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经济学论文

超经济学应对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压力的基本策略是:建立双层货币制度,增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增加货币政策操作工具。首先,利用货币制度变迁增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女性经济学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女性经济学论文 篇1：

日本的女性经济学

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这个新造词汇取自于Women和Economy两个词。和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一样，都是写在日本政治词典里的重要词汇。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让女性多花钱消费刺激经济复苏?显然不是。简单来说，它是让原本安于相夫教子的大部分日本女性重新进入职场，为日本颓废的经济带来活力。

众所周知，由于文化和政策等原因，日本女性的职业化一直处于困境当中，多数女性在结婚后选择或被迫回归家庭。

1999年，高盛分析师凯蒂·松井就引出了“女性经济学”的概念，十五年后，松井的“女性经济学”成为安倍经济政策的关键内容之一。2010年，高盛发表了一份名为“女人经济学3.0：即刻行动”的报告。

报告显示，有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15%，即让更多的日本妇女开始工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来多次表示，日本女性劳动力是一种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他决心鼓励女性打破就业的“玻璃天花板”。

安倍的一支箭

从表面上看，日本的数据并没有那么糟糕。2014年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6%，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于意大利，但落后于英国、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日本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仅5年前该数字还只有63.1%。

更关键的是，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与其男性劳动参与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为84.9%，几乎为世界最高。这一巨大差距的才是问题所在。一些人声称，除非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位列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经济还将继续陷于困境。

在安倍晋三旨在让日本经济摆脱停滞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计划中，这个问题被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职场，被视为日本首相为提振日本增长的多支“箭”中的一支。过去几年里，近100万日本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大军。

但高盛首席日本策略分析师凯蒂·松井表示，2012年12月当选的安倍政府幸运地赶上了好时机。“统计表明安倍经济学创造了数十万新工作机会，但其中许多只是兼职工作。由于日本的人力资源几近耗尽，女性正在满足经济需求。”

批评者认为，挑战不仅在于要为女性创造更多机会，还在于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职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员工往往工作时长最长，而且生产效率也属于最低之列。

理论上，日本国会近日通过的一项女性赋权法案应该会使转变加快。雇员超过300人的企业将被敦促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但这并非强制性规定，对于那些没有达成目标的企业也不会进行正式惩罚——这一弱点致使一些人认为这不过是粉饰门面。

安倍为日本设定了目标，到2020年、东京举办奥运会时，实现“女性领导在日本社会不同领域占比达30%”。这个目标其实是野心勃勃的。2013年，日本议会众议院中的女性议员仅有8%;而同年德国女性议员比例为37%。2011年，日本女性经理的比例仅为10.6%，远低于英国同年35.7%的比例(而英国本身也因比例低而遭受指责)。

安倍正忙着让公众相信日本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他决定把所谓的“女性经济学”作为实现增长的关键之一，这使他不得不触动日本的一些既得利益。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鉴于其他促进增长的政策效果不佳，安倍别无选择。

一些人甚至对安倍这一倡议的诚意产生质疑。过去60年，安倍所属的保守派执政党自民党执政了55年，本可以早些解决这个问题。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学者认为，每当一部分自民党领导层试图使用“平等”一词时，党内另一部分更为反动的成员便会推动该词的停用。

政治推动力

安倍手下负责女性赋权的大臣有村治子称，这方面的发展劲头日益高涨，新法律也是日本政府意识到该问题紧迫性的证明。

“自民党曾经是家庭主妇的捍卫者。如今它为了职场女性摇旗呐喊。过去，女性赋权曾经是一个关于道德和人权的问题。现在它已经成了安倍经济学增长计划的关键策略，”有村称。

高盛预计，缩小日本就业中性别差距——将女性就业参与率提高至80%——的影响，可能会使日本的经济产出提高13%。

虽然让更多女性加入董事会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但简单的人口统计学数据表明，日企将被迫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到2060年，日本老年人的比例将达到40%。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一些人指责安倍以一个无论如何都将出现的趋势来邀功。

里昂证券的策略师尼古拉斯·史密斯也指出，在日本，女性在经济衰退时期会出去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会随之上升。

