征地模式之所以被称道，就在于它明确了政府、企业、农民的责权益关系，建立了平等协商的土地开发利用规划和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办法，既保证了合理征地和耕地保护，又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发展权。

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既享有权益，也担负有责任。尤其在转型期，针对一些地方不爱农惜地的现象，也亟须创新土地管理机制与政策，根本扭转人为抛荒、压损和侵占的问题，探索建立激励性的耕地保护责任与机制，真正让耕地保护者有其利，让耕地占用者尽其责，使农民保护和利用耕地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从古至今，土地问题不仅仅是土地本身。将耕地保护视为一种“立体责任”，在更加宏观的系统中统筹，对“失踪”的土地有更明确的问责，唯此，才能杜绝耕地保护中的“监守自盗”，切实守住耕地“红线”，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三公”公开需要“问责落地”

“三公”公开，除了要将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置于民众监督之下，还应给予民众问责的权利

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定期公布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决算和绩效考评情况。这是自今年3月份以来，中央和国务院推动“三公”经费公开又一个有力措施。

此前，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公开;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要求中央各部门公开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8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各地财政预算、决算以及“三公”经费支出，“公开的内容要详细全面，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

自上而下的“三公”经费公开，迈开了改革行政体制、推进政治文明的关键一步。一直以来，公众对于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不断，民众希望能从公共财政透明入手，打开对行政权力监督的通道。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多数来自税收，纳税人有权知道所缴纳的税款用于何处，创造了怎样的社会效益。将“三公”经费公开制度化，就是通过制度切切实实地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要让“三公”经费公开真正落地并不容易。已有的公开报道表明，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级政府，只有北京、上海和陕西等少数省市，以及广州、成都等几个城市公布了“三公”经费情况，大多数地方政府尚无动静。眼下，通过管理条例的规定，县级政府也可望纳入“三公”经费公开的范畴。

“三公”经费公开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开了一堆账目，发现了一些问题，结果却不了了之，这样的公开无益，相反，政府公信力会在这些或彪悍、或模糊的数字当中被消减——谁愿意无休止地看一场“数字秀”呢?以“三公”支出公开为支点，防止权力腐败，遏制权力自肥，除了要将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置于民众监督之下，还应保障民众问责的权利，对那些违规公款消费、以权谋私者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三公”经费公开既已破冰，其势自不可逆转。尽管，“三公”经费公开尚停留在公布支出总额阶段，还只是财政透明的一小步，但社会信心就是在这样一步步踏实的行动中建立;符合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先进体制，也是在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完善。我们期待“三公”经费公开更细致、更彻底，并成为常态，由此衍生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政治生态。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十五元公务餐”能走多远

公众对“15元公务餐”的关注，包含着对信息公开和阳光政务的新期待，对改革和创新的新期待

来人来客，一律在乡政府机关食堂就餐;每人每顿，无论领导客商，标准只有15元;抽烟不发整包烟，喝酒就喝自制的酒——这是四川仁寿县珠嘉乡推行6年之久的“按标定人”公务接待制度。

人们有太多的理由叫好：一项看似不可能推行的制度，偏偏就推行了;看似不可能坚持的做法，偏偏坚持了6年;看似迈不过去的“面子关、人情关”，偏偏就迈过去了。

人们也有太多的理由担忧：当这一做法只是出现在偏僻的乡村，很大程度上还是维系在一个人身上的“新政”——由这个乡的乡党委书记制定并力推时，会不会随着这位书记的调离升迁而废止?坚持了6年，能坚持10年、16年么?“珠嘉乡式接待”到底能有多大示范作用?

确实，珠嘉乡之所以显得“孤独”，是因为时下的制度规定和现实环境仍然缺少对这一做法的有力支持。即便其上级领导和相关来客都表示认可和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它具备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可能。

不妨看看我们的现实环境。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不贪不占，吃点喝点算得了什么?不仅如此，出手阔绰，吃喝讲究，在一些人看来是与接待热情、体面周到、高度重视画了等号的。个别人甚至将此视为下级做事大方、能挣能花、有魄力有本事的表现。凡此种种，构成了公款吃喝文化的潜规则，对公务接待规定置若罔闻，廉价接待餐往往会“叫好不叫座”。

但这也正是“异类”珠嘉乡的可敬之处：并不在于餐费标准只有15元，而在于数年一以贯之背后所体现的挑战潜规则的勇气、按章办事的坚持，以及阳光政务的理念。

对“珠嘉乡式接待”，人们叫好也好，担忧也罢，实质上包含了一种期待，对基层新政和干部作风的新期待，对信息公开和阳光政务的新期待，对改革和创新的新期待。

就全国来看，这样的创新和尝试，尤须制度上的有力推进。当信息不能彻底透明、政务不能置于阳光下，也就谈不上充分的监督，公务接待的相关规定，就会沦为“名存实亡”的空文，甚至变成“餐桌腐败”。去年，国务院就明确提出将中央部门的公用经费统一压缩5%，今年起，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也要求按规定进行“三公经费”公开，这是阳光政务的制度化探索和尝试。只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多了、实了，才会起到节省支出、避免浪费、改革政务的效果。

刹住公款大吃大喝之风，更需从领导干部做起。倘若领导干部能处处严格要求、率先垂范，相关规章能够严格执行、不越雷池，上行下效，标准公务餐才可能继续坚持，公款吃喝风才能有效刹住，百姓所盼望的廉洁勤政、阳光政务也才能尽快实现。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正视食品安全的“标准焦虑”

如果食品安全标准失去了公信力，食品安全的防线又该从何筑起

近日，速冻食品名牌企业思念、三全、湾仔码头相继“露馅”：抽验食品内含危害健康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在执法部门追责与相关企业推责，在公众质疑与企业回应的博弈中，速冻食品新国标引起关注。根据这个新国标，金黄葡菌群检测由定性转向定量，换言之，就是允许在食品中检出少量金葡菌，而这一标准已经被一些企业援引，甚至成为证明产品合格的挡箭牌。

在食品安全形势依旧严峻的今天，食品安全标准难道越来越低?食品安全如何保证?消费者的利益谁来保护?面对公众对新国标“开倒车”的质疑，卫生部门则表示，新标准比旧标准低系误读，新标准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食品微生物采样检测要求。

标准到底是否科学合理，相信通过理性认真的讨论，会有最终答案。然而，每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公众往往把目光聚焦在“食品安全标准”的现象，则令人深思：本该中立客观的安全标准，为何屡屡引发公众的批评质疑?如果食品安全标准都失去了公信力，食品安全的防线又该从何筑起?

任何标准，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都应该与时俱进，同时代要求相契合，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我国食品管理标准更新滞后，部分标准长期止步不前，二三十年不变。事实上，近年来许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当然，这些年来，食品安全的标准也并非完全“岿然不动”。许多标准也在重新论证修订中。然而，恰恰这些新标准的制定，每每为公众质疑。道理很简单：由于标准制定参与者需要相当的专业能力，这一限制成了有关部门、企业、专家的“关门习惯”。这样的标准制定流程，不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也给公众留下了“存在猫腻”的猜想空间。

这些年来，每当公众质疑食品安全标准过低了，总有一种声音呼吁，标准制定讲究国情适用。这种观点严格来说并无错，不过有时却显得文不对题。其实，谁都明白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也会尊重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公众无法接受的是，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许多食品安全标准早已与“国情”无关，发展的中国早应该摒弃这些落后的食品安全标准，可现实中这些落伍的标准却“桃花依旧笑春风”。

因此，面对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重振食品安全标准的公信力，有关部门不能仅仅以简单回应了事，更应该思考食品安全标准是否早已落后于时代发展?标准制定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制定权是否被“少数人”、“少数企业”绑架?

只有类似问题得到了回答，食品安全标准才不至于成为公众的焦虑，也才能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牢固“防火墙”。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国考”如何“考德”

公务员考试中，“德考”如何成为一道失德者难以逾越的门坎，还须做到可操作、有实效

从11月26日起，参加2012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生走进考场，竞争约1.8万个国家公务员岗位。一年一度的“国考”就此拉开序幕。

走过十几年的历程，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让人感受到诸多新意：一些职位考试科目设计采用“2+X”;多数职位要求考生必须具备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强调了“以德为先”的品德选拔，尤为引人关注。

这颇令人欣慰。“国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作用。对即将进入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广大青年，对日后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后备力量，不管是品德不佳、缺乏责任感，还是只会纸上谈兵、缺乏基层工作经验，都将难以应对越来越高的政务要求。尤其是推出“德考”，更是一种纠偏的努力——它与前不久发生的深圳公务员打骂生父一事，与国家公务员局正在制定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一起，显示着对“公家人”官德与私德的日益强调。

但“德”如何“考”，却需细细思量。一方面，“国考”被视作“玻璃房里的竞争”，透明、公开、公正是其最大的特点，也是其公信力与生命力所在。如果其中的“德考”难以科学考察与量化，规则难以明晰，就有了暗箱操作的弹性空间。近年来某些地方在招聘过程中，泄题、作弊、“萝卜招聘”等行径频频曝光，引发公众的不安甚至愤怒，政府的公信力也遭到挑战。“德考”要成为一道失德者难以逾越的门坎，还须做到可操作、有实效，找到足以服众的路径。

另一方面，把公务员的“失德”、“失范”行为空间压缩到最小甚至零容忍，恐怕还需从根本上入手。10年中，“国考”考生迅猛增长，今年虽然比去年的报考人数略降，但仍有近百万之巨，这固然是社会成员对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肯定，但也不容讳言，“国考”持续红火的背后，有一部分人看重的是公务员对社会资源、权力“福利”的某种占有和掌控。这样的心态，纵使考试考察过了关，进入了公务员队伍，掌握了某些权力，一旦有了某种土壤，就可能“失德”。这样的基因如何剔除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考”很重要，但更关键的，还是需要加快政府改革。只有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切实打造服务型政府，让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各归其位，让“公务员”不再是某种特权与福利的象征，而是回归角色本质，以严明的制度与清晰的权力边界来管理队伍，恐怕才能减少许多逾矩、失德之举。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广告“绑架”电视剧

电视台在实现合理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把广电行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效益考虑进去

“究竟是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还是广告中间插播电视剧?”一段时间以来，热门电视剧播放中间总会频繁出现广告，观众的收视体验因广告的介入而支离破碎。完完整整、酣畅淋漓地欣赏一部电视剧，成了观众的奢望。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而健康的。因此，当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禁止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时，大多数网友表示支持。这充分说明，此举顺民心、得民意，值得肯定。

其实，人们并不反对合理的广告，也理解广告收入对于电视台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中间竟然插播8至10条广告时，广告就已喧宾夺主，电视剧成了陪衬，观众被广告“绑架”了。人们讽刺电视台恨不能把电视剧“分分钟都插进广告卖掉。”这种情况说明，有些电视播出机构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倾斜，经济效益的考量超过了社会效益，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了群众正常的收视权益。

有人说，广告商是电视台的衣食父母，没有巨额广告，电视台就不可能购进热门电视剧。此言差矣，归根结底，广大观众才是电视台真正的衣食父母，离开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哪个广告商会给电视台支付广告费?作为深受我国观众喜爱的节目类型，电视剧在我国拥有广泛的受众，成为广告商青睐的传播载体。但也正因如此，电视台在制定广告插播策略时，更应考虑观众的需求，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电视台在实现合理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把广电行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效益考虑进去。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即便站在功利的角度，也要看到，过于频繁的插播广告，其广告效应会大打折扣。有效传播的首要条件就是避免引起受众的反感，当泛滥成灾的广告成了观众指责的焦点，很难想象这样的广告产品会深入人心、畅销不衰。

“千台一面”的同质化，一直是困扰我国电视产业的顽疾。过于依赖电视剧就是这一顽疾的体现。最严重的时候，某热门武侠剧竟然同时在十几个卫视频道播出。众多电视台之所以会变成“电视剧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电视台自制节目缺乏个性和吸引力，难以带来广告收入。迫不得已，电视台为了争夺广告客户、确保经济效益，就一窝蜂地竞买热门电视剧，又一窝蜂地在黄金时段播出，希望用电视剧庞大而稳定的受众群体实现广告的有效传播。所以，虽然我国有着世界最大的广播电视网、最多的电视台，但电视台的播出模式和盈利模式却几乎如出一辙，能在国内站稳脚、进而在国际上打响自身品牌的中国电视台少而又少。

希望电视台不要过于看重“禁插广告”的短期效应，而着眼于长远，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上，不断打造各具特色的优秀内容资源。当电视节目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观者如潮、好评不断的时候，广告还是个问题吗?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社会组织“松绑”考验谁

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管”，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

“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近日召开的广东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对社会组织“松绑”放权。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讨论稿)》明确，今后大量政府的事务、政府管理的职能，只要可以交给社会来办的，都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权力让渡等方式，逐渐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这就从制度上既对社会组织进行“松绑”，又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凸显的是在社会管理的新形势和大格局下，社会组织的独特位势和作用。

社会组织，说白了就是因为某一特定目的和诉求，而把单个的人组织起来，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所具体需要的服务。显然，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这样的组织具有灵活、便利、针对性强等特点。在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面前，社会组织不仅能替政府部门分担很多，也能把大量政府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务做得有声有色。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管”，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总有充分发育的社会组织相伴随。而从社会公众需求的角度看，其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迫切要求社会组织补位。近年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跌明显，不少农民面临丰收不能增收的尴尬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经济类、服务类行业协会和组织，不能很好地与市场对接。只有促进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才能更好满足百姓个性化需求、实现群众切身利益。

不仅如此，社团管理的创新成果，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效。在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势下，只有务实地求解社会管理的“多元方程”，科学地回答政府如何对待社会组织这一“时代问题”，稳妥地释放社会组织的优势活力，才能形成制度合力，最终达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周到、更便捷、更贴近的服务目的。

当然，社团管理创新之后，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是一种考验，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据称，美国仅夏威夷一个州，就有上千个社会组织，当地政府对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予以税收上的扶持，而社会组织承担的许多职能也让政府减轻了很大负担。对于我们的政府部门来说，不仅要放权“松绑”，更要针对本土实际探寻社会组织运行规律，进而把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具体要求，使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对于社会组织自身来说，“松绑”意味着发展的机遇，更意味着责任。只有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功能和定位，做到严格依法和自律，远离现今一些社会组织以服务为旗号“敛财”等不当做法，才能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和社会影响力。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好扶贫“新国标”这把尺子

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对于扶贫“新国标”，会场内掌声热烈，会场外好评如潮，贫困地区的人们更是充满着兴奋与期待。

2300元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新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它意味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13.4%，贫困人群扩大了1个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迷雾重重，国内控通胀、保增长面临挑战，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高、更快、更强奔向全面小康的坚强决心。

扶贫新国标，要求生活水准的提高。中国扶贫世界瞩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2.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到2010年，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贫困地区与外部世界的鸿沟豁然可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物价指数上涨，消费需求也普遍提高，“水涨船高”，提高扶贫标准，打一场新的扶贫战役，也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新标准必将激发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活力，点燃贫困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

扶贫新国标，要求发展内涵的提升。贫困地区人均收入2300元的标准，只能解决“不愁吃、不愁穿”。可是，贫困乡村的孩子也渴望热菜热饭，老人也需要温暖关怀，他们也渴盼电话、宽带和公交车，他们也需要早日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因此，贫困农村还要实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与其它地区农村同步发展，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因此，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产业规划布局中，要加大对贫困农村政策倾斜力度，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铺路架桥、加油攒劲儿。

扶贫新国标，要求使命责任的加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加大开发力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我国扶贫开发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贫困地区的党员干部更需振奋精神、不负重托。扶贫任务重了，要工作更踏实;扶贫资金多了，要花得更到位;扶贫项目多了，要安排更科学;扶贫范围大了，要感情更投入。坚决杜绝贫困县出现豪华办公楼、豪华接待、豪华用车现象。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扶贫新国标，是一把尺子，它将丈量出立党为公的品格、执政为民的担当、深化改革的勇气。我们要用好这把尺子。

人民时评：突击花钱，真是“预算”惹的祸?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

11月30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坚决防止年底突击花钱：严格审核财政资金拨付，严格按照财政预算、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严禁超预算、超进度拨款。

“严禁年底突击花钱”也算是个常青新闻了。但禁令年年发布，花钱突击战却岁岁不止，有的还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湖南省文化厅前不久一次3000万元的政府采购，被公众质疑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有关官员的解释是，其一，因为“贵一点的东西相对更有质量保证”;其二，是“预算执行的需要”，因为，“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必然会影响到第二年的预算编制”。

年底突击花钱现象屡禁不止，政府采购屡有高价，确实与现行财政预算制度有一定关系。长期以来，很多部门和单位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每一年的预算视上一年度的收支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100万元，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交，而且第二年的预算可能会因此削减为80万元。因此，为了确保来年财政预算不降低，许多机构就想着花掉预算，至于这笔钱花得是否合理合规，是否有效率，则不在考虑之列，或者说不是考虑的重点。

但是，突击乱花钱、政府高价购真是“预算”惹的祸吗?如果仅仅是为了花掉预算，各行政机构大可以将这些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文化厅的政府采购，省出来的钱是否可以用于提高各乡镇文化站的其他硬件建设、专业人员的培训?或者用于偏远乡村文化站点的建设，让更多的乡民能够享受文化福利?

可惜，现实中的不少突击花钱，是将不该发的钱发了，不该吃的饭吃了，不该出的差出了，不该买的东西买了——原本用于公共财政的支出，变身为行政机构的小金库，丰富的是少数人的荷包，提高的是小部分群体的福利。部门利益，甚或是极少数的个人利益成为“乱花钱”的真正动力，而所谓“花光预算”不过是其挡箭牌。如果财政预算审核监督不力，预算执行不公开、不透明，不从根本上遏制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利益冲动，就算把“基数预算”改成了“零基预算”，也会有突击花钱的可乘之机。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只有让每一项财政收入支出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问责权落到实处，严格监督、严厉问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突击花钱的积弊。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莫让歪嘴和尚毁了暖心行动

虽然偏差已纠正，但变质的爱心煤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倾向，却不能不警惕

备受关注的“变质爱心煤”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继向社会公开曝光7起为低收入农户免费发放冬季取暖用煤中查获的短斤少两、借机收费等典型案件后，近日，又公布了对25名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让人们对爱心煤的未来重拾信心。

政府在5年内为全省每户低收入家庭免费提供1吨爱心煤，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政策、惠民之举。然而，本应赢得民心的暖心行动，却在某些地区遭遇“冷空气”，碰到了“执行梗阻”：运城稷山县陶梁村村干部借发煤之机，以借款名义要求每户村民先交100元修路款;大同天镇县张西河村负责人以发煤为条件，向村民收取原已停止收取的农村合作医疗费;朔州朔城区利民镇东洼村的1吨煤中，1/4是煤矸石……这件事背后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的扭曲倾向，不能不引起各方警惕。

省里出台“红头文件”保驾护航，还将一户一吨煤政策纳入考核方案。如此强势的行政推动下，执行环节里竟还有人罔顾禁令和良心，把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变成了某些部门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利益的渗透力之强，可见一斑。虽然爱心煤的执行偏差已得到纠正，但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强调的，对于这种不良风气“不要掉以轻心，绝不可有任何的松懈”。

类似这种“民心工程惹民怨”的事，在其他地方也曾发生。轻者，使好政策的落实过程磕磕碰碰，影响政策效力;重者，则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凌驾在人民利益之上，不仅消解政策暖意，更让基层民意亮起红灯，损害政府信用和制度权威。

当下，一些地方基层政府的运转在资金上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架桥修路、医疗文化、招商引资，都需要钱。但这绝不是与民争利的借口，只有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才谈得上搞建设、抓服务、促发展。更何况，爱心煤还是最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

我们更需正视，趋利化正成为政府执行力的病灶，波及不少地区、不少领域。比如，节能减排，在一些重工业地区遭遇疲软执行;环保禁令，在一些化工园区遭受对抗执行;阳光拆迁，在一些城市化加速地区被歪曲执行等等。对这样的“趋利避害”，执政者尤当毫不放松，一抓到底。

岁末来临，各地送温暖行动力度频频加大，怎样将这些好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不走调、不异化，当从爱心煤事件中吸取教训，严格制度、加强监督，杜绝“歪嘴和尚”，遏制逐利冲动，确实把温暖送到群众心上，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志愿”能否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

志愿服务是一种公共生活，能打破群体的陌生和隔膜

这是一条容易被“淹没”的报道：北京首都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张鹏，9年义务讲解3000多小时，分享文化的同时，收获一大批“粉丝”。

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到世博会的“小白菜”，无数如张鹏这样的普通人，正把“志愿”一词，推送进社会的视野。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统计，1993年到2009年，有4亿多人次志愿者提供了超过83亿小时的志愿服务。

张鹏是一名国企下属企业的办公室副主任，爱好历史文化。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世界限定在办公桌旁，把爱好锁死在防盗门内。假设每小时接待20个参观者，他已在志愿讲解员岗位上与6万人交流。打开他的微博，更可见与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的广泛互动。对于张鹏，志愿服务，正是一种公共生活。

我们或许能想象，如果不是成为志愿者，这个“80后”小伙子可能的生活：逛街、唱歌、打游戏、看电视……正有越来越多“宅男宅女”，蜷缩入自己的小小世界。以自己为中心和重心无可厚非，然而也难言生活质量与境界。相比之下，张鹏用志愿服务打开一扇截然不同的大门，选择了一种更积极、也更开阔的生活。

参与志愿服务，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都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搭建的公共生活，不正是实现这些高层次需求的平台吗?正如张鹏收获尊重和满足，奥运、世博志愿者收获对国家、社会的信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成长。

培育良性公共生活，同样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一个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老人靠街头麻将、小孩靠网络游戏打发时间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公共生活是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在这条纽带下，人与人互动交流，群体的陌生和隔膜才能打破。如果任由冷漠空气持续蔓延，每个人都封闭进一己的世界，难保你我不会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却视而不见的第十九人。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远离志愿服务、拒斥公共生活，而是门槛有些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组织，“从下水道到臭氧层到太空垃圾”无所不包，形式也亲切而有吸引力。在中国，志愿服务很多还打有行政烙印，志愿者的注册、组织、培训仍面临诸多问题。在一个网络调查中，80%的网友表示愿参加志愿服务，“可不知如何加入”。

志愿服务尚需改进，公共生活有待填补，社会管理者理应更为重视。倡导之外，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更精心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的组织运作。上月底，广东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谓有益探索。各类社会组织，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

一次讲解后，孩子们往张鹏手中塞了很多糖果、钥匙扣等小礼物。播入他们心田的，不仅是文化的种子，更有志愿的种子。走出小我，走向社会，或许，这才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建立更加科学的“复出”机制

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是“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去年9月，因强拆自焚而引起轰动的江西“宜黄事件”，牵动着人心。时隔一年，有消息称，因“宜黄事件”被免职的宜黄前县委书记、前县长均已复出。此消息最近刚被江西抚州市委组织部证实。

根据当地回应，无论《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复出的最低期限应是“一年”，而此次复出任命也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但显然，这一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人们注意到，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的责任人低调履新，都曾引起公众的“满腹狐疑”，背后所折射的制度、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耐人寻味。

不是所有舆论指责都合理合法，但反过来，要增强干部复出的说服力，消解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力，就必须打消来自公众的各种疑虑，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今天中央要求政务公开做好“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的应有之义。就“宜黄事件”来说，“立案调查”的调查结论和销案情况如何?有关责任人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问责期间官员对所犯错误有无深刻认识……这些是否也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进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但这种培养必须是阳光下的培养。离开了透明性、缺少了能见度，于组织而言，会招来各种猜疑，对干部来讲，也难免不明不白。遗憾的是，许多干部的复出，往往是被偶然发现的，结果自然是引起习惯性质疑、反面性猜想。我们对普通干部的任命都有严格的公示程序，那些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干部，因其社会关注度高，复出更应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中央多次强调，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在行政问责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干部复出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行政问责的成效和初衷。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不仅是实现“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培养“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渣土车“失疯”暴露管理“失调”

渣土车管理的两难，都可用更精细的管理、更优化的流程和更先进的技术解决

进入12月，陕西西安渣土车连续发生事故，造成3人死亡。据西安警方统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有51人葬身渣土车轮下。

渣土车成为“马路杀手”，司机应承担直接责任。仅今年7月，西安渣土车闯红灯、超速等违章行为，就达到令人咋舌的12000多次。渣土车司机们哪来的胆量如此明知故犯、铤而走险?

这背后是个人和企业的逐利冲动。有徐州的运输企业曾在媒体面前算账，渣土车超载的赢利是不超载的两三倍甚至更多。而拉的趟数，决定着司机和企业的收益。一些司机“拉土‘冒尖’才有生意”、“怕罚款开得更快”的坦白，也让人看到司机的生存压力。

同时，建筑垃圾清理行业准入监管不严，无资质运输企业混杂其间，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将运输价格压到极低。这使得整个行业劣币驱逐良币，演成恶性竞争。

生存压力与逐利冲动，成为推动渣土车多拉快跑的汽缸。超载、超速成了必选项，违规、违章成了潜规则，表现在道路上，就是渣土车的“集体疯狂”。

行业的无序，指向相关部门管理的粗放。针对频发的渣土车事故，西安去年就设立了“建筑渣土清运市场整治办公室”，包括市容园林局、城管执法局、交警支队等部门的人员。但从效果看，作用还没有发挥好。

的确，渣土车管理有难度。比如，渣土车司机组成“同盟”，一车受罚，众车绕道;比如，渣土处理涉及多部门，责权难免“打架”。但这些都可用更精细的管理、更优化的流程和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正如西安市副市长所言，事故的背后是“整治工作不到位、相关部门责任心不强、手段不硬、管理上漏洞较多”。

实际上，渣土车违章并不仅仅是在西安。今年前7个月，郑州渣土车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就有7000余起。去年6月24日到28日，石家庄、邯郸、张家口三地发生5起渣土车侧翻事故，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

如何以有效方式进行合理分配，让渣土车司机、运输企业和建筑行业达成利益协调?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大量企业和个人进入，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变革管理手段，让这一行业能持续健康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渣土车、建筑垃圾清运业的管理困境，拷问的是社会管理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在12月6日的发布会上，西安市副市长表示“深感有愧”。希望这一表态，能促成持续发力，不仅在渣土车管理问题上，也在更多社会管理的问题上，寻找到“无愧”的答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药企“行业禁入”需要落地

只有让不良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让全体药企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其中一条重点内容备受各方关注：开展医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对严重违规、失信者，将“行业禁入”。

毋庸讳言，我国的药品安全现在还处于风险高发期。这些年来，“鱼腥草”事件、“欣弗”事件、“刺五加”事件……一次次刺痛着公众的神经，背后暴露的是生产、销售、监管环节中的违规失责;而药品的“虚高”也一直备受诟病：一些中成药添加了西药成分，却被吹嘘成“百分百纯中药，毫无毒副作用”;一些药品动辄戴上“最新成果”、“专家推荐”的帽子，哄骗消费者掏腰包……与其他行业生产企业相比，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即使“偶”有一次违规操作、失信失范的行为，伤害的却是难以挽回的健康与生命。也因此，“安全第一”是这个行业的不二法则;而用“行业禁入”这样的措施来警示企业，正是降低安全风险的必要之举。

不过，很多案例也显示，要让更多药企习惯于讲信用、把好关，单单靠道德自律恐怕不行，必须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行业信用评价体系，用制度的力量来惩恶扬善，形成讲规则讲信用的医药市场环境;单单靠禁令的震慑恐怕也还不够，更必须谨防“高举轻放”，只有实查真禁，让不良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让全体药企不敢掉以轻心。

很多时候，对药企而言，惩罚了“坏人”就等于保护“好人”。如果那些不讲信用、严重违规的药企经营者，能够占领市场、获得“成功”，那么对其它经营者而言，将是一种严重的隐性伤害，“逆激励”效应将使更多药企随波逐流，导致诚信在更大范围内流失。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浙江，今年5月已启动了相关的信用评定通报制度，公示了一批严重失信的药品批发企业，这向更大范围内推进药品行业诚信制度化迈开了重要一步。不过，开展医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也只是第一步，它是否能够发挥良好的现实效应，将取决于能否以更多的细节来保障执行效果。以什么标准评价信用?由谁来评定?通过什么程序来评定?如何对严重违规失信者真正做到“行业禁入”……回答好了这些问题，才能让好的制度设计变成好的管理实践。

当然，还必须通过“补”和“管”，给药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让它们讲诚信、不作假、不行贿，也能够依靠质量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逐渐走向规范与强大。

药企的规范、诚信，关系到行业风气，更与老百姓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药品安全”的各种严格规定只有从国务院文件与相关规划中，落实到各级监管部门的行动里，才能切实成为悬在药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孩子优先”应成全民理念

“校车优先”，不仅是解决当前校车问题之需，更传递出强化“孩子优先”国家理念的信号

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接送幼儿、小学生的应是专用校车，还赋予校车三项优先权：交警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车可以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的路段行驶;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等。

尽管只是征求意见，但条例牵动人心。对孩子来说，这是交通优先的一小步，也是校车安全的一大步。虽然这“优先”，是一次次惨痛的事故倒逼出来的，但终于迎来的实实在在的制度赋权，既是对天堂里孩子们的告慰，也是对更多孩子和家长的宽慰与安全保障。

而对于转变社会观念来说，条例则跨出了让“孩子优先”的一大步。

我们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17年前，在克拉玛依大火中，就是一句“让领导先走”，令孩子们错过了逃离火场的最佳时机;我们无比心疼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成年人的活动，还在用未成年人作道具：顶着烈日出席企业庆典，穿着单衣雨中夹道欢迎领导视察……虽然是极端少数现象，但也折射出，“孩子优先”的理念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也未获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里的那些“优先权”，不仅是一种解决当前校车问题之需，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强化“孩子优先”国家理念的信号。

保护孩子，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重要事情之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是法律规范，也是道德准则。而刚刚颁布实施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把保障儿童的优先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规定、要求，从纲要里、法律上落实到与孩子们相关的方方面面工作中，特别是落实到政府部门的相关制度设计中。

对当前牵动人心的校车安全条例来说，“孩子优先”，体现在赋予校车种种“特权”;而对各级政府机构来说，“孩子优先”，是校舍的“安全防震”，午餐的“免费保障”，是不再让孩子们在透风漏雨的教室里读书，不再让孩子被拐离散、流浪街头，不再让留守儿童缺乏生活保障;对全社会来说，树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坚持“孩子优先”，应该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与责任。

“校车之痛”带来了“校车优先”。希望“孩子优先”不要再用“痛”才能换来。一个坚持“孩子优先”的国家，一个“呵护未来”的社会，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公益诉讼主体需要“突围”

如果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障碍能有所突破，类似“砸式维权”的极端行为就可能被导向合理、常态化的司法轨道

11日，北京、天津等21个城市的消费者协会以及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函，呼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过程中，明确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多数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的权利和主体资格。

三鹿奶粉事件、团购网“忽悠”事件……近年来，与消费侵权有关的公共事件屡有发生。这些事件中，受害者范围大、分布广，按传统模式，单个消费者诉讼维权比较困难，有些受害者只好选择忍气吞声。在质量纠纷、物业纠纷、旅游服务纠纷等情况中，这样的困境普遍存在。

消协组织吁请公益诉讼权，做消费者司法维权的“代理人”，背后是广大消费者的诉求和愿望。如果能从法律层面赋予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无疑有助于实现消费者“弱弱联合”，扭转消费者维权时的弱势地位，促使整个消费环境改观。

更重要的是，公益诉讼能让社会群体更好地相互沟通和表达意见，是维护公利、疏解冲突的一种重要法治化路径。比如，如果有团体能代表消费者诉讼维权，各种可能的极端维权行为，就能被导向合理、常态化的司法轨道，从砸电视机到砸宝马大奔的“砸式维权”，是不是也能少一些?

经济学界的“公地悲剧”之说启示我们，缺乏保护的公共利益，最易受到侵害。公益诉讼制度，正是为了化解“公地悲剧”，确保侵犯公共利益的非法行为都能受到应有的追究。遗憾的是，我国还缺乏对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即使是现实生活中频现“公地悲剧”，即便捍卫公益早已纳入道德倡导的范畴，公益诉讼仍面临主体资格的法律障碍。

由于现行法律将诉讼主体明确为“直接利害关系人”，使得诸如消协、环保民间组织等，难以有效介入公益诉讼当中，出现“执着的原告、热闹的媒体、稳如泰山的被告、无动于衷的法院”的窘境。正因此，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首次赋予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被视为推动公益诉讼前行的突围之举。

其实，消协组织讨要公益诉讼权的背后，也蕴含着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希望在社会管理领域中有更大作为。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维权、环境保护、行业自治等诸多领域的公益诉讼主体能明确扩容，让“代理人”更多，那么这种制度的本身，除了化解民间矛盾外，还能吸收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对不法行为的谴责和追究当中，更有利于协调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增进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从而释放更大法治潜能。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有“汽车文明”才有校车安全

在车轮滚滚的汽车时代，培养汽车文明，实现“多轮驱动”，校车才可能成为“安全的流动校舍”

12日，就在社会热议《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时候，两起校车事故相继发生。广东顺德，一辆校车与一辆货车相撞，37名学生受伤;江苏丰县，一辆运送小学生的校车侧翻掉入水沟，导致15人遇难。

惨痛的事实再一次警醒我们，校车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而反思这两起事故，校车安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与以前事故多因“黑车”、“超载”引发不同，这两起事故均涉他因。从事故初步调查看，除校车质量不过硬外，驾驶员操作不当、路况条件恶劣也是重要原因。丰县校车为什么一避让就翻车?顺德校车在泥头车、工程车风驰电掣的事发路段，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速”?

