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人民时评16月

第1篇：09年人民时评16月

2012年联考准备(人民时评11月16-12月30)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请为乡村“文化之痛”做点什么

当代农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精神家园的荒漠化现象

面对“家乡衰落”现象，“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日前，立人乡村图书馆发起者李英强在媒体上这样发问。4年前，这位北大经济学硕士放弃优越的大城市生活，与妻子背起行囊回到湖北农村老家，自筹资金为家乡人开办了一个图书馆。

公益图书馆的乡村之旅，绝非“诗意的栖居”。对许多人来说，“回不去的故乡”，还因为曾经恬静的文化图景，正在被麻将声、黑网吧、六合彩和算命打卦的喧嚣击碎。当代农村面临的一大挑战，是精神家园的荒漠化现象。有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乡村人均藏书只有0.1册。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广袤农村、9亿农民来说，能够解知识饥渴、精神匮乏的“文化天堂”，无疑更加急需。当电影放映队在穷乡僻壤受到贵宾般的欢迎，当村民像当年接亮电灯时一样欢呼广播电视“村村通”入户，当数以十万家的“农家书屋”被农民誉为“富了脑袋富口袋”的惠民工程，你能感受到文化之雨滋润农民心灵所带来的欣喜，更能感到像土地一样巨大深厚的文化需求正在苏醒。

和许多人一样，李英强和他的伙伴们也曾为家乡文化衰落而嗟叹焦虑。然而，与许多人不同，除了面向现实的惊叹号，他们还发出了面对自身的问号：我能做点什么，我能带来什么?

“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这是立人图书馆的行动逻辑。4年来，从孤军奋战到数十人的团队，从“中学经济学”到“立人大学”，从第一座图书馆到分布于9个省市的10余座图书馆，从乏人问津到办理有效借书证2000余个、覆盖数万人，李英强们所憧憬的乡村教育“乌托邦”正在现实中日益清晰。普通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孩子们专心阅读时嘴角浮起的微笑给了最好诠释。

与立人图书馆类似，乡村大地上也生长着“耕读书屋”、“家庭图书室”等一大批公益图书馆;与李英强团队一样，广大农村坚守着为孩子们奉献青春的乡村教师、为乡亲们送文化的大学生村官、为一所学校带来生机的支教志愿者，他们都有着“三年之病，须求七年之艾”的耐心，有着“不是天边一朵云，而是落在地上的雨水”的扎实心态。

相对于政府部门推动文化建设、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大手笔”，民间的努力或许波澜不惊，但却同样为农村教育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无尽滋养。更为重要的是，乡村公益图书馆矢志“去国民阅读最薄弱的地方建设”、“让灵魂里本有的种子发芽”，在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这样的理念和行动已经超出了公益范畴，彰显了公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从而激活那些沉睡的社会资本，唤起那些社会力量，一起建设共同的精神家园。

或许，当有人感慨“一种向下的力量开始登场，从而抑制住了原本随着时代而高涨的向上的力量”，我们不妨先扪心自问，我究竟为“向上的力量”做过什么，做了多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清除校车高危“常态”，不能再拖了

当政府监管成一纸空文、父母监护成了空白，乡村学校撤并的改革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校车就成了一匹高危的脱缰野马

在甘肃省庆阳正宁榆林子镇“小博士”幼儿园校车事故中，有一组令国人惊痛且匪夷所思的数字：核载9人，实载64人，21人死亡……

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难以置信：超载7倍，孩子们难道只能像沙丁鱼一样摞着?开车的、跟车的，眼睁睁看着往里塞孩子的家长和老师们，怎能坐视不管?

然后就有消息说，有人管过的。事故前三天，庆阳市教育局、正宁县教育局在检查中发现，该幼儿园存在校车超载，勒令整改。显然，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没把这个“勒令”太当回事儿，令人揪心的超载车继续上路，直到在16日的大雾中逆行狂奔……

又有消息说，校车里挤着的孩子，大部分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还有消息说，这是该县唯一的幼儿园，有1000多个孩子。

拼起这些信息，“匪夷所思”就变成了“原来如此”——政府监管是一纸空文，父母监护成了空白，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带来交通困境，校车就成了一匹高危的脱缰野马。

且看最近一年内的校车惨剧：湖南衡南县松江镇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失事，14位学生死亡、6个孩子受伤;河南新野县上港乡一辆超载面包车交通事故，车内十数名孩子伤亡;湖南邵阳塘田市镇一艘满载初中生的渡船沉没，十余人死亡……这些校车事故背后，无一例外写着“严重超载”。根据调查，目前农村里的校车超载现象较为普遍，甚至成为“常态”。或许，正宁县被拘的幼儿园董事长估计心里也在喊冤：校车哪有不超载的?

可怕就可怕在这个“常态”。

自2006年起，教育部开始对农村中小学进行大规模布局调整，主要是撤并生源减少的农村中小学，把学生集中在县乡中心学校，目的是让教育资源集中利用，让更多的农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一项善政。然而，大量村级小学、乡级中学消失，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孩子们上学路途远了，交通如何解决?

捉襟见肘的教育部门尚无力提供充足的校车专款、规范学生交通工具，“超载车”、“黑校车”便应运而生。“多拉”、“快跑”成了他们节省成本、牟取利润的不二法门。

乡村学校撤并的改革雷厉风行，相应的配套措施却还没有及时跟进，学生的交通、住宿、伙食等方面还缺乏周密设计、财政配套、资质审核与严格监管。在我国，尽管2007年强制实施了校车的国家标准，但一再上演的悲剧表明，这项规定还没有很好落实。而诸多空白与无力之后，高危的“常态”黑校车就这样流布全国乡村。

亡羊补牢，不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美国，校车拥有诸多特权，其安全系数是坐私家车和坐公交车上学的40倍，只要进入接送孩子区域，其他车辆一律停下，超车将面临严重处罚。

面对已成软肋的校车，政府部门责无旁贷。只有责、权、利的到位，才能让校车监管硬起来。

清除校车的“高危常态”，孩子们一天也不能等了。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耕地保护要杜绝“监守自盗”

严格守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长远战略入手

耕地减少现象依然令人痛心。在本报曝光了重庆南川800亩土地莫名“失踪”事件(详见本报11月19日第四版)的同日，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在报上也撰文指出：目前的征地过程中，的确存在耕地快速减少、牺牲被征地农民利益的现象。

对地方滥占耕地事件，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近年来加大了处罚力度，但至今不绝、前赴后继的“踩红线”现象，背后的症结值得深思。作为粮食安全根基的耕地，伴随着保障发展和保护耕地的“双保”压力不断增大，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动作”会经常发生变形——热衷于加快征地和出让土地，却忽略了征地应有的法律程序和应当承担的民生职责，以至于出现耕地保护“监守自盗”的行为。

分析上述违法行为的背后，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深刻背景：

其一，随着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我国建设用地需求的惯性增长与其有效供给刚性制约的矛盾不断加剧，耕地保护的宏观目标与耕地建设占用的利益博弈局面仍未根本转变。

其二，当前的征地制度导致农地非农化远快于农民城镇化，一些地方征地中“要地不要人”、“占地不用地”，造成了大量伪城市化的农民和大量闲置浪费的农地。

其三，土地出让的主体不明，使用监管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忽视农民土地权益，“代行”土地出让，随意改变约定土地用途，甚至变相开发建设，引致耕地“变性”和农村集体利益受损。

这也提醒我们，严格守护18亿亩耕地的“红线”，确保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既要从耕地本身着眼，更要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长远战略入手，在城乡发展转型中优化人、地、业三者的密切关系，妥善处理土地经营收益的管理与分配关系，推行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全要素保护。

对政府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理性的地方发展战略与建设规划，对适宜的征地规模、补偿安置能力及社会保障水平进行综合考量。海南陵水征地模式之所以被称道，就在于它明确了政府、企业、农民的责权益关系，建立了平等协商的土地开发利用规划和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办法，既保证了合理征地和耕地保护，又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发展权。

农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既享有权益，也担负有责任。尤其在转型期，针对一些地方不爱农惜地的现象，也亟须创新土地管理机制与政策，根本扭转人为抛荒、压损和侵占的问题，探索建立激励性的耕地保护责任与机制，真正让耕地保护者有其利，让耕地占用者尽其责，使农民保护和利用耕地的长远生计有保障。

从古至今，土地问题不仅仅是土地本身。将耕地保护视为一种“立体责任”，在更加宏观的系统中统筹，对“失踪”的土地有更明确的问责，唯此，才能杜绝耕地保护中的“监守自盗”，切实守住耕地“红线”，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三公”公开需要“问责落地”

“三公”公开，除了要将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置于民众监督之下，还应给予民众问责的权利

1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定期公布机关运行经费的预算、决算和绩效考评情况。这是自今年3月份以来，中央和国务院推动“三公”经费公开又一个有力措施。

此前，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公开;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要求中央各部门公开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8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各地财政预算、决算以及“三公”经费支出，“公开的内容要详细全面，逐步细化到‘项’级科目”。

自上而下的“三公”经费公开，迈开了改革行政体制、推进政治文明的关键一步。一直以来，公众对于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不断，民众希望能从公共财政透明入手，打开对行政权力监督的通道。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多数来自税收，纳税人有权知道所缴纳的税款用于何处，创造了怎样的社会效益。将“三公”经费公开制度化，就是通过制度切切实实地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要让“三公”经费公开真正落地并不容易。已有的公开报道表明，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级政府，只有北京、上海和陕西等少数省市，以及广州、成都等几个城市公布了“三公”经费情况，大多数地方政府尚无动静。眼下，通过管理条例的规定，县级政府也可望纳入“三公”经费公开的范畴。

“三公”经费公开是手段，不是目的。公开了一堆账目，发现了一些问题，结果却不了了之，这样的公开无益，相反，政府公信力会在这些或彪悍、或模糊的数字当中被消减——谁愿意无休止地看一场“数字秀”呢?以“三公”支出公开为支点，防止权力腐败，遏制权力自肥，除了要将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置于民众监督之下，还应保障民众问责的权利，对那些违规公款消费、以权谋私者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三公”经费公开既已破冰，其势自不可逆转。尽管，“三公”经费公开尚停留在公布支出总额阶段，还只是财政透明的一小步，但社会信心就是在这样一步步踏实的行动中建立;符合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先进体制，也是在这样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培育、完善。我们期待“三公”经费公开更细致、更彻底，并成为常态，由此衍生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政治生态。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十五元公务餐”能走多远

公众对“15元公务餐”的关注，包含着对信息公开和阳光政务的新期待，对改革和创新的新期待

来人来客，一律在乡政府机关食堂就餐;每人每顿，无论领导客商，标准只有15元;抽烟不发整包烟，喝酒就喝自制的酒——这是四川仁寿县珠嘉乡推行6年之久的“按标定人”公务接待制度。

人们有太多的理由叫好：一项看似不可能推行的制度，偏偏就推行了;看似不可能坚持的做法，偏偏坚持了6年;看似迈不过去的“面子关、人情关”，偏偏就迈过去了。

人们也有太多的理由担忧：当这一做法只是出现在偏僻的乡村，很大程度上还是维系在一个人身上的“新政”——由这个乡的乡党委书记制定并力推时，会不会随着这位书记的调离升迁而废止?坚持了6年，能坚持10年、16年么?“珠嘉乡式接待”到底能有多大示范作用?

确实，珠嘉乡之所以显得“孤独”，是因为时下的制度规定和现实环境仍然缺少对这一做法的有力支持。即便其上级领导和相关来客都表示认可和支持，也并不意味着它具备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可能。

不妨看看我们的现实环境。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不贪不占，吃点喝点算得了什么?不仅如此，出手阔绰，吃喝讲究，在一些人看来是与接待热情、体面周到、高度重视画了等号的。个别人甚至将此视为下级做事大方、能挣能花、有魄力有本事的表现。凡此种种，构成了公款吃喝文化的潜规则，对公务接待规定置若罔闻，廉价接待餐往往会“叫好不叫座”。

但这也正是“异类”珠嘉乡的可敬之处：并不在于餐费标准只有15元，而在于数年一以贯之背后所体现的挑战潜规则的勇气、按章办事的坚持，以及阳光政务的理念。

对“珠嘉乡式接待”，人们叫好也好，担忧也罢，实质上包含了一种期待，对基层新政和干部作风的新期待，对信息公开和阳光政务的新期待，对改革和创新的新期待。

就全国来看，这样的创新和尝试，尤须制度上的有力推进。当信息不能彻底透明、政务不能置于阳光下，也就谈不上充分的监督，公务接待的相关规定，就会沦为“名存实亡”的空文，甚至变成“餐桌腐败”。去年，国务院就明确提出将中央部门的公用经费统一压缩5%，今年起，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也要求按规定进行“三公经费”公开，这是阳光政务的制度化探索和尝试。只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多了、实了，才会起到节省支出、避免浪费、改革政务的效果。

刹住公款大吃大喝之风，更需从领导干部做起。倘若领导干部能处处严格要求、率先垂范，相关规章能够严格执行、不越雷池，上行下效，标准公务餐才可能继续坚持，公款吃喝风才能有效刹住，百姓所盼望的廉洁勤政、阳光政务也才能尽快实现。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正视食品安全的“标准焦虑”

如果食品安全标准失去了公信力，食品安全的防线又该从何筑起

近日，速冻食品名牌企业思念、三全、湾仔码头相继“露馅”：抽验食品内含危害健康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在执法部门追责与相关企业推责，在公众质疑与企业回应的博弈中，速冻食品新国标引起关注。根据这个新国标，金黄葡菌群检测由定性转向定量，换言之，就是允许在食品中检出少量金葡菌，而这一标准已经被一些企业援引，甚至成为证明产品合格的挡箭牌。

在食品安全形势依旧严峻的今天，食品安全标准难道越来越低?食品安全如何保证?消费者的利益谁来保护?面对公众对新国标“开倒车”的质疑，卫生部门则表示，新标准比旧标准低系误读，新标准与国际接轨，更符合国际食品微生物采样检测要求。

标准到底是否科学合理，相信通过理性认真的讨论，会有最终答案。然而，每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公众往往把目光聚焦在“食品安全标准”的现象，则令人深思：本该中立客观的安全标准，为何屡屡引发公众的批评质疑?如果食品安全标准都失去了公信力，食品安全的防线又该从何筑起?

任何标准，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都应该与时俱进，同时代要求相契合，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后，我国食品管理标准更新滞后，部分标准长期止步不前，二三十年不变。事实上，近年来许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都与此有关。

当然，这些年来，食品安全的标准也并非完全“岿然不动”。许多标准也在重新论证修订中。然而，恰恰这些新标准的制定，每每为公众质疑。道理很简单：由于标准制定参与者需要相当的专业能力，这一限制成了有关部门、企业、专家的“关门习惯”。这样的标准制定流程，不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也给公众留下了“存在猫腻”的猜想空间。

这些年来，每当公众质疑食品安全标准过低了，总有一种声音呼吁，标准制定讲究国情适用。这种观点严格来说并无错，不过有时却显得文不对题。其实，谁都明白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也会尊重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公众无法接受的是，从三聚氰胺事件到瘦肉精事件，许多食品安全标准早已与“国情”无关，发展的中国早应该摒弃这些落后的食品安全标准，可现实中这些落伍的标准却“桃花依旧笑春风”。

因此，面对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重振食品安全标准的公信力，有关部门不能仅仅以简单回应了事，更应该思考食品安全标准是否早已落后于时代发展?标准制定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制定权是否被“少数人”、“少数企业”绑架?

只有类似问题得到了回答，食品安全标准才不至于成为公众的焦虑，也才能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牢固“防火墙”。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国考”如何“考德”

公务员考试中，“德考”如何成为一道失德者难以逾越的门坎，还须做到可操作、有实效

从11月26日起，参加2012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考生走进考场，竞争约1.8万个国家公务员岗位。一年一度的“国考”就此拉开序幕。

走过十几年的历程，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让人感受到诸多新意：一些职位考试科目设计采用“2+X”;多数职位要求考生必须具备两年基层工作经验;强调了“以德为先”的品德选拔，尤为引人关注。

这颇令人欣慰。“国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作用。对即将进入政府从事管理工作的广大青年，对日后可能成为政府官员的后备力量，不管是品德不佳、缺乏责任感，还是只会纸上谈兵、缺乏基层工作经验，都将难以应对越来越高的政务要求。尤其是推出“德考”，更是一种纠偏的努力——它与前不久发生的深圳公务员打骂生父一事，与国家公务员局正在制定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一起，显示着对“公家人”官德与私德的日益强调。

但“德”如何“考”，却需细细思量。一方面，“国考”被视作“玻璃房里的竞争”，透明、公开、公正是其最大的特点，也是其公信力与生命力所在。如果其中的“德考”难以科学考察与量化，规则难以明晰，就有了暗箱操作的弹性空间。近年来某些地方在招聘过程中，泄题、作弊、“萝卜招聘”等行径频频曝光，引发公众的不安甚至愤怒，政府的公信力也遭到挑战。“德考”要成为一道失德者难以逾越的门坎，还须做到可操作、有实效，找到足以服众的路径。

另一方面，把公务员的“失德”、“失范”行为空间压缩到最小甚至零容忍，恐怕还需从根本上入手。10年中，“国考”考生迅猛增长，今年虽然比去年的报考人数略降，但仍有近百万之巨，这固然是社会成员对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肯定，但也不容讳言，“国考”持续红火的背后，有一部分人看重的是公务员对社会资源、权力“福利”的某种占有和掌控。这样的心态，纵使考试考察过了关，进入了公务员队伍，掌握了某些权力，一旦有了某种土壤，就可能“失德”。这样的基因如何剔除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考”很重要，但更关键的，还是需要加快政府改革。只有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切实打造服务型政府，让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各归其位，让“公务员”不再是某种特权与福利的象征，而是回归角色本质，以严明的制度与清晰的权力边界来管理队伍，恐怕才能减少许多逾矩、失德之举。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广告“绑架”电视剧

电视台在实现合理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把广电行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效益考虑进去

“究竟是电视剧中间插播广告?还是广告中间插播电视剧?”一段时间以来，热门电视剧播放中间总会频繁出现广告，观众的收视体验因广告的介入而支离破碎。完完整整、酣畅淋漓地欣赏一部电视剧，成了观众的奢望。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常而健康的。因此，当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禁止电视剧播放中间插播广告时，大多数网友表示支持。这充分说明，此举顺民心、得民意，值得肯定。

其实，人们并不反对合理的广告，也理解广告收入对于电视台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当一集45分钟的电视剧中间竟然插播8至10条广告时，广告就已喧宾夺主，电视剧成了陪衬，观众被广告“绑架”了。人们讽刺电视台恨不能把电视剧“分分钟都插进广告卖掉。”这种情况说明，有些电视播出机构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倾斜，经济效益的考量超过了社会效益，为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了群众正常的收视权益。

有人说，广告商是电视台的衣食父母，没有巨额广告，电视台就不可能购进热门电视剧。此言差矣，归根结底，广大观众才是电视台真正的衣食父母，离开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哪个广告商会给电视台支付广告费?作为深受我国观众喜爱的节目类型，电视剧在我国拥有广泛的受众，成为广告商青睐的传播载体。但也正因如此，电视台在制定广告插播策略时，更应考虑观众的需求，不能单方面强加于人。电视台在实现合理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把广电行业的社会形象和社会效益考虑进去。

“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即便站在功利的角度，也要看到，过于频繁的插播广告，其广告效应会大打折扣。有效传播的首要条件就是避免引起受众的反感，当泛滥成灾的广告成了观众指责的焦点，很难想象这样的广告产品会深入人心、畅销不衰。

“千台一面”的同质化，一直是困扰我国电视产业的顽疾。过于依赖电视剧就是这一顽疾的体现。最严重的时候，某热门武侠剧竟然同时在十几个卫视频道播出。众多电视台之所以会变成“电视剧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电视台自制节目缺乏个性和吸引力，难以带来广告收入。迫不得已，电视台为了争夺广告客户、确保经济效益，就一窝蜂地竞买热门电视剧，又一窝蜂地在黄金时段播出，希望用电视剧庞大而稳定的受众群体实现广告的有效传播。所以，虽然我国有着世界最大的广播电视网、最多的电视台，但电视台的播出模式和盈利模式却几乎如出一辙，能在国内站稳脚、进而在国际上打响自身品牌的中国电视台少而又少。

希望电视台不要过于看重“禁插广告”的短期效应，而着眼于长远，把精力放在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上，不断打造各具特色的优秀内容资源。当电视节目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观者如潮、好评不断的时候，广告还是个问题吗?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社会组织“松绑”考验谁

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管”，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

“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不再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近日召开的广东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对社会组织“松绑”放权。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讨论稿)》明确，今后大量政府的事务、政府管理的职能，只要可以交给社会来办的，都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权力让渡等方式，逐渐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这就从制度上既对社会组织进行“松绑”，又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凸显的是在社会管理的新形势和大格局下，社会组织的独特位势和作用。

社会组织，说白了就是因为某一特定目的和诉求，而把单个的人组织起来，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所具体需要的服务。显然，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这样的组织具有灵活、便利、针对性强等特点。在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面前，社会组织不仅能替政府部门分担很多，也能把大量政府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务做得有声有色。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在社会领域的“毛细血管”，可以成为政府管理的得力助手。

事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总有充分发育的社会组织相伴随。而从社会公众需求的角度看，其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特点，迫切要求社会组织补位。近年来，一些农产品价格涨跌明显，不少农民面临丰收不能增收的尴尬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经济类、服务类行业协会和组织，不能很好地与市场对接。只有促进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才能更好满足百姓个性化需求、实现群众切身利益。

不仅如此，社团管理的创新成果，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效。在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势下，只有务实地求解社会管理的“多元方程”，科学地回答政府如何对待社会组织这一“时代问题”，稳妥地释放社会组织的优势活力，才能形成制度合力，最终达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周到、更便捷、更贴近的服务目的。

当然，社团管理创新之后，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是一种考验，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据称，美国仅夏威夷一个州，就有上千个社会组织，当地政府对非营利性、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予以税收上的扶持，而社会组织承担的许多职能也让政府减轻了很大负担。对于我们的政府部门来说，不仅要放权“松绑”，更要针对本土实际探寻社会组织运行规律，进而把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具体要求，使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对于社会组织自身来说，“松绑”意味着发展的机遇，更意味着责任。只有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功能和定位，做到严格依法和自律，远离现今一些社会组织以服务为旗号“敛财”等不当做法，才能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和社会影响力。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用好扶贫“新国标”这把尺子

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对于扶贫“新国标”，会场内掌声热烈，会场外好评如潮，贫困地区的人们更是充满着兴奋与期待。

2300元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新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它意味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13.4%，贫困人群扩大了1个亿。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迷雾重重，国内控通胀、保增长面临挑战，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央推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高、更快、更强奔向全面小康的坚强决心。

扶贫新国标，要求生活水准的提高。中国扶贫世界瞩目，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2.5亿农村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到2010年，全国贫困人口已减至2688万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拉大，贫困地区与外部世界的鸿沟豁然可见。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仅物价指数上涨，消费需求也普遍提高，“水涨船高”，提高扶贫标准，打一场新的扶贫战役，也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新标准必将激发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活力，点燃贫困农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热情。

扶贫新国标，要求发展内涵的提升。贫困地区人均收入2300元的标准，只能解决“不愁吃、不愁穿”。可是，贫困乡村的孩子也渴望热菜热饭，老人也需要温暖关怀，他们也渴盼电话、宽带和公交车，他们也需要早日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因此，贫困农村还要实现老有所养、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与其它地区农村同步发展，不能只看扶贫标准“长高”，更要看扶贫开发的基础夯实。因此，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产业规划布局中，要加大对贫困农村政策倾斜力度，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铺路架桥、加油攒劲儿。

扶贫新国标，要求使命责任的加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大幅提高扶贫标准，加大开发力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我国扶贫开发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贫困地区的党员干部更需振奋精神、不负重托。扶贫任务重了，要工作更踏实;扶贫资金多了，要花得更到位;扶贫项目多了，要安排更科学;扶贫范围大了，要感情更投入。坚决杜绝贫困县出现豪华办公楼、豪华接待、豪华用车现象。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扶贫新国标，是一把尺子，它将丈量出立党为公的品格、执政为民的担当、深化改革的勇气。我们要用好这把尺子。

人民时评：突击花钱，真是“预算”惹的祸?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

11月30日，财政部召开全国财政预算执行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坚决防止年底突击花钱：严格审核财政资金拨付，严格按照财政预算、项目进度、有关合同和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支付，严禁超预算、超进度拨款。

“严禁年底突击花钱”也算是个常青新闻了。但禁令年年发布，花钱突击战却岁岁不止，有的还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湖南省文化厅前不久一次3000万元的政府采购，被公众质疑为“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有关官员的解释是，其一，因为“贵一点的东西相对更有质量保证”;其二，是“预算执行的需要”，因为，“如果预算没有执行完，必然会影响到第二年的预算编制”。

年底突击花钱现象屡禁不止，政府采购屡有高价，确实与现行财政预算制度有一定关系。长期以来，很多部门和单位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每一年的预算视上一年度的收支情况而定，如果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100万元，只花了80万元，节约下来的20万元不仅全部上交，而且第二年的预算可能会因此削减为80万元。因此，为了确保来年财政预算不降低，许多机构就想着花掉预算，至于这笔钱花得是否合理合规，是否有效率，则不在考虑之列，或者说不是考虑的重点。

但是，突击乱花钱、政府高价购真是“预算”惹的祸吗?如果仅仅是为了花掉预算，各行政机构大可以将这些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文化厅的政府采购，省出来的钱是否可以用于提高各乡镇文化站的其他硬件建设、专业人员的培训?或者用于偏远乡村文化站点的建设，让更多的乡民能够享受文化福利?

