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消费文化论文(精选5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本文主要研究重庆主城区内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历史街区——磁器口、洪崖洞、十八梯，分别从业态系统和感知系统来解释了消费空间的特点，得出了一些十八梯的死与生的结论，最后，阐述了对历史街区更新的一点思考。
以文化创新撬动文化消费
近年来，文化消费在消费中的作用与口俱增，引起的关注也越来越大。对于北京而言，消费早在2006年就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文化消费虽然在消费中占比不高，却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也符合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大力发展文化消费，既有助于进一步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也是充分把握消费升级的有利契机，为经济提供新动能的重要选择。
文化创新大有可为
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05-2017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674.1亿元增长到4000.6亿元，年均增长近l6%，占GDP的比重由9.4%增加到I4.3%。2018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年收入达到10703亿元，同比增长11.9%，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同比增长l7.8%。
与此同时，北京市居民文化消费支H{也不断增长。2018年，北京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到3999元，同比增长2.1%，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10%。但从趋势上看，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文化消费扩大的步伐却没有跟上。全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015年的10.8%下降到2018年的10%。以常住人门推算的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占GDP总量的比率也在逐年走低，2015年、2016年、2017年分别是3.3%、3.1%和3%。可见，在现有发展阶段，北京市文化消费依然大有空间。
理论和实践证明，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的因素有多种，既包括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文化供给水平、消费市场完善度、消费体制和政策环境等宏观因素，也包括居民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受教育程度等微观因素。然而大多数因素部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相对而占，文化创新可以迅速实现对传统文化产品、资源的二次开发，其对相关文化产业带来的刺激性影响，对激发文化消费潜力起着小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充分实现文化价值转化，足扩大文化消费的最有力抓手。
多点发力方能“推陈出新”
文化创新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最终目的是使文化“推陈出新”，符合当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坪最人程度挖掘和创造消费价值，从而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归纳成功的文化创新经验，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理念创新：融合、跨界。文化理念创新中，融合、跨畀发展是主流。在无数的成功案例中，“史化+”正拥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外延，在“文化+技术、+旅游、+体育、+商业”等多个融合领域，开辟出广阔的线上线下消费阵地，有效地提升了各类传统产业和消费业态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和非遗历史文化产品，“老字号”“老占董”，通过与多种多样相关产业形态的融合发展，使这些文化资源展现出新的魅力。例如国家博物馆与稻香村的跨界合作，在提升快消晶的寓意内涵和文化价值的同时，用市场化、亲民化的手段，让文物藏品走出博物馆，走入百姓家，潜移默化地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技术手段创新：与科技相结合。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就在于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沉浸体验、仿真机械等高新技术，加上现代电、声，光、影等效果，完全可以在传统戏剧和曲艺、民间文学、传统手工技艺等文化产品传承中发挥作用，能够给传统文化增加新的吸引力和体验。例如;马戏和打铁花都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广州长隆大马戏和北京延庆区长城铁花演出充分借助了全息投影、声光技术、AR，VR等技术，给原有的艺术形式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受。也包括近来比较流行的灯光秀，也是在文化表现形式中融合了新的科技元素，使观看效果更加震撼，从而也吸引了大最的观众，激发了观众的消费潜力。
产品创新：设计感、精准细分。文化产品是导致文化消费最赢接的内容。文化产品既包括物质形态上的产品，也包括文艺剧目、影视作品等艺术创作产品。而在这些传统文化产品之外，文化衍生产品作为一种品牌延伸，能够使不同元素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让品牌更具有立体感和层次感。新的衍生产品的出现，能够使品牌注入新的活力，使品牌焕发新一轮的生命力，更能满足新一代消费者的偏好。例如当前在年轻人中比较热的动漫周边产品，能够衍生出一系列的消费空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可供市场选择和利用的空间非常大，成功的文化创新会细分消费群体，准确把握消费者偏好，将现代时尚设计创作与传统文化产品相结合，推出众多群众喜爱的文创产品，在保留优秀传统底蕴的同时被市场接受。2017年，故官文创产品年收入达到15亿元，国家博物馆3000余款文创产品累计实现销售收入约3亿元，可见其市场巨大。
服务供给模式创新：体验感、舒适度、有共鸣。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足传播手段由传统的电影、电视转向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以网络为载体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充值付费产品，例如音乐、影视、动漫等，播出终端也越来越多的更适应PAD、手机，以满足消费者随时随地体验的需要。二是从改善文化消费体验人手，创新传统文化资源体验方式，例如：通过旅游路线设计，达到身临其境的目的，还可以兼顾文创产品销售和演出观赏，比如一些文化旅游度假区的设计，再如一些博物馆数字互动式体验等，使消费者有切身感受，能够产生文化共鸣。
宣传模式创新：多渠道、多媒体、多人群。以往对文化产品或资源的宣传，一般仅限于网络或电视广告，相当于“硬广”。但当今的创新做法，则搭载了电视节目、网络节目、电影的平台，更像足一种“软广”。《上新了故宫》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向广大消费者展现了故宫的众多宝藏，激发了消费者的好奇心和兴趣。长隆集团通过与湖南卫视合作娱乐节目《爸爸去哪儿》，也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体验。春节时的一部电影短片《啥是佩奇》，让小猪佩奇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些都是新型的文化宣传模式，通过网络放大效应，更能引起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北京推动文化创新的思考
要符合首都文化特色保护传统文化内涵。北京是我国的文化中心，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拥有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文化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是一座有三千余年建城历史、八百六十余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众多历史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除传统文化外，北京还是我国现当代文化的中心，是我国现代文学、现代艺术、现代戏剧的起源地和重要基地。文化创新要充分建立在对城市文化特色的精准把握上，使历史名城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在引入现代化元素时，要考虑与传统文化和京城文化的协调性，不是要创新就丢掉了原有的文化内涵，搞成“四不像”，而是要讓沉淀的文化历史通过新的展示方式焕发出新的光彩。
要聚焦高端定位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文化创新要聚焦高端、高新和高附加值，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结构升级、业态创新和链条优化。2018年6月，北京市出台了《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聚焦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构建中的创意设计、媒体融合、广播影视、出版发行、动漫游戏、演艺娱乐、文博非遗、艺术品交易等九个新兴业态，明确了未来北京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当中的重点支持和扶持领域，也指明了北京市文创产业创新发展的方向。文化创新要与科技相结合，通过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VR、虚拟增强技术、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同时加强对新兴主流文化消费群体和文化消费业态的引导，以产业转型带动消费升级。
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下探索文化创新。京津冀三地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文化发展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文化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三地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地域联系更加紧密，跨区域的文化消费行为也日渐增长。下一步建议，一是在政府层面上，通过构建合作联盟、协作平台等方式探索创新合作购买文化服务方式，实现政策互惠;二是促进文化相关企事业单位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互通，丰富文化产品内容，创新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三是探索文化设施共享利用模式，提高设施利用率，扩大服务范围;四是创新文化产品设计，充分利用京津冀区域相通的历史文化基因，促成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将区域的传统文化经过创新打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新型产品。
要瞄准首都消费群体提供产品服务。有研究表明，90后00前的青少年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最旺盛，实际发生的文化消费支出也最多，本科尤其是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相对较高。北京高校云集，2017年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生总数达到89万人（上海仅为5l万人）;据“六普”统计，北京每十万人中拥有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稳居首位。据2017年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6岁及以上人口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达到23.5%，由此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较大消费潜力。针对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要加大在文化旅游、文化娱乐活动、电影、动漫及周边产品、网络文化活动（包括游戏、在线音乐、视频充值等）、图书等方面的创新力度，把握跨界融合、科技提升、版权衍生、互动体验等方向，推动传统业态转型升级。