透视近年来的校车事故，我们不难发现，校车运行体系还相当脆弱，安全阀门并不牢靠，各种安全风险在积聚后多点爆发。我们从自行车王国进入汽车大国，但远未成熟的汽车文明，为交通事故埋下了隐患。也因此，“礼让”成为稀缺素质，违规驾驶成家常便饭，车道上的“抢逼围”屡屡发生;非法改装随处可见，超载现象愈演愈烈;交通设施简陋，违章车横冲直撞，道路上危机四伏……

这些问题也说明，校车安全是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给力，也需要社会各方努力。校车不仅仅是“车”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需要服务部门、监督部门、生产部门、管理部门、教育部门等相互配合，才能良性运转。让校车成为“安全的流动校舍”，还需从更多方面改进，培养汽车文明，实现“多轮驱动”。

不久前，有城市发生火警，但消防车鸣笛多时也无车让路，眼看着大火却无法前行。消防车碰到的“冷遇”表明，如果没有汽车文明，不要说超载、抢道、疲劳驾驶、非法改装等不安全因素难以制止，就连法律赋予的“特权”，亦难有用武之地。它让人担忧正在期待“特权”的校车：难道这种“冷遇”和“无视”就一定不会发生在校车身上吗?

校车安全功夫既在“车上”，也在“车外”。孩子们当然需要越来越多中国版的安全校车，但也不能忽视驾驶人员、运行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与隐患。车辆规格、标准提升了，但还是由安全意识薄弱、能力素质不高的司机来操控，依然会驶向灾难;校车自身标准提高了，但其他车辆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也可能有“飞来的横祸”。眼下，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动校车的“赋权”，这是重要保障，但制度设计要成为校车的安全护栏，既有赖于有关部门的严格执法，更需要全社会的自觉遵行，提高汽车文明。

每一辆校车上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在日益到来的汽车社会的滚滚车流中，校车如此重要却又如此脆弱。无论是社会管理者、教育者，还是司机、行人，抑或是父母、子女，都有一份安全责任，合力构筑校车安然前行的坦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如何跨过讨薪难的“合同门槛”

75%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反映出打通农民工权利救济渠道的紧迫

又到岁末，农民工欠薪问题再度成为焦点。一项覆盖京、渝、沪、深四地的调查发现，75%的建筑工人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劳动合同是依法保障农民工维护权益、获得报酬的重要依据。一些用工企业执意不签合同，意图就在于模糊甚至否认劳动关系，为拖欠、少付、不付农民工薪水埋下伏笔。合同的缺失，不仅将农民工权益保护置于不确定的尴尬境地，也增加了行政执法、诉讼调查与司法执行的成本。以司法解决欠薪问题的渠道，因此遭遇“合同门槛”。

其实，农民工并非不知道合同的重要，他们往往没有条件和能力去要求签订劳动合同，遑论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与欠薪者对簿公堂。诸多媒体报道展示了这样的“劳动生态”：投诉企业不签合同的农民工，却被劳动监察部门告知“它签你就干，不签你就走人”;告到法院，高昂的花费、漫长的等待也让诉讼之路难以走通;即便胜诉，执行往往也遥遥无期。依法讨薪尚且如此难，那些因证据不足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工，又该如何讨回基本权益呢?

在行业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本就有限。很大程度上，法律是他们合理合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最终手段。如果反映问题无效、解决问题无门，就难免会有极端之举。从跳桥跳楼、断指断肢到拜神拜官，这背后，不仅是一个群体无奈的抗争，更是诉求表达、权利救济渠道的阻塞。

75%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打通农民工权利救济渠道的紧迫性，也提出了农民工维权的一个新难题。尽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不肯签订合同的企业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尽管法律严格保护那些没有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工人们，但当前更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建筑领域的企业，往往利用农民工的弱势与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而只作口头约定，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面对用工形式的临时性、分散性与分包性，法律与监管又还有空白，更给农民工讨薪制造了难度。

应该看到，针对当前一些“讨薪”新问题，从高层到各地都展开了及时研究，提出新对策，前不久，人社部要求的各地限时处理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和小额争议，九部委也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等劳动用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让人看到解决“常态化服务”不畅的积极努力。

但这终究也只是一种“应对性服务”。如何告别“年底突击讨薪”的窘况?如何破解“运动式讨薪”的困局?恐怕，需要从制度建设，从常态化服务，从流动人口的管理创新等方面着力。讨薪难要跨过“合同门槛”，还必须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建好保障房也是政治责任

保障房是政府主导的民生工程，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十几道验收居然都管不住一处“闹心房”。本版昨日报道了武汉的一个问题保障房项目，这处墙体裂缝、屋顶漏水、“按照正常标准不应通过验收”的项目，竟通过了监理公司和质监站等当地十几个职能部门的逐项验收。

作为重大惠民工程，近年来，国家加大了保障房建设力度，2008年以来全国开工建设的保障房，现已竣工的有800万套，今年又开工1000万套，而“十二五”期间，更要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在大建快上之后，保障房质量保障始终受到关注。

这并非杞人忧天。近期，从北京某保障房小区楼体底部开裂，到湖南郴州经适房项目楼板掉落、墙体漏水，再到武汉这个“伤痕累累”的保障房小区，保障房质量问题屡有曝出。虽然，“楼脆脆”、“楼歪歪”甚至“楼倒倒”只是极少数，但对于这些保障房的住户而言，就是100%的问题。

房地产开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勘址、设计、施工、监理等多个环节，涉及上下游数十个产业。任何一个纰漏，都可能导致质量问题。也正是因此，中央和地方三令五申强调加强保障房质量监管，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一旦质量出了问题，不论责任人走到哪里，都要追究其责任。

但现在看来，对于责任的具体认定，还需进一步细化厘清。以此次武汉保障房的质量问题为例，那么多监管验收程序，居然一路绿灯，让一个问题工程活生生地过了关，而多个政府相关部门都宣称对此不负责任，且看上去程序并无大问题。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我们倒要问问：当真做到了每个环节、每个程序都按正常标准验收，还是仅仅“纸上验收”敷衍塞责?如果确如这些部门所言不存在什么失责、渎职行为，那就意味着现行监管制度本身一定存在亟须填补的漏洞。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的项目验收，大多是备案制和抽查制，真正对房屋质量进行把关的，原则上只有监理公司。这倒给出了一个答案：本应是层层把守的质量关口，成了“一夫当关”，并且这个“夫”还是开发商请来的，这等于让开发商自己监督自己。如果开发商、施工方和监理方这些责任主体能够自觉一点、负责一点，住房质量就会好一些。但保障房利润低，出于成本和利益的考量，开发商和施工单位更容易有降低标准乃至偷工减料的冲动，“瘦身钢筋豆渣砖”，早已说明这一问题。

看来，要加强保障房质量监管，需要切实让现行的监督制度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更要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不能仅把这一重要关口托付给开发商的“道德血液”。要看到，保障房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它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不仅民众居住安全受威胁，政府公信力更会受损。这背后，有经济账，更有政治账。

人民时评：谁为防辐射服制定“屏蔽保护”?

市场上如日中天的防辐射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声浪。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关于“防辐射服起不到屏蔽作用”话音未落，日前，又有权威媒体调查称，这一类防辐射服，如果面对一个辐射源，能阻隔90%的辐射，但在多个辐射源时，防辐射服内的辐射强度反而变大。

“为了下一代的安全，我们穿还是不穿?”面对质疑，最不安的是消费者——这边商家言之凿凿防辐射产品有科学依据，那边权威媒体称有科学实验为证。到底谁更科学?公众迫切需要来自权威部门的声音。

遗憾的是，目前市场上的防辐射产品的标准多是生产企业自身定的，我国目前尚无防辐射产品的行业标准，也使得这一新兴产业既不属于医疗器械也难归工业产品，防辐射服的生产、销售等环节因此处于监管真空，以至于今天被质疑有严重安全隐患时，我们迟迟等不到相关部门的说法，看不到监管部门的行动，只听到国家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关人士说，防辐射标准还在起草，目前只是技术研究，要等有关机构拿出初稿、各方论证、国家审定通过后才能正式发布。

标准制定需要一定时间，只是，消费者和企业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可等。因为，在等待的一年半载间，多少婴儿会问世?面对电磁辐射环境，孕妈们该如何选择?防辐射服的市场占有量非常巨大，一旦真有健康危害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确是一种“科学忽悠”甚至是“科学谎言”，需要立即叫停、市场禁入，以免造成更大危害;如果安全问题与产品的质量优劣有关，需要立即加大检测、加强监管，绝不能让不安全产品、不合格服装流入市场;如果这类产品没问题，也迫切需要权威部门拿出科学解释，开展科普知识，化解公众焦虑，保证行业、产业的发展。

当然，无论哪种行动，当务之急都必须有来自权威部门的声音，尽快确认孕妇防辐射服是否“伪产品”，相应加快行业标准的制定，从而让退出与检测、监管做到严格而科学，整治混乱无序的市场。

从频谱仪、脑白金，到核酸营养，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让许多打着“科技创新”的新概念产品应运而生，其中也产生了一些“科学忽悠”甚至是“科学谎言”。诚然，产品的面世必会超前于标准的确定，监管的能力往往在解决问题中才能获得提高，民间举报、媒体监督更易先行一步发现问题，但对已经形成市场规模的产品及新兴行业及时关注、跟进、发布信息，缩短标准制定的时间差，是当前相关部门亟需提高的能力。防辐射产品市场火爆已有数年，城里准妈妈几乎人手一件孕妇防辐射服，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相关检测机构和监管部门难道不能更敏感、更主动吗?

行业标准缺失、滞后，监管部门缺位、无为，会让“科学忽悠”一次次上演，令消费者一回回伤财伤神，甚至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为了下一代的安全，期望防辐射服产品标准尽快出台。为了社会的安全，期待更多的国家标准能够跟得上突飞猛进的市场，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社会，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人民时评：中国足球，铲毒瘤方能生新肌

但愿若干年后回望，这场在严寒冬日里的审判，会成为中国足球重生途中温暖的起点

12月19日，中国足协原要员张建强在辽宁铁岭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原副主席杨一民，原著名裁判陆俊等昔日足球大佬，也将陆续受到法律的审判。庄严的司法利剑，刺穿了中国足球肌体上的毒瘤，把龌龊和肮脏的利益链条一一呈现。

至此，中国足坛反腐风暴步入新阶段。这场反腐战役对于中国足球的影响有里程碑意义——并不仅止于惩恶扬善的道德层面，也不止于球迷多年怨气的发泄，这一足坛系列反腐案，会让我们更清醒地审视中国足球存在的恶疾;倘若以此为新的起点，中国足球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说中国足球迷是世界上最“悲摧”的球迷，一点不过分。世界杯四年一轮回，奥运会四年一轮回，亚洲杯四年一轮回，球迷们希望燃起、破灭，再燃起、再破灭。究其背后，既有管理的“长官意志”，也有对青少年培养的漠视;既有职业联赛的混乱，更有足球管理体制的滞后。

三名足协副主席落马，数十人涉案，近10家俱乐部受牵连，从甲A到乙级，从男足到女足，从俱乐部到一些地方足管中心都有涉及……随着审判细节的逐渐披露，症结也愈发清晰：中国足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缺乏市场经济必备的法治精神，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监管，从而使足球大环境变得极不健康。广大球迷寄予厚望的中国足球运动成为各种蛀虫寻觅、吞噬不当利益的温床。足球事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方面，尤其制度建设和法制法规方面，都远落后于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更远远落后于世界足球发展的趋势。

张建强案后陈辞：“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谢亚龙狱中吐露：“在这个环境里，人慢慢变得麻木，丧失了警惕”。这是一种悲剧人生迟到的感悟，更是一种对足球工作者的警醒。

铲除毒瘤，是为了生出新的肌肉;清理害群之马，更要注重惩前毖后。既要从产生“假赌黑”的体制机制方面找原因，又要更加注重法治建设，强化日常监督，防止小病累积生重疮;既要搞好中国足球的制度设计，又要培育好职业联赛，多出人才。

足球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体育项目，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球迷群。从政府到民间，都十分热爱和支持中国足球，足球没有理由搞不上去。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9年，“假赌黑”的泛滥周期虽然漫长了点，但应该能成为过去，健康规范、市场和法治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但愿若干年后回望，这场在严寒冬日里的审判，会成为中国足球重生途中温暖的起点!

人民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

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近日迎来转机。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21日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省委书记“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批示，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

从乌坎事件来看，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今年9月以来，部分村民之所以频频上访，源于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如果能及时抓住利益诉求点，事发前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就不会小事拖大、层层升级，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乌坎事件也就会呈现不同走向。如今的峰回路转，正在于省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这表明，在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在不断前行中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矛盾，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社会矛盾早发多发，出现的问题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警示性。直接诱发乌坎事件的土地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鲜见，这些问题交织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偶然性”冲突背后存在着“必然性”动因。

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样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协调关系，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失误正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坚定承诺，化解了激烈的情绪，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当地的稳定和谐，创造了基本条件。这种有错即纠的政治勇气，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宗旨：对群众利益负责，就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回顾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究其实质，大多源于群众利益诉求得不到纾解和满足。这提示我们，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是矛盾冲突，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识。一方面，要看到“群众利益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要扫除面对群众的“对手思维”，真正像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的，把解决群众利益问题“作为检验干部群众观念、宗旨意识、领导能力的试金石”。

实际上，社会管理得好不好，不在于是否存在矛盾冲突，而在于能否很好地容纳和化解矛盾冲突。在法治这个核心原则之下，如何公正利益分配?如何畅通利益表达?如何保障利益救济?回答好这些问题，矛盾冲突才会如渠中之水，有来处有去处，不至于阻塞汹涌。

列宁曾说，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乌坎转机”告诉我们，要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必须将社会管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楼市调控需扎牢土地“篱笆”

从严治理土地闲置，既是扎牢楼市调控篱笆的有益之举，也将在客观上起到倒逼地方财税机制改革的作用

国土资源部21日公布《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草案规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协商未能就处置方式达成一致的、土地闲置满1年的，经批准后可按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缴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建设、土地闲置满2年的，经批准后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实施已经12年。12年后修订，现实针对性很强。楼市调控已经步入深水区，从房地产市场到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不同的是采取积极态度主动适应调控，还是采取消极态度消化调控。现实中，对于调控采取种种变通方式、对调控政策打折执行的事情并不少。

在土地市场，由于销售回款、银行贷款、房地产信托等主要资金来源渠道趋于狭窄，有的开发商为保证现金流规模，用各种理由推迟开工或竣工，甚至采取假开工的方法“过冬”，等待市场转热后，利用土地增值获取利润。由此，消解了楼市应有的经济带动效应，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出于财政增长需要，不仅对闲置土地的行为从宽处理，还通过土地性质变更、延迟开发商交付土地出让金等方式，以维护土地拍卖市场反周期的“热度”。

还要看到，一些地方以政绩追求为出发点，对土地的开发使用缺乏合理规划，也是造成土地闲置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土部调查，2010年全国曾清理整治房地产闲置用地13万亩，处置近10万亩，其中约半数与此有关。

相对于执行了12年的闲置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在对闲置土地的认定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对项目开工、竣工时间和违约责任等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监管、查处也更具操作性。这也就扎牢了楼市调控篱笆，堵上了过去可能被钻空子的制度缺口。

应该认识到，相对于利益诉求多元的动态市场，静态的管理办法总会留有空白。比如，即使对于项目开工、竣工有了更明确的责任认定标准，但开发者仍可能通过拖延项目上市等手段降低市场供应。如何界定监管的效力边界和开发商的自主裁量权边界，将恶意闲置土地的途径彻底封死，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完善设计。

此外，无论是地方原因还是开发商原因，其闲置土地的责任认定和监管需力求相对一致，而不宜厚此薄彼。修订意见稿规定了土地可“闲置”的六种情形，要求由政府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须在15日内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这一表述表明，在责任主体认定范围上已较一致。而如何以更精确和刚性的规定，规范不同开发者的土地使用行为，不仅有待新草案实施后的经验积累，更有待地方财税更科学的长效机制能够确立。

从这个角度说，从严治理土地闲置，既是扎牢楼市调控篱笆的有益之举，也将在客观上起到倒逼地方财税机制改革的作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破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

只有将普及安全知识、树立安全观念、强化安全责任、提升安全技术、完善安全立法等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扎紧网络空间的篱笆，化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

一场现实版的“密码危机”正在上演。

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称，继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网站遭遇黑客攻击泄露600万用户的登录名及密码后，又有多家网站的用户密码失窃。据初步评估，目前网上公开暴露的网络账户密码有5000多万个，这还不包括已被盗取但尚未被公开传播的网络用户信息。

也许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缘故，人们往往十分在意交通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对信息安全的敏感度却要低得多。而事实是，信息安全同样十分重要。君不见，不仅有傻乎乎的局长拿微博当QQ，公开约情人去酒店开房，更有那么多名人乐于当自己的“狗仔队”，走到哪里都将自己的行踪现场直播;还有人将日记写在网上，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至于密码，就更是怎么方便怎么设，“123456”、“111111”、“888888”……易如反掌的破译，令心怀不轨的人想不动心都难。

殊不知，今天的互联网上，觊觎网民个人信息的人就潜伏在我们周遭。有人挖空心思钻山打洞，做梦都想用他人的秘密换取不义之财。举个例子，有段时间网上流行一个游戏：把1900—2000年间的每一个年份、每一个月份、每个月的每一天都编成不同的字，比如1970年是王，4月是傻，21日是贵;1982年是范，9月是梨，18日是花，让参与游戏的人拼成自己的名字。不明就里的人纷纷中招，大笑之后回复：“哈，我叫王傻贵，我叫范梨花!”玩笑之间，他们的生日早已暴露，而那些将生日设为密码的人，网上保险箱就此敞开了大门。

如果说由于知识储备的欠缺，个人的信息安全意识不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那些掌控着众多网民信息的网站和机构疏忽大意，就未免太不应该。以天涯网站为例，在明知今年上半年就有2.17亿网民遭遇过病毒或木马攻击、1.21亿网民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情况下，居然仍然用明文将用户信息保存在Windows服务器上，这不能不说是对用户的极端不负责任。像银行保护储户财产一样严格保护网民的信息安全，应该成为所有互联网企业的重要职责。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任何信息安全技术都不可能永保无虞。与技术升级相比更关键的，是在法律上形成对网络犯罪的强力震慑。从目前我国的信息网络安全立法来看，开放性不高、兼容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等大而化之的内容较多，一些法规之间还存在交叉和冲突，与网络应用迅猛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如此情形之下，只有将普及安全知识、树立安全观念、强化安全责任、提升安全技术、完善安全立法等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扎紧网络空间的篱笆，化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电子商务、网络支付、网络实名制等奠定安全基础，让每个手握“网络存折”的人睡得安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给流浪儿最温暖的红包

以国家的力量，让弱势群体有通过教育改善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机会，这是以积极方式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最好路径之一

寒冷的岁末，听到一则令人欣喜的新闻——在即将跨入2012年的前夕，以国家的名义，向流浪的孩子们送了一份温暖的“红包”。

26日，民政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通知，部署从现在起至2012年年底，在全国联合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

“流浪儿童”，是一群几乎天天被城里人撞见、却常常被忽略的孩子。在超过2亿的少年儿童群体中，这群数量在100万—150万之间的特殊孩子，只是微小部分，但他们的存在，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心头之痛。这群儿童，穿着脏兮兮的衣裳，忍受着无良成年人的胁迫与城里人冷漠的眼神，游走于城市的地铁与街巷之间，还时常不幸成为社会新闻的隐身主角：一流浪儿童溺水身亡，某工地建筑构件砸伤儿童……

流浪孩子呈现的，绝不是自身的失爱与哀愁。严重缺乏家庭温暖，缺乏母爱或父爱，缺乏教育机会，冷漠、自卑，缺乏安全感，且将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失学、失业、失婚，家庭失和及犯罪率上升……虽然，流浪儿童是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放任流浪儿童现象，汗颜的将不只是他们的父母，还有政府与全社会的每一位公民。因为，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是否健全，不只在它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也不仅在于它的精英人群生活得多么风光多么国际化，更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最无助的人群。

对于流浪未成年人，5年前，民政部等19个部门就曾出台专门意见;3年前，又在各地大规模推动建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今年4月起，新疆更启动大规模的“回家行动”，宣布要将所有在外流浪的新疆籍儿童接回家，提供学习教育条件。现在，更向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所有漂泊孩子伸出温暖之手：孩子，来吧，让我们接你回家，接你上学……以国家的力量，让特殊、弱势群体获得通过教育改善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机会，这是以积极方式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最好路径之一，也使今年初由网友发起的民间“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与专业力量、政府行动汇合，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让整个“回家行动”有了切实解决的可能。

当然，流浪儿童“回家”的实施过程，也会充满挑战和困惑。比如，接孩子回家，能否杜绝强制行为?倘若流浪儿童的家乡、父母仍陷于生存、教育与就业的困境之间，如何能保证他们不再重归流浪?还需要各方形成合力，需要集体的智慧……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天价罚金案”提醒了什么

对售假行为，执法部门理应严打重罚。但“重”也应有“度”

2151万元，这是郴州商贩李清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一案中被一审裁定的罚金数额。和这一天文数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清称他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中仅获利1万元左右。目前，对这一广泛关注的案件，内蒙古高院日前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假冒伪劣，人人喊打。像李清这样的售假商贩，执法部门理应严打重罚。但“重”也应有“度”。李清售假获刑缘于消费者不满抗议所致，但“天价罚单”开出后又引来公众议论，舆情的变化恰在于这个“度”。在有的人看来，对一个只经营了3个多月的个体户及小网店主来说，2151万元的罚金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而罚款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被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高达4301.3364万元，而这主要是根据库房所存假货的标牌价计算出来的。有人认为，这个“根据”值得怀疑。因为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在低端商品市场，标牌价与销售价常常天差地别。

李清自称实际售价只有每件一二百元左右，而绝大多数假货的标牌价为一两千元。李清供述的销售价格未必可信，而根据法律规定，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可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至于采用哪个标准，办案人员拥有自由裁量权。但无疑，自由裁量也必须考虑常识，尊重事实。

公诉方解释说，之所以以标牌价计算，是因为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理由是淘宝网记录只能证明网店的销售价格，不能证明李清在实体店也是以同样价格销售。而李清称，详细的销售数据都记录在他的电脑主机上，电脑主机被警方扣押，无法自证。

内蒙古高院的“发回重审”至少说明，在事实与证据上，判决存有“不清”、“不足”的问题。至于“重审”命运，很多人和李清一样关切，也难免会与河南去年曝出的“天价过路费案”比较——那同样是一张巨额罚单，舆论同样认为罚之过重。前不久，该案进行了案件重审，结果是被告人偷逃过路费的金额从368万元大幅减少至49万元，刑期也大幅减少。

舆论不应左右司法判决，“天价罚金案”最终如何认定，有待法院裁决。但类似案件舆情也是一种提醒：公众关注的除了罚金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判决有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办案人员能不能体现应有的专业素质及责任心，执法能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带着“责任”跨入2012 时代的考题，需要社会管理者负责任的回答，也需要每一个公民参与、推动

年节是时间的标点。更替之际，也是盘点之时。“这一年改变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媒体，都这样总结即将谢幕的2011年。

的确，犹记2011年初，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世界期待结束纷争，迎来一段平静的航程。然而，这一年的年历，却似乎写不下、载不动365天的深刻与复杂。日本地震中父子面对废墟的背影，定格人类面对科技和自然的隐喻;金融动荡、欧债危机，“下一个是谁”的问句如幽灵飘荡;喧嚣嘈杂的开罗时代广场、硝烟弥漫的的黎波里街巷，一个时代拉上帷幕悄然退场……2011画上句号，几多思考、几多沉重。

在这“严重超载的一年”，中国成功通过了“压力测试”。“对人民负责”，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曾如此要求。2011年改变了世界，同样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当1000万套保障房的开工让无数人憧憬窗明几净的新家，当多数省份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让职工钱袋更充实，当我们默默关心房价的回落、仔细计算工资条上纳税数字的变化，这列承载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列车，正穿越动荡的世界，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向前。

2012年，“对人民负责”的声音，必将有更多回响。年末的重要会议，释放强劲信心。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稳中求进”总基调，让人看到中国不断前行的决心;政法工作会议划定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和谐稳定”成为关键词;农村工作会议“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农民收入再攀新高、农村民生继续改善”的要求，给广袤农村注入更多希望……

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治理格局的变革、社会转型的变奏，“对人民负责”，正是更科学的发展理念、更开阔的发展视野、更合理的发展取向。这是高速时代的稳健安全，是信息时代的公开透明，是流动时代的权利保障，是转型时代的社会管理，是利益时代的道德再造，是中国理应在2012年开始的更长时段中，需要坚持的前行方向。

“对人民负责”，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从这个角度看，2011的句号不是结束，而更多标注着开始。

很多难题，已经破题。事故催生“赋权校车”的法制航标，走出校车困局迈开第一步;“三公经费”公开赢得掌声，凝聚起公开、透明的现代行政理念共识。很多趋势，已然萌生。“免费午餐”唤来政府接棒，“社会协同”的生动局面渐行渐近;“微博时代”更多信息在传播、更多诉求被表达，“公众参与”在更大范围内有序前行。破题，还需进一步求解;起步，还需更稳健前行。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航程中，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持续发力。

时代的考题，不仅需要社会管理者负责任的回答，每一个公民也都是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即便是140字的转帖评论，即便是3块钱的微小公益，即便是200毫升的爱心善行……只要责任低语“你应该”时，每个人都大声回答“我能够”，就一定能让2012的中国，向着更好而改变。

第6篇：2010年9月30日至11月11日最新更新(包含半月评论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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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之半月评论 ........................................................................................................................... 2 第18期 祝福人民 ......................................................................................................................... 2 第19期 力戒“口惠民生” ......................................................................................................... 3 第20期 社会责任的守望者 ......................................................................................................... 5 人民日报社论 ................................................................................................................................... 7 09月30日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胜利前进 ...................................................................... 7 10月01日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 8 10月16日 谱写体育新篇 展现时代风貌 ................................................................................ 10 人民时评......................................................................................................................................... 12 10月12日 司法如何面对舆论“陪审团”? .......................................................................... 12 10月13日 网络监督如何更有力? .......................................................................................... 13 10月14日 由温总理的坦诚说开去 .......................................................................................... 14 10月15日 别让“加分通道”损害教育公平 .......................................................................... 15 10月16日 征信管理，打铁尤需自身硬 .................................................................................. 16 10月19日 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 ...................................................................................... 17 10月20日 体育，也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 18 10月20日 激情汇聚复兴的动力 .............................................................................................. 19 10月21日 基层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 20 10月22日 “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 .................................................................... 21 10月23日 “关闭网吧”与“保护网民” .............................................................................. 22 10月25日 为"校长离开官场"叫声好 ...................................................................................... 23 10月26日 专用采访证，舆论监督还是监督舆论? .............................................................. 24 10月27日 “权力”尊重“权利”的上海样本 ...................................................................... 25 10月28日 从“一人一票”到“一票一值” .......................................................................... 26 10月29日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 ...................................................................................... 27 10月30日 网络反腐，剃头挑子两头都要热 .......................................................................... 28 11月02日 我们对创业板抱怎样的期待? .............................................................................. 29 11月03日 政务公开当存敬畏之心 .......................................................................................... 30 11月04日 公共产品定价，涨落背后是民生 .......................................................................... 31 11月05日 应试教育为何这样“顽强” .................................................................................. 32 11月06日 人格教育如何获得现实支撑 .................................................................................. 33 11月09日 中国足球，别错过重整山河的良机 ...................................................................... 34 11月10日 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 ...................................................................................... 35 11月11日 “权力清单”背后的权利诉求 .............................................................................. 36

半月谈之半月评论

第18期 祝福人民

准备隆重的庆祝大典，展开联翩的纪念活动，涌动热烈的欢乐氛围……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我们满腔激情，讴歌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辉煌业绩，传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铭记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祝福伟大祖国的昌盛繁荣。

我们还应该为普通的人民群众，为每一个新中国的劳动者、建设者，去讴歌，传扬，铭记和祝福。

这是人民的节日，这是人民的六十年。

人民的奉献，举托起国家的天空。

无数普通的劳动者、平凡的建设者，在新中国的红旗招展中，在现代化的高歌猛进中，默默地坚守着，奋斗着，奉献着，把自己虔诚的理想托付于宏大的蓝图，融注于工作的日常。众多经历六十年巨变的前行者，虽也曾遭遇历史的震荡、命运的不公和际遇的荒凉，但在人性的坚忍、顽强和宽容中，他们坦然面对世事沧桑，心中依然一片清亮。

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普通劳动大众在现代化事业中作出的巨大牺牲。新中国建设初期，正是在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的特定框架中，中国农民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在国家以“公益”名义强制的征地制度和集体与农民模糊的权益关系的特定背景中，中国农民为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支付了高昂的成本。

人民的创造，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新中国的起步，是无数民众迸发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破解这世界难题谁来养活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去解决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

新中国的跨越，是无数民众以当家作主的姿态，去选择自己的道路，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们看到了安徽小岗村农民“大包干”的伟大实验，广西合寨村村民自治的最早起步，看到了乡镇企业在希望田野上的异军突起，农民进城冲击城乡二元体制的澎湃潮流，还有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所昭示的“协商民主”的崭新路径，四川遂宁的“乡镇直选”带来的“选举民主”的勇敢实验……

人民的成长，凝聚着社会的希望。

我们不能淡忘，“文革”时期的运动狂热，“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非理性激情，助推了一场社会危机。在全民族深刻的反思中，人民从对权威的膜拜、盲从中逃逸出来，从传统的禁锢、束缚中解救出来。思想在敞开门户，人民在自主求索。

我们倍感振奋，现代市场经济的前行中，民众的自主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在普遍觉醒。尤其是网络的出现，大大激发了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激情，开辟了民主政治的多种形式。

我们也应清醒，在世俗化、功利化的潮流中，当年最可宝贵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何处寻找真精神?殊不知，当我们聚焦于文川抗震救灾，聚焦于奥运火炬传递，聚焦于“感动中国”的身边普通人物的生活日常，就会发现，精神依然在高扬，道德依然在闪光，热爱依然在喷涌，社会责任、公

民意识、志愿者精神，已经印刻成我们的生命本色，健康、阳光、文明，正在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那真的精神依然还在，它在底层、民间，在乡土、草根，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人民的奉献，需要我们倍加珍惜。这种奉献，不应成为我们盲目冒进的资本，更不应成为人为制造灾难的遮掩。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深化中，去消减变革的阵痛，避免失误的代价?如何在市场扩张与社会保护的平衡中，保证大众的利益，增进人民的福祉?

人民的创造，需要我们倍加尊重。现实生活中，我们领略了更多的政府的创造，资本的创造，诚然也有其不可或略的效用。但是，它绝不能替代、否定民众的创造。代表人民的利益，引领人民的意向，同时，更需要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推进人民的自主创造。

人民的成长，需要我们倍加支持。我们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坚持民主法治的正确路径，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在政府与社会、官员与民众的紧密互动中，化解社会的矛盾，求解发展的难题，建设和谐的新局。

六十周年的庆祝中，我们再一次打开了尘封的历史。

我们所看到的，是历史的一个个闪光的节点，一步步巨大的跨越。但是，在节点之间，在跨越背后，我没又看到了什么?

六十周年的庆祝中，我们再一次沉浸于已有的辉煌。

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风险时期：官员腐败，社会分化，经济失衡，利益冲突，自然灾害，都已进入高发期。继续前进的力量在哪里?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

只有从对人民群众真挚的信任、感恩中，深刻的解读、诠释中，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洞察变革的意蕴，更丰富地拥有力量的源泉。

第19期 力戒“口惠民生”

“民生”，这几年已经成了社会生活中分外响亮的“主题词”。政府出台“民生政策”之密集，媒体推出“民生话题”之深入，百姓关注“民生热点”之强烈，可谓前所未有。

如何使每一级政府的惠民之举，托起每一个百姓的幸福生活?显然，我们还有许多的结待解。走进基层，常常遇到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

民生是个“筐”。看一看各地在抵抗金融危机中，接连推出的刺激内需的大手笔，看一看基层在跟进产业转移中，争相展示的招商引资的新路数，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是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惠民工程，有多少是紧密呼应民众迫切需求的民生项目?生活保障、教育医疗、社会建设等投资究竟占了多少比重?一些地方向上汇报、对外宣传时，为了标榜自己的“高度重视”，竟然把高速公路、城市广场等基础设施投资都算作了民生工程。笔者记得当年采访过的南昌一位老市长讲过：现在的城市建设，一谈民生就是大广场、大剧院、大运动场，其实，平头百姓一年能进去几次?而背街小巷的路道，市民上班，上学，买菜，一天就得走几个来回，又有多少官员放在心上?

民生是个“秀”。“有粉搽在脸上”，这是许多官员的共通心态。就谈新农村建设，不少地方忙于撤并村庄，洗脚上楼，简单地将城市样式照搬进来，靠近路边的建筑，还要涂脂抹粉，配上白墙红顶。老百姓的谋生之道、生产方式还没有

改变，就急着要在一个早上颠覆农民既有的居住文明和生活方式。于此，官员们有了迎接上级领导检查视察的“盆景”，有了自己表功炫耀的“面子”，甚至还有了其中房地产开发的“实惠”，老百姓却尝到了难言的苦果。

多少惠农工程，因为作秀，最后成了浪费工程、瞎折腾工程。

民生是个“痛”。一些地方政府或盲目追求跨越发展，或急于拉动投资需求，或企图摆脱财政困境，提出加速城市化，让更多的百姓以承包土地换一纸户籍，尽快过上城市生活，享受公共服务，沐浴现代文明。但是，他们并没有换位思考：农民到城里买不起房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子女就学遇到困难怎么办?农村融入城市，应当是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的难得的机会，如何使这一机会变为现实?

还有最近接连发生的凤翔、浏阳和武冈等地重金属污染、中毒事件，致使当地老百姓水不敢喝，粮食蔬菜不敢吃，村庄陷入恐慌之中。想当初，村民们一再向政府反映问题，不断将污染企业抵制，当地政府官员，哪一个不是信誓旦旦拍着胸脯，对这些关乎子孙后代的民生需求做过坚定的承诺?