可惜，现实中的不少突击花钱，是将不该发的钱发了，不该吃的饭吃了，不该出的差出了，不该买的东西买了——原本用于公共财政的支出，变身为行政机构的小金库，丰富的是少数人的荷包，提高的是小部分群体的福利。部门利益，甚或是极少数的个人利益成为“乱花钱”的真正动力，而所谓“花光预算”不过是其挡箭牌。如果财政预算审核监督不力，预算执行不公开、不透明，不从根本上遏制某些部门和机构的利益冲动，就算把“基数预算”改成了“零基预算”，也会有突击花钱的可乘之机。

消除年底突击花钱之怪现状，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才是关键，只有让每一项财政收入支出都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问责权落到实处，严格监督、严厉问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突击花钱的积弊。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莫让歪嘴和尚毁了暖心行动

虽然偏差已纠正，但变质的爱心煤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倾向，却不能不警惕

备受关注的“变质爱心煤”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继向社会公开曝光7起为低收入农户免费发放冬季取暖用煤中查获的短斤少两、借机收费等典型案件后，近日，又公布了对25名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让人们对爱心煤的未来重拾信心。

政府在5年内为全省每户低收入家庭免费提供1吨爱心煤，无疑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政策、惠民之举。然而，本应赢得民心的暖心行动，却在某些地区遭遇“冷空气”，碰到了“执行梗阻”：运城稷山县陶梁村村干部借发煤之机，以借款名义要求每户村民先交100元修路款;大同天镇县张西河村负责人以发煤为条件，向村民收取原已停止收取的农村合作医疗费;朔州朔城区利民镇东洼村的1吨煤中，1/4是煤矸石……这件事背后折射出的政令执行趋利化的扭曲倾向，不能不引起各方警惕。

省里出台“红头文件”保驾护航，还将一户一吨煤政策纳入考核方案。如此强势的行政推动下，执行环节里竟还有人罔顾禁令和良心，把低收入群体的福利，变成了某些部门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利益的渗透力之强，可见一斑。虽然爱心煤的执行偏差已得到纠正，但正如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强调的，对于这种不良风气“不要掉以轻心，绝不可有任何的松懈”。

类似这种“民心工程惹民怨”的事，在其他地方也曾发生。轻者，使好政策的落实过程磕磕碰碰，影响政策效力;重者，则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凌驾在人民利益之上，不仅消解政策暖意，更让基层民意亮起红灯，损害政府信用和制度权威。

当下，一些地方基层政府的运转在资金上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架桥修路、医疗文化、招商引资，都需要钱。但这绝不是与民争利的借口，只有群众的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才谈得上搞建设、抓服务、促发展。更何况，爱心煤还是最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的福利。

我们更需正视，趋利化正成为政府执行力的病灶，波及不少地区、不少领域。比如，节能减排，在一些重工业地区遭遇疲软执行;环保禁令，在一些化工园区遭受对抗执行;阳光拆迁，在一些城市化加速地区被歪曲执行等等。对这样的“趋利避害”，执政者尤当毫不放松，一抓到底。

岁末来临，各地送温暖行动力度频频加大，怎样将这些好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不走调、不异化，当从爱心煤事件中吸取教训，严格制度、加强监督，杜绝“歪嘴和尚”，遏制逐利冲动，确实把温暖送到群众心上，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志愿”能否成为更多人生活方式

志愿服务是一种公共生活，能打破群体的陌生和隔膜

这是一条容易被“淹没”的报道：北京首都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张鹏，9年义务讲解3000多小时，分享文化的同时，收获一大批“粉丝”。

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到世博会的“小白菜”，无数如张鹏这样的普通人，正把“志愿”一词，推送进社会的视野。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统计，1993年到2009年，有4亿多人次志愿者提供了超过83亿小时的志愿服务。

张鹏是一名国企下属企业的办公室副主任，爱好历史文化。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把世界限定在办公桌旁，把爱好锁死在防盗门内。假设每小时接待20个参观者，他已在志愿讲解员岗位上与6万人交流。打开他的微博，更可见与中小学校、社会团体的广泛互动。对于张鹏，志愿服务，正是一种公共生活。

我们或许能想象，如果不是成为志愿者，这个“80后”小伙子可能的生活：逛街、唱歌、打游戏、看电视……正有越来越多“宅男宅女”，蜷缩入自己的小小世界。以自己为中心和重心无可厚非，然而也难言生活质量与境界。相比之下，张鹏用志愿服务打开一扇截然不同的大门，选择了一种更积极、也更开阔的生活。

参与志愿服务，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都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志愿服务搭建的公共生活，不正是实现这些高层次需求的平台吗?正如张鹏收获尊重和满足，奥运、世博志愿者收获对国家、社会的信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成长。

培育良性公共生活，同样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石。一个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一个老人靠街头麻将、小孩靠网络游戏打发时间的社会同样是不正常的。公共生活是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在这条纽带下，人与人互动交流，群体的陌生和隔膜才能打破。如果任由冷漠空气持续蔓延，每个人都封闭进一己的世界，难保你我不会成为走过小悦悦身边却视而不见的第十九人。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远离志愿服务、拒斥公共生活，而是门槛有些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志愿组织，“从下水道到臭氧层到太空垃圾”无所不包，形式也亲切而有吸引力。在中国，志愿服务很多还打有行政烙印，志愿者的注册、组织、培训仍面临诸多问题。在一个网络调查中，80%的网友表示愿参加志愿服务，“可不知如何加入”。

志愿服务尚需改进，公共生活有待填补，社会管理者理应更为重视。倡导之外，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更精心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的组织运作。上月底，广东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可谓有益探索。各类社会组织，理应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资源。

一次讲解后，孩子们往张鹏手中塞了很多糖果、钥匙扣等小礼物。播入他们心田的，不仅是文化的种子，更有志愿的种子。走出小我，走向社会，或许，这才是一种更值得过的生活。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建立更加科学的“复出”机制

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是“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去年9月，因强拆自焚而引起轰动的江西“宜黄事件”，牵动着人心。时隔一年，有消息称，因“宜黄事件”被免职的宜黄前县委书记、前县长均已复出。此消息最近刚被江西抚州市委组织部证实。

根据当地回应，无论《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还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复出的最低期限应是“一年”，而此次复出任命也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及两人的表现和特长，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后作出的。

这些年，行政问责制不断推进，有些官员因过失而被问责。“一棒子打死”这些官员，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符合干部问责、任用的本义。在公开、透明、公正的前提下，让昔日被问责官员重新走上合适的新岗位，也是一种进步。

但显然，这一过程必须公开透明，经得起检验。人们注意到，从“跨省追捕”的当事人重新上岗，到重大矿难的责任人低调履新，都曾引起公众的“满腹狐疑”，背后所折射的制度、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耐人寻味。

不是所有舆论指责都合理合法，但反过来，要增强干部复出的说服力，消解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力，就必须打消来自公众的各种疑虑，赢得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也是今天中央要求政务公开做好“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的应有之义。就“宜黄事件”来说，“立案调查”的调查结论和销案情况如何?有关责任人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问责期间官员对所犯错误有无深刻认识……这些是否也应给公众一个明确说法，进而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但这种培养必须是阳光下的培养。离开了透明性、缺少了能见度，于组织而言，会招来各种猜疑，对干部来讲，也难免不明不白。遗憾的是，许多干部的复出，往往是被偶然发现的，结果自然是引起习惯性质疑、反面性猜想。我们对普通干部的任命都有严格的公示程序，那些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干部，因其社会关注度高，复出更应满足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中央多次强调，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在行政问责日益常态化的今天，干部复出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行政问责的成效和初衷。正视“干部复出”背后的公众焦虑，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复出机制，这不仅是实现“治病救人”的题中之义，也是培养“理性政治”的必然要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渣土车“失疯”暴露管理“失调”

渣土车管理的两难，都可用更精细的管理、更优化的流程和更先进的技术解决

进入12月，陕西西安渣土车连续发生事故，造成3人死亡。据西安警方统计，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已有51人葬身渣土车轮下。

渣土车成为“马路杀手”，司机应承担直接责任。仅今年7月，西安渣土车闯红灯、超速等违章行为，就达到令人咋舌的12000多次。渣土车司机们哪来的胆量如此明知故犯、铤而走险?

这背后是个人和企业的逐利冲动。有徐州的运输企业曾在媒体面前算账，渣土车超载的赢利是不超载的两三倍甚至更多。而拉的趟数，决定着司机和企业的收益。一些司机“拉土‘冒尖’才有生意”、“怕罚款开得更快”的坦白，也让人看到司机的生存压力。

同时，建筑垃圾清理行业准入监管不严，无资质运输企业混杂其间，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将运输价格压到极低。这使得整个行业劣币驱逐良币，演成恶性竞争。

生存压力与逐利冲动，成为推动渣土车多拉快跑的汽缸。超载、超速成了必选项，违规、违章成了潜规则，表现在道路上，就是渣土车的“集体疯狂”。

行业的无序，指向相关部门管理的粗放。针对频发的渣土车事故，西安去年就设立了“建筑渣土清运市场整治办公室”，包括市容园林局、城管执法局、交警支队等部门的人员。但从效果看，作用还没有发挥好。

的确，渣土车管理有难度。比如，渣土车司机组成“同盟”，一车受罚，众车绕道;比如，渣土处理涉及多部门，责权难免“打架”。但这些都可用更精细的管理、更优化的流程和更先进的技术来解决。正如西安市副市长所言，事故的背后是“整治工作不到位、相关部门责任心不强、手段不硬、管理上漏洞较多”。

实际上，渣土车违章并不仅仅是在西安。今年前7个月，郑州渣土车因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的，就有7000余起。去年6月24日到28日，石家庄、邯郸、张家口三地发生5起渣土车侧翻事故，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

如何以有效方式进行合理分配，让渣土车司机、运输企业和建筑行业达成利益协调?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大量企业和个人进入，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变革管理手段，让这一行业能持续健康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渣土车、建筑垃圾清运业的管理困境，拷问的是社会管理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在12月6日的发布会上，西安市副市长表示“深感有愧”。希望这一表态，能促成持续发力，不仅在渣土车管理问题上，也在更多社会管理的问题上，寻找到“无愧”的答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药企“行业禁入”需要落地

只有让不良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让全体药企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坚持“安全第一”

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家药品安全规划(2011—2015年)》。其中一条重点内容备受各方关注：开展医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对严重违规、失信者，将“行业禁入”。

毋庸讳言，我国的药品安全现在还处于风险高发期。这些年来，“鱼腥草”事件、“欣弗”事件、“刺五加”事件……一次次刺痛着公众的神经，背后暴露的是生产、销售、监管环节中的违规失责;而药品的“虚高”也一直备受诟病：一些中成药添加了西药成分，却被吹嘘成“百分百纯中药，毫无毒副作用”;一些药品动辄戴上“最新成果”、“专家推荐”的帽子，哄骗消费者掏腰包……与其他行业生产企业相比，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的特殊性在于，即使“偶”有一次违规操作、失信失范的行为，伤害的却是难以挽回的健康与生命。也因此，“安全第一”是这个行业的不二法则;而用“行业禁入”这样的措施来警示企业，正是降低安全风险的必要之举。

不过，很多案例也显示，要让更多药企习惯于讲信用、把好关，单单靠道德自律恐怕不行，必须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行业信用评价体系，用制度的力量来惩恶扬善，形成讲规则讲信用的医药市场环境;单单靠禁令的震慑恐怕也还不够，更必须谨防“高举轻放”，只有实查真禁，让不良企业付出高昂代价，才能让全体药企不敢掉以轻心。

很多时候，对药企而言，惩罚了“坏人”就等于保护“好人”。如果那些不讲信用、严重违规的药企经营者，能够占领市场、获得“成功”，那么对其它经营者而言，将是一种严重的隐性伤害，“逆激励”效应将使更多药企随波逐流，导致诚信在更大范围内流失。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浙江，今年5月已启动了相关的信用评定通报制度，公示了一批严重失信的药品批发企业，这向更大范围内推进药品行业诚信制度化迈开了重要一步。不过，开展医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也只是第一步，它是否能够发挥良好的现实效应，将取决于能否以更多的细节来保障执行效果。以什么标准评价信用?由谁来评定?通过什么程序来评定?如何对严重违规失信者真正做到“行业禁入”……回答好了这些问题，才能让好的制度设计变成好的管理实践。

当然，还必须通过“补”和“管”，给药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经营环境。让它们讲诚信、不作假、不行贿，也能够依靠质量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逐渐走向规范与强大。

药企的规范、诚信，关系到行业风气，更与老百姓的生命健康紧密相关。“药品安全”的各种严格规定只有从国务院文件与相关规划中，落实到各级监管部门的行动里，才能切实成为悬在药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孩子优先”应成全民理念

“校车优先”，不仅是解决当前校车问题之需，更传递出强化“孩子优先”国家理念的信号

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接送幼儿、小学生的应是专用校车，还赋予校车三项优先权：交警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车可以在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的路段行驶;校车在道路上停车上下学生，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超越等。

尽管只是征求意见，但条例牵动人心。对孩子来说，这是交通优先的一小步，也是校车安全的一大步。虽然这“优先”，是一次次惨痛的事故倒逼出来的，但终于迎来的实实在在的制度赋权，既是对天堂里孩子们的告慰，也是对更多孩子和家长的宽慰与安全保障。

而对于转变社会观念来说，条例则跨出了让“孩子优先”的一大步。

我们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17年前，在克拉玛依大火中，就是一句“让领导先走”，令孩子们错过了逃离火场的最佳时机;我们无比心疼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成年人的活动，还在用未成年人作道具：顶着烈日出席企业庆典，穿着单衣雨中夹道欢迎领导视察……虽然是极端少数现象，但也折射出，“孩子优先”的理念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也未获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里的那些“优先权”，不仅是一种解决当前校车问题之需，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强化“孩子优先”国家理念的信号。

保护孩子，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重要事情之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和公共场所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这是法律规范，也是道德准则。而刚刚颁布实施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把保障儿童的优先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将这些规定、要求，从纲要里、法律上落实到与孩子们相关的方方面面工作中，特别是落实到政府部门的相关制度设计中。

对当前牵动人心的校车安全条例来说，“孩子优先”，体现在赋予校车种种“特权”;而对各级政府机构来说，“孩子优先”，是校舍的“安全防震”，午餐的“免费保障”，是不再让孩子们在透风漏雨的教室里读书，不再让孩子被拐离散、流浪街头，不再让留守儿童缺乏生活保障;对全社会来说，树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坚持“孩子优先”，应该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与责任。

“校车之痛”带来了“校车优先”。希望“孩子优先”不要再用“痛”才能换来。一个坚持“孩子优先”的国家，一个“呵护未来”的社会，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公益诉讼主体需要“突围”

如果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障碍能有所突破，类似“砸式维权”的极端行为就可能被导向合理、常态化的司法轨道

11日，北京、天津等21个城市的消费者协会以及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议函，呼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过程中，明确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多数消费者”进行公益诉讼的权利和主体资格。

三鹿奶粉事件、团购网“忽悠”事件……近年来，与消费侵权有关的公共事件屡有发生。这些事件中，受害者范围大、分布广，按传统模式，单个消费者诉讼维权比较困难，有些受害者只好选择忍气吞声。在质量纠纷、物业纠纷、旅游服务纠纷等情况中，这样的困境普遍存在。

消协组织吁请公益诉讼权，做消费者司法维权的“代理人”，背后是广大消费者的诉求和愿望。如果能从法律层面赋予消费者组织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无疑有助于实现消费者“弱弱联合”，扭转消费者维权时的弱势地位，促使整个消费环境改观。

更重要的是，公益诉讼能让社会群体更好地相互沟通和表达意见，是维护公利、疏解冲突的一种重要法治化路径。比如，如果有团体能代表消费者诉讼维权，各种可能的极端维权行为，就能被导向合理、常态化的司法轨道，从砸电视机到砸宝马大奔的“砸式维权”，是不是也能少一些?

经济学界的“公地悲剧”之说启示我们，缺乏保护的公共利益，最易受到侵害。公益诉讼制度，正是为了化解“公地悲剧”，确保侵犯公共利益的非法行为都能受到应有的追究。遗憾的是，我国还缺乏对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即使是现实生活中频现“公地悲剧”，即便捍卫公益早已纳入道德倡导的范畴，公益诉讼仍面临主体资格的法律障碍。

由于现行法律将诉讼主体明确为“直接利害关系人”，使得诸如消协、环保民间组织等，难以有效介入公益诉讼当中，出现“执着的原告、热闹的媒体、稳如泰山的被告、无动于衷的法院”的窘境。正因此，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首次赋予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被视为推动公益诉讼前行的突围之举。

其实，消协组织讨要公益诉讼权的背后，也蕴含着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希望在社会管理领域中有更大作为。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维权、环境保护、行业自治等诸多领域的公益诉讼主体能明确扩容，让“代理人”更多，那么这种制度的本身，除了化解民间矛盾外，还能吸收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对不法行为的谴责和追究当中，更有利于协调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增进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从而释放更大法治潜能。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有“汽车文明”才有校车安全

在车轮滚滚的汽车时代，培养汽车文明，实现“多轮驱动”，校车才可能成为“安全的流动校舍”

12日，就在社会热议《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时候，两起校车事故相继发生。广东顺德，一辆校车与一辆货车相撞，37名学生受伤;江苏丰县，一辆运送小学生的校车侧翻掉入水沟，导致15人遇难。

惨痛的事实再一次警醒我们，校车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而反思这两起事故，校车安全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一面。与以前事故多因“黑车”、“超载”引发不同，这两起事故均涉他因。从事故初步调查看，除校车质量不过硬外，驾驶员操作不当、路况条件恶劣也是重要原因。丰县校车为什么一避让就翻车?顺德校车在泥头车、工程车风驰电掣的事发路段，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速”?

透视近年来的校车事故，我们不难发现，校车运行体系还相当脆弱，安全阀门并不牢靠，各种安全风险在积聚后多点爆发。我们从自行车王国进入汽车大国，但远未成熟的汽车文明，为交通事故埋下了隐患。也因此，“礼让”成为稀缺素质，违规驾驶成家常便饭，车道上的“抢逼围”屡屡发生;非法改装随处可见，超载现象愈演愈烈;交通设施简陋，违章车横冲直撞，道路上危机四伏……

这些问题也说明，校车安全是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给力，也需要社会各方努力。校车不仅仅是“车”的问题，也是“人”的问题，需要服务部门、监督部门、生产部门、管理部门、教育部门等相互配合，才能良性运转。让校车成为“安全的流动校舍”，还需从更多方面改进，培养汽车文明，实现“多轮驱动”。

不久前，有城市发生火警，但消防车鸣笛多时也无车让路，眼看着大火却无法前行。消防车碰到的“冷遇”表明，如果没有汽车文明，不要说超载、抢道、疲劳驾驶、非法改装等不安全因素难以制止，就连法律赋予的“特权”，亦难有用武之地。它让人担忧正在期待“特权”的校车：难道这种“冷遇”和“无视”就一定不会发生在校车身上吗?

校车安全功夫既在“车上”，也在“车外”。孩子们当然需要越来越多中国版的安全校车，但也不能忽视驾驶人员、运行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与隐患。车辆规格、标准提升了，但还是由安全意识薄弱、能力素质不高的司机来操控，依然会驶向灾难;校车自身标准提高了，但其他车辆无视交通规则，横冲直撞，也可能有“飞来的横祸”。眼下，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都在积极推动校车的“赋权”，这是重要保障，但制度设计要成为校车的安全护栏，既有赖于有关部门的严格执法，更需要全社会的自觉遵行，提高汽车文明。

每一辆校车上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在日益到来的汽车社会的滚滚车流中，校车如此重要却又如此脆弱。无论是社会管理者、教育者，还是司机、行人，抑或是父母、子女，都有一份安全责任，合力构筑校车安然前行的坦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如何跨过讨薪难的“合同门槛”

75%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反映出打通农民工权利救济渠道的紧迫

又到岁末，农民工欠薪问题再度成为焦点。一项覆盖京、渝、沪、深四地的调查发现，75%的建筑工人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劳动合同是依法保障农民工维护权益、获得报酬的重要依据。一些用工企业执意不签合同，意图就在于模糊甚至否认劳动关系，为拖欠、少付、不付农民工薪水埋下伏笔。合同的缺失，不仅将农民工权益保护置于不确定的尴尬境地，也增加了行政执法、诉讼调查与司法执行的成本。以司法解决欠薪问题的渠道，因此遭遇“合同门槛”。

其实，农民工并非不知道合同的重要，他们往往没有条件和能力去要求签订劳动合同，遑论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与欠薪者对簿公堂。诸多媒体报道展示了这样的“劳动生态”：投诉企业不签合同的农民工，却被劳动监察部门告知“它签你就干，不签你就走人”;告到法院，高昂的花费、漫长的等待也让诉讼之路难以走通;即便胜诉，执行往往也遥遥无期。依法讨薪尚且如此难，那些因证据不足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工，又该如何讨回基本权益呢?