多措并举促进文化消费。自2016年4月国家开展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工作以来，形成了多种有效模式和经验。北京也是第一批试点城市之一，几年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建议：一是充分把握疏解腾退空间再利用的契机，打造参与性、互动性、体验性强的特色文化集聚区，形成文化消费的规模效应;二是探索“互联网+金融”的新型文化消费补助模式，打造文化消费APP，将“消费+补贴”通过线上支付实时完成;探索居民文化消费评价激励政策，居民通过评价获取积分兑换优惠券消费等;三是推进基层文化创新，围绕老北京特色街区，联合周边文化资源，打造形形色色的京味文化社区，充分发挥社区在培育居民文化兴趣爱好中的细水长流作用;四是利用较为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消费平台做好消费数据采集和分析，尽快建立文化消费统计体系，为准确把握北京文化消费规模结构，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作者单位：北京市經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投资研究部）
作者：于萌
摘要：在本次调查研究的“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样本中，至少51%的传播者身份不明。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传播的偏向清晰地表现为娱乐倾向。因此，在网络和自媒体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是一种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景观，是“消费主持人”的文化现象。因此，网络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既不是以媒体或其从业者为对象的舆论监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批判。
关键词：主持人;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1]。在消费主义文化中，人们所消费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比如特定商品象征着某种地位、身份、品位、个性、情感等)[2]。伴随着大众传媒和新媒体的普及，传媒逐渐成为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渠道。传媒在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同时，消费主义文化又渗入到传媒的肌理之中，使得传媒自身发生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1]。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传媒消费主义，一方面体现在传媒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使其直接影响着社会生活及日常消费;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即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自身产品(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1]。据此，是否可以认为如今在网络上大量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景观?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探讨网络媒体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现象的传播是不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景观，即网络媒体是否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这一问题，需要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主体和渠道进行描述。
1.总体与样本。总体可分为目标总体和抽样总体[3]，本次研究的目标总体为网络媒体传播的所有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截至2015年1月1日，在百度搜索引擎内输入“央视主持人口误”这一关键词所搜索出的所有链接，我们抽取前500条链接作为本次研究的抽样总体，这里的每一条链接称之为单元。
在这500个单元中，去除35个无法打开的链接(单元)，还剩下465个单元。在这465个单元里，有同一链接多次出现的情况，将多次出现的同一链接认定为一次链接(单元)，经过以上两次筛选后最终得到了350个单元作为研究样本。
2.分析指标。“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情况的分析维度为四个方面：(1)传播者身份。传播者的身份反映信息来源的性质，传播者的身份包括各种类型的新媒体、传统媒体、网站用户、传播者类型不明。这里关注的是传播者或作为传播者的媒介的社会身份;(2)传播渠道。这里指从传播者到达接收者的中介物，根据这一中介物的内容属性，传播渠道可分为门户网站、报纸电子版、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网络服务网站、购物网站、教育网站、社交网站、时尚资讯网站、视频网站、阅读网站、新闻网站、游戏网站、娱乐网站、社会团体网站、搜索引擎共14类。根据这一中介物主办方的不同，传播渠道可分为企业主办的网站、传统媒体主办的网站、政府主办的网站、通讯社主办的网站、社会团体主办的网站五大类;(3)传播内容。这里指“央视主持人口误”的具体内容，本文从传播内容的时间、传播内容的类型这两个指标对此进行考察。传播内容的时间是指把“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发在网上的时间;传播内容的类型可以分为失误合集(视频版、文字版)、主持人错误报道、主持人回应口误(微博或接受采访)、央视对主持人口误的处置(私人披露)、主持人口误原因分析文章、网友态度及评价六大类;(4)接收者的反应。这里指接收者在阅读和收看此类内容后的媒介化反应，如跟贴、转发、分享等，这可以从网页浏览量以及社交网站中相关信息的数量来进行考察，分析受众对此信息的关注情形。在社交网站中人既是传者又是受者。如果在社交网站中相关信息数量巨大，则可以推断受众对“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强烈关注。
通过上述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可以对研究对象作出如下分析和描述：(1)“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者;(2)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数量和不同网站的信息数量，可分析出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及其传播频度;(3)“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传播渠道的类型;(4)受众对此信息的态度;(5)在对传播情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的网络传播性质进行探讨。
二、“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情况
1.至少51%的传播者身份不明。在本次调查研究的样本中有178条信息传播者不明，占样本总量的51%。在分析样本时发现，同一个文本在不同网站上所标注的来源不同，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反映了网络传播在信源处置上存在的问题。网民上传的文本有68条，占样本总量的19%。因为网民的社会身份也难以确知，所以如果将网民也看作身份不明的信息发布者的话，则信息发布者社会身份不明确者占样本总量的70%。传统媒体共发布42条，占样本总量的12%。门户网站共发布51条信息，占样本总量的15%，其中综合性门户网站发布的信息为46条，占门户网站发布此类信息总量的90%。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数量相当，甚至还稍多于门户网站。传统媒体所主办的网站和央视主持人自身对于此类信息传播数量较少(如图1所示)。
图1“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传播者比例
2.“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渠道分布广泛，根据中介物的内容属性分类：主要传播渠道为门户网站。通过对350个样本进行整理归类，“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信息传播共涉及了134个网站和自媒体(传播渠道)。按照各网站对自己的定位，可将这134个网站分为门户网站、报纸电子版、传统媒体官方网站、网络服务网站、购物网站、教育网站、社交网站、时尚资讯网站、视频网站、阅读网站、新闻网站、游戏网站、娱乐网站、社会团体网站、搜索引擎共14类网站。其中79个门户网站发布了“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信息，占所有发布此类信息网站总量的60%，是最主要的传播渠道。其次有15个视频网站发布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所有发布此类信息网站总量的11%;社交网站中仅有9个网站发布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所有发布此信息网站总量的7%。
3.门户网站类发布的信息总量最大，社交网站类发布的信息量平均数最高。从统计的情况来看，一是发布“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新闻网站最多，综合性门网站次之，其它类型网站所占份额较少(如图2所示);二是从发布的次数看，约有79个门户网站共传播了198条信息。其中，综合性门户网站发布“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102次，占门户网站对此类信息传播量的51%，约占本研究所获得的样本350个样本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综合性门户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渠道。
对样本进行统计发现，门户网站、社交网站、视频网站是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这类信息的三大传播渠道。79个门户网站共发布198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57%;9个社交网站共发布42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12%;15个视频网站共发布50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占总量的14%。其中，门户网站平均每个网站发布此类信息为2.5个强，社交网站为5.2个强，视频网站为3.3个强(如图2所示)。
图2各类传播渠道发布信息数量占总信息数量的比重
4.视频用户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的视频分享有偏好。对研究样本进行统计发现，视频网站中用户对此类信息的分享是主要的传播行为。视频网站上的50条信息中，有31条信息是用户在视频网站的视频分享板块里分享的，占总量的62%，视频网站官方发布的信息为19条，占总量的38%。可以推断，用户喜欢分享或上传央视主持人口误的视频信息。
5.根据中介物的主办方分类：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主要传播渠道。经过对350个样本进行整理归类，“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信息传播共涉及了134个网站。这134个网站中有85个是企业主办的，占到总网站数的63%。综合门户网站是发布信息最多、参与传播的网站最多的传播渠道，“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一大半也是综合性门户网站传播的。这些综合类门户网站的63%的为企业主办的，所以说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
6.发布“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数量与网站访问量的多少成正相关关系。统计表明，在发布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中，发布该类信息数量由多至少依次为搜狐、百度、网易、凤凰网、腾讯网、新浪网。这6个均为中国网站访问量排名前15的网站。中国网站排名网2015年2月5日15点发布的网站排名榜，前15名依次为百度、腾讯网、360安全中心、淘宝、搜狗、网易、1360、凤凰网、天猫、新浪网、新浪微博、hao123网址之家、搜狐、duba、优酷网[4]。从发布过“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网站访问量的情况来看，发布该类信息数量与网站访问量成正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统计显示，2014年“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的信息量突然大幅增加(如图4所示)。对之追踪考察发现，2014年2月份名为《@YouTube》的微博用户发布了《@世界停止喧嚣》制作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视频，这一视频随后被许多网站相继转发，并成为本次调查中被网站转发次数最多、被浏览量最多的一条信息。其他网站直接转发此视频39次，此外，使用此视频截图制作央视主持人口误集合文字版的网站也不在少数。此视频在腾讯网上的点记录达到了3273.2万。在对350条“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的浏览量统计中发现，浏览量排名前十的信息中，分别有4条是转发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有4条与“和佳误称菲律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相关。