民生是什么?不是口号，不是标榜，它是百姓的切身利益，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民生建设是什么?不是政绩工程，不是权宜之计，它是一种执政理念，一种发展方式，一种社会文明。

有人说：保民生还是要看发展，没有财力保障民生都是空谈。有道理，但未必尽然。财力固然重要，但比财力更重要的是理念，是一个地方坚守的发展基点。行政架构越来越庞大，政府大楼越来越气派，官员出行越来越高标，为什么就不能压缩下来用之于民生?一些地方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方面付出的经济和行政成本不断攀高，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根源于漠视民生诉求、激化社会矛盾。为什么不能从改善民生入手，去赢得更丰厚的和谐红利和更可持续的内需拉动?中央三令五申刺激增长的投资要向民生倾斜，向社会保障、百姓就业等倾斜，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有人说：保民生还是要重考核，没有硬性指标民生很难落实。有道理，也未必尽然。考核不可或缺，但比考核更重要的是情怀，是共产党人执政的价值取向。现在列入政府部门考核的指标不断加码，“一票否决”的项目也过多过滥，逼得基层干部不堪重负，疲于应付，衍生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种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扭曲现象。显然，考核硬化还不是治本良方。

民生深处是民权。我以为，保民生最关键的，还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民本位，坚持老百姓当家做主。尤其是针对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基层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财政预算和惠民工程，务须让百姓有信息知情权、利益表达权和决策监督权。民生工程，最后竟成了领导的政绩工程，地方的形象工程，能不跑偏、变形吗?我们总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想着去代替百姓，去包办民生，总是一味以政府的取向去代表百姓的需求，甚至以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去代表百姓的利益，能保证得到民众的充分认可吗?

当然，更具意义的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公民素质的提升，是主体力量的成长，民主路径的拓展。只有在民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中，在权利与权力的法治契合中，政府的民生关怀才有更为深广的内容，社会的民生进步才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各级政府要将“民生”真正落到实处，还是要更多一些民众情怀，更多一些民生导向，更多一些民主保障。

第20期 社会责任的守望者

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人民的知情权因科技的进步而成倍放大。

这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人民的参与权与表达权因民主的发展备受关注。 这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人民的监督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日益发挥规范公权、镜鉴政府的作用。

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在保障人民享有和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还没来得及为权利的到来欢呼，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常常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迷失了自我，在娱乐化、低俗化的新闻中痛苦挣扎。

一则“香蕉致癌”的传言，在部分媒体以讹传讹的推波助澜下，致使海南的蕉农损失惨重，消费者也陷于恐慌之中;一则“纸馅包子”的虚假新闻，更是在社会上掀起了巨大波澜。一条假新闻，对媒体人而言，也许只需敲几下键盘，却会在一瞬间造成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恶果。

在市场经济和现存的媒体经营管理体制下, 媒体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绝不能成为媒体忽视自身社会责任建设的理由。我们不能让经济利益腐蚀媒体的“话语权”，那是自掘坟墓!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曾说过，一个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自己一样卑劣的民众。

那么，中国媒体该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

前不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为媒体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一个睿智且负责任的媒体，总会体察民意、顺应潮流，总会善于把握社会脉搏、研判时局走势，总会提出关键命题、做出核心引领。

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必然反映公众心声，代表公众良知，引领社会风尚，维护社会秩序，滋润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

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媒体的生存之道，也是媒体长远发展之道。

媒体应是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良知的守护者。作为社会公器，它反映民意，传达民众声音，为公众提供话语平台。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载体"，媒体绝非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家和人民。媒体的生存依赖公众的支持。因此，不管媒体发展到哪个层次，其核心都应是民本取向，是民生情怀，是民权代言。媒体同时也是社会"良心"所在，它应该向公众传递民主、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理念。

媒体应是舆论的引导者。信息的狂轰滥炸、信息意义的消解、文化的娱乐性包装，时常让受众掉入柯勒律治(英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所说的“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汪洋大海，人们不知该游向何方。新闻媒体不仅应以其特有的视角和特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报道、解释和分析, 还应以其正确价值观影响和引导社会及公众。应该正确传递各方声音，起到公众与政府互动的桥梁作用;应该传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承者的功效;应该继承、扬弃、整合和创造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社会大众的精神操守，提升民族文化的层次和品位。

媒体的舆论引导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更是媒体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需要智慧的、合情理的舆论引导，更要合法和合乎真民意的舆论引导。

媒体也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促成了我国收容制

度的废除;对黑砖窑事件的揭露，促使全国范围内掀起整治非法用工风暴……这一切充分显示了舆论监督的功效。媒体监督也推动了政府的制度建设不断向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媒体监督还是反腐的利剑。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从网民予以曝光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只用了短短11天，政府官员公款出国游、被停职的过错官员低调复出等问题经媒体披露后，最终在公众的关注下得以查处。

社会的发展需要媒体的参与和建构。媒体是号，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量;媒体是剑，为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媒体是手术刀，割除社会毒瘤、医治社会痼疾。新媒体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为具有媒体性质的发布者，这就需要更多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人参与到媒体建设中来，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们坚决反对以反“媒体审判”之名，行抵制舆论监督之实的行为。从法律上保障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正当权力，无疑将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媒体自身更要做好自律。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更加美好的媒体未来和国家未来。

人民日报社论

09月30日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胜利前进

——热烈祝贺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

喜报传人间，花香满乾坤。在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中华大地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自强不息的奋斗，留给当代中国人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56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辽阔的中国国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诞育、发展、交融，合力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建设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历史。

60年前新中国的诞生，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翻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回首60年，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历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经验弥足珍贵。6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民族工作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工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民族工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大力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日益深厚牢固，为我们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战胜国内外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基本保障。6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不动摇，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不动摇，坚持维护祖国统一不动摇。归结到一点，就是必须坚持一切从我国民族问题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事实雄辩地证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是成功的，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些实践证明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并不断加以完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国发展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重大的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就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继续把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只有切实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使56个民族拧成一股绳，才能不断形成实现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强大力量。为此，必须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奋力开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紧紧围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的主线，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我国民族问题实际，既坚持和发扬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推进制度创新、工作创新、方法创新，突出群众性、实践性、时代性，增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感召力、亲和力、影响力。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积极性，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民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培育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公民道德准则和社会文明风尚，形成促团结、保稳定、增和谐的强大合力。要认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表彰活动，善于发现典型、总结典型、弘扬典型，使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先进事迹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充分发挥各类先进典型作用，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教育群众，带动各族群众积极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要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人才，建设一支政治上跟党走、群众中有威望、工作上有实绩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强大的组织人才支撑。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完善民族工作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族工作责任制，加强民族工作部门建设，推进民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提供根本保证。总之，要通过全党全国不懈努力，努力使民族工作更加有效、民族关系更加和谐、民族团结更加巩固，形成促进祖国繁荣昌盛、维护祖国统一安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磅礴伟力。

历史和现实深刻昭示我们：团结统一，是各族人民之福;分裂**，是各族人民之祸。对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为新的起点，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来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灿烂。

10月01日 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60华诞。

6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彪炳史册的历史时刻，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标志着我们伟大祖国从此告别落后屈辱走向繁荣富强，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迈向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60年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引领当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我们伟大的祖国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

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社会主义中国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探寻出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道路。共和国60年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60年团结奋斗，我们将几代人矢志追求的现代化梦想和民族复兴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站起来了”到“举足轻重”。中国的国力从来不曾如此强大，百姓的生活从来不曾如此富足，亿万人民的精神面貌从来不曾如此昂扬奋发。共和国60年辉煌历程和光辉业绩，铸就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丰碑。

振兴中华，赶上世界潮流，使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纵观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中国的60年，前承几代人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后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变革与创新，凝结着亿万中华儿女一个多世纪以来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开创了现代中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灿烂前景。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间，中华民族走过了历史长河中最为屈辱的一段。抵御外侮、变法图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面对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悲惨境遇，中华儿女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进行了反压迫、反奴役、反侵略的英勇斗争，书写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悲壮一页。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勇敢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神圣使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几十年艰苦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家民族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使中国人民走上富裕幸福的康庄大道，使社会主义中国更加自信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新中国60年光辉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创举，是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变革。60年光辉历程，凝聚成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光明未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的伟大目标。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大势，面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风险，我们肩负的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面临的考验复杂而严峻。我们走过的60年征程，只是民族复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居安思危，永不懈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我们才能承续无数先辈英烈们所开创的伟大基业。

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活力的时代，一个开拓未来、创造历史的时代。目

睹我们国家沧海桑田的巨变，亲历中华民族迈向复兴的航程，时代给予我们光荣与梦想，更赋予我们责任与使命。迎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崭新篇章。

10月16日 谱写体育新篇 展现时代风貌

——热烈祝贺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

今天，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在济南隆重开幕。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全国各族人民刚刚以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齐鲁大地又汇聚一万多名生气勃勃的体育健儿，用拼搏与奋进谱写我国体育事业新的华章。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后我国举办的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第十一届全运会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的一次大练兵，是对我国体育发展整体水平的一次大检阅，是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发挥体育综合效益的重要平台，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参与体育、享受体育的又一个盛大节日。

今年是全运会创办50周年。半个世纪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全运会作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鲜明标志，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导向与杠杆作用。全运会是推动我国体育运动水平提高，实现奥运会成绩跨越式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为奥运争光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有力促进了我国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更加深入人心。全运会的社会功能和多元价值日益彰显，充分展示出综合性运动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群众性。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51枚金牌，取得空前佳绩。回首过去的辉煌，成就鼓舞人心;展望未来的蓝图，百尺竿头更进。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发展体育事业的期望不断提升，这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与此同时，新的发展环境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体育事业发展的活力在于改革和创新，积极面对挑战，勇于探索和实践，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努力开创我国体育事业的新局面，全运会肩负新的使命。在深化改革中进步，在不断创新中传承，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将改革创新与体育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全运会大有可为。

“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第十一届全运会的主题口号生动体现了时代风貌。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征程中，体育所承载的意义和作用不断丰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运动健儿在场上奋力拼搏、摘金夺银;志愿者们无私奉献，引领社会新风;场馆建设与城市发展协调一致，更好发挥体育设施效益。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享受到全运会带来的各项成果，全运会必将增添更动人的风采。

在筹办第十一届全运会的四年多时间里，山东省秉持“开放办全运、创新办全运、节俭办全运、文明办全运”的思路，为全运会搭就了新的广阔舞台。山东省举办赛事的各城市高度重视开发体育赛事的综合功能，统筹谋划，精心布局，努力创造多元效应，为将全运会打造成集体育、经济、文化、环境等为一体的大型公众活动做了充分准备。第十一届全运会将成为展现山东人民奋发进取精神风

貌的窗口，也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鼓舞下，来自全国的运动健儿们跃跃欲试，全运会是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一座舞台，也是迈向更高远目标的一级台阶。相信各代表团的教练员、运动员一定能够自觉维护良好赛风，严格遵守赛会纪律，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确保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新收获。今日的成功预示着明日的希望。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中，第十一届全运会将写下新的辉煌，绽放夺目光彩。

我们预祝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圆满成功!

人民时评

10月12日 司法如何面对舆论“陪审团”?

郝 洪

与其要求媒体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坚守中立，公开、公平、公正地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饱受争议的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拣金案”画上句号——10月10日，公安机关把一纸“撤案决定书”交到梁丽手上。此前，300万元金饰的失主曾明确表示不会追究梁丽的责任。这意味着梁丽不再因“拣金”而被法律追责。

不过，有关“拣金案”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拣金”行为的法律性质，另一则是媒体在此案件中是否有越位之嫌。对于正逐步完善的中国法治而言，这两个方面的争论都有现实的必要。而后者，则更具现实意义。

有人说，这是媒体的胜利。与此前一些媒体密切关注、舆论广泛参与的案件相类似，媒体自始至终都是“梁丽案”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很多时候，它们成为与司法对话的舆论“陪审团”。

“梁丽案”一年间，在司法沉默、专家激辩的情况下，媒体报道成为民众对“梁丽案”进行法律、道德判断的基本依据——梁丽困顿的家庭背景，梁丽身染重疾，梁丽是否会获得国家赔偿„„从媒体关于此案给梁丽及其家庭所带来的令人同情的遭际的报道中，民众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场。

在“梁丽案”上，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判断，我们无从知晓。但倘若就此总结为是媒体的越位，这恐怕并不公平。毫无疑问，法律是神圣的，但法律从来不会自命神圣，而拒绝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公平地审视具体的案件，达到合情合理的结果。关键在于，司法机构如何避免受舆论影响，如何在汹涌的、有倾向性的舆论中坚守自己的判断，如何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保持客观公正。

的确，在一些案件报道上，有些媒体出于市场化、功利化的目的，不顾案件事实，道听途说，夸张细节，干扰司法程序，甚至用愤怒的情绪取代理性的思考，用道德的判断代替法律的分析，这都需要媒体自省，更多地变“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媒体没有司法权，它虽然可以对案件发表评论，但它能否影响司法，则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是否采纳其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要求媒体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保持中立。无论是“梁丽案”，还是此前的一些案件，都在启示我们，对任何案件的处理，司法部门都应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既要勇于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及时公开透明地公布信息，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同时更应该保持自身中立，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地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0月13日 网络监督如何更有力?

刘志华

作为群众监督新形式的网络监督，无疑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新的渠道，也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

近日，备受关注的“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受贿案一审宣判。周久耕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周久耕的落马，网民功不可没。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位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抛出了“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将进行查处”的言论，激怒了广大网友。在网民随即展开的“人肉搜索”中，周久耕抽天价烟、戴天价表、开名车等一系列问题被曝光。

从一张照片揪出一个贪官，这是一个典型案例，也再次引发了我们对网络监督的思考。

近年来，在中央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要求鞭策下，各地反腐倡廉工作抓得很紧。我们有诸多反腐的规章制度，有些条文的细致程度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而“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群众监督新形式，借互联网人多力量大的特点，携方便快捷、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

当然，网络反腐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与体制内监督力量有效对接。无论网民们的声势多么大，也只能起到线索提供和舆论压力作用，最终仍然需要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介入才能进一步查清事实，追究责任。这些权力机构对于网络监督的态度、网络举报的响应度如何，往往发挥关键作用。现实中，每件网络举报腐败案件的查处，无一不是这种有效对接的结果。今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将网络列入新的举报渠道，也正是要在制度上保证这种“对接”。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方面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完善自上而下的监督;另一方面也必须进一步加强来自群众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群众监督新形式的网络监督，无疑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新的渠道，也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作用。

在肯定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正视这种监督的尺度，谨防网络监督变成“网络暴力”，特别是网络“人肉搜索”可能导致的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对于监督者网民来说，需要树立这样的理念，网络监督不是非理性宣泄，同样需要遵守现实生活中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对于被监督者党政干部来说，必须树立这样的理念，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有接受群众监督的义务，只有那些对自己行为“不自信”者，才害怕网络监督。而网络监督的力量，也正来源于此。

10月14日 由温总理的坦诚说开去

李泓冰

温总理如此坦诚，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鲜活的榜样。让孩子们从此记住，科学是严谨的，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10月13日，一条更正消息迅速传播开来。

温家宝总理为自己在北京第35中座谈会发言中关于岩石分类的说法，郑重致信新华社总编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有网友这样评价：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份真实、一份真诚，一种光明。

一次发言，一篇文章，偶有记忆误差，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温总理如此坦诚，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鲜活的榜样。让孩子们从此记住，科学是严谨的，知识面前人人平等。

同样严谨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不久前中国地图出版社在其网站发布的声明。温总理在座谈会发言中，曾对地理教材的华北分区质疑，认为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是错误的。出版社则认为：自然地理概念中的“华北地区”，应该包含陕西、甘肃、宁夏的一部分。

出版社并没有因为总理位高权重，就奉为圭臬，而是作出说明。这是一种基于科学认知的讨论。对总理而言，探究真理，不唯书;对出版社而言，阐明知识，不唯上。两者都令人感佩，让我们闻之欣然，为之振奋。

耐人寻味的是，不少网友对温总理更有惊喜。所“惊”者何?多半是因为这样的更正和道歉，还较为鲜见。

在“华南虎照真伪”事件中，网友迅速指正伪照，而有关方面还原事实真相，却要长达8个月，欠公众的，就是一个诚恳的态度。

在某些人看来，领导永远是对的，仿佛成了一条铁律。其实，人无完人，领导同样如此。有的人，有错不认，还千方百计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前一个错误，这并不鲜见。对照温总理如此坦诚、豁达，有些人应该汗颜。

在有的人看来，官员不能向百姓认错——谁地位高，谁就正确，成了天经地义。国庆前夕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针对此种状况，拿出了两把“手术刀”：党建走科学化之路，党内树民主之风;并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

有网民建议，温总理要求更正并向读者致歉这段佳话，以及与出版社的友好讨论，可以进入中小学生思想品德课的案例教学。这是个好建议，有助于让孩子们从小树立科学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民主务实作风。

10月15日 别让“加分通道”损害教育公平

姜泓冰

别让各种加分通道，将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良策，异化为对教育公平的伤害

取消，还是鼓励?这是一个问题。日前爆出的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南赛区复赛泄题传闻，再一次将“竞赛获奖加分”的问题推到了教育界面前。

这一场复赛里，郑州一所中学的考生独占了前20名中的16位，且整体分数之高甚至大大超出多数传统的竞赛优胜省市。尽管校方作出了“学生素质高、老师水平高”的解释，主办方得出了“未发现泄题证据”的结论，但都难以打消人们的怀疑和非议。

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黑幕”传闻了——参加奥数竞赛的小学生一出考场便快活地大声向父母报喜：“10道题里有8道是老师昨天刚让我们做过的”;一个未受足够科研训练的青少年，陡然发表了高深的专业论文，或者捧出了惊人的科技发明作品，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家长的专长;家长们交流信息，时时可以听到议论：“某某比赛得奖不稀奇，花多少钱就能搞定一张证书”;网上甚至有竞赛获奖者亮出亲历记，感慨：“真的很黑!”

“黑”，缘于这些竞赛和证书，直接关联着获得加分、推荐录取上大学的机会。几大学科竞赛的全国奖项获得者，将被保送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虽然有研究者说，每100万人中间，适宜于参加这种智力挑战竞赛的人只有10来个。但总有无数家长、学校使尽浑身解数，或做魔鬼式训练，或走旁门左道，要让孩子走通捷径。泄题与作弊的买卖交易因此而有了市场，权力与金钱的滥用无孔不入，出尽洋相。

是取消竞赛获奖的加分，还是鼓励大学不惟高考分数、多多招收有学科专长和兴趣的优秀学生?近几年，有关高考加分、招收特长生等政策饱受争议，竞赛丑闻又雪上加霜，让竞赛与升学脱钩、人人“裸考”的声音渐起，光是今年初，教育主管部门就为了是否取消实行了十多年的竞赛高手们的保送资格而征求意见，欲行又止。

相对于各个地方五花八门、随时变更的非智力性的加分“土政策”，各类全国性竞赛算得上是高考之外，最难于作假舞弊的人才选拔途径。然而，举国皆“奥”、变本加厉的培训，对广大青少年生命和创造力的戕害，加上权钱交易的污染，都足以让人警惕——别让各种加分通道，将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良策，异化为对教育公平的伤害。

不可否认，这些年里，在自身发展需要和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中国教育界作出过许多改革的探索努力。但在社会弥漫的浮躁、功利化氛围里同样需要警惕，每一步新的变化与努力，是否会沦为新一轮不公正的教育资源抢夺机会?

如何滤去急功近利的躁动，如何防范权钱交易的浊流，保证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稳健脚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10月16日 征信管理，打铁尤需自身硬

毕诗成

征信方面的法律既要监督公民失信行为，又要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保护公民权益，两方面不可偏废。

诚信是社会公德的重要规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让有信者走遍天下，让无信者寸步难行，这是人们的善良期待。而建设诚信的社会，尤需建设维护社会诚信的制度。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有消息称，电信用户缴费信息、居民水电煤气等缴费信息，都将逐步地被纳入征信信息，失信者将受到必要的约束乃至惩戒。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意见稿的时候，人们也把目光投向征信机构的监管、运行与规范。人们担心，如果不对征信机构与征信程序加以强有力约束，任其单方面“记账销账”，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征信管理很可能变质、变味。

照人先照己。征信机构要给公众打分，那么谁给它打分?征信机构要评估公众信用，谁来评估它的信用?诚信是相互的，征信工作的操作者首先要有诚信，老百姓才能服从“管理”，这是基本常识，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民众还不是很放心。

比如，一些部门在涨价时常常不搞听证会，有的即便搞听证会，也屡屡操纵代表;比如，一些电信部门的霸王条款雷打不动，每年都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焦点;再比如，有些银行一边在建立征信体系，一边却经常失信于民，关于房贷利率的调整朝三暮四„„如果让这些大家说起来就“愤愤然”的机构来掌控公众的信用度，人们的心里怎能踏实?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人们守信用，征信机构首先得有信用。

而对征信范围如何规范，也值得认真思考。有人说现在的征信系统像个筐，啥东西都能往里装。先是信贷项目，接着是水电气等民生项目，又要搞电话费、手机费项目，有的地方还把窃电、税款赖账、市民醉酒驾驶、闯红灯等通通纳入。当征信项目泛滥开了、防不胜防的时候，“失信”就没了羞愧感，征信系统难免就要扭曲变形。所以，哪些信息可以纳入采集范围，一定要有严格审查，七七八

八、林林总总的“搭车”，只能让征信系统一上场便超载行驶，难行久远。

此外，目前的征信活动许多是建立在权利不对等基础上的，征信机构享有诸多特权，被征信主体却少有权利。正因如此，九成网民呼吁征信机构要履行提前告知义务，避免稀里糊涂“记黑账”;也正因如此，很多法学家呼吁，要给当事人提供异议和申辩机会，在“污点”消除方面有清楚规范。这些基于法律平等地位的诉求，必须通过公开、透明、清晰的程序安排得以保证，以免给未来派生一大堆遗留问题，陷入无尽的扯皮当中。

经验表明，社会管理最忌单纯的“眼光向下”，光盯着老百姓，却缺乏对管理者的规范。征信方面的法律既要监督公民失信行为，又要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保护公民权益，两方面不可偏废，这是立法的基本立场。唯有权力受限，权利对等，漂亮之花，才能结出良善之果。

10月19日 钓鱼式执法，危害猛于虎

吴 焰

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17日，人们听到了上海市政府对“钓鱼式执法”的回应：“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然而，这样的表态，并没有平息人们一个多月来的质疑。因为这个回应，仅仅是政府对媒体报道“个案”的表态，而事件的性质却远不止于此。

早在9月上旬，上海一位“好心搭载胃疼陌生人”的张军，就因不服执法大队据此认定自己非法营运的处罚，坚持“讨公道，要清白”，并认为执法部门是在放出“鱼饵”、设计“圈套”取证并陷害自己“非法营运”。

随着越来越多相似的案例浮出水面，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譬如在上海一个区就发现有千余名疑似执法部门雇佣的职业“钓饵”;譬如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款高达5000多万元„„人们质疑，这是执法者在“非法执法”，而其后果，比这还要严重的多。

“黑车”的最大恶果，是扰乱正常的出租车市场秩序，但包括“钓鱼式执法”在内的“非法执法”，则不仅麻痹和摧毁着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更可能摧毁人们向好行善的价值追求。3年前轰动全国的南京“彭宇案”中，那位好心搀扶老太太的青年彭宇被认定为肇事者，至今让人沉痛;现在，这位“好心载了病人”的张军也被指为非法营运，再次让人产生“好人做不得”的寒心。如果连普通人的善举都被断为“别有企图”或被“定罪”，那么，即使“非法营运”现象不再，这样的代价，岂不更为巨大?

这些质疑与不满，已经触及到政府形象，威胁到社会道德的培养。人们期待的，不仅是个案的处理，更希望有关部门对这一执法手段本身彻底调查，公正公开处理，及时公布结果，使对整个社会心理的破坏力降到最低。

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对此先是失语，后是逃避、推诿，以“不说话就是最好的表态”来回应——直至14日发生的浦东一位涉嫌非法营运司机自断手指、以证清白的事件。它使人们担心：百姓对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难道只有通过“开胸验肺”、“自断手指”，才引得起“高度重视”吗?

作为一个现代的、法治的、民本的政府，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并从质疑中查找工作漏洞和缺陷，往小里说，是其自身义务和工作制度;往大里说，是一种维护和加强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如果对一些非法行为——尤其是政府部门的非法行为，以一种不痛不痒、置若罔闻的态度，任其滋生泛滥，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社会的公德意识都将大受损失。

10月20日 体育，也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何 勇

正如经济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一样，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型，也需要科学的政绩观来引导，指挥棒转变是根本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正在山东精彩上演。

在全运会开幕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对体育战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希望：“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不断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努力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历史记录下了我们的坚实足迹：从1984年许海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跃居金牌榜第一;从获得金牌后的举国欢腾，到向“失败者”致敬，中国人的体育观念悄悄发生着转变。

当前，中国体育也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节点。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认为，“现在是中国体育转型的最佳时机。”

当十一届全运会美轮美奂的开幕式呈现在国人眼前;当如意火炬以充满想象、精彩异常的方式被点燃;当“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的理念一次次唱响，对体育内涵，我们有了新的感悟：它不仅仅是场上一次次激烈的争夺，不仅仅是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和超越，更是百姓幸福快乐的源泉之一，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以这个理念，以群众的期望，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来衡量体育，确实还有不少差距。正如经济需要转变增长方式一样，体育也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这种转变，并不是不要竞技体育，放弃奥运金牌，而是要在保持竞技体育优势的前提下，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由“政绩体育”，转向民生体育;一手抓竞技体育，一手抓群众体育，最终实现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目标。

应该说，从体育人口比例、体育产业、竞技体育影响力三个方面来判断，我们和世界体育强国相比，差距不小：我们参加正式体育运动、进行体育消费的体育人口还不多，国民的体质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还没有像耐克、阿迪达斯那样的体育装备品牌，没有形成体育产业链;奥运会金牌也多分布在举重等“小众”项目，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三大球、田径、游泳等方面，还比较薄弱。

看到差距是为了缩少差距。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型，需要科学的政绩观来引导，指挥棒转变是根本。要下决心改变对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衡量标准，给体育管理部门松绑：从单纯的奥运会、全运会金牌数量考核，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并重，摆脱“20枚银牌不如一枚金牌”误区;金牌数量、全民健身、群众体质、体育产业，综合考察，全面考核。

10月1日起，《全民健身条例》已经实施。这是个契机，也对各级政府提出了要求，从以人为本的高度，把公共体育服务作为政府基本职能，增加投入，多建些质优价廉的体育场所，早日解决群众健身需求和社会体育资源之间的突出矛盾,让工薪阶层、普通群众能走进体育场馆，充分享受体育带来的健康和快乐——这才是造就体育强国的根本。

10月20日 激情汇聚复兴的动力

盛大的阅兵仪式，壮观的群众游行，激情的国庆之夜，展现了新中国的辉煌历程，呈现了新中国的雄厚国力。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一切，让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民族、一个年轻国家所具有的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外国媒体的报道说，“庆典展示了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展示了这个国家全民团结一心的凝聚力。”

“全国各族人民都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进步感到无比自豪，都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讲话，反映了各族人民共同的心声。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高度的对共同理想认同，国庆盛典激发出亿万人民心底的自豪，汇聚成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长久留存于我们的记忆，焕发出无穷的力量。

国庆庆典，让人们回忆起60年艰苦创业的光荣岁月。“铁人”王进喜为压井喷，跳进灰浆池挥舞双臂搅拌灰浆，定格了革命建设年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激情;“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诠释着改革开放年代“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豪迈;800万干部群众、36万人民子弟兵，构筑起洪水袭来时的千里长堤，诉说着伟大的“九八抗洪精神”;地震后的废墟，奥运会的赛场，“汶川一代”、“鸟巢一代”，让“抗震救灾精神”和“奥运精神”，闪烁新时代的光彩„„60年来，亿万人民的奋斗和坚守，几代建设者的探索与奉献，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爱国的激情，铸成新中国一脉相承的精神谱系，绘就全民族万众一心的精神底色。

一个国家的崛起、一个民族的振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美国建国初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德国战后重建时期„„莫不因其极富内聚力的精神而托举起腾飞的翅膀。中国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和坚强毅力。

激情化为理性，才能保持长久的热度;精神变成行动，才能催生前行的动力。我们应看到，60年的辉煌成就，来自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来自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自一种伟大的精神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情之后，冷静审视，我们更应做到，在欢庆共和国生日，共享中华民族荣光之后，需要升华爱国之情，激励报国之志，把爱国热情释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转化为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下一个60年，请看我们共和国新一代!”庆典之后，年轻一代在网上写下自信和豪迈。走过60年，中国站上新起点。未来道路上，更繁重的任务要完成，更伟大的使命在召唤。让我们传承几代人不懈奋斗凝聚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时代精神，沿着新中国60年艰辛探索开辟的中国道路，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0月21日 基层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陆

侠

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冲突背后的合理诉求，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暴力表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10月17日，湖北石首市人民法院对不久前发生的石首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作出一审判决。涂晓玉等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处有期徒刑、有期徒刑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此前，石首市委书记、石首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已被问责、免职。

石首骚乱是发生在基层的严重街头冲突事件，其教训值得深刻记取。6月17日晚，永隆大酒店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当地公安机关认定为自杀，但死者亲属不服，停尸酒店，引起数万群众围观，直至发生堵塞交通、焚烧酒店、对抗警察、损毁警车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在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凸显，城市的职工下岗、高校毕业生就业、企业改制、劳资纠纷、房屋拆迁、市容管理等，农村的土地流转、厂矿环境污染，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尽管每个群体、每个人都可能有种种缺憾和不满，但13亿人同舟共济，闯过激流险滩是大局。每个公民都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社会稳定，在法律和制度的轨道上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理性地维权。面对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屡屡出现的极端行为，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冲突背后的合理诉求，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暴力表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行为。

各种群体性事件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利益协调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中，政府负有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责任。要切实解决民众的民生困难，跟踪分析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和环节，特别是体察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拿出过硬措施认真整改，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正如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在石首骚乱后与当地基层干部群众座谈时所言：一个地方不稳定，当地群众的损失最直接。没有人管，没有人问，矛盾就会越积越多，怨气就会越来越大。

如果平时对民众的怨气麻木不仁，对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不力，一旦出现激烈对抗，政府失语、妄语，听任谣言传布，主要负责人不敢到群众中直接对话，除了把警察推到第一线找不到更低社会成本的维稳措施，甚至仓促间作出不规范的承诺，将会透支政府权威，消解政府的基层管理能力。在政府和司法等公权救助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民众表达和私力救济的尺度，其合法性认定和违法行为的遏制，将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问题。基层政府需要认真研究，大力推动政务透明、民情上达和司法公正，正如周永康同志所要求的，矛盾到来时“勇于承担责任”，坚定地取缔暴力，维护社会秩序。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都是着眼于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能力。基层是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和党政干部要认真领会中央精神，在果断处置各种突发事件、保一方平安时，朝夕厉惕，奋发有为，在把握社情民意、进行舆论引导、响应民众诉求等方面，推进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更好地履行维护社会和谐、促进科学发展的职责。

10月22日 “钓鱼式执法”，还需继续回应质疑

范正伟

备受质疑的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近日有了明确回应。

继10月17日之后，20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再次回应舆论质疑，并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当一个普通执法事件演变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钓鱼式执法”的真相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基本信任，也关系到一级政府的公信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的积极应对，无疑值得赞许。

然而，这种回应似乎还需更进一步。针对这些调查结果，人们仍有许多疑惑。比如，如果不是“钓鱼式执法”，为何在“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事件中，乘客叫孙中界停车之后，上来就拔车钥匙并死死踩住刹车，所有动作都相当老练?为何这名“有正义感”的乘客踩住刹车后，执法大队30秒之内就能赶到，难道这只是巧合?

再比如，被疑“钓鱼式执法”的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面的一个执法大队，调查者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俗话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这种有悖“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法官”常识的调查，如何做到取信于民?

