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哲学论文

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投资哲学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了哲学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以期实现由自由意识到实践力量的转化，从而充分肯定了实践力量的革命性。

第一篇：投资哲学论文

卡拉曼机会主义投资哲学

在股市不断上涨时，很难找到便宜的股票，此时卡拉曼就会转向问题债券、房地产等其他方面，这说明价值投资并不是一元的，也需要灵活变通。卡拉曼实际上是一名机会主义者。

安全边际

与其他基金经理一样，塞思·卡拉曼在没到学车年龄就已经开始买股票。卡拉曼曾师从具有传奇色彩的麦克斯·汉尼及其助手麦克·普莱斯，这二人都是价值投资和破产投资方面的专家。之后他进入哈佛商学院，1982年毕业。随后，卡拉曼与别人合伙成立了包普斯特(Baupost)投资公司，目前该公司为客户管理的资金超过20亿美元。

卡拉曼时刻牢记两条古老的投资法则：一“不要亏钱”，二“牢记法则一”。包普斯特成立之初，卡拉曼全面负责大量高端客户的投资，他投资非常谨慎，在考虑可能获得的回报之前首先考虑的是风险。如果一项投资盈亏可能性都是一半，多数人不会接受这样的投资。很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已经表明，大多数人对潜在损失的感受更为强烈。从与汉尼和普莱斯相处的经历以及自己的体验中，卡拉曼认为，价值投资是在长期内获得丰厚回报并且能够同时控制风险的惟一策略。

卡拉曼在投资时始终贯彻安全边际的原则，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所购买的股票都是最便宜的，如价格与账面价值比、价值与盈利比、价值与现金流比、拆卖价值、股息回报率、私人股权市场价值(PMV)等。同时，他也评估客观因素，如内线交易、股票回购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因素。当他投资其他资产时，如不动产，他也会根据同样的标准进行衡量，以确保自己支付的价格非常便宜。而卡拉曼最为中意的就是价值得到盈利数据支持的资产。

首先，卡拉曼认为，市场并不会总能够提供符合上述所有要求的股票。当他1982年开始投资时，即使实体经济和公司盈利已经翻了三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没有达到过去16年的高点，因而在卡拉曼担任投资经理人的前几年，他总是能找到符合严格价值标准的股票。但在股市持续上涨时，债券市场也已经连续多年上涨，找到价值低估的股票也变得越来越难。因此，卡拉曼不得不研究市场上不流行、非传统的投资领域，如不良债务、房地产所有权、国外股票、物业市场等。基金合同允许卡拉曼有灵活的投资选择，而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因此卡拉曼在操作中实际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首先评估风险

在经过风险调整之后，与回报率高达15%，但却存在巨大亏损可能性的投资相比，回报率只有10%但不存在亏损风险的投资可能更具有吸引力。在考察投资回报时，也需要衡量风险，在这个方面很多人都不及卡拉曼。例如，对冲基金的基本策略是在买入股票的同时卖出股票进行“对冲”。因此，即使市场走势不明确，对冲基金依然可以从持有的多头/空头头寸中获利。

然而，在做多和做空两个方向上同时盈利的难度大于只在一个方向上盈利。即使当代更为科学的对冲(例如建立一定的头寸，用以给长期内的资产价格提供保险，且通过平仓空头或者多头赚钱)也被证实容易受到政府当局干预的影响。当意识到需要进行多大规模的对冲之后(尤其是在使用财务杠杆的情况下)，卡拉曼会进行对冲操作。他不会把做空作为对冲策略，因为他担心在股票价格上涨时，做空将带来无限的亏损。相反，他会买入占其基金一定比例的股指看跌期权，以对冲大盘可能出现的下跌。但这一策略仅仅是购买了一种保险，如果一切按预期发展，对冲成本对投资回报的影响非常小。但如果市场真的下跌，股指看跌期权可以给基金提供一些保护。

被动型卖家

卡拉曼试图找到在常规二级市场以外的成功机会，这也是卡拉曼最为强调的一点，他将这种参与者称为“被动型卖家”，即他们卖出股票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很多情况导致市场上出现这样的卖盘，最可能的情况是当一只股票被从主要股指剔除时。很多基金都是模拟指数，以期望获得与指数同样的收益，因此基金会购买被选入标普500指数的股票。在一只股票进入某一主要股指之后，由于预期将有大买单进入，相关股票的价格也开始上涨。但因为标普500指数中的成分股有限，所以一只股票的新进必然意味着其他股票被剔除。一些股票之所以被基金等“被动型卖家”卖出，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糟糕;而是因为它已经不属于主要股指的成分股而已。正如卡拉曼所言，被动型卖家经常创造机会。例如，当Venator被从标普500指数中剔除之后的几天内，股价从6美元跌至3美元。但在此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股价又涨至10美元。

如果某些资产被抛售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那些受到限制的机构投资者卖出了这些资产。卡拉曼认为，能够给自己提供机会的公司行为包括：

·资产剥离，即大型公司将某个部门独立出来并组成新公司，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新公司的股份给公司原股东。与首次公开募股不同，这些新股的发行并不是通过这些投资银行的强大营销网络，且很少有分析师覆盖这些股票，这就解释了为何购买这种股票的投资者非常少。此时，被动型卖家通常是那些管理巨额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它们经常会卖出分配到的这些股份，而没有受到类似限制的投资者，可以根据对这家新公司基本面的分析自己作出决定。

·申请破产保护，即公司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希望法院保护其免于受到债权人的追债，其目的是在保持公司正常运转的同时重组公司的债务。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理由多种多样，且只有小部分的破产保护申请意味着公司最终将倒闭并被清算。对于能够发现其中机会和未来前景的熟练投资者和专家而言，不少申请破产保护的公司都提供了在未来盈利的机会。然而，基金合同却规定很多机构投资者不能持有申请破产保护公司的证券。因此，在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后，无论价格多低，这些机构投资者都会很快卖出这家公司的债券。对于没有此类投资限制的投资者而言，抛售将给他们提供机会。

·持有了不愿持有的不动产，即因为买房人未能偿还贷款而丧失房屋所有权，一些银行或者其他贷款商发现被迫拥有了不动产，并认为这是一种拖累。不动产并不属于这些机构的营业范围，许多机构无法、也不愿花精力考虑如何处理这些资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甩掉这些资产，这些机构也为那些没有受到限制的投资者提供了机会。

