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的月意象论析
摘 要：月亮从远古的神话传说走进文人的诗词作品，并逐渐成为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一种意象，它在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月亮在诗人的作品中被反复使用，衍生出极其丰富的涵义。这些涵义在代代相承中逐渐固化为月意象的特定象征意义，并具有了极强的符号性，其影响一直延伸至近现代文坛。
关键词：古典诗词;月意象;情感内涵;近现代文学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①]我国传统的诗词，都是由一个个不同的意象构成，而在这些五彩斑斓的意象中，月亮又是最为经典的。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清朗之月，脑海里立刻就会浮现出许多传统名家的诗词。在漫长的文化史和文学史中，月亮不仅仅只是作为诗词中的一个事物、概念而已，月意象早已成为一种原型和母题，不断地被吟咏和重塑，它身上凝聚的更是无数文人的情感和精神。
一、月意象的渊源探析
中国古代诗歌逐步发展，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意象群，纵观我国古典诗坛，诗人们貌似对“月亮”情有独钟。有学者统计，《全唐诗》中仅李白的近千首诗中涉及月亮这个意象的竟然就高达400多首，其中直接描写“月”就有336次。月亮成为文人们精神的寄托，情感的代表，数千年来经过无数文人墨客共同描绘和和塑造，使之成为一种深深印刻在整个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中的价值认同。
（一）生殖崇拜的本能驱动
《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月”字的：“月，阙也。大阴之精。象形。凡月之属皆从月。”[②]意思是月乃虚阙，太阴的精华，象形字，大凡月的部属都从月。这其中就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月亮属阴，最初月亮被人们关注到就是因为它的大阴属性。而阴又是女性的代表，所以月亮崇拜自然就和生殖崇拜联系到了一起。女性是人类繁衍的源泉，所以出于对女性生育的崇拜，先民们对月亮也抱有不可触犯的信仰与敬畏。
（二）源远流长的原型意象
荣格在《集体无意识与原型》中说：“原始意象来源于人类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类型的经验。”[③]月意象就属于这种“原始意象”，因为月意象凝聚着中华民族远古先民的心理和命运的因素，是中华民族审美追求和文化心理在诗歌中的反映。
经过一代代文人的生发、重复，最初的月亮由生殖崇拜逐渐演化为特定的意象。
在先秦时代，就出现了月下怀人的情感内涵。《诗经·陈凤·月出》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明显地体现出对月下之人的倾慕和思念。而月亮真正作为一种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大约得追溯到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流传的名句“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这句诗表达了一位闺中女子望夫归来的情感，这种忧愁便是由月亮引起的。魏晋时期，曹丕的《燕歌行》中“明月姣姣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阮籍《咏怀》的“薄帷鉴明月……忧思独伤心”等都展现了月亮离别相思的色彩。到唐代，伴随着诗歌创作的巅峰时代来临和名家辈出，月意象被无限丰富和发展，产生了思乡怀人、感慨歷史、向往爱情等一系列的情感内涵。入宋以后，宋人在唐诗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冷月”“斜月”“缺月”等意象，来表达哀伤的闺怨之词。
月意象的情感内涵
月亮本来是平凡无奇的，但经过人们思想的加工，便具有了不同的情感内涵，成了传递人们情思最好的中介物。
（一）怀乡思人的感伤心绪
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向往阖家团圆的民族，月亮的阴晴圆缺与人间的悲欢离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古人们便赋予了月这一意象怀乡思人的情结。与此同时，“乡思”与“相思”本身就带有怀乡思人之意，所想所思既有亲人，也有恋人。
这一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陈风·月出》篇，在如此古老的年代，月亮和情感就能完美融合，这和漫长、单调的农业社会有关。在古代，帝王一般会在春天祭日，在秋天祭月，《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④]只有在农闲的秋天，在夜晚，人们才有时间和心情抬头仰望那一弯明月，内心各种复杂的情感也逐一涌上心头。
（二）由月引发的人生思考
1.永恒与短暂的鲜明对比
明月，亘古不变，穿越时空，相对而言，个人的生命旅程何其短暂而渺小。在众多的古诗词中，月亮象征着飘逸灵动的神采，也成为了世事变化的永恒见证者。纵观历史，悠悠万世，人这一生的价值追求到底应该是什么呢？张若虚在 《春江花月夜》也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江畔何人初见月……青枫浦上不胜愁。[⑤]短短几句话，描绘出了一幅多么美丽的春江月夜景色图啊！
后来，李白与张若虚前后呼应，但李白在张若虚的基础上不断革新，找到了新的出路。他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⑥]这几句诗提出了超越时代的，需要世代共同思考的问题：人生如此有限，那么明月到底能存几时？作为一个一生追求浪漫、性格热烈奔放的诗人，他的人生应该是快乐和激情的。但看着这永恒无际的宇宙，他依然伤情于人生的短暂，于是他每天放歌纵酒来缓解焦虑的内心。他将这种慌乱流于笔端，在其作品中通过对人与月时间差异的对比来烘托人生的悲剧性和短暂性，同时提出了人生虽短，但坎坷无限、孤独永恒的道理。
2.月亮的圆缺与人生的变幻
凝望着月亮，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月亮时阴时晴、圆缺不定的自然变幻与人生的起起落落、沉浮跌宕颇为相似。无论是积极入世的政客，还是寄情山水的贤者，面对此情此景都忍不住会感慨一番。
