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货币政策论文

作者简介:刘涛,金融学博士。现为金融机构宏观经济分析师,同时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多家国内知名媒体辟有专栏或担任特约评论员。摘要:对于美国而言,全球货币政策要同步还是不同步,完全取决于其“此一时、彼一时”的投机需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全球货币政策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全球货币政策论文 篇1：

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下的中国货币政策选择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由松趋向紧，势必会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和资产定价。这对仍面临三重压力下的中国经济和中国货币政策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认为，中国无须通过保持利差维护资本流动稳定，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保持良好的经济景气程度是稳定中国资本流动的根本保障。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央行的货币政策由松趋向紧，势必会影响全球资本流动，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和资产定价。这对仍面临三重压力下的中国经济和中国货币政策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如何应对挑战，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主要结论是，中国无须通过保持利差维护资本流动稳定，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和保持良好的经济景气程度是稳定中国资本流动的根本保障。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利率政策手段，而非货币数量手段支持总需求增长。

利差并非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

关于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众多实证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利差并非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因素，在有些时间段内中美利差变动方向甚至与预期的资本流动变动方向相反。国内的实证研究文献并不特别强调外部金融周期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即便是包含了外部金融周期因素的实证回归模型当中，外部金融周期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在从属地位。上述实证研究发现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流动背后独特的制度环境、参与主体和行为动机独具特色。中国采取了管道式的资本项目开放，外贸外资企业而非居民和金融投资者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更突出。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而非证券组合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主导了我国的短期资本流动。其他投资项目下的短期资本流动背后包括了大量外贸外资企业的存款、普通贷款、贸易融资、透支、金融租赁、应收/应付款等活动。利差变化对这些活动的资本流动有影响。但是与纯粹的金融投资者相比，这些活动对利差变化的敏感程度相对较低。

稳定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關键是浮动汇率和良好的经济景气程度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众多实证研究的另一个共同指向是，汇率预期是影响中国短期资本流动最突出的因素。这个发现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了人民币单边升值或者单边贬值预期。2005—2015年期间，除了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事实上重新钉住美元，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都保持小幅渐进升值态势，外汇市场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这个期间内资本净流入的压力较大。2015年“8·11”汇改以后，人民币转向持续的单边贬值预期，一直到2017年单边贬值预期才缓解。这个期间内，资本净流出的压力较大。2017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汇率单边变动预期减弱，跨境资本流动总体而言相对平衡。

汇率单边变动预期是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压力的主要来源，汇率单边变化预期则来自汇率决定的市场化程度不足。升值或者贬值压力不能通过充分的市场化汇率价格调整释放，形成了持续的汇率单边变动预期。2017年以后的货币当局不再运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202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发布公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将陆续淡出使用。这些变化提高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更充分地通过汇率价格即时调整释放外汇市场供求压力，减少了人民币汇率单边变动预期，起到了稳定跨境资本流动的作用。除了汇率预期的影响，实证研究中的另一个发现是中国经济景气程度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显著影响。中国经济景气程度较高的时候资本净流入增加，反之则资本净流出增加。这个发现同样与中国资本流动背后的参与者构成有关。企业，而非居民或者金融投资者，是我国资本流动的主要驱动者。经济景气程度高的时候，国内企业的资金需求相对旺盛，企业通过增加境外负债、减少境外资产等方式增加国内资金，这也反映为资本净流入增加。与此同时，经济景气程度高的时候，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意愿也更强，这也会带来资本净流入增加。反之，经济景气程度低的时候，短期资本流入减少。

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有待提升

与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通胀压力不同，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是经济运行低于潜在增速，经济景气程度偏低。2022年中国达到潜在经济增速主要面临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疫情防控在2022年对经济复苏仍构成掣肘，特别是对服务业和就业带来的压力。二是房地产行业面临长期趋势调整和短期流动性困境的双重挑战，商品房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放缓在所难免。不仅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受到影响，全社会信用扩张也会受到显著影响。三是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反弹高峰期的过去，加上高基期的影响，出口增速显著下行难以避免。