缺少买家

被动型投资者所创造的另外一种有利状况是，只有少数人有兴趣购买这种资产，因为这些资产并不适合许多投资者。卡拉曼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些被便宜处理的资产感兴趣。经验可能会滋生偏见，但也吸引了更多的新参与者，他们开始熟悉这种此前的冷门资产。20世纪90年代初，纾困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mpany)持有的不动产资产乏人问津，但卡拉曼却买入了这些资产;之后其他投资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而卡拉曼又开始了新的发掘。

独立于市场的催化剂

1929-1959年间，标普500指数成份股的股息收益率高于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20世纪80年代初，股息收益率超过4%，最高时曾一度达到6%，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降至不足2%，包括一些大型公司在内的许多公司都没有支付股息。因为股息收益率的降低，投资者获得回报的途径只有资本收益，而这完全依赖于市场。

卡拉曼试图找到不受市场波动左右的投资。由于卡拉曼关注的是绝对回报，即每年都能给投资者带来正收益，这就要求投资不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在一些给定回报率下，找到这种投资难度不大。例如，支付固定利息的固定利率债券，通常每6个月支付一次利息，并在预先确定的时间偿还本金。尽管随着利率的变化以及评级的调整，债券的报价会出现波动，但在没有出现违约的情况下，债券的支付没有问题，且市场的波动也不会对收益带来影响。但是，这种投资的回报率较低，卡拉曼不会仅仅因为这些普通的债券投资工具较为安全而进行投资。卡拉曼希望找到能不受市场影响、风险低但又能给投资者带来较高回报的投资。

问题债券能够满足卡拉曼的要求，尤其是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债券。这类公司债券价格疲软，当前已经暂停支付利息，但未支付利息会累积;何时以及能否偿还本金尚不确定。此类证券的投资者需要确保，这类企业有足够的资产价值，以支付债券的利息和本金，例如卡拉曼以及其他投资者。一旦投资了这些债券，回报将更加依赖于破产进程而非市场波动。

自下而上的横向比较

与其他价值投资者一样，卡拉曼也是采用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如果股价下跌，自下而上进行选股的价值投资者会重新检验自己的分析。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他们会加大买入力度。

卡拉曼一直都在寻找的投资机会是，卖家卖出资产的行为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且其他买家不愿接盘。为此，一旦条件改变，他需要从一个市场转向另外一个市场。20世纪80年代末，投资破产公司的债券获利丰厚，直至被高额回报吸引的大型基金进入这一市场;美国存贷款机构的改制也提供了同样的机会，但随着投资价值的显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参与其中;美国重组信托公司的资产出售同样如此。随着时间的推进，原本看起来怪异、无人问津的市场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并流行。虽然一些大型基金因政策限制而无法买入小公司的股票，但有时候投资小市值股票的基金会大量买入这些小公司的股票，从而减小了卡拉曼的投资空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卡拉曼把目标转向西欧。当时西欧国家正在修改税法，而且市场尚未意识到即将产生的投资机会。由于税法修改的影响，西欧的很多公司开始剥离非核心部门，回购股票，并试图增加公司的灵活性。与美国的投资者相比，西欧的投资者对品牌更为热衷，因此也为投资小公司的股票提供了机会;此外，这些小公司的运作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股本回报率也大幅低于美国的同类公司。作为自下而上的投资者，卡拉曼确实找到了新的投资机会。

随着更多的投资者涌入，他将目光转向东欧。当时，东欧各国的股票市场刚刚起步，股票非常便宜，即使是那些坐拥油气田的公司，如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也仅为西方市场的1%-5%。但是，卡拉曼也意识到，这些国家的政治风险巨大，投资可能血本无归，因此他将风险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1995年和1996年，卡拉曼开始买入，股票价格随之上涨。1997年，卡拉曼获利丰厚，并获利了结。1998年，俄罗斯出现债务危机，卡拉曼手中剩下的股票价格随之下跌。俄罗斯债务危机令卡拉曼1998年的投资业绩受到冲击，但1995-1999年的5年间，他的投资业绩依然领先市场。

企业破产如何创造投资机会

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潮中，美国Pennzoil石油公司试图买下规模更大的Getty石油公司。但在交易结束前，Texaco公司以高于Pennzoil公司的报价赢得了竞标。为此，Pennzoil公司在德州法院起诉Texaco。1987年，德州法院判罚Texaco公司赔偿110多亿美元。根据德州法律，如果上诉，Texaco公司必须发行与判罚金额规模相同的债券。

然而，即使像Texaco这样的大公司，也难以筹集如此巨额的现金。为了避免拿出如此多的现金，且防止Pennzoil公司接管自己的资产，Texaco公司申请了破产保护，从而赢得了喘息空间。但Texaco公司的债券却承受巨大压力。

Texaco公司发行了欧洲债券(以美元计价，并在美国以外发行的债券)，这种债券每年支付高达12%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卡拉曼被这种证券所吸引。在他看来，Texaco公司的这些欧洲债券具有优先求偿权，且无论Texaco公司需要向Pennzoil公司支付多少罚金，公司的资产都能够保证这些债券获得支付。

卡拉曼推断，无论石油价格如何，Texaco公司都有足够的资产支付罚金，且保证其债券稳定。除了石油外，Texaco公司还拥有炼油厂、化工厂以及其他可出售的资产。1986年底，Texaco公司的账面价值超过130亿美元。因此，卡拉曼认为Texaco公司的欧洲债券是一项安全的投资。

卡拉曼希望从这些欧洲债券中获得多高的回报呢?这些欧洲债券每年支付一次利息，息票率为12%。申请破产保护之后，Texaco公司可以暂不支付这些债券的利息，但利息将累加。1987年秋，这些债券价格为90美元左右。当时，已经有一次未支付利息，金额为12美元，自此之后还产生了6个月的利息，这意味着在这些债券1989年到期时，如果Texaco公司已经不再需要破产保护法的庇护，需要向每份债券的持有人支付118美元。卡拉曼认为即使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获得支付，但投资这些债券的回报依然不错。当然，越早支付，回报率越高。

9个月后，Texaco公司与Pennzoil公司达成了价值30多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卡拉曼获得的回报也超过最乐观的预期。这是卡拉曼最大比例的一项投资，而且最终结果出奇得好。

原因何在?