不是公众不相信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从西安“宝马彩票案”，到武汉经适房摇号事件，近年来在不少事件中，公众的质疑往往在最后得到了印证。正因如此，对“钓鱼式执法”，更需有关部门以恪尽职守的担当，进行更主动彻底的调查，拿出更令人信服的证据，这既是回应舆论质疑，给公众以真相;也是树立政府公信，证自己以清白。

作为成本低、见效快的社会监督，舆论监督一方面表达着人们对一些事件的质疑，但同时，正如一位领导干部所言，“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正全力筹办世博会的上海，为构建一个文明和谐的上海，全市参与不遗余力，继续对“钓鱼式执法”进行彻底调查，无疑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个促进文明上海生长的契机，一个展现和谐上海面貌的契机。

对于上海有关部门来说，如果能通过对“钓鱼式执法”的彻底调查，推动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推动程序公正和人性执法的步伐，推动权力对权利的尊重维护，推动对政府公信力的修复重建„„那么这场沸沸扬扬的“钓鱼式执法”事件，就会有一个积极的结果，也是向文明上海的一种迈进。

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通过介入这场质疑和讨论，通过与执法部门的良性互动，实现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参与对社会信任的构建，增进对政府部门的信心，那么这场耗费颇多社会成本的争论，应当是对社会进步的可贵推动，也是向和谐上海的一种进发。

“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接受人民的监督。在我的脑子里，有群众欢乐的笑容，也有他们焦虑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对政府的期待。”几年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这样说，人民的质疑就是人们的要求，人民的监督就是人民的期待。据悉，10月20日浦东新区政府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在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的初步核查结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衷心希望，这次调查能够真正化解群众的疑虑、满足人民对政府的期待。

10月23日 “关闭网吧”与“保护网民”

单学刚

这些天来，随着当地大多数网吧陆续恢复经营，一度占据媒体视觉中心的山东冠县“关闭网吧事件”渐已淡出人们的视线。

然而，在这一事件中，关于网吧的“管”和“关”、关于公共治理的“堵”与“疏”，关于行政权力的“尺度”与“力度”，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从今年7月29日起，山东冠县县城几乎全部的网吧都因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清理”而被关闭，一时间，“全城无网吧”的“奇观”将这个鲁西小县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们之所以继续关注这一事件，是因为，作为一个网民超过3亿、网吧超过10万的网络大国，如何加强网吧管理、构建网络文明，一直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央有关主管部门也已先后出台了多项有关网吧行业的管理办法，网吧从安全性到日常管理都已逐渐规范化。

不可否认，某些网吧仍然存在着诸如网民浏览不健康信息，过度沉迷上网聊天、游戏，甚至利用网吧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等问题，这给网民，特别是年轻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继续加强对网吧的管理是必要的。

但是，“管”绝对不等同于简单的“关”。冠县简单地把网吧行业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网吧本身，对所有网吧一概实行长时间关闭整顿的做法，实质上是推卸和转嫁管理责任，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恰恰暴露了其平时在网吧管理上存在的严重缺陷，以及遇到问题后在管理思维和处置方法上的陈旧保守和简单机械。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网络除了休闲娱乐功能之外，也是群众了解新闻和通信联络的必要工具，更是公民正当表达和政府倾听民意的重要渠道。冠县县城长达两个多月的“无网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惰政”，是政府对公权力的过度使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侵犯。

在各级党政机关日益重视网络民意的大背景下，如果堵塞当地群众通过网络沟通联络、表达民意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堵塞了政府倾听社情民意的通道，从而削弱了政府与网络民意实现良性互动的基础。如果真如冠县所言，封闭网吧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且不说这种因噎废食的“保护”手法能否奏效，从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而言，这样的“保护”不仅缺乏政治逻辑，而且缺乏执政智慧。

冠县县长已经对媒体坦言，关闭网吧确有“操之过急”之处。“当你看到每天早上五六点钟，网吧业主拉开卷帘门往外放孩子的场景，就会觉得我们这么做并不过分，不对网吧进行管理对不起老百姓”。这些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是平时不作为，问题严重了再为“保护未成年人”将网吧一概关闭整顿，这恐怕于情于理都不是什么“大好事”。

事实上，严格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等网吧管理措施已实施多年，管理部门只要在日常管理中始终严格落实有关规定，督促网吧业主规范经营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网吧行业也完全可能健康地发展。全城网吧关闭，冠县不是第一起，希望其他地方都能从中吸取教训，使网吧管理走上制度化之路。

10月25日 为"校长离开官场"叫声好

王汉超

据《人民日报》10月21日报道，江苏睢宁县取消中小学校长行政级别，竞聘上岗，上岗校长独立“组阁”，有权任命副校长、教导主任等“阁员”。如对校长不满，十名教师联名即可激活弹劾程序，全体教师投票，不称职票过半予以弹劾。

睢宁这场“校长改革”触动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谁授予的权力，就对谁负责。上司任命的校长，要对上司和自己仕途负责。选票产生的校长，必然要对与师生切身相关的事业负责。两相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教育一旦成了提拔升迁的垫脚石，学校一切工作的重心就成了“政绩”。并非说有行政级别的校长“官瘾”大，而是身处级别，你的一切工作必须得到上面认可才算产生了真实的效果。身处官本位之中的校长心里又岂能没有苦衷!

校长身在其位，不得不这么做，然而教育被称为“百年大计”，一朝一夕之间如何评估?说到底还是立竿见影的“政绩”来的省事。政绩可以是一堆堆汇报材料，也可以是一串串升学率就业率，却不会是货真价实的素质教育。教育问题历来被广为诟病，温家宝总理也在10月11日播发的《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中沉重发问，“为什么社会上还有那么多人对教育有许多担心和意见?”

教育问题方方面面，但显而易见，行政级别鼓励校长成为官员，而不是成为教育家。官员的职责是产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而教育家着眼发掘人才潜力，那是短期看不见、摸不着的深远效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就把教育的指挥棒交给教师吧。教育关系的是亿万个体的人生路，而这亿万个体人生路是否走好预示着未来的国家路、民族路。这不是一句空话。

“政绩”本来是搞好教育的手段，在官本位的运作中，却成了搞教育的目的。让教育脱离官本位，让教师用选票决定教育的方向，让校长从做官变成做事，就是让教育回到他的本来面目上。为捆绑在官位上的孩子们舒口气，为“校长离开官场”叫声好。

10月26日 专用采访证，舆论监督还是监督舆论?

侯尧杉

这些天来，广东东莞市委宣传部起草的一份文件，引起广泛关注。

这份下发到各镇街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媒体记者从事采访活动须持有当地宣传部发放的“专用采访证”，采访证采取年审制度，每年年初核发新证，“对于违反规定的记者，可能被收回专用采访证，特别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尽管文件明确规定了各镇街、各部门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的具体措施，对新闻媒体有许多友好的表示，但仍然招致广泛批评，以致东莞市政府新闻办不得不于近日作出说明和修正。

翻看这份文件，应该说，至少从字面意思看，东莞市对于新闻媒体的态度是积极和友善的。问题在于，与这些积极友善的态度相配套的一些措施和规定，有不少值得商榷甚至质疑之处。

以“专用采访证”为例，我们都知道，在我国，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采访活动的合法凭证，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颁发的记者证，如今又来一个“专用采访证”，用意何在?如果说是为了保护采访权，今年的新版记者证里已经首次标明，“各级人民政府应为持本证进行采访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便利和必要保障”。莫非国家主管部门的规定不如东莞本地的规定管用?这在道理上有些说不通。

道理上说不通，人们就难免往另一些方面想。由于“专用采访证”的审核由当地政府负责，新闻记者的采访资格也就控制在当地政府手里。当地政府本来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对象，现在却掌控了媒体记者的采访大权，会不会变相地对媒体进行舆论监督设置障碍?当政府作为与公众舆论发生冲突时，这个“专用采访证”赋予的权利是会推动舆论监督发挥作用，还是会站在政府角度监督舆论?

现在东莞方面解释说，“专用采访证”专门应用于专业性强、规模较大的全市性会议，不限制一般性的日常采访。这是一个进步。但也应该看到，文件同时规定，对重大会议、活动报道严重失实的记者，年审时可能被收回“专用采访证”。这一规定仍然是有漏洞的。新闻事实是一个持续报道和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不是捏造事实和恶意诽谤，媒体有权进行更正与解释，而且报道是否严重失实而危害公共利益，需要严格的司法程序认定，不能由作为被监督者的政府说了算。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征求意见稿”，确实还需要继续广泛征求意见才好。

当前，党和政府大力倡导政府信息公开，提倡媒体舆论监督。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日前在南方日报社考察时说，“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与新闻舆论部门的联系，重视新闻舆论部门的声音，注意给新闻舆论部门出题目、下任务，积极为新闻舆论部门解决问题，撑腰打气。”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要想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舆论几乎已不可能。只有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舆论，顺应民情，改良政务管理，而不是给媒体发什么“专用采访证”，才是消除不和谐声音、化解不稳定因素最有效的办法。

10月27日 “权力”尊重“权利”的上海样本

陈 琨

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的处理虽然一波三折，仍然值得称道

浦东新区政府当众认错，闵行区政府撤销此前不当的行政处罚，上海市政府要求“坚决取消”、“立即纠错”、“高度透明”——26日上午，当“断指司机”孙中界为了这个“清白”的终于归还而当众落泪时，一个多月来，一直为“钓鱼式执法”而关注、质疑、义愤的公众，也终于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

孙中界等来清白，花了12天。这12天，很漫长——因为每一日，对这个先是被执法部门施放“倒钩”给予处罚、后自断手指也没能讨个说法的人来说，简直度日如年。

但人们不会忘记，当年“虎照”事件，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己那点“脸面”，竟然迟至8个月之后，才公开回应，承认有假。而此次上海的处理，从10月14日事发，到20日浦东相关部门草率作出“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结论招致更多公众质疑后，上海立即组建多方人士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展开独立调查，并迅速将结果公之于众。无论是回应的层级、速度，还是后期调查的方式、对调查结果的态度，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错必纠”的政府，看到了一个“敢于负责”的上海。

这起公共事件，有理由成为一个政府行为与公民权益的互动样本。

这样本，是关于执法者与管理者在今天究竟该如何推动程序公正与人性执法的管理思路。为了达到某种管理成效，过去，我们常常忽视成本、手段甚至是对社会心理的伤害。事实上，类似“钓鱼式执法”，不独上海有，也不独交通执法部门有，它既是长期以来某些部门与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所致，也暴露出贫瘠的民本思想。“钓鱼式执法”事件，再次让我们悚然惊觉了这一管理思路的巨大祸害。

这样本，是政府在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不会不知道，公开承认执法问题，对相关执法作出种种限制，向来取证难的“黑车”打击问题可能再度陷于困境，但仍然在轻重权衡中，选择了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这份勇气与担当，值得赞许，也应该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这样本，更是政府与公众如何在良性互动中共同进步的又一案例。当“以人为本”成为这个社会最响亮的主流价值观，当公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如何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执政技术，更是一种执政理念。在经历并积极参与了“虎照案”、“西丰事件”、“跨省追捕发帖者”、“彭水诗案”等公共事件后，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日益高涨，方式也更为成熟;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开回应也越来越迅速坦诚，并开始懂得把舆论监督作为推进解决城市老大难问题的契机——在上海决心对“钓鱼式执法”斩草除根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正在广纳民意，寻求对非法营运现象更有效、更文明、更依法的解决之道。

勇于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者，才会有光明的前景。人如此，城市亦如此，民族更如此。

新闻背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行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已经进行了9个月，但目前5个试点省市普遍出现“推进难”现象，多数省市仍在进行调研、论证。

10月28日 从“一人一票”到“一票一值”

毛 磊

城乡选举权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平等，这既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城乡统筹的现实需要，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选举权是实现其他基本权利的重要基础。对选举权的制度安排，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窗口。

正因如此，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选举法修正案(草案)备受关注。这次选举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就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步。

平等是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包含两层意义：一是投票权平等，一人一票;二是代表名额分配平等，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等，一票一值。其中，一人一票是基础，一票一值是更高层次的平等。

我国在实行一人一票方面是彻底的。但在一票一值方面，城乡还存在着一定差别。现行选举法规定，在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种差别,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关于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些在选举上不同比例的规定，就某种方面来说，是不完全平等的，但是只有这样规定，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的现实生活，才能使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们将来也一定要采用„„更为完备的选举制度”，“过渡到更为平等和完全平等的选举”。

从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自治州、县为四比一，省、自治区为五比一，全国为八比一;到1982年选举法修改，将县级人大代表名额由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改为可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到1995年选举法修改，将省、自治区和全国这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从原来的五比

一、八比一修改为四比一;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建议，城乡选举权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平等，这既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城乡统筹的现实需要，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今天，通过修改选举法，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必将更好地保证城乡人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进一步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统筹城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也必将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原则，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当然，从“一人一票”到“一票一值”，实现城乡选举权平等，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人大代表的选举水平，切实保障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的话语权;还需要与整个人大制度的改革相结合，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推动民主政治的前进步伐。

10月29日 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

郝 洪

大学生舍身救人“值与不值”的争论，不是简单一句社会价值多元就可以概括。无论市场经济如何发展，都不能用加减乘除换算善良的价值

近日，湖北荆州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而献身的三名大学生出自道德自觉的舍己救人行动，在感动中国的同时，引出了一场“救人值不值”的讨论。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人们记住了这些名字，就像20多年前，社会对为救掏粪老人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学生张华的评价，带着钦佩、赞叹，也夹杂了不解与惋惜。

由一次救人行为而引发社会价值观的讨论，这几乎是当今社会舆论的寻常情境。就在今年10月5日，广东韶关南雄市发生学生溺水意外，一名16岁的女生不慎跌入10米多深的水库，同行中有四名男同学下水相救，落水女生被救起，但四名男生全部不幸遇难。此事同样也引发了一场所谓“值与不值”的争论。

这一次次的“值与不值”的争论，不是简单一句社会价值多元就可以概括。那些几乎与我们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的所谓道德争论背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跨越式发展，更要注意在道德建设上快速进步。比如，将道德论斤两，把经济利益作为衡量人和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此，人们才会质疑三名大学生救人的社会效益，才会扳着指头比较三名大学生与两名少年的教养成本，才会将生命当作算术题，用加减乘除换算善良的价值。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判断标准并不仅存于民间，它甚至被堂皇运用到法庭之上和行政管理当中。前有南京彭宇案的法官判词，“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后有上海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某官员质疑孙中界行善之举的经典语录：“没有利益触动，我(车主)为什么会帮你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样亦能为社会道德建设打下深厚的物质基础。今天广泛推动社会发展的公民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发展下的精神果实。但是，当我们对物质利益追求过度，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迅速蔓延，则将人们引入物欲横流的泥潭。

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历史大变革所导致的社会道德迷惘在所难免，问题是，这样的迷惘还将持续多久?

有人说，三名大学生救起的不仅是落水少年，还有社会道德，此言极是。纵观人类历史，因物欲横流、私利至上而致权力腐败、败家毁国的事例不胜枚举，而今天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可以看成是对物欲横流社会的历史周期性警告——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刻不容缓。

让我们像呵护眼睛一样呵护善良，用一颗颗善良之心激活社会良知。

10月30日 网络反腐，剃头挑子两头都要热

李天扬

与任何事业都需要上下齐心一样，网络反腐要取得成效，也不能网友“剃头挑子一头热”

先从一则趣闻说起。

发明互联网的英国人柏纳斯最近承认，当初在网址前面加上“毫无用处的”双斜线有欠考虑——30年前，柏纳斯只是想利用网络传送信息，根本没想到网络会这么普遍。柏纳斯自然更不会想到，他发明的互联网，可能成为反腐利器。

网络反腐能形成今天的声势，真的可以用两句老话来形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从“周老虎”到“白宫办公楼”，从“周至尊”到“钓鱼执法”，如果要罗列一下网络反腐、网络监督的成功例子，一定可以列出长长一串。反腐倡廉，网络功不可没，网民功不可没。

与任何事业都需要上下齐心一样，网络反腐要取得成效，也不能网友“剃头挑子一头热”。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有关部门关注、重视网络舆情，按网络上举报的线索认真依法查处的结果。我们欣喜地看到，网络反腐、监督上下良性互动的好局面正在形成。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继去年6月26日开通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88后，中央纪委监察部10月28日又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以进一步拓宽信访举报渠道。

正是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人民群众实现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有了新手段。以往，也有群众向有关部门举报不良行为，他们举报的通常是身边人、身边事。而网民关注的视野要宽得多、广得多。一位公民偶然捡到一张小纸片，晒在网上，就会成为一条重要反腐线索，引来万众关注。网民的这种力量和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同样，有关部门公布的网络举报途径，也受到网民的空前欢迎。6月22日，最高检网络举报域名启用，当天，就因访问量巨大而一度瘫痪。在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开通的新闻后面，网友跟帖无数，一片叫好。而上周中国青年报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也说明了同一个道理：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而75.5%的人选择“网络曝光”作为“最愿意选择的反腐参与渠道”。

当然，总有那么一些人，对网络监督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我就在一些会议上听人说，网上都是没根据的瞎炒作，不必理会。最近，对网上流传的“保研事件”，北大经济学院一名老师竟回应说：“在网上说，我看都不看。”更有人则对网络监督很是害怕和忌惮，发出“要是没有网络就好了”的长叹。

“要是没有网络”，只能是一厢情愿了。现在不光有网络，而且网络已经成为反腐、监督的利器。当然，直到今天，对于各级纪检干部来说，网络反腐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如何处理海量的网络举报信息?如何在网络举报信息里沙里淘金?如何真正使网络举报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保护网友反腐倡廉的热情?如何使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都能充分认识到网络反腐的重要性?只有回答好这些问题，网络反腐才会有上下良性互动，才能发挥出更大威力。

11月02日 我们对创业板抱怎样的期待?

何 刚

有谁，会花70到90块钱，买一个实际价值1块

7、一年盈利不足6毛的东西?答案令人吃惊：成千上万人，争抢着，动辄数万、数十万元地买进，在中国新生的创业板市场。

他们买进的，是一家总资产不到8亿、年收入不过4亿、净利润不到4000万的影视公司股票。今年前三季度，该公司净利润还下降17%，但一夜之间，其股票市值却超过100亿元，堪比王府井，赛过同仁堂。如果没有火箭般的业绩增长，该公司股价将难免暴跌。

十年风雨历程，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10月30日正式上市交易。这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又一标志性进展，其长远价值不容置疑。但从第一天堪称疯狂的市场交易，以及公众对其财富神话的狂热追捧来看，创业板从一开始显然激情过度。

经历了当年的互联网狂热，加上去年的华尔街风暴，对于过度透支的资本市场风险，我们本应抱有足够警惕。即使是成长性较好的创业板公司，也不能高估其盈利能力。

这也是此次启动创业板过程中，监管层和有识之士最看重的地方。从新股发行、开户限制，到暂停交易、退市机制，监管者为规避其风险而设计的制度安排并不少。即使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创业板的启动准备，也可算是相对充分的。

而事实却触目惊心。国庆节前后，28只创业板新股发行，平均市盈率接近57倍，不仅高于纳斯达克市场近一倍，更相当于A股市盈率两倍以上。至10月30日收盘，28只新股平均上涨106%，市盈率升至111倍，总市值约1400亿元，超过净资产20倍!至此，我们并不陌生的非理性疯狂在创业板市场重现。其典型特征是，少数人赚得盆满钵满，如此投机迟早要付出代价，差别只在于何时付，谁在付。

为什么，我们对这种有内在规律的投机，仍然缺乏足够警觉?为什么，在创业板启动前后，从媒体到专家，从证券分析师到各公司高管，只津津乐道于令人鼓舞的前景，“基本合理”的估值，以及创业者和股东们如充气般迅速膨胀的纸上财富?

为什么，这些增长速度虽快，但缺乏核心技术或经营优势的创业板公司，没能置于风险评估的放大镜下，进行更全面的体检?为什么，其中或明或暗的危险，没有被广泛提示?

回答清楚这些问题，或许并不复杂。但解决背后症结，却非易事。

与中国股市初创时的使命有所不同，推出创业板，既不为国企改制，更不是各地区、各行业的名额分配，而是为进一步打通产业与金融投资的阻碍，让拥有创新活力与创业成就的中小型企业，更有效配置资金和资源，获得更好发展。这也是加快调整结构，不断增强活力，并有效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此推出的创业板，应始终围绕上述目标的实现。相关制度设计与风险防范，相关的投资教育与公众引导，应集中于如何让创业板公司物有所值，让公众理性投资。如果因引导不慎，创业板沦为新一轮圈钱，另一种炒作，投资者闻之而色变，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如何让公众保持冷静，不跟风乱炒，手握重权的监管层，颇具影响的分析师，还应更有所作为，避免创业板从一开始就偏离轨道。

11月03日 政务公开当存敬畏之心

郭之纯

随着当事者被撤销职务、责令检讨，近日发生在广州市一次交通整治工作会上极其不雅的“拉屎门”事件基本接近尾声。不过，虽在是非方面毫无疑义，当事者也已言责自负，该事件仍然具备剖析的价值。

最大的价值来自对公共权力伦理的启迪。很多人对此事件的最大反感，首先在其超出想象的不雅。在公共场所，就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严肃问题，竟然报以“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这般粗鄙的话语，且休论对错，其修养之不堪已令人讶异。不过，话语的修养毕竟只是一个相对私人的问题。面对此事，除了对当事者的道德批评，更应有权力伦理层面的思考。

恰如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所言，该事件主要彰显出某些干部对政务公开的认识和态度问题。要封闭城市中的道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至少都应该事先广而告之，让市民有所准备。这在政务公开中是一件很小、很具体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个很底线的要求。封闭道路不预先告知市民，面对诘问还如此口出脏语，除有辱斯文、有失体面外，更是对政务公开原则的根本扭曲。尽管当事者当时的身份是国企的部门负责人，但其所暴露出来的意识和作风，值得所有公务人员警醒。

从权力的本质出发，进行政务公开，必须怀有对公众权利的充分敬畏之心。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所有政府部门和官员都要为人民执政，向人民负责，这是宪法的基本要求。基于这样的要求，公众对政府和公共事务的知情权是神圣的权利，公众在知情基础上的充分参与，是确保政府权力“阳光运行”的基础。所以，权力机关进行政务公开并不是对公众的恩赐，而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

建立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政务公开吸纳公众意见，也是加强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就处理社会问题、管理公共事务而言，任何政府都不是全知和万能的，必须与公众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充分的政务公开，正是双方互动的根本前提。所以，政务公开不仅是执政伦理层面的原则问题，同时还是执政能力方面的一个“技术”问题。

当前，某些地方往往把政务公开看作可以由自己做主的事情。有的是自身做法欠完善，有些事情不敢让公众知道;有的是持有陈腐的治理观念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想让公众知道。但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漠视公众的知情权，将为公众服务、向公众公开视作“个人私事”者，都有违政府权力的基本伦理，都离“以人为本”还有很大距离。

当然，进行完善的政务公开以听取来自公众的意见，并不代表政府的一切执政行为都完完全全不折不扣地满足所有具体要求。一是具体的“民意”往往有其局限性;二是“民意”之间本身可能就是有矛盾的，即便多数人的意见也未必就完全正确。但是，无论可取性有多少，双方必须有平等交流的空间，任何部门都没有对此不屑一顾的“权力”。即使确有不宜公开的内容，也应当对公众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11月04日 公共产品定价，涨落背后是民生

李晓亮

“上去的价格，通过市场调节可以再降下来”，银川的宣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审视公共产品定价机制的新视角

这几天，寒潮席卷中国。漫天冰霜中，下面这条消息，让人感到一丝暖意：“今年银川的供暖价格下调了。”

此次供暖价格下调是煤价回落所致。有涨有跌，这本是价格行情的正常表现。人们的“过度反应”，尴尬地反映出这样一个现实——需求刚性导致垄断性公共服务行业的价格刚性，听证会往往是“听取涨声一片”，而以价格联动形式降价的，并不多见。

去年煤价上涨时，供暖价格上调，曾让银川人一度难以接受，因为人们不信价格还会随市场波动降回来。从这个层面讲，“上去的价格，通过市场调节可以再降下来”，银川的宣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审视公共产品定价机制的新视角。

事实上，花样繁多的价格联动，公众并不陌生。但此前多是一些企业打着“与国际接轨”旗号，演绎“快涨慢跌”式联动。水、电、气、公交票价等，莫不如是。这样的“联动”虽说人们已见怪不怪，但其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这些产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府必须力保其民生保障属性，兼顾公益诉求。

真正遵循市场规律，寻求企业与公众利益间的平衡点;企业运营成本透明化，严格进行成本监审;在能源价格波动时，举行调价听证会;控制成本、广纳民意，政府、企业与民众形成良性互动——只有这样，不管是“涨”还是“跌”，才不会是一笔糊涂账，才能有足够的说服力。

银川供暖价格调整的另一亮点就是，决策听证不走过场。听证会成为“听涨会”，多因决策程序被悬置的行政惯性所致。听证会不能只有政府和企业的声音，听证结果若只能作为政策的附件，而不能影响决策，这有限的“民意”搜集，不过只为民众留下了付费的选择，且只有“更贵”和“最贵”两个选项。决策若无有效的民意参与，就会导致公共责任缺失，公共利益自然难以得到维护。

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能。在涉及公共产品的定价时，在能源价格出现波动时，政府不仅要有科学的成本核算，考虑企业经济利益，同时更应兼顾公益，特别是社会的承受能力，确保供暖价格的良性循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只有0.1%的遗留问题，也要用100%的努力去解决，要保证让全市居民都能温暖过冬!”银川市的表态，折射出了这样的理念：让公共产品价格真正遵循市场规律、体现公共责任，让公众在经济和气候的寒风中感到来自心底的温暖。

11月05日 应试教育为何这样“顽强”

马跃峰

对素质教育，家长边鼓掌，边担忧;教师边支持，边怀疑;学校边实行，边观望。山东沂水狠抓应试教育的“红头文件”背后，隐藏着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边是沂水县出台“红头文件”，大张旗鼓狠抓升学率;一边是省政府提请人大立法，雷厉风行推进素质教育，近日发生在山东的两件事，颇费思量。

据媒体日前披露，今年7月，沂水以县政府的名义下发文件，明确提出“应试”目标：中考优秀率保持全市第一;本科进线人数、重点本科进线人数和万人比全市第一。为防止下级“阳奉阴违”，徘徊不前，沂水要求分解任务到班，明确职责到人，层层核定指标，切实增强教师“责任感”。

人们还记得，2008年初，山东以高中为突破口，全省“齐步走”，规范办学行为，深化课程改革，变革高考制度，力图从源头切断“时间+汗水”的办学之路。一年多时间，“教育新政”从遭质疑到受欢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巩固成果，山东省政府提请审议《义务教育条例(草案)》，计划以法规形式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义务。没曾想，条例(草案)听证会刚一结束，沂水便抛出这份“应试教育”的“宣言书”。

有人说，推行素质教育，最怕步调不一致。比如大家坐着看球赛，忽然有人站起来，被挡着的人也只能被迫站起来。站立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大家都站着，又累，又麻烦。可这时，谁一旦坐下来，谁就吃亏。如今，沂水的“红头文件”，就好比观众中突然站起来的那个人。此举显然影响到了本就脆弱的“教育生态平衡”。

为保护“教育生态平衡”，山东教育厅屡用重典，一度推动素质教育快速前行。但在这看似简单的一张张“罚单”背后，是地方与省教育厅深层的利益博弈。一些学校违规被罚，地方马上求情。对校长的处分权在各地，教育厅只能以撤销省级规范化学校资格为条件，迫使地方服从。

“高压”之下，至今还传出质疑、抱怨、反对之声，恰好表明素质教育仍面临困境：对素质教育，家长边鼓掌，边担忧——鼓掌是为将来着想，不想让孩子变成看书考试的机器;担忧是为现实考虑，孩子考不上名牌大学，就意味着丢掉一份好工作。教师边支持，边怀疑——支持是从育人考虑，从个人工作量减轻衡量;怀疑是从教学效果考核分析，从个人素质能否胜任新课程盘算。学校边实行，边观望——有的校长穿新鞋走老路，除了传统观念作祟，还有更多现实的困难，如城乡教育不均衡，农村教师编制不足，教学资金投入偏少，制约着素质教育顺利推行。

推行素质教育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不是一人一己之功。当素质的培养遭遇升学率的挑战，当精神价值的回归遭到现实利益的阻挡，人们当从梦魇中猛醒，身体力行，让孩子远离“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境地。真正推行素质教育，一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抛弃GDP式的升学崇拜，变革考核制度，否则，教育改革很难推进。

11月06日 人格教育如何获得现实支撑

蒋 理

从今年9月起，上海交通大学开始实行在“知识传授+能力建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育人理念下制定的新课程表。今后，每位交大毕业生将有三份成绩单：一份是学业成绩单、一份是能力方面的证书、一份是对人格养成经历方面描述的人格养成证书。

正如一位教育学者所言，“有史以来，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双重的，一是帮助青年人开启智慧，二是帮助他们发展良好的品性。”重视大学生的人格养成，上海交大的育人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将学生的“人格养成”纳入课表、加以量化考核或描述，某种程度上可以促使老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树立“人格养成”的明确意识。

但同时也应看到，人格教育有着丰富的内涵，并不仅仅是几门课、几次活动就可以涵盖，还应通过整体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老师与同学的密切交往，为学生创造有利于人格健全成长的环境。如果仅仅是一个“证书化”的学习，上课是为了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参加培训是为了获得能力证书，则可能使功利情绪在学生中蔓延，影响学生个性的发挥，背离“人格养成”教育的初衷。

更重要的是，是否为学生出具一份“人格养成”证书，就能说明这个学生人格合格、人格健全呢?当一所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就业率，表明“人格养成”教育的功效，纷纷给学生较高的“人格养成”评价时，这个可能含有很多水分的“人格养成”证书，又给学生怎样的人格教育呢?假如有学生批评学校在迎接评估、参加评审时的造假行为，或者揭露某个教师的学术抄袭行为，他的这种表现，会在“人格养成”评价中得到高分，还是低分呢?

因此，我们在看到上海交大积极努力的同时，还应继续探索人格教育的具体路径。11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一文，正可以给大学开展人格教育以启示。钱先生回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时说，这所学校“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可以说，这才是大学“人格养成”教育的重要含义。简单地说，就是让每个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创新精神得到保护。温总理在前不久发表的《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的文章中提到，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这用到大学的“人格养成”教育上同样合适。从改革大学的教育管理和学术管理制度、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入手，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才不至于流于口头和形式，进而获得可靠的现实支撑。

11月09日 中国足球，别错过重整山河的良机

李建中

“支持抓赌打假行动、促进足球健康发展”，对近期由公安部门主导的足坛抓赌打假行动“全力给予支持与配合”，“绝不姑息迁就”。近日中国足协的一纸声明，在深爱中国足球的亿万球迷心中，燃起又一线希望之光。

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去解读这则声明：其一，中国足协视此次抓赌打假为“契机”，誓言“进一步加强足球的行业管理，端正行业风气”，这说明，足球行业管理者在苦苦扭转足球颓势的过程中，以正视现实的态度，找到了“抓手”;其二，困扰国内足坛多年，已成阻碍中国足球健康发展“毒瘤”的假球赌球，终于因司法介入而突破了以往行业管理的局限，被人们期待能有“实质性进展”。足坛抓赌打假，显示出“动真格”的空前决心和铁腕行动。

中国足球，是个具有很高关注度的社会话题。作为体育领域改革的“突破口”，国内足球从1994年推行职业化联赛以来，新闻不断，风波迭起。遗憾的是，十几年时间过去，大众对足球的态度，从充满期待到恨铁不成钢，再到冷眼旁观爱答不理，中国足球有点像个被宠坏的孩子，曾被锦衣玉食冲昏头脑，如今身处泥潭四顾茫然。

毋庸讳言，十几年来中国足球裹足不前、乱相频生，国内足球联赛既存在自身管理上的偏差，也因处理不好各方利益的博弈而左右为难。足球作为国内体育界改革第一个吃螃蟹者，既缺乏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整体突破的思路和手段，又因国家队战绩不佳倍感压力，急于求成，以致从国家队到各俱乐部，从管理者经营者到球员教练，浮躁日久，清浊难分。赌球假球，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滋生出的苦果。如果足球改革没有合理的框架设计和制度安排，要从根子上杜绝种种消极现象，困难重重。

但也应看到，赌球假球固然是丑事，抓赌打假却孕育着良机。此次公安司法部门的强力介入，为足球管理和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和外部监督支持。从这个突破口切入，借助司法的力量，为多年来行业管理者苦无良策的抓赌打假“破题”;揪出兴风作浪者，还广大足球从业者一个清誉，给中国足球“止血”„„在此基础上，再渐行各种疗伤补气、祛病养元之策，中国足球的健康成长仍然大有希望。

足球改革有其特殊性，因为关注者动辄以千万乃至亿计，谁都可以点评一二，出现的问题更易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管理者所承受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足球改革也有其普遍性，那就是，只要以负责的勇气直面现实，以法治的力量整肃队伍，以改革的思路打破僵局，就没有迈不过的沟沟坎坎，没有处理不了的复杂局面。

由一起网络赌博案件掀起的“抓赌打假”风潮之所以引来万民瞩目、众议滔滔，恰恰说明民众“爱之深、责之切”，对中国足球的关注犹在，期待犹在。这是足球进一步改革、治理的坚实基础。当下最重要的，是抓住“抓赌打假”的契机，不再令“铁腕治军”的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坚定进一步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在纷乱的迷局中厘清中国足球的健康成长之路。

中国足球，不可再失去一次重整山河的机会。

11月10日 决策不能“千里走单骑”

史哲

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近日，广州番禺区一座拟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让选址地周边的30万居民忧心如焚。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显示，在对1550例周边民众的抽样中，知道该项目的达到100%，表示反对的高达97.1%。

按说，在当下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常和环保、高科技联系在一起，被许多地方视为突破垃圾围城困境的有效途径。那么，素以观念领先著称的广州市民为什么会强烈反对呢?

广州市目前日产垃圾过万吨，按照这一增长速度，如果再不采取行动，到2010年就会迎来垃圾围城。所以，尽管垃圾焚烧发电被认为可能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广州市民依然对此类项目表示了审慎支持，比如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设时就曾获得这样的认可。可以说，在垃圾处理的紧迫性方面，民意与政策的初衷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为什么具体到番禺垃圾发电厂项目却发生碰撞呢?

从省情调研中心发布的民调数据来看，超过98%的民众对“涉及众多民众利益，但有关部门垄断行政决策，未能及时通报消息”最为不满——这一对周边环境及民众生活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从2004年确定地址、2006年通过审批、2009年开始征地，5年中没有情况通报，没有听证，甚至电厂所在的会江村村民也大多不知道有该项目的存在，直至它突兀地被民众关注。

人们还记得，曾经获得民众支持的李坑电厂，尽管主管部门表示其排放水平达到了欧盟标准，但实际生产中异味难消，民众常有抱怨。对于这样的前车之鉴，番禺电厂项目如何避免?有关部门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说明。而在讨论过程中，政府方面始终强调该项目的优越性，聘请来开导民意的专家却来自垃圾焚烧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有的专家本身就拥有垃圾焚烧的相关专利，有的更是从事这方面经营的公司副总。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调查显示，即使环评报告通过，超过90%的民众仍表示会质疑其真实性。

可以说，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上，民意和决策已经迎头相碰。这引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政府决策如何响应民意、释解民忧?