多种情景模拟下，2022年我国经济距离实现潜在经济增速面临较大困难。经济增速过度放缓的风险须引起高度重视，短期可能使得某些潜在的风险加速暴露，结构性矛盾将表现更为突出，增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难度。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帮助经济重振活力。“四万亿”刺激政策的主要教训，并不在于面对需求不足的时候采取刺激政策，而在于较少使用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过度使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相互配合下的投资扩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金融系统性风险、杠杆比率快速上升等后遗症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刺激经济方式。通过更多依靠规范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工具，减少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过度依赖，我国能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大幅减少政策后遗症。

货币政策“以我为主”，“以价格手段为主”

一是货币政策的重点是提升国内需求，无须顾忌利差扩大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美联储加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双重背景下，我国2022年可能会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我国如果选择降息扩大了利差，不仅要看到利差扩大可能对资本流动带来压力，还应该看到降息提升了总需求水平，提升了经济景气程度，对稳定资本流动起到了支持作用。基于过去的经验来看，越是不干预外汇市场，越是不会有单边预期，越是有利于稳定资本流动。稳定资本流动的主要依托是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让人民币汇率变化自发地化解资本流动压力。即便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贬值也不是坏事，这对提振2022年的需求和经济增长动力有帮助。我国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显著不同，这也决定了人民币汇率不会跌跌不休。在坚持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需要考虑特殊情况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逆周期管理的预案，以此作为防范投机性资本流动的主要政策工具。

二是通过明确的利率调整轨迹向市场表明稳增长的决心和路径。在经济运行面临三重压力，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情况下，“保持正常货币政策、为未来政策调整留出空间”的说法，不再适合当前经济环境。接下来货币政策可供参考的做法是：政策利率每次下调25个基点(BP)，持续下调直到实现增长目标为止。通过利率政策推动需求增长有三个优点：一是利率政策通过降低债务成本、提高资产估值、强化资产负债表等渠道实现信用扩张，这是通过挖掘市场自身力量提高投资和消费支出水平;二是引导市场预期，促进市场微观主体与政策形成稳增长的合力;三是利率政策可以灵活及时调节，政策后遗症小。

截至2021年上半年，我国政府、企业(包括平台公司)和居民部门债务分别达到了73万亿、171万亿和67万亿元。仅是降低债务成本渠道的影响，100个BP的利率下降可以为政府、企业和居民节省债务利息支出大约3万亿元，对支持投资和消费支出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美国和欧元区在大幅降低利率之后都逐渐实现了就业和经济增长目标，日本安倍政府期间的宽松貨币政策虽然没有最终实现2%的通胀目标，但也赢得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最长一轮经济景气周期。针对利率政策刺激资产价格上涨的担心，资产价格上涨并非一定不利于实体经济部门，资产价格上涨通过财富作用支持消费，通过估值效应支持投资，这些都是对总需求扩张的支持。需要担心的应是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中过多地用于杠杆并带来资产价格泡沫。针对这种情况的合理应对措施是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手段遏制资产价格泡沫，而不是牺牲利率政策工具。

三是货币政策“以价格手段为主”。货币政策起作用的落脚点是要让企业和居民愿意借钱，借得起钱，不是增发基础货币就万事大吉(公开市场净投放货币)，也不是银行把钱给了居民和企业(信贷和社融数据上升)就一定成功。2022年1月份的信贷数据看起来提振人心，但要小心看待。商业银行目前有很强的意愿贷款给资质还不错的企业，企业为了维持和商业银行的关系配合商业银行借了不少钱。如果资质不错的企业借到手里的钱其实在经营当中用不到，钱还是放在账上而不是用于经营活动，这样需求还是起不来，哪怕信贷和社融数据看起来涨了不少。