“华月屡圆缺，君还浩无期。如何雨绝天，一去音问违。”[⑦]（《拟古诗十二首》）这是对于前途未卜的迷茫。如果说韦应物的青年时期仕途还算顺遂，那么自安史之乱以后可以说是命途多舛，漂泊流离。政治上仕途失意，生活上饥寒交迫，恰逢秋天来临，风卷残叶，又与好友远隔千里，抬头看看天上的明月，不禁感慨这一轮“华月”都会随时变幻，更何况是人生呢，便写下了此诗。
同样具有豪放的激情的苏轼，也写了一首又一首对月的诗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⑧]在这首《水调歌头》中，作者恰逢中秋月夜，圆月当空，亲人、友朋相聚，多么难得的欢乐场景，作者想到了自己的弟弟，昔日的朝中好友，还有普天之下跟他有同样遭遇的人们，屡屡感到人生变幻无常，更是对人生提出了美好的祝愿。于是借月的阴晴圆缺抒发人世变幻无常的这一内涵便代代流传了下来。
在上述古典诗词的审美天地中，永恒的月亮是对人生最大的安慰。皎洁的月光横洒天地，照亮了人世，引发了诗人对岁月悠悠、宇宙无尽而人世有限的无奈叹息。
（三）清幽脱俗的超旷情怀
明月当空，举头仰望，只见银辉洒满人间，天地澄澈一片。在如此的意境中，失意的士大夫们似乎找到了一条逃避现实的出路——归隐。诗人们远离仕途，在山中或田园中隐居，个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了极大的安慰。而飘逸的清风、洁白的月光，则在另外一种层面上成了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寄托，成为他们清幽脱俗的超旷情怀的写照。
王维无疑是这类诗人的代表，他笔下的月亮意象最具代表性。“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两句诗都营造了一种悠闲超然、安之若素的意境，同时也抒发了诗人闲适安乐，不与世争的人生追求。在皎洁无暇的月光照射下，诗人的空灵心境和外在的清凉意境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
从这些赞颂月光皎洁美丽的咏月诗词中，我们已经很明显地能看出月亮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事物，诗人将自己的风格、潇洒的性情与优雅的个性寄托于纯洁澄澈、永恒自然的月亮之上，去追求身心的释放与宁静，给人以激动神往的精神感动。
三、月意象的近代创作
月亮的文化意义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其原本的情感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意蕴，使其内涵变得丰富而深厚。当然，从后人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到月亮那些不变的文化意蕴——团圆思亲、寄托哀思等。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月意象也产生了新的情感意蕴。这种丰富的内涵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中外文学艺术的土壤，其根脉一直沉浸在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的心中。
（一）一脉相通：传统之上的继承
月亮从神话传说发端，一步步发展到如今的月意象形态，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创新，逐渐成为了古今中外所有人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诗人们常常借助月亮或表达自己对于亲人、恋人的思念，或表现时光流逝、容颜易老的无奈，或表现对于宇宙人生的超脱。这种情绪发展到现代社会，许多诗歌、小说、散文中也有这些情感。
作为著名抒情诗人的徐志摩有一首《两个月亮》：“我望见有两个月亮：一般的样，不同的相……一轮完美的明月，又况是永不残缺！只要我闭上这一双眼，她就婷婷的升上了天！”[⑨]作者将自己对于心爱之人的思念寄托在月亮身上，这月亮又仿佛就是作者的心上人，虽然可望而不可即，却仍能体会到她的美好。华兹华斯也在《露西组诗》的第一首诗中用“月亮”的变化描写了诗人与心爱的姑娘从浪漫的约会到最后阴阳相隔的过程：“那时，我的情人容光焕发，像六月玫瑰的颜色;沐着晚间的月光，我策马走向她那座茅屋。”[⑩]可是后来“月亮正徐徐坠落，临近露西的屋顶……只见那一轮明月，蓦地沉落到茅屋后面”[11]，表明露西永远的离开了他。诗人通过月亮表现了露西的美丽、多情以及自己对心爱之人的不舍、思念之情。
（二）推陈出新：传统之外的创新
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个崇拜自然甚至迷信自然的农业社会早已成为过去，商品经济、资本社会充斥着这个时代，“天人合一”的观念也被严谨的科学研究取代，所以相应的，月意象的内涵也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郭建强在《病月亮》中这样说：“大峡中战事激烈。明与暗列阵对垒，但见中国灰尘其实徒做姿态，无意任何变化……我们本该用泪水迎迓鲜血浸润的月亮。”[12]在这里，月不再是皎洁女神的化身，而成为了衰亡、血泪的象征，作者试图通过用“被泪水浸润的月亮”来唤醒麻木的众人。
总之，古往今来，月意象以其丰富的内涵而备受历代文人的青睐，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月意象不仅仅只是诗词中的一种事物，更以其皎洁、无瑕、纯净的光芒照射着世间万物，给人以灵魂的洗涤和精神的安慰。无论是何种情绪，都阻挡不了文人们浪漫的灵魂在诗词的海洋里徜徉、遨游，高尚的品格在美妙的词句间汩汩而出，创作出一篇又一篇流传百世的华丽篇章，这千古月色也随着文人们的创作变得更加灵动、美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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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刘侗：《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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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王水照、朱刚：《苏轼诗词文评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11页