在行业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本就有限。很大程度上，法律是他们合理合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最终手段。如果反映问题无效、解决问题无门，就难免会有极端之举。从跳桥跳楼、断指断肢到拜神拜官，这背后，不仅是一个群体无奈的抗争，更是诉求表达、权利救济渠道的阻塞。

75%的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打通农民工权利救济渠道的紧迫性，也提出了农民工维权的一个新难题。尽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不肯签订合同的企业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尽管法律严格保护那些没有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工人们，但当前更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些企业，尤其是建筑领域的企业，往往利用农民工的弱势与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而只作口头约定，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面对用工形式的临时性、分散性与分包性，法律与监管又还有空白，更给农民工讨薪制造了难度。

应该看到，针对当前一些“讨薪”新问题，从高层到各地都展开了及时研究，提出新对策，前不久，人社部要求的各地限时处理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和小额争议，九部委也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依法严厉打击恶意欠薪等劳动用工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让人看到解决“常态化服务”不畅的积极努力。

但这终究也只是一种“应对性服务”。如何告别“年底突击讨薪”的窘况?如何破解“运动式讨薪”的困局?恐怕，需要从制度建设，从常态化服务，从流动人口的管理创新等方面着力。讨薪难要跨过“合同门槛”，还必须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建好保障房也是政治责任

保障房是政府主导的民生工程，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十几道验收居然都管不住一处“闹心房”。本版昨日报道了武汉的一个问题保障房项目，这处墙体裂缝、屋顶漏水、“按照正常标准不应通过验收”的项目，竟通过了监理公司和质监站等当地十几个职能部门的逐项验收。

作为重大惠民工程，近年来，国家加大了保障房建设力度，2008年以来全国开工建设的保障房，现已竣工的有800万套，今年又开工1000万套，而“十二五”期间，更要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在大建快上之后，保障房质量保障始终受到关注。

这并非杞人忧天。近期，从北京某保障房小区楼体底部开裂，到湖南郴州经适房项目楼板掉落、墙体漏水，再到武汉这个“伤痕累累”的保障房小区，保障房质量问题屡有曝出。虽然，“楼脆脆”、“楼歪歪”甚至“楼倒倒”只是极少数，但对于这些保障房的住户而言，就是100%的问题。

房地产开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勘址、设计、施工、监理等多个环节，涉及上下游数十个产业。任何一个纰漏，都可能导致质量问题。也正是因此，中央和地方三令五申强调加强保障房质量监管，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一旦质量出了问题，不论责任人走到哪里，都要追究其责任。

但现在看来，对于责任的具体认定，还需进一步细化厘清。以此次武汉保障房的质量问题为例，那么多监管验收程序，居然一路绿灯，让一个问题工程活生生地过了关，而多个政府相关部门都宣称对此不负责任，且看上去程序并无大问题。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我们倒要问问：当真做到了每个环节、每个程序都按正常标准验收，还是仅仅“纸上验收”敷衍塞责?如果确如这些部门所言不存在什么失责、渎职行为，那就意味着现行监管制度本身一定存在亟须填补的漏洞。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的项目验收，大多是备案制和抽查制，真正对房屋质量进行把关的，原则上只有监理公司。这倒给出了一个答案：本应是层层把守的质量关口，成了“一夫当关”，并且这个“夫”还是开发商请来的，这等于让开发商自己监督自己。如果开发商、施工方和监理方这些责任主体能够自觉一点、负责一点，住房质量就会好一些。但保障房利润低，出于成本和利益的考量，开发商和施工单位更容易有降低标准乃至偷工减料的冲动，“瘦身钢筋豆渣砖”，早已说明这一问题。

看来，要加强保障房质量监管，需要切实让现行的监督制度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更要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不能仅把这一重要关口托付给开发商的“道德血液”。要看到，保障房并非纯粹的市场行为，它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不仅民众居住安全受威胁，政府公信力更会受损。这背后，有经济账，更有政治账。

人民时评：谁为防辐射服制定“屏蔽保护”?

市场上如日中天的防辐射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声浪。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关于“防辐射服起不到屏蔽作用”话音未落，日前，又有权威媒体调查称，这一类防辐射服，如果面对一个辐射源，能阻隔90%的辐射，但在多个辐射源时，防辐射服内的辐射强度反而变大。

“为了下一代的安全，我们穿还是不穿?”面对质疑，最不安的是消费者——这边商家言之凿凿防辐射产品有科学依据，那边权威媒体称有科学实验为证。到底谁更科学?公众迫切需要来自权威部门的声音。

遗憾的是，目前市场上的防辐射产品的标准多是生产企业自身定的，我国目前尚无防辐射产品的行业标准，也使得这一新兴产业既不属于医疗器械也难归工业产品，防辐射服的生产、销售等环节因此处于监管真空，以至于今天被质疑有严重安全隐患时，我们迟迟等不到相关部门的说法，看不到监管部门的行动，只听到国家服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关人士说，防辐射标准还在起草，目前只是技术研究，要等有关机构拿出初稿、各方论证、国家审定通过后才能正式发布。

标准制定需要一定时间，只是，消费者和企业恐怕没有多少时间可等。因为，在等待的一年半载间，多少婴儿会问世?面对电磁辐射环境，孕妈们该如何选择?防辐射服的市场占有量非常巨大，一旦真有健康危害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确是一种“科学忽悠”甚至是“科学谎言”，需要立即叫停、市场禁入，以免造成更大危害;如果安全问题与产品的质量优劣有关，需要立即加大检测、加强监管，绝不能让不安全产品、不合格服装流入市场;如果这类产品没问题，也迫切需要权威部门拿出科学解释，开展科普知识，化解公众焦虑，保证行业、产业的发展。

当然，无论哪种行动，当务之急都必须有来自权威部门的声音，尽快确认孕妇防辐射服是否“伪产品”，相应加快行业标准的制定，从而让退出与检测、监管做到严格而科学，整治混乱无序的市场。

从频谱仪、脑白金，到核酸营养，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让许多打着“科技创新”的新概念产品应运而生，其中也产生了一些“科学忽悠”甚至是“科学谎言”。诚然，产品的面世必会超前于标准的确定，监管的能力往往在解决问题中才能获得提高，民间举报、媒体监督更易先行一步发现问题，但对已经形成市场规模的产品及新兴行业及时关注、跟进、发布信息，缩短标准制定的时间差，是当前相关部门亟需提高的能力。防辐射产品市场火爆已有数年，城里准妈妈几乎人手一件孕妇防辐射服，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相关检测机构和监管部门难道不能更敏感、更主动吗?

行业标准缺失、滞后，监管部门缺位、无为，会让“科学忽悠”一次次上演，令消费者一回回伤财伤神，甚至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为了下一代的安全，期望防辐射服产品标准尽快出台。为了社会的安全，期待更多的国家标准能够跟得上突飞猛进的市场，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社会，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人民时评：中国足球，铲毒瘤方能生新肌

但愿若干年后回望，这场在严寒冬日里的审判，会成为中国足球重生途中温暖的起点

12月19日，中国足协原要员张建强在辽宁铁岭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中国足协原专职副主席谢亚龙、南勇，原副主席杨一民，原著名裁判陆俊等昔日足球大佬，也将陆续受到法律的审判。庄严的司法利剑，刺穿了中国足球肌体上的毒瘤，把龌龊和肮脏的利益链条一一呈现。

至此，中国足坛反腐风暴步入新阶段。这场反腐战役对于中国足球的影响有里程碑意义——并不仅止于惩恶扬善的道德层面，也不止于球迷多年怨气的发泄，这一足坛系列反腐案，会让我们更清醒地审视中国足球存在的恶疾;倘若以此为新的起点，中国足球也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说中国足球迷是世界上最“悲摧”的球迷，一点不过分。世界杯四年一轮回，奥运会四年一轮回，亚洲杯四年一轮回，球迷们希望燃起、破灭，再燃起、再破灭。究其背后，既有管理的“长官意志”，也有对青少年培养的漠视;既有职业联赛的混乱，更有足球管理体制的滞后。

三名足协副主席落马，数十人涉案，近10家俱乐部受牵连，从甲A到乙级，从男足到女足，从俱乐部到一些地方足管中心都有涉及……随着审判细节的逐渐披露，症结也愈发清晰：中国足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缺乏市场经济必备的法治精神，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监管，从而使足球大环境变得极不健康。广大球迷寄予厚望的中国足球运动成为各种蛀虫寻觅、吞噬不当利益的温床。足球事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方面，尤其制度建设和法制法规方面，都远落后于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更远远落后于世界足球发展的趋势。

张建强案后陈辞：“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谢亚龙狱中吐露：“在这个环境里，人慢慢变得麻木，丧失了警惕”。这是一种悲剧人生迟到的感悟，更是一种对足球工作者的警醒。

铲除毒瘤，是为了生出新的肌肉;清理害群之马，更要注重惩前毖后。既要从产生“假赌黑”的体制机制方面找原因，又要更加注重法治建设，强化日常监督，防止小病累积生重疮;既要搞好中国足球的制度设计，又要培育好职业联赛，多出人才。

足球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体育项目，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球迷群。从政府到民间，都十分热爱和支持中国足球，足球没有理由搞不上去。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9年，“假赌黑”的泛滥周期虽然漫长了点，但应该能成为过去，健康规范、市场和法治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但愿若干年后回望，这场在严寒冬日里的审判，会成为中国足球重生途中温暖的起点!

人民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

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近日迎来转机。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21日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省委书记“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批示，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

从乌坎事件来看，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今年9月以来，部分村民之所以频频上访，源于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如果能及时抓住利益诉求点，事发前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就不会小事拖大、层层升级，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乌坎事件也就会呈现不同走向。如今的峰回路转，正在于省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这表明，在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在不断前行中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矛盾，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社会矛盾早发多发，出现的问题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警示性。直接诱发乌坎事件的土地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鲜见，这些问题交织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偶然性”冲突背后存在着“必然性”动因。

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样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协调关系，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失误正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坚定承诺，化解了激烈的情绪，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当地的稳定和谐，创造了基本条件。这种有错即纠的政治勇气，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宗旨：对群众利益负责，就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回顾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究其实质，大多源于群众利益诉求得不到纾解和满足。这提示我们，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是矛盾冲突，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识。一方面，要看到“群众利益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要扫除面对群众的“对手思维”，真正像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的，把解决群众利益问题“作为检验干部群众观念、宗旨意识、领导能力的试金石”。

实际上，社会管理得好不好，不在于是否存在矛盾冲突，而在于能否很好地容纳和化解矛盾冲突。在法治这个核心原则之下，如何公正利益分配?如何畅通利益表达?如何保障利益救济?回答好这些问题，矛盾冲突才会如渠中之水，有来处有去处，不至于阻塞汹涌。

列宁曾说，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乌坎转机”告诉我们，要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必须将社会管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楼市调控需扎牢土地“篱笆”

从严治理土地闲置，既是扎牢楼市调控篱笆的有益之举，也将在客观上起到倒逼地方财税机制改革的作用

国土资源部21日公布《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草案规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协商未能就处置方式达成一致的、土地闲置满1年的，经批准后可按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缴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建设、土地闲置满2年的，经批准后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实施已经12年。12年后修订，现实针对性很强。楼市调控已经步入深水区，从房地产市场到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不同的是采取积极态度主动适应调控，还是采取消极态度消化调控。现实中，对于调控采取种种变通方式、对调控政策打折执行的事情并不少。

在土地市场，由于销售回款、银行贷款、房地产信托等主要资金来源渠道趋于狭窄，有的开发商为保证现金流规模，用各种理由推迟开工或竣工，甚至采取假开工的方法“过冬”，等待市场转热后，利用土地增值获取利润。由此，消解了楼市应有的经济带动效应，造成了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出于财政增长需要，不仅对闲置土地的行为从宽处理，还通过土地性质变更、延迟开发商交付土地出让金等方式，以维护土地拍卖市场反周期的“热度”。

还要看到，一些地方以政绩追求为出发点，对土地的开发使用缺乏合理规划，也是造成土地闲置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土部调查，2010年全国曾清理整治房地产闲置用地13万亩，处置近10万亩，其中约半数与此有关。

相对于执行了12年的闲置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在对闲置土地的认定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对项目开工、竣工时间和违约责任等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监管、查处也更具操作性。这也就扎牢了楼市调控篱笆，堵上了过去可能被钻空子的制度缺口。

应该认识到，相对于利益诉求多元的动态市场，静态的管理办法总会留有空白。比如，即使对于项目开工、竣工有了更明确的责任认定标准，但开发者仍可能通过拖延项目上市等手段降低市场供应。如何界定监管的效力边界和开发商的自主裁量权边界，将恶意闲置土地的途径彻底封死，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完善设计。

此外，无论是地方原因还是开发商原因，其闲置土地的责任认定和监管需力求相对一致，而不宜厚此薄彼。修订意见稿规定了土地可“闲置”的六种情形，要求由政府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须在15日内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这一表述表明，在责任主体认定范围上已较一致。而如何以更精确和刚性的规定，规范不同开发者的土地使用行为，不仅有待新草案实施后的经验积累，更有待地方财税更科学的长效机制能够确立。

从这个角度说，从严治理土地闲置，既是扎牢楼市调控篱笆的有益之举，也将在客观上起到倒逼地方财税机制改革的作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破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

只有将普及安全知识、树立安全观念、强化安全责任、提升安全技术、完善安全立法等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扎紧网络空间的篱笆，化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

一场现实版的“密码危机”正在上演。

来自新华社的消息称，继国内最大的程序员社区网站遭遇黑客攻击泄露600万用户的登录名及密码后，又有多家网站的用户密码失窃。据初步评估，目前网上公开暴露的网络账户密码有5000多万个，这还不包括已被盗取但尚未被公开传播的网络用户信息。

也许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缘故，人们往往十分在意交通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对信息安全的敏感度却要低得多。而事实是，信息安全同样十分重要。君不见，不仅有傻乎乎的局长拿微博当QQ，公开约情人去酒店开房，更有那么多名人乐于当自己的“狗仔队”，走到哪里都将自己的行踪现场直播;还有人将日记写在网上，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至于密码，就更是怎么方便怎么设，“123456”、“111111”、“888888”……易如反掌的破译，令心怀不轨的人想不动心都难。

殊不知，今天的互联网上，觊觎网民个人信息的人就潜伏在我们周遭。有人挖空心思钻山打洞，做梦都想用他人的秘密换取不义之财。举个例子，有段时间网上流行一个游戏：把1900—2000年间的每一个年份、每一个月份、每个月的每一天都编成不同的字，比如1970年是王，4月是傻，21日是贵;1982年是范，9月是梨，18日是花，让参与游戏的人拼成自己的名字。不明就里的人纷纷中招，大笑之后回复：“哈，我叫王傻贵，我叫范梨花!”玩笑之间，他们的生日早已暴露，而那些将生日设为密码的人，网上保险箱就此敞开了大门。

如果说由于知识储备的欠缺，个人的信息安全意识不强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那些掌控着众多网民信息的网站和机构疏忽大意，就未免太不应该。以天涯网站为例，在明知今年上半年就有2.17亿网民遭遇过病毒或木马攻击、1.21亿网民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情况下，居然仍然用明文将用户信息保存在Windows服务器上，这不能不说是对用户的极端不负责任。像银行保护储户财产一样严格保护网民的信息安全，应该成为所有互联网企业的重要职责。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任何信息安全技术都不可能永保无虞。与技术升级相比更关键的，是在法律上形成对网络犯罪的强力震慑。从目前我国的信息网络安全立法来看，开放性不高、兼容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不得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等大而化之的内容较多，一些法规之间还存在交叉和冲突，与网络应用迅猛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如此情形之下，只有将普及安全知识、树立安全观念、强化安全责任、提升安全技术、完善安全立法等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扎紧网络空间的篱笆，化解网络时代的“密码危机”，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电子商务、网络支付、网络实名制等奠定安全基础，让每个手握“网络存折”的人睡得安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给流浪儿最温暖的红包

以国家的力量，让弱势群体有通过教育改善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机会，这是以积极方式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最好路径之一

寒冷的岁末，听到一则令人欣喜的新闻——在即将跨入2012年的前夕，以国家的名义，向流浪的孩子们送了一份温暖的“红包”。

26日，民政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通知，部署从现在起至2012年年底，在全国联合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

“流浪儿童”，是一群几乎天天被城里人撞见、却常常被忽略的孩子。在超过2亿的少年儿童群体中，这群数量在100万—150万之间的特殊孩子，只是微小部分，但他们的存在，却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心头之痛。这群儿童，穿着脏兮兮的衣裳，忍受着无良成年人的胁迫与城里人冷漠的眼神，游走于城市的地铁与街巷之间，还时常不幸成为社会新闻的隐身主角：一流浪儿童溺水身亡，某工地建筑构件砸伤儿童……

流浪孩子呈现的，绝不是自身的失爱与哀愁。严重缺乏家庭温暖，缺乏母爱或父爱，缺乏教育机会，冷漠、自卑，缺乏安全感，且将引爆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问题：失学、失业、失婚，家庭失和及犯罪率上升……虽然，流浪儿童是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放任流浪儿童现象，汗颜的将不只是他们的父母，还有政府与全社会的每一位公民。因为，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是否健全，不只在它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也不仅在于它的精英人群生活得多么风光多么国际化，更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小、最无助的人群。

对于流浪未成年人，5年前，民政部等19个部门就曾出台专门意见;3年前，又在各地大规模推动建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今年4月起，新疆更启动大规模的“回家行动”，宣布要将所有在外流浪的新疆籍儿童接回家，提供学习教育条件。现在，更向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所有漂泊孩子伸出温暖之手：孩子，来吧，让我们接你回家，接你上学……以国家的力量，让特殊、弱势群体获得通过教育改善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机会，这是以积极方式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最好路径之一，也使今年初由网友发起的民间“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活动，与专业力量、政府行动汇合，形成强大的社会合力，让整个“回家行动”有了切实解决的可能。

当然，流浪儿童“回家”的实施过程，也会充满挑战和困惑。比如，接孩子回家，能否杜绝强制行为?倘若流浪儿童的家乡、父母仍陷于生存、教育与就业的困境之间，如何能保证他们不再重归流浪?还需要各方形成合力，需要集体的智慧……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天价罚金案”提醒了什么

对售假行为，执法部门理应严打重罚。但“重”也应有“度”

2151万元，这是郴州商贩李清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一案中被一审裁定的罚金数额。和这一天文数字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清称他在销售假冒“鄂尔多斯”羊毛衫中仅获利1万元左右。目前，对这一广泛关注的案件，内蒙古高院日前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假冒伪劣，人人喊打。像李清这样的售假商贩，执法部门理应严打重罚。但“重”也应有“度”。李清售假获刑缘于消费者不满抗议所致，但“天价罚单”开出后又引来公众议论，舆情的变化恰在于这个“度”。在有的人看来，对一个只经营了3个多月的个体户及小网店主来说，2151万元的罚金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而罚款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被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高达4301.3364万元，而这主要是根据库房所存假货的标牌价计算出来的。有人认为，这个“根据”值得怀疑。因为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在低端商品市场，标牌价与销售价常常天差地别。

李清自称实际售价只有每件一二百元左右，而绝大多数假货的标牌价为一两千元。李清供述的销售价格未必可信，而根据法律规定，未售出部分的非法经营数额，可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至于采用哪个标准，办案人员拥有自由裁量权。但无疑，自由裁量也必须考虑常识，尊重事实。

公诉方解释说，之所以以标牌价计算，是因为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无法查清，理由是淘宝网记录只能证明网店的销售价格，不能证明李清在实体店也是以同样价格销售。而李清称，详细的销售数据都记录在他的电脑主机上，电脑主机被警方扣押，无法自证。

内蒙古高院的“发回重审”至少说明，在事实与证据上，判决存有“不清”、“不足”的问题。至于“重审”命运，很多人和李清一样关切，也难免会与河南去年曝出的“天价过路费案”比较——那同样是一张巨额罚单，舆论同样认为罚之过重。前不久，该案进行了案件重审，结果是被告人偷逃过路费的金额从368万元大幅减少至49万元，刑期也大幅减少。

舆论不应左右司法判决，“天价罚金案”最终如何认定，有待法院裁决。但类似案件舆情也是一种提醒：公众关注的除了罚金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判决有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办案人员能不能体现应有的专业素质及责任心，执法能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带着“责任”跨入2012 时代的考题，需要社会管理者负责任的回答，也需要每一个公民参与、推动

年节是时间的标点。更替之际，也是盘点之时。“这一年改变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媒体，都这样总结即将谢幕的2011年。

的确，犹记2011年初，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世界期待结束纷争，迎来一段平静的航程。然而，这一年的年历，却似乎写不下、载不动365天的深刻与复杂。日本地震中父子面对废墟的背影，定格人类面对科技和自然的隐喻;金融动荡、欧债危机，“下一个是谁”的问句如幽灵飘荡;喧嚣嘈杂的开罗时代广场、硝烟弥漫的的黎波里街巷，一个时代拉上帷幕悄然退场……2011画上句号，几多思考、几多沉重。

在这“严重超载的一年”，中国成功通过了“压力测试”。“对人民负责”，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曾如此要求。2011年改变了世界，同样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生活。当1000万套保障房的开工让无数人憧憬窗明几净的新家，当多数省份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让职工钱袋更充实，当我们默默关心房价的回落、仔细计算工资条上纳税数字的变化，这列承载着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列车，正穿越动荡的世界，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向前。

2012年，“对人民负责”的声音，必将有更多回响。年末的重要会议，释放强劲信心。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稳中求进”总基调，让人看到中国不断前行的决心;政法工作会议划定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和谐稳定”成为关键词;农村工作会议“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农民收入再攀新高、农村民生继续改善”的要求，给广袤农村注入更多希望……

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治理格局的变革、社会转型的变奏，“对人民负责”，正是更科学的发展理念、更开阔的发展视野、更合理的发展取向。这是高速时代的稳健安全，是信息时代的公开透明，是流动时代的权利保障，是转型时代的社会管理，是利益时代的道德再造，是中国理应在2012年开始的更长时段中，需要坚持的前行方向。

“对人民负责”，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末端治理。从这个角度看，2011的句号不是结束，而更多标注着开始。

很多难题，已经破题。事故催生“赋权校车”的法制航标，走出校车困局迈开第一步;“三公经费”公开赢得掌声，凝聚起公开、透明的现代行政理念共识。很多趋势，已然萌生。“免费午餐”唤来政府接棒，“社会协同”的生动局面渐行渐近;“微博时代”更多信息在传播、更多诉求被表达，“公众参与”在更大范围内有序前行。破题，还需进一步求解;起步，还需更稳健前行。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航程中，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持续发力。

时代的考题，不仅需要社会管理者负责任的回答，每一个公民也都是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即便是140字的转帖评论，即便是3块钱的微小公益，即便是200毫升的爱心善行……只要责任低语“你应该”时，每个人都大声回答“我能够”，就一定能让2012的中国，向着更好而改变。

第2篇：2012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12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防治艾滋 有治无类

王 琦 2012年12月03日04:51 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在第二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由于社会歧视存在，有高危行为的人不主动寻求或不愿接受检测，导致我国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增加了传播的风险。这沉重的事实，令人难以释怀。