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落脚点是让愿意花钱的企业和居民愿意借钱，借得起钱。把更多的钱给商业银行不是关键，商业银行不缺钱。催着商业银行贷款不是重点，商业银行为了保持信贷质量，找的还是优质客户，这些优质客户不缺钱，拿到钱未必增加支出，还是不能提升需求。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重点是把融资成本降下去，至少先把利率降下去。利率是否该降，不能和其他国家比，也不能和过去比，而是要看是否与经济状况相比配。另外，不能光看名义利率，更重要的是真实利率。2012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速和资本回报率都在持续下降，真实利率不降反升，真实利率上升的原因是利率下调幅度远低于通胀下降幅度。表面上看名义利率下降了，实际上真实利率反而上升了，真实利率走势与实体经济走势脱节，遏制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我国货币政策空间充裕。金融危机以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空间比之前想象的要大很多，货币当局可以发明出很多新工具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激发他们的投资和购买力，进而提振整体经济活力。中国目前名义利率远高于零，标准的政策空间还很充裕，还有上面提到第二步、第三步的创新型政策工具垫底。日欧美等经济基本面远弱于中国的经济体都有货币政策空间或者能创造货币政策空间，中国更无须担心这个问题。

(张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本文编辑/孙世选)

作者：张斌

全球货币政策论文 篇2：

全球货币政策不同步:中国如何应对?

作者简介:

刘涛,金融学博士。现为金融机构宏观经济分析师,同时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等多家国内知名媒体辟有专栏或担任特约评论员。

摘要:对于美国而言,全球货币政策要同步还是不同步,完全取决于其“此一时、彼一时”的投机需要。虽然在伯南克表态之前,各国央行事实上已经陷入到了各自为战的状态,但伯南克的表态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

关键词:收紧政策 本土因素货币政策溢出效应

2010年6月初,G20财长和央行行长釜山会议开幕前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讲话称,各国央行在收紧政策时不能过急或过慢,而应根据“本土因素”选择加息和退市的时机。

这种放任自流的态度,显然与美国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呼吁各国保持货币政策同步的积极表现形成了鲜明反差。人们或许还记得,2008年10月8日,在危机最为紧要的关头,美联储联手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瑞士央行、中国央行等九大央行同时降息,由此震撼了世界,彰显了主要经济体共同对抗危机的决心。事后证明,这种集体行动的确收到了显著效果,稳定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并为其后G20峰会机制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对于美国而言,全球货币政策要同步还是不同步,完全取决于其“此一时、彼一时”的需要。虽然在伯南克表态之前,各国央行事实上已经陷入到了各自为战的状态;但伯南克的表态无疑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

各国央行在转向收缩还是继续放松货币的问题上大相径庭,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一是以澳大利亚、以色列和印度央行为代表,早在去年第三季度就已急不可耐地收紧货币,其中,澳大利亚央行更是自2009年10月以来连续6次加息,基准利率高达4.5%。

二是如加拿大和巴西央行,为防经济过热,近期开始启动加息进程。

三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习惯于等等看看,在退出问题上表现谨慎,但一般公认年内加息的可能性较高。

四是多次暗示并不急于加息的美联储,自2008年12月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接近零水平以来,虽然美国宏观经济已逐渐向好,但失业率却并未显著改善,不少经济学家预期,美联储加息最快也要等到明年。

五是如日本和俄罗斯央行,并未完全走出衰退,不但不考虑收紧货币,反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或维持定量宽松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防范通缩。

六是欧洲央行这个特例,如果欧元区不是遭遇突如其来的主权债务危机,根据欧洲特别是德国对通胀一贯高度警惕的传统,很可能会抢在美国之前就加息。

“末日博士”鲁比尼的货币政策观

对于各国货币政策如此不同步的现象,曾经准确预言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比尼的辩解是,尽管全球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同步的,但恢复紧缩并不需要同步。应当说,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其一,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是一个客观事实,而货币政策表现出来的差异性正是全球经济复苏不同步的自然反映。正当欧洲还在为债务危机从希腊蔓延到南欧和东欧而焦头烂额之际,中国、巴西等国家却深受国内资产泡沫的困扰;至于印度,更是一条腿已踏入了通胀泥潭,其批发物价指数(WPI)2010年以来连续数月接近两位数。因此,是加息、降息还是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央行对本国经济形势的评估。