毕竟Texaco公司并不是小公司，其他分析师会进行相似的分析，卡拉曼之所以先别人一步抓住机会，是因为被动型投资者被迫卖出债券，并致使债券价格下跌。

没有买家接盘为卡拉曼在90美元附近买入这些债券提供了机会。尽管有投资基金可以购买问题证券，但许多此类基金追求高回报，如果这些债券支付本息的时间超过两年，则投资回报率将低于30%，这低于它们的业绩目标，因而它们也不会买入这些证券。在卡拉曼看来，只有剔除风险之后的投资回报率才有意义。他认为，Texaco公司的债券面临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即诉讼进展风险和时间风险，这两个风险都较信用风险小。最终，Texaco公司的债券给卡拉曼带来了丰厚回报，也证实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本文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本刊记者石伟译)

作者：布鲁斯.格林沃尔德

第二篇：黑石的投资哲学

推荐语：从严格意义上说，本书并不是一本理论色彩浓厚的私募投资分析教科书，而更多的算是一本关于黑石投资哲学和黑石奠基者人生感悟的著作。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巴曙松

多年来，无论是在金融方面还是在公共政策方面，彼得森在世界舞台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但他仍旧是当年那个在父亲的咖啡厅里负责找零钱的内布拉斯加男孩。他的成长历程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他在书中以坦诚的态度对自己的商业史和人生经历展开了叙述，乐趣丛生，让人耳目一新。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 沃伦·巴菲特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金融市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结构的转型与调整。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迅速蓬勃兴起的股权投资行业。

在强调投资眼光、专业判断能力、市场把握能力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同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规模上，迅速扩张的中国股权投资行业都迫切需要找到参照，这种参照应该是现实的而不是理论的、第一手的而不是隔靴搔痒的投资家与投资机构。就如同巴菲特成为许多投资者学习的榜样一样，股权投资同样需要一些参照。

在众多关于股权投资的案例之中，黑石对中国的股权投资行业来说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这不仅是因为黑石一波三折的成长经历，还因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恰好在危机爆发之前投资黑石而出现了为数不菲的账面浮亏。

“永不进行敌意收购”

在本书中，黑石集团创始合伙人彼得·彼得森认为自己的投资哲学非常简单：“我始终相信在一个机构中，道德规范应该放在第一位。从黑石成立的那天起，职业道德和诚信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彼得森强调“永不进行敌意收购”，他深信这一投资立场将帮助黑石与其他企业建立更加有益且持久的关系。同时，出于减少裁员、为员工提供稳定工作的考虑，黑石创立了重组咨询等反市场周期的业务。

彼得森的这些做法都与华尔街一度风行的短期化行事风格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放到金融业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来观察，正是彼得森的这些更富有洞察力的投资理念成了黑石集团的护身符，使黑石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并购浪潮中得以幸存且进一步壮大，也使黑石在各大投行于金融危机中折戟沉沙的险峻时刻依然屹立不倒。

对中国股权投资行业有何借鉴

在品味彼得森的人生和投资故事之余，我更关注的是黑石集团成长史中折射出的私募股权行业发展轨迹、它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股权投资行业可以从中借鉴的地方。

从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看，私募股权投资产业的先驱之一应该是KKR公司。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动荡，许多公司的市值都已低于重置成本，KKR从中看到了机会，开始通過杠杆收购来对企业进行收购重组，这不仅引领了第四次并购浪潮，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金融服务业态。

黑石集团正是在这一并购浪潮中应运而生的。虽然杠杆收购会给私募股权基金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1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5%～6%的水平，当时美国的股权投资基金有较好的金融环境来控制债务成本并获得丰厚的收益。近20 年来，随着退休基金和保险业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大，长期投资产品愈加成为这些机构青睐的对象。而私募股权投资的期限较长，在相对平稳的市场环境中，这些私募股权投资的绝对收益率通常明显高于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这些条件一度迎合了市场需求，使私募股权投资迅速成为华尔街和全球金融市场上冉冉升起的新星。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一些海外私募股权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无法兑现出资承诺，一些私募巨头因此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亏损，比如黑石集团2008年第四季度亏损达到8.271亿美元。面对金融危机的考验，股权投资基金开始逐步改变原有的投资策略，有的开始探索降低投资风险，增加对风险较小领域的投资，例如从投资初创期的创新型企业转向投资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有的则在行业选择上更加集中和保守，并开始参与一些中小型并购交易，同时大幅度减少杠杆收购;有的则在此基础上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新兴市场。

2005年以来，中国的股权投资产业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创业板等推出之后，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无论是在募资、投资和退出规模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不过，由于中国股权投资产业发展时间还不长，股权投资基金发挥的作用还不是十分明显，特别是在目前股票上市发行受到较严格的管制的情况下，市场往往认为监管当局会对上市公司进行挑选，股权投资基金是否参与公司筛选对保证IPO质量意义不大。另一方面，严格的管制令IPO资源处于相对稀缺的状态，促使股权投资基金过于追求短期化，过于注重Pre-IPO的投资，相应地，对小企业在扩张期的资金投入就容易忽视，这也会相应削弱私募股权产业对资本市场的正面影响力。

不过，随着参与股权投资的资金越来越多，依赖Pre-IPO获得短期暴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且随着上市发行管制的不断放松，业务风险也在不断加大，因此，从趋势上看，中国的股权投资基金会逐渐步入更激烈的市场化竞争阶段。例如，发行上市的市场化程度提高等因素会促使更多的股权投资基金将更多的资源投向处于创业早期的企业，并做好产业和区域投资布局，加强与不同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积极拓展多渠道的资本退出方式。在这样一个日益市场化的环境下，黑石的成长经历将提供更多的参考价值。

编辑：牛绮思

作者：巴曙松

第三篇：“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

摘要：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了哲学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以期实现由自由意识到实践力量的转化，从而充分肯定了实践力量的革命性。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又内在地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以这种实践力量来“消灭哲学”使“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来“实现哲学”。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必须把哲学同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要求“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其宗旨在于强调哲学不应满足于对世界是什么的理解与说明，而应当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和人的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超越历史上一切旧哲学的一次深刻变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实践哲学;共产主义