近半感染者未被发现，折射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率低下的严峻形势。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因手术输血感染病毒，却一直不敢正视病情。服用偏方之后，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竟然“自以为治愈”，如果不是后来因病就医期间被再次确认艾滋病感染，他恐怕还将继续自欺欺人下去。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感染者心理上背负的巨大社会压力。尽管多年来的知识普及始终提醒人们，艾滋病的感染渠道较多，不能把艾滋病感染跟吸毒、滥性、生活不检点画等号，但很多人一提及“艾滋病”，仍然难以摆脱恐惧、憎恶、歧视等负面情绪，存在这种心态的甚至不乏医务人员。就在不久前，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在手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求医屡遭拒绝，最终他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才得以接受手术。

医院尚且如此，艾滋病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可想而知。社会的歧视，让许多高危性行为者不愿接受病毒检测，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长期缺乏治疗和孤独，折磨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心。在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中有的人迫于生计从事着可能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职业，极个别人甚至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不惜以身试法，报复社会。 “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正如总书记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所强调的那样，防治艾滋，有治无类。不论艾滋病感染者是从什么渠道感染病毒的，他们都是弱者、是受害者，我们都不应该抛弃他们，对他们的歧视是社会的耻辱。艾滋病感染者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找到治疗的途径和合适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权益保护水平，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治疗的信心。这既是救治抚慰艾滋病感染者的需要，也是建设公平、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 在发达国家，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控疾病”，患者死亡率、母婴传染率都明显降低，大多数患者已能在药物的帮助下长期带病生活。取下有色眼镜，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艾滋病往往与贫困伴生，要让感染者得到有效的治疗，除了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外，还应该加强医疗救助，使贫困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防治艾滋病是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紧迫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只有如此，才能鼓舞起与艾滋病魔勇敢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康和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政务微博助推政务公开

李泓冰 2012年12月04日05:05 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有网友戏称，微博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或许在人民网12月3日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得到印证——政务公开借助微博打开一扇窗户，在传递信息、听取意见、解释民惑、快速辟谣方面陡然加速。

2012年，光是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在覆盖面、微博质量、应用水平、综合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数量突破6万，比去年同期净增4万多，增长率达231%。 去年，有些人还谈微博色变，觉得微博给谣言以可乘之机。然而，微博是一种网络传播新方式，民间能用，官方为什么不能用?传谣的人能用，辟谣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求证的人能用，证伪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无数事实证明，反应滞后、应变迟缓的地区或领域，才会发生谣言比真相跑得还快的“杯具”，遏制谣言的有效手段，就是及时、透明地传递真相。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了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以微博活跃度、传播力、引导力三项指标综合排名位居榜首的“上海发布”为例，它并非最早开通的省市级政府微博，但后来居上，有媒体甚至说，“‘上海发布’创造了政务微博的奇迹”。

“奇迹”缘何而来?其实不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此前，各地曾尝试过的“市长热线”、“市民信箱”，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政府微博不同，它与公众公开实时互动，回复的时效、质量与效果一目了然。“上海发布”的回应，很勤快、可亲、实用，它曾呼吁市民周末买卷心菜帮助菜农，获得热情响应后，又连连感谢市民支持;它也很“高端”，曾促成时任市委书记回复癌症临终患者家属的痛诉，“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由此推动了临终关怀事业的改进„„

正像一位领导同志说的那样，“政务公开说到底，是政府与公众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政民互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一次制度性安排”。政务微博给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彰、速度快、形象佳的渠道。

走向利益多元和观点多样的中国，如何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汲取正能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政务微博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改进执政方式插上了无形的翅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

马国英 2012年12月06日05:03 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除了评出法治人物或群体，还首次评出致敬媒体，“充满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成为本次评选一大看点。

微博在法治人物评选中获奖，说明在当前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时代，新兴媒体正成为提升法治思维、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许多法治新闻事件的信息源头，“表哥”、“房叔”、“不雅视频”，无不始自微博曝光，引发反腐行动;微博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直接互动的窗口，政务微博集群式发展，敞开了信息公开的门窗，给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路径。更有价值的是，在微博这个“观点广场”上，公众对复杂事件的围观，政府对网络热点的回应，本身就是法治意识、法治思维的培育过程。

当然，微博为法治建设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虚假信息泛滥，谣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发恐慌心理;失当爆料，恶意攻击，侵犯他人权益;买卖炮制“粉丝”，炒作话题，制造舆论压力„„对此有人诉苦：“在微博上没有办法讲道理，都是‘一边倒’、‘围剿式’的责难甚至谩骂，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反映出网络表达片面、非理性、情绪化的缺点。

面对微博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新挑战，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研究对策，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坚持以法治思维处理微博及相关的互联网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网意”和民意的关系。

“网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这部分民意有时显得不够理性、不够冷静，却也是客观存在。因此，面对方兴未艾的新兴媒体，面对澎湃汹涌、泥沙俱下的“网意”，因噎废食不是正确的态度。

对待“网意”体现的权利诉求，首先还是要尊重倾听。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网上舆论不能置若罔闻，而是要主动了解、客观认识，并通过网上舆情了解民情、检讨工作、解决问题。

对于数亿网民来说，应该珍爱新兴媒体这个信息集散、社交互动的崭新平台，以守法、文明的行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新闻链接】

12月4日晚，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湄公河案专案组、刑诉法专家陈卫东、“嫣然天使”负责人李亚鹏以及候鸟守望群体等入选。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评首次设立的“致敬媒体”。法治人物颁奖盛典由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承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解决生存困境是救助之本

郝 洪 2012年12月07日06:59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 河南郑州立交桥下“农民工之死”事件已过去一周，其死前是否得到有效救助的争论仍在持续。12月5日，郑州两家律师事务所向当地民政局寄送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能否求证出该事件真相，尚难确定。至少，从当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应里，我们还看不到对该事件的彻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访，民政局则以《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回应追问，并表示，“再说之前的事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对该事件的追问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关切。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它意味着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它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

积极的制度建设，是完善现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落实。桥下农民工，他们渴望就业，担心欠薪，节衣缩食，用微薄的报酬供子女读书，谋求更好的生路。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权益。

郑州“农民工之死”事件发生后，不少民间公益团体自发组织，购买棉衣棉被，为寒夜里仍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们送去温暖。被爱心包围的农民工心存感激，不过，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活儿干、能挣钱”。郑州一位农民工请求记者将他的手机号登到报纸上，为的是“找活儿容易点”。还有些农民工们，宁愿四处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选择有工棚住的活儿，担心辛苦劳作的薪资被拖欠。

我们需要为这些无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会救助，更需要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近年来，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改革开启了城乡平权之路，但落实到具体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覆盖上，城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国庆前夕，全国首家农民工博物馆在广州对外开放，向那些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农民工致敬。建立一个博物馆、留存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历史固然好，但是，“农民工”一词还远没有到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是现实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汽车疾驰过的立交桥底下，在地铁出入口避风处，在繁华商场门厅的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城市时刻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温度和力度;而城市，将给予他们怎样温暖的回报?

用阳光慈善驱散公众疑云(人民时评)

王石川 2012年12月11日06:05 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由迟福林、俞可平、白岩松等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负责项目监督、经费监督、活动监督等，并向社会公布监督、审查结果。

在这个小鼠标能绊倒大“硕鼠”的时代，公众监督意愿空前热烈，监督能力日益提升，“开门接受捐款、关门使用捐款”注定行不通。“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不仅募捐善款减少，机构声誉也受到影响。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既体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也是对民意的友善呼应。这些社会监督委员，既有良好口碑，又有深厚专业背景。公众对此事的积极反应也说明，当这些名人把自身形象与中国红十字会“绑”在一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改善、甚而助推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会更为乐观。

从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会”的果决表态，再到今时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正通过一步步的制度安排，重塑公信力。当然，从现实反馈看，这种努力离公众满意尚有差距。若想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可度，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接受公众监督，比如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发力。

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对慈善机构而言，公开透明是无法回避的选项。没有公开透明，公众监督就是虚妄之谈;没有公开透明，就为腐败埋下伏笔。公开透明，不是简单粗糙地晒账本，公众需要知道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具体流向，需要知道善款有没有发挥效用。公开透明，也不能止于晒善款，红会的开支情况如何、内部运行机制，有无灰色收入等等，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

红十字会其实还可展示更开放的姿态，推出更务实的举措。比如，不仅要晒账单，还要邀请专业的机构审核账单。香港红十字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确保专款专用，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结果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无独有偶，中国的壹基金也主动邀请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

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力，拥有公信力才有未来。监督的阳光照进慈善机构的各个角落，才能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慈善事业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

李泓冰 2012年12月12日05:44 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总书记广东调研，在深圳深情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意味深长的举动，让人不由想起20年前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平同志南方视察。

隔着20年时空，两位领导人都在郑重地强调同一个响亮的词——改革。和20年前一样，这个充满魅力的字眼，再次让国人心头为之一暖，信心为之一振。

20年前，小平视察南方之际，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抉择。能否重建改革共识、重聚改革底气，改革开放的路应该怎样走，成了人们思考的严峻课题。就在中国需要再进一步的历史时刻，小平同志以一席举重若轻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辉煌大幕，中国人蛰伏已久的生产力火山般迸发，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小平同志曾极具前瞻性地预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绝不能低估今后的风险和挑战。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积累叠加，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新课题。当此之际，尤其需要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打造民众的安全感、温暖感，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正因如此，总书记反复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正因如此，李克强副总理疾呼“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必须承担历史责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深化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顶层推动”。十八大报告以三个“更加注重”来强调从制度性建设层面稳步推进改革，即“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新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倡导改革。新的“八项规定”破除领导特权，中央领导集体从具体事情入手，开启了转作风、正党风的新努力。不封路、不清道，习近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与百姓同行，赢来一片称赞。

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在中国走向利益分化和观点多元的背景下，执政党敢于倾听、正视并回应“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汲取正能量，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以推动和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沿着20年前小平走过的道路，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拿什么迎接“速成汽车社会”

范正伟 2012年12月13日05:49 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不让路，将受罚。北京卫生局日前称，北京市拟为急救立法，保障急救车的道路优先权。如急救车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社会车辆故意拒不让行的将受到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对北京那位50岁的女性伤者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规定。12月7日，该女士遭到罐车碾轧后，被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一路几乎没有车辆让行，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最终伤者没能坚持到医院。

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起。除了扼腕逝去的生命，指责车主的麻木不仁，抱怨北京的道路拥堵，我们还应该检讨什么?

事件发生后，有网站调查“你会为救护车主动避让吗?”95%的网友说“会”。但为什么到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有其他原因?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开车与不开车状态很不一样。平时很温和的一个人，一开车就耐心渐失、脾气见长，前车开得慢点，会焦躁不安;遇到堵车，很容易抓狂;碰到加塞儿的，脏话也会脱口而出。想要这样的“路怒族”主动让路，恐确有点难度。

所谓“内外有别”。开车时，封闭的钢铁躯壳，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孤岛。车流滚滚的马路，是比“陌生人社会”还陌生的社会。如果没有道德法律约束，“丛林法则”难免盛行，短期行为不可避免。方便自己不管他人，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诸如抢道、开远光灯、随意停车，也会被“去道德化”。

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车辆井喷增长，道路日益拥堵。对车主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用“车德”去弥补不足，而非恶化本已脆弱的路况。对有关部门而言，同样要与新问题赛跑，确保制度供给跟上时代脚步。

有人对网上“实拍德国千余辆车自觉给急救车让道”的场面感到震撼，却不知道文明背后的“德国规则”：碰到急救车鸣笛，“左车道的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如果哪位司机不让道，轻者罚款、重者坐牢。其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类似规定：遇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应当让行”。但究竟怎么让行?让行违章了怎么办?不让行又会怎样?许多人不清楚。不仅如此，前几天还曝出这样的新闻：兰州一名120急救车司机，竟然违规使用急救车去陪女朋友看演唱会!

有时候，人们麻木的背后，不一定是冷血，还可能因为陌生，因为缺乏信任。

还是在前几天，一名男子在北京地铁站台上晕厥，在列车进站时掉下站台，千钧一发之际，站台上数百人集体高喊“停车”，还有人不顾安危挥手叫停。最后，列车急停，男子获救。在一个速成的汽车社会里，如何让人们的爱心放飞车外，如何涵养中国社会的汽车文化，值得深长思之。

从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到今天的车轮上国家，中国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了欧美几代人的梦想。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从源头着手遏制“奢侈冲动”(人民时评)

郝洪 2012年12月14日05:37 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1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禁令再掀整治“奢侈会风”高潮。包括严禁借开会之机公费旅游，严禁在高档酒店召开会议，严格控制研讨会、论坛、庆祝会等，句句切中时弊。

这一禁令既是对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积极落实，也是对前不久芜湖“奢侈会议”事件的后续回应。此前，媒体曝光了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检法部门在黄山景区五星级酒店开会，入住近500元一天的房间，餐价每桌千元以上。事件发生后，芜湖相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责成相关责任人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会议所有费用由参会人员个人承担。

“奢侈会风”是社会潜规则之一。组织去风景名胜地、高档宾馆开会，是一些部门、行业的福利，也是不少企业、机构公关的手段。正因此，许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的开会地点和方式越发高档、奢侈。殊不知，这种会风极易腐蚀人——不用花自己的钱四处出游、住五星级酒店，酒桌间的推杯换盏，娱乐场上的沉醉贪欢，不但冲淡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助长了骄奢淫逸，腐蚀着公权力的公信力。

今年4月，延安“公务员集体港澳公费旅游却谎称开会”的荒唐事件也是如此。报道说，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其中10人集体去香港、澳门旅游，该局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就举行过了。

早在30年前，国务院就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1998年，中办和国办也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时至今日，“开会旅游”仍然盛行，以至于，举办政府会议和公务接待成了风景旅游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为拉动地方GDP贡献重大。

医治“奢侈会风”沉疴痼疾，需要严肃查办顶风而上的典型，需要阳光监督。阳光之下，才有河清海晏、官清民安。一些部门之所以会风奢侈，就在于手里有钱，花钱随便。当政府预算和三公经费等信息彻底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类似假会议之名行部门福利和公关之实的“奢侈会风”才会有所收敛。

日前，北京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报告显示，中央政府42个部门中仅有23个在信息公开测评中达到及格分60分以上，有近半中央部门行政透明度不及格。这意味“三公”等信息公开，距公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校园伤害案须“双向归因”

金苍 2012年12月17日04:56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无论远或是近，这样的消息都让人心痛。美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0个孩子和8名成人遇难;河南光山县的校园伤害事件中，22个孩子被砍伤。

尽管事实还不够清晰，但这两起事件都是极端心理刺激之下的反社会伤害行为。从媒体报道看来，美国的惨案制造者，饱受人格障碍困扰;而河南的施暴者，则有20年癫痫病史，并逐渐呈现暴力倾向。

正如现代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所言，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很多，绝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在审视具体个案时，既需要有“内归因”：犯罪者的人格、动机、情绪等;也需有“外归因”,即事件的社会背景。

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归因，我们可撇开不论。需要思考的是，河南的校园伤害案中，为何300多个孩子生活其中的校园无人看守?为何有社会危害的疑似精神病人能“经常出去乱跑”?而当地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是教育局人员在办公室玩游戏、有关领导质疑记者“讨论这有啥意义”，都折射出这起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

22个受伤的孩子，暴露社会管理盲点。而每一个盲点，都可能成为吞噬生命的陷阱。消除这些盲点，需要更为精细、科学的管理方法，也需要更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归因是必要的。但如果把一切推给社会，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偏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社会型人格”的人存在，这不是随人的意愿可以改变的。

过度的社会归因，会让更多人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社会。归因的“折扣原则”是，存在多个原因时，单个原因与结果的逻辑联系会被弱化。反过来说，弱化某些原因，必然强化其他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示范效应，给恶性犯罪以“逼上梁山”的心理错觉。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既需从大处着眼，形成更完善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也需从中观着手，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排查与疏导心理问题、进行精神卫生启蒙。更需在小处落实，看看身边是否有情绪或精神异常者，需要更多善意的帮助和微笑。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人的心理完善中，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 心香一瓣，祈福孩子们，这些世上最娇艳的花朵。唯愿在你我的共同努力中，12月14日，网友命名的“世界儿童悲伤日”，不再重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

叶琦 2012年12月18日04:40 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

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思路决定中国未来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大战略”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制造需求”。不仅是人口进入城镇后的消费需求，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这是巨大的“累积效应”。有经济学家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培育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不过，数字背后有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

一系列新闻事件，也佐证着这样的数字。从郑州到大连，连续发生农民工在城市中冻死的事件;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不时引发争端„„城镇化，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低质量的城镇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配套。从土地制度到户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让高速经济增长之下自发的城镇化，成为一种稍有些跛脚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着广阔空间。不过，未来城镇化的跃升，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应是质的变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应该“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能完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结构的户籍坚冰，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资源市场;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也能为进一步的城镇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 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认的是，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险滩需要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城镇化的推进，或可成为一个突破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一端一窝”的警示

李浩燃 2012年12月19日04:14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须以制度破除利益共同体

近日，河南许昌东城区征地办、动迁中心60余名工作人员的腐败窝案曝光，引来广泛关注。

一端一窝，虚造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助人编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收受贿赂，许昌拆迁领域两个科级单位的团伙作案，让人发问：他们的胆子何以如此大?干部之间的内部监督缘何失效?公民、舆论、法制等外部监督为什么没能及时介入?“一窝”腐败的曝光，再次凸显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湖南耒阳矿征办窝案、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广东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近年来，团伙腐败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这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

与个体腐败案相比，团伙腐败显然性质更恶劣、社会危害更严重，应当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在许昌这起团伙腐败案中，不仅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甚至官员与被拆迁的村民之间也达成罕见默契，衍生出集体贪腐的利益链。表面上看，人人得好处，仿佛利益最大化了;仔细推究，少部分人发了拆迁补偿财，公共利益却在无形中蒸发。这笔账，怎么算? 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集体贪腐便有了可乘之机。集体掩护、集体失声、集体串供，部门内部风险共担，成员之间拧成一股绳，如同蚂蚱一样被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外部监督形同虚设，也让利益共同体“内部安全”的心理机制被强化。以此案为例，如果拆迁过程中要拍照、录像的规定能执行，审计、监察的力量能加强，这一窝腐败，恐怕也难以发酵、成形了。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当“公共利益部门化、集体利益个人化”，部门成员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让一些本想保持干净的人担心在单位内部被逆向淘汰，被迫“打湿了鞋子”。正如当事人所说，“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而“一起捞过钱”，更能形成攻守同盟，扩大腐败范围，演出“一抓一串、一端一窝”的剧情。 防范腐败传染病、慢性病，不能仅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更须从法律制度给以警醒：反腐利剑高悬，无论腐败个案还是窝案，“伸手必被捉”。完善管理制度，保证决策制定、落实执行、考核审计、监督反馈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开，用阳光照亮暗角。增加监督话语权，动员公众并创造可行形式让其参与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才能破除内部利益共同体。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时刻警醒我们，筑牢反腐的防线，必须堵住腐败利益源、斩断腐败利益链，让各项制度真正管得住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鸡吃药，人有权知道

张铁 2012年12月20日08:29 鸡肉的“信息不对称”，提出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 近日，网文“一只鸡的生活意见”热传。根据中央电视台对速生鸡的报道，网友以第一人称重述这种鸡“悲催的一生”：从出生到出栏，只要40多天，基本不睡觉;鸡舍环境肮脏，除了饲料外还要吃20多种药品，其中大多是抗生素。

按照畜牧专家的说法，“速生”并非那么可怕。现代化育种技术、高水准饲养管理、全面均衡的饲料营养„„随着养殖水平的提高，那些过去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从科学角度讲是可以实现的。所以，40天生长期是否太短、能否使用药物或许可以存而不论。对于“一只鸡的一生”，更应关注的是毫无节制地投食药品，甚至是违禁药品。在电视画面中，我们能看到一些鸡场使用了“盐酸金刚烷胺”等禁用兽药，而地塞米松则是激素类药物，可以让鸡多吃饲料。

加强对畜牧生产的监管，已经是个老话题，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不断被放到台面上讨论。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实行规模化生产，对鸡场的监管并不复杂。通过录像监控、突击检查、实地走访，都能发现问题。速生鸡事件中出现的编造养殖记录、花钱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暴露出的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失职。

鸡肉这类食品，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链条中，消费者处于最尾端，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时已经大大衰减。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光泽;靠嘴巴，只能尝到鲜度、口感。服用了禁药，鸡肉中残留的相关物质超标，消费者既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更多信息，只有通过“试错”来积累。但这一过程，存在风险，甚至是代价高昂。

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这叫“柠檬市场”。买方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情况，因而不互信，使得交易成本变大，最终导致市场萎缩和消失。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鸡场老板不会考虑消费者的想法，在监管缺失之时，会大胆使用违禁药品、超量投药以降低成本，整个市场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过程，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社会福利。

从信息的角度看，速生鸡事件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通过对全国43家地方政府网站的调研，发现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信息披露还不到七成。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各政府机构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快速、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建立持续动态的监督检测信息披露制度?这些都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必须回答的问题。

山东公布“速成鸡”调查结果

所涉企业被责令整改(新闻追踪)

据新华社济南12月19日电 (记者张志龙)山东19日晚间公布4地市“速成鸡”事件调查结果，责令所涉企业整改，并下发紧急通知规范兽药使用监管整治。

据19日晚间相关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平度市崔家集镇袁家庄养鸡场已被查封并取样检测，公安部门已对养殖场负责人进行传唤审查;高密市大牟家镇小迟家村养鸡场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滕州市官桥镇西郑庄养鸡场、盈泰集团颜楼养鸡场被证实分别于今年5月份、8月份停止养殖;六和平度屠宰场和盈泰集团屠宰厂已被责令停产整顿，原料和产品全部封存，并取样检测。对媒体报道涉及的其他问题，调查组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缓解打车难，政府应有为

李拯 2012年12月21日05:14 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

20日，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打车难成为普遍问题，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

为什么会出现“打车难”?宏观而言，出租车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拿北京来说，常住人口年年上涨，而出租车数量一直维持在6.7万辆上下，总体上供不应求，不出现“打车难”才怪。

供求失衡的背后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出租车数量并非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发出的经营牌照数量。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牌照的严格管控，导致了需求青云直上、供给原地踏步的总体失衡。

供求之间还存在“时间错位”。越是早晚高峰，越是难打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打车的人太多造成的。而事实是，很多司机在这个时间段拒绝拉活儿。在北京一些加油站，高峰时段故意“趴窝”的出租车常常排成长龙。高需求为何没能带动供给井喷?这反映出的，是出租车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政府部门审批、公司承包运作，这样的模式，本意是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特许经营费演变成价格不菲的“份儿钱”，辗转摊到了司机身上。加上油补增加远远跟不上油价上涨，运营价格无法随着市场稀缺而上涨，这些因素使得出租车行业“活难干，钱难挣”。到了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油耗上升，司机自然就没有了运营的动力。黑车横行、挑客拒载、恶劣天气打车难，很多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此。

可见，“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否应逐步放宽出租车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系到出租车的公司经营模式，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导致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打车难，下决心解决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财政“紧日子”要长期过