图4
7.媒体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目的以娱乐为主。企业主办的综合门户网站发布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中42%是娱乐性的，以搞笑逗乐为直接的传播目的(如图5所示)。非企业主办的门户网站虽然在传播此类信息的数量上远远少于企业主办的网站，但是在传播此类信息的内容上大部分仍是把此类信息娱乐化。非企业主办的门户网站传播的“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中，有40%是娱乐性质的。与企业主办的网站不同的是，非企业主办的网站在报道“央视主持人口误”的同时，也对主持人口误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
图5
8.近一半网友以娱乐的态度看待“央视主持人口误”。在随机抽取的366条网友跟帖中，有48%的网友在帖子中表示看了“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后非常开心，这些网友并没有从主持人职业的角度对出错主持人进行深入的分析，包括出错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有30%的网友认为主持人口误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批评主持人口误的网友，也多是只言片语，并没有深究的分析的要求。
三、“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网络传播是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物
1.“消费”决定“生产”。新闻传播者既是本来意义上的信息的提供者、环境的监测者，更是传媒产品和市场商品的推销者;受众由享用媒介公共服务的公民而被视为传播内容和市场产品的消费者。媒介生产与消费的商业逻辑开始入主传媒，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媒介运作，遂由此前的“生产”决定“消费”变成了“消费”决定“生产”，从而驭使传媒内容生产围绕“可消费性”旋转[1]。“消费”决定“生产”这一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特点在以营利为目的企业主办的网站上体现尤为突出。在本次对“央视主持人口误”网络传播渠道分析时，发现企业主办的网站是“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政府、通讯社、社会团体主办的网站则很少报道此类信息。而迎合受众喜好、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的企业主办的网站，确实获得了较高的访问量。这样，对新闻价值的评判权完全交付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受众的喜好决定了对新闻的选择。在传媒自身的这种利润主导的消费主义倾向下，对受众的迎合也就不可避免[1]。“由于消费者决策的内在驱动力是对于快乐的追求，因此，这些媒体认为有价值的新闻应当最大程度地满足个体追求快乐的欲望”。
2.媒介主体形象：传播“消费偶像”的目的诉求。“消费偶像”，首先是各种明星，尤其是文娱体育明星。其次是各类名人，包括政治名人和其他各领域的名流[1]。目的诉求的转变表现为媒体生产这些形象主要是供受众消费的，因此媒体形象塑造的重点是如何使这些形象更具“可消费性”，即引人关注和观看，而不是引导和教化的目的，不是出于对促进社会生产和人的道德发展等方面的关注，形象的主要功能也就相应地从“可资教化”变为了“可供消遣”[1]。根据本次统计的数据，从传播内容角度分析，媒体传播“央视主持人口误”信息目的以娱乐为主。《@世界停止喧嚣》制作的《7分钟央视直播爆笑失误合集》这一视频，被许多网站相继转发，成为本次调查中被网站转发次数最多、被浏览最多的一条信息。这些都是对“央视主持人口误”事件最浅层的娱乐报道，而在作为传播这一类信息主渠道的企业主办的网站上进一步挖掘这一事件的原因、造成的影响、网友评论的信息只占样本的4%。这表明，在“央视主持人口误”的网络传播过程中，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到接收者，其目的诉求主要表现为一种娱乐性消费诉求[1]。
总之，网络和自媒体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是一种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景观，“消费主持人”的文化现象。即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自身产品(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的媒介消费逻辑[1]。因此，网络上关于“央视主持人口误”的传播，既不是以媒体或其从业者为对象的舆论监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介批判。
参考文献：
徐小立.19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研究[D].武汉大学，2006.
陈昕，黄平.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R].文化研究网.
柯惠新，王锡苓，王宁.传播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网站排名_网站综合排名_中国网站排http：//www.chinarank.org.cn/top100/Rank.do.
作者：韩惠迪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重庆主城区内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历史街区——磁器口、洪崖洞、十八梯，分别从业态系统和感知系统来解释了消费空间的特点，得出了一些十八梯的死与生的结论，最后，阐述了对历史街区更新的一点思考。
關键词： 空间结构;消费空间;历史街区
1.前言
“消费空间”的概念诞生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城市中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对商品符号的消费需求。早在80年代，消费空间在我国主要是以主题公园的形式出现，例如杭州宋城、大连极地海洋公园等。如今，消费文化开始渗透到都市的日常生活中来，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的开发形式表现为大量商业区的开发及原有古城镇的改造重建。而山城重庆的两大典型案例就是磁器口和洪崖洞——二者皆以特色旅游、休闲购物为主题，在原有旧城的基础上进行小规模的改造和更新从而形成新的城市消费空间。而十八梯由于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开发模式而面临着拆除，历史的记忆场所面临缺失。这些无疑在想我们展现一个事实——消费文化在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本文以消费文化为背景，研究对象是重庆主城区内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历史街区——磁器口、洪崖洞、十八梯，通过各资料收集、现场调研和类比分析的方法，主要研究了消费空间的问题，得出了一些关于拯救历史街区的建议。
2.消费文化和消费空间
消费文化指源于西方的消费社会的文化样式。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注重生产而忽视消费，最终由于产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于是消费被重视，而商家对其商品大肆宣传，试图凭借符号意义的联想诱发消费者的购买欲，由此形成的脱离了商品物质属性，崇尚意义，符号，精神消费的文化即为消费文化。
消费空间则指除了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商业空间外还包括娱乐空间，休闲空间。消费空间的概念可以包括一切公共发生的消费行为的空间，是消费市场买卖双方进行商业交易活动的场所，也就是消费者发生消费行为的空间。消费文化创造了消费空间，消费空间同时也塑造了消费文化。
3.磁器口、洪崖洞、十八梯
3.1磁器口
3.1.1空间结构体系
磁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嘉陵江畔，面积1.5平方公里，距主城区3公里，是历经千年变迁而保存至今的重庆市重点保护传统街。磁器口古镇由一条主要古街和若干次级街道组成。近些年新修的公路让开车前往磁器口更加便利，除了游客，重庆本地人群也常来此消费。
3.1.2业态系统
在核心街区，由于建筑空间形态得到保护，以商业利益为目标的现代产业空间只能围绕其外部展开。而内部由于原住居民的原因，只能小范围改造扩建，造成核心区域同现代化生活脱离的局面。在内部，主要是使用者和空间功能发生置换。(图1、2)
3.1.3感知系统
如今，打着文化旗号的符号充斥磁器口每个角落，历史古镇成为大众娱乐的消费狂欢。鳞次栉比的店面、拥挤的街道、环境卫生的缺失，地方文化成为被仿制的对象，文化符号作为商品附加值充斥大街小巷，以营造一个精神欲望的消费氛围。吃喝玩乐后，仍然是吃喝玩乐，形式虽有所不同，内涵却一致无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磁器口逐渐被打造成大众消费娱乐休闲的趣味场所，失去其历史纪念性和标志识别性，沦为一般商业旅游古镇。如此说来，未来磁器口想要活下去的方法是否可以考虑打造“巴渝老街”重庆印象的新兴消费场所?(图3)
3.2洪崖洞
3.2.1业态系统
城市阳台，采用立体式广场空间，为市民提供休闲玩耍的公共空间。
天成巷，一街两层，是巴渝氛围重庆老街，主要以小吃和饭店组成的。
民俗美食街，将洪崖洞的商业氛围最大活力的呈现。
异域风情街，商业业态多样，美食、工艺、住宿、休闲、娱乐等，是洪崖洞商业最具特色的地方。
纸沿河酒吧街，靠近江边的市民公共活动和临时商业街。(图4、5)
3.2.2感知系统
人对商业空间的感知是最直观的一点，包括商业空间的信息性和识别性，使用者对商业空间的理解和评价。洪崖洞由于其独特的地形条件，使其消费空间的识别性更强。建筑为巴渝坡地民居“吊脚楼”成为消费者对洪崖洞的第一理解，商业空间的形式更多样，给人的感知也是多样的，爬坡上坎的感觉，抬升的商业空间感以及下沉的商业空间感。消费者能感觉到商业是连续的，变化的，产生对话的(图6)。
3.3十八梯
3.3.1业态系统
片区内聚集着多栋历史价值较高的就建筑和大量反应老重庆风貌的民居，以及手工艺制作、药材市场的等传统业态模式，并保留了老重庆的“梯坎文化”。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旅游业、打造城市名片的潜力。片区内聚集有旧货市场、药材市场、人口交易、生活产品交易、报业集团，以及大量以传统小商品、餐饮等生活配套服务功能为主的低端产业。
商业模式多为零售，饭馆、小吃、杂货、服装、生活用品、菜市场等，大多是临街商铺和地摊，品质低下，环境较差，商业比较混乱(图7)。
3.3.2感知系统
街道空间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场所，同时也可以对人们的活动起到促进或限制作用。(1)商业性街巷：一种由本片区居民特别是沿主街居住的住户临街设店，形成毗邻相生的店铺室内交易活动;另一种穿梭于下半城间的流动商贩，主街上定点摆摊设点(图8)。(2)生活性街巷：巷道是街道與民居入口的中介，从心理和空间上都表现出过渡性空间的特征。在下半城中，居住小巷空间形态的多变产生了许多半封闭空间，它们属于街道本身，构成了邻里聚居的上佳场所。巷内民居层高普遍较低，加之巷道的狭窄，以至巷道的空间感受与室内近似，形成了街道的户内性尺度。这样，住宅面巷的外墙充当了室内隔墙的作用。巷道内布置了石桌、洗衣池等设施，各家各户的户内生活习惯延续到街巷空间，使小巷产生了浓郁的生活氛围。(图9)
而十八梯面临的问题——首先，物质形态老化：对于十八梯片区来说，由于地形高差较大，车行交通不便，消防车难以通行，火灾隐患更为严重。其次，功能结构过时：内向型社区氛围，逐渐形成“城中村”的格局，而与周边开放的现代化都市氛围格格不入。沦为重庆最繁华商圈外围的贫民窟，居民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4.思考与建议
历史街区保护的基本原则，包括历史真实性原则、风貌完整性原则以及生活真实性原则，洪崖洞和磁器口历史街区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体现前两个原则，即对街区整体风貌、历史遗迹和传统木结构建筑形式的保护。但随着时间推移，有些无法修缮或者扩建的房屋不得不拆，这时候为了经济利益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只模仿外形的修建方法。而文化符号作为商品附加值充斥大街小巷，大家来的主要目的就是吃喝玩乐后。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磁器口和洪崖洞历史文化意义都逐渐被大众消费所消解。以此为鉴，重塑十八梯时，我们该如何改变古镇在当代中国，这种“想活就要沦落”的命运?