[⑨] 徐志摩：《徐志摩诗歌精选》，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第188页
[⑩] 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第244页
[11] 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第244页
[12] 郭建强：《昆仑书·郭建强诗选》，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
作者简介：张彩虹（1998—），女，汉族，甘肃定西人，渤海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基础理论研究。联系电话：15566520843
作者：张彩虹
关键词： 意象派;中国古典诗歌;误读现象;变异现象
摘要：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20世纪的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更是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思潮更迭，蔚为奇观。形成这一奇观的原因很多，中西文学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为各自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提供无限机遇和发展前景，便是原因之一。如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借鉴和参照，为美国诗歌的发展探索到一条新的思路，是为表征。关于意象派诗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置、意象叠加等艺术手法，并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专家和学者撰文进行研究和探讨，并达成共识，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力图从两种异质文学发生碰撞与交流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出现的“误读”现象人手，就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因“误读”所出现的变异现象及其渊源进行梳理与透视，为两种异质文学间的交流与互补寻求一种学术层面的可能性。
什么是“误读”?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是指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错误的阅读”现象。但就其深层含义而言，所谓“误读”，并非是指对文学作品的曲解，而是指在尊重文学作品的前提下，接受者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特殊化的处理，使阅读行为更适合自己的需要但又不过分地对作品施暴。这是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一种阅读现象。从正面价值人手，它使文学阅读不但别有洞见，而且极大地得以丰富;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误读”则指当两种异质文学相互发生影响时常常出现的一种阅读现象，是指由于“接受屏幕”的不同，一种文学在被“他者”阅读时出现的一种变异现象。因为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外来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除了不应有的误解之外，一般来讲，“误读”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有时甚至是有意为之。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误读”往往对文化及文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即为典型个案。
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对诗歌情感元素的淡化、剥离及对抒情主体地位的颠覆。在诗歌创作中，“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但关于什么是“意象”以及“意象”可以分为哪些基本类型，到目前为止，诗学界并未达成全面统一的共识。就基本定义而言，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强调意象诉诸视觉的具象性质：“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它是文字制成的图画”。(2)强调它对于各种感觉的复制功能：“(意象是)任何感官经验在诗歌中的再现”。(3)强调它传达意义的功能：“(意象是)作家采用而且命名的东西，因为它在作品里出现将会释放和阐明意义”…。上述各种定义说明，要给“意象”下一个全面又不至于引起歧义的定义，从意象的功能人手是非常困难的。也有人试图从意象的种类入手来给意象下定义。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中国诗艺》一书中，把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意象分作两种基本类型：单纯意象和复合意象。他说，单纯意象是“一种词语的表达，它能引起实在的感觉和图画般的联想”，在诗中只起描述作用，如“草”、“木”、“虫”、“鱼”、“山”、“河”、“雨”、“露”等。复合意象是“两件事物并置、对照，一物替代另一物以及一种经验由另一种所假托的词语表达”。从以上关于意象的基本定义及种类区分中，可以看出意象具有具象性和包孕性，并具有描述作用和指涉作用，而具象性和描述作用相对应，包孕性和指涉作用相连。前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感官而引起一种如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是否会由此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并不十分重要。后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智识而引起理性思考，是否借助意象的描述作用，是第二位的。