刘成友 2012年12月24日04:37 应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严控行政开支 刚刚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明年依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过紧日子”的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就提出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一些省份主动降低公用经费，减少“三公”支出。如果说，那时的“过紧日子”还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暂行之策，现在的“紧日子”则需从长计议，要做好长期过下去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 算大账，财政面临的“一减一增”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各级财政税收不同程度地减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个百分点。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下行，使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可能成为中长期现象，以往每年20%—30%的财政增速，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特别是改善民生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这方面只能增，不能减。财政吃紧可能成为常态，倒逼政府首先要“过紧日子”。

找问题，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让百姓意见纷纷。旁的不说，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就很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还有，每年审计报告披露的大量经济问题，年复一年得不到根除。预算不规范、审批“黑洞”多、支出不透明、投资欠科学等现象，蚕食着政府公信力。行政部门必须革除流弊、精打细算，善于“过紧日子”，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交待。

看形势，中央新近出台八项规定，是各级政府转变作风、降低行政成本的契机。这些富有针对性的“硬杠杠”，对于久难治愈的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是一剂良药。一级一级延伸下去、坚持下去，必然有利于减少“三公”支出、降低行政成本，避免奢侈败家，改进党风政风。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屡创新高局面的各级干部来说，“紧日子”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各级政府就要想方设法积极应对。

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财政应抓紧研究制定眼下可用、立马见效的紧缩开支的预案，更应该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而从长远来看，如何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自主权;如何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建立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都是过好“紧日子”无法回避的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电视问政不能止于眼球效应

詹 勇 2012年12月25日06:33

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

岁末年终，正是各级干部“交答卷”的时候。且不说工作好坏优劣，如何“交卷”本身也是一个看点。相比一些地方搞关门总结、自我表扬，日前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火热现场令人耳目一新。

暗访短片揭短亮丑、市民“考官”毫不客气地逼问、“应考”干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一幕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建起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

通过电视传媒打开大门吸引公众参与，又通过考评百姓意见大的问题提升关注度，这样的考试颇有创意。

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种种疑问，说明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剂猛药，但改作风、抓实干的治本良方还有待继续探索。高收视率、社会热议的“眼球效应”之下，虽然给干部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节目播出总有时间和频次的限制，面对复杂而漫长的现实工作，舆论压力难以持久，电视问政不可能包打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台上流汗、台下逍遥，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火爆背后加剧着“不曝光不干事、一曝光就解决”的路径依赖，老百姓就会越问越生气、越问越失望。电视问政的烦恼，在网络回应、领导接访等方面同样存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电视问政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在于拓宽参与渠道、创新监督方式，让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有了实现的平台。但是，监督不是一阵风，阳光更需要时时普照，如何走出短期的眼球效应，让倒逼压力可持续，检验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创新监督才能刷新政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电视问政的重要取向，就是不再自说自话、自我评价，而是把群众感受、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让老百姓来打分。加强群众监督，既要提供更多渠道，也要确保老百姓说话有分量。这次温州的电视问政，大胆地把“考分”与末位淘汰挂钩，直接影响乌纱帽，让一些干部备感压力。循此思路，如果进一步完善群众监督、社会评价机制，让民意在工作评比、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等方面取得更大权重，将会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更主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城门洞开等于教育公平吗

李泓冰 2012年12月26日05:06

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这组来自上海的数字颇让人吃惊：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重高达40%，且还在不断攀升。小学一二年级，非沪籍学生更超过一半。上海已实现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在沪就读的随迁子女达50万。这意味着，今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投入的470亿元，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已超百亿元。

很为上海及上海人的胸襟感动。

在同样的阳光下，这50万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与他们同龄的上海小囡同桌同学同游戏，同样享受沿海发达都市的优质教育。本来，他们极可能成为乡村中孤独无依的留守儿童，在亲情的饥渴中艰难成长。

这也是一个城市最大的善政之一。它为来自乡村的孩子带来了亲情、优质教育与城市的善意，正在温暖50万颗幼小的心灵以及他们未来的人生，也温暖着同龄城市儿童未来生存环境的稳定安宁。

然而，和谐下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城门一旦洞开，会不会掩盖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教育不公?

50万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给上海基础教育带来沉重压力。从前是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随迁就读;现在不少人是为了孩子得到城市优质教育，跟随孩子来城里找工作。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当50万变成100万甚至更多，优质教育还能否继续优质?洞开的城门是否不得不重新关闭?会不会激起更多关于不公平的抱怨?

城市化浪潮正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往高处走，人们争先恐后涌入大城市，是因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更有秩序的社会甚至是更有尊严的生命。而在渐次空心化的乡村，在凋敝的小城镇，这些却显得珍稀而奢侈。

应该鼓励城市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同时也应意识到，变相鼓励乡村儿童涌入城市接受教育，并不等于真正的教育公平，更不等于公共资源的阳光公平普照。相比全国约5000万的留守儿童以及更多的乡村孩子来说，50万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落实责任，为校车护航

王石川 2012年12月27日04:59

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

12月24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有17人的7座面包车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死亡。目前，贵溪市政府副市长等12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检查。

从刑拘肇事司机到关闭幼儿园，从赔偿遇难幼儿家属48万元到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积极善后，体现了不苟且、不回避、不姑息的诚意与决心。只是，那11名溺毙在冰冷河水的孩子看不到这一幕，他们还没来得及绽放的人生，再也无法指向美好未来。

问责，才能告慰死难儿童;反思，才能遏制悲剧。如果早一点关闭幼儿园，早一点查处超载校车，悲剧或可避免。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校车悲剧，不难找出它们的共性：校车不达标、超载、超速„„因校车事故频发而催生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于今年4月正式施行，该条例对校车已经出现的问题、可能存在的软肋都有所着墨，可仍然无法阻拦一些校车驶向死亡终点，原因在哪里?

发现病灶容易，开出药方也容易，但是，现实中，偏偏有人不照方抓药，甚至干脆把药方扔在一边，钝感如此，悲剧能不重演?而反思这起校车事故，除了看到灰色监管，还应该看到，在一些僻远乡镇，对不少孩子来说，无论优质校车还是正规幼儿园，都还是梦想。比如，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关闭幼儿园，是因为一旦关闭，这些孩子将无园可上;而这辆寒酸的面包车，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车，而是园长用来接送孩子的“私家车”，质量没保证在所难免。

根据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公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56.6%。多达近半数适龄孩子无法入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严峻命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500亿元的财政投入，也许无法保证所有适龄幼儿都有园可上，但重视和发展学前教育的思路却值得关注。

如今，我们正阔步走在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路上，但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为弥补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就需要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世人吁盼已久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今年已然实现，教育大投入的阳光也应该照进学前教育。这样，上不起、上不了幼儿园的孩子也就能更好地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暖意、公共政策的善意。 因此，遏制校车悲剧，不能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为校车护航，就是为生命护航;保证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就是播种美好未来。惟愿开往春天的校车，能够载着孩子走上安全而明媚的希望之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风难改更须改

刘成友 2012年12月28日05:10

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中宣部就改进文风作如此具体的要求，并不多见;内容之细致、实在，让人们眼前一亮，精神一振。

中央改文风的倡导，由来已久。70年前，毛泽东就借延安整风提出整顿学风、改进文风。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批评了假、长、空的文风，提倡短、实、新，让人印象深刻。问题是，我们从小就学习《反对党八股》的名篇，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做了“八股文”的奴隶。一些僵硬刻板的报道，连媒体人自己都不爱看，甚至有“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自嘲。由此可见，改进文风殊为不易。

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改进文风，为啥这么难?

思想上不够重视，改文风就难。以为文风是形式，是外在的花架子，新闻报道讲客观，只要把事情陈述出来，把过程说清楚，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吸引读者，都不重要。岂不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衣着打扮、“穿适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都是气质的外在体现。

对新闻规律尊重不够，改文风就落不到实处。没有时时“在路上”的状态，难有鲜活生动的素材和发现;没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创新表达，难有冲击力和影响力。采访手段再现代化，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自说自话，就会忽视受众需要和感受。党报党刊首先是媒体，不是工作简报或表扬栏，工作性和新闻性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没有长效机制，改文风就会成为一阵风。倡导改文风，善始易善终难。必须辅以制度和规范，才能抵御惰性和积习。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次中宣部要求各级党报党刊制定具体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把改进文风的要求体现到稿件使用、业务考核、业绩评价、评奖表彰中，确实是打到了点子上。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除，改文风就容易成为空谈。文风是作风的体现。政风不改，官气不除，文风就难改。群众热切盼望中央八项规定，能成为改进党风政风的契机，从根本上推动改文风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党报党刊来说，传统优势不是因循守旧的理由，宣传引导不是不求创新的借口。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诚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说：作风不是“风”，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坚持，一种养成，一种素质。当每个个体的自觉努力汇聚成一股洪流，必然会吹起一股清爽质朴的新风，拓展出一片改革创新的天地。

多问些群众的“恼火事”(人民时评)

范正伟 2012年12月31日05:49 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

提问是一门艺术。许多时候，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往往决定着回答内容。换句话说，想听什么回答，就会有什么提问。

日前，在湖北恩施冒雪走访村民时，李克强副总理一句“有什么恼火事”，引发了村民“吐槽”，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走访考察，如何问出真问题、怎样沟通真感情?这种提问方式，颇有启示意味。

“有什么恼火事”?它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打破了“一团和气”的对话惯性，改变了“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思维。谈成绩还是看问题?听套话还是要诤言?岁末年终，对走访基层、嘘寒问暖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展示好的一面给人看，本是人之常情。这些年来，为迎接上级考察，少数地方严密部署，对地点“精挑细选”、对人员“重重把关”，有的还准备“脚本台词”，进行“指导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群众会道实情、吐真言。当展示成了演示，汇报成了“表演”，就少了许多坦率和真诚，也让“人情”变了味，越了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上级想多看成绩，基层的粉饰雕琢自然会多一些;如果上级想知道群众“有什么恼火事”，想看看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下级求真务实的风气则会浓一些。因此，去基层看什么、问什么，既体现着执政理念，也关系到作风导向。

我们历来强调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客观地总结成绩、看待成就，有助于鼓舞干劲、坚定信心。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治理，要避免用总量掩盖平均、用平均掩盖差距，就必须在宏观之外，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在成就之外，多看看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对问题矛盾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仅会贻误消除弊端的时机，还会使问题难上加难、风险越积越多。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只有善于引导群众说大实话、提真问题，勇于到群众意见大、怨声多的地方去，才能真正做到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计于民知虚实，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意愿，赢得群众发自心底的拥戴，筑牢改革发展稳定的根基。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问题，只有当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如何提，考验着态度能力;这个“条件”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求真务实。

第3篇：2013年6月人民日报人民时评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大黄鸭可以红 想象力不能黄

杨 凯2013年06月03日05:27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

自从橡皮大黄鸭游进咱们的维多利亚港以来，这只被称作“治愈系”的玩具鸭身上，便满载了人们的目光和议论。

不过，在一个能够创造出3D打印技术的复制时代里，很难指望有什么“孤本”或者“绝版”。所以，红极一时的大黄鸭很快就有了众多的“孪生兄弟”，在天津、武汉、杭州等等城市的水面上，它们像自己的香港“大哥”一样，憨态可掬地游来游去，和游客们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无数电子照片中。

对大黄鸭的创造者霍夫曼来说，这个作品表达的意义很丰富：文化的公共性、许多人的童年记忆、比较纯粹的艺术以及拒绝商业化的精神。它带着作者的印记，在世界各地“昙花一现”。人们可以欣赏，却不能收藏;广告商可以觊觎，却没有机会投放。

但是，对众多的“临摹者”来说，大黄鸭从“作品”的神位走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不必承担个性的简单符号。即便不谈论版权问题，各种被复制出来的大黄鸭们，也不过像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影海报一样，似乎仅仅在宣示着——看!本市实乃直追香港之时髦都市;抑或更等而下之——快!本楼盘火速预订中，入住即可获毗邻维多利亚港之感觉，每日亲睹大黄鸭。

“没脖子，来武汉干啥?”——大黄鸭来到鸭脖小吃驰名天下的武汉之后，网友如此揶揄。话虽然说得有点蔫坏，倒是机智地点出了文化的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系。

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有公共性，公共场地、公共活动、公共的文化认知，市民们需要公园、图书馆，喜欢参加周末的大合唱、广场舞蹈，希望听到高质量的文化讲座、找到有共鸣的文化记忆。同时，文化建设也要讲个性，上承传统、下接地气。人们到武汉肯定想去吃热干面，不会想到去吃拉面，到兰州则相反，如果有一天他们都赶时髦、改道主营“苏格兰打卤面”，你一定觉得很没意思。

虽然大黄鸭的气质并不是符合每座城市的品味，却也并不意味着大黄鸭来不得。一个有趣的橡皮玩具出现在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也是件欢乐的事，偶一为之，没准儿确有“治愈”效果，只是类似事情别太多太滥、别离庸俗太近。君不见，跟风跟着跟着，徽派建筑上都铺上马赛克了;时髦赶着赶着，张家界的南天一柱都改名叫哈利路亚山了。不但创新谈不上，连老本儿都折了。

这种跟风赶时髦，当然就是庸俗。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风水轮流转，想跟也跟不上;只有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坚实的，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孕育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产生我们自己的“治愈系”。从“诗三百”到“八大家”、从青花瓷到马头墙、从“闹元宵”到“龙舟会”„„如此典雅、这般繁华。有这些养分打底，我们的“拿来”才不会有抄袭之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约谈不空谈 环保才不难

范正伟2013年06月04日04:59 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日前，针对一季度太湖流域重点断面水质频繁异常波动现象，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约谈”机制，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如半年内仍未完成整改，将直接由江苏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

经济发达的江苏作如此鲜明表态，显然对环保动了“真格”。在一些地方环保“一票否决”停留于口号的背景下，这种明确对象、规定期限的“约谈”问责，成效将会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江苏环保厅约谈的对象，不是下级环保部门，而是地方政府负责人;除了动用环保法规，还有党纪政纪手段。别的不说，将地方政府负责人套上“环保马车”，至少抓住了问题核心：环保问题，不仅是局部问题，也是全局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近年来，环境问题不时引发公众焦虑，环保局长也屡屡成为质疑焦点，“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成为热点新闻。环保搞不好，环保部门自然难辞其咎，但公允地说，这种“邀请”，恐怕并非一个环保局长就能承受得起的。同样是这些年，环保局长“匿名举报”的尴尬，环保部门“看得见管不到”的无奈，无不说明，环保问题光靠环保部门的确独木难支。今年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谈到：“现在网民检验湖泊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去游泳”，指出了环保问题的关键。

环保之难，往往也在这里。不同于局长的“一亩三分田”，市长的工作可谓包罗万象，有着更为现实的“价值排序”。在各级政府眼里，相比于经济等许多硬指标，相较于稳定等许多硬任务，环保问题很容易“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不仅如此，一些地方还常常把环保问题视为招商引资的绊脚石，甚至主动充当起污染企业的保护伞。环保局长“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这是根本原因。

就此而言，在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中央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之后，要在地方层面落实这些战略部署，理念价值的宣讲固然重要，考核机制的保障更为管用。曾有干部私下表示，考核干部不能只看 GDP，但实际还是看 GDP，很少看到哪个领导因为环保搞得好而得到提拔。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打消这种认识至为关键。反过来讲，如果能将那些环保不力的地方主要领导问责了、免职了，这种反向激励的效果会更加明显。“约谈”不空谈，一板一眼，说一不二，制度才有刚性，环保才有权威。

“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发展道路问题，离开经济发展谈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离开环境保护谈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环保部长周生贤的观点切中肯綮。也是在今年，江苏提出“不争GDP第一”的理念，强调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中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我们期待，更多的地方能在大视野中审视环保问题，在更高层面建设生态文明，使环保更有刚性、未来更有后劲。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为环保，大家都尽一把力

武卫政2013年06月05日04:45 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中国主题是“同呼吸，共奋斗”。

从发放宣传册和环保购物袋，到垃圾分类示范;从清理在河湖岸边和铁路沿线的垃圾，到社区废旧衣服兑换植物，连日来，全国各地的环保行动吸引了群众的广泛参与。其大背景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直接原因是人们对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紧迫性的认识，比以往更加深刻。

1月份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使全中国将近一半的人“非常感性”地尝到了空气污染之苦。紧接着，沙尘天气、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又不断冲击人们的神经。近几年，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直接影响相关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在更大程度与更广范围引发了公众的“呼吸关切”、“饮水关切”、“食品安全关切”，环境问题成为人们的集体焦虑。

“如果中华大地被雾霾笼罩，如何看见她的美丽?”公众的呼吁发人深省。进一步追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6000美元的中国，如果人民群众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上干净的水，吃不上放心的食物，周边环境脏乱差，幸福感又从何而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今年以来，许多地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空气、水、土壤污染问题，调动各方面力量，加大整治力度;从5月开始，国家七部委联合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有所作为”。同时，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发起“光盘行动”，呼吁环境信息公开，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成为“环境共治”的得力助手。

环保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作为个体，谁不想享受环境治理的成果?仅仅限于期望，或者一味抱怨，没有积极行动，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人类生产生活都要消耗资源、排放废物，在环境问题面前，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节制自己的欲望;多重污染之下，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好的环境质量等不来、喊不来，既然同呼吸，就要共奋斗，大家都尽一把力。

保护环境，殊为不易。解决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当东部一些地方提高环境门槛招商“选”资的时候，中西部一些地方仍是“捡到篮里就是菜”;在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西部一些地方承接的是落后产能，也出现了“污染转移”。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转变发展方式步调并不一致，转型发展任重道远。

发达国家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大都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他们的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产生，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成因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等相对滞后，解决问题更需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面对环境治理的全局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这也是“同呼吸，共奋斗”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行政执法亟待“资格把关”

毕诗成2013年06月06日04:10 法律底线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

“合同工”、“临时工”再次聚拢舆论目光。《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6月1日起施行，要求依法确定行政执法资格，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管理，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广东此举并非首吃螃蟹。自2012年行政强制法实施以来，河南、重庆、黑龙江、云南昆明等多地先后出台过“禁止临时工参与行政执法”的明文规定。广东此次仍能引发舆论“激动”，盖因现实与法理的错位：临聘工、合同工，仍是当下执法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屡见报端的暴力执法、野蛮执法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推到前台当“挡箭牌”。最近陕西延安城管执法人员被指残暴地“跳起来踩头”，当地回应也称“涉事人为临时工”。

法理上早已丧失了正当性，现实中却总能顽固生存，当然有现实的复杂性：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是“正规编制少、工作量大，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任务，不得已而为之”;拿不到桌面上说的则可能是，“临聘人员”执法，比起正式职工来成本小、干活多、好管理、易指挥，出了问题还可以断尾求生，不啻一道便利的“防火墙”。

可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容忍“小道理”随便就挤走“大道理”，也不该容忍法理向现实无限度地迁就妥协。一波又一波的“临时工”横行执法，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已严重冲刷了权力公信，成为法律威严之“伤”，必须着眼于全国范围，正本清源，有一个“一揽子”解决思路。

首先是再度明确临时工执法的非正义、违法性。行政单位不能非法用工，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凡签订合同就是单位职工，“临时聘用”显然不能成为避责的挡箭牌，相反，追究起责任来甚至要“罪加一等”——为什么要聘用这么多临时工?如此倚重临时工干活，“正式工”是否涉嫌团体性偷懒?

其次是对辅助人员的规模、权限、任务必须廓清边界。即便有的领域暂时离不开临聘人员，需要时间过渡，哪些工作可以做，哪些工作不能做，也必须限定得一目了然，绝对不能眉毛胡子分不清。有权必有责，无责必无良，这是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随意将执法权授予临聘人员，一旦闯祸被揪出来，执法单位必须被倒追责任。法律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用来规范权力运行的。行政执法队伍，尤其要成为依法执法的典范。

短期来看，有些单位使用临聘人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苦衷，但苦衷绝不是对法律置若罔闻的借口。苦衷之外，还有起码的底线——无条件地遵守法律、确定性的执法授权、极高透明度的公众监督，这些都是行政权运行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容任何状况压倒的最大道理。法律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之上，方是具体执法部门可寻找办法、解决现实需要的求解空间。这是我们对待行政伦理的基本态度，也是树立法治思维、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

李泓冰2013年06月07日04:50 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

高考来了。连空气中都仿佛弥漫着紧张期待的气息。

安徽六安一所中学万名考生集体赴考，送者如堵。从图片上看，车内车外目光粘连，交织着渴望、紧张、担忧、不舍等复杂情绪。这两天，类似情形在全国各地触目可及。

高考日，从来都是一年中最让人揪心的时刻——不独是考生及家长，全社会都在激动甚至焦灼。不论什么新闻，但涉“高考”必火。高考移民、异地高考、高考加分、高考作弊„„任何一个关于高考的政策或事件，都会牵动全社会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一位中国教授曾经问他的美国学生：你知道对中国家庭来说，最为重大、牵扯全家心态和投资决策的事件是什么——是孩子的升学。美国学生迷惑不解。他们当然不懂，中国高考，至少有三层重大含义：第一，这可能是一个孩子决定他的人生命运走向、人生高度和广度的重要时刻;第二，这是一个普通家庭改变命运且受到集体鼓励的机会;第三，这也是从国家层面调整各阶层利益格局的公平竞争时刻。

用这样的心情再看高考新闻，送考也罢，考前宣誓也罢，交警全体出动为考生保障也罢，固然常被诟病是过度紧张，但是，从全社会对高考的这种尊重与爱护，我们能读出的，是对合理追求美好人生的体谅，是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敬重，更是对成为打通各群体上升通道的高考体制的保护。

如今，成才路径多元，但高考仍然是国家筛选人才的重要渠道。高考之所以被高度重视，盖因它是社会阶层、社会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语道破了高考的重大价值。

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模式，正在修正之中。有从国家层面推动教育公平的，像今年起国家已决定提高重点大学的农村子弟比例，让“寒门”有机会出“贵子”;有从体制内有序推动，像高校保送与自主招生比例逐年扩大，在一些名校已超过一半，所谓“高考状元”因此已不再有炒作必要;有类似南方科技大学试图绕开高考的教改实验;还有自发进行的“用脚投票”，不少学生放弃高考，选择本科留学。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因高校学费高昂且就业艰难而弃考的困难家庭„„

这种种围绕高考展开的新迹象，让我们亦喜亦忧。现在，中国教育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钱——尽管我们仍然希望，在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终达4%的基础上，更向世界平均水平4.9%靠拢——更重要的，是改革的思路和勇气。教育公平，是起点的公平，也是机会的公平，规则的公平，要让高考制度体现这样的目标：公平取士、鼓励寒门学子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合理调节社会阶层有序流动、为国家民族补充源源不绝的正能量。

基于此，至少在目前，对绝大多数考生而言，高考依然是守住教育公平的最重要的底线，依然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最大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考依然有捍卫的必要。

所以，不必把焦点放在消弭全社会的高考焦虑症上，更艰难的改变在于彰显社会公平：无论是白领、蓝领，还是农民、公务员，都能受到尊重，都能充分表达自己，都有实现幸福的同等机会——到了那个时候，面对高考，任谁都会有平常心了。

现在，我们且以公平的名义，向高考致敬，为考生祝福!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我们为何对飞天如此钟情

余建斌2013年06月13日03:16 浪漫梦想，雄心壮志，脚踏实地，载人航天无疑是将它们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好选择之一