十八梯以前是重庆消费圈之一，现在因为交通改道和政策原因被抛弃，解放碑和十八梯是密不可分的，他们是一个整体。有没有一种规划方式，把解放碑商圈延伸到十八梯去，让两个区域连起来 ?做到这一点除了业态需要考虑，还应该考虑距离，有没有一种便利的方式，可以从解放碑到达十八梯毫不费力?
解放碑的落寞是城市新陈代谢必然的后果，就好像十八梯，也许他们都应该转向，向洪崖洞以及磁器口学习学习?非主流消费圈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洪崖洞和磁器口的好，好在深入人心，无论消费也好，建筑形态也好，多少还是有点特色。消费档次能够适应大众，消费类型也是大众的。洪崖洞和磁器口的不好，不好在当房子老到无法再修正的时候，就会被简单粗暴的拆除，用假坡顶啊，水泥仿的穿斗代替啊。这样下去，磁器口会变成一条假的古街 ，失去灵魂和原本意图了。不管怎么说，对历史遗产的尊重和保护才是主流，消费带动经济顺便的东西。中国目前大部分的商业化了的古镇，市区内的历史古镇都有这样的命运，难道十八梯也要经历这样的命运?国家社会为了经济利益，会不惜一切代价，看似短期效益高，但实则是釜底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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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真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硕士研究生
作者：黄真
摘要：文化消费是青少年人之为人的社会化需求，青少年是文化消费的主要群体之一。选取了武汉市不同层次初、高中生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少年所拥有的资本和消费认同几个方面，研究了青少年文化消费动机的影响因素。通过对选取的396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而文化资本却对其产生显著影响;青少年的消费认同也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文化消费;消费认同;文化资本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8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中科院罗沛霖院士就提出[1]，人类进入公元的第三个千年将以完成文化消费产业革命为标志。当前世界不少国家已进入了文化产业时代，消费已成为拉动产业发展的“火车头”。 而作为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后环节的文化消费，更是引导文化生产的重要力量。
青少年时期是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时期，文化消费是青少年获取精神食粮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决定了他们是文化消费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2]。如何积极培育和引导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途径和对策，就成为了当今文化发展极其重要的任务。
然而，从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及价值观的研究来看，学界普遍持批判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文化大众化、多元化、商品化等特点正在取代之前的精英化、主流化、艺术性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审辨和自主能力的缺乏，导致他们追求享乐、审美趣味低俗，呈现出享乐主义、功利化的特点[36]。那么，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织碰撞中，我国青少年作为文化消费的特定群体且作为独生子女和“富二代”的一批人，他们的文化消费到底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其文化消费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弄清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该如何正确引导其文化消费?这些问题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大众文化的繁荣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认为大众文化以娱乐和文化消费的形式，抑制人的想象力、自发性和创造性。而从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开始[7]，文化消费则成了人们身份、地位、声望区分的方式，并且确保与正当化了那些奠基于经济不平等的权力与控制形式。文化消费在后现代主义代表那里找到了出路，他们认为文化消费就是一种创制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在于对文本的消费，而且在文本消费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创制文化[8]。
布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也被广泛用来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文化消费差异，阶层文化消費品味不仅表现出由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特点，而且某种消费文化也意味着消费的阶层特征，而特定的消费品与消费方式又同时成为区分社会地位群体的符号[910]。
我国在文化消费研究方面起步较早的学者司金銮先生在《我国文化消费与消费文化研究之概观》一文中认为[11]，“文化消费”作为学术术语的明确提出是在198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如果说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更多地是理论层面的探讨，那么我国的文化消费研究除了对文化消费内涵、结构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之外，多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消费的差异性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发展蓝皮书》，每年都针对全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现状进行宏观研究和分类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主持的IMI调查，也是关于中国城市消费者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的连续性调查，有助于了解城市消费者的生活形态。二是不同群体如大学生和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文化消费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也存在着消费结构不合理、内容丰富但质量不高、不同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当前学界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研究，大多是基于对我国文化及青少年的特点分析而作出的个人的主观判断。的确，目前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存在庸俗、搞笑、虚幻等不良现象，并导致该群体缺乏理想、道德滑坡等非主流价值观等危机的出现，但仍需要我们从调查青少年文化消费的实际出发，根据青少年文化消费的使用与满足情况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消费观的引导，从而构建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生力军，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对提高青少年的文化素养、形成主流价值观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消费的相关理论研究
学界对“文化消费”的界定比较多，但达到共识的是承认文化消费是以精神文化商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一种消费活动。是人们为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以物质消费为依托和前提，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12]。
关于文化消费的分类，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形式与方法来划分[13]，分为个人文化消费和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按消费形式分)、被动型文化消费和主动型文化消费(按消费方法分);有的根据文化消费的型态与层次来划分[14]，分成普及型或大众化的、提高型或高品位的文化消费，有自娱型的文化消费、专业型的文化消费;有的按照目的和功能分成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享受型、社交型、发展型和智力型文化消费等[15]。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本文主要考察以下类型的文化消费：教育扩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三种文化消费。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是当今用来分析文化消费行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他认为，个人所拥有的资本的不同，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量差异，决定了社会阶层的不同，不同的阶层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阶级惯习，从而导致了文化消费等实践活动的差异，而且同一阶层内部，由于资本构成比例的不同，也存在着较大的文化消费差异[16]。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区分的几种类型资本中的一种，指的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和生活方式。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体化资本，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二是物化资本，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而存在;三是体制的状态， 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的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
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群体凭借占有持久的相互认可的或多或少社会化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产生的实际或虚拟的资源总和。
经济资本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而来的资本，另一类是个体获得的资本。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青少年，所以经济资本主要指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
由于以上三类资本的差异导致了文化消费的差异，本文中青少年所拥有的这三类资本也就成为其文化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
王宁认为[17]，人们所选择的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同所决定的。认同有两个含义，即同一性和独特性，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相同而保持着同一性，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相同，就要与他者区别开来而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青少年通过消费认同来确定自己的归属，将自己与同类和想要区别的另类区别开来。消费认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群体所属感。不同群体通过序列来加以区别，正因为个人序列感的存在，个体总是希望加入更好的序列，于是便通过融入某个群体来定位自己的身份;再就是自我感。自我感是通过强调自己不属于某个群体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追求自我感不一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培养一种自我实现的成就感。这样的身份认同不属于群体认同，而是个体认同。