其二,各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或制度不一致,客观上也使货币政策转向有先有后。在退出问题上态度积极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央行奉行的是严格通胀目标制。以澳大利亚央行为例,它将通胀目标锁定于2%~3%之间,当前市场预期通胀指数已升至2.9%,急于加息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第一个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新西兰央行与政府之间更签订了《政策目标协议》,明文规定央行行长只对通胀率负责,无须操心经济增长及就业状况如何,若未能控制住通胀,则自动请辞。反观宣称实行“隐性通胀目标制”的美国,并不存在这种压力,相反失业率过高使其面临来自政府和国会的双重压力。因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伯南克何以坚持,除非看到“持续复苏的证据”,否则,仍将维持零利率政策不变。

其三,从理论上讲,央行在探讨作出关键政策决定时,应尽可能地摆脱来自政治层面的压力和干扰,以确保政策制定的独立性。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通常被视为大国间政治合作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存在央行独立性被侵蚀的可能。

但另一方面,鲁比尼的视角又过于静态片面。现实情况是: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第二轮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各国不再像上世纪“冷战”时代那样处于相对封闭孤立的环境,而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越来越大。如果无视这一事实,否认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势必为今后全球经济埋下更大隐患:

首先,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不同步是国际市场汇率动荡的重要根源。一方面,加息推动本币升值,降息促使本币贬值,各国加息、降息的错位必然放大汇率的波动性,为规避风险,国际资本纷纷涌入大宗商品市场,而这又将推高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汇率还直接影响各国产品出口竞争力,使得货币政策方面的分歧最终演化成贸易领域的摩擦和冲突。

其次,美联储和日本央行若出于一己私利,长期固守零利率或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元和日元的套利交易盛行:热钱疯狂流入高息国家获取套利机会,加剧相关国家资产的泡沫和通胀压力;而等到美国和日本加息或美元、日元汇率走强时,大量热钱的突然撤退又会导致相关国家泡沫破灭,经济出现“硬着陆”。

最后,这一现象折射出一个最为本质的问题:各国对于当前形势,特别是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前景、全球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风险缺乏共识。在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尽管与会方都对欧洲债务危机问题深表关切,但各方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潜在影响存在分歧,如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只是泛泛地指出这一危机将带来“不确定性”,而未能给出一个清晰明确的趋势判断。低估欧洲债务危机风险、过早抛弃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或许正为下一次危机的全面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中国如何应对

对中国来说,近期围绕逐步退出还是继续维持宽松货币也展开了激烈争论。不过,面对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势头及国内资产价格居高不下的特殊情况,2009年10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管理通胀预期”。这一提法不仅为去年第四季度央行的货币政策定了调,并延续至今,成为今年上半年、甚至全年的目标和基调。前不久央行发布2009年年报,再次强调将采取多种措施“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

尽管2010年5月,我国CPI同比上涨3.1%,超出市场预测,也轻微超出3%这一公认的通胀警戒线,但如果从环比指标小幅下降这一事实来看,下通胀结论还言之过早,充其量也只能算“隐忧”而已。但央行6月份公布的季度调查显示,居民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并非隐忧那么简单,而是非常强烈,认为目前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受访者比例达到58.9%,刷新了10年以来该调查的最高值。

就最近20年我国央行治理通胀的成绩来看,形成如此强烈的通胀预期多少有些令人费解。因为除1993~1994年和2008年之外,我国通胀发生频率其实并不高。即便是在2008年这样的全球大通胀中,我国也以较快速度擒住了通胀这只出笼猛虎,甚至比美国更早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回归。当然,这一是因为我国在国际价格与国内价格之间、工业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之间筑有若干道防火墙,缓冲了外部通胀的输入速度;二是央行除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等各种市场化手段外,还保留了信贷总量控制这一看似落伍、实则强大的重型武器。

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恐怕还是要在“稳”的前提下,管理好国内通胀预期,然后,视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而进行微调。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位置,也为中国考虑如何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提供了更多可能。(编辑:王露)