三名中国航天员正乘坐神舟十号飞船遨游太空。两天的旅行之后，他们将抵达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开始长达十几天的太空生活。中国载人航天十周年之际，第十艘神舟飞船的顺利升空，在这个6月唤起人们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激情和冲动。

虽然在有些外国专家看来，中国的航天技术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后者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掌握中国去年隆重庆祝的交会对接技术;虽然这次迄今最长的15天太空之旅，仅仅是中长期太空驻留的起始点，难以同国际空间站中动辄半年以上的空间栖息媲美，但是，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观看发射、慰问技术人员，数以亿计的人们围坐在电视机前静待航天员来自太空的端午祝福，众多游客长途跋涉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距离观看发射„„在这个传统的端午节假期里，神舟十号的发射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广受关注的新闻。

我们为何对飞天如此钟情?飞离地球、遨游太空，这是每个地球人与生俱来的愿望。只是这个愿望，在中国人心目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飞天寄托着中国人矢志赶超的梦想。蒸汽机上路时，她还在沉睡;飞机升空时，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刚刚竣工;阿波罗登月之际，我们的第一颗卫星还在艰苦制造当中„„这个近3000年来90%的时间里一直在领跑的国家，在最后几圈落在了后头。如果要寻找一条证明自身实力的跑道，太空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把奋力超越的脚印留在这条人类最壮观的赛道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

飞天承载着中国人自主创新的冲动。有西方太空计划专家认为，中国的航天计划虽然没有带来直接经济收入，但它给中国带来了可观的国际威望，调动了人们对于科学工程技术的兴趣，有利于火箭和远程控制系统的研发，帮助中国摆脱“只善于山寨国际名牌的形象”。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别扭，但我们应当承认，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16国参与的国际空间站没有中国的身影，但就像当年的技术封锁一样，这也大大刺激了中国人自主发展载人航天的决心。用创新证明实力、击碎偏见，让“未来全球的空间开发合作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航天领域的攻关如此，其他领域的探索同样如此。

虽然“中国的老牌太空对手美国似乎无心竞争，改变了发展重心”，令奋力追赶的后来者有些怅然若失，但事实上，中国载人航天计划有着远比捍卫荣誉更为明确和务实的目标。载人航天工程启动20周年之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报的记者采访了该校1952级校友、首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谈到载人航天三步走的战略规划，他这样描述空间站的意义：空间站作为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和太空独特环境下的科学技术实验平台，在建成后，中国人就不是进入太空几天就回来了，而是进驻太空。这有利于国家安全，有助于我们在空间资源开发利用上取得新的突破。空间站的建成和运营将成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这个从来不缺少浪漫情怀的民族，最近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以实干托起中国梦”。浪漫梦想，雄心壮志，脚踏实地，载人航天无疑是将它们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最好选择之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我们的“教养”从何而来

范正伟2013年06月14日03:43 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这几天，两则与考生有关、与高考“无关”的新闻，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

一是高考前20分钟，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

一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高考结束后，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

“中国好考生”、“提前的满分作文”、“向致歉女孩致敬”„„在今天，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它隐含着“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的逻辑，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心无旁骛的高考生。

在人的一生中，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倘若沿着“有用没用”的功利思路，秉持“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成功哲学，两位考生的选择，也许显得“涉世未深”。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同时告诉我们，成才之外，还有成人;成功之外，还有教养。

太多时候，我们过于痴迷“成功”了。如今市面上，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成功的定义，却往往千篇一律，不是财气袭人，便是高人一等。反过来，在赢者通吃的逻辑下，成功又仿佛可以为一切价值正名：电影里，创业成功了，一切不合理的情节，顿时顺理成章;生活中，成名成家了，许多修养缺陷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还闪耀起了“个性”、“品位”的光芒。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几年前，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但没有教养„„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话虽刺耳，却非无中生有：我们有多少人，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有多少人，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有多少人，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要你管我”„„更重要的是，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小事”中的意义和价值?

今天，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中国人，正面临“有了钱又怎样”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当我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以后，是否能优雅地使用它，而不用它偷拍乱拍、惊扰他人?当我们以车代步后，是否会文明地驾驶它，而非无视规则、横冲直撞?当我们出国旅游时，是否会注意形象，而不是随心所欲、大声喧哗?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反映着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也检验着一个国家的内在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为重要。有了教养，学生即便不能成为国之栋梁，至少也能心地善良;有了教养，无论成功与否，国民都会有“谦虚而不自卑，自信而不傲慢”的气度;有了教养，国家自能保持一分优雅从容，成为一个被人欢迎、受人尊敬的大国。

中国人向来不乏学习的能力。每年高考后，都会涌现一股“状元热”。许多学校和机构都邀请“高考状元”分享学习心得、成才经验。其实，不管成绩如何，黄子恒、陈瑾这两位考生同样值得邀请，讲讲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或许，听课的还应该包括许多大人和成功人士。一个现代公民，首先要培养一种心智健全的完整人格;一个“礼仪之邦”，尤其应该懂得“教养”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货运改革，铁路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

陆娅楠2013年06月17日03:31 让习惯了冷脸子、批条子的“铁老大”，转型为热心肠、跑腿忙的“店小二”，实非易事

6月15日，中国铁路货运改革正式启动，迈出了铁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

自今年3月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以来，中国铁路去向何处，备受关注。铁路货运改革被选为铁路运输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可谓选对路。

补足物流短板呼唤铁路货运改革。我国物流成本、运输成本分别约占GDP的18%、9%，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尽管铁路拥有大运量、低运价、全天候的竞争优势，但全社会每天申请铁路车皮的满足率还不足一半，导致了“汽车长途拉煤”等运输怪象，还造成了拥堵、污染、安全事故等其他社会问题。

破解效益难题也需要铁路货运改革。长期以来，铁路收入都是“以货补客”。然而，近些年来，尽管营业里程逐年增长、装备水平大幅提高，铁路在大交通中的市场份额却不升反降。2012年，铁路货运周转量在全社会货运周转量中的比重已从1991年的39.2%下降到16.8%;铁路运输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12.14%骤降到5.42%;运输成本则同比增长16.98%。无论是市场的痛失，还是效益下滑，均与其运输组织与市场需求脱节息息相关。

通过深化货运改革，让“铁老大”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铁路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追回市场“老大”的地位，这不仅选对了路，还踩准了点。近些年新建铁路逐步成网，既有铁路电气化率逐年提升，铁路整体运力大幅增加，为实施货运改革、敞开收货提供了基础。此外，目前社会物流需求略有减弱，特别是煤炭、铁矿石等大宗商品运输需求疲软，也为铁路运力腾出一定空间，从客观上降低了改革推行的难度。

然而，铁路货运改革不仅是铁路走向市场的关键一步，更是艰难的一步。铁路货运长期存在手续繁杂、组织脱节、收费混乱和运力分配不够透明等问题，涉及机构多、人员杂，成了一本算不清、改不动的烂账。让习惯了冷脸子、批条子的“铁老大”，转型为热心肠、跑腿忙的“店小二”，让装进私人口袋的公家利益回流，实非易事。也因此，改变“车皮难求”，不仅是运力挖潜的问题，更是触及既有利益格局的命题。不仅需要坚不可摧的改革决心，更需要攻城拔寨、雷厉风行的改革手段，需要改革机构设置、再造工作流程、创新考核机制等一系列内部大手术。

值得肯定的是，与铁路货运改革方案相配套的机构改革、资源整合、人员转岗，已在全国各个铁路局推行，反响良好，说明这第一步迈得不错。然而，与其他改革一样，铁路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更难一蹴而就。在推进改革、赢得市场的同时，防止内部恶性竞争，防范运输安全事故，既是铁路应汲取的历史教训，也是新一轮改革路上的重大考验。

愿中国铁路知难而上，迎难而进，勇当新一轮改革的火车头。

人民时评：用法治平衡环保“两难博弈” 姬忠彪2013年06月19日03:34 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的博弈，法治正是这一“两难博弈”的平衡点

在居民区违规排污“从重处罚”，只要有相应行为就可以定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8日公布的司法解释，降低了环境污染犯罪入罪标准;同时公布的4起典型案例，也有重判之势。(相关报道见本报第十一版)这无疑是向社会郑重宣示：治理环境污染，法律在“给力”。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给生产生活行为划出一条明确的边界，防止选择对个人有益而对公共利益有损者，是法律在环境保护上的重要功能。从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释看，无论是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还是明确有毒物质范围和标准，都是以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式，防止不当行为带来的环境损害。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是追求利益与保护环境二者的博弈。在强烈的经济发展冲动之下，一些地方拱手让出绿水青山，为追求财政收入、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了环境。与此同时，公众的需求从“要生活”提高到“要生态”，植根于权利敏感的环境焦虑，也放大了环境问题。这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发展路径选择问题。

既然是博弈，就难免有两难。比如，对于中西部后发地区，是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承接污染，还是与发达地区比拼“低污染产业”?内蒙古某县新建企业违法排污形成“污水湖”，沿海化工企业在安徽“转移”排放废料污染土壤„„现实中很多地方显然更愿意选择前者。显然，我们既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也不能“吃子孙饭、断子孙路”。这样的“既不„„也不„„”，提出了发展中的深刻考题，必须找到利益与环境“两难博弈”中的平衡点，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关系，既要青山绿水，又要殷实富足。

在寻求平衡之时，法治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地方发展经济的诉求、企业追逐利益的冲动，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和范围内实现。唯有对环保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态势，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防止污染环境违法犯罪的发生。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的“环境维权”、公众的“环保表达”，同样也需要谨守法律的底线，合理合法地争取环境权益的实现。这是现实里的法制约束，更是观念中的法治思维。

不可否认，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罚则较轻，甚者更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直接导致环境“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怪状长期存在。这需要在不断完善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普法的同时，着力解决环保责任不落实、公众环境权益保护力度不够、环境违法行为惩处不力等问题，用法律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环保“法网”。

总书记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际上，所谓的博弈，都是短期行为。从长期来看，“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保护环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能有的唯一出路。

人民时评：社会共治，捍卫“舌尖安全”

冯 鸣2013年06月20日03:44

当全社会都被纳入食品安全问题防范的总布局，“舌尖上的中国”必然更加安全、更有滋味

本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舌尖上的安全”再次引来社会广泛关注。

之所以要以专门时段，加大对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正是要唤起全社会的重视，宣示社会管理者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决心，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更多人参与进来，才能形成“社会共治”的局面。

今年前几个月，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总数。这一方面说明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打击力度在不断加大。然而，从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到养鸡企业使用的抗生素，一些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要么是因消费者健康受损被曝光，要么是媒体采访调查被揭露，主动、及时的发现仍然较少。这可说是当前食品安全监督的一个短板。

现实情况是，食品生产加工单位数量庞大，食品的流通环节也范围甚广。面对数百倍甚至上千倍于监管人员的监管对象，监管部门不可能靠人力对一家家企业、一个个生产个体进行全天候监督，要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有力有效防治问题，确实有难度。同时，新业态、新技术的出现，也让监管难度更大。比如，淘宝等电商网站上，卖食品甚至“自制食品”的虚拟商铺成千上万，监管难度更大。

正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激发社会的“主体意识”，让更多眼睛盯住、更多双手管住食品质量。创新社会管理，本身就包括“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引入更多社会与公众的元素，也是基本要求。更何况，这不仅仅是生产企业、监管部门的事，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菜篮餐桌。

试想，如果网友能“随手拍”餐馆厨余垃圾处理，地沟油生产作坊是不是会收敛一些?如果请供电公司基层抄表员提供用户电力用途，取缔那些无证照食品生产加工点是不是能更及时?如果企业员工能够站出来举报“黑心老板”，那些“舌尖上的毒素”是不是能更早被发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力量是巨大的。面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只有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够提供“24小时无死角”的强效监管。

这样的社会共治，还需要社会管理者给予更多制度化的保障。采取有奖举报、鼓励公众提供线索，就是解决监管部门“看不全、看不到”的特效药。要让这项措施充分发挥作用，就要利用有效传播媒介，让举报内容、举报途径、奖金额度更深入人心。有些地方的监管部门，以群发短信的方式，告知社会“欢迎举报，举报有奖”，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果能建立全国统一的受理平台，更是既方便公众举报，也可防止地方保护。

今年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就是“社会共治、同心携手维护食品安全”。在共治的格局之中，作为食品安全最主要的责任人，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更要负起责任。说到底，社会的监管，还需他们“接招”。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管理制度，形成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机制;政府部门履行监管责任，建立覆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最严格的科学监管制度;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客观及时、实事求是地报道食品安全问题„„相信，当全社会都被纳入食品安全问题防范的总布局，“舌尖上的中国”必然更加安全、更有滋味。

人民时评:网络安全拒绝“双重标准” 斯 壮2013年06月21日04:00 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

互联网的问世，营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面具帝国”。经典的说法是，“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随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近日的爆料，这句经典描述的另一层含义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网上，不知道有多少条狗正盯着你”。

斯诺登的举证，让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目前已披露的信息表明，美国情报机构不仅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私人资料，而且通过海底光缆复制所有进出美国的网络信息，并长期入侵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络，以获取“最好的、最可靠的情报”。

尽管美国方面尚未就此向国际社会作出必要的解释，但发酵已久的信息安全问题，由此更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作为人类新开辟的社会活动空间，互联网上的安全形势历来错综复杂。借助网络面具掩护，一方面，造谣、诽谤、诈骗、色情等非法活动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非法窥视、控制、窃取、攻击等罪恶勾当暗流涌动。数据显示，网络犯罪每年给中国网民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890亿元，而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造成的间接伤害，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现在，事实证明，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发源地，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一直在进行跨国网络监控和信息窃取，这更是令本已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雪上加霜。

在互联网领域，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中国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都把保护公民言论自由、保护公众个人隐私和保护互联网健康发展作为指导原则。正是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庇护之下，中国的网络发展高速推进，网络应用高度普及，网络技术突飞猛进，电子商务异军突起。

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从不奢谈“绝对自由”，任何人的网络言行，必须约束于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但在这种务实的原则之下，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表达权利，高度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我们看来，那种一边高呼取消网络管制、力倡“信息自由流动”，一边暗中监听监看公民隐私;一边以受害者的姿态非难别国发起网络战，一边又组织跨国网络攻击的做法，不仅十分虚伪，而且居心叵测。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安全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之间求取合理的平衡，对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只会陷入道义的困境，面对有口难言的尴尬。襟怀坦荡，彼此尊重，加强沟通，平等合作，才能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人民时评：破解城管困局需更多“切身感”

张 铁2013年06月25日03:40 看到治理之艰巨、看到两难之纠结，才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从6月15日网友爆料“武汉城管路边摆摊”，到相关部门称这是“换位体验”，再到当事人近日面对央视记者采访袒露心声，一起“双面城管”，引来众声喧哗，至今余音不绝。无论是作秀之嘲、造假之疑，还是换位之辩、误解之惑，都指向同样的老问题：城市管理的博弈，如何达致两全的平衡?

鲜花执法、举牌劝诫、拍微电影甚至当街对跪，武汉城管的创新之举，可谓层出不穷。而此次“乔装练摊”的不同之处，除了峰回路转的戏剧性外，更在于城管不再只是一个身影模糊的群体，而被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不管是谈工作不易时的困惑眼神、说练摊经历时的掩面而泣，还是“我内心的想法会辞职”、“没有社会认同感”的坦然自陈，“双面城管”桂文静都让人更多地深入到这个群体的内心。

然而，游商小贩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地铁出口蹬三轮车拉活的小伙子，白天还在餐馆端茶送水;卖羊肉串的兄弟俩，因为眼睛被熏出毛病而收摊回家;打开捷达后备箱卖批发服装的，是上个月刚失业的白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他们，可能会被统称为小贩，却也都有各自的悲欢，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观念上，站在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答案。城管执法损及小贩生存权，抱有“权利至上”理念者难免反感;小贩的杂乱妨碍城市秩序，主张公共利益者可能会坚持取缔。然而，抛开这些概念上的争论、法规中的判定，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之中，对或错却变得没那么绝对。如果说城管练摊是为了换位思考，那我们在审视城管与小贩的困局之时，同样应体认具体的语境、还原真实的纠结，在感同身受的“同情”中寻找破解的共识，城市管理的政策与举措才能多一点温情，不至于冷冰冰，导致“踩头”一类触碰底线的行为。

同样，小贩不能被各种管理制度妖魔化，城管也不能被公众舆论污名化。看到问题之庞大、治理之艰巨、两难之纠结，看到无数人在为解决问题而努力，才能有更多“过程意识”，不至于在“制服反感”与“弱势认同”之下，得出偏执一端的结论。

接受采访时，武汉城管相关负责人发问：“到底要我们怎么做?”这样的“斯芬克斯之问”，在当前的中国，绝不止城管问题。谁都有春节回家的权利，每个人不足一根香烟的铁轨长度，却让其实现倍显艰难;重化工项目带来赋税、促进就业，要修到家门口，却难免有污染与风险的担忧。理念正确，并不总能对接现实的逻辑;思路再好，也需接受现实的考量。对社会更多体察、对个体更多关注，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处身的方位，也才能找到破解“中国式问题”的钥匙。

“双面城管”事件已经告一段落，只留下几本日记和一份可能无法完成的调查报告。不管舆论如何评价，引来关注本身就是成果。这提醒我们，要以更多善意去思考问题、更多“同情”去寻求答案，这不仅是对小贩的保护，也不仅是给城管的正名，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准确信息筑牢“金融信心”

贾 壮 2013年06月26日03:42 及时、准确传递金融信息，金融机构、新闻媒体、接收和消化信息的金融消费者，在此过程中都有各自的责任

近期，中国金融市场波动幅度增加，市场中出现了一些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失真信息，特别值得警惕。

6月20日下午，一家网络媒体发布消息称，某银行发生资金违约事件，中央银行紧急注入资金。随后这则消息快速传播，引起不小恐慌。好在当事银行迅速辟谣，避免了事态继续扩大。上周日，另一家银行因IT系统升级，导致部分网点业务办理缓慢，有的客户出现不安。

应该说，失真信息快速流传，有其市场和心理基础。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最近出现的新情况，是“资金违约说”的上下文;而“钱荒”一词充斥市场，也绷紧了金融消费者的神经。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离不开金融消费者的信心，而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各种信息的准确传递。

很多人都熟悉一个公共场所安全管理的例子：座无虚席的电影院内，如果有人高喊“着火了”，一定是所有人都涌向出口，可能造成踩踏事故。金融市场与此类似，风平浪静的市场会因为一个不实传言而出现慌乱，且后果很难预料。

如何避免类似“影院着火”的情况发生呢?最重要的一点，是做到金融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掌握信息的金融机构、传播信息的新闻媒体、接收和消化信息的金融消费者，在此过程中都有各自的责任。

面对不理解的事物时，人是会本能地疑惑。如果金融机构不注重与消费者的信息沟通，很容易造成恐慌。比如，银行的IT系统升级之前，如果考量市场环境、提前告知客户、做好应急预案，有及时准确的“大道消息”，小道消息可能就没什么空间了。

在牵涉众人利益且专业性极强的金融领域，新闻媒体也应更加谨慎。将“钱荒”放入标题固然有助增加传播效果，可与银行等放到一起后，会给不明就里的读者带来困扰，甚至引发非理性行为。而如果为了抢新闻、抓眼球，刊发未经核实的重大金融信息，更可能直接影响金融运行。

对于金融消费者，准确的理解是理性行为的前提。金融产品越来越复杂，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门儿清”，但也不能完全做甩手掌柜，毕竟每个人都要同金融行业打交道。如果能够稍微了解一点银行间市场的知识，其实不难理解所谓“钱荒”丝毫无关储户存款，咱们的钱安全着呢!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运行良好,但即使如此难免会有波动,越是这样越需要以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防范金融风险，筑牢“金融信心”。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经济升级须打牢“金融根基”

高云才 2013年06月27日03:51 加强流动性管理，是为了“把钱用在更合适的地方”，向“货币空转”、“资金错配”和“脱实就虚”等现象开刀，真正支撑起“中国经济升级版”

“流动性”，这个稍显专业的金融术语，这些天成了热词。针对最近的金融情势，央行数次表态，要求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管理。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作出“总体平稳”的判断后，同时强调“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稳定市场预期”，坚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

正如央行的判断，当前流动性总量并不短缺。5月末，金融机构备付率为1.7%，截至6月21日，全部金融机构备付金约为1.5万亿元，完全可满足正常的支付清算需求。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无论是“加强对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研判”，还是“统筹兼顾流动性与盈利性等经营目标”，这样的要求，也都建立在对金融情势深入洞察的基础之上。

多年以来，尽管相关部门持续加强管理，但个别银行还是能够找到方法，突破监管红线。比如，有银行发行短期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投向长期项目。理财产品到期时，银行又不得不四处借钱来进行兑付。这种操作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银行的金融创新，理当要鼓励，但必须在严密监管和风险可控的状态下进行。说到底，加强流动性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金融稳定。尤其是经济增速放缓，“潮退石出”，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金融业稳定健康发展能为实体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保证整个经济有健壮的体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治金融行业乱象，是抓住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牛耳。

从这个角度看，加强流动性管理，也是为了“把钱用在更合适的地方”。“货币空转”、“资金错配”和“脱实就虚”等不合理现象，使大量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去追逐金融资产，“以钱炒钱”的资金游戏大行其道，嗷嗷待哺的企业时常处处碰壁，造成金融资源浪费，甚至积聚金融系统风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就是要向这些不合理、不合规的现象开刀。

6月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这也是一个多月以来，李克强总理第三次谈及盘活存量资金。而从结构的角度着眼，才能更好地理解“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要求。必须在保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的同时，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消费升级以及企业“走出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真正支撑起“中国经济升级版”。

这也折射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来自政府主导的庞大投资，也不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高的流动性，而是“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真正让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都有新提升。

也只有这样，才能如总书记所说的，“在不断战胜困难和挑战中继续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行政审批要“减”更要“精”

王青斌 2013年06月28日03:37 行政审批，管得少更要管得好，要把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用在更关键的事项上

在26日至29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文物保护法等12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12部法律的修改，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

行政审批是政府职能中的“支柱性权力”，核心是“管什么”、“怎么管”，涉及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分界问题。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限，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已经是大势所趋。

简化行政审批，减少直接管理，是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也是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自2001年全面启动以来，已取消和调整了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今年以来，改革进程明显加快，4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5月份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这些实践，体现着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更标志着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不断推进。

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2部法律进行修改，正是以立法手段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也是以往改革成果的固化。以传染病防治为例，近年来，从非典到禽流感，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快速反应，动态管理。取消和简化一部分行政审批，相当于将决策的支点前置，缩短了力臂的长度，卫生行政部门应对突发传染疾病的反应将更加迅速，措置更有针对性，有利于加强对传染病病种的动态管理，提高防控效率。

透过法律拟修改，也可以看出，促进行政权力结构优化，进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的深层含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从这个角度看，行政审批改革的要点不仅在“减”，更在于“精”;管得少，更要管得好。要把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用在更关键的事项上，把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变到为行政相对人服务上。这就要求更优的内部结构，更高的办事效率。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为例，以往，纳税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报之日起30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修改后，这一时间将变成“当日”。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次煤炭法的修改就体现了这一思路，即取消了设立煤炭经营企业的行政审批，而交由市场主体自己决定，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相关法律的修改传递出这样的信息：鼓励中央部门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上，进一步激发市场、社会的创造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全国人大通过修改相关的法律，实现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是以法治方式进行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也必将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成熟，激发市场的内在动力、增强发展的内生活力。