青少年通过外界环境比如大众传媒来构想自己的消费图式，即在消费的时候，心理上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这种认同又直接影响其消费行为。
(二)文化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文化消费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因此，在探讨其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也多是借鉴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即两因素论、三因素论和四层面说等。
两因素论将影响因素归于消费者内部和消费者外部，称为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朱伟以此为理论基础，实证研究了微观因素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影响[18]。发现个人特征、大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大学生消费环境以及自身消费观念对文化消费都有重要影响。三因素论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市场营销因素单独分离出来。四层面说则分别从文化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分析影响消费者行为影响因素的四个层面。陈雷，张莹从收入水平、文化产品的供给和价格、消费者自费以及工作时间等五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对文化消费的影响[19]。
本文主要考察青少年个人因素的影响，且不局限于个体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方面，尤其重点考察其拥有的资本差异的影响，以及心理层面如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的影响。并结合以上相关文献研究和定性访谈，笔者在本研究中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即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H4：青少年的消费认同对其文化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即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一般而言， 青少年时期主要对应于中学阶段， 中学生是青少年的主体， 为此， 我们在武汉市范围内对中学生( 包括初中、高中) 的文化消费状况做了抽样调查。首先采取立意抽样的方式在不同层次初、高中随机抽取了三所学校，在这三所学校中分别选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各一个班的学生进行问卷填答(初三和高三毕业班不考虑)，调查于2017年1月进行，共发出问卷420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有效回收率为94%。
(二)样本的测量
在本问卷量表中，除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中的少量变量外，其余研究变量统一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计分从1到5逐步递增。
(1)文化消费。从教育发展型、休闲娱乐型、交友或人际交往等方面考察。量表包括“提升修养和能力”、“有更多共同话题”、“消遣打发时间”等9个方面的题项。
(2)文化资本。根据文化资本的分类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测量。体化资本包括“当同学间有矛盾时我能很好地解决”、“ 除了普通话，我还会其它地方方言”等4个题项;物化资本包括“从小爸妈就给我买了很多各类书籍”、“ 我们家经常订阅或购买一些报刊”、“ 我们家能随时上网”和“我们家能收看数字电视”4个题项;机构资本包括“我有一些才艺表演获奖证书或奖杯”、“ 我获得过英语、数学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和“我有一些科普知識竞赛类获奖证书”3个题项。
(3)社会资本。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测量：一是个体所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二是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在社会中受到的尊重、被支持和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量表包括一个5级量表题和一个判断题项共9个题项，其中个体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包括“很受老师的重视”、“ 在同学当中很有威信”、“ 平时同学们很关心我”、“ 有一群很合得来的朋友”、“ 老师会放心让我处理班上事务”和“我总能很好地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任务”6个题项;个体所能接受到的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等包括“我的爸妈自已有能力解决”、“ 我的爸妈朋友很多，他们帮忙解决”、“ 我们家有很富有的亲戚，他们帮忙解决”和“我的爸妈单位能帮忙解决”共4个题项。
(4)经济资本。在本研究中，经济资本由受试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及可支配的消费金额组成。主要包括“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每周零花钱”2个题项。
(5)消费认同。从两个方面来测量，量表包括“我的好朋友经济条件都和我差不多”，“ 我不喜欢和比我富有的同学一起玩耍”，“ 我和好朋友之间有许多共同的文化消费爱好”，“ 我认为文化消费应当与我的经济实力相符”，“ 购买文化产品应该体现自己与同学的不同之处”，“ 购买文化产品应使自己在班上与众不同”，“ 购买文化产品是为了使自己在同学面前更有面子”，以及“ 消费流行文化产品会使我和同学们交流时更自信”等8个题项。
四、研究结果
(一)测量评估
在本研究中，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衡量调查问卷的信度指标，将主要变量进行可靠性分析，所统计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2，大于可以接受的0.7的标准，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对“文化消费”的9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值为0.755，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三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3.91%。通过旋转因子负荷后，三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教育发展型”、“交友型”、“休闲娱乐型”。解释方差为70.15%对“文化资本”14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经常去网吧”、“订阅报刊”和“有学科竞赛获奖证书”三个题项在所有因子的负荷量都小于0.5，故删除此三项，再对余下的11个题项进一步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KMO值为0.70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共提取4个公共因子，累计解释方差为51.87%。
通过对题项的进一步分析，可以把因子2和因子4合并为一个因子，主要考察人际交往技巧、语言和与文化消费相关的生活方式等，符合前面体化资本界定的外延。因子1和因子3保持不变，分别代表机构资本和物化资本。
将“社会资本”的两个题目中的9个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发现，因子分析KMO值为0.771，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累计解释方差为52.68%。共提炼出两个公共因子，且没有一个题项需要删除，与之前对社会资本中概念化定义中的维度完全一致，即一个公共因子很好地解释了青少年自身所得到的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间的社会支持，另一个是来自亲戚等社会的支持。
对“消费认同”进行因子分析，可知KMO值为0.755，累计方差为53.91%。采用主成份提取法，共提取了两个公共因子。通过旋转因子载荷后，两个因子可分别命名为“群体所属感”和“自我感”。
以上主要潜变量因子分析结果与设计思路相吻合，显示测量具有较佳的建构效度。
(二)数据统计分析
为了探寻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重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因变量的贡献程度，本文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消费认同等作为自变量，将性别、人口数等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同时纳入模型，其中，在定义年级时，将初一、初二归为初中组，赋值“0”，高一、高二归为高中组，赋值为“1”，将文化消费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见表1。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要进行共线性诊断，共线性诊断是判断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高度线性关系的一个统计概念。如果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则说明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几个自变量就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如果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很小，则说明自变量是不同的指标，这几个自变量就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回归模型中。回归方程整体显著，但各个自变量都不显著，说明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线性相关。由表1可知，整体模型显著，且自变量也显著，再结合容许度(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和方差膨胀因子(越接近1共线性越小)等结果可知该多元回归模型共线性诊断情况很好，该模型整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1.模型解释力。以文化消费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用上述变量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可以解释21.4%的原因。表明在本研究中，“消费认同”、“年级”和“文化资本”是可以用来预测青少年的文化消费行为的，尽管还需要挖掘其它变量来解释剩下的原因，但该模型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2.假设检验。由表1可知，对青少年文化消费有显著性影响的变量按照标准化回归系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不同年级(0.280)、消费认同(0.278)、文化资本(0.117)。这些结果表明：不同年级会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高年级组显得比低年级组更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越易进行文化消费。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中的“性别”和“人口数”等对文化消费影响不显著。H1“青少年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与H4“青少年消费认同度越高，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成立;而H2“青少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和H3“青少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大，越易进行文化消费活动”不成立。