哲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实现哲学的真正变革，正是因为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本质。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同“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交往，从而为他开辟了通往黑格尔哲学的道路。青年黑格尔派把高悬于半空的黑格尔哲学引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并运用它来反对封建专制，而面对处在民主与专制斗争中的德国社会状况，马克思坚定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意识哲学为武器，勇敢地批判宗教教条，宣扬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为变革封建专制制度而斗争，这也促使马克思更加深入地研究黑格尔哲学。

“青年黑格尔派沉迷于思维的独立性，把意识的产物变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认为宗教、概念等抽象的观念统治着现存的世界。因此，他们的斗争只是‘反对词句’的斗争，丝毫没有触动现实的世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来源于这种颠倒性。”[1]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源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一般意识形态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和批判。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2]其后，马克思主要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义上对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现实的批判。

其中，施特劳斯对原始基督教史的考证，及鲍威尔对复类福音书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等，在其思想发展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施特劳斯认为，关于耶稣的事迹是不可信的，有必要对圣经故事进行历史的批判。他认为福音故事是民族或大教区的无意识的集体创作，不是有意识的伪造，要求从中找出历史真实性的内核。鲍威尔不满足于施特劳斯的论断，以无神论的姿态批判福音书，认为福音书没有任何历史真实性，其内容完全是有意识的伪造。它不过是普遍自我意识的一种暂时的形式，而要摆脱基督教的桎梏就是要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双方的争论从福音书批判转向哲学，并且鲍威尔还指出了施特劳斯的错误在于没有让精神上升为自我意识。

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大都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不管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施蒂纳，还是鲍威尔哲学体现的“主体”原则。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同鲍威尔和科本最为接近，他们倾心于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出发返回到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否定鲍威尔把自我意识同实体对立起来的做法，但并没有返回自我意识与实体统一的绝对观念，而是在吸收黑格尔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逐步达到人与环境的统一的观点，即把握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3]。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4]258。马克思用“原子的偏斜运动”表述了自己的“自我意识”的哲学立场，虽然博士论文的主旨是自我意识的能动原则，但试图找到自由无神论的哲学渊源又透露着一种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倾向，强调哲学和周围世界的相互作用。

之后，由于马克思的政治态度与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之间的矛盾，他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从而投身到现实生活的斗争中。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由于接触到大量的社会现实问题，他对黑格尔体系中很少涉及的物质利益问题感到为难。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著表明，其基本倾向仍然属于辩证唯心主义，但在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了他对原有哲学信仰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人民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以及关于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于是马克思着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批判地分析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使自己的观点沿着唯物主义的方向深化了。费尔巴哈使马克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问题，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和他的宗教观及揭露黑格尔哲学颠倒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张把它们颠倒过来，对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使马克思彻底地与以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施蒂纳和鲍威尔兄弟为代表的“自由人”决裂了。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序言中，恩格斯说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历史观，——‘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算清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5]这表明马克思开始深刻地思考哲学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必须积极地干预生活和现实，思想只有通过它对周围环境的能动活动，才能使意志的力量走出阴影的王国，以反对不合理的现实世界。这一点是马克思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间最初微妙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后来很快就发展为同“自由人”决裂的契机。这促使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二、“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

马克思于是从社会退回到书房，消化《莱茵报》时期的经验，深入研究历史和黑格尔法哲学，开始思考哲学的现实意义。然而，不论是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还是理论政治派都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实践政治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也没有去实现它，而只是停留在否定哲学的要求上和背对着哲学嘟囔几句的陈腐方式。“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6]

然而，德国理论政治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把哲学与现实割裂开来。他们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从哲学的前提出发同德国现实世界的批判性斗争，而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现实世界。马克思指出：“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7]8从而马克思这样断言：“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7]8于是，他指出了他们共同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7]8。

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7]66，来驳斥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批判只是用词句反对词句，而不是反对现实的世界。正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物质生活现实性的历史事实所作的分析中得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73的科学结论，这无疑是对“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4]258思想的进一步深化。这也正是之前引出马克思“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命题的思考。

所以，马克思用实践力量开始了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7]9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不应该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应该认真注意到“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这使马克思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于是，马克思便从哲学批判转入实践批判，从而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明确地表明了彻底超越旧哲学的倾向，有时将这种倾向激烈地表述为拒斥一切哲学的立场。恩格斯甚至断言“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马克思则更为深刻地表述为“消灭哲学”。而且，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4]258，这一重要命题强调了自我意识的批判不应囿于自身，而应超出自身，进入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自我意识是“本身自由的理论的精神”，它在同现实世界的关系中必然投射出实践的力量，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使自我意识转变为一种实践的力量。

当然，这里的“实践”指的只是一种批判性，而批判的意义则在于：“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而从观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8]

“哲学改造世界的过程是复杂的、辩证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哲学同外部现象世界的关系，另一种关系是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即同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关系。正是由于哲学实现的进程是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进程，因而这样的精神承担者”[9]，“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4]259。正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所指出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7]58这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的思想内涵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即以这种实践力量来“消灭哲学”使“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来“实现哲学”，超越历史上以往一切旧哲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变革。

然而，这其中也蕴含着哲学内在本质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不仅要否定现实世界，而且要否定哲学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以期实现由自由意识到实践力量的转化。“把否定看成哲学精神的自由本质，认为否定构成了哲学精神自由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是实实在在的，它推动着哲学精神自由地不断冲破自身的限制，进入感性的外部世界，向整个世界开放。”[10]实质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变革的同一问题的不同两个侧面，其互为表里，最终确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历史性变革——用实践力量来超越一切旧哲学，以“消灭哲学”使“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来“实现哲学”。