第4篇：思想汇报张洁09年05月16日

思想汇报

尊敬的社会学院党委：

2009年5月16日，我即将第五次提交我的思想汇报，很荣幸，前四次的思想汇报都能在110名党课班成员中脱颖而出，发表在我们的博客上。今天上午我们再次接受了党课的教育，倾听了老师的教导，学习了包括共产党员的条件在内的有关知识。

通过对这次党的知识的学习，我更加深刻的认识到：每个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都要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发布43周年。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消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路线政策作了阐述，要求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通知》中的观点完全背离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现状，混淆了矛盾性质，它说明毛泽东1957年以来逐渐形成的“左”倾错误观点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我们无法忘记，43年前的中国，刚刚建国17年，面对国内外，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集团的团团包围，中国内外交困。

我们无法忘记，43年前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统一而正确

的党的章程，特别党章中还有很多不恰当的内容。

而43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除台湾以外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全中国的控制权，取得了包括绝大部分台湾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取得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尊重和认可。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正确指引。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促进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青藏铁路修到了世界的屋脊，从此雪域高原无缘铁路的神话成为了历史。

无论是冰雪灾害还是汶川地震，无论是承办奥运还是应对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无一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章，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章，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的坚强保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章，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团结和领

导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党章，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基础性工作。

事实证明，党章凝结着党长期以来宝贵的经验和智慧，集中代表了全党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调整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认真学习党章，约束自己的言行，改造自己的思想，是一名积极入党者的重要表现。

以上这些，更加坚定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和决心。

汇报人：08社会工作 张洁

2009年5月16日

第5篇：人民时评2月

二月份《人民时评》

2011年02月01日奥数被批为何成了一桩“冤案”

一些学校虽然高举素质教育的旗帜，讲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可是真正的功夫却下在了选拔生源和升学考试上

尽管专家学者力陈“奥数挂帅”的诸多危害，尽管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奥数班，可是，奥数班依然门庭若市，奥数热依然温度不减。奥数的生命力为何如此顽强?最近，北京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为奥数叫屈：“奥数不是反革命”，换句话说，奥数被批是一桩“冤案”。

奥数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对奥数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奥数不适于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而只适合少数孩子学习。让大多数小学生用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奥数，不仅不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反而会使他们对数学产生畏惧心理，抑制甚至扼杀他们的学习兴趣。“全民学奥数”的危害正在于此。停奥班、禁奥校，是遵循儿童少年的认知发展规律、为孩子的健康成长着想，其现实意义毋庸置疑。

有人说，奥数屡禁不止是因为有社会需求，家长便是需求旺盛的群体。这话不无道理。可是，家长们为何对奥数情有独钟?难道他们真是奥数的“铁杆粉丝”?其实，让孩子学奥数是大多数家长的无奈之举，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培养孩子成为数学爱好者，而是把它当作孩子升入名校的敲门砖。所以，家长对奥数的需求是升学压力制造出来的。

设想，如果那些名校、优质校、示范校不以奥数成绩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还会有那么多家长“痴迷”奥数吗?答案不言而喻。然而，不少中小学名校非常认可奥数，认为与其他科目相比，奥数在考试和评价方面更有区分度，奥数学得好说明学生发展有潜质。因此，一些名校还是想方设法在奥数上做文章，通过各种方式把“奥数尖子”选拔进来，并且暗中设立实验班，“开小灶”，希望这些孩子能帮助学校提高升学率。

由此可见，奥数之所以如火如荼，原因在于有人不愿让它与升学脱钩，坚持把它作为“选优”、“掐尖”的工具。在基础教育界，这种“潜规则”早已不是秘密。

一些学校虽然高举素质教育的旗帜，讲的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可是真正的功夫却下在了选拔生源和升学考试上。在一些人心目中，名校之所以有名，靠的是高升学率;素质教育是说给领导听的，是做给别人看的，只有分数和升学率，才是真功夫、硬道理。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教育教学怎能不滑向应试的误区?

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成就一个个有血有肉、心灵健康的人，而不是培养一批会考试、得高分的“机器”。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不论在什么样的教育生态中，校长们都不能忘记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不能忘了，成功的教育绝不是只做升学这一件事。

2011年02月11日谨防“民心工程”砸了民心

事前、事中、事毕都要尊重民意和法规，把民心工程真正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辽宁新民在117个村实施的“防氟改水工程”，本是一个“民心工程”，却成了一个“伤心”工程：送走了高氟水，引来了铁锰超标水。这样的事情，令人心痛，发人深思。

民心工程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面广点多，公众关注度高，社会效益大，搞好了，能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从而赢得群众拥护;搞不好，则添了麻烦。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对这类工程本应倍加认真，严格程序，保证质量。

本该得民心、聚民心的工程，最终成了扰民、伤民的工程，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尊重民意和法规，恐怕是“把好事办砸了”的主因。

事前不尊重民意，决策不透明，缺乏细致的分析论证。一些基层干部常感慨，老百姓要求越来越高。其实，有时候，政府部门抓的事情、干的工程，并没有和老百姓的需求对上弦。所谓“民心工程”，没广泛调研，未真正反映民意，自然不会受欢迎。

事中不尊重法规，短平快的政绩观作怪。在任一方，造福一方，这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可是，一些干部片面追求个人政绩，不但热衷搞一些短平快项目，对周期较长的工程项目，也非要在自己任期内“见成效”。像新民市投资数千万、涉及至少10万人的改水工程，工期居然只有10个月，导致没时间进行实地勘测、论证和可行性分析，“只好边施工、边设计、边招标”，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这样不尊重制度的事情，时有所闻。比如说，有的地方搞棚户区改造，盲目追求速度，要求“当年搬迁、当年施工、当年入住”，既给工程质量带来大量隐患，也造成搬迁中手续不全，程序不当，埋下隐患。

事毕缺乏工程项目“后评价”。工程完工，草草鉴定，匆匆审计，只要查不出经济问题，万事大吉。至于工程是不是发挥了效益，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群众评价如何,往往很少问究。

办砸的工程花费巨资可以修复，失去的政府形象却很难挽回，尤其是受伤的民意更是一时难以恢复。 1

半拉子工程损失可以计算，而民心的得失则无法以金钱衡量。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实施民心工程时，从民心得失、政府公信的高度，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事前、事中、事毕都要尊重民意和法规，把民心工程真正办到群众的心坎里。

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民心工程的监管和评价考核。对那些明显违背初衷、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民心工程，要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启动问责程序，及时回答社会疑问，维护政府形象，捍卫群众利益。2011年02月14日从用工荒想到讨薪难

“用工荒”的背后，有许多用工者或劳动管理部门平时就应该认真解决的问题

新春伊始，许多地方又闹起了“用工荒”。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不仅沿海地区招工难，连历来大量输出劳动力的中西部省份，也加入了“闹荒”行列，千方百计挽留外出务工的家乡人。有人说，这是劳动市场新动向。

说新也不新。这几年，年年都闹“用工荒”，只是区域、行业、程度不同而已。今年的用工新动向，固然有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的原因。但考量“用工荒”，还需从更多视角切入。

譬如，与“用工荒”同时存在的“讨薪难”。许多农民工辛苦一年却遭遇无理欠薪，讨要不成反而受辱甚至受伤。譬如，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发展迟缓，一些企业“无情操作”，盲目裁员，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几乎断了生计。譬如，时见媒体披露有的工厂劳动环境恶劣、职工工伤后果自负，职业病求告无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谁想到过“用工荒”?想到过有朝一日也会“有求于”农民工?更重要的是，当“用工荒”缓解之后，那一幕会不会重演?会不会“恶性循环”?

毋庸讳言，“用工荒”对农民工来说是个好消息：“身价”行情看涨，就业选择更多;对劳动管理部门和用工者，则是调整政策、改进工作的契机。“用工荒”的背后，有许多平时就应该认真解决的问题。譬如，年终清欠硕果累累，深想一想却令人沉重。讨薪不是“秋收”，本不该集中收获。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及时足额发放工资，而农民工却非要到年终才能结算，是用人单位无视法律，还是有关部门执法不严?从实践看，讨薪之难难在农民工的弱势，但对于有权力的机构、有能力的企业而言，清欠并不难，否则，何以有年终清欠的累累硕果?既如此，为什么总要到年底才“集中行动”，才“重拳出击”，才“不得不给付”?平时就及时清欠，就不准拖欠，何劳年底兴师动众?如果有人拿清欠当“业绩”，有人“能拖一天是一天”，结果就只能是年年要清欠，常常“用工荒”。

发生“用工荒”，不仅是个薪酬问题，还有劳动者作为社会人的体面和尊严问题，即使他们的要求并不高。

每逢年节，总会有“特别关爱”农民工的新闻见诸媒体，如某地、某企业包专机、专车送农民工返乡过年之类。但年节时日有限，“特别关爱”也非常态，能受益的农民工更是少数。在节日过后更多的平常日子里，在辛勤劳作中，农民工更期盼的是收入多一点、待遇好一点、权益更受保护、人格更受尊重，这些都是用工者和劳动管理部门应该认真对待并切实解决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生“用工荒”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它们往往因为市场订单变化更容易盲目裁员，一旦需要扩大生产，又由于缺乏人力储备而措手不及。企业发展需要长远目光，需要舍得花“本钱”培训和留住人才——包括熟练工和农民工。

善待员工，尊重员工，是打破“用工荒”的重要手段。

2011年02月15日消除乙肝歧视须更严格执法

要让公平就业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除了公民努力和社会教育，更需要严格执法和有力救济

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往往体现在对特殊人群的权利保障上。在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权利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存境遇，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然而，在“就业体检禁查乙肝”的禁令执行满一年之际，一则《2010国企乙肝歧视调查报告》的结果却令人感到遗憾：被调查的180家大型国企中，明确表示入职体检要进行乙肝检测的高达61.1%。

反歧视公益机构的这个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视角。消除乙肝歧视、促进求职者平等就业权利的实现，不仅是国家《就业促进法》、《传染病防治法》的题中之义，也是落实公民平等权利的必然要求，国企本应带头落实、做出表率。遗憾的是，高达六成的“违规率”表明，实践中乙肝人群的权利仍是整个社会“权利木桶”的一块“短板”。

在乙肝携带者的抗争、司法判例的助推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下，乙肝人群的权利得以进入立法视野，相关法规修正了对乙肝的歧视性规定。从“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到“用人单位强查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将被罚款1000元”，及至卫生部办公厅下发通知重申“一律不得提供乙肝项目检测”，书面上的反乙肝歧视堪称“大功告成”。上游法律对乙肝歧视作了宏观性矫正，下游政策作了具体的禁止乃至处罚性设定，只是这些以“意见”、“通知”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部委政令，虽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在执行上却缺乏足够的刚性，使得法律反乙肝歧视的威慑力、执行力不足，一些企业对“意见”可以听之任之，对“通知”可以充耳不闻。

其实，纵观整个就业领域的歧视现象，不独是乙肝病毒携带问题，其他诸如户籍、性别、身高、外貌、地域乃至酒量、属相、血型、姓氏等，之所以成为横亘在求职者面前的一道鸿沟，并非法律上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关键是法律层面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威慑力、执行力不足，即便是国家部委及地方政府“三令五申”下发意见和通知，也不足以改变用人单位的习惯性认知，无法树立起反歧视执法的应有权威。消除乙肝等就业歧视，必须祭起法律利剑。调查显示，30.02%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就业歧视虽然可以避免，但却没人管;而遭到就业歧视后，67.03%的受访者选择无奈接受。以乙肝歧视为例，如此大面积的国企违规，缘何未见有执法单位“利剑出鞘”?从中不难发觉当前反歧视执法上的缺失，以及维权渠道的不畅。在我国劳资双方实力悬殊的背景下，求职者的权利如果缺乏严格的执法保障和救济渠道，就只会造成遭遇歧视者忍气吞声的境况。

因此，要让公平就业的理念成为社会共识，除了公民努力和社会教育，更需要严格执法和有力救济。对一些有禁不止的企业而言，只有提高违法成本，严格纠查惩治，法律和社会保障平等权利的良好初衷才不致在实践中被悬置。

2011年02月16日吃空饷背后的“失守”

制度永远是靠人来执行的，当腐败现象发生之际，谁来捍卫公共利益?

吃空饷，这个似乎被封存于历史记忆中的词儿，近来忽然红火。先有福建龙岩吃了9年空饷的“最牛公务员”，继而又冒出湖南永州教职员工大面积吃空饷的奇闻。

让人拍案惊奇的还在于，对于吃空饷这种明显的违纪违法行为，当事诸方不以为耻，反而振振有词：“空饷吃的是地方财政，不是国家财政，关你记者什么事?”

从记者调查看，吃空饷现象，在永州的一些县，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职教师碍于同事情面，不好举报;校长们利益攸关，或涉内幕交易，捂住不报;离职教师吃到空饷的甜头，能瞒则瞒;教育主管部门偶有查处，但念及部分空饷或贴补了教育经费，也眼开眼闭„„

于是，管理部门与学校、校长与教师，由此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皆大欢喜。

但是，可怕就可怕在这份皆大欢喜，它导致了这种违纪违法行为的长时间放任。更可怕的是，它还发生在教书育人的学校，试问，这些导演、纵容、默许了吃空饷行为的教育工作者，会怎样教育他们的学生?如果，这种违纪违法行为的链条中，哪怕只有一个节点，基于正义或只是恪尽职守而坚决断裂——比如，发放空饷的财务人员能严守财经纪律，吃空饷的教师能良心发现，甚至只是某个了解真相的局外人，能勇敢或坚决地举手说“不”，整个吃空饷事件也不会运作得如此天衣无缝、顺理成章。

短短数日，记者的调查便使触目惊心的吃空饷利益链条浮出水面。可见，如果真下决心，查处这一“公开的秘密”本应易如反掌。然而，涉及吃空饷的每一个人都配合默契，查处环节则醒目地高举轻放。有人呼吁完善监管机制。是的，但凡出现营私舞弊之类的腐败，我们总是习以为常地往体制机制的漏洞上去想。然而，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已经不能说不严密，要办成一件事，需要过的关、盖的章也已不少——怎么还是堵不住、防不了类似吃空饷这样极其醒目的漏洞呢?

制度永远是靠人来执行的，如果连为人师表者也失去了最起码的道德感和廉耻心，我们的社会良心便将面临退无可退的境地。

那句“关你记者什么事”的诘问，给我们极大的警示：当腐败现象发生之际，谁来捍卫公共利益?答案或许是——社会中的每一位民众。

2011年02月17日尘肺病背后还有什么在艰难呼吸

唯有强力问责，并对制度及时纠正补漏，才能最大程度地构建一条正义通道，避免悲剧的重演甘肃古浪县上百人患有尘肺病，其中已有多人死亡，但因大部分缺少用工证据，一直维权未果。健康人可能无法体会，被尘肺蒙胸之后的艰难呼吸，是怎样的痛苦感受，但梳理这些尘肺病患者遭遇的种种，却不难感受到他们的生存困境——打工时，粉尘浓度严重超标无人过问，仅有的一次性口罩一用就是几个月，着实可怜;被雇佣时，绝大多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忍气吞声;离开时，所有暂住证、合同等证据都被老板搜走，无可奈何;病发后，老板以没有务工证明为借口拒绝赔偿，欲哭无泪;求助时，有关部门又以证据不足之名不给撑腰，甚至辩称“找不到老板”，推诿卸责;舆论愤然时，无论是未尽劳动保障责任的矿主，还是疏于监管的有关行政部门，都无人为此承担责任，让人心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患尘肺也非一日之伤。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一连串的缺位、失守，才导致了逃离贫穷的梦想，最后演变成与死亡赛跑的悲凉。

更要紧的是，这绝不是孤立的个案，这种无助代表了不少基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根据卫生部2009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无法治愈的尘肺病，占当年职业病总例数的79.96%，是我国患者人数最多的一种职业病;而相当多数的患者，出现在中小型企业。因为“制度不完善”，屡屡维权艰难，昔日河南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就已经验出过制度之失。遗憾的是，这一案例最终也只是被作为极端个案来对待，未能举一反三。

此番甘肃古浪的“制度尘肺”再次发作的背后，是用工制度的漏洞、普通劳动者权利羸弱、应有的监管形同虚设„„这里既有劳动者尊严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民生困境能否改善的问题。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过度透支了“人口红利”，以“中国人多”、“不愁雇不上人”为借口，纵容了一些不良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这种透支是不道德的。不管是从社会伦理，还是从劳动尊严的角度，都需要补上这块制度“短板”，改善劳动者的境况。

据报道，古浪当地政府已为每个有尘肺患者的家庭办理了低保，并着手建立应急救助基金实施救助，这是最起码的努力。但在这类问题上，有关部门显然不能仅仅扮演事后慈善机构的角色。违法用工、违规施工、逃避责任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执法是如何懈怠的，企业违法成本又是如何降低的，都有谁该为这些尘肺病患者承担责任?唯有强力问责，并对制度及时纠正补漏，才能最大程度地构建一条正义通道，避免悲剧的重演;才能为更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劳动者，多撑起一片清新呼吸的空间。

2011年02月18日司法解释应传递法律的温度

人性化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体现，也应当通过解释体现

报载，广东东莞市某工厂的一名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因为抢救时间比《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48小时多出了一个多小时，劳保部门因此难以认定其为工伤。因关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而且很多人质疑该规定的合理性，此事引发了一些争议。

这条引发争议的规定原文是：“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个48小时，是指病发后抢救的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还是指病发至死亡在48小时之内呢?

立法文字上的模糊，给法律解释留下了空间。从目前的相关案件看，除了少数案例，各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基本上是以抢救时间不超过48小时来进行工伤认定的。既然工伤的规定是对工人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伤害进行赔偿，受伤原因、严重程度、身体状况的差异都会影响抢救的时间，那么就不应该从法律上规定统一的时间标准。

《工伤保险条例》中“视同工伤”的规定，是对典型工伤的补充，立法原意上是对劳动者进行更多的保护。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把“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也规定为工伤。最典型的则是职业病，即使不在工作时间病发，也规定为工伤。就上述案例而言，像脑溢血等疾病的抢救时间是因人而异的，发病的原因可能与患者的劳动强度相关，可能是职业病间接引发的，还可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把抢救时间限定在48小时之内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该条规定的立法初衷。类似情形，还有网上报道较多的“尘肺病”是否属于工伤以及如何证明职业病的问题等。

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和社会形势的变动，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瑕的法律，成文法的局限性必然会与成文法的优点相伴。法律解释是成文法法律适用的前提，为了更好地理解立法意图，对法律及其规范的含义作出解释是必要的。在现行体制中，行政法规的解释权属于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地方性法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权属于相应的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当出现类似的典型案件时，主管部门就可以启动法律解释工作。

法律解释的基本立场应当考虑立法的宗旨，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劳动法》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妇女儿童保护法》是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人性化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体现，也应当通过解释体现。通过法律解释，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立法漏洞，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精神，适时地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处理。

2011年02月23日让新生代农民工走进“春天”

如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和社会，是各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了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这是近年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关于“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的较完整的一份调查。它让那些“漂着的群体”的面孔逐渐清晰，让更多人看到了“春天”与这些身处社会最基层人群的距离，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中央与相关部门推动这一群体走向“春天”的决心。

1.5亿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0%。作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城市居民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但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关注、了解他们?如果不是一年一度的“讨薪潮”、“用工荒”，他们几乎很难进入大众媒体的视野。

今天，当他们通过这份调查报告，整体地站立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抑制不住的发展冲动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与父辈相比，他们受教育的时间长，外出务工是为了寻找自我发展机会;他们劳动合同签订率有所增长，维权意识更强;他们频繁跳槽，希望融入城市和社会，渴望认同，追求梦想。

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农民工仍显尴尬的身份处境和需要重视的生存状况。与父辈一样，他们至今依旧游走在城市与农村的边缘，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工作稳定性差、劳动合同不规范、社会保障水平偏低、职业安全隐患较多等处境。大多数人的职业命运，依然是在高强度的低端产业岗位上卖苦力。

过去30年中，农民工经历了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第一代”到“新生代”和“第二代”，从“暂住”到“常住”或“居住”的实质性转变，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去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传递出中央对这一群体的高度关注。然而，作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阶段性矛盾，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善，是一个艰巨、长期的工程，不仅需要制度关怀，还需要从政府、社会、市民层面，包括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进行全方位调适。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缺少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缺少融入城市的能力，是他们面临的现实。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公平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与社会，追求幸福人生——这，是我们从这份调查报告中读到的责任，也是各地政府和社会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

过去一年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曾以各种方式，比如“旭日阳刚”吟唱《春天里》，向这个社会宣告他们的存在。今天，又一年春天来临之际，希望这份沉甸甸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成为一个推手，推动政府进一步研究创新社会管理方式，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他们早一天走进“春天里”。

2011年02月24日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素养

公众素养是科技发展的土壤。离开了这个群众基础，即使我们能够实现“上天入地”，也很难持续不断地推动创新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语境中，科学素养作为一项基本公民素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应该引发我们足够的深思。

公民科学素养可以从三个方面衡量：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持积极态度。但是否就必然意味着科学素养的提高?

这让人想到过去的一年里，那些备受关注的科学话题：从“吃绿豆能治百病”的张悟本神话、道长李一的“盖世神功”，到媒体炒作“地球遭遇千年极寒”、“世界末日将来临”，再到“引渤入疆”让新疆变江南、禁止添加面粉增白剂等争议„„面对其中一些明显的科学谬误，很多人不加质疑地相信、追捧、盲从，媒体不加选择地跟进、扩大、炒作。

在专业层面，我国已是科技论文和专利数量的“创造大国”，但以衡量质量的论文引用率和国际专利来看，远谈不上“创新大国”。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的60%—80%存在很大差距。

公众层面的现象与专业层面的表现，看似相距甚远，实则紧密相连。不从事专业研究的社会公众固然不会参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创新，但实际上，公众素养是科技发展的土壤。离开了这个群众基础，即使我们凭借少数科技精英的努力能够实现“上天入地”，也很难持续不断地推动创新，真正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在经济高速发展、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如何与之同步?