为了进一步了解青少年的文化消费情况，将文化消费中的“教育發展型”、“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表2显示，该模型更适用于对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的解释(R2=0.264)，对于解释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不太理想(R2=0.052)。其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微弱影响因素，而“文化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年级”则影响青少年的交友型文化消费;“社会资本”、“消费认同”和“不同级别”影响青少年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
五、结 论
本文在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基础之上，实证研究了影响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若干影响因素。以往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研究大多是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消费情况进行的主观推理分析，显得主观色彩过强，而本研究则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对这些因素的实证调查研究上，以期使研究结论更具可靠性和说服力。
通过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是其进行文化消费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对交友型和休闲娱乐型文化消费会产生显著影响。
本研究发现，消费认同对青少年文化消费的解释力仅略次于不同年级的解释力，且在交友型文化消费中，其标准化回归系数在所有自变量中最高。证明青少年的消费认同显著影响其文化消费行为。
消费是人们建立、维持和沟通社会身份的主要手段，人们通过消费来表达自己与他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将自己归属于社会群体，从而对自己进行社会定位和归类。青少年处于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逐渐构建自身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而文化消费则是其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其心理上产生的消费认同则自然影响到其文化消费行为。在本研究中，实证研究结果支撑了这一观点。
青少年试图构建的群体差异和自我感决定了其在交友和休闲娱乐方式上的差异。为了结识更多的朋友或是为了和同学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中，此心理导致其更多地进行文化消费，并且更多地选择休闲娱樂型的文化消费。
第二，青少年的文化资本导致更多的文化消费。我们的研究发现，青少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也是青少年进行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之一。青少年已有的文化资本越丰富，越会积极地进行文化消费。文化资本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体化资本、物化资本和机构资本。青少年通过文化消费获得更好的人际交往技巧以及其它语言等能力，也较多地获得一些机构资本如各种奖励等，这些资本会进一步促使青少年进行更多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消费。文化资本因素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扩展型和交友型文化消费起作用。
第三，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不必然受其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
陈雷，张莹的研究发现[19]，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对文化消费有一定的影响。而在我们的研究中，经济资本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并没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且无论是教育发展型消费还是交友型或是休闲娱乐型都不受其影响。一方面，青少年是特殊群体，尚不具有独立提升经济资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教育消费以及其它形式的文化消费已成为一项必要开支，不会因为其经济收入的多少而受到影响。在问卷形成前期的访谈中，也有一些经济条件并非很好的孩子在说到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时，家庭会想方设法满足他们这方面的消费。
第四，初、高中生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并无差异，而高中生较初中生更多地进行交友和休闲娱乐文化消费。
在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中，唯一作用显著的是“年级”这一因素。从分组来看，初、高中生在教育发展型文化消费方面没有区别，而在交友型文化消费，尤其是休闲娱乐文化消费方面，高中生都要比初中生更加积极。这与高中生社会化过程中交友和休闲娱乐需要的增加是相一致的，社会应提供有益的休闲娱乐方面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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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作者：铁翠香谢俊丽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众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报纸作为民众精神消费的重要对象，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必须适应受众的多元消费诉求。作为传播消费文化的载体，报纸体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其内容生产应根据受众的消费需要而调整，尤其是都市报、晚报的生成和发展最能体现其消费性的价值导向。报纸消费信息的增多极大地满足了消费时代受众的多元化需求，展示了消费社会的丰裕景观。
关键词：市场经济;报纸;消费文化;传播;功能
在市场化背景下，报纸的产业化经营必须以消费者为本位，报纸的新闻价值与消费价值具有同等的地位。报纸同时在两个市场运作，一方面为读者创造、制造、销售有形的报纸，另一方面也将报纸的这些读者提供给广告商，为广告商服务。这两个市场彼此独立，但又紧密相联，一方的业绩会直接影响到另一方的业绩。成功的报纸总是想方设法以新闻和各种信息吸引读者，从而使报纸对广告商更具吸引力，进而让广告商为报纸提供经济来源，而且，广告信息本身也能吸引读者。因此，适应市场需求和具有竞争力的报纸，必须具备可读性和可消费性两个基本特征。这恰恰是报纸消费文化、消费功能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市场化与报纸内容的可消费性
报纸的可读性是可消费性的前提。1990年代以来，我国晚报、都市报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主要的竞争优势来自新闻版块的可读性。与党报的程式化报道不同，晚报、都市报对于新闻的“分类”，就充分考虑到了受众的阅读偏好。如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本地新闻、财经新闻、体育新闻、文娱新闻等新闻类型适应了受众的选择性阅读需求。面对海量的新闻信息，报纸在选择性报道中，将重大新闻标题与图片报道相结合，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满足受众快速浏览的需求。“新闻快餐文化”作为浅阅读的表现方式，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方式，对于行色匆匆的受众而言，读报时间与工作时间具有冲突性，时间的稀缺性决定了新闻消费行为的可选择性。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和可亲近性的新闻才会吸引受众的关注。
因此，新闻的可消费性在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体现。1980年代，我国部分党报创办了一些文艺副刊，目的是补充新闻可读性的不足，为读者的休闲娱乐提供一个园地。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受众的阅读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报纸的说教式新闻难以满足受众的多层次阅读需求，为了提高新闻的可读性，从1993年开始，我国报业纷纷对新闻版面和新闻报道进行了全面改革，尤其是那些适应通俗化需要的都市报、晚报类报纸，非常重视新闻的商品属性，将新闻视为报纸产品的“卖点”，与普通受众的“日常生活”建立起了联系，新闻的世俗化特征日益明显。在新闻的选择上，它们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关注民众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平和的姿态、活泼的语言、多样化的报道、灵活的编排吸引读者的眼球。原来传统观念认为的不足挂齿的小事，在报纸编辑记者的策划下，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以1999年9月至2000年初的《羊城晚报》为例，上头版头条的新闻大都是一些与广州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闾里屑闻”，例如，《神枪手当街毙了头号通缉犯》(1999年9月10日)，《十四岁的女孩没书读》(1999年11月22日)，《房改末班车，挤得好辛苦》(1999年12月6日)。显然，晚报的新闻摆脱了呆板的说教模式，将读者的阅读趣味作为甄别新闻价值的重要标准。
1990年代中期后，都市报逐渐取代晚报成为报纸新贵，都市报兴起是报业市场化的结果。都市报现象的本质是中国报纸在市场导向下摆脱机关报模式走向家庭，都市报的火爆也标志着中国报纸的区域化，大报衰落小报兴旺已成事实。“都市报、都市人”的营销理念使都市报的新闻更具亲和性和可读性。如《华西都市报》经营的重点是社会新闻，其口号是“社会新闻打天下，经济文化坐天下”。对于社会新闻，他们策划出一个叫做“新闻追踪”的栏目，实质上是一种自创理念新闻，通常放在一版。对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市民关心的新闻，盯住不放，追踪报道，连续刊登，使其形成规模。短则一周，长则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连续报道一件事情，引起读者共鸣甚至参与。连载性的社会新闻在很大层面上是在制造新闻话题，为读者提供想象和阅读欲望。而报纸的连续性报道，使某些新闻选题具有潜在的消费价值，并能提升报纸的品牌影响力，对受众的报纸消费产生一定的吸引力。而《南方都市报》针对重大新闻的专题策划，则掀起了专题报道的高潮。重大新闻的策划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正如该报总经理喻华峰所言：新闻策划是很好的卖点，向企业认真介绍将实施的新闻策划，广告收益的可能性比平时高十倍。1997年以来。该报曾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策划，如1997年9月“再见，英格兰玫瑰”，连续推出16版，详细介绍英国王妃黛安娜之死及其生平。1998年3月“地下潲水油”调查专题，1999年全年“一日看百年”等系列报道，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北京地区的都市报也通过改版扩充社会新闻、都市报道的分量，关注都市人的生存状态和都市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北京晨报》大量采用第一时间的记者跟踪报道，强化独家报道、信息密集和视觉冲击力。