这并不是人口特征和女性经济学发生重叠的唯一地方;有人主张，日本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每位育龄妇女平均只生育1.4个孩子——就是数百万女性感受到束缚的最明显征兆。

“女性看到这种情况，就算想要孩子，也会选择不要，”东京上智大学的政治学者三浦说，“在我看来，除了宣称低生育率就是因为年轻女性‘自私’以外，日本政府从未对低生育率进行过任何理性分析。”

女性晋升前景惨淡，她们除了少数女性首席执行官以外没有榜样，另外，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日本女性多年来一直告诉自己，她们不想升任高层职位。

未来走向?

有村治子谨慎地反复提及，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自豪。“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创建这样一个社会——女性不必因选择不工作而有负罪感，而那些职业女性也不会因把孩子交给别人带而感到内疚，”她说。政府调查表明，30%的年轻女性主动希望成为家庭主妇。“我们需要尊重她们的选择。”

这位大臣热衷于引导辩论中的争斗，以防这些辩论造成太多分歧。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女性经济学辩论与关于移民增加的辩论重叠的部分，移民问题是安倍政府的敏感话题。当被问及涌入的移民担当保姆或者护士是否能帮助日本女性返回职场时，有村治子称这种办法“不是万能的”。

她表示，日本男性和该国企业面临的改变，和女性员工需要做出的转变一样重要。正如一些展开女性经济学辩论的人所说，日本的国家存亡，将取决于是否要直截了当地承认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程度。巨大的男女薪酬差距(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列第三)依然存在，阻碍已婚女性工作的税收扭曲也依然如故。

最难转变的是依据员工的工作时长、忠诚度和年龄来评价员工的倾向。“你如何衡量人们，人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村表示，“要向女性赋权，我们就必须改变我们衡量工作表现的方式。衡量方式必须是基于生产效率，而非工作时长的。必须将老板帮助员工取得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情况，作为评价老板业绩的一项标准。”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Reika Omura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年前，她在劝诱下辞掉了信用卡公司的工作，现在在横滨的一个加油站工作，她表示需要做出的改变其实比这更简单。

“他们试图用一种听起来很科学的方式谈论如何衡量工作表现，”她说，“根本上，日本女性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男性和太多女性，都认为女性是(装饰用的)花，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来建造东西的)树。”

女性经济学论文 篇2：

“女性经济学”拯救日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召开内阁会议，射出经济改革的所谓“第三支箭”，重磅推出“女性经济学”，意在提高女性在企业中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增加日本劳动力数量，进而帮助经济复苏。

安倍要求经济界协助推进政府提出的“女性经济学”方针。

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2020年以前，把女性在企业管理层所占比例由2013年的7.5%提升至30%;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公开女性高管比例;在2017年之前，新增40万个负责照看孩子的处所，新增可照看1万名学龄儿童的课后托管项目，以保障女性全天候投入工作。

安倍同时承诺，将考虑改革现行税收和养老金制度，使全天候工作女性的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相关数据显示，如果日本女性走向社会，将带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3%。摘自《春城晚报》

女性经济学论文 篇3：

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折射出什么

6月24日，被称为拥有“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终于射出：政府正式公布《日本复兴战略》报告，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改革措施。其中，提出了激发女性创造力的具体数值目标：到2020年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层女性比例达到30%以上。为此，安倍向经济界提出要求，希望各上市公司设定自主行动计划，积极起用女性管理人员，并在其年度报告中义务公开女性管理人员的比例。作为配套措施，政府将实施育儿设施扩大计划：在今年年底将保育设施(幼儿园等)规模增至20万人，到2017年增至40万人。这便是所谓的安倍“女性经济学”。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在“失去的二十年”期间，老龄化、妇女生育率降低等导致其人口减少并不断缩小着日本的劳动力供应量。截至2013年10月，日本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已跌破八千万大关，是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虽然就业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占42%)，与欧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201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日本非正规就业者(计时工、派遣员工、自由职业者等)中超过70%是女性;女性就业人员中，非正规就业者的比例高达58%，创历史新高。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女性经济学”的目的便在于将这些尚有供给潜力的女性劳动力引进市场，充分释放本国的潜在劳动力，缓解老龄化、少子化的压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激发女性创造力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女性就业与结婚生子——出入劳动力市场与家庭之间