编辑后记

约到刘涛先生这篇稿子,可谓颇费了一番周折。刘涛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平易近人,一听说要约稿,欣然答应。无奈他工作太忙,经过漫长的等待,直到端午节后我们终于收到了这篇精彩之极的文章。在文中刘涛先生不仅提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将原先的全球经济模式打破。而且提到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正在进入一个敏感时期,而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复苏与通胀隐忧间的政策平衡,也给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走向带来一丝不确定性。在我国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应密切注意其他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国内流动性情况、通胀压力等因素。

作者：刘 涛

全球货币政策论文 篇3：

全球货币政策十字路

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日前宣布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央行宣布加息。此前,中国、印度和巴西均已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色列央行、澳大利亚联储则多次升息。至此,全球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发达国家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将晚于市场预期,而亚洲新兴经济体可能先于欧美加息。我们分析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主要关注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当前主要启动数量型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因时而动地慎用利率工具。

全球货币政策出现分化

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的力度以及效果不同,因此各国在退出的时间、节奏和方式选择上都存在差别。

截至目前,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主要是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退出战略上比较谨慎,继续保持基准利率在历史低位不变,并尝试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逐步回收流动性,其加息的时机也将晚于市场预期。

从美联儲最近的一些决策及声明来看,其“退出策略”已逐步明朗,即继续维持低利率水平以保经济复苏,同时通过多种政策工具逐步回收流动性以防新的资产泡沫,并保证金融市场或银行的流动性不受干扰。

从2009年12月开始,美联储已经通过推出针对银行的定期存款工具提案和上调银行申请紧急贷款利率(贴现率)来逐步回收流动性。此外,美联储8日又对现有退出工具进行了扩容,还将于3月底结束购买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欧洲央行4日也宣布连续第10个月将基准利率维持在1.0%不变,并表示将于4月份停止3月期无限制贷款的发放,取消部分应急流动性措施。

第二类是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由于经济增长较好和通胀压力加大,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加息。以色列央行2009年8月24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0.75%,成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个宣布加息的经济体;二十国集团中,澳大利亚央行去年10月率先宣布加息,截至今年3月2日已连续加息4次;挪威和越南则分别成为欧洲和亚洲率先加息的经济体。

第三类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由于信贷增长过快,通胀风险加大,已经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随着经济持续复苏,新兴经济体对过剩流动性推升资产价格风险的担忧日益显现,纷纷出台措施抑制信贷增长,回收流动性。

第四类是俄罗斯、日本等国,仍然深陷经济衰退,继续扩大宽松货币政策。截至今年2月19日,俄罗斯央行从2009年4月开始已经累计11次下调该国基准利率至8.5%。而为应对通货紧缩,已无降息空间的日本则选择继续扩大量化宽松规模,日本央行17日决定增加去年12月推出的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使其从现行的10万亿日元增至20万亿日元。

总体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非常规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已经进入实施酝酿阶段。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8日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金融市场有所改善,各国可以考虑撤出部分危机时期推出的非常规经济刺激措施,但央行的退出策略并不意味着立即加息。

各国在退出策略的选择上面临复杂博弈,退出太早可能使经济复苏后续乏力,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退出过晚则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泡沫甚至恶性通胀。由于政策退出的成本和收益很难衡量,决策的难度较大,各国倾向于较晚启动利率工具以维持经济继续复苏的现状。

全球主要经济体退出策略的判断

在退出方式上,欧美国家当前主要通过撤出部分定量宽松政策逐步回收市场流动性,如与金融机构签订再回购协议、提高贴现率、超额准备金率等,我们分析认为其加息时机将晚于市场预期。而亚洲新兴经济体由于通胀压力加大,可能先于欧美进入加息周期。

美联储在最近的货币政策声明中表示,将可能把目前的超低利率水平“延长一段时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延长一段时间”,通常是指半年左右。因此,美国进入下一“加息周”,可能要到今年第三或第四季度。