晚报、都市报立足地方社会，以区域性受众为阅读对象，在消费地理上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报业出现了中央大报发行量萎缩，都市报“割据”的局面。都市报立足于大中型城市，将本地新闻与都市生活视为报纸的“卖点”，其新闻策划和专题报道活动大多立足于都市人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轰动效应。但是，都市报对于社会新闻的表现有相当一部分是非理性的，它们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刺激由平淡的日常生活所导致的麻木心理为目的。社会新闻在都市报的视野中，本质上是一种欲望的释放，因为超越规范而导致失序。对于习惯于节制甚至压抑欲望的中国大众而言，社会新闻揭示了人的欲望存在的现实性，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实现个人欲望的强烈冲动。
从消费心理的层面看，报纸经营者利用了受众喜欢“看热闹”的心理，采用各种各样的“新闻策划”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产生消费上的拉动效应，为报纸品牌文化注入活力，以提高报纸的市场占有率。从这个层面上看，报纸新闻编排和策划活动是提升媒介消费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媒介消费文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晚报、都市报的新闻内容越来越集中于普通民众感兴趣的消费问题。晚报、都市报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经常刻意将公共事务处理成以个体消费者为主体的“消费事件”，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房地产质量问题、公共环境和公共交通问题都被处理成消费者个人与企业或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市民报纸与严肃传媒的一个显著区别。。
然而，随着传媒市场化的发展，许多报纸新闻栏
目曲意迎合受众的需求，极力夸大新闻的商品属性，以猎奇、暴力、色情、娱乐为新闻亮点，新闻的严肃性、客观性和价值导向受到了市场化的严重挑战。报纸的功能不断向“娱乐纸”和“有用纸”的方向转变，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1990年代以来报纸专副刊版面的增多。副刊内容以文艺作品和社会文化信息为主，专刊内容以资讯、实用类文章为主。当今的专副刊的功能已经不再是被动地“补白”新闻之不足，而是主动地为读者提供不同种类的、适合不同层次需求的文化内容，更加讲究服务性、娱乐性和引导性。
二、报纸专副刊与消费文化传播
1990年代以来，报纸专副刊的繁荣是我国进入大众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主题，与传统温饱型消费不同，人们进入小康和富裕阶段的消费行为更富于享受性、休闲性、炫耀性等特征。民众对于消费的符号价值更为注重，消费也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购物行为，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整个社会文化之中。诚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言，使用“消费文化”这个词是为了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其具有核心地位。这里有双层的意义：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就是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领域之中。可以说，市场化背景下的报纸专副刊文化是当代中国消费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专副刊文化的本质是构筑一个区别于严肃新闻纸内容的消费空间，无论是文艺作品、信息引导还是休闲娱乐，专副刊“议程设置”的基本原则都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消费主义文化。
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论述报纸的起源时曾指出：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它来自书信和交谈，正在成为私信和交谈的最大的调控力量，正在给它们提供最丰富的营养……起初，报纸是对闲聊和通信持久的回应;末了，报纸反过来成为闲聊和通信唯一的源头。报纸是私信的延伸，其意义在于，它是属于世俗生活的，与民众的公开的闲话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塔尔德还认为，一方面，报纸给会话以许多新鲜的刺激和“食物”，使之受到激活，并得到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报纸又耗尽了书信的许多资源，使之为自己谋利……报纸所涉及的话题能够给受众带来现实的观感和空间的想象力，而这种话题的策划则是报纸经营者谋利的手段。报纸的副刊在很大程度上集中某些类型的话题，由报纸策划人精心设计和编辑后，为受众选择性阅读提供更多的资讯。与一般的国内外重大新闻不同，副刊从内容到文字都充斥着商业文化的氛围，是引诱受众的消费“起搏器”。
1990年代以来，我国报纸副刊文化的兴起，适应了受众阅读分众化的要求。如《南方都市报》从读者分类人手，调整报纸的版面，按照读者的阅读习惯架构版面。A版是区域新闻，B版是财经新闻，C版是文体新闻，D版是城市消费杂志。四版的分工十分明确。A版适合所有人阅读，特别适合45岁以上的父辈阅读。B版适合30岁上下的社会主阶层阅读，C版为文体新闻，高中、大学年龄段的青年人及体育爱好者和少妇最津津乐道于该版的耀眼明星，常常为明星们的爱恨情仇而提心吊胆或欣喜流涕。D版为生活便利杂志，家庭保姆和主要购物者必读，轻轻松松了解日常生活资讯。杂志化的编排是都市报适应受众消费需求的创新，它在近年成为都市报、晚报和其他生活服务类报纸的主流编排模式，体现了副刊在整个报纸版面所占的主导性地位。
报纸副刊文化全面展示了“生活方式的消费”。它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受众可以从五花八门的副刊中找到自己喜爱的版面和内容，文艺副刊充满了都市人的哀怨和文人骚客的闲话，房地产副刊在为楼市营销的同时也推介高雅生活，娱乐副刊充满着对明星隐私的报道和影视剧台前幕后的新鲜事，财经副刊对股票和金融形势的分析具有投资导向作用，时尚副刊展示了最新的服饰和生活色彩，汽车副刊则为中产和精英阶层提供了“美女香车”的消费符号等。各类副刊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消费社会的文化符号。
报纸副刊提供了“总体性”的消费文化图景。报纸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整体消费需求，而非某个具体的消费者。因此，报纸传播的中介式消费图景，其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所谓的消费者，并非我们通常所言的“消费者”，而是某个匿名的主体，他们只能透过想象与构建成为客体。报纸内容对受众而言具有可选择性，一般受众不可能读完报纸的所有内容。受众的选择性消费习惯对于报纸而言，既存在着众口难调的问题，又带来了巨大的版块效应。让受众各取所需是副刊栏目的内在动因，也是报纸消费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一定意义上看，报纸可以塑造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报纸栏目对受众的消费引导，可以提升受众的消费层次，改变受众的消费习惯，形成新的消费潮流。而一些生活服务类报纸，已经成为展示总体性消费的专业信息消费纸。如《精品购物指南》在改版过程中，使用GUIDE即“指南”这个英语单词，做了五个版块，叫“G录星闻”、“U品时尚”、“I屋及屋”、“D壹科技”、“E娱亦乐”，再加上一个《完全实用手册》，俨然成为城市生活的大杂烩。席文举在总结都市报的发展趋势时认为，要深刻研究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定势，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从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报道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信息……报纸的特色只有在强化而不是削弱其全面性和丰富性的前提下才是有益的。显然，满足受众的消费需要，展现和传播消费社会的文化，是报纸适应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
消费是当代社会的第一主题，消费价值在一般社会中散播之所以如此迅速，就是因为消费本身早巳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消费文化”的概念意味着，在现代世界中，核心的社会实践以及文化价值、理念、渴望与身份均是源自消费，而非其他像公民权、宗教信仰或军事地位的面向所界定。显然，传播消费信息的媒介自然能与消费者建构社会联系。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全方位消费需求，则是报纸在市场化竞争中实现自我转型的客观需要。
为百姓生活服务的办报宗旨，已无法遮蔽报纸的赢利目的，在市场化背景下，各类都市报和生活服务类报纸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已经将商品符号深刻地嵌入报纸的灵魂之中。2008年对广州地区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四所高校的调查显示，消费类报道在大学生中最受欢迎，中选率达到23%，占据报道的首位。如果加上娱乐、财经、体育类报道，宽泛意义上的消费性报道已成为报纸版面的主体。
三、报纸消费功能的扩展及其价值取向
在消费社会，报纸提供了多元化的消费文化。报纸对于受众而言，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在场”，报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够给受众心理上以暗示，尤其对那些经常阅读某种报纸的受众而言，闲来读报是一
种消费习惯，也是一种心理满足。读报活动像一场消费仪式，受众由此进入阅读的“精神世界”，可以暂时摆脱工作和生活的烦忧。然而，报纸并非抽象的哲学读物，它无法提供治疗“精神病症”的药方，除非专业性的学术类报纸，一般都市报难以提供专业领域的技术知识，它呈现的是具象化的现实生活，它也难以传播精神世界的晦涩话题，它在哲学思考层面缺乏深度。尤其是在市场化运作模式的导向下，报纸的话语一定是指向通俗和新奇，因为艰涩的话语在符码转移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也与受众的阅读习惯大相径庭。因此，作为浅阅读的对象，报纸为迎合消费社会的需要，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对休闲、娱乐、时尚方面的导向作用，表明了它在世俗化过程中的消费功能。
报纸的消费价值与受众的心理认同有着密切关系。受众喜爱某种报纸，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自己和周边社群的关注。正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所言，即使在大城市，有些报纸也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编辑的：读者希望读到与自己有关的东西。这种理论认为，如果有足够的人可以经常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看到对其婚礼、葬礼、社交、出游、会议、学校颁奖、五十大寿、六十大寿、银婚、郊游和海滨聚会的报道，他们就能构成可靠的发行量。李普曼描述的是早期报纸受众的心理感受。在市场化背景下，通俗化的都市报、晚报面对的是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受众，一般的受众难以在报纸上找出有关自己的报道，但受众的“怀乡病”决定着对报纸的选择。因此，无论何地出版的报纸，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履行“家乡的印刷日志”这一功能。从传播的理念上看，好看的报纸一定适合本地读者的情感需求，而宽泛意义上的“怀乡病”也意味着受众对自己和其生活圈子的关注，及对过去时光和生活经历的无限留恋。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都市的受众虽生活在丰裕社会里，但内心却充满着孤独。读报是典型的个体活动，受众作为独立的消费者，在读报活动中精神世界是孤立的。鲍曼(又译为包曼，Zygmunt Bauman)认为，消费是彻底个别、孤立而且最终是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满足，有赖于抑止与诱发、缓和与刺激欲望，而欲望总是私人的、难以沟通的感觉，没有所谓的“集体消费”这种东西。显然，报纸受众希望能在似曾相识的阅读过程中，彰显自我的存在和获得精神上的释放。读报这一“孤立”的精神活动，是受众个体性消费价值实现的过程，它与受众的阅读目的有关，其消费效用的获得程度取决于报纸所传播的内容。