长期以来，北欧国家女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比率一直较高，与男性就业率差别甚小;加拿大和美国的女性就业率在60%左右，较本国男性略低。各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女性的就业率长期低于50%。

在日本经济中，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的劳动力一直被视为“经济的调节阀”和“家庭经济的辅助劳动力”。因为已婚妇女多从事计时工作，较正规就业者，他们更加灵活地出入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好、市场需要更多劳动力时，她们便就业或提供较多劳动时间;反之，经济低迷时，她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这一模式在日本城市化不断发展、劳动力不断向大城市集中、婚后不与父母同居的小家庭不断增加的上世纪60年代，即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时期逐渐形成。在当时的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是最常见的家庭模式。

女性就业受婚姻、生育以及育儿的影响很大。如右页图片所示，各国女性不同年龄段的就业比率中，日、韩两国不同年龄的女性劳动力比率呈明显的M型，即25至34岁女性中断就业的较多，说明这两国女性因结婚生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高。长期以来，这已成为日本25至34岁女性就业的明显特征。

其实，即使是美国、瑞典等当今女性就业大国，在上世纪60年代，其30岁前后的女性就业比率也曾低迷过。之后，各国通过完善法律、改革税制等措施以更利于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家庭，进而推动女性积极就业。日本也于1986年开始实施“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并先后实施“育儿休业法”和“支持培养下一代措施推进法”等，旨在促进女性就业并使其兼顾事业与家庭。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女性就业人数一直在增加。1997年日本夫妻双方工作的家庭数目超过丈夫一人工作的家庭数目，其后两者的差距仍不断扩大，夫妻双方工作的家庭数目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但女性就业的增加多是以计时工作为主的非正式员工的增加，正式员工的数量反而在减少。

已婚女性就业与税制改革——如何看待“主内之功”

针对日本非正式就业女性的调查发现，超过80%的女性是主动选择计时非正式工作的，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合理调整家庭总收入，避免因工作反而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越工作家庭收入越少?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日本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中隐藏了更利于女性婚后回归家庭、只从事短时间劳动的“奥秘”。日本于高速经济成长时期(1960年)设立了“配偶控除”这一所得税扣除制度，即有配偶的工薪阶层，其收入的税收起征点计算时要先扣除需要抚养配偶的部分。该制度的初衷是消除工薪阶层与企业主之间的税负不公平，同时也有通过这一税制承认并评价妻子的家务劳动和“主内之功”的意图。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家庭的主流形态成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小家庭模式，女性婚后回归家庭，部分在育儿告一段落后作为非正式员工(计时工)重新参与社会劳动。

1985年日本确立了女性年金制度，妻子随丈夫加入国民基础年金，不需缴纳保险费就可以领取基础年金(退休金)。次年，日本又设立了配偶特别扣除制度。这一制度下，作为有正式工作的丈夫的配偶，妻子的年收入若超过103万日元，反而会导致家庭总收入的减少。若超过130万日元，家庭总收入减少的幅度会加大。因为妻子收入超过103万日元，不但不能享受家庭收入的课税起征点优惠，其收入本身将被课税，同时丈夫工资中的“配偶补贴”一项也会被取消。而当妻子的工作时间超过普通职员的四分之三且收入超过130万日元时，除了不能享受上述税制优惠，妻子还需要自费缴纳国民年金或厚生年金。这种倾向于保护专业家庭主妇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导致长期以来日本大部分女性婚后选择从事计时的非正式工作，尽可能将收入控制在103万或130万日元以内，避免因自己工作而导致家庭总收入的减少。另外，这种税制导致日本出现以下情况：丈夫收入高、妻子不工作的家庭，其家庭可支配收入高于丈夫工资较低且妻子外出工作的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与其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女性当然更愿意回归家庭，或从事短时间工作，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