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对诗歌意象可作如下界定：意象是在心理上引起某种体验(尤其是视觉体验)或者传达某种意蕴的艺术形象。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作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则在《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和情绪的复合体。……正是这种瞬间呈现的‘复合体’，使我们在体验伟大的。艺术品时，产生豁然开朗之感，摆脱时间与空间限制之感，年龄陡然成长之感”。他又在《关于意象主义》中将意象分为两种：主观的——“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了，转化了，又以与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情感，事实上把意象带进了头脑;而那个漩涡(中心)又去掉枝叶，只剩下那些本质的、或主要的、戏剧性的特点，于是意象仿佛像那外部的原物似地出现了”。据此，意象派建立了自己的创作原则：(1)运用意象把握具体细节，扬弃含混不清的泛泛之论;(2)务求诗歌的坚实与清新，摈弃笼统与含混。由此可见，意象派诗歌理论突出强调的是意象的清晰和质感，特别是感性特征，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具象性和描述作用。表现在创作上，要求用鲜明、准确、凝练的意象来形象地表达事物，诗中不乏议论和感叹，意象本身融化着诗人的思想感情，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字上，要求简洁、浓缩。由于有着如此的诗学理论背景，于是当意象派诗歌进行诗歌实践并向“他者”寻求文学资源支持时，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中，发生“误读”现象就是一种必然，这突出体现于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改写上。1916年，庞德翻译了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歌，结成《神州集》，其中有由《落叶哀蝉曲》翻译而成的《刘彻》：
《落叶哀蝉曲》 《刘彻》
罗袂兮无声， 丝绸的感宰已不复闻，
玉墀兮尘生， 尘土在宫院里飘飞，
虚房冷而寂寞， 听不到脚步声，而树叶
落叶依于重扃， 卷成堆，静止不动。
望彼美之女今安得， 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
感余心之未宁。 一张潮湿的叶子粘在门槛上。
原诗前四句的景物描写充满了孤独、凄凉、寂寞、感伤的意味，为后两句抒发作者对失去心上人而无法表达的哀思、怀念以及难以平静的心情作了铺垫，诗的主旨以情感的抒发为其核心。但是，译作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剥离了情感元素，虽然也可以看到有浓郁情感色彩的句子，如“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但是，原作中抒发情感的色彩却淡化甚至没有了。译作的意象虽然很鲜明，意境也充满质感，但原诗中情感的核心地位已被置换为“意象”的单纯、清晰和坚实，鲜明体现着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即“纯意象”理论：诗人应该运用
具体、鲜明而又生动的意象，无须添加任何感叹。在改写上，庞德由汉代班婕妤《怨诗》改作而成的《题扇诗，给她的帝王》，也体现着这一特点：
《怨诗》 《题扇诗，给她的帝王》
新裂齐纨素，
噢，洁白的绸扇，
皎洁如霜雪。
像草叶上的霜一样精湛，
裁为合欢扇，
你也被弃置在一旁。
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袖怀，
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
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
恩情中道绝。
从改作中可以看出其变异现象：(1)原诗意象被大量删除，被改写成极为简洁、凝练的三句诗。(2)原作中浓郁的情感元素被大量剥离，如“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特别是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在原作中是中心和升华，但是，在改作中被剥离。(3)改写后的诗歌人称也发生变化，原诗为“第一人称”，改写后变成“第二人称”。由于人称发生变化，原诗“第一人称”主观感情的抒发被改写成“第二人称”的客观叙事，原诗中的抒情色彩被淡化，抒情主体的核心地位也被颠覆。
实际上，从诗歌创作层面看，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在“意象”经营方面原本就存有差异性。中国作家营造意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象”，而是为了“意”，是为了实现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旨”。正如司空图所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使是关注“象”，也是“略神貌而取神骨”，立足点仍然是“意”。因此，无论写景咏物，都有一个抒情主体存在，并成为“画龙点睛”之笔的承载者。王昌龄在《诗格》中将诗分为三格：“一日生思，二日感思，三日取思”。所谓“生思”，即：“久用情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严羽《沧浪诗话》云：“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奏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在创作中，抒情主体是使诗歌生发意义的载体，起着主导作用，占据核心地位，从而产生意境之美。在此，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可为个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诗的前四句通过十个并置的意象组合，描绘出一幅凄凉、孤寂、萧索、衰败的晚秋景象。假如这首诗仅仅由这四句诗组成，那么，它就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写景诗了，但是，一句“断肠人在天涯”，使这首小令圆满地达到“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最高艺术境界。由于抒情主体的出现，使该诗歌成为一个整体，并生发出许多意义，诸如思家的情绪、漂泊无依的孤苦、人生失意的处境……