一些行政部门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只要决策的初衷是善意的，只要从长远和宏观看，有利于民众的根本利益，就无须过多地在民意沟通上“纠缠”。事实上，只顾“行政效率”，只求“雷厉风行”，却忽略了解释、沟通、疏导乃至必要的修正，这种“千里走单骑”式的决策，往往容易导致误解和纠葛，引来群众的不满甚至反对。

能否将决策建立在民主、公正、透明、科学之上，让民众和专家充分参与，让商业利益充分回避，让利弊之议充分表达，能否广纳民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求得决策与民意的契合，令决策畅行无阻，这既是对决策意识的考验，也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

11月11日 “权力清单”背后的权利诉求

傅达林

政务公开，成都走在了前列。作为政务公开的核心内容，成都市近日决定将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三级政府的权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过网络公布于众。据了解，此次最先公开的行政权力涉及49个市级机关部门和单位，共计7437项权力。其中包括行政许可126项、行政处罚6304项、行政征收45项、行政强制314项、其他行政权力648项。

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力行依法行政的自觉行动中，“权力清单”堪称一道亮丽风景线。从2005年邯郸市公布国内首份市长“权力清单”，到贵州省政府公布18个部门1269项执法“权力清单”，从湖南省政府公布省直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到前不久江苏网上公布《江苏省省级行政权力总目录》，每一次“晒”权力清单都能引来关注的目光，受到各种肯定和期许。

相比而言，此次成都“晾晒”的权力清单项目之多、魄力之大，更令人期待。不仅如此，成都还投入使用按照权力运行程序所架构的网上运行系统，建立动态的权力清理机制。也就是说，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成都不仅将静态的权力告知老百姓，还将每种权力的运行过程“示众”，以获取民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信任。

权力越透明，权利越有保障。将各项权力清理打包，并为这些权力设定流程，让其在阳光下运行，这无疑是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洞若观火”乃是一种常态。问题是，依据常识而行的应然举措，缘何屡成舆论的“香饽饽”呢?

基于生活中的经验，我们大概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正是现实中有些权力尚未向群众“开放”，才使得某个地方公布“权力清单”成了备受瞩目的“新闻”。应当说，这些年许多地方政府意识到政务公开的重要性，并以开放姿态和措施取信于民，以提高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此同时，舆论不厌其烦的关注背后，其实也是公民权利诉求的集中表达。在肯定、赞誉和呼吁声中，公民借由每一次“权力清单”的公布，让权力自觉养成接受群众监督的习惯。

权力的齿轮只有及时、公开地呼应权利的链条，依法满足公民的种种权利诉求，权力才有更坚实的根基，政治文明的发展才会有充足动力。

第7篇：人民日报时评3

人民日报时评3.txt这是一个禁忌相继崩溃的时代，没人拦得着你，只有你自己拦着自己，你的禁忌越多成就就越少。自卑有多种档次，最高档次的自卑表现为吹嘘自己干什么都是天才。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工荒与求职难为何并存? 2010年03月01日 何勇

新春伊始，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地方出现用工荒，很多企业找不到工人，像等米下锅一样等人开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分析结果，东部沿海地区有70%被调查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用工荒。

用工荒的出现，可能有经济回升向好、企业订单增多的原因，有企业用工和待业人员专业不吻合的原因，有农民工维权意识提高的原因。大面积的用工荒，意味着我国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回升向好的同时，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同时，产业结构的矛盾也越来越明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也越来越急迫。

为什么这么说?

应该看到，用工荒的另一面，是大量新增劳动力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就业弹性为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不到100万人就业。也就是说，按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每年最多可新增就业1000万人。而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2000万。

一方面，大量企业出现用工荒，另一方面，不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就业比较困难，有些地方大学生的平均工资已低于农民工群体，就业结构性矛盾日益彰显。

把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求职难放在一起观察，或许更有意义。

从用工方来讲，主要是低端产业的用工荒，用工需求比较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器制造、机械加工、服装制鞋等低端制造业产业上;而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先进制造业等朝阳行业，在国际上还没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用工需求不足，造成大量大学生就业难。这无疑折射出目前我国经济产业发展的不足。

从对求职者的要求看，不少企业需要的是掌握熟练技能的技工，“来了马上可以干活”，而这恰恰是目前农民工欠缺的，也是大学生们所不具备的。

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日益突出，意味着传统的依靠低廉成本，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增长方式急需改变，倒逼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倒逼着产业的升级换代。

解决用工荒与求职难并存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统筹解决。比如，提高农民工福利待遇保障水平，抓紧进行技能培训，及时调整重知识轻技能的教育模式等等。但治本之策，还在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只有真正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科技进步、自主创新上，保持传统制造业产业优势的同时，在谋求现代服务业、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高端产业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产业链条，解决企业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才不再是什么难事。

人民时评：廉政"高压线"能否挡住贪婪"闯关人"? 2010年03月01日 郝 洪

春节刚过，中央即推反腐重拳，下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前所未有细密，罗列了8个方面的“禁止”和52个“不准”，这些条例之新、之具体，几乎涵盖了行政权力可能滋生腐败的各个领域及各种可能。人称廉政“高压线”。但是，“高压线”能否挡住那些贪婪的“闯关人”?

比之13年前(1997年)试行版本，新《准则》的细和新为民众所称道。细——它规范了党员干部公私两方面的行为，在严禁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挥霍浪费等现象的同时，还对婚丧喜庆等个人行为也有明确的规范;新——明确强调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之间的界限，不准“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包、土地使用权出让、政府采购、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介机构服务等市场经济活动”，强调官员不能在市场经济中越位。

这些“细”与“新”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的反腐意识，而要让这一意识成为全国广大官员的共识，仅有此细致、全面的耳提面命还远远不够，《廉政准则》还需要更刚性的约束手段。

除严重违法行为外，如果将《廉政准则》仅仅纳入干部考核内容，视情节轻重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那远远不够。从《廉政准则》上所列52条“军规”来看，条条都够得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但凡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者，就不仅仅是党内处分的事情，就应交由公众审判，也就是交由法律惩治。

法律如何介入?八大“禁止”、52条“不准”，每一条都应有对应的法律规范，不仅要有法，还要严法重典，真正提高官员在权力异化过程中每个环节需支付的高成本，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范贪腐行为，建立起廉洁政府。

历史上，重典治吏的例子有很多。明朝初期，《大明律》严惩治官吏腐败之风，严治官吏失职。如为监守盗，四十贯则可处斩;如为受财枉法，八十贯则可处绞刑;如保举有过的官吏要杖八十。其惩治腐败的严厉程度令今人咋舌。

并不是有意拿明朝来做比较，朱元彰用《大明律》重典治吏，直至后来更严厉的特别刑事法规《御制大浩》的出台，不过是为了一个目的，巩固皇权，让朱家龙脉得以延续千秋。今天，我们提倡要严法重典治理贪腐，是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希望建立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社会，因为，只有政府廉洁，社会才会有可持续的稳定。

在《廉政准则》开头“总则”中这样写道：“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其实，党风问题何止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它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民众反腐败呼声日高，经济发展对政府廉洁要求越来越清晰、具体，腐败已成为社会发展重大障碍的今天，运用刚性约束手段治理腐败，这不是可不可以做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做的问题。一个廉洁而守法的政府，这是民众的底线。

人民时评：温总理与网民"勾指相约"，网络问政迈向新高度 2010年03月01日 詹勇

2月27日，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广大网友进行在线交流。短短两个小时，网友踊跃提问，温总理回答了其中的22个问题。

在这次“心贴心，面对面”的交流中，总理倾听民意民情，网民热议国计民生，从物价到房价，从教育到医改，从就业到分配，无不是老百姓记挂在心的事情，切中了今日中国民众关切的焦点，为两会相关议题的预热加了一把火，成为网络问政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在“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温总理首次在两会前夕与网民交流，通过网络问政的方式，提振了人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而在“经济最为复杂的”2010年，温总理“带着真心、真意、真情”，再次与网民交流，并且与网民“勾指相约”，相约2011年。一而再，再而三，温总理如此重视网络民意并身体力行，在中国，网络问政正在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常态。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通过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实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网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启了网络问政元年。一年多来，这一中国政治文明的新见证者，有序而迅猛地发展着，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来了新气象。

当温总理与网民“勾指相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网络问政其实已经以新技术日新月异那般态势和速度，正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政府以尊重民意、提高执政能力为中心的应对网络舆论新机制正在形成，网络发言人出炉、网络新闻发布会召开、政府微博开通等政治创新层出不穷;逐渐走向理性表达、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权利与责任平衡的“网络公民”走向成熟，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网民一再证明自己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建设性推动者。这种“双向成长”，既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执政带来了新契机，也为保障公民“四权”提供了新渠道，逐渐建构一种新型公共关系，将整个社会的政治文明水平提升到了新境界。

而从此前地方两会传递出的新信息来看，知名网友被选为代表委员，“网络民意”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些迹象说明，一些网民正从幕后灌水走向前台参政议政，网络声音正从民意表达成为决策依据，显示了网络问政与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对接融合的新趋势。当然，这种创新正在探索中，还有广阔的提升和拓展空间。但这一趋势的端倪初现，也说明网络问政正在由“启蒙”阶段向“应用”阶段跨越，一些地方已经不再满足于表态重视网络民意，而是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新的治理手段，发挥其能量和效率，从“善待”、“善管”走向“善用”，实现多方共赢。

以网络问政的新高度、新图景来观照，一些地方、部门在执政理念、方式上的落后与僵化更显触目惊心。有的官员“本能”地将网民的实情直陈当作“谣言惑众”，有的部门对体现民间疾苦的尖锐呼声不能积极对待，敷衍塞责，个别地方政府不但不重视和积极回应网民声音，反而采取打压姿态，和网民大唱对台戏，明目张胆地压制民意，等等。这些意识和现象的存在，给网络问政的进一步发展，设了“短板”，拖了“后腿”，其负面效应值得高度警惕。

2010年两会在即，在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活动中，网络问政又将掀起新高潮。温总理这次与网民的交流对话，是一次很好的示范，更是一个精彩的预告，使人们对网络民意融入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新进步、新趋势、新图景充满了期待。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中国教育“再出发” 2010年03月02日 毕诗成

要让人民“看到教育的希望”，必须对“教改”全面审视，重树一些基本原则与发展立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于2月28日发布，第二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2009年初第一次征求民意，到现今第二轮征求民意，重视与慎重的态度溢于言表。中央政府希望以民主开放的形式，面向公众，依靠公众，勾勒未来教育发展的轮廓，给出一份未来十年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温家宝总理年初在座谈会上说：“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这句话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教育改革关系个人、家庭、国家与民族，唯有让人民看到教育的希望，才能看到所有的希望。而当下的中国教育，的确面临着重塑希望的重任。

这些年的教育成绩不需赘言，但一些“折腾”也令人失望。应试教育与教育行政化积弊犹存，教育公平和教育资源均衡化任重道远„„如此现状之下，“修修补补”的教育改革难以带来根本性改观，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渴望。

正因如此，要让人民“看到教育的希望”，必然要像“医改”那样，对“教改”全面审视，重树一些基本原则与发展立场;也正因如此，面向2020年的《规划纲要》才被全社会寄予厚望。由此可言，《规划纲要》的讨论与确立，不啻中国教育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再出发”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

迈出第一步，不等于我们就有资格面对一个“文本”盲目乐观。重新确立教育改革目标，等于是对教育蛋糕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在既有教育利益格局面前，打破它、理顺它都绝非易事，也注定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当下比较紧迫的，是能实打实解决一些民众意见最大、矛盾最尖锐的焦点问题，让大家看到“动真格”的改革诚意，从而在全社会凝聚改革信心。

比如说，教育投入实现早已承诺的占GDP4%问题。4%已不只是个数字，而是人民群众衡量教育受重视程度的标尺。“我们对实现4%的目标信心很大，同时感到难度不小。”难在哪里，信心如何通过攻坚克难而树立，考验各方决心和智慧。再比如大学行政化问题，《规划纲要》的回应是“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触动“实际存在”的利益格局，阻力可想而知，只有超越口头的探索，才能让人感受到解决的希望。

因此，在对中国教育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望闻问切”、并确立教育发展的社会共识之后，急需确立责任主体并开出责任书;急需将教育改革共识纳入政绩考核;急需以改革的勇气与气魄“攻坚”一些焦点矛盾，以改革成果换取深入改革的社会支持。

教育改革是国家级别的改革。拉开中国教育全面改革的序幕之后，唯有尽快梳理出人心所向、体制所归的发展线索，才是真正让人看到“教育希望”的希望所寄。

人民时评：全国两会，怀百姓之心谋民生之利 2010年03月02日 王石川

“力借四海风帆顺，春风扑面好放歌。”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每年的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的盛事，代表委员纵谈国是，各地民众积极参与。今年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进一步巩固经济回升基础、加快结构调整的关键一年，召开两会，意义重大。

如今，代表委员已经陆续抵京，他们肩负着民意，携带着沉甸甸的议案、提案。国事连着家事，国计关乎民生。老百姓最关心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代表委员的目光聚焦之处，也是亟需政府着力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日前，《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联合开展的“2010两会调查”显示，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前十名分别为：养老保险、依法拆迁、反腐倡廉、调控房价、贫富差距、司法公正、就业问题、医疗改革、民主监督、教育公平。察民情、纳民意、聚民智。这些恰恰也是代表委员所关注的焦点，这在议案和提案上的集中呈现可以佐证。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人大代表来自于人民，就是要肩负责任感和使命感，情为民系、利为民谋，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主政。同样，政协委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正如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所说：“政协最大的权力就是话语权。”提案和发言是政协委员表达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委员们带来的提案来源于民意，又集中了民意，是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具体形式。

回眸2009年，我们看到，全国人大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法行使职权，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收到围绕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等方面问题的提案1900余件，这些提案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促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在“促和谐、保稳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展望2010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改变重速度、重数量，轻质量、轻效益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积弊，迫在眉睫，这就需要代表委员继续集思广益，出实招、谋计划。此外诸如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也有待解决。日前，温家宝与网民在线交流，谈到房价问题时就表示，“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并称小时候一家五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总理还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我们期待，在今年的两会上，在遏制过高房价上，代表委员能够积极表达，提出可行的解决之道。

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怀百姓之心，谋民生之利的代表、委员，一定不负人民重托，敢言、能言、善言，建言献策，积极履行职责。

人民时评：明确推荐人责任，把合适的人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 2010年03月03日 汪晓东

最近一期《求是》杂志刊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于2009年12月13日在贯彻落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座谈会上的讲话，李源潮指出，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关键是责任明确，要明确推荐人的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坚持权力和责任相统一，权责明确，失责追究。(人民网3月2日)

明确干部推荐人的责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这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推荐人是谁?谁有权力提名?一般都是单位或者部门的负责人、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他们提名、推荐的意见，对于干部选拔任用的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诚然，目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越来越强调公开透明，越来越强调民主，但是，主要负责人的意见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提名者、推荐者就不能不慎重、就不能不三思而后行了。民间有种说法：“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还有一种说法是：“你自己能行，有人说你能行，说你行的人能行。”这些当然是比较调侃的说法，但也形象地反映出“推荐人”、“提名人”角色之重要。

最近几年，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日益成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种常态。但同时，失察的情况也还存在，不断有领导干部被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些人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看到，每当有官员违纪的消息传出，群众中总有类似的议论：这样的人是怎么上来的?是谁提拔的?这实际上就是对推荐人、提名人责任的一种追溯。由于缺乏完备的干部推荐人责任追溯制度，所以，群众的议论难以得到正面回应，对于推荐人、提名人而言，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

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少数群众并不认可、平时表现乏善可陈甚至劣迹斑斑的人，为什么会被提名、被推荐呢?推荐者与被推荐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说白了就是有没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存在?如果是这样，那就触犯了党纪国法。

我们常说，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推荐权、提名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权力，权力重，就意味着责任大。这样，提名谁、推荐谁，就不能仅凭个人的好恶，更不能把这种权力用来寻租，为自己攫取利益。须知，推荐权、提名权都不是领导干部个人的私权，而是组织赋予的，是群众赋予的，用好权、选对人，是对组织、对单位负责。

当然，另一方面，还是要继续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真正建立起“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同时，不断强化干部选拔任用程序的监督，尤其是强化对提名人、推荐人或者说是主要领导的监督。被推荐者一旦出了问题，就要弄清推荐者是否有责任，这样，推荐者就会慎用手中的推荐权，就会把合适的人提拔到合适的岗位上，用人失察的情况也就会越来越少。

人民日报两会时评：怎样用好话语权 2010年03月04日 建达

政协委员力戒空话、大话、套话，反映真实情况，探寻症结所在，提出务实之策，是确保话语权威性和实效性的根本

政协的最大权利是话语权，发言要有权威性、有效果，经过深刻思考后提出。2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的这一番话，引人深思。

2000多名政协委员到首都开会，就是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出谋划策。用好话语权，十分重要。

有权威性、有效果，是话语权的核心。而要做到有权威性、有效果，就必须说真话实话。怎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推动低碳经济，怎样解决民生问题，怎样遏制贪污腐败„„光喊口号是不行的，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睿智的思考、务实的措施。政协委员力戒空话、大话、套话，反映真实情况，探寻症结所在，提出务实之策，是确保话语权威性和实效性的根本。

政协委员用好话语权，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甘苦，倾听群众心声。调查研究是各级政协委员的特长。放下架子，扑下身子，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是政协委员神圣的职责。政协委员的责任意识、政治素质和参政议政能力，往往通过他们的提案和建议反映出来。民革的政协委员提出如何破解公车改革困局，九三学社的政协委员反映如何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民建的政协委员提出积极扩大民间投资等，就是这种素质和能力的反映。

当前的公共舆论中，一些人喜作“雷人”之语，语不惊人誓不休，受到公众的质疑。为什么?因为说这些“雷”语之前，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经过去伪存真的思考，缺少站在全局审时度势的辩证眼光，这就难免有失偏颇，甚至违背常识，难免被公众“拍砖”。

政协委员说真话说实话，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我们这个社会曾经流行假大空，有的地方有的单位民主气氛尚不浓厚，讨论空气仍显稀薄，这是不正常的。正因如此，各级政协委员应该带头用好话语权，带头说真话说实话，带头发表有依据、有见地的意见，为人民群众代言，替国家民族分忧。

团结鼓劲民主求实，是政协会议的主旋律。党和政府鼓励说真话，人民群众喜欢听实话。我们期待政协委员珍惜自己宝贵的话语权，发扬求真务实之风，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给人民群众更多的希望、更多的惊喜。

人民时评：两会“微博”积跬步至千里 2010年03月04日 蒋萌

继博客成为网络问政的重要形式后，今年两会上，“微博”又成为众多代表、委员、记者们的“新宠”。

微博之所以“火”了，一方面在于“微”——每篇最多100多个字;另一方面则是随时随地发表——与手机短信、MSN等绑定。这既令作者“信手拈来”，又符合网友简明扼要的阅读习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两会正是希望表达“干货”，将议案、提案的核心部分与广大网民分享，听取民众反馈，进一步完善议案、提案。微博的出现迎合了大众的务实需求，顺应了反对套话、废话的时代风尚。

在人民网人民微博的“微言大事 博论两会”栏目里，全国政协委员、歌唱家关牧村3月3日13时40分说道：“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政协开幕的日子，今年我带来的提案依旧是关于民生方面的——《关于建立特殊困难家庭危重疾病救助机制的提案》”同样是政协委员的喜剧表演艺术家巩汉林更加开门见山：“我今年的提案是以‘保障听证制度顺利进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主题。实际上在去年的两会结束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些事。我通过大量调查，写了2000字的调查材料，又反复多次修改，最后才形成提案。希望和网友们共同探讨。”

人民网网友立刻对“委员微博”进行了回应。“参政参在点子上，议政议在心坎上!”“关注特殊困难家庭，有责任心的委员，我们都支持您!”“巩汉林同志还是很认真的。能否把您的提案发到网上来，也许网友可以给您一些建议。”巩汉林又通过手机发来微博回复：“感谢网友关注两会，让我们共同关注民生，提出我们的诉求，共创和谐社会。”

哲人说，思想的距离才是最大的鸿沟。在思想多元的时代，微博能够为人们搭起无形的、实时的、畅捷无阻的沟通桥梁。并且，不局限于一对一的交流，而是一对多，甚至是多对多。当观点交融没有“门第阻隔”，当“头脑风暴”与实时互动相结合，微博的效果并不微小。如果委员与代表“忙里偷闲”，还可以将会场上的所思所想通过微博与广大网友实时分享。

以微博为载体的“思想直播”，其创新性与鲜明个性，是传统电视与广播直播无法比拟的。诚然，胸怀民众的代表与委员深入基层，实地调研不可或缺;代表与委员眼见为实、感同身受，肩负着人民赋予的沉甸使命。与此同时，通过简单、精炼的语言，将核心信息及时传递给网友也很重要。所以，因地制宜，适时选择不同的交流方式，将在沟通与表达上最大限度地实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见微知著，微博的背后，蕴含着厚重的民意，凝结着代表与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与辛劳，见证着中国民主与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两会大幕已然拉开，透过微博，通过每个人的点滴智慧，让我们共商国是，携手奋进，积小流成江海，积跬步至千里。

人民时评：从丰田事件谈自主品牌如何对得起国人信任 2010年03月04日 唐帅

2008年当丰田成功超越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车企的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丰田便深陷召回泥沼，难以自拔。作为最让管理学者着迷的研究对象之一，急速扩张让丰田写入教科书的全面质量管理不堪重负。丰田多年积累形成的品牌，几乎毁于一旦，元气何时能够恢复至今不得而知。

残酷的事实，不仅是给丰田看的，个中滋味，所有汽车生产企业，特别是还显稚嫩的自主品牌汽车生产企业，都应该细细思量。

去年，我国汽车产销双超1300万辆，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火爆的销售场面，让很多车企的生产线昼夜不停，即便这样，提车难依然在市场中蔓延。这样的局面给了车企太多扩张的理由，自主品牌也应景地重拾了多品牌战略，甚至有企业一年要推出10几款车型，这样的扩张速度是否合理，如此造出来的汽车质量如何保证，都在笔者的心中被打上问号。

据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7619万辆，当年共召回汽车135万辆，相当于每100辆车中不足2辆被召回，而美国每100辆汽车中约10辆召回。而我们的自主品牌，则更是疏于召回。在2004年—2009年间，自主品牌轿车的市场份额从20.6%上升到29.7%，销售数量也从46.25万辆增加到221.73万辆，但是只有7个自主品牌有过召回历史。2009年，国内共进行了56次召回，但其中，自主品牌的召回仅有三次。这么低的召回数量，与缺乏有效的召回机制、迟迟未出台汽车“三包”规定及相关质量担保制度、国内对自主品牌高度支持的氛围等因素有关。

的确，中国的自主车企一直在努力，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然而如果说中国制造已超越发达国家的标准恐怕难以让人信服。召回的数量少，并不等于需要召回的数量少，暴露的问题少，并不等于存在的问题少。从自主品牌对丰田召回事件极为迟钝的反应来看，是不是自主品牌自己也不敢轻易对自己的汽车质量打包票?!

自主品牌如果沉浸在世界第一大汽车产销国的荣誉中，如果沉浸在份额的不断提升中，而不珍惜这次机会，及时地进行自我检查，谁也不能保证丰田的悲剧不在中国汽车品牌中出现。

自主品牌还当好自为之，对得起国人的那份沉甸甸的信任。

人民时评：听报告听出乐观和振奋，更听出清醒和冷静 2010年03月05日 李德民

“两会”前夕，有家关注中国形势的境外媒体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阐述中国的总体经济、社会和和对外政策目标。中国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去年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首位，而大多数国家仍在复苏道路上挣扎前行。这家媒体说，温总理在开幕时作报告和在闭幕时答记者问，都会比去年要乐观。

“人大”刚刚开幕，温总理正在作报告。听报告，看形势，我们听出总理的乐观和振奋，更听出了总理的清醒和冷静。

乐观和振奋大有根据，很有“底气”，振奋在于成就、自信和力量。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去年这个时候，国际金融危机还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出口大幅下降，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经济增速陡然下滑。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他说：“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令人振奋”。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当然乐观和振奋。2009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中国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干得不错。事实摆在世人面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罗斯致信《金融时报》说，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达到了8.7%。中国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取代了外需对增长的作用，显示出中国应对外部环境的高超能力。亚洲之所以能够迅速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走向复苏，中国纯进口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没有陶醉于乐观和振奋，面对今年的经济形势，心很热，头脑却很冷，充分认识到冷静比乐观更重要。早在“两会”召开之前，温总理就说“如果说过去的一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今年将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指出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是清醒的认识、冷静的分析，是实事求是。

温总理在今天的报告中，有一段讲得十分清醒和冷静。他说“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他说“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判断形势，决不能把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等同于经济运行根本好转。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努力化解矛盾，更加周密地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温总理的报告清醒而冷静，我们听报告、看形势更要清醒而冷静。要看到，虽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惊涛骇浪中成功实现反转，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在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切不可飘飘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今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密切，中国经济的快与慢、兴与衰，不可能不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经济今年面临的复杂局面，既反映了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特性，也是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互动的必然。今天，虽说在世界经济已经露出复苏的曙光，各国都在雄心勃勃地准备“过五关，斩六将”，但别忘了，“走麦城”的悲剧随时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岂能盲目乐观和振奋?

有些外国媒体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或真心实意、或心怀叵测，已经表示了担心。有的文章认为，中国的银行“可能重复让西方陷入金融危机的同样错误。”有的文章甚至用了“中国：无限增长还是濒临崩溃”的标题，但作者最后的判断却是：“中国可能会经历痛苦的金融紧缩，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增长率暴跌。”

反思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去年，应对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今年，对外人说的恭维话，我们听后不足为喜;对外人说的难听话，我们听后也必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这样的话、那样的话，我们听得够多了，也听得聪明一些了。中国经济的走向决定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定于信心和力量，也决定于乐观和冷静。从温总理的报告中，人们听出了精神，也看到了前景。

人民时评：政府工作报告承诺“让人民更有尊严”意义何在 2010年03月05日 李泓冰

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总理继续沿用了去年报告中对形势的研判：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但相同的字面，因为时隔一年，其背后的语境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去年的两会前夕，正在宏观调控中艰难行进的中国经济，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人们焦灼关注的是出口下降，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群体性事件频发„„当时温家宝在提到“最困难”时的凝重神色，被中外媒体一再重温。而温总理在阐述财政和货币政策时，也将2008年“稳健”和“从紧”的报告用语，一变而为“积极”和“适度宽松”。

一年过去，中国经济回升势头明显，让人松了一口气，媒体上甚至弥漫着一股“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观气氛。因此，温家宝在对“最困难”的回顾后，紧接着指出“很快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让人听来也觉气定神闲了许多。

但是，温家宝接下来就用了一个绝不轻松的形容词——“极为复杂”——来描述已经开始的2010年，“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

“极为复杂”并不比“最困难”更好应对。应对得不好，“复杂”会转成“困难”。如何在诸多“复杂”的线头儿中找到应对之策，如何确立复杂中诸多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我们注意到，除了历年报告中都有的“深化改革”依然得以强调而外，除了用“刻不容缓”形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之外，在今年的报告里，本届政府更对政府工作的终极意义作出庄重承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和谐。

“有尊严”，最先出诸温家宝之口，是在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当时便让人耳目一新，被敏感的中外媒体争相报道。而今，这一崭新的提法，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从个性化表述提升为官方承诺，更让人心情激荡。

去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一个甲子过去了，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摘得了许多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而将“以人为本”具像地描述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样的认识，是对民主政治的践诺，是对政府职能公仆本色的正本清源。盘点共和国60年精神成果，这样的认识颇让人百感交集。

“幸福”这个字眼，我们在共和国开国之后历届政府的承诺中，都耳熟能详。50年代，人们对幸福的憧憬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六七十年代，是“三转一响”(三转是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一响是收音机)，是进国营工厂或穿上军装;80年代是“万元户”;90年代是有房有车;新世纪的幸福感呢，则和总理紧跟着提出的“尊严”息息相关。

且看，眼下民众热议的、社会矛盾集中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领域，无不飘扬着“尊严”的旗帜。

80后对蜗居生活苦不堪言，事实上，他们的居住条件比之同龄时三代同室、或筒子楼一住几十年的父辈来说，未必更差，但是，住房在今天意味着体面和安全感，意味着有尊严的生活;

野蛮的强制拆迁，拆掉的不仅是安身立命的房子，也是“草民”最后的尊严;

教育资源的失衡、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城市生存维艰，农村大量留守儿童遭遇亲子困境和成长的烦恼，剥夺的是弱势群体对下一代有尊严地发展的强烈渴望;

社会保障的缺失，看病难看病贵，让草根阶层生存的尊严受到打击;

官场腐败现象的层出不穷，体制机制的僵化与迟滞，社会上假丑恶现象屡禁不绝，中国遭遇愈演愈烈的“道德沙尘暴”，拷问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尊严。

如果说，以前我们习惯于更多地用物质的尺度来形容“幸福”，2010年政府对保证民众尊严的承诺，或许是一个转机，我们的政府，不但开始意识到走向小康的民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高企，也在用这个尺度对政府工作、对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谋民之利，解民之难，排民之忧，扶民之危，保障人民群众的幸福与尊严，是政府的本份和责任。有这样的理解，强迁之手还敢往外伸吗?民办教师的清退还会如此草率吗?钓鱼执法还会横行数年而不知收敛吗?

去年，温家宝坦率承认，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与人民的期待仍有不小差距”，今年，在这方面的表述中，除了把“不小差距”，变为“较大差距”外，其他对政府负面评价的描述仍大同小异。这一方面说明本届政府并未讳疾忌医，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的自身改革难度极大，不可能短时奏功。

但是，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和庄重的承诺，我们对坚守岗位的本届政府，仍然抱有极大的期望;对民众生活的幸福与尊严，抱有极大的期望;对刚刚六十初度的共和国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出发，抱有极大的期望„„

人民时评：雷锋的纯真与善良不只属于一个时代 2010年03月05日 郝 洪

今年3月5日是毛泽东同志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47周年纪念日，近半个世纪过去，“雷锋”这个名字仍然如同灿烂朝阳，照耀着人们的心灵。雷锋没有随着一个时代的远去而远离，他始终站在我们的身后，用他清澈的笑容诠释着什么叫纯真与善良。

学习雷锋什么?这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雷锋精神”，你就能得到如下答案——公而忘私、言行一致、艰苦朴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人们是很习惯并接受这样的语言和句式的，而今天，如何让那些关注自我、强调个性化的年轻人，让那些在富豪排行榜、娱乐明星绯闻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理解并接受“雷锋精神”呢?