马克思指出：“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7]7而哲学的批判不是自身的目的，其实质在于“哲学的否定”，而否定哲学和消灭哲学，其根本在于“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即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同样，这充分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革命和实践的本性，就是要“消灭哲学”使“哲学世界化”和使“世界哲学化”来“实现哲学”。“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4]258哲学不仅要把握世界，更要“给现象打上它的烙印”。这样，哲学“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4]258。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实际上他是充分地肯定和强调其偶然性。当然，他的原子理论也充分肯定了自然界的内在必然性，但是马克思绝不是单纯地为了如何区别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原子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化身，“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客观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4]233。正是走向“消灭哲学”的道路，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性变革，从而深刻地阐述了自我意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由内在的精神向现象世界转化的过程，恰恰就是这一过程，在“实现哲学”的过程中，使“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通过“哲学的世界化”，人们更容易透过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看到哲学所体现的时代性，从而更加贴近哲学，更加走进哲学，在“世界的哲学化”过程中实现自我。哲学通过把握时代精神，来实现哲学的世界化，以期实现其理论诉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现实性与革命性的真正体现，是在指导人们进行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行为中，成为一种能够影响世界的积极力量[11]。如《费尔巴哈提纲》中所指出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7]58同时，马克思认为，历史不应该是在哲学中以观念的形式展开，而哲学也不应保持独立的理论外观而游离于现实之上，它应成为历史的现实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肯定了实践的现实力量，也内含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观点，这种“现实性”决定了它的“时代性”，就是在肯定实践力量的同时去变革、改造世界。当然，世界同样应该体现哲学的理性，以期在这种实践的世界观下指导人们认识世界，从而更好地改造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彻底批判并超越作为独立观念形态的哲学，但他们并不是否定哲学存在的理由，而是要从根本上变革哲学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方位，从而实现一次深刻的哲学变革[1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旨是把哲学从一种外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的观念形态转变为一种内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批判的维度，不再把哲学当作独立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纯粹的观念形态，而是作为社会革命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和革命的统一。这种以变革现存世界为目的的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革命的哲学。

哲学并不因废除名称而被废除，正如科尔施所言：“最近的马克思主义者已被几个众所周知的马克思的词句和恩格斯后来的几个词句所迷惑，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人们只能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洞察力之低感到惊奇。”[13]3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实质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的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13]38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是一个活的整体，理论和实践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总体。

理论对现实的把握应当是一种批判的、革命性的解释，是一种立足于实践改造的现实运动。当然，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正如科尔施自己已经指出的，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进程考察这个观点，更不能不顾历史条件随意地移用。而且，理论，即使是科学的理论，显然并不是无条件地、永远地正确的代名词。所以说，理论和现实是辩证统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4]258，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所体现的变革世界的本质。

之后，马克思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中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论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克服哲学自身缺陷的根本途径，并认为实践活动是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明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61。“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75这些思想显然是“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内容的新的质的飞跃。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哲学实现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9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任务，就必须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7]16

可见，马克思要求“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其宗旨在于强调哲学不应满足于对世界是什么的理解与说明，而应当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和人的解放，也就是世界为了人的生成而改变。这些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63所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所实现的变革，也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宿点：实现人类的解放，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以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积极能动的社会实践的观点阐明了人的自由发展的本质。人类的解放这一过程要经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才克服了种种自由观的片面性，正确地解决了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为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提供了伟大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指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有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7]11在社会变革实践中，人自身也获得改造、发展与进步，从而克服种种异己力量，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实践主体也就能够运用自己的实践力量去打破外在的限制。毛泽东作了简练明确的概括：“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14]“消灭哲学”的任务是否定与实证科学相对立的和革命实践相对立的一切旧哲学，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把哲学同革命实践、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是“一个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7]1415的阶级，从而可以看出人的本质的完全丧失，并且只有通过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地位，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与社会的自身解放、人类的普遍解放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以往一切革命的根本区别。”[15]

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从自然必然性走向经济必然性，还是人摆脱外在的必然性而达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都是人类主体通过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而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潜在地规定着人的存在、生成和发展方式，就是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的实质就在于人类的解放[16]。

共产主义是人类解放的起点，在共产主义中，社会将是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在更高物质基础上的回归。人类将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人在自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创造中展现自己的力量，以自由的精神去创造历史，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7]，从而向前推进着人类社会的建构。正如马克思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29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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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作者：于欣荣 卢丽娟

第四篇：哲学的人生 哲学的电影

[摘要] 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是对人生意义个性化的沉思。把哲学的命题作为影片的主题，这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标签，他的一生都是用电影的语言来思考和演绎哲学问题，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连串的反思与怀疑，否定和批判成为他的电影的基本精神特质，伯格曼通过电影打通了电影与哲学的关系，成为了世界影坛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

[关键词] 伯格曼 电影 哲学 思考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4.005

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年来电影本身出现的哲理化倾向，使得哲学这一命题在电影中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2007年7月30日，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悄然离去，从此电影界又失去了一位以电影为生命并为之做出杰出贡献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一生共拍攝了56部电影，他的电影是对人生意义个性化的沉思，显示了欧洲人对于人生哲学、生命意义探索的喜好，把哲学的命题作为影片的主题，这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标签。因此，伯格曼的影片是电影中的哲学，将伯格曼称为电影界的哲学家，也并不过分。

1918年7月14日，伯格曼出生在瑞典的布萨拉，瑞典是富裕的北欧国家，它的社会现实，决定了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基调。瑞典生活富裕而稳定，每一个人无需对金钱有太强烈的欲望，使得人们有较多的精力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感受。伯格曼的电影，经常表现富裕生活背后人性的不完满，人性的缺陷被充分暴露。在物质生活不再给人压力的状态下，幸福、快乐、满足依然是浮光掠影，内心深处总是难以捕获最简单而持久的满足。伯格曼的电影表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感悟，对应了欧洲社会很多人的共同感。

伯格曼由于其独特的生活背景和个人性格，使得他对生活本质意义的思考显得敏锐、准确和细腻。然而，这也是他痛苦的原因。伯格曼晚年孤身一人居住在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波罗的海小岛上，他的一生一共有5次婚姻或同居，共有9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他在晚年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害怕人群，内心的孤独无法排遣，他还说自己是一个永远记恨的小心眼，因为他有一次挥拳打了批评他作品的评论家。中国古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英格玛·伯格曼在晚年袒露自己的内心，一方面是他诚实面对生活、诚实面对自己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他试图为自己的一生的不快乐寻找答案。他一直在思考，思考人存在的困惑等许多常常困扰我们的问题。所以伯格曼的一生没有和哲学分开过，无论是在光怪陆离的电影当中，还是在寂静的小岛上，伯格曼一直干着一项工作——用电影来演绎哲学，用哲学来解释存在。