在意象派诗歌中，庞德的《地铁车站》最为经典：“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在这首诗里，我们见不到抒情主体的存在，解读到的只是由鲜明而富有质感的意象组成的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在人来人往的地铁车站上，美丽的面孔像幽灵一样迅速地或隐或现，人们脸色湿润，就像在漆黑的背景上，撒下许许多多的花瓣，诗中没有任何直抒胸臆的情感元素。根据庞德的自述，他在1911年的某一日，依据对这幅图画的感受，走路回家的时候，想到了一个表达方式，但它不是文字的，而是“小块小块的色彩”，于是，这首诗歌诞生了。但是，最初的诗歌由三十行构成，后来删减至两句。可以想象，诗人面对这样美丽的景象，内心不可能不产生丰富的情绪及情感体验，原来的三十行诗也许不无浓郁的情感色彩，甚或有抒情主体直接呈现，但由于庞德在艺术上追求意象的质感特征，剥离了情感的宣泄，语言简洁凝练而明快，诗成了诗人一瞬间理智和情绪复合的产物。
当两种异质的文学相互碰撞时，“误读”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必有其缘由，且透过这缘由可发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有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由意象派诗歌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赵毅衡先生在《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中说：“中国诗歌影响起伏的规律或许是：每当美国诗人试图松动英国(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摆脱学院派保守主义的压力，他们就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支持。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始终与美国诗中的激进倾向相联系”。这段话表征出一个事实：中国古典诗歌被美国意象派诗人发现并进而对美国诗歌发生影响的时候，正值美国诗歌要强化自己民族特色的时候。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诗歌处于英国的附庸地位，为了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不仅需要摆脱英国正统文学的压力，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松动欧洲文化板块的束缚。同时，为了达到反传统的目的，追求诗歌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充满说教意味的诗风，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到后期出现的那种伤感情调和无病呻吟的诗风。于是，一些美国诗人受到法国现代主义诗派象征主义的影响，要求用鲜明、准确、含蓄、高度凝练的意象来生动形象地表达事物，并提倡简洁、浓缩的语言。但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虽然很鲜明，诗歌的审美意蕴却仍然显得朦胧、多义，这似乎又不符合意象派追求诗旨之单纯的审美理想，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为什么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了。他们只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鲜明、清晰的意象营造的审美特质而有意将情感元素剥离了。
另外，20世纪西方的文化语境，也是促使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有意进行“误读”的原因之一。战争的阴影、垄断下的贫富悬殊、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人与自我四种基本关系的异化，使20世纪的西方人受着失去自我与主体性的极大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理性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强调人的本能、潜意识、直觉等作用，带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绝望主义等色彩。叔本华说：“我们万不能由外而去抵达万物的真性。无论我们探索得怎样多，我们所能及到的无他，只有印象和名词罢了。我们好比一个人绕着城堡走来走去，总找不到一个入口，有时约略描绘几下外形来。”加缪说：“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象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失去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演员和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面对一片荒原，出现了“失语症”，庞德于是说：“艺术却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去做什么，去想什么，去成为什么。艺术就像一棵香蕉树那样存在着，你既可以观赏它，也可以在树荫下小坐，也可以摘香蕉吃，还可以把它当柴烧，你满可以随心所欲。”
因此，中心消失，主体被异化，诗歌中抒情主体即自我的被消解也就是一种必然表象。这样，当中国古典诗歌进入意象派诗人的视野时，无论是译