“雷锋精神”如何能跨越半个世纪屹立于新时代?依靠的恐怕不是每年的“学雷锋日”，纪念日只是一种提醒，惟有用超越历史时空，超越政治、文化的语言来解读“雷锋精神”，释放“雷锋精神”所蕴藏的人性光辉，“雷锋精神”才能真正长久影响人们的思想和心灵。

雷锋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他坚信人与人之间需要互助友爱，所以，他将自己的手套送给在寒风中呵着手取暖的老人，他“好事做了一火车”却不留姓名。

雷锋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和职业精神，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职务岗位，所以，他爱岗敬业、公而忘私。

雷锋是懂得感恩的人，这个从贫穷苦难中走出来的苦孩子，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充满爱，这是他“时刻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的思想根源。

„„

我们从人性出发，寻找到“雷锋精神”之源，这些美好的人性，是数千年人类文明演进的根基。当我们除却那些华丽的辞藻和激昂的口号，我们发现，雷锋之所以成为最可爱的人，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体现了人性的纯真与善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大写的‘人’”，还是“美好的‘人’”。

对美好人性的赞美与坚持，让“雷锋精神”跨越时代。

我们曾经报道过许多外国人学雷锋做好事的事迹，谓之“洋雷锋”，他们没有经历过“雷锋精神”光芒四射的年代，亦不了解雷锋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没有接受过类似的道德说教，更不可能被组织参加一年一度“学雷锋日”活动，他们的见义勇为、义务支教的动力，来自对善良的坚守，对美好的坚持。

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仍然不会拒绝对人性美好的追求。正因为此，我们有手拉手组成人链舍己救人的大学生;有超越生命、接力送薪的“信义兄弟”;有7年来利用节假日义务在南京长江大桥巡逻，救助轻生者的普通市民陈思„„

这些雷锋式的人物，他们没有响亮的口号，缺乏传奇经历，但他们的纯真与善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

怀念雷锋，愿曾经指引着他的纯真与善良，能继续指引我们芸芸众生。

人民时评：政府工作报告关键词：“加快转变”! 2010年03月05日 王兰

上午9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温总理用了大篇幅，提出了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命题：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在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夯实长远发展基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部分，报告用了60多个数字对09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作，作了详细的总结。这些工作，是在“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所取得的，凸现了去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成效。

“转变”势在必行。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等，对形势做了冷静而客观地分析，并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凸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总之一句话：中国经济未来平稳发展需靠转变发展方式来实现。

“转变”刻不容缓。温总理在报告中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要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势在必行。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环境资源的巨大牺牲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扭曲与不合理为代价的。以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为例，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已经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出口这一驾马车的拉动，外贸依存度高达60%，特别是我国的外贸出口主要依靠的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量资源能源的消耗以及随之而来所付出的环境污染破坏的巨大代价。在后金融危机严酷的形势下，如此发展方式，转变越早越主动。

正因此，在前不久中央召集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才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连用了50多个“加快”来强化。“加快转变”的内容什么?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今年政府工作突出了以下重点：继续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构建和完善以生产销售、科技信息和金融服务为主体的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体系;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认真落实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规划和政策;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

此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阐述了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现在，这8个“加快”细化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具体重要内容，可以凝聚亿万人民的力量来共同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加快转型“升级”，必须快些，再快些。必须解决思想上“不愿转”，行动上不知“怎么转”，体制上缺乏支撑“持续转”的制度体系等问题，“加快”要求深化改革。 一方面要看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场深刻变革是一场持久战。只有实现了这样的转变，我国发展的质量才会越来越高、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大、发展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2010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经济增长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业等各方面的基本稳定。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方针，还要依赖于出口、投资和消费三个方面的共同拉动，还要依赖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窥一斑而见全豹。温总理的报告，传递了党和政府力求进一步加快生产方式转变的信息，彰显了党和政府审时度势、积极慎重的务实精神，也体现了全体人民对新一年发展的坚定信心!“转变”大势所趋，“加快”迫在眉睫。思路明晰了，目标确立了，措施有了，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地推进，需要我们浓墨重彩地去书写。诚如温总理报告所言：“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人民时评：李源潮剑指基层腐败，县委书记最当知冷暖 2010年03月07日 刘国昌

最近有报道说，现在有些基层干部腐败严重，呼吁这种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厉行严惩。

曾几何时，人们对“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状况多有烦言，强烈呼吁要“打老虎”、要“打大老虎”。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在“打老虎”方面可以说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对一些地方的基层腐败打击力度不够，致使这种腐败有蔓延之势。

近日，第一期县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为培训班作专题报告。报告剑指基层腐败现象，颇有深意。他说，县委书记要心里装着群众，一任接着一任干，不追求虚假指标和轰动效应，不搞不切实际、违背科学的瞎折腾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李源潮最近还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对买官卖官等腐败进行了批评。

在我国，县、乡、镇、村可以说是基层了。在这些地方的基层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他们身处第一线，带领广大群众“真刀真枪”地苦干实干，不断开拓致富新天地。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中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有的还很严重。比如还有的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等。对此，广大群众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这种情况，严重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败坏了党的声誉，影响了事业的发展，理应坚决查处之、改正之。

基层干部身处第一线，他们的一言一行，体现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反映着领导干部的素质和作风。如果自己不注意、不检点，颐指气使，任意而为，甚至滑向腐败，那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涉及我们党如何执好政的大问题。“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中央和省里的方针政策，都要靠这些基层干部来落实;老百姓也正是从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看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因此说，基层干部的“官”虽不大，但责任重、影响深。

现在有个别基层干部有怨言：我们在基层干很辛苦，何必和我们过不去?此想法错矣。在基层工作辛苦是事实，大家都知道。但这决不能成为不作为、乱作为、搞腐败的理由。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职位有高低，但在为群众努力服好务、不谋私利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身为共产党的官员，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其他任何利益。如果有谁想利用自己的官位谋私利、搞腐败，那他(她)是打错了算盘。“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元帅的诗句，当应谨记。关于这方面的道理讲了多年，现在尤有重申之必要，作为基层干部也应当熟知牢记，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反腐败是一个整体工程，就其范围来说，“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打。不管是谁，也不管职位如何，只要搞腐败，都要坚决查处，决不留情!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人民时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10年03月07日 建 达

“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些话不仅引起代表委员的共鸣，而且受到社会各界的热议。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政府的应尽之责。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的机构，政府的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因此，政府制定计划，确定预算，推行政策，实施管理，包括官员按照中央规定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事项等等，都应该公开、透明。公权力晒到阳光下，才有可能避免因长官意志而造成的重大失误，也可遏制因“潜规则”而带来的不公和腐败。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和谐社会，都是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生活在这个具有悠久文明和广阔土地的国度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谁不希望国家繁荣富强?谁不希望自己过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权力霉变而产生的毒瘤--以权谋私、假公济私、铺张浪费、打击报复、贪污腐化等等，侵犯了他们的权利，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后患无穷。公开透明，就是管住权力、反腐倡廉的一个好办法。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自觉接受人民的批评和人民的监督。过去，人们习惯“被”管理，很少行使“管”政府的权利。有些政府官员，也俨然把自己当作了老百姓的“父母”官，对群众颐指气使，对老百姓的疾苦冷淡漠视。其实这是位置的颠倒。现代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理念与时俱进，政务日益公开，人民完全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批评和监督权力。例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监督，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互联网上的民意监督等等。监督，让权力守规矩;无处不在的监督，让权力服服帖帖地为人民服务。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政府对主流民意的诚恳回应。从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网集民智、听民意，到温家宝总理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都传递出倾听民声、研究民情、尊重民意的重要信息。“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今年两会，中央领导同志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全面细密、朴实无华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大量的民意集锦和民意反馈。人民听到了政府关于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庄严承诺，更期盼不断改进和完善各项制度，以保证权力在各地、在各个领域、在各个时期，真正在灿烂的阳光下运行。 人民时评：女人啊，你的名字还是弱者吗? 2010年03月08日 姜泓冰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提议，用法律规定家务劳动工资化。由于通常女性在操持家务上投入的时间精力远远大于男性，媒体的通俗化解释就是，要求丈夫给老婆发工资。

乍听可能容易被“雷倒”，尤其是丈夫们。但透过一片质疑声，仔细看看建议内容，其实并不像媒体标题中的那样“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有可取之处。其本质不过是希望通过立法确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一旦发生离婚、财产分割，妇女能够名正言顺获取更多权益保护。

一个看似可笑的提议，一件“清官难断”的区区家务事，透露的，却是当代社会女性观念意识的变更、女性地位和自我定位、两性婚姻关系等等观念现状。

进而想起102年前的3月8日，第一次走上纽约街头游行的1500名妇女们，打出“面包和玫瑰”的口号，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报酬，享有选举权，禁止使用童工。不知道她们此后的生活，是否都有了足够的面包，偶尔是不是还有玫瑰的点缀?只知道，她们实实在在地为全世界的女性争得了一个自己的节日，也为她们的女儿、孙女、重孙女们赢得了更广大更多彩的社会舞台。

广义地说“面包和玫瑰”从来都是女性争取自身权益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存的平等权利和安全保障，另一个则是情感、精神的满足和实现。在赢得更多工作机会、同工同酬、享受平等权利、追求自由、获得尊重等许多方面，自有“3?8妇女节”以来这100年，足可称得上“女性的巨变”。

中国的女性解放与多数国家路径不同，却正是其中巨变最剧的代表。恰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近日做客人民网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想想100年前中国妇女裹小脚，也不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从在家里裹小脚到今天驾驶歼击机的女飞行员飞上蓝天，在国庆60周年庆典当中大显身手，这是非常大的变化。”

有人用“她世纪”来形容我们身处的这一时代。电视台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节目，专门采访成功女性的，栏目名称都起得极“大”，要么是“天下女人”，要么是“非凡女人”，要么是“女人我最大”;不少地方的妇联，开始接待男性来访者，他们忿忿不平地质问：为什么不设男人节?大学理工科的女生人数已超过男生，其中能拿到奖学金的优等生中，女生比例更高;大城市里出现“剩女”族群，嫁不出去可能是因为条件太好太独立，而且剩到一定境界后并不伤感，还能像莫文蔚那样露齿大笑着自称“黄金盛女”„„这样的笑容时而使人恍惚：100年前设立“3?8妇女节”的理由，今天还存在吗?女人啊，你的名字还是弱者吗?

从要求丈夫支付家务劳动工资，到男女同年龄退休，每一种要求，都不要轻易视为荒谬或无理。这不过是强壮起来的夏娃们尝试与男性、与社会建立新关系的努力，是社会转型和调整的一个部分。不论女性们还有怎样的“面包”之困，眼底还有多少茫然和挣扎的神色，她们终究已是出走后的娜拉。

人民时评：从两会低碳提案大热看国计民生并重 2010年03月08日 朽木

虽然我一直不赞成按时间为序排什么“一号提案”，但是，对今年全国政协从时间顺序上排的一号提案的大热还是由衷赞赏，相信这也是很多关心两会的公民的共同心理。因为，这份题为《关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提案》，无论是新颖的立意还是关注的现实，无论是宏阔的视野还是对未来的发展，都十分重要。我以为，其重要性凸显在：既讲民生，亦重国计。

低碳，与其说是一个新话题，不如说是一个我们关注很久的话题，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环保”、“绿色”，实质上，讲的就是低碳;低碳，与其说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问题，不如说，这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从各国政治家到各国民众，对诸如地球变暖、温室气体排放等等，都已耳熟能详;低碳，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不如说，更是一个关乎发展方式的“宏大叙事”问题。当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既关乎“民生”，又关乎“国计”的问题。

正因如此，这份提案和其他多个提案不约而同地关注它，还有不少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异口同声地关注它。

这便是“共商国是”。

两会就是共商国是的大会。两会，概而言之，关注的就是“国计民生”四个字。毋庸置疑，这几年，两会的提案、议案水平不断提高，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越来越关注民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比如全国政协刚开的这几天，大家就对房价、教育、医疗等“百姓热点”备加关注。这是一个可喜的好现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两会之际，还要加一句“话为民所说”。但是否仅此就止呢?“低碳”提案大热，给了我们深刻启示：我们既要关注民生，也要关心国计。比如“低碳”话题，寻常百姓当下在居家过日子时，对此可能不如物价、房价、医疗、教育等那样“近距离”挂在嘴上，作为拉家常的话题，但是，两会代表委员则应当思考：我们怎样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低碳在中国，现状如何，进展如何，差距何在，前景何在?如此等等。只有这样，“委员”才能无愧人民群众和时代的“委”托，“代表”才能真正“代表”群众心声、“代表”社会发展方向。

两会代表委员提案议案和发言，十分十分关键，因为两会，是共商国是之所。你写的、说的，应当重质量，必须利国利民，必须着眼于国计民生。毫无疑问，两会上的绝大多数声音是说出百姓心声的，但是，也有极少数不能掌握这一原则，有的太琐碎，鸡毛蒜皮;还有的，甚至为一己代言，为利益集团代言，这就有些问题了，其实，这类话，老百姓也听得懂，也是“明眼人一看便知”。对此，我想，中央从未避讳过，因此，才不断号召为民代言，号召为国分忧，才要求提高提案议案及发言水平。这，也是人民群众寄望于两会的：讲真话、讲实话，讲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讲利国利民的话。

人民时评：平静看两会“角儿”们的表演 2010年03月09日 吴酩

“一年一次的大聚会大表演又开始了。”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发言人赵启正在3月1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这句开场白，引来了满场的笑声。全国人大代表，2900多，全国政协委员，又是2000多，二者相加，有5000之众。中国人口世界第一，无疑中国两会的规模，也是世界第一。数千人同时亮相同一大舞台，想不引起全国、全球的关注都难。

用“大表演”形容两会，是发言人的幽默，也是一种进步。这一进步，不光是指发言人，更是指广大参会的代表与委员。相比过去，近年来两会的民主气氛可谓越来越浓。代表、委员不再是“认真学习报告”、鼓掌表示拥护、表决一致通过，而是越来越“较真”地进行审议，越来越务实地参政议政，越来越审慎地行使投票权。正是因为更民主了，在大舞台上，才有了代表、委员们各具特色的表演。带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来，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展开讨论、碰撞甚至激烈的交锋，围绕热点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终以票决方式形成决议。这才是民主的常态。那种“看不惯”甚至严厉谴责代表、委员发表个性色彩鲜明意见的做法，其实是民主“非常态”下形成的偏见在作祟。

今年的两会刚开几天，媒体对代表、委员“表演”的报道已是绚丽多彩。江苏、北京的开发商，为疯长的房地产继续高唱赞歌;山东药厂老总，认为“医改如果成功则是全民悲剧”;四川“熊猫妈妈”，呼吁进一步加强动物保护;南京从事环保产业的慈善大王，带着实物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上海农民工代表，表示“要抓住一切为农民工说话的机会，把农民工的心声带到两会或者有关部门”„„尽管媒体、网民对这些“表演”的评价不一，对某些观点，表示质疑、反对、谴责的不少，有的甚至激愤地提出“应该剥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的代表、委员资格”，但是笔者却要一视同仁，为所有的“表演”大声叫好、喝彩。现实的社会，早已改变了昔日的均贫状态，具有了鲜明的利益多元特色;5000多代表、委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业界、不同的阶层，可以说，带着不同的诉求而来，并且毫不保留地进行阐述，正是代表、委员尽职尽责的表现。

支持代表、委员各抒己见，并不等于“一视同仁”地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比如，去年两会期间少数医药界委员“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的言论，就曾引起轩然大波，笔者也很不以为然，认为论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太偏、离民意太远。同样，对于今年某些代表、委员有关房价、医改的意见，笔者也不能苟同，但这与代表、委员的神圣发言、表达权，完全是两码事。观点有对错之分，如实表达观点的行为，却是绝对无可非议的，不仅不应也不能受到压制和指责，而且应该得到掌声。随着民主建设的推进，习惯两会上的不同声音，平静看待“角儿”们的不同表演，应该也必然成为一种民众的正常心态。

当然，作为代表和委员，也不能百分百地站在自己所在的群体立场看问题，只知维护本群体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头上毕竟还顶着“人民”二字，全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他们的立场，不应该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立场相对立，他们维护的利益，不能够以损害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代价。

人民时评：回应“配发电脑”相关质疑是政协明智之举 2010年03月09日 建 达

针对部分媒体对本次政协会议为委员继续提供专用电脑的种种说法，政协大会秘书处有关负责人接受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专访，作了解释和回答。他说，全国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工作已经迈入信息化管理时代，政协会议闭幕后，委员仍可通过所配发的身份数字证书，全天候进入“委员办公平台”。更重要的是，委员常年可通过网络提交提案、会议发言、调研报告和建言献策，发言社情民意等。“如有委员不需会议配发的电脑，可将电脑交回，我们将进一步充分发挥好这些电脑的作用。”政协严肃认真回应部分媒体和网民的质疑，是明智之举，值得称道。

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是中国最重要的立法监督和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对政府工作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工作进行审议讨论，切实体现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新闻媒体准确及时报道两会的进程，同时结合代表委员的关注点和社会各界民意，对某些社会热点问题提出质疑，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这正是两会的魅力所在。如果像曾经有过的某段时期一样，代表委员和新闻媒体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监督，那就失去了开两会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民主政治的实际含义。

政协回应媒体和网络的质疑，反映了新时期民主、开放、务实的大背景。信息化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除了传统媒体，还有新兴媒体。就是新兴媒体，技术手段也是与时俱进。例如如今时兴的微博等等。公众了解真相的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宽。公民质疑政府、质疑官员，是合法权利，也是民主的体现。现代社会，想堵住人家的嘴已经很难了，不如进一步改革开放，畅通言路，广集民智，倾听民声，尊重民意，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回答，也有利于改进自己的工作，更好地完成人民赋予的责任使命。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强调，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其中提到，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很高的标准。政府官员对待公众质疑、对待媒体批评的态度，体现了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人品修养。不能一听批评或者不顺耳的质疑，就装聋作哑，拒之门外，甚至火冒三丈、失态失礼。如此行为，离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相去甚远，离人民群众所要求的干部标准也相去甚远。

民主是个好东西。人大政协会议的一个核心品格，就是民主求实。官员怕质疑、怕提问、怕监督，已经显见落后。建议向本次政协会议学一学，有质疑就回应;有问题就解答，有情况多沟通，让民主求实的风气在官场和社会上发扬光大。

人民时评：代表委员敢言背后的民意期待 2010年03月10日 王石川

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日前抨击官场不正风气，读者反应强烈。网友对他真诚坦率的发言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言论体现了真正的两会精神。(3月7日《新京报》)

张维庆的敢于放言一时赢来赞誉无数。张维庆究竟说了什么呢?他是这样抨击的：“权钱交易利益链未斩断、明规则潜规则双轨运行、任人唯亲买官卖官严重、下基层难听到真实情况、迎来送往成经济政治负担、大家都不敢讲心里话、秘书班子有‘八股’习气”。应该说，这些话一针见血，张维庆不仅敢言，而且说到了点子上。其实，在两会上，像张维庆一样敢言的重量级官员委实不少，比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日前抨击国有垄断企业现状：“有些垄断企业的领导权力过大，有些企业里，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投资，也是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当前楼市出现泡沫已是不争的事实等等，也称得上敢言。

全国两会召开正酣，代表委员尽情履职，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在代表委员的放言“狂欢”中，这些重量级代表委员的敢言现象，无疑分外引人关注。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俄罗斯索尔仁尼琴的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有多少人敢于发言、敢说实话?特别是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士，更是出言谨慎。“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尚算难得，更有人是不说实话，或者连话也不说，径直保持沉默，更有甚者，只是说假话、说虚话、说大话、说套话，实话全不说。

其实，说实话、说真话本来就是代表委员的基本职责，无论身份高低，职务大小，都应该说实话、说真话，不说实话、不说真话就愧对公众的信任和重托，也有愧于代表委员这个称号。但是，话虽这么说，有些代表委员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诚然，代表委员敢于说话，敢于说不同的话，敢于为民众代言，是本职所在，而不是什么添乱。代表委员如果真的为国家好、为民众好，对民意负责，就要信奉真理、真相，就要敢于发言、敢说实话。

尽管敢于发言、敢说实话本来就是代表委员履职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越来越多的代表委员敢于发言、敢说实话是件好事，越来越多的重量级代表委员敢于发言、敢说实话，令人称道和欣慰。当然，敢于发言、敢说实话只是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些重量级的代表委员往往身为高官，是“一方诸侯”，掌握着权柄和巨大资源，如果他们既敢言又敢做，积极革除自己提到的积弊，则更可贵、更值得期待。

人民时评：从"橡皮图章"到"法治钢印"，人大监督彰显政治文明 2010年03月11日 詹勇

3月9日下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工作报告。在吴邦国委员长的报告中，不管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回顾总结，还是对今年工作的安排展望，有关“人大监督”的内容都篇幅大、分量重，成为人们理解并期待人大工作的一个关键词。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重要职权，人大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进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大监督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发挥，以致有“橡皮图章”的讥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政治的进步，这种状况正在逐渐改善，人大监督工作有了新变化、新气象。

透过吴邦国委员长的报告，更通过近年来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看到人大监督在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焕发了生机和力量，变得越来越刚性化、常态化、公开化。

在法律依据上，2007年以来监督法的颁布实施，使宪法的原则性赋权落地生根，推进了人大监督在法治轨道内顺利运行;从监督方式上，从以往常见的审议、视察、调研、检查等，到今年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今后要依法开展质询和询问活动”，这种丰富和创新，使人大有了深入日常监督的更有力抓手;在监督重点上，紧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把经济工作和民生问题作为监督重点，监督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在监督公开上，审议议题、监督过程、监督计划、监督项目、工作安排等更加透明开放，接受社会的监督，也推动有关部门改进工作。

近年来，人大在政治生活中的监督者角色日益凸显，不仅得益于监督条件的创造和改善，也因为人大监督工作本身也在实践中不断“升级”，成为推进科学、依法、民主执政的重要力量。

比如， 2009年,中央政府提出9080亿元公共投资计划。这么多钱投下去，是否用得好?用得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多个专题调研组赴全国各地，调研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四个领域， 历经3个月调研形成的专题调研报告,与国务院关于中央政府投资安排及实施情况的报告一齐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调研报告和审议意见送交国务院研究处理后,大都有了积极有效的反馈和回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开创了以重大专题调研推动中央重大政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先河。

又比如，预算监督方面，人大已建立每月预算执行分析制度，就每个月预算收支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工作报告中更明确提出，今年要在8月份专门审议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了往年审查把上年决算、当年预算执行情况“一勺烩”的做法，变成把预算执行情况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连同在一起进行审议，有利于全面了解情况，便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还比如，在食品安全法实施的当年，人大常委会就开展了执法检查。针对配套行政法规、规章滞后，建议国务院加快制定和清理;针对中西部地区财政经费到位率很低，建议将食品安全经费列入预算予以保障。不少及时的意见建议,为促进食品安全法更好实施提供了助力。

这些新的变化，充分说明人大监督已经不局限于“庙堂之高”、“报告之言”，其雄健的步伐，正迈进“江湖之远”、“百姓之事”，深入纷繁复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现实中;人大监督正在成为积极介入社会发展、权力运行全过程、各环节的“现场直播”，更加注重时效性和有效性，更加注重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制约，使人大监督工作越来越“看得见、摸得着、反应快、有效果”。

展望人大监督新的前景，吴邦国委员长在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在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水平、增强监督实效上下功夫，这固然离不开各级重视、加强学习、创新方式等，但固本培元之策，还是在制度建设层面为人大监督提供更多支持，开辟更多路子。既要把近年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方法、经验等进行总结提炼，升华为法律制度;又要通过彰显法治的严肃性和执行力，为人大监督打到痛处、落到实处提供保障。只有立足并延伸法治轨道，使监督工作更加法治化、日常化、制度化，人大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动力之源，在我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锻造成熠熠生辉的“法治钢印”。

人民时评：从总书记过问“招工难”说起 2010年03月12日 武少民

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天津代表团的审议。当纺织女工张晓燕代表提出部分企业出现招工难问题时，胡锦涛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希望劳动保障部门和工会组织积极主动搭建平台，组织好对接，开展好培训，为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需求和农民工实现就业多办好事。

金融海啸渐行渐远，“招工难”成了很多企业主的“新病”，眼看着工期临近，却找不到合适的熟练工人。据不完全统计，仅珠三角地区就缺工达200多万人。为什么廉价的劳动力不再“孔雀东南飞”?还未从金融危机思维惯势中走出来的人们，陷入了困惑。

这不，两会上也有人向总书记发问了，总书记也对“招工难”开出了“药方”。由这一细节看出，“招工难”已经为中央领导所关注。事实上，代表和委员们在两会纵论国是，虽然也有争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惠及民生，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无论是剑指高房价，还是热议教育、医疗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都体现了代表委员们济世爱民的情怀。

“招工难”其实是个“伪命题”。君不见，中部和西部的大量劳动力待业家中，一些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却找不到熟练工人，或者试图以低廉的价格雇佣劳动力而不能如愿。随着全国经济向好，原先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以深圳市为例，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在1000元左右。而在深圳无论是租房还是生活费用都相对高昂，千元左右甚至不能满足日常用度，工人怎么会来?再说，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逐渐向中西部渗透，这样，不少农民工在自家门口就可以打工了，尽管收入可能少一点，但花销也少，一年下来比外出打工赚的钱还多。

企业缺乏长远规划，是“招工难”的重要原因。金融海啸来了，企业无视长远发展，有的大量裁员，有的卷款潜逃，原先培养的熟练工人迅速流失。而经济恢复之快超乎预期，在短期内就要招到熟练工人，无疑非常困难。不少企业不仅不注重培训，甚至连用人留人的机制都没有，更别说温馨的企业文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人看不到前景，当然要求更高更好的待遇了。与此同时，企业却不能适应这种转变，还是希望像金融危机之前那样，雇佣些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实现更多的原始积累。自然，矛盾不可避免。

总书记言之谆谆。的确，破解用工难需要统筹协调，劳动保障部门和工会组织应该负起责任，最好是搭建跨省区的合作平台，让用工信息各省共享，这样可以实现劳动力的最佳配置。当然，培训一定要跟上，目前我们的企业非常欠缺服务思维，工人要做好当前的工作，企业也有义务培训他们，让他们学到更多的技能，更有效率地工作。此外，企业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营造留人用人的良好氛围，让工人愿意在厂子里扎根，与企业共经风雨。

中央领导关注“招工难”，相信破解之道已经了然在胸。“招工难”有其两面性，这一点应该成为共识。中国从来不乏优秀的工人，近3亿农民工也能适应建设城市、发展生产的需求。因此，企业要反躬自省，多从自身找原因，不仅要吸引农民工，更要让他们留下来。当然，农民工也要调整心态，从普通工人做起，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在工作中成长。

“招工难”，从本质上说，难的是思维和意识的转变。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此后各种各样的难题或许会接踵而至，劳工双方都应转变观念，在出现利益之争的时候，多想长远，多谋将来。

人民时评:保民生纾民困听民意,人民感受是司法改革风向标 2010年03月12日 白龙

司法过程如何更注重民生?法院审判如何更加公开透明?执行难如何破解?司法队伍如何保持公正廉洁?这些是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期待，也是下一步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出，人民群众的感受是司法改革的风向标;法院司法改革的具体推进也可以总结为：保民生、纾民困、听民意。

保民生是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为人民司法”的内在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为更好地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农案件、房地产纠纷案件，以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物业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可以看作是“保民生”的具体落实。在司法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总体要求下，民生就是大局。司法是社会公正的底线，司法公正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人民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只有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维护，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以良性态势前行。

纾民困是司法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能动司法”的内涵之一。据报道，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件以上，刑事案件中约有80%的受害人或其家属得不到赔偿。对这些“因案致贫”的困难群众，需要伸出司法的救助之手。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按时完成了中央部署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这正是“纾民困”的具体体现。此外，人民法院还积极推进司法便民工作，在诉讼服务、调查取证、档案查询、公民旁听庭审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便利，去年一年，依法为当事人减、缓、免交诉讼费7.6亿元。

听民意是人民法院对人民群众呼声的回应，也是改进自身机制、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助动器。执行难、司法廉洁等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话题，人民法院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去年，“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的开通，各地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全国各级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加强，向社会公布违纪违法举报网站和举报电话，积极办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等举措，都是人民法院打开大门办案、听取民意的积极反应。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期待，民意的表达更有序，民意的听取更有效。

去年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保民生、纾民困、听民意方面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与善意。人民法院只有不断回应群众呼声，不断从基层的法治现场出发，才能持续地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更好地维护法治尊严和法院权威。与此同时，通过人民法院的能动调解、公开审判等司法活动的熏陶，人民群众也需要进一步树立法治信仰，认同法治理念，熟悉法律规则。只有人民法院和人民群众双向互动，良性沟通，将人民群众的感受作为司法改革的风向标，才能将下一步的改革推向深入、落到实处。

人民时评：代表的功能何时都该激活 2010年03月13日 建 达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今年首次提出，今后要依法开展质询和询问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在新闻采访会上表示，依法开展质询和询问活动，将成为人大常委会开展日常监督的一种具体方式。这是本次人大会议释放的一个重要信息，预示着我国人大监督工作将出现新气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这项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起，构成了国家的基本政治框架。制度完善、向善、顺应时代潮流，就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给民族带来强大。制度有缺陷，或者未能发挥预先设定的功能，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正因为如此，肩负着立法和监督职能的人大代表，就更应该尽职尽责，通过各种渠道和有效手段，依法行使代表权力，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人大代表依法行使权力，走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近年来，代表的“代表意识”越来越强，法律知识越来越丰富，监督功能也加速转动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明显增强。但是，人们也看到，代表的作用还有待于更多地激活。其中代表质询和询问就是例子。

在各地的人大活动中，已经不乏质询和询问的实例。浙江、广东、江苏等地，都出现过代表就某个热门问题质询政府的现象。通过严厉的质询，政府向公众作出解释，并提出对某些问题的改进意见。这样的质询和询问，让政府的工作开放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从而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重大事情上，特别是群众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上，需要人大代表出来质询，需要政府回应，却未能看到。这也说明，一些人大代表对于行使质询权，还没有养成习惯，有的代表质询政府还缺乏勇气。正如今年两会上有的代表委员的心态一样，似乎在会议上不投反对票就是“爱国”，记者提些问题就心烦，互联网上有些民意就认为是炒作。这类心态尽管是少数，却也应该引起舆论的关注，因为，人大代表不是摆设，不是简单的荣誉，而是对国家、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的立法、民意和监督“代表”。

依法启动代表的质询和询问程序，需要制度的保证。这种保证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洞的，而应该明确、具体、细密、可操作。唯如此，人民才满意，人大才有权威。人大代表质询和询问的权力不是谁恩赐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民主和法治的设定。通过人大代表的实践，通过媒体的传递，通过人民群众的观察参与，质询和询问将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在国家民主和法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民时评:且看两会后驻京办如何"大撤离" 2010年03月14日 李德民

两会期间，湖北、甘肃、山东、江西等省市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按照国务院的要求，省直驻京办和县级驻京办均须撤离，地市级驻京办可在审批后有选择地保留。对此，中部和东部诸多省市均已行动起来，最近一直在摸底排查，等两会一结束，这项工作将立即启动，6个月内完成。

这是积极的态度。撤销驻京办是中央的决定，更是老百姓的呼声。不能说驻京办没有干过实事，但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驻京办干过不少“坏事”，突出的问题是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一些驻京办人员打的是为本地区、本单位“跑部钱进”、“招商引资”的招牌，干的是为当地官员行贿、受贿、跑官、要官以及鞍前马后、送往迎来的“服务”，从中谋取的是个人利益。他们拉关系、结帮派，搞得乌烟瘴气，养肥了多少“蛀虫”!有些地方和单位的驻京办完全成了官员的“行宫”、“私宅”，到底干了多少丑事、坏事，真要下功夫查一查，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的。

撤销驻京办自然是好事，但笔者对这件好事能否办成，特别是对两会后能否“大撤离”有一定质疑。因为过去教训深刻，“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不能忽视的现象，怕就怕驻京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些驻京办里久经考验的“歪嘴和尚”、见多识广的“老油条”及其心术不正的领导，恐怕早有“对策”了。比如，他们可能会改头换面，让本该撤销的驻京办名亡实存，换个名目叫什么“宾馆”、“饭店”、“中心”，实质还是驻京办，干起坏事来甚至更方便。

奉劝“歪嘴和尚”和“老油条”们放明白一些，对待这次撤销驻京办的决定，切不可等闲视之，还是照办为好。因为，且不说驻京办就办在党中央、国务院眼皮底下，中央眼里是容不得“砂子”的，而且要看到，驻京办民愤很大，北京人、当地人都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已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群众举报、媒体曝光，这是谁也“扛”不住的。中央现在办事情，还有很厉害的一招，那就是审计、纪检、监察直至政法机关及时跟进，督促检查，绝非说说而已，叫你不想撤也得撤，不想走也得走，否则就是违纪甚至违法。如果谁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是自讨没趣。

驻京办特别是他们的领导肯定心中有委屈：在北京办事那么难，中央部委“衙门”那么高、 “谱”那么大，各地方、各单位事情又那么多，原来有驻京办跑腿，方便了许多，如今把“腿”砍了，再跑项目、争投资人生地不熟，办事何其难也!办事确实不容易，但必须明确，办事难和腐败虽说有一定关系，但办事再难，也不能放任驻京办走歪门邪道搞腐败。要知道，驻京办的腐败只能纵容、诱惑“衙门”里的“衙役”更贪婪、更腐败，从而使事情更难办。这叫“连锁反应”，这是“恶性循环”。

两会之后驻京办“大撤离”是大势所趋，是加强廉政建设之必然。早撤晚撤都是撤，早撤吃的是“敬酒”，晚撤吃的是“罚酒”，早撤比晚撤好。

人民时评：一个骗官的王亚丽背后有几多“贵人”? 2010年03月15日 李德民

这个女人真是不寻常，如今已“名”满天下，臭不可闻。她就是被当地人称作“一身是假书记”、“混进官场三聚氰胺”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

王亚丽原名丁增欣，原籍河北无极县张段固镇西验村人，是该县“能人”、“大款”王破盘的干女儿。她除了性别是真的，其身份、年龄、履历、档案均涉嫌造假，因冒充王破盘女儿意图侵占遗产，遭当事人举报，其造假身份被曝光。中组部新闻发言人证实，王亚丽被认定为“造假骗官”，王已被免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从王亚丽被怀疑偷过 “干爹”王破盘100万美元，又企图侵占“干爹”过亿遗产，可以看出此女绝非“善茬”。据当地干部反映，如果不是意图侵占他人亿万财产，遭当事人持续举报，王亚丽的造假身份将很难被发现，“当个副市长也有可能”。如果她真能继续往上爬，这个靠 “傍大款”、“贴高官”混进官场的王亚丽真是成“精”了。

王亚丽作为无极县一个喜欢吹唢呐的村姑，想进城，想当干部，想过好日子，完全可以理解，本不必指责，只要路子走正。问题在于，她靠的是另一套。这就有必要换个角度看王案了，不妨先把造假骗官的王亚丽搁在一边，看看精心“包装”她、费力“培养”她、为她升官开一路“绿灯”的“贵人”均为何许人。决定王亚丽命运的一个重要人物当然是“干爹”王破盘，但对他不必说了，他已经作古，也不是什么党政干部。要认真查查并严惩的是党政机关里那些帮她造假骗官的“贵人”。王亚丽身份、年龄、履历、档案均涉嫌造假，按 “履历”推断，她12岁竟成为一家大型军医院的药剂师!这样的“履历”怎么能通过审核?又是谁极力举荐的?