一、对个人与现实之间的思考

伯格曼一直在思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点点滴滴，在他的大多数影片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敏感的、紧张的。他们中有的拒绝交流，有的却戴着面具交流，有的虚伪自私，有的难以抗拒诱惑，伯格曼自始至终都在试图揭示人在现实当中的隔阂和疏离。

以《假面》①为例，伊丽莎白不愿说话，表明她放弃社会角色，希望摘下面具找回自己，单纯的艾尔玛为了尽职，也为了解闷，却什么都说，但说着说着却发现自己并不了解自己，最要命的是自己想的和做的不一样。在伊丽莎白面前，艾尔玛起初并不愿意满足于向一位明星倾诉常人的悲喜。她说自己26岁，已订婚，热爱护士职业，而这些都是角色，也就是假面。

真实从性开始，有一天她讲了自己野合的故事。故事就在这里巧妙地转折，艾尔玛看到伊丽莎白在写给别人的信中透露了她的野合故事后愤怒无比，也就是说她接受不了自我被真实的曝光。交流的难以实现在这里就展开了，艾尔玛开始想方设法折磨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依然选择沉默，巨大的交流阻力在这里爆发。

艾尔玛以为伊丽莎白是病人是弱者，而伊丽莎白则把她当成了研究对象，其实本来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在这里就变得敏感而一触即发，即使最后把她们归结为一个人，伊丽莎白和艾尔玛之间的交流还是难以实现的。她们都把思维禁锢在自己的世界里，于是总觉得外界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其实抛开了所有，你苦苦追求的那些若有若无的东西的价值又值多少呢?

“电影的特写镜头是突出细节描写的艺术。它无声地展现了重要的、本质的事物：不仅描写，而且评价。”②伯格曼镜头下的演员，每一张脸都是一个故事。他认为“特写”可以直触情感的世界，在伯格曼摄影机的描绘下，大多数人活得没有尊严，内心充满蒙羞、郁闷、愤懑。他的主人公总是试图克服个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痛苦和困惑中寻求超脱，但往往又是徒劳的。很显然，他的电影基调仍然是强调人的悲观，在伯格曼看来，他的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这样让人费解，都在痛苦中挣扎，却又彼此不理解，于是冷漠，隔阂就在现实当中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二、对两性情感关系的思考

人们把两性关系比同两个大国的关系，可见男女关系是多么难以处理。在伯格曼的影片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样表现得左右为难，主人公常常在痛苦当中徘徊。就像影片《狼之时刻》里的主人公艾尔玛对着镜头发出的疑问一样：在爱的世界里怎样才能恰到好处?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约翰虽然得到了妻子艾尔玛的真爱，可是这份既存的感情还是与后来他和情妇维罗尼卡之间新生的感情相冲突。于是极度的兴奋与烦恼不时袭来，难以平息，而蜕变成一种感伤、空虚、孤寂和不安的心境。在这时候人心和人性都成了无根的浮萍，开始在欲海里沉落，约翰最终没有抵挡住色魔的诱惑。当他背叛发妻去和城堡里的旧情人维罗尼卡幽会时，他的灵魂就被心魔所控制，色欲让他忘乎所以，不计后果，最终将生命引向悲剧。约翰最终没有向神靠拢，而是投向了魔鬼的怀抱，这是人性的软弱和人性堕落的表现，也让他自食其果，留下孤独的妻子艾尔玛承担由他的过错造成的结局。

伯格曼通过他们的故事告诉观众，情感危机、错位对一个人生活的影响和人们将为之付出的代价。在两性情感的交往中，真爱被许多东西所粉饰，不是人不够真诚，而是爱成了伤害，主人公都成了感情的奴隶。

三、对女性之间关系的思考

对于女性的面孔，伯格曼有着足够的迷恋和尊重，他总是让镜头离演员的面孔更近些，用眼神和面部肌肉的风暴，带给人们心灵巨大的震撼。诚然，伯格曼对女性有着他异于常人的洞察力，但和其他关怀女性的导演相比，如阿尔莫多和沟口健二，伯格曼没有将女性奉若神明的胸怀，连关心也谈不上，他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女性内心深层的切口。活在伯格曼光影里的女性形象并无太多的性别特征和感召力，她们和伯格曼电影中的男人一样模式思考着的，痛苦着的，外加一份女性特有的忧郁，也更加具备了言不及义和冷漠的风范。在伯格曼的影片中女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诡异的色彩。

像影片《假面》中艾尔玛和伊丽莎白一样，起初艾尔玛很悉心的照顾伊丽莎白给她讲自己生活的点滴，从自己的社会身份到第一次性经历，艾尔玛都滔滔不绝地讲给了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看似在听，实际上是听之任之的态度，并且把艾尔玛当成心理研究的对象，而当艾尔玛得知自己被伊丽莎白当成研究对象而不是朋友时，她几乎崩溃，她开始折磨伊丽莎白。但风波过后艾尔玛重又恢复温柔本色，她让伊丽莎白靠在自己的胸前，她仿佛看清了自己。伊丽莎白也是一样。人们最爱的是自己，最恨的也是自己。無论爱恨都成了一桩身不由己的极端“自私”的行径。在影片的表现中，伊丽莎白代表了女性暗哑的一面，艾尔玛则是女性明快的一面，实际上却殊途同归，共同步入交流无望的困境，变得更加虚无。在伯格曼冰冷的影像背后，洞穿的是人类对个体自身的虚妄的排解。也就是说，不管是演员还是护士，她们实际上是一体的，她们是一个人。

像艾尔玛和伊丽莎白这样的重叠影像，其实也表现在影片《安娜的激情》里面爱娃和安娜身上，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爱娃和安娜是两个不同的人，但她们的情感经历着同样的危机与错位。所幸的是她们俩之间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而是在各自的情感世界里挣扎，在挣扎的同时，她们实际上走上来了同一条没有未来的情感旅途，完成了在事实上角色和身份的融合。