但是，自1997年日本夫妇双方就业的家庭数目超过专业主妇家庭数目后，日本社会针对“配偶控除”这一税制的意见对立不断加剧。一种意见认为“配偶控除”阻碍了女性就业的增加，是支持“女主内”的税制，应该加以改革或废除;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有不就业主妇的家庭以及就业人数有限的家庭而言，该税制有社会福利的性质，且部分家庭主妇不就业是有客观原因的，终止这一制度则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实际纳税负担增加。日本劳动政策研究与研修机构的调查(2012)也发现，享受“配偶控除”的专业主妇家庭的经济状况确有两极分化的趋势，既有仅靠丈夫的收入就可以过上较为富足生活的富裕阶层，也有因丈夫的收入较低不得不就业工作的低收入阶层。

2013年6月，日本内阁有关人力资源有效利用的报告书指出，“配偶控除”制度不利于就业的增加，应考虑采取对就业劳动不产生影响的中立性税制与社会保障方式。今年1月，政府的“产业竞争力会议”也提出了为发挥女性的工作能力、实现全员参与型社会，应采取措施解决就业难问题并推动建立对就业选择影响更为中立的税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现在，这一改革被纳入日本所得税改革的一环，日本政府正在推动有关改革进程。

第三支箭效果如何——需要企业文化与社会意识的改变

当今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有效利用女性劳动力成为政府扩大就业、重振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政府统计发现，日本希望就业的潜在女性劳动力达345万人，其中，处于生育年龄段的女性人数过半，多达184万人。作为潜在劳动力，日本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劳动对人口减少的日本社会的发展而言事关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就曾呼吁日本女性积极就业拯救日本经济。相关数据也显示，日本女性走向社会将带动日本GDP增长近13%。但现实中，女性担负着较多的家务劳动，她们的就业需要灵活的就业方式和工作时间、充实便利的育儿设施和中立的社会保险与完善的税制。

目前，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将促进女性就业的重点放在了解决幼儿入园难和减轻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这两点上。其中，解决入园难的财政支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为满足家庭育儿的需要，新成长战略将育儿休假制度的具体措施纳入其中，并提议由企业自主进行制度设计，产假由原则上一年变更为可延长休假三年。为此，政府将通过设立新税制与补贴制度对企业进行支持。

目前看来，安倍经济学前“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强心效果。日经指数最近一年半以来增长77%，上市企业的平均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42%，新上市企业数不断增加……经济的好转给企业与经济界带来极大信心，也带动整体就业形势的改善。2014年3月，日本高中毕业生的就职内定比例达到21年来的最高水平，超过98%;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好转更为显著：2014年5月，市场提供的有效职位数22年来首次超过毕业生人数，大学生就业市场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在整体就业形势转好的带动之下，在安倍经济学实施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女性就业人数增加了62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日本人的传统意识也正发生变化。相关调查显示：已婚者中无论男女，认为“只要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女性专注于育儿更为理想”的比例均为50%左右。女性因结婚、生子辞职的最大原因是女性希望能够更专心地致力于家务与育儿。为此，自主放弃工作的人数超过因为难以兼顾家庭与工作而无奈辞职的人数。同时，反对以及倾向反对“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意识的比例也超过50%。可见，日本的社会意识较以往更认同女性婚后继续工作。

“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虽使日本经济出现了复苏态势，但未来能否达到其预期效果仍需时间检验。第三支箭业已发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未来能否落实仍面临不少障碍。就其中的“女性经济学”而言，三年的育儿休假制度虽利于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但同时可能成为企业聘用女性时的顾虑进而导致就业时的性别歧视;在加班文化盛行的企业，若家庭、育儿负担全部由女性肩负并不利于其持续就业等。因此，有利于女性就业的企业文化以及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社会意识的培养刻不容缓。另外，在发挥女性作用的相关政策实施时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在增加女性就业的同时避免女性晚婚、少子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只有两者得以兼顾，其经济效果方能持续。也就是说，日本女性需要“全能化”——结婚生子、相夫教子、努力工作，才能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需要日本社会革命性的制度改革做后盾，更需要培养与之相应的企业文化与社会意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作者：丁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