甘当王亚丽“贵人”的官员，随着丑闻曝光终于付出代价了。3月12日，中共河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证实，目前，王亚丽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职务的主要问题基本查清，与此相关的时任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耿震环、时任石家庄市文化局人事处处长的杨路群2人，已因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其他涉嫌违纪的人员，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序追究党纪政纪责任。调查中还发现王亚丽涉嫌职务侵占等犯罪问题，由此牵连涉嫌违法犯罪的还有石家庄市工商局副局长齐志刚、农业银行石家庄市北城支行副行长周东风等7人，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其中王亚丽、齐志刚、周东风等4人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王亚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村姑，“奋斗”几年当上风光无限的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上演了中国版“灰姑娘”的童话，只是这个“灰姑娘”很不可爱。但平心而论，她走到今天，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全怪她吗?她身后一个个的“贵人”们或好色，或贪财，其实比她更可恨。

人民时评：如何让公平正义"光芒万丈、阳光普照" 2010年03月16日 詹勇

“我认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当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问到关于“社会公平”的问题时，温总理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总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强烈共鸣。记得去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横扫全球、愁云惨淡的时候，总理一句“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成为鼓舞人心的最强声音;今年，总理提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又成为两会最温暖人心的声音。

实际上，对公平正义的倡导，正是对社会民意的反映和呼应。两会前，在一系列网络“民调”中，收入差距、教育公平等方面问题频频入选最热关注，温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公平”、“公正”、“正义”成为报告的高频词汇，“公平正义”也是代表委员们热烈讨论、建言献策的热点议题之一。

公平正义是民之所呼，也是时代潮流，它比太阳更有光辉，是因为其具有宝贵的价值、无穷的力量。只有在一个讲求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成果才会真正为广大人民所共享，个人的尊严和幸福才会更加真实可靠，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才会有根本保障，社会和谐稳定才会有坚实基础。

温总理在答记者问时也指出，勿庸讳言，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等。可以说，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渴求，更因为现实中还存在着不少“不公平非正义”，使得公平正义有时成为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稀缺资源”。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转型期的各种问题也开始集中显现。在城乡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像层层乌云蔽日，长期隔绝了公平正义这个“我的太阳”的光芒与温暖，搅得周天寒彻，社会混乱。如果任其发展，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

以收入分配为例，两会期间，曾披露一组数据：我国居民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竟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到10倍„„

公平正义，已经成为理解今日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解决转型时期种种“成长的烦恼”的一个新的思路。

一方面，公平正义的最终实现和根本保障，决定于发展，也就是要继续做大“蛋糕”。马克思说过，只有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间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才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科学发展离不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社会运行的基础规则，检验发展质量的试金石，也就是要更加注重分好“蛋糕”。

诚如温总理所说，“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是要搞好经济建设，而且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这三者不可偏废”。“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以公平正义视角观照中国发展，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有物质文明，更要有精神文明;既要有发展的数量，更追求发展的质量。公平正义命题的提出，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策是契合的。

如何让公平正义“光芒万丈、阳光普照”?这将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长期课题。其治标之法，就是要迅速“拨云见日”，运用法治、民主、舆论、监督等各种手段，大力荡涤社会上存在的不公不平现象，及时解决老百姓最有意见的社会公平问题;其治本之策，还是要建立常态化的“发光机制”，让公平正义成为整个社会崇尚的价值，各级干部执政干事的理念，建立程序正义，完善问责制度，保障合理有序的利益博弈，使公平正义成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运行方式，实现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有机结合。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面对未来，我们的期待如此热切，我们的努力也将充满艰辛，我们有理由畅想，公平正义的阳光，终将洒遍中国大地，洒遍各行各业，洒遍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去照亮更加美好而远大的前景。

人民时评：该如何看待“全裸”乡政府? 2010年03月16日 王石川

这两天，一篇介绍“全裸”乡政府的帖子红遍网络。帖子称，近日，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在网上详细公示了今年1月、2月的公务费用开支。除各部门预算公开外，甚至党政机关购买矿泉水、招待上级官员烟酒都悉数公布，可谓“全透明”。

毋庸赘言，白庙乡政府的“全裸”之举，极富胆识和智慧，其晒公务开支之精密，与被人津津乐道的香港一些部门的预算开支细化到座椅、灯泡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晒公务开支普遍难以推行的现实语境中，这种“全裸”之举自然备受好评，被网友称为“政府全裸第一例”，绝非浪得虚名。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一个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人家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一定程度而言，政府部门就是受民众委托、为民众办事的公共机构，为了对民众负责，晒一晒公务开支，实属必需。诚如四川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大鹏所称：只有公开才能知情，知情才能参与，才能监督，让财政的钱用得其所。

事实上，晒公务开支既是民心所向也是官员的起码伦理。前不久，温总理在回应“治理三公消费真的那么难吗?”时就表示：“(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其实，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如今白庙乡的晒开支无疑是最好的响应和践行，连最小的一笔开支为“购买信纸”——花费1.5元都晒了出来。

“全裸”乡政府晒出了什么?既可以看到花费1.5元“购买信纸”这样最小的一笔开支，也可以看到该乡政府支出最大的一笔开支是，1月24日招待“财务预算公开民主议事会观摩来客”，请客三桌，花费1269元。

当然，仅仅晒财政还不够，还需要回答公众的疑问。比如，有网友说公布的内容还不够翔实，即(这些招待)在什么地方吃的，一桌饭四五百块钱几个人吃等。诚然，为确保真实可靠，不妨再细化一些。因此，白庙乡政府的全裸之举，值得赞赏，但显然仍不是终点，仍有改进的空间。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相关部门应该更开诚布公一些。

最关键的是，政府的公务开支要用得其所。钱花了，花在哪里，是怎么花的，这些都需要给老百姓一个说法。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不止想知道钱是怎么花的，更想知道钱花得值不值，有没有花在刀刃上。正如专家所称，老百姓需要了解政府花钱有没有解决问题、有没有乱花钱，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政府花钱要解决他们的疾苦。

同时还应该看到，白庙乡的“全裸”不是制度整体推进的产物，依然只是小范围的个体行为的推进，它虽有进步意义，但并不值得过于狂欢。就像此前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公开一样，尽管间或破冰，但终未形成雷霆之势，也没有遍地开花，究其因，不是制度整体推进的产物。因此，笔者期待，一方面白庙乡在晒财政方面进行更详尽的改进和完善，另一方面，更高层次的部门应该从白庙乡“全裸”受到世人追捧读出强烈的民意期待，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并率先开始晒财政，若如此，方让人真正欣慰。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假如没有“三?一五” 2010年03月16日 李泓冰

对消费者而言，如果每一天都是“3?15”，如果维权变得轻松愉悦，那样的生活，才是与幸福和尊严相伴的好日子

3月15日，这个日子让中国消费者百感交集。

“这是我们消费者自己的节日„„”电台播音员的声音里透着欢快，但对不少消费者来说，这个日子洋溢的恐怕不全是节日气氛。

这些年，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不断曝光;近来网络购物、电视购物也成了投诉热点;连问题汽车的全球召回，中国车主都有被歧视之嫌„„消费者的安全感屡受打击。

央视一年一度的“3?15晚会”，往往成为消费者的倾诉会，将不法商家和企业拎出来在荧屏上示众。有人说，这样的曝光挂一漏万，这样的晚会可以休矣。话说得似乎没错，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目前在消费领域，谁是弱势群体?毫无疑问，是消费者而非企业。不慎被坑蒙拐骗，误买了假冒伪劣，消费者绝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就算投诉也常常碰壁。全国每天光“3?15热线”和消协接到的投诉就数以万计，能追回损失的“挂一漏万”，消费者常常因为证据不足而败北——特别是在电视购物和网购等新的消费领域。

由此，“3?15晚会”之类站在消费者立场的曝光平台，不是太多了，和365天没完没了的电视广告、电视购物节目相比，一年只轮得上一晚的“3?15晚会”，实际上是太少了。如果，这能成为一个常规节目，让消费者有了“冤情”，不必非等到“3?15”，不必非挤进这个晚会，也能有讨回说法、讨回公道、讨回经济损失的渠道，那样的话，“3?15晚会”的存废，也就不值得操心了。

现在，我们还得庆幸：幸好有一个3月15日，在消费者维权机制还很不健全的时候，在消费者还常常孤立无援和束手无策的时候，让黑心企业和商家有所忌惮，有所收敛。因此，在这一天，为消费者维权的力度还得再大一些，对建立消费者维权制度的呼吁还得再强烈一些，对不法企业和商家的打击还得再不留情面一些，形成逐年逐日高涨的潮头，让消费者的权益日渐强势起来，并将这种强势制度化、常规化，最终形成强大的保护网，罩住一年365日，罩住每一个消费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知“消费”不知“者”，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识至今在一些行业和地方仍很淡漠。一旦出了质量事故，一些地方往往为了保护利税大户或出于其他目的，而急不可待地出面“摆平”。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假如没有“3?15”，后果更不堪设想。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党和政府作出了掷地有声的承诺：让人民过上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对消费者而言，如果每一天都是“3?15”，如果维权变得轻松愉悦，那样的生活，才是与幸福和尊严相伴的好日子„„

人民时评：人社部细答网友，谁该脸红? 2010年03月16日 王石川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致电人民网，就网友在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中反映较多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跨省异地就医报销、入学就业乙肝检查、“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农民工返城就业、事业单位工人参公、公务员身份变更等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一详细回复。

互联网时代迅猛而至，使沟通更为便捷，交流更为通畅，问答更为简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网络留言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为网友提供了畅所欲言的平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留言板具有释疑解惑的功能，原因就在于网友反映的疑惑被传递上去，得到了权威部门的及时答复。人社部细答网友，无疑就是值得推举的一例。

纵观网友对人社部的提问，可谓无所不有，又强烈关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就一些热点问题集中发问，比如，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跨省异地就医报销、入学就业乙肝检查、“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农民工返城就业等等。去年12月28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发布，消息一出，备受好评，但同时也引来了不少疑惑，比如，虽然转移接续有利于实现“无障碍”、“无缝隙”的对接，但因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等原因，职工的权益容易受到伤害。如今，人社部的详细答问就很好地回应了人们的疑惑。

俗话说：“灯越拨越亮，理愈辩愈明。”这说的是交流和沟通的必要。诚然，对公权力部门来说，及时回应舆论疑惑，是其本分;详细解答公众的疑问，是其职责。只有及时解惑，才能消除疑问和误解;只有详细作答，才能赢得尊重，也才是重视民意。

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一些地方仍然意识不到这一点。比如，哈尔滨市民在哈尔滨市政府网站反映南岗区政府门前大理石步道板雨雪天气湿滑难行一事，却被告知“可以绕行，没必要非在其上面走”。再比如，有农民工反映6年没有领到工资，市长信箱回复“已转阅”。我们甚至看到这样粗暴的答复：一市民致信市长信箱称“创建办网上创建要不得”，市长信箱就此信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淡(回复者错别字，应为“面谈”)。可以说，无论是“可以绕行”还是“已阅”，乃至于“没时间闲扯”，性质如出一辙，都是极不耐烦，让人嗅出权力的傲慢与戾气，都凸现了居高临下的权力对民意的蔑视和轻贱。试问，如果都这样回复群众，政府的公信力何在?”面对人社部细答网友，这些部门是否该脸红?

社科院学者曾指出，一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民怨太深。这里说的虽然是群体性事件，但实际上，一些关乎民生的疑问如果得不到理解和释疑，同样会让民众有怨言。应该说，民众愿意求助政府网站，这是他们对政府信任的表现，政府部门如果真诚对待，认真解决，则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反则是小事变大、大事变炸。

在今年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专题汇报，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要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答复问题。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部门重视民意，关注民众的热点。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新气象。一定程度而言，像人社部这样主动回应网友的政府部门越多，越是好事，越值得褒扬。值得提及的是，截至目前，已有人社部、公安部、环保部、教育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15个国家部委以不同形式对人民网网友留言进行了答复。笔者期待，有越来越多部委能够秉承职责，顺应民意，积极主动地回应民意，并且建立长效的制度化沟通。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找准自己的位置 2010年03月17日 张铁

人大代表中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注意转换自己的身份。这不仅是宪法的要求，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刚刚落下帷幕的全国两会上，备受关注的选举法修正案，以近95%的赞成率，顺利通过。城乡按照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将会让更多来自农村的基层代表，在人大的会场上，为亿万农民的利益鼓与呼。

然而两会上，相对于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领导干部代表受到了更多关注。而且，基层代表平时履职中，也有更多实际困难。对于领导干部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李肇星有个简短明确的观点：这里没有领导，只有代表。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3月5日，总书记参加他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专注地倾听每位代表的发言。9位代表发言后，会议主持人说：“代表发言结束，请胡锦涛总书记讲话。”总书记笑着纠正说：“代表发言还没有结束，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也作一个发言。”总书记诚恳而又平等的态度引来现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人大代表不是行政职务，没有官职大小、级别高低之分。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作为人大代表，他们在人大这个权力机构中，地位一样高、责任一样重，有着同样的发言权、质询权、选举权。

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大的权力来自亿万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根本。各级行政机关，都是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如果认为是领导干部、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地位就高于其他代表，那就不对了。目前，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所占比例还比较大。但正因为如此，人大代表中的领导干部，就更应该注意转换自己的身份。这不仅是宪法的要求，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

两会前，有代表说：“人大代表有职无权。”实际上，人大代表是“有职也有权”：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无论是出席人大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报告，还是提出议案和建议、参加选举和表决等，都是在集体行使人民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领导干部，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基层代表，都应牢记自己人大代表的性质和身份，找准自己的位置，切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

人民时评：“草菅虎命”，谁之责? 2010年03月17日 鲁平

沈阳市11只东北虎“非正常死亡”后，引起社会各界、舆论的普遍关注。

东北虎既是全球濒危动物，更是人类的朋友。寄托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想象，承载着无数少年儿童的快乐与梦想，是美丽的地球生物多样性的象征之一。沈阳一位小朋友看到老虎因营养不良死亡后，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把我的压岁钱拿出来买牛肉吧，我不让老虎死。”

可以说，关注东北虎，就是关注人类自身。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生产活动的剧烈，百兽之王的东北虎，栖息之地越来越少，一部分走进动物园，被豢养着。可是，在沈阳，东北虎连这最后的“尊严”，也荡然无存，被活活折磨死。

一位生物学家说，这是虐杀!是少数监管者和不法经营者良心的泯灭!

11只东北虎被“草菅虎命”，谁之责?

野生动物保护、监管部门责不可推。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珍稀动物成批死亡，非一日两日，野生动物保护部门，也得到及时报告，作为国家主管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却未能有效监管，及时阻止，可以说，东北虎在有关部门眼皮子底下丧生，监管部门责任不可推脱，也推脱不掉。

经营者利欲熏心，良心泯灭。东北虎也好，丹顶鹤也好，众多的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经营者这里，只是一个赚钱的机器。一旦失去有效监管，旺季多挣点钱，淡季伸手给当地政府要点补贴，至于那些动物——死活似乎并不重要。

法律漏洞，让不法者有恃无恐。在森林里，非法猎杀老虎，可以判刑，我国2004年修改通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做出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动物园内，国家保护动物的福利待遇如何保障到位，如果被杀死怎样处理，却缺乏足够的法律震慑。对这种以近乎虐杀的方式，使老虎非正常死亡，从法律上却难以定罪。为野生动物的福利立法，迫在眉睫。

盲目将公益事业推向市场，产业化、市场化，身为国家保护动物的东北虎、丹顶鹤等动物，首要角色成为不法商人赚钱的机器，再加上监管不力，悲惨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

动物园的属性首先是公益性的：供大家休闲娱乐的场所，动物繁育、研究、保护，遗传基因库和物种庇护所，还起着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更主要的是还有公众教育科普功能，无数少年儿童，通过动物园的动物们，来认识熟悉我们这个星球丰富的物种。

而民营企业，注定了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公益性和市场化的矛盾无法调和。正因为这样，我国绝大多数动物园，在经历改革初期民营化的阵痛后，都逐渐收归国有。

11只东北虎以生命的消逝，警示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公益事业若盲目推向市场，实行产业化，就像一个旱鸭子掉进大海，纵然初期会扑腾起浪花，最终会沉底，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人民时评：重庆警界，涅槃之路仍将充满艰辛 2010年03月17日 郝洪

重庆“打黑”，轰轰烈烈，高潮迭起，现在，接近尾声，人人都想看它如何谢幕——在“黑老大”被判刑入狱，其随从打手们纷纷落网之后，重庆人该如何收拾这“旧山河”，重振警界雄风。

重庆公安系统机构改革的启动，或可视为是“打黑”的谢幕戏。昨天，重庆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从近日起开始启动直属单位、分局机构改革工作。重庆市公安局直属单位、分局处科职领导干部集体解任，根据干部选任原则，组织开展干部公选工作。这也就是所谓外界盛传的“大换血”。

“大换血”能否令重庆警界涅槃?

从短期来看，肯定会有效果。“大换血”是“打黑”的必然结果，重庆警界别无选择。 “打黑”风暴之后，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3193人，67名黑恶首犯和骨干落网，12名涉黑厅官落马，面对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系统，想不换血都难。

重庆警界的机构重组，好比一个散了架的屋子，重新搭结构，重新粉墙刷漆，自然是一付新气派、新气象，屋子里的人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重庆警方强调，此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通过机构重组、职能定位，解决机构设置不规范、职能定位不准、事权划分不明、政出多门不畅、权责不对应、基层警力匮乏而机关人员臃肿等问题。相信上述这些问题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从长远来看，机构改革只是第一步，重庆警界涅槃之路仍然充满艰辛。

文强治下的重庆警界之黑，不是机构设置不合理造成的，是权力长期缺乏监督，个人意识极端膨胀造成的。正是因为权力的过度集中和缺乏监督，才有了文强治下的机构设置不规范、职能定位不准、事权划分不明等等乱象。

18年前，37岁的文强从巴县公安局调到重庆市公安局任副局长。据报道，1992年，文强在调入重庆市公安局前有存款35万元，以当时巴县公安局长的职务，此高收入已非正常。18年后，文强家庭财产、支出共计折合人民币逾3094万余元。16年里，有何机构、部门观察到文强家庭财产收入的反常，又有谁曾试图去了解这反常背后的真相?

文强在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任上呆了16年。16年里，他提拔了多少干部，应该不是秘密，但他怎么提拔的，恐怕就少有人知了。在公诉机关对文强100余笔受贿指控中，六成以上涉及“买官卖官”，而这些行贿不是一次完成的，这样干部的提拔也不是一个两个，暗箱操作16年，有谁曾试图打开这干部提拔上的利益链?

客观而言，16年里，重庆警界潜规则的形成，非文强一人之“功”。多年来，我们的机构对文强的强大究竟是无法监督还是不想监督，这个问题需要反思。

综观2年多重庆“打黑”风云，不难看出，这是一场改革风暴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执政者的魄力与胆识。领导者的政治意识和觉悟，决定了一个机构的走向，这对“打黑”这一事件而言，或许可以立竿见影，但对整个机构的建设而言，仅有此还是很不够的。

要真正实现法治，避免黑恶势力的死灰复燃，仅有机构重组的决心是不够的，还需有把监督权交还于公众，把自己置身于社会放大镜下的自信。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行将谢幕，更深层次的变革才拉开大幕。愿重庆一路走好。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发展新能源不可因噎废食 2010年03月18日 林治波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新能源产业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对于以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为主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新能源产业成本高，污染重，技术不过关等等。最近有人对风电工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国风沙伴存，风电设备受风沙磨损大，上马太多风电项目不符合国情。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据笔者了解，早在14年前，在距玉门镇不远的戈壁滩上，就建立了4台实验性风电机组，至今运行良好。在我国应用的风电设备，一般都进行了差异化设计，充分考虑了风沙、低温、干旱等特殊气候条件，并按20年以上的运行寿命设计。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运行的风电机组已有数千台，运行状况良好。至于成本，一位风电专家指出，西北风沙大，但解决风电设备被风沙袭击的问题并不是太大的难题，我们采用的润滑脂不同，对电机也采取了密封性措施，估算下来，每台机组每年也就多出100元的维护费，完全可以接受。随着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应用，恶劣气候条件对风电设备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欧美沿海国家，虽然沙尘少，但海风对电机的侵蚀更厉害，他们需要付出另外的成本。

发展新能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风能是最具开发价值的可再生能源之一。西北地区蕴藏了我国最丰富的风能。以甘肃酒泉为例，据气象部门风能评估，酒泉市风能资源的理论总储量为1.5亿千瓦，可开发量4000万千瓦以上;年有效风速时间达6300小时以上，年满负荷发电时间达2300小时，无破坏性风速，对风能利用极为有利，适宜建设大型并网型风力发电场。

作为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项目不仅解决了当地因煤炭资源缺乏造成的缺电问题，也将使甘肃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并带动装备制造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最终推动民生的改善。据测算：风电场建设期间一年用工1.5万人，运行期间需2500人，装备制造方面可吸纳5000人就业，第三产业也可拉动5000人就业。正如酒泉市委书记李建华所言：“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及配套产业发展，将成为支撑酒泉未来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

当然，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就西北风电的发展而言，目前不是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当前我们要做的，一是要加快技术研发，尽可能多地自主掌握关键技术;二是要不断完善并网、补贴、配套和环保等相关政策。相信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都会在发展中不断得到解决，而解决的前提是，发展新能源的方向不能改变，决心不能动摇。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发展新能源不可因噎废食 2010年03月18日 林治波

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新能源产业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对于以风能、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为主的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新能源产业成本高，污染重，技术不过关等等。最近有人对风电工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国风沙伴存，风电设备受风沙磨损大，上马太多风电项目不符合国情。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据笔者了解，早在14年前，在距玉门镇不远的戈壁滩上，就建立了4台实验性风电机组，至今运行良好。在我国应用的风电设备，一般都进行了差异化设计，充分考虑了风沙、低温、干旱等特殊气候条件，并按20年以上的运行寿命设计。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吉林等地区运行的风电机组已有数千台，运行状况良好。至于成本，一位风电专家指出，西北风沙大，但解决风电设备被风沙袭击的问题并不是太大的难题，我们采用的润滑脂不同，对电机也采取了密封性措施，估算下来，每台机组每年也就多出100元的维护费，完全可以接受。随着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应用，恶劣气候条件对风电设备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小。欧美沿海国家，虽然沙尘少，但海风对电机的侵蚀更厉害，他们需要付出另外的成本。

发展新能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风能是最具开发价值的可再生能源之一。西北地区蕴藏了我国最丰富的风能。以甘肃酒泉为例，据气象部门风能评估，酒泉市风能资源的理论总储量为1.5亿千瓦，可开发量4000万千瓦以上;年有效风速时间达6300小时以上，年满负荷发电时间达2300小时，无破坏性风速，对风能利用极为有利，适宜建设大型并网型风力发电场。

作为国家批准的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项目不仅解决了当地因煤炭资源缺乏造成的缺电问题，也将使甘肃的资源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并带动装备制造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最终推动民生的改善。据测算：风电场建设期间一年用工1.5万人，运行期间需2500人，装备制造方面可吸纳5000人就业，第三产业也可拉动5000人就业。正如酒泉市委书记李建华所言：“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及配套产业发展，将成为支撑酒泉未来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

当然，如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就西北风电的发展而言，目前不是该不该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当前我们要做的，一是要加快技术研发，尽可能多地自主掌握关键技术;二是要不断完善并网、补贴、配套和环保等相关政策。相信新能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都会在发展中不断得到解决，而解决的前提是，发展新能源的方向不能改变，决心不能动摇。

人民时评:"地沟油"新闻过后,百姓只能无畏和淡忘? 2010年03月18日 姜泓冰

在常去的小摊上买早点时，死死盯着煎饼炸油条的那瓶油。摊主说：“放心，我用的都是好油。”

狐疑。摊主似乎没有理由不用“地沟油”——据说食用油价又涨了。既然“地沟油”能少花成本多赚钱，既然它一样能清亮无味，连专家也说“油掺油，神仙愁”，既然缺少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又不会立竿见影地毒死人，连大餐馆都在用——什么能阻止小生意人不用它来多赚钱呢?只靠个人的良知约束吗?

美食当前，最近几日不知有多少人会经历这样的心理挣扎。因为“地沟油”问题又一次受到媒体关注。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描述了地沟油从餐馆下水道里的“红色膏状物”轻松变成清亮“食用油”、经低价销售重回餐桌的经过，并将它与我们的日常饮食，如油条、肉串、水煮鱼之类联系起来。专家估计说，每年，如此循环往复回到餐桌的地沟油就有300万吨;按照比例，你吃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

专家的说法如此生动、通俗易懂，让人过目不忘，之后，会有一阵子倒了胃口，少了赴宴的兴致和尝试街边小吃的勇气。川菜馆里诱人的水煮鱼，畅销度说不定也会有些下降。然后呢?平民大众们多半仍然只能选择无知无畏和有意淡忘，因为生活必须继续，客仍要照请，饭仍需照吃，我们不可能深入餐馆的厨房禁地，去守望和制止那些不光彩的交易。于是，肮脏得令人作呕的地沟油的利益链条和循环系统便也照常运转不辍，且规模，还会随着餐饮业的兴旺、餐饮垃圾产出的增加而扩大，“产业”利润可能已达20亿元。

究竟谁该为地沟油产业的产生和壮大负责?或许，是私卖泔水废油、敢用再生地沟油的餐馆，是闻着臭气舀废油的底层劳动者，是地下油料作坊?因为他们的见小利而忘大义，我们大可把他们视为贻害人民健康的“凶手”，并且检讨和推理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的根源和危害。或许，科学家们也应为此而羞惭吧?我们的科学技术应该关注人的生命，研究一下如何让日常生活更安全更美好。

但与其寄望于经营者个人的良心发现，或者科学家研究出特殊的地沟油试纸散发给大众，倒不如质问一声政府：地沟油从回收、加工到低价交易，链条上有多个环节，认真监督、检查和管理，哪一个环节能做到完全隐蔽而无形迹?从工商管理、卫生到食药监督，多个部门、多种渠道，为什么竟任由一个危害全社会所有人身心健康的产业链存在，问题被揭发多年，不仅没有解决的迹象，反而连年壮大?

小小地沟油成为治理难题，从根本上说，凸显的是政府餐饮食品监管中的无效和缝隙。根源恐怕在于轻视——与其他种种可以立竿见影地危害社会环境、生命安全和市场秩序的大问题相比，地沟油不过是餐馆后厨角落里的一颗老鼠屎。

如果你视而不见，有朝一日，它可能败坏一桌中华美食，也可能变成损害整个社会胃肠道的那一点溃疡。

人民时评：从“日记门”局长落马看反腐主体多元功效 2010年03月18日 王兰

“香艳日记”主角、涉嫌受贿罪的广西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销售管理处处长韩峰日前被依法逮捕;还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的处分。初步查明：韩峰利用先后担任钦州市烟草专卖局局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职务之便，在发包办公大楼、办公网络建设等工程中，多次收受承建商的贿赂款共计48.2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日记门”局长的落马，再次证明了多元反腐的强大功能。

从2009年11月开始，韩峰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的日记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该日记记载了其与多名女下属、同事淫乱，收受贿赂等内容。这段“香艳日记”在小范围流传三个月后开始“发酵”，终于在今年元宵节期间被广为转载，特别是一些民间反腐网站也积极参与，引起公众关注，也引起了专门机构的关注。就在网络力量正走入死角，“香艳日记”主角韩峰以自己的隐私被人故意泄露为由，向警方报案后，专门机构的及时跟进，使得事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终通过合法渠道将其依法逮捕。“日记门”局长的落马，成为草根民众、社会组织与专门机构合作反腐的成功实例。

近几年，我国惩防腐败体系逐渐完善，制度反腐进一步强化，网络反腐平台已经搭就，反腐主体逐渐呈现出多元态势：专门机构、草根民众、社会组织联手共同织成了一张反腐大网，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过去仅靠专门机关和专业队伍孤军奋战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扭转。

反腐主体多元兼具两大优点：一是信息、证据可以互补。二是反腐追踪的范围和韧性大大增强。在重庆的“打黑除恶”行动中，群众寄发举报信达1万多封，且80%是实名举报;因抽“天价烟”而备受关注的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在网民的“追究”下，其一系列问题被曝光，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也表明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正在进行有效互动和协调。实践证明，反腐倡廉，既需要一支铁面无私的反腐专门机关和专业队伍，也需要广大民众和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参与。

就这次事件来看，草根民众、社会组织的反腐，应该注意在法律框架内运行，防止“剑走偏锋”，伤及无辜;防止触犯法律，“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专业机构的弱点也暴露无疑：制度反腐还很薄弱。如果不是这位局长有写日记的“自杀”行为，如果“香艳日记”没有被曝光，如果没有网民长达三个多月锲而不舍地“网络追捕”，这位局长可能还继续被同事认为是一个“好领导”、被上级认为“有能力”，是重点培养的“好干部”!如今的腐败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反腐败的主体和方式方法也要向多元化发展，如果单纯从某一个角度去反腐败，是很难遏制和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的。除了扎紧制度反腐的“篱笆墙”外，专门机构还应该重视网络信息的收集、研判和处置，进一步拓宽了解社情民意的渠道，增加草根民众、社会组织与专门机构多位一体合作的默契，发挥民众、民间组织的声援和支持，增强反腐主体多元化的功效。

此位局长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多元反腐任重道远。

人民时评：央企退出房地产业，房价是否能降? 2010年03月19日 武少民

3月18日，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央企地产业务的具体情况。与此同时，国资委表示，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外，还有78户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正在加快进行调整重组，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连日来，央企“地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资金之充裕、所拍土地溢价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就在3月15日，北京6宗土地拍卖共创出总成交金额143.5亿元的天价，诞生多个央企“地王”。中信地产以52.4亿竞得大兴亦庄住宅商业地块，成为2010年北京首个总价“地王”。当天上午，远洋地产以40.8亿总价、2.75万/平方米楼面价竞得北京崔各庄乡大望京村1号地，成为北京望京区域总价及单价双料“地王”，北京四环外区域首次楼面地价破2万元;世博宏业以17.6亿拍得北京海淀区一地块，折合楼面地价为28308元/平米，创今年北京楼面单价“地王”。

就在3月15日央企夺得多个“地王”之后，望京周围的二手房价迅速飙升，涨幅高达40%以上，一些民众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地王”诞生，惜售心理明显，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动荡。不少民众对房价持续上涨表示不满，认为央企在房价上涨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示范效应，应该尽快予以整顿规范。

有业内人士预计，新“地王”建成的销售单价至少达到每平方米4万以上，周围的房价将进入加速上升通道，北京房价的“3万元时代”很快就要来临。

央企动辄掏出几十亿元买地，可以看出它们“不差钱”，也说明它们认为房地产投资有利可图，并且是暴利，远比投资搞主业赚钱，所以才敢以这么高的溢价拿地。这折射出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不注重实体经济发展，而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上，导致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埋下隐忧。有学者认为，从土地市场的竞争热度看，地价居高不下，各行各业都想分享房地产的高利润，但土地供应有限，由此今年北京的房价也基本没有降价的可能。

一些学者和专家对央企拿地颇为关注，他们认为，这么多央企参与制造“地王”，国资委早就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了。央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稳定经济、惠及民生的重任，它们大举进入市场化比较充分的房地产领域，并追逐已经风险很高的暴利，在客观上推高了房价，造成民众不满，这显然已经背离了自身的定位，对其约束是必要的。

国资委行动迅速，积极回应民声，值得肯定，但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能否让房价降下来?无论是市场人士，还是普通民众，对此普遍存在疑虑。公认的原因有，一是78家央企所占的市场份额有限，不足以影响大局;二是政策落实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一些央企难免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三是房地产市场资金泛滥，政府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尽快收紧资金面供应。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似乎已经陷入“越调控，房价越高”的怪圈。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固然严厉，但在开发商看来并无足够的震慑力。如今，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要对房地产业下重手，地方政府多少有点投鼠忌器的味道，所以，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是上下同心铁腕调控，一切措施不过是纸上谈兵，房价也不可能回落。

让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真正的艰难险阻，还在后面。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快从多方着手，把宏观调控房价的大网织得密些、再密些。

诗人杜甫一生坎廪，但他忧心的不是个人的富贵荣辱，而是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不应只是天下寒士的呼吁，更应是为政者的自我期许。人们希望居者有其屋，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这一目标或许已经显得非常遥远，但无论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廉租房等等，政府要做的是，积极采取多种措施，铁腕展开宏观调控，满足人们基本的住房需求。

人民时评：揭露王亚丽韩峰们，网络监督功不可没 2010年03月19日 建达

最近曝光率很高的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处长韩峰等人，都是因为网络舆论的揭露和穷追猛打而身败名裂。网络的反腐功能进一步彰显，网络的力量让那些不干净的官员心惊胆战。

网络监督是继传统媒体监督后的新兴舆论监督，它的主要特点----公开、及时、不受他人左右、敢说真话、敢讲实话等等，体现了现代文明和现代制度的本质。网络监督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没有“刑不上大夫”的束缚，没有看人下菜的毛病。这就使得本来很难发现的问题被发现，本来潜伏得很深的贪官污吏被揭露，本来不可能曝光的丑闻被公开，本来被封住口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难怪有的官员叹息：“没有互联网有多好!”

网络监督弥补了制度监督的缺陷。在管理和监督官员方面，有人大政协的政治监督，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党内监督，有看似严密的法律监督，还有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等等。这些监督发挥运用得好，确实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当王亚丽、韩峰等人通过网络监督露出马脚后，人们再一次发现，其实新兴媒体的监督有着其独特的作用。它的理念、手段、技术和不可阻挡性，让政府的反腐倡廉目标更加接近。假如没有网络的灌水、拍砖，纪委和检察院可能还不会对他们认真调查，王亚丽说不定还会继续她的仕途，韩峰的前途可能也不可限量。这对老百姓是多么大的灾难。

网络监督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更加积极地保护网络舆论监督，要爱护敢说真话的网友，不让说真话、说实话、说有利于人民幸福尊严话的网民受到类似“跨省追捕”的打击和报复，不让新兴的民主形式被某些人以“法律”的名义扼杀。贪官污吏和昏官庸官对网络监督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他们不但怕网民从他们的穿戴、吃喝、娱乐以及不慎透露的日记里找出腐败的证据，更怕上级领导和纪律监察机关从网络上发现情况，对他们进行查处。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挑网络监督的毛病，给网络监督罗列罪名，把网络监督置于他们可以管控的范围里，从而最终达到封锁网络监督的目的。

网络上的民众监督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侵犯他人隐私权、发泄情绪、道听途说等问题。比如一些搜索功能。其实，这只不过是互联网上的一项技术和手段而已，如同飞机汽车是交通运输工具、菜刀剪刀是家庭实用工具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利用网络技术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就要对其下禁令，这个道理与飞机汽车会出事故就要消灭飞机汽车、菜刀剪刀会伤人而要收缴统一保管一样，显得滑稽而愚蠢。按照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则，官员的隐私保护和一般公民的隐私权有很大的不同。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官员的隐私保护自然要有一定的限制。官员的隐私越少，这个社会就越进步。同样的道理，一般公民的隐私权越多，人民就越幸福越有尊严。网络监督假如正常进行，体现公开透明，这样不但不会伤害我们的社会，而且能起到提供反腐反贪信息、找到事实真相、澄清错误消息的作用，还能有效地监督官员。当然，假如有人利用互联网技术对他人进行诽谤，那么，受害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与其对簿公堂，以证清白——这在法律上早有设定。

揭露贪官坏官，网络监督功不可没。有的地方出现的抓网民，抓揭露事实真相的人，追究发帖人的法律责任，自创所谓的“诽谤政府罪”等等，其实是在制造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发现一件就要处理一件，以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批评质疑权和民主监督权。否则，我们的文明进步、幸福尊严还要在崎岖的路上徘徊。

人民时评：“看守所疑云”掩盖了多少真相 2010年03月20日 詹勇

春雨未至，雷声先闻。不仅雷人，还是一样地蹊跷。据报道，江西修水县下岗工人陈绪金在看守所突然死亡，其家属被告知，死者因上厕所跌了一跤，就死了。送医的结论是心肌梗死。而记者调查显示，在陈绪金被送往医院后，为其作诊断的医生表示，自己是在“被要求”、“没办法”的情形下，不得已“随手”写下“心肌梗塞”的死因诊断的。家属更在死者身上看到了多处非常明显的伤痕。

好一个“摔跤死”!公众的智慧和神经又一次受到超强震击。从“躲猫猫”到“做梦死”、“鞋带上吊”、“喝开水致死”、“发狂死”，人的死法是那样“特别”，从死者家属到社会公众，面对难以接受的种种“说法”，无不疑窦重生，渴求真相。

按照解释，这些逝者都是因为非正常因素而“正常”死亡的，但是，为什么死者遗体往往满是伤痕?为什么尸检报告上的诊断结论总像“神来之笔”?为什么看守所总是理直气壮，却又遮遮掩掩，回避疑问?