四、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思考

伯格曼在后来的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母之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在他的影片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总是显得有点紧张，伯格曼对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表达是残忍的，尤其对母亲，伯格曼更是毫不留情。在影片《假面》中，伊丽莎白撕掉了丈夫寄来的儿子的照片，并且试图几次打胎，憎恨责任、害怕痛苦、厌烦自己的孩子、放弃说话权利的伊丽莎白这时开始让人痛恨。其实在影片刚开始伯格曼就用伊丽莎白冷冷的面孔面对裸体的儿童，在影片的最后他终于把自己的意思表达给了观众，在这里伯格曼对母性的攻击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宣泄。 不过，对伯格曼而言，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所以他在《秋日奏鸣曲》③里对母性做了依次剖析：艾玛一直生活在母亲强大的阴影下，她极其谦卑地生活，很压抑地爱着，但当她有了孩子后，她再也压抑不了自己，蕴积多年的爱爆发了，但不幸的是她的孩子夭折了，心灵的残缺再也没有弥补的空缺了，所以她把一切的恨都迁怒于母亲，借着酒劲她开始发泄对母亲多年的怨恨，而夏洛特自己却用烟来保护自己，在烟和酒制造的气氛中，女儿的爱恨交织和母亲的麻木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在影片《芬尼与亚历山大》中，妈妈变成了孩子的保护者，她们伟大而强悍，为了孩子，她们开始和外界抗争，至此可以看出伯格曼对母亲的怨恨彻底的释放，一切变得阳光灿烂起来。

五、对宗教的思考

在伯格曼的所有作品中，最令人振奋的无疑是《第七封印》了。伯格曼正是凭借这部长片而获得了国际影坛的尊敬。影片通过男主角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游历过程，大胆地提出了几个咄咄逼人的主题。首先，伯格曼肯定生存的痛苦、个人的孤立无援，接下来他大声质问生与死的问题，大声质问人与上帝的问题，质疑一种生存状态，却找不到可以归去的精神家园，这一直是伯格曼的痛苦所在，也是伯格曼影片的特质之一。

伯格曼的父亲是瑞典国教的高僧，他的家乡布萨拉是瑞典闻名的欧洲小城，这里古老的大学和教会以及中世纪遗物和装饰，都是构成他好多作品的题材。同时宗教家庭和家乡浓厚的宗教气息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被称为农民的壁画特别多，这构成他以后《第七封印》的题材。另外海盗时代也为他《处女之泉》提供了背景。但他的宗教家庭对他影响最大，当时宗教生活的刻板伪善，使他对僧侣、律师、医师等职业产生怀疑。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这种难解的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在伯格曼自己看来，他的世界中，所谓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在事实上伯格曼眼中的上帝和父亲是一体的。因为对父亲的反抗，他也和上帝开始决裂，所以在他的许多影片当中伯格曼总是让主人公去探讨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并且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也安排了追问和争论。

结语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伯格曼从1940年踏进电影界开始，他每年的电影产量是一部，而且多数都成了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影片，做到这些是很了不起的，可伯格曼要做的不仅是这些，英格玛·伯格曼终其一生的电影都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从来没有故意要迎合观众。但是，由于他在深层问题上的思考具有哲学的普遍意义，因而，他的思考方向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很多人通过伯格曼的电影发现，许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原来充满了矛盾。无论是《野草莓》、《假面》、《狼之时刻》、《安娜的激情》、《沉默》，或者是他后期的《呼喊与耳语》、《芬妮与亚历山大》，他都在用电影的语言来思考和演绎着哲学问题，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一连串的反思与怀疑。否定和批判成为他的电影的基本精神特质。伯格曼通过电影打通了电影与哲学的关系，或者说，他把电影的精神品格提升到与哲学可以并驾齐驱的高度，从而使电影完全汇入到了人类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之中去了。

注释

①关于《假面》：影片讲述了著名女星在舞台上突然失声，从此拒绝说话。为帮助她康复，女护士陪同她去乡间疗养。两个女人回来时，女演员已恢复正常，护士却发疯了。《假面》探索女性的内心世界，堪称伯格曼最神秘、最晦涩难懂的影片，阴冷的摄影营造强烈的视觉感官，两大演技派女星戏内戏外都激烈争斗。

②《可见的人·电影精神》第52页 【匈】巴拉兹·贝拉 中国电影出版社

③《秋日奏鸣曲》：1978年，英格玛·伯格曼和同样来自瑞典的巨星英格丽·褒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作，拍摄了这部影片。本片为两人赢得了极大的赞誉，并囊括了包括奥斯卡和金球奖在内的很多奖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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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影艺术家手册》 周海峰 中国民艺出版社

5、《世界影片年表》 周海峰 中国民艺出版社

6、《世界电影思潮》 范志忠 浙江大雪出版社

作者简介

范小玲(1979.05—)，女，戏剧与影视学硕士，工作单位：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影视编导专业。

作者：范小玲

第五篇：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

[摘 要] 逻辑是作为时代哲学的独特标志，不仅直接影响了语言哲学的风格，还为形而上学、心智哲学以及元伦理学等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丰富的资源。甚至逻辑还在哲学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中立仲裁者的角色。20世纪以来，现代逻辑更是为绝大多数哲学分支的发展提供了严格的分析性技术，促进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的制约，如逻辑必须依赖于哲学的基本预设，并且很多逻辑系统都具备深刻的形而上学的背景。本文分别从逻辑的哲学方面(逻辑哲学)以及哲学的逻辑方面(哲学逻辑)入手，正确理解逻辑与哲学两者间动态、复杂及多样性的关系。

[关键词] 逻辑;哲学;哲学逻辑

一、前言

逻辑学作为一门较为古老的学科，其最早的发源地是古代中国、古印度以及古希腊。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出现和飞速发展，逻辑学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且正在不断的完善和创新着，开始逐渐从哲学当中划分出来，并慢慢形成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先进的学科体系。这使得人们激烈地展开了对逻辑在哲学上的应用及反思等的讨论，而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发展研究也开始吸引了许多逻辑学家的目光。