报纸消费功能的实现在于最大程度满足受众的需要，在消费社会，受众的需要是现实和功利的。鲍曼指出，如果生产者社会在心底是柏拉图学派，寻找无法违逆的规则以及终极的事物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便是亚里士多德派——实用、弹性，坚守的原则是在真的遇到难题以前(以及以后)，绝对不为此烦恼。通晓事理的消费者唯一要做的事，便是在机会满地的所在，要抵达现场，而且在机会特别浓厚的时刻，也要在那里。为塑造“在场”的景观，报纸务必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这种可选择式的内容是有针对性的，正如李普曼所言，为独树一帜，抓住稳定的读者群，大部分报纸不得不跳出一般新闻的框子，涉足五花八门的各个社会层面，如丑闻和犯罪、体育、图片、女演员、失恋咨询、高中笔记、妇女专页、购物专页、烹饪食谱、棋局、牌技、园艺、连环漫画、不同凡响的党派偏见等。这并非因为出版商和编辑们除新闻之外对什么都兴趣十足，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找到某个途径，牢牢抓住据说是满怀热诚的读者。让受众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不仅可以满足厚报时代的内容需要，也可以保证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提高信息消费的现实功效。鲍曼认为消费主义的最高奖赏是选择：选择(纯粹形式上的模态)本身便是价值所在，它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里唯一不需要(而且不容许)提出理由的价值。选择是消费者社会的最后价值，是评价与排列其他一切价值的价值。在消费社会，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消费是第一主题，作为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媒介，报纸对娱乐、休闲、购物、时尚、文体等方面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其目的是为受众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提高报纸的可消费性。
作为都市人消费的指南，都市报的生成和发展最能体现其消费性的价值导向。都市报的栏目充满了消费这一主题。在都市报中，都市人的生活都与消费相关，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最终指向目标都是消费，人们的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在都市报的处理中多半会落实到消费层面，出现的相关问题也大多以消费手段加以解决，它以这样对于日常生活渗透的方式向大众昭示，人生的具体或抽象目标最终只能以消费的方法得以实现。因而生活服务类报纸如《精品购物指南》、《申江服务导报》、《上海壹周》等以服务性、时尚性、娱乐性和功能性为内容特色，以满足多元化消费为基本目的。
当然，以娱乐为特色的感官型消费属于享受型消费，娱乐是消费社会快餐式文化的直接反映。提供娱乐是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报纸将娱乐版面视为提高受众阅读和消费欲望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都市报的娱乐副刊的地位不断上升，如《南方都市报》每天的娱乐版面多达16版，占总版数的20%以上。几乎每天的娱乐头版都是各类名人明星的巨幅图片和刺激眼球的套黑标题。明星的生活细节都成为娱乐话题，连明星本人的脸蛋、发型、衣着、行踪、生日等相关的一切都成了消费对象。娱乐就是明星生活的再现，是展示“性、腥、星”的场景，是对消费欲望的充分释放。大量充满诱惑的巨幅明星照片，给受众提供了一种“伪语境”。正如波兹曼所言：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真正联系。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大量的性感图片使娱乐新闻充满了消费的想象和欲望。那些娇艳欲滴的明星们作为消费偶像，给予消费者虚幻和虚荣的满足。名人和奇观填补了空虚，进而造就了娱乐崇拜，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统治。所以说娱乐崇拜掩饰了文化瓦解，娱乐崇拜既掩盖了现代生活的空虚，同时也增强了商品文化的魅力。娱乐崇拜的本质是对名人和明星的消费崇拜，因为娱乐新闻的主体是娱乐圈的名人和明星，他们在都市报出现的符号就是高消费的化身，他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甚至每次呈现在公共场合中的外形就是消费文化的集中体现：一来都市报的娱乐新闻区别于文化新闻，就是注重明星们的生活之事而非文艺创作;二来在都市报视野中，明星们之所以成为明星的标志主要是其市场价值(可以转化为金钱的占有)而不是艺术成就。明星在都市报占据的显赫位置为消费主义文化提供了巨大的展示舞台。
报纸提供的实用消费信息，则对受众的消费理
念和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股票行情、黄金楼市、健康美容、汽车专刊、IT时代、家居文化、财富周刊等各类专副刊充斥着报纸的版面，并成为报纸产业化运作的新趋向。这些实用性栏目具有广告的性质，只是在编排上更具专业化和导向性，适合于不同类型的受众进行选择性阅读。各种具有行业性特色的消费信息在开阔受众的视野、提高商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供专业性的消费指导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各类消费信息极大地满足了消费时代受众的多元化需求，展示了消费社会的丰裕景观，而报纸消费文化的类型化，满足了受众对于消费个性的诉求。为了追求消费的风格化，受众势必关注报纸上那些具有区隔意义的商品和服务，而报纸，正是通过推销“距离审美方式”，为“消费英雄”提供自我展示的舞台。显然，报纸的消费类信息供给具有针对性，在报纸经营者和策划者看来，受众作为消费文化中的个体，总是会通过商品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性进行社会区隔，在消费实践的过程中，特定阶层成员把自己的独特品味丛(Constellation of Tastes)看成是社会的品味而加以合法化，商品和服务所包含的个性事实是针对某个社会阶层的消费趣味。所以，消费的个性化可以通过商品和服务的类型化进行重构和分类。报纸的消费分类或者受众分类是基于商品和服务指向的市场化定位，而专栏性消费副刊则是其具体指涉的类型化。
四、余论
随着中国报业进入“厚报”时代，报纸所增加的信息量大部分来自消费市场，消费的价值指向作用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各类专副刊和广告版面的大量增加，使报纸在总体上成为大众文化的代言者。受众通过读报活动，看到的是一个通过编辑加工的集合型大众消费文化的缩影。报纸版面作为消费文化的碎片，平面化地展示了商品符号的诱惑力，报纸在单向意义输出的过程中，通过每天的版面内容更新，不断强化消费的“能指”和“所指”。它在建构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建构了受众的阅读世界，并着重将消费社会的无深度、浅层的通俗商业文化汇聚成统一的通俗文本，在向受众灌输消费时尚、消费理念的过程中建构大众文化。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尼古拉-埃尔潘所言：工业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无一能够背离大众文化统一的价值观、统一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规范。实现这种整齐划一的首要工具是在消费这种公共文化的商品时所感受到的乐趣，得到这种乐趣毫不费力，表面上看来也毫无害处。现实却是另一番图景：大众文化不但是改变消费者主观性的强有力工具，而且能够在各社会阶层中构建统一的消费愿望和消费品位。
注释：
①转引自[美]阿尔伯特·格雷利编著，饶文靖，等译：《媒体与娱乐产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②蔡铭泽主编：《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00页。
③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④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⑤孙燕君：《报业中国》，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⑥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⑦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⑧薛国林，侯东阳，等著：《中国报纸专副刊文化》，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⑨[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⑩[法]加里布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M.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246页。
(11)[法]加里布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N.克拉克编，何道宽译：《传播与社会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12)东方源：《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3)[英]Don slater：《消费文化与现代性》，林佑圣，叶欣怡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3页。
(14)张伟新：《生活服务类报刊的创新与转型》，见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编：《传媒与生活：生活服务类报刊经营之道》，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15)席文举：《21世纪的都市报》，《新闻战线》2001年第12期，第68页。
(16)[英]Don Slater：《消费文化与现代性》，林佑圣，叶欣怡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0页。
(17)[英]Don slater：《消费文化与现代性》，林佑圣，叶欣怡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9页。
(18)蒋玉：《从布尔迪厄生存心态理论探讨大学生纸质报刊的消费模式》，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29页。
(19)[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238页。
(20)[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21)[英]齐格蒙·包曼著，王志弘译：《工作、消费与新贫》，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2页。
(22)[英]齐格蒙·包曼著，王志弘译：《工作、消费与新贫》，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44～45页。
(23)[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24)[英]齐格蒙·包曼著，王志弘译：《工作、消费与新贫》，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58页。
(25)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26)[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27)[英]克里斯·罗杰克著，李立玮，等译：《名流——关于名人现象的文化研究》，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
(28)孙玮：《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29)[英]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30)[法]尼古拉·埃尔潘著，孙沛东译：《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责任编辑 姚佐军
作者：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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