这一切，很难用惯常的逻辑去串连，正常的理性去理解，也许，只有在刘谦的魔术中，这样的“死法”及其解释才是顺理成章的。但当权力也变出“神奇”而拙劣的死亡魔术时，事实却一再证明，“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雷人并不能服人，黑炭冲去裹着的面粉还是黑的，而公众的信心、政府的公信力却因此一次次受到打击。

在逝者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遭遇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看守所到底是如何管理和运作的?公众的疑问，掩盖真相的疑云，使社会焦点一次次聚集在监狱看守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机关”。“看守”不仅意味着要防止发生逃跑、串供等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行为，而且意味着要保障被关押人员包括生命与健康等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可以说，看守所该是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地方，更应是公平正义阳光照得进来的地方。

当前，随着看守所事件不断出现，公安监管工作、监所体制改革等，已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客观地说，这两年，监管部门已日益重视监管所人权保障，管理正在改善，监督日益严格，公开公正的探索和努力也在逐步推进。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纷纷就这一问题建言献策，如明确规定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逐步实行审监分离，全面规范看守所的执法行为，加强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监督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透露，对于看守所内的重大伤亡事件，北京检察机关今年将启动独立调查机制，包括法医鉴定、现场勘察、会见嫌疑人等，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为拨开看守所事件背后的疑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些积极的动向，使人们渐渐看到了希望。但我们还需更加迅速、更有成效的努力。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检索了一下以前有关看守所事件的评论，发现自“躲猫猫”事件以来，有关评论文章大同小异，以前事件的文章放到这次事件上照样能用能说。这不是因为文章太容易写了，而是因为现实的改善太艰难了，更因为在那些疑云重重的地方，生命太脆弱、太易逝了。

人命关天，法重如山，能不敬畏，能不慎重吗?

人民时评：“日记局长”、“造假书记”落马纯属偶然吗? 2010年03月21日 李德民

一个“日记局长”，一个“造假书记”，一南一北、一男一女，时下都是“网络红人”、“官场名人”，成为茶余饭后人们笑谈的丑闻。有人慨叹他们时运不济，落马纯属偶然，如果不是所写“香艳日记”被网上曝光，如果不是要侵占“干爹”财产被屡屡举报，他们仍将风光无限，甚至继续“进步”。他们的落马真是因为时运不济，纯属偶然吗?就这两个“倒霉蛋”的命运，笔者对贪官落马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议论几句。

“日记局长”是原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2008年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法规处处长，事发前已转任广西烟草专卖局销售处处长。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包括把同几个女同事的苟且之事也有名有姓、活灵活现写出来。“香艳日记”曝光之后，有关领导机关顺藤摸瓜，初步查明韩峰多次收受贿赂款共计48.2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韩峰涉嫌受贿被捕。

“造假书记”王亚丽原名丁增欣，原籍河北无极县张段固镇西验村人，是该县“能人”、“大款”王破盘的干女儿。她除了性别是真的，其身份、年龄、履历、档案均涉嫌造假，她被当地人称作是“一身是假书记”、“混进官场三聚氰胺”。她因冒充王破盘女儿意图侵占遗产，遭当事人举报，其造假骗官和经济犯罪事发，现已被捕。

确实有点偶然性。如果不是韩局长日记曝光、王书记意图侵财，他们便不会被查，韩局长不过是道德败坏，王书记不过意图侵财，尚属于党纪、政纪处理的范畴，恐怕不至于被查出经济问题和造假骗官问题，被“请”进班房。

很显然，日记和侵财两个偶然事件引爆了经济犯罪和造假骗官的“炸弹”。这样因偶然性事件引爆的“炸弹”不少：如果不是“舞王”俱乐部一场大火，“烧”不出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旭明;如果不是因为开会时桌上摆着150元一盒的名烟“九五至尊”，“吸”不出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还有因“二奶”反目、窃贼偷盗、同伙揭发直至收废品的、拾垃圾的收到赃款赃物等偶然性事件，使一些贪官束手就擒。

于是有人说是他们命不好，“被偶然”了。还有人说这叫“隔墙扔砖头，砸着谁谁倒霉”。可是，话说回来，那“砖头”为什么偏偏砸着韩、王、陈、周等人，而没砸着别人呢?如果他们站得离“墙”远远的，扔过来的“砖头”想砸也砸不着的。韩峰如果不干那些事，自然写不出那“香艳日记”;王亚丽如果不造假骗官，自然不会身败名裂;深圳陈旭明如果不贪赃枉法，“舞王”大火再烧也烧不着他;南京周久耕如果不受贿，吸“九五至尊”也不犯法。

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这是规律。即便没有日记曝光和侵财被举报，韩峰、王亚丽早晚也得出事。贪官干了那么多坏事，难免会有“跑、冒、滴、漏”，这里不出事那里出事、这次不出事下次出事，出事是必然的。但有的贪官心存侥幸，认为像“日记局长”、“造假书记”那样发生偶然性事件的机率很小，大部分贪官仍平安无事，今后小心点就是了。这是掩耳盗铃，自作聪明。要知道，只要干了坏事，躲也躲不开、防也防不了，早晚会露馅，正如俗话所说“人算不如天算”，“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自作聪明的贪官真的的比“日记局长”、“造假书记”更聪明吗?运气会更好一些吗?那就走着瞧吧!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沙尘暴卷土重来的警思 2010年03月22日 赵永新

生态保护，既不因沙尘暴来了就动摇信心，也不因沙尘暴一走就万事大吉

一场突袭而来的沙尘暴，再次引发人们的环保焦虑。

3月20日早晨，从睡梦中醒来的北京市民发现，北京城笼罩在风沙之中，窗外原本清晰可见的高楼在漫天尘沙中若隐若现，浑浊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土腥味儿，空气质量骤降到五级重度污染。这次今年入春以来强度最大的沙尘天气席卷了半个中国，约2.7亿人遭受了沙尘之害。

与2007年以前相比，近两年沙尘天气次数明显减少、强度明显减弱，不少人甚至以为“沙尘暴消失了”。但正如专家所言，只要有沙尘源存在，沙尘暴就不会消失。此次沙尘暴的卷土重来，给了我们许多警思。

应该说，气候异常是引发此次沙尘暴的重要原因，但生态环境脆弱的因素也不可忽视。近年来，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系列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我国北方的生态环境虽然有了一定改善，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沙化土地面积基数大，目前依然有174万平方公里，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8%;一些地方重建设、轻管护，甚至边建设、边破坏，以至于改善的速度赶不上恶化的速度;新栽植的树草根基不深，其荣枯严重依赖自然降水，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黄。沙尘暴来袭，再次警示我们，生态系统的修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切不可把局部环境的改善当作整体环境的恢复。

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哪一片都不是孤岛。沙化地区往往既是水资源匮乏、林草植被稀少的生态脆弱区，也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要保护，经济要发展，这就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比如，无论是城镇建设还是产业规划，都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水资源等自然禀赋和环境承载量，尽量发展既能促进生态恢复、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特色产业;在各类经济开发特别是矿产资源开发中，更应注重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和植被恢复，尽量减少水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避免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埋下长期的环境隐患。

非沙尘源区的居民可能会说：我既不砍树、又不毁草，和沙尘源区的生态恶化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就拿北京的居民用水来说，相当一部分是从河北、山西长途输送而来，这无疑加剧了当地的水资源紧缺局面，而水是维系当地生态系统的最重要资源。此外，城市居民所吃的粮食、肉蛋奶，所穿衣服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牧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原产地的环境压力。因此，城市居民合理消费，践行绿色生活，本身就是对农牧区生态环境恢复的一大贡献。

据报道，在未来几天内，新一轮沙尘将再次肆虐西北、华北。沙尘敲响的警钟，再次审视着我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既不因沙尘暴来了就动摇信心，也不因沙尘暴一走就万事大吉，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一种千秋功业，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去着力践行，这样，未来的沙尘暴才会少一些、小一些。

人民时评：领导干部顶得住“正面交火”更要警惕“迂回进攻” 2010年03月22日 刘国昌

近日，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廉政准则》)。这是党中央为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采取的重要举措。《廉政准则》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等8个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52个“不准”，规范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并充实完善了相应的实施与监督制度。

《廉政准则》有一条明确规定“禁止利用职务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最近贺国强同志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也针对这个问题指出，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不严格。同时，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往往从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打开缺口、进行拉拢腐蚀。他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加强管理，不准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或利用自己的职权影响谋取利益，切实做到不为情所误、不为情所累。

切实加强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利用职务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他(她)们谋取利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以往出现的大量腐败案件可以看出，从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打破缺口，是一些别有用心人拉拢腐蚀干部的惯用手法，简言之就是搞“迂回进攻”。那些别有用心人要想得逞，总要千方百计拉领导干部做自己的靠山，而办法不外是“正面交火”和“迂回进攻”。“正面交火”，用糖衣炮弹直接射向干部本人，这种手法，人们熟知，多少有所警惕。而“迂回进攻”则是在领导干部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身上下手，然后拉干部下水。这种手法，人们虽有所闻，但有些人往往戒备不足。

据某地一些犯罪分子交待，他们为了在一次项目招标中中标，早就想好要打一位主管此事副市长的主意。他们先是与其亲属混熟，将钱物直接交给他的老婆孩子。日子一长，关系密切了，那位副市长不仅在招标中给予照顾，其他事情也是有求必应，大开绿灯。更有甚者，一些犯罪分子在送钱送物的同时还通过领导干部家人把生活、医疗等费用拿走报销，与家人搞“感情联络”，从而完成他们“关系网”的编织。

我们有这样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在单位上同一些人的“正面交火”中，还能够顶得住。但在“迂回进攻”面前，却常常打败仗。他们经不住老婆的说情、孩子和身边工作人员的鼓动，顶多说个“下不为例，到此为止”了事。但到了下一次还是照此办理，愈陷愈深。

如此情形，有人称之为“惧内”或“气管炎”(妻管严)，这种简单地把问题归于个人脾气秉性的说法，尽管有言中之处，但失之于肤浅。这些干部打败仗，根本原因在于解除了必要的武装和应有的警惕，忽略了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还有一个严格要求亲属、防止家庭这个“堡垒”被攻破的问题。由此观之，《廉政准则》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切实加强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利的规定，是多么的及时与必要。

贺国强在文章中还提醒说，领导干部要不为情所误、不为情所累。这确是忠言。情为人所有，关爱家庭、亲人、朋友是人之常情，但关爱什么、怎么关爱，却值得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不讲亲情、友情，那不是共产党人的作法，但打着亲情、友情的旗号而徇私情，拿党和人民利益作交易，损公肥私，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时下有些干部在这个问题犯糊涂、走错路，实在应该猛醒。这些人应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并坚决做到：不仅要严于律已，还要注意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坚持做到恋亲但不为亲属徇私情，念旧但不为故旧谋私利。当他(她)们上当并为之说情时，要坚持原则，坚决顶住。从亲属和工作人员来说，也要时时保持清醒头脑，与领导干部一起共同击退那些形形色色的“迂回进攻”。

人民时评：长江学者也造假，学脉何以为继? 2010年03月22日 武少民

西安交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3月21日作出决定：鉴于该校教授、长江学者李连生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长江学者也造假，无疑再次让人们对神圣的“学术”二字产生更为强烈的质疑。陈寅恪先生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治学境界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在学术腐败之风肆虐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受到冲击，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再出真正的大师，这恐怕是我们在短期内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先贤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不过是童蒙之时应该接受的教育，可惜就是这简单的十几个字，我们“泰斗级”的学者都不能领悟，或者是心知肚明而不屑践行。这点是有大量案例作为事实证据的：浙江某大学药学院原副教授贺某等人涉嫌论文剽窃;北京某著名高校一海归教授大面积造假，骗取校方职务和待遇;东北某院校一位校级领导“被署名”„„

类似的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了争项目、抢资金，各路教授互相攻伐、排斥异己，或者竞相拉拢人脉、打点关系，这些都早已经见怪不怪了。“象牙塔”正在异化为名利场，让人不胜慨叹。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箪食瓢饮在陋巷也不改其乐的颜回，是孔子推崇的得意门生，这种精神时至今日也有着穿越时空的典型意义。如今，我们还能看到几个“固穷”的学者，还有几个“板凳肯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文人呢?我们确实需要反躬自省，毕竟，学术造假已经成为教育界的一个毒瘤，如果听之任之，只能彻底毁掉我们的教育，毁掉中国的未来。

学术是国家发展的原动力，体现着一国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水准。当年，美国人为何不愿意放钱学森回中国?“他一个人顶五个师”，说的就是知识无价、学术无价。而今天，微软的一个芯片就能横扫全球，创造大量利润的同时，其影响更是无远弗届。我们的“863”、“975”计划等，也在对相关项目进行科研攻关，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但应该看到，我们在一些尖端领域的科技研发还处于弱势，在整体水平上还不能与欧美等国同日而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术造假层出不穷，怎能给国人一个明确的未来，我们如何相信国家的投资会真正注入到学术研发之中，而不是损公肥私流入了某些人的腰包呢?

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看到差距，并不一定要妄自菲薄，而是要拿出“知耻近乎勇”的劲头，当年的“两弹一星”不就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研制出来的吗?老一辈科学家用孜孜矻矻的努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为今日的和平奠定了基础。新一代的学者理应恪守这一传统，在更为优裕、宽松的环境下，创造出更多的业绩和成果。

学术腐败层出不穷，学脉危如累卵。对学术界的腐败行为，教育部门应该要用重典，同时要全面制定惩处学术腐败的相关体系。对学术造假的学者教授，不仅要取消其学界职务，还要取消其作为教授的资格，要让其为造假付出沉重代价。惟其如此，才能震慑造假者的嚣张气焰，让其有所敬畏。同时，每一个学者不妨扪心自问，花了纳税人的钱，我们是不是还应该做些什么?

人民时评：有效的监督需要“有效的”信息公开 2010年03月22日 青颜

这两天，有两条关于“网帖”的新闻引起了网上网下各方的关注和讨论，其中一条关于“全裸”乡政府，帖子称，近日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在网上详细公示了今年1月、2月的公务费用开支，事无巨细，甚至党政机关购买矿泉水、招待上级官员烟酒都悉数公布。另一个是江苏睢宁县“网络问政”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网友“阿甘1218”发出的一条题为“谁动了我的低保”的帖子推动了整个睢宁低保工作的网络公示，帮助该县取消违规低保1188户，2645人，该帖高票入选睢宁“十大好帖”。

这两条帖子传递出的积极意义让人欣喜。将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自觉接受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是打造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的必要举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一年多来，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单位积极主动地履行《条例》，依法进行信息公开，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尤其是打造“透明政府”的理念和举措在睢宁县、白庙乡等等一些最基层的县乡级行政单位生根、开花，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的行政改革在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相比有的地方有的单位默默无声甚至遮遮掩掩的态度，来自于基层的这份胆识和魄力令人倍感振奋。

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帖子的原始内容都出自于当地政府网站的政务信息公开栏，又都是经由网友的“再传播”之后才引起各方关注的，但这两次信息公开带来的监督效果却大大不同：对于白庙乡在网上“晒账本”，当地绝大多数乡民不知道这件事情，各地网民更多的是来围观看热闹，有网友因此总结道，这个“晒”是形式大于内容，是“行为艺术”，而“谁动了我的低保”帖子却有效地推动了睢宁县低保工作的规范化，干部群众皆大欢喜。这两种不同结果引发了笔者对信息公开和监督“有效性”的思考。

温总理不久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信息公开是人们批评和监督政府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公开并不是最终结果，公开的目的是接受公众监督、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围绕“便于公众监督、批评”这个基点去夯实信息公开的基础工作，从两个方面实现信息公开“有效性”：通过归纳、整理、更新，使公开的内容在广大群众那里成为看得明白的、易接受的实用信息，同时，构建畅通的、便捷的、安全的信息反馈渠道，便于快速了解民意，解决问题。

比如，睢宁“谁动了我的低保”事件，正因为有了条理明晰、便于对号入座的公开信息，有了畅通便捷的反馈渠道，才成就了理想的监督效果。“阿甘1218”是在外地工作的睢宁人，闲暇上网时他发现有网民讨论家乡的有低保问题。去年11月4日，睢宁县民政局将全县低保名单在“今日睢宁”网公示。17日，他以镇为单位将原本庞杂的、涉及上千人的名单进行梳理分类，以“谁动了我的低保”为题发到西祠胡同“睢宁论坛官方版”上，发动网友找问题。该帖文成了当时第一大热贴。随后，县民政部门根据反馈，查实、清出1188户“问题低保户”，其中多数不符合吃低保的条件(有的是村干部亲友)，少数因收入增长不再符合吃低保的条件。

可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互动性强的特征，最大限度集纳民情民意，并以最快速度改正施政中的问题，“网络问政”为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有基层干部网友受阿甘的启发，进一步总结出县级单位清除“假低保”的方法：

一、县民政局网上网下多媒体多渠道公布全县最新所有享受低保户数，并公布出各乡镇具体低保户名单。

二、各乡镇多渠道公布本乡镇最新所有享受低保户数和低保享受人名单，各村多渠道公布本村最新低保户数和低保享受人名单。

三、县民政局同时公布举报平台，即电话、手机短信、网络等平台，民众根据公示名单监督，发现问题可经任一举报途径进行举报。

反观白庙乡“晒账本”，虽然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这个平台，但当地群众能从互联网上获知信息的并不多，有其局限性，因此，乡镇一级政务公开，需要结合当地实际建立更加务实、更加有效的平台和反馈机制。

总之，有效的信息公开是实现有效监督的关键。有关信息公开的制度，应多从便于公众监督、批评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完善，包括公开的方式、公开的频率、反馈的渠道等等，因为，每一次公开，政府“晒”出的不仅仅是政务，更是一种态度，是公共权力的运作，是政府的威信!

人民时评：期待山西“疫苗门”事件最终的说法 2010年03月23日 王兰

3月22日16时30分，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太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日媒体反映我省疫苗情况目前调查核实结果”，内容大体有四个方面：第一，这次媒体对我省疫苗报道所涉及的问题是三年以前的事情。第二，这次媒体报道中说“有近百名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当即责成卫生厅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组织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第三，关于山西疫苗目前的安全状况，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放心地为孩子接种疫苗。第四，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主任栗文元，在负责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进入山西疫苗市场的问题上，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田建国也有违反相关人事管理规定的行为。

我们注意到，这次的通报，已经比3月17日山西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的“这些报道基本不实”的说法，有了较大的改变，就这点来说，还是值得为山西政府的努力而高兴的。因为即便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也不能忽视，何况还查出生产疫苗的公司没有经过严格招投标程序等问题。但是，事实真相还未完全浮现，政府在继续调查读者也在继续追问。

山西“疫苗门”事件，至今已历时三年之久，经过了患者家长长期的奔走呼号，经过了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科原科长陈涛安的多次举报，还经过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明查暗访及公开诘问，厘清迷雾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而且至今真相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概因事件相关部门的某些官员和企业经营者害怕暴露真相，采用各种掩盖甚至恐吓的手法，来混淆视听。而地方政府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使得疫苗事件逐渐演化成为持续升温的公共卫生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这其中的教训，也是各地方政府应该引以为戒的。

“鸵鸟思维”实为自欺欺人。鸵鸟在躲避袭击时，把头埋进沙里，自己看不到对方，就以为对方也看不见自己了。可事实上，许多事情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瞒得了今天瞒不了明天”的，事实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遮遮掩掩、避重就轻实为下策，此次“疫苗门”事件最终上升为公共事件就是一个明证。而一旦错误铸就，政府就要承担失信于民的损失，欲消除负面影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高的行政成本。

诚实永远是政府的上策。在现代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诚实是保证决策信息真实完整的基础，而信息真实完整则是决定决策是否科学的生命线，因此，“诚实”乃公共政策的最优选择。一个诚实的政府才是一个勇于负责任的政府，才是一个具有现代行政道德意识的政府，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任何对公众不诚实的行政行为，都是在自毁形象。

从山西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看，省政府、卫生厅已经以认真诚实的态度对待疫苗事件，勇于承受舆论压力，积极回应舆论质疑，这是公开、透明，正确、及时地处置好此次事件的开始。期待，也相信当地政府会回应民众，给出最终的说法。事实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地沟油”的管理学追问 2010年03月24日 唐 宋

核算一下监管成本，将这些成本作为补贴，转移支付给“地沟油”回收企业，适当提高回收价格，也许我们就不用为“地沟油”屡禁不绝而头疼了

又一轮围剿“地沟油”的行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3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严防“地沟油”流入餐饮服务环节的紧急通知后，广东、云南等省展开突击检查，集中捣毁“地沟油”黑窝点。

“地沟油”，餐余倒进阴沟后回收的食用油，到底造成了多大危害?至今还难以精确统计。有机构推算，目前我国每年流回餐馆的“地沟油”约有200万—300万吨。我们在外面吃10顿饭，可能就有1顿会碰上“地沟油”。

无论这样的推算是否准确，“地沟油”悄然流回餐馆，都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紧急通知，岂不是无的放矢?

现在的问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谁来管?如何管?

“地沟油”到底归谁管?我国对“地沟油”的监管涉及卫生监督、食品安全、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环保、市政市容等多个部门，由于管理难度大、成本高，“谁都管”变成了“谁都难管”。监管的缺失，给不法商贩提供了“黑色产业”的膨胀空间。因此，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监管职责，是规范“地沟油”回收利用的当务之急。

“地沟油”应该怎么管?当前，运动式的突击检查是治理“地沟油”的主要手段：政府部门统一行动，端掉回收、炼制“地沟油”的黑窝点。这种“围剿式”的集中整治，虽有立竿见影的战果，却难以走出“一管就见效，一松就泛滥”的怪圈。

实践证明，杜绝“地沟油”流向餐桌，加强源头控制至关重要。苏州市曾签署“泔水管理”市长令，禁止经营者直接排放污水、油烟，倾倒餐余垃圾，要求餐余垃圾按照规定收集、储存、运输、日产日清，废弃食用油脂交专业单位集中收购、处理„„这一规定，明确了餐饮企业、回收单位的责任，抓住了监管的关键。

加强源头控制，还应综合考虑控制的有效性。目前，我国有20多个大中城市要求统一处理餐余垃圾。可是，由于处理泔水、“地沟油”时，要向餐饮企业收取不菲的垃圾处理费，餐饮企业积极性不高，以致“地沟油”偷偷流向了黑市。由此，济南市换了一种做法，在收、运、处理餐余垃圾时，不向餐饮企业收费，收到了正面、积极的反馈。济南的做法，值得借鉴。

治理“地沟油”，不只有行政监管一种手段。发挥市场的作用，调动餐饮企业自觉回收的积极性，恐怕效果更好。利用“地沟油”炼制工业用油，是“地沟油”的最好归宿。只是因为目前工业回收的价格低于大排档、小餐馆回收的价格，回收程序可能也较为复杂，才使“地沟油”流向了不该流向的去处。事实上，核算一下监管成本，将这些成本作为补贴，转移支付给“地沟油”回收企业，适当提高回收价格，也许我们就不用为“地沟油”屡禁不绝而头疼了。

提高公共管理能力，这样的思路，可否试行?

人民时评：如果王亚丽走正路会如何? 2010年03月24日 李德民

“王亚丽作为无极县一个喜欢吹唢呐的村姑，想进城，想当干部，想过好日子，完全可以理解，本不必指责，只要路子走正。问题在于，她靠的是另一套。”这几行文字出自 人民网“人民时评”文章《一个骗官的王亚丽背后有几多“贵人”?》。

这几行文字引发几位读者朋友的逆向思维。他们反问：不错，王亚丽想进城，想当干部，想过好日子，应该走正路，不该走邪门歪道。可是，如果王亚丽凭本事、走正路，她能当上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吗?

这个问题尖锐而敏感，坦率而现实，还真把人“噎”住了，不好给以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三五句话也说不清楚。今天人们思维是多元的，也是多变的，这个问题明白无误地摆在人们面前，绕是绕不开的，必须正视，并明确回答。笔者就此问题议论几句，请读者朋友听听是否在理，从而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以及对王亚丽那样的造假骗官等腐败现象加深认识，更加警惕。

笔者以为，从理论上说，王亚丽当然可以走正路当上团委副书记，甚至还可以当更大的官。但概率微乎其微。偌大石家庄能出几个团委副书记?对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若是既不认“干爹”，也不拉拢“领导”，文化水平和个人素质都不高的村姑丁增欣(王亚丽原名)想凭本事、走正路当团委副书记，艰苦奋斗之路将很长很长，她要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和业绩，还要经受得住“走麦城”的挫折和考验，如果真有本事和机遇，她当团委副书记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有必要把话说回来，她即便不当那个副书记，也可以心平气和、平平安安过日子，石家庄几百万父老乡亲、全中国十几亿黎民百姓就是这样过的。怕就怕丁增欣变成王亚丽之后，染上了“官瘾”，痴迷于当官，非要出人头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笔者还以为，那个造假骗官的王亚丽，若是凭本事、走正路，绝对当不上团委副书记。道理很简单，且不说她在德、才、勤、绩等方面是否符合条件，就凭她当年已经三十八九岁，上头规定的“ 30岁以下”这个年龄“杠杠”，就把她“杠”住了。但她和她背后的“推手”们不简单，来了个“老黄瓜抹绿漆——装嫩”，让她年龄“缩水”在30岁以内，偷梁换柱，瞒天过海，冠冕堂皇当上了!这在干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是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当然，最终是“爬得高，摔得响”，王亚丽一直“摔”进班房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王副书记会不会扪心自问：这个官当得值吗?

王亚丽这个女人贪婪而愚昧、轻狂而浅薄，不幸还有点“官瘾”。她“官瘾”一发，就当上团委副书记，这势必挡住了一些寒门才俊的奋斗之路、报国之门。这不公平!要知道，用人也是导向问题。莫让一个个造假骗官的王亚丽们走上靠歪门邪道升官的道路。

如果放任王亚丽们搅乱中国的“官场”，直搅得“官场”像劣货冒充精品的市场，像李鬼冒充李逵的江湖，那就危险了，可怕了。要看到，最危险和可怕的还不是“小女子”王亚丽，而是她背后有钱的“干爹”特别是有权的“叔叔”、“大哥”，是金钱和权力、欲望和利益的沆瀣一气。

人民时评：答记者问的几个“要” 2010年03月25日 建 达

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同志日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答记者问的几个“不要”》，批评一些官员在记者会上的不雅表现，提出了“以低标准来要求”的八个“不要”，颇有意思。

正如文章所言，官员答记者问，是现代政治运作的一部分，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说得具体一点，也是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一种形式，是保证公众获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一种形式。不让民众知情的社会，就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让公众质询的制度，就不是一个健全的制度;不让舆论监督的社会，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政府官员假如有民主意识，有法治观念，有文明素质，是不会害怕信息公开的，更不会阻挡记者的追问——因为记者的问题是替公众提的，记者的后面有无数人民的耳朵在倾听。

那么，我就着梁衡同志的几个“不要”，也请官员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起码能做到几个“要”：

一，要有诚意。回答记者，不是要掩饰真相、推卸责任，为上级领导减负减压，而是要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真诚实意，以诚相待，如实回答公众的质疑，人家才能相信你的话，才不会认为你是在忽悠他们、是在做秀演戏。我们常常感叹社会缺乏诚信，官员在答记者问时，就该做出表率。

二，要有耐心。记者会上，官员的回答让人不解渴，或者答非所问，记者会紧问不休，紧追不舍，甚至语言直白，冒犯官员。这个时候，官员要有耐心，要容得下各种方式的提问，要尽量满足记者的各种询问。因为你本来就是来回答问题的，不是来教育引导记者的，不要动不动就呵斥人家“别有用心”，甚至反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三，要说真话。说真话一点不难，但是有时又非常地难。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实情，要不，政协委员就没有必要在两会上大声疾呼“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了。食品出了问题，疫苗惹了祸，官员裸奔了„„究竟怎么回事?公众都想知道，这就是公民的知情权，是法律和制度一再强调的公民权利。答记者问如果答非所问，没有多少真话，假大空，甚至公然胡编乱造，闹出什么“躲猫猫”、“欺实马”、“喝开水死”，那就会成为笑料，官员会很没有面子。

四，要有敬畏之心。记者是在替公众提问。公众就是“上帝”。官员对“上帝”应该有敬畏之心。在记者面前，也就是说在公众面前，你不能撒谎，不能耍态度，不能发号施令，不能胡说八道，不能威胁，更不能做出违反法律、违反纪律、违反常识的事情来。不然，上级没有追究，公众的心目中早已将你声讨无数次了。一个官员在人民的心中没有了信誉，官场上的日子不是也很难过吗?

五，要负责任。说话负责，是官员的底线。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能今天对伪劣药品事件全部否定，说什么“我们这里的药品一点没有问题”，明天就可能往后退几步，说那是几个不法分子的罪过。公众将你前后说的话拿来比较，差距竟是十万八千里。负责任就是公信度，不想负责，劝君还是别搞什么答记者问，又累又麻烦。

六，要尊重记者。记者是一种职业，是替党替人民替公平正义说话的工具。是舆论监督的执行者。别以为有的记者就在官员的属下生存，就可以对他们大呼小叫，甚至威胁动粗。那是侵犯了记者的采访权。中央提出，官员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一个“善”字，充分体现了尊重。

七，要有内容。内容就是信息。官员答记者问，不是为自己或者上级评功摆好，也不是为自己歌功颂德，那样太低俗，太低能，答记者问，就是要给公众提供最新的信息，最真实的信息，最大限度的信息。一个大众关心的新闻发布会，尽可能回答大众关心的所有有关问题，尽可能披露事实真相。要么不开，开就开个样子，会前大张旗鼓，会中立马缩水，反倒成为人们批评的靶子。

八，要有纠错的勇气。答记者问，有时会把“火”引向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谁人无错，改莫大焉。发现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主动认错，甚至主动道歉，都是一种美德。官员回答问题也同记者发布新闻一样，有时没有那么准确，需要滚动发布，连续发布。数字可以补充，事实可以说明，真相可以逼近。只要不是故意撒谎，公众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有错不纠，一错再错，官员的信誉和道德就会以秒为计在损失。这可太不划算啊!

说了几个“要”，我是抛砖引玉，欢迎大家再续。

人民时评：深圳执法员月薪逾万，释放了啥信号? 2010年03月25日 王石川

近日，网友“zhiwei”在深圳大学bbs荔园晨风上曝出一份内部红头文件。文件显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共分53个薪级，其中职级最低的见习执法员起薪即为7000元，而一级执法员最高月薪则为15720元。日前，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向深圳人社局有关负责人证实该文件真实性时，该负责人表示目前见习执法员对应的最低薪级的确是7000元。

应该厘清的是，深圳是经济发达城市，生活成本相对较高，但是，无论是见习执法员起薪即为7000元，还是一级执法员最高月薪为15720元，都引起了舆论热议，不少网友更是痛加抨击。执法员的工资，何以引发舆论焦虑?

网友曝，又是网友曝!深圳执法员的薪酬信息，是网友“zhiwei”在深圳大学bbs荔园晨风上曝出的，深圳人社局有关负责人则证实了该消息。试问，执法员的薪酬为何不能由权威部门率先公布?难道公务员的待遇是秘密?假如不是网友曝，公众是否还能知道执法员的薪酬情况?公务员工资牵动民意，因此拟定时应该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让民众充分参与，而不是自顾自地制定。

收入差距何以弥合?深圳一名公务员表示，7000元的起点看起来有点高，但在深圳如此高的消费水平下，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对此，不少人理解不了，要知道，与2009年工资指导价位进行比较，深圳见习执法员的“起薪”是普通中专平均数的3倍以上，接近硕士及以上的平均标准7958元。而2009年特区内工资指导价平均数为每月3338元。尽管不同行业工资不能整齐划一，但公务员工资如此一骑绝尘，还是令人黯然和产生被剥夺感。

由此不能不联系到收入分配改革。应该说当前各种收入差距过于悬殊，推行收入分配改革十分必要。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蛋糕”，就是政府良知。但是身为公务员，制定的工资标准如此之高，则势必造成收入不均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解决公务员收入过高，二是解决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显然，深圳执法员的高工资再次佐证了实行“调整过高”的必要。

在这之前，深圳公务员实施分类管理改革，有三个文件面世，即《深圳市行政机关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试行)》、《深圳市行政机关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市行政机关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办法(试行)》。当时，这次改革引发公众好评的一大亮点就是，七成公务员实行全面聘用制。但现在看来，聘用制貌似更灵活了，貌似没有原来的饭碗“铁”了，但实际上更有“含金量”了，即聘用制执法员的待遇委实令人艳羡。如果分类管理改革成了为公务员加薪，或者为了顺利改革，特意在待遇上加以安抚，这样的举措并不让人高兴。

待遇如此之高，难怪报考人数高得吓人。据深圳考试院数据显示，此次350个公务员职位共吸引40253人报考，平均每个公务员职位超过115人竞争。其中最热的职位为编号为1001A070的市药监局的七级执法员一职，共招两人，报名人数为1613人，800人争一职。不管这些报考者事先是否知道执法员的具体待遇，但显然在他们的想象里，公务员不止待遇优渥而且职位稳定，这正是他们报考的原动力。公务员热，既说明年轻人对未来有不安全感，也说明公务员的待遇太有吸引力，当一项职业成了人才抽水机、社会聚焦点，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当然，深圳推行公务员聘用制，其初衷良好。执法员的高薪引发热议，恐怕出乎相关政策制定者的预料。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从执法员高薪引发民意反弹，读出民意好恶，读出民众焦虑，读出收入差距，读出社会情绪，从而调整和矫正这项改革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假记者横行源于真监督缺位 2010年03月26日 郝 洪

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介入正逐步减少，法律的监督也在逐步完善，迫在眉睫的是如何让媒体监督权真正落地

对于山西“记者村”事件，新闻出版部门反应迅速。据新华社报道，消息一出，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已派出调查小组赴当地调查核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