一个公民是否具有科学素养，并不仅仅看他能否正确判断“声音是否只能在空气中传播”这样的科学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测试公众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看法，更考察公众对科学技术是否持怀疑态度，是否认为科学技术需要控制，期望科学技术解决哪些问题，希望所纳的税费使用于科学技术的哪些方面等。甚至还有国家专门测试公众对于媒体信息是否具有质疑精神和过滤功能。

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不仅应该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更需要强调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精神，理性认识科技应用到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具备学习、理解、表达、参与和决策科学事务的能力。

不久前，科技部公布了中国科技实力“清单”：中国科技投入年增20%，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基础研究取得多个“首次”或“第一”，部分领域比肩国际前沿。如果说，科技创新成果体现科技发展的“硬实力”，公民科学素养则是科技发展的“软实力”。而通过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激励科技创新、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我们任重道远。

2011年02月25日重塑商业伦理要让诚信增值

如果诚信的缺失与重建，确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成长中的痛苦”、“必须付出的代价”，消费者惟愿

这样的痛苦更少些、代价更小些

无论多么“痛苦、纠结和愤怒”，阿里巴巴公司自曝家丑的“欺诈门”，还是不仅造成内部人事更迭，更引发企业甚至行业的诚信危机。

近期，关于企业诚信问题的讨论，不止这一次。苹果公司供应商“毒倒”员工，家乐福、沃尔玛大玩“价签戏法”，再加上稍早时蒙牛和伊利“互泼脏水”，莫不显示出企业对诚信建设的忽视。

基于诚信订立契约，是各种市场行为的基础。市场经济本就是一种信用经济，诚信不仅是社会责任，更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必然选择。对市场主体而言，失去诚信，就失去了一种重要社会资本。少数厂家生产假葡萄酒，让素称“中国干红城”的河北昌黎受到质疑与冷遇，就是典型例证。

诚信的价值，来自降低机会成本的考量。与有诚信者交易，风险更小、麻烦更少，不仅能减少意外损失，还能提高效率。在电子商务领域，面临虚拟的购物过程，诚信更可谓核心竞争力。

然而，如果诚信不能带来预期收益，不能产生竞争中的正面效应，以营利为追求的企业，便会失去对它的兴趣与信仰。这也正是企业诚信屡屡出现问题的原因。

当前，诚信制度不完善、诚信文化尚薄弱，在找融资、争项目等方面，诚信并没有体现出直接的好处，相反其应有的价值在贬低。考量投资回报率、评估公司实力时，诚信也往往不是关键因素。屡见报端的各种商业贿赂等表明，人情与关系是一些企业更现实的选择。

诚信在市场竞争中的正面影响，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消费者虽可“用脚投票”，但在类似网上购物这样总量巨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中，走了这双脚会来另一双脚，对做“一锤子买卖”者，诚信也不是很有吸引力。

而且，企业总在标榜诚信，挂上知名商标，搞来专业认证。但从“假驰名商标”到“免检产品风波”，诚信标准的混乱，也使诚信本身贬值。更何况，对于失信的惩戒力度也远远不够。家乐福违规，每家门店罚50万元;宝洁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罚款20万元。对这些大型企业，无异九牛一毛。

重塑商业伦理，要让诚信“增值”。这不能仅靠企业道德和市场导向，更要靠制度促使企业自觉选择诚信体系。比如，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诚信的规定，出台支持企业诚信建设的法规政策。比如，推进信用评级业发展，加强信用评价体系建设。更重要的是，加强信用监管和失信惩戒力度，建立失信行为公示制、档案制、曝光制等，使那些因信用问题而致的企业“死亡”不再是特例。

对于“欺诈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这是“成长中的痛苦”，是“发展中必须付出的代价”。2011年02月28日交心赢得信任

只要敢于说真话，让群众看到政府的难处与做过的实事，一定会赢得群众的信任

新春刚过，全国两会在即，人们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中央领导同志走入基层，探问疾苦，与群众交心谈心，解释政策，鼓舞信心。

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山北乡，鼓励乡亲们继续弘扬老区光荣传统，把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总书记拿起鼓槌，擂响大鼓，与当地村民一起欢度新春。温家宝总理27日与网友对话，谈房价、谈户籍制度、谈农民工子弟教育及大学生毕业分配„„几乎涉及所有社会热点和民生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频下基层与群众谈心，已经成了一个习见的现象。作为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对话已经是第三年了。今年的对话中，他反复强调政府对解决现实问题的信心，并“请大家相信”。正如他最后所说的，其实，“交心、谈心比内容更重要”，“通过访谈了解群众的思想、意愿和要求，并且回答政府在想什么，政府已经实行了什么政策，政府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

这使我们想到，信任，是相互的，只有互信，才有和谐，才有合力，才有共同面对困难、面对未来的勇气和信心。战争年代面临的艰难困苦，远远超过今天，最后，依靠人民群众的信任与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胜利。这份珍贵的信任，今天依然是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和精神财富。

然而，有的人与百姓渐行渐远，中间隔着厚厚的一道墙，百姓连见官员一面都极其困难，遑论交心谈心与互信互谅?可以这么说，在有的地方，群众不信任政府，那里的干部往往也不信任群众。百姓听不到他们交心的话，看不到真实的情况，久而久之，失去了信任感。

中国的百姓善良而宽容。只要敢于说真话，让群众看到政府的难处与做过的实事，一定会赢得群众的信任。像总书记、总理这样走到民众中间，坦诚交心，不仅能了解真实的民情民意，也能赢得百姓的尊敬和信任。

无论是地方两会还是全国两会，都是密切联系群众、争取人民信任、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极好机会。各地党政领导不妨自问，是不是也能这样走入民间，倾听民意，关注民生?有没有自信让当地“十二五”的规划通过代表委员以及人民群众的严格审视?

第6篇：2017年10月高考作文时评

9“追赶藏羚羊”被罚并不冤，也非小题大做

10月8日晚，西藏自治区林业厅通过官方网站公布“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一事处理结果，7名涉事人员各自被罚15000元，共计105000元。(10月9日《北京青年报》) 事情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西藏自治区林业厅依法对7名涉事人每人处以15000元罚款，共计105000元。对于这样的处罚，也许当事人会觉得冤枉和委屈，不就是追赶藏羚羊吗，又没给其造成伤害，认为管理部门是在小题大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事人认为不应该罚或处罚太重，而追逐藏羚羊也只是为了拍照，并没有网传的碾压、碰撞情节，也没有因此导致藏羚羊死亡。

事实上，这样的罚款一点也不多。在保护区内，驱车追赶藏羚羊是一种极其恶劣的事件。未经批准离开公路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所以说，“追赶藏羚羊”被罚并不冤，并非是小题大做。

也有人会说，这样的处罚与舆论期待有出入。其实不然。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具体到该违法事件的处置上，只有依法依规才能让违法违规者信服。经过调查核实，起初网传的“越野车疯狂追逐碾压”和“致多只藏羚羊受伤死亡”，都被证实与真实情形存在出入，这样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罚决定，没毛病。

不与野生动物近距离和亲密接触，不仅是一个常识，也是国家相关部门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早在2015年，国家林业局就曾发出通知，严禁游客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特别是对藏羚羊这类天性胆小，受到惊扰后可能出现强烈应急反应进而造成心肺功能衰竭的物种来说，避免惊扰更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不要打扰动物，让动物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存。人类一旦侵入它们的栖息地，哪怕没有在肉体上给动物带来伤害，也会给动物带来精神上的侵扰。自然保护区既然冠以“自然”二字，便意味着是要尊重动物的野性、自由和习性。

作者：丁恒情

10玻璃栈道碎裂特效有必要吗?

国庆期间，位于河北邯郸东太行景区玻璃栈道碎裂的技术特效吓倒游客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友在感兴趣的同时也产生担忧。有网友表示“会不会把游客吓得翻围栏?”也有网友表示，从视频看，玻璃碎裂的效果几乎可以假乱真，“如果真的碎了，游客不知道怎么办?”(10月10日《深圳都市报》)

如果单纯从技术效果上来看，该景区玻璃栈道碎裂的技术特效无疑是十分成功的，游客被吓得连连倒退，颤颤巍巍跌倒在地，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旅游毕竟不是拍戏，把这样的特效技术用在景区是否合适，却是一个值得好好讨论的话题。因为景区玻璃栈道碎裂的效果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所以有网友不无担忧地表示，如果某一天玻璃栈道真的碎了，游客却以为是特效，岂不是很危险。

客观而言，这样的担心倒没有太大的必要，毕竟不管是景区还是国家有关部门，对这样的玻璃栈道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和安全要求，用景区管理方的话说，景区每天都会安排专门的检测维修人员对玻璃栈道进行检测，一旦发现玻璃真的存在碎裂的情况，就会及时关闭景点更换玻璃，直到通过安全检查后才继续开放。

但是这样只能保证没有特效的玻璃栈道的安全，而对于具有特殊效果的玻璃栈道，却未必如此。原因在于，对于成千上万的游客来说，他们的心理、身体情况各不相同，有些还罹患心脏疾病、高血压疾病等等，一旦在这种足以以假乱真的特效面前受到过度惊吓，很难说不引发意外情况。更有网友表示，如果有游客在特效面前真的以为脚下的玻璃会碎裂，为了保命而选择翻阅栏杆，岂不是危险?这显然不是杞人忧天，就像发生火灾的时候，很多人选择跳楼，却最终殒命是一个道理。

所以说，景区不能为了所谓的效果而牺牲安全，或者说为了增强项目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人为制造安全隐患。最近几年国内高空玻璃栈道格外盛行，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利用自己所拥有的陡峭山峦、悬崖峭壁等等来建设和打造自己的玻璃栈道，也确实成了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和卖点。本来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安全显然还是要被置于一个更高的位置才行，既然从朋友圈热传的视频可以看到，多数游客通过这样的玻璃栈道已经感受到了足够的惊险和刺激，那为什么还要在玻璃栈道上营造所谓的碎裂特效呢?这是不是一种画蛇添足，过犹不及呢?

更进一步说，现在全国拥有玻璃栈道的景区没有发生安全事故，当然值得高兴，但是一旦真的发生安全事故，那么将对全国所有拥有玻璃栈道的景区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对此，我们不得不防。(苑广阔)

11变味的网络投票当休矣

如今在微信朋友圈存在大量的投票链接，其中一部分更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投票。有的家庭则走捷径，通过刷票公司、买票等操作让孩子的票数高高在上。朋友圈投票开始变成一门“生意”，攀比之风也随之滋生，有的家长为买票甚至花上数千元。到最后，所谓的投票变成了“烧钱游戏”。(10月9日《新京报》)

乍一看，现在的网络投票不仅比过去那种现场投票更加高效、便捷，而且收集到的民意也更全面、更广泛。然而事实并非这般简单美好。殊不知随着各种网络评选投票活动的泛滥，作弊、刷票、改票、买票等弄虚作假问题也随之而来，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时下，一方面，五花八门的网络拉票现象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充斥着人们的朋友圈、好友群，令人不胜其扰，这似乎成为人们公认朋友圈一大“公害”和“恶俗”。而本来人人平等的网络投票活动由此也完全“变味”，成了拼爹拼妈拼人脉的“角力”，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公正性、客观性。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网络投票活动，甚至催生了完整的“生意链”。很多情况下，光靠人工点投、拉票是不够的。因为出现了职业的刷票公司、刷票APP，只要愿意付钱，不管这次投票有“限手机限IP限设备”抑或限频率、限地区等什么技术限制、人工筛查，人家都能破解，因为他们不光有技术手段，还有众多真实的“刷子”，实在不行就人工“笨投”。

不仅如此，据报道现在要想获得高票，不光可以偷偷请刷票公司，绞尽脑汁去破各种技术、规则限制，还可以光明正大的花钱直接“买票”。因为在一些投票链接中，公然出现了“礼物加票”功能，按照礼物价值高低，每个礼物均对应不同的票数，只要花钱购买，除了能获得礼物，还能或得相应的票数增量。

至此，很多网络投票完全变异，投票变成了“投钱”，“全民普选”沦落为拼人脉、靠关系和刷票造假、买票拼钱。这已经完全与网络投票、民主公开的精神背道而驰。不但严重破坏了活动的公正性，大大降低了票选结果的真实性，更纵容了各种造假牟利、操纵评选行为，滋生了新型“投票腐败”，助长了社会浮躁、攀比和功利之风，必须坚决遏止。

对于这种与网络共生的刷票歪风，就如同屡禁不止的刷好评、刷信誉、刷关注等网络造假问题一样，除了要不断完善投票机制，改进防范手段，及时堵塞各种“后门”漏洞，最大限度识别、筛除各类“黑选票”以外，更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结合现实危害性，对各种过度拉票、违规刷票、黑客改票特别是严重扰乱网络投票秩序的职业刷票行为进行合理定性，提升违法成本和震慑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和处罚办法，双管齐下进行综合治理。(徐建谈)

12具有碎裂特效的玻璃栈道存在安全隐患

国庆期间，位于河北邯郸东太行景区玻璃栈道碎裂的技术特效吓倒游客的视频在网上热传。网友在感兴趣的同时也产生担忧：万一把游客吓得做出过激的应急反应怎么办?万一玻璃栈道真的碎了，游客仍是以为特效发生安全问题怎么办?(10月9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有过游客经历的人，想必对景区玻璃栈道不会陌生，没有一定胆量的人，那肯定是不敢前去尝试。然，像河北邯郸东太行景区具有碎裂技术特效的玻璃栈道，那就更容易让游客望而止步了。

外出旅游，人们图的就是心情愉悦，玩得开心。在心理和身体条件都许可的情况下，适当玩些带刺激的项目本也无可厚非。可现在问题是，河北邯郸东太行景区这个具有破裂技术特效的玻璃栈道，实在是让人有些猝不及防。很多游客在心理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遇惊恐万分，甚至还有游客被当场吓倒，这实在是玩过了火。

也许，景区对此也有自己的种种辩解，或是对游客已做过善意提醒。但是，在游客相对集中，又相对爆棚的情景下，又有多少游客能放慢脚步，来细读景区的游客须知呢?在众多游客的认知里，所谓景区玻璃栈道都应该是大同小异。所以说，很多游客都会不假思索进入玻璃栈道，寻求刺激和快乐。 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景区的玻璃栈道却有着与众不同，是带有积极挑战性的“特效”玻璃栈道，假如游客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那是绝对没胆量越雷池一步。也正如此，才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了“特效”玻璃栈道，并被当场吓倒。

笔者认为，有“特效”的玻璃栈道真没必要。首先这样的玻璃栈道，不适合大众游客，尤其是对年老体弱，或是有心脏病等人群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潜在的危害。比如，有这些疾病患者在不知情时上了“特效”玻璃栈道，突然被吓倒，一旦导致病情复发，岂不是乐极生悲? 其次有“特效”的玻璃栈道难道真就安全万无一失吗?假如遇到突发事件，我们又能如何为游客人身安全做好进一步保障呢?要知道，在人命关天的安全上，我们从来都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

此外，有“特效”的玻璃栈道吓倒游客，非但不能给景区来好名声，反而还说明我们景区在为游客细致周到的服务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亟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作者：张维

13大学生回乡当农民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

老家在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客坊乡里源村的90后小伙陈健，大学学医、父母期待他成为一名医生。但毕业后，陈健瞒着父母回到村里经营果园，又变回了农民。父母知道他弃医从农后，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这么累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来?”面对质疑，陈健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2017年销售额超过200万元，十几家农业合作社找他合作。(澎湃新闻 10月7日) 接受大学教育，在城市里拥有一份光鲜的工作，是无数农民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但现实中，如同陈健这般，大学毕业后回归农村当农民类似选择的不在少数。有回到农村搞养殖的，有利用微信创业最终成立互联网公司的，还有北大法学硕士毕业卖米粉的。大学生个性化的就业选择，引发了公众对人才发展走向的讨论。

其实现在的大学生流向也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区、某个行业，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在城市人才竞争激烈、消费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一部分大学生从城市回到农村，实现人才分流，不仅仅是大学生就业的个性选择，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预见的是，城市大学生反哺农村发展，助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逻辑必然。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大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才让这样的“反哺”变得更有计划性和智慧优势，也更容易成功。大学生利用自身的学历优势、经历优势、互联网背景、交集圈等种种利好，将这种个体性的自发创业整合成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市场化拓展，其集约型密集型更显著。比如采用“公司+农户”和自动化灌溉的华阴创业大学生刘鹏涛，比如建设家庭电站实现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株洲大学生李游。他们要么结合了专业优势，要么契合了时代发展趋势。假如不是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些优势从何而来?从这种意义上看，大学生回乡创业，也是一种人尽其才的体现。 当前的农村，正热切地渴望着拥有新技术、懂得互联网、观念大胆思想新奇的各类人才。通过大学生这类群体，让城市与农村搭建一条信息共享、发展共享、观念共享的新渠道，让改革创新的红利助推农村面貌脱胎换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发光发热的舞台，更为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归根结底，大学生在哪里工作，具体做什么，无论是卖猪肉、卖米粉、种果树，都是他们的自由选择。只要遵纪守法，这样的就业选择就应该支持。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学生只要从事的职业有利于人民、合规合法，我们就应该宽容理性地看待。

作者：汪东旭

14千万富翁回乡扶贫，有哪些经验值得学习

蒋乙嘉，遂宁市蓬溪县拱市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他担任村支书之前，曾是身家千万的企业家，手里拥有数家公司，2007年8月，他回到穷乡僻壤的拱市村，个人先后出资1600余万元，完善村里基础设施、发展产业。(10月8日《华西都市报》) 一个千万富翁毅然选择穷乡僻壤应该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蒋乙嘉不是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田园的淳朴，而是为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完成自己心中的梦想。这样的人在基层干部中必然会成为一股清流，也必然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那么在这位富翁身上到底有多少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呢? 首先是作为共产党员永远坚守的理想信念。蒋乙嘉在最开始回乡改造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人觉得他是个傻子。然而，他并没有过多的解释，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慢慢和老百姓打成一片。10年来，无论是招生引资，还是改变老百姓传统的生存模式，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在一次次困难面前，蒋乙嘉从来没有改变过，更没有放弃过。他心中那坚定的理想信念一直支撑着自己，哪怕是生病了也要亲力亲为。这是一个党员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需要我们发扬光大。

其次是作为商人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魄力。蒋乙嘉是个有故事的人，能够成为千万富翁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对于商机的把握肯定高于常人，而且他的经商头脑自然也不一般。虽然国家倡导先富带后富，但是如何去带呢?可能有人觉得蒋乙嘉有钱，所以才能干什么都成功。但是，蒋乙嘉并没有简单的把自己的钱分给大家，而是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大家富裕起来，让老百姓有尊严的富起来。他招生引资，他改善产业布局，每一个动作的背后都透露着高智慧。这种扶贫理念值得学习。

此外就是不怕吃亏走在人前的担当意识。俗话说财大气粗，可是一个千万富翁却丝毫没有任何架子。而是安安分分的当村支书，当好带头人。要引入新的思想、新的方式，必然需要有人示范。毕竟老百姓对新事物的接受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需要村干部及时站出来，拿出自己的责任担当，敢为人先。这也是作为基层干部必备的素质。 蒋乙嘉成功了。可能更多的人关注点依然是“千万富翁”，可是当他选择回乡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份就改变了，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村干部，就是扶贫路上不辞辛苦为老百姓付出的基层干部。他的成功不是偶然，更跟他的身家无关。我们要把关注点放在这个人身上。他的理想信念，他的有勇有谋，他的责任担当，都是我们值得学习，值得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作者：郭静

15中秋佳节只有“寄月饼托相思”还不够

"皎皎中秋月，点点思乡情”，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不少市民为亲朋好友邮寄月饼传递思念。有报道说，南航广州始发国内航班最近这段时间每天运输月饼近75吨，主要目的地为北京、上海、杭州、南昌、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见10月2日的中新网)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个国庆和中秋双节到来之际，想必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早已谋划好了自己双节里的日程安排，有人携家带口回老家陪爸妈团聚;有人因工作或其他原因走不开，只好通过邮寄月饼的方式，寄托自己对家乡和父母长辈的思念之情。

不可否认，越是在节假日期间，越能勾起人们对家乡和对亲人无尽的思念之情。然，丰富的情感，有时也敌不过衣锦还乡的排场;有人在外面赚得盆满钵满，自然能够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携家带口回家去了。这样父母高兴，自己脸上有光彩自不必说。

可是，对我们每个出门在外的人，并不是人人都能如愿以偿，在外面混得有头有面，位居社会底层的人还是占据多数。因为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甚至近乎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中间不能给爸妈和亲人带来惊喜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虽说我们有时也尽力了、打拼了，但人生的道路并不是想象中那么一帆风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坎坎坷坷，我们也没必要与之较劲。要相信，风雨过后方能见彩虹。

所以，笔者认为，身在他乡打拼的游子，不论事业、家庭经营的如何，都应当找点时间、找点空闲，回家与爸妈过个团团圆圆的中秋佳节。从情感上讲，父母并不在乎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只要家庭和和睦睦、平平安安，这才是老人们最大的心愿。尤其是在当前交通快速发展和便捷的情况下，我们为人子女们就更不能以路程远、工作忙为借口，而拒绝与家人团聚了。

由此，笔者认为，我们身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们，只有“奇月饼托相思”还不够，还必须放下思想包袱，轻松愉快地回到父母身边，与老人说说心里话，谈谈工作上的事。这样既能了却父母长辈们为子女们的担心，又能合乎老人心愿，儿孙绕膝过一个欢快的中秋佳节，这是一个多么幸福和快乐的事啊!

作者：张维

16“景区一元农家面”品出几多味道? 正处在“国庆长假”期间的河南洛阳老君山推出的“一元无人售卖农家面”摊点成为该景区当日最抢眼的“景观”：上千名游客排成数百米的长龙，争购一元农家面。记者看到，在老君山中天门广场的“无人售卖农家面”摊点一旁的提示牌上写着“1元午餐，无人值守，自觉投币，自助找零”。午餐的内容是，一碗当地的特色小吃糁汤面条，外加一个煎蛋，售价一元。(10月7日澎湃新闻)

一碗面条，一个煎蛋，仅售一元。这对于其他景区来说，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无人收钱，无人找零，却一分钱也没有少，这在一些人看来也是很稀奇的事情。而这样的“景区一元农家面”就实实在在的摆在了游客的面前。“景区一元农家面”让我们品出了几多味道?

品出的是文明的味道。虽然等候就餐的人很多，有的时候会有1000多个人在排队，但是，这里是依然是秩序井然。游客们都规规矩矩的排队，文明礼貌的就餐。文明出游的素养也就呈现出来了。很多景区都在感叹游客不文明，从“景区一元农家面”现场，我们看到的却是文明素质的提升。文明出游的时候，最能体现人们的素养。这种文明素质的提升值得珍惜和传播。

品出的是诚信的味道。虽然是自助取餐，虽然是自助找零，但是景区管理部门的统计表明，每天收到的钱款和销售的账单都是能对上账的，没有因为无人管理而导致钱款的流失。“景区一元农家面”飘散着诚信的味道。这种诚信的味道又是互动式样的，餐饮经营者相信游客的自觉，游客又对餐饮经营单位的信任回报以诚信。这让我们看到了诚信本位的回归和诚信的美好，互相信任是最美的。

品出的是物价的味道。一碗面条，一个煎蛋，加起来才是一元钱，这样的价格在其他景区是不可能的事情。有人觉得这是赔本赚吆喝，一元钱已经不值得一提，根本就不可能赚钱。而这家景区的有关人员却回应说，“一元农家面”虽然赚钱不多，但绝非是赔本买卖，还是有利可图的。在很多景区都以“特殊地方物价走高属于正常情况”打造“价格特区”的时候，这样的作为让我们感动。这说明一点，景区物价走高并非是不能逆转的。封闭空间不是让物价自由飞翔的理由。

品出的是智慧的味道。即便“一元农家面”赚钱不多，可是这也不会是赔本的买卖。一碗面条低微的售价，其实是服务意识的觉醒，游客会因为“一元农家面”而对景区，而对这个地方，而对这里的服务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最好的口碑经济，与那些宰人的景区相比，这就是最好的广告宣传，自然就会因为口碑好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你说这是赔了还是赚了呢?这实际上是经营智慧。

“景区一元农家面”品出几多味道?其他骄傲的景区不妨一起反思。(郭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