二、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概述

(一)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主要的目的是积极反思一些现代逻辑中出现问题。因此，学习逻辑哲学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要了解现代逻辑的主要特征。现代逻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符号逻辑的发展，即数理逻辑的发展。传统逻辑以自然语言作为主要的工具语言，而数理逻辑的主要工具语言则是符号语言。而数理逻辑最为基础的部分是一阶逻辑，它也是在日常思维中数理逻辑最具应用价值的一个部分，与传统逻辑的关系极为密切。一阶逻辑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1)主要体现在语词、命题的处理上，即只考虑到语词或者命题的外延;(2)在研究命题的真值时，只考虑到真值真或者真值假的问题，通常一阶逻辑认为，一个命题只存在非真即假的情况;(3)在研究一阶谓词逻辑的量词时，认为全部的量词都存在实际的含义，并没有空词项。

(二)哲学逻辑

哲学逻辑兴起于20世纪初，也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体系。目前关于哲学逻辑的具体涵义，无论是逻辑学家还是哲学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具体分为以下三种：以冯.赖特以及莱斯彻等逻辑学家为代表的一派，认为“逻辑”即哲学逻辑的主体，并且提出从根本上来说，哲学逻辑只一些非经典逻辑系统，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即哲学逻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逻辑哲学;而以沃尔夫拉姆以及斯特劳森等众多逻辑学家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哲学逻辑的主体是“哲学”而非“逻辑”，并且他们还提出，哲学逻辑的本质即对逻辑学的哲学研究以及逻辑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这一种可认为是语言上的哲学研究，即语言哲学;第三种理解以格雷林等逻辑学家为代表，认为才是“哲学”是哲学逻辑的主体，而哲学逻辑的本质其实就是将一些逻辑中存在的哲学问题，放到更为一般的一个哲学背景下进行研究。

三、正确理解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真实关系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逻辑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体体现在：逻辑与哲学理论的发展相互渗透、融合;从理论层面上看，逻辑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从实践层面上看，逻辑与一些哲学派系的联系更为密切。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一起见证了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方法论带来的巨大变革，到60年代，“哲学逻辑”开始迅速崛起。然而，短暂的崛起过后，逻辑在哲学中产生的影响开始减弱衰退。一些些哲学流派开始采取轻蔑的态度看待逻辑。并且另一方面，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内部，也存在两种对立的流派，再加上形式逻辑方法的恰当性与正确性问题的争论，使得客观深入研究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变得极为重要。以下主要从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出发，思考如何正确看待两者间的真实关系。

(一)逻辑的发展应持有一种宽广的哲学化的历史观

现代逻辑普遍的发展模式认为，逻辑的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从对象语言系统再到元语言系统的形式，它主要是对逻辑系统以及逻辑演算的元性质的研究，同时也是元逻辑层次的一种自我理解。这一理解主要体现在现代逻辑也就是数理逻辑的发展当中，但是纵观上世纪逻辑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这样的理解只能存在于某个领域。并且这一向内的转向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现在也一直受到一种反向转向的制衡。具体体现在逻辑与一些其他领域的联系，以及逻辑对相关学科的概念在对象层次上的分析。因此，现代逻辑的发展应具备一种宽广的哲学化的历史观，如果缺乏对这种发展趋势的洞悉，就很难真正理解当代逻辑学对哲学的具体意义。

(二)防止逻辑划分造成的误区

目前逻辑学家们将逻辑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一阶逻辑与高阶逻辑。这样的划分模式从大的方向来看并没有什么问题，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定要防止逻辑划分造成的误区。相关研究表明，这样的划分方式不仅没有揭示问题，反而可能遮掩了问题。例如，目前的一些哲学逻辑分支总是一味去模仿一些哲学的地理坐标，思考问题时也往往将自己框定在了一个既定的思维模式中，反而忽视了一些子学科论题与方法论的一致性，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问题讨论的逻辑维度以及哲学维度。

(三)应避免陷入“逻辑系统的牢笼”

通常逻辑学家把逻辑的结构当作包括模态逻辑、高阶逻辑、一阶谓词的逻辑与命题逻辑的形式系统性的一个家族。然而若把形式系统观点片面理解成固定的一类处理模式，也就是说对一切进行处理时皆纳入系统框架内，这样把应在更广范围内进行思考的那些问题局限于特定形式的系统内，最终将所处理的那些问题哲学深度进一步削弱。此外，同形式系统关联性较大的那些逻辑哲学的问题比如蒯因一阶变元的范围内逻辑的本体论相关承诺问题，还有关于意义组合性的问题等至今亦未具有令所有人信服的那些结果存在。一些逻辑学家努力的将此类依据系统来对问题进行讨论的模式打破，从其角度而言虽然缺少一般递归的定义以及单调性的推理等最佳词汇表达，然而只要知道一些概念是对特定形式系统进行超越，且研究此类问题的时候是以跨系统的一类方式，这样对逻辑哲学有更深的理解，且进步较大。

(四)避免把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作千篇一律的理解

同机械学在技术中的应用不同，相关逻辑学应用在哲学问题时逻辑作用更加的间接。相关逻辑提供了形式系统，该系统利于精确交流、利于优化处理哲学话语。有时亦用逻辑学这个工具对传统哲学论证进行分析且作出新阐述。现实情况为逻辑对所获结论具有的意义较不关心，然而哲学是对逻辑程序进行寻求使用，以便将问题解决。哲学对结论更加关注而逻辑是对程序进行考察;哲学更加的开放而逻辑是对具体的一些形式规定进行强调。经过逻辑处理后相关哲学论题的启发性更强，亦会具有更清晰透明的结构，且原先的那些问题亦会出现消失的现象，同时可能以新的一类方式促使意义的改变较为微妙，亦或使问题更加尖锐与紧迫。通过逻辑形式有效分析利于对先前未观察到的那些问题亦或概念进行有效显示，且进一步类比此类问题与概念。

四、结束语

逻辑是时代哲学的独特标志，对语言哲学的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还为形而上学、心智哲学以及元伦理学等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丰富的资源，极大促进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哲学的制约，两者间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随着现代逻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逻辑与现代哲学更是相互渗透和促进，关系极为紧密，因此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关系的探究也变得极为必要。

参考文献：

[1]祝君.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之关系考究[J].华章，2010，30(01)：10-11.

[2]朱建平.哲学与逻辑：百年回眸[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43(3)：3785.

[3]朱建平.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0(4)：54-55.

作者简介：宋贵臣(1955-)，男，辽宁营口人，辽宁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法律。

作者：宋贵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