经济缓慢增长、通货膨胀风险不大和信贷市场趋于正常等因素也使美联储得以在不急于提高利率的情况下逐步停止部分“救市”举措。

从美联储货币政策实施的经验来看,在失业率仍未见顶的情况下,美联储一般不会进行利率调控。最新数据显示,美国2月份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于9.7%,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17日表示,今年美国失业率不太可能大幅下降。

因此,美国仍将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以确保美国经济复苏并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同时将启动更多的数量型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以抑制通胀风险。

而当前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以及持续恶化的希腊政府债务危机则成为欧洲央行继续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位的重要原因。奥地利央行行长兼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埃瓦尔德·诺沃特尼日前表示,失业率上升和信用违约风险增加仍在继续阻碍经济增长,欧洲经济真正复苏尚需时日。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欧元区经济复苏正在放缓,今年2月份,欧元区家庭和企业信心指数都意外出现大幅下降,银行向企业的信贷也连续第五个月萎缩。

与此同时,希腊政府债务危机持续蔓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也同样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欧元区债务危机已威胁到欧元的稳定。分析人士认为,欧洲央行将1月期和7天期无限制贷款的发放至少推迟到10月份,显示其正在减缓退出步伐,将继续提供流动性资金助欧元区国家应对债务危机。因此,欧洲央行今年年内启动加息的可能性也很小。

英国是最后一个走出衰退的发达经济体。英国政府2月底公布的最新修订数据显示,2009年第四季度英国经济环比增长了0.3%,略好于预期值0.1%,但同比仍下滑了3.3%。

英国经济出现回升主要得益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以及英国央行实施的超低利率和非常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复苏还不稳定的情况下,如果贸然退出刺激政策,势必会使英国经济面临新一轮下行的风险。

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日前表示,央行对是否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开放”态度。正如英国首相布朗和财政大臣达林去年以来多次强调,在英国经济摆脱衰退并出现稳定复苏之前,政府不会取消正在实行的经济措施。因此,英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将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不变。不过,英国在今年年初决定将15%的消费税恢复到原先的17.5%,最近也宣布连续第二个月暂停债券收购计划,说明英国也在为退出做准备,不过步伐比较缓慢。

日本是目前主要经济体中仍然陷于通货紧缩的国家,并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通货紧缩的局面。因此,日本央行将继续维持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同时可能继续扩大量化宽松规模。

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复苏,其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全球其他地区,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纷纷投资本地区的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市场。亚洲经济体对过剩流动性推升资产价格风险的担忧日益显现,通胀压力日趋加大。

但亚洲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美联储决策带来的风险。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大部分新兴市场爆发金融危机,大多发生在美国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出现急剧调整的时候。由于目前美国基准利率处在接近于零的水平,亚洲利率如上调达到一定幅度后会吸引更多国际游资的流入,一方面可能推高本币汇率,减弱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资产泡沫,加大通胀压力。因此,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迫于通胀压力不得不先于欧美加息,则需管理好热钱大规模流入流出带来的风险。

我国退出路径的选择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的货币政策表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刺激政策退出的进程将晚于市场预期,建议我国货币政策目前主要还是采取数量型政策工具回收市场流动性,同时积极关注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国内通胀预期,因时而动地启用利率工具。

从实践来看,收缩流动性的退出工具主要有三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基准利率和贴现率。中国目前已经通过实施信贷管理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回收市场流动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胀风险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资产价格的快速膨胀令人担忧。世界银行18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表示,通过潜在房地产泡沫表现出的资产价格危机也许是中国在实施大规模货币刺激政策后最大的宏观经济风险之一。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0.7%。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联储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为刺激房市而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进而导致房市泡沫过度膨胀。我应借鉴美国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教训,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的执行力度,控制银行的信贷规模和方向,并在必要时启动利率工具。

鉴于发达国家利率政策的巨大全球影响,为避免发达国家退出刺激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还应考虑加强资本管制,特别是对国际热钱的监管,防止投机资本快进快出影响我国经济稳定运行。■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作者：高 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