作、改作、创作，只剩下纯客观的意象并置或叠加，原本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体”，在意象派诗人的“接受屏幕”上被有意识地视而不见或自觉地被忽略，使诗歌的审美意蕴变得更加单纯、清晰。“应当承认，新诗运动接受的中国诗，是被美国诗人‘中国化’了的中国诗”，“这种‘中国化’，是通过选择实现的，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许多新诗运动诗人追求的理想的诗风”，即“强调了中国诗简朴、恬淡、清静的方面”，拒绝“十九世纪诗”的“感伤”和“做作”。于是，“误读”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行为，为意象派诗歌提供资源和养分，同时，也吻合时代发生变化后产生“失语症”的文化境遇和氛围。
从无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西方诗歌自身的文学、文论传统和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特点等影响所致。
诗歌是中外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外诗歌在要求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及诗歌语言高度凝练集中、富有音乐感节奏感等方面是相同的。但是，每个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境遇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文学也形成自身的传统，诗歌更不例外。就其传统而言，与中国相比，西方诗歌的传统主要是叙事。如西方诗歌形成了庞大而有规模的以叙事为主的史诗系统：《荷马史诗》以诗的语言叙述特洛亚战争的英雄传说，维古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叙述罗马开国之君的种种经历。中世纪出现了英雄史诗的辉煌时期，《罗兰之歌》叙述法兰西民族英雄的业绩，《伊戈尔远征记》叙述俄罗斯民族英雄的业绩。18世纪有伏尔泰的史诗《亨利亚德》等。叙事长诗也大量出现，如《神曲》、《荒原》等。即使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抒情诗成为主流，也仍有拜伦的《东方叙事诗》、雪莱的《麦布女工》等叙事长诗。还有“诗体小说”和“诗剧”文体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西方诗歌强烈的叙事性，以至于西方的诗学观念也主要建立在叙事诗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并非是指抒情诗，而是指叙事性的史诗。因此，强调模仿并着重冲突、结构、情节与人物个性的描写，就成为西方诗歌叙事诗传统的重要特点。朱光潜先生在比较中西诗歌的不同情趣时曾说：“西方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在这种诗歌传统的影响下，当中国古典诗歌与意象派诗歌发生碰撞与交流时，以“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及抒情性为主要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叙事诗的传统相异，意象派诗歌又追求一种“硬朗”的诗风，发生无意“误读”是必然的。另外，从诗学传统看，中西学者在界定和运用“意象”一词时，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分歧，那就是或者把它视为“意中象”，或者视为“意加象”。中国强调的是象所包含的“意”，西方强调的是“象”，意象派诗人的诗论主张更是如此，从而也影响到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文化传统对文学也是有影响的。西方文化形态是科学型文化，以“航海文明”为源头的西方人比较彻底地摧垮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而走进奴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每一个公民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道德关系。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拜人的“力量”和“智慧”，这一崇拜很快导致了对能解释“力”之秘密的“知识”的深刻好奇、对“长于把握并支配‘力’的‘知识”’的不倦探究。因此，无论是在社会文化心理还是美学精神上，西方文化都侧重于求“真”，并作为西方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对文学美学风格的形成、审美意象的构成产生很大影响。意象派诗歌是反传统的诗歌流派，崇尚并追求新的表达方式和诗风，因此就从异域即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新的资源。但是，“反传统”并不意味着能彻底背叛传统，尤其是在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已具有定势作用的传统。所以，即使是意象派诗歌愿意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情愫，也无法彻底摆脱因这种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学创作心理定势的束缚。
此外，从思维方式看，西方思维趋向思辨与实证，不同于中国思维所强调的直觉与顿悟。思辨体现着一种究天究地的求知精神，实证则体现着对外在物景大小、比例色彩的认真态度。集中表现在西方人观照世界的方式上，受古希腊形式逻辑的影响，他们重形式、分析和演绎，主张通过推理、求证来得出对宇宙最清晰、准确的结论。特别是受到近代实验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更增强了这种观照方式的思辨性和实证性，形成重精确、求实证、注重观察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形成西方文学以叙述写实为主导的创作走向，并影响到诗歌创作。意象派诗歌追求意象的质感而忽视诗歌的抒情性，也受到了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当然，还有诸如语言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汉语属于“表意文字”，英语属于“表音文字”，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误读”是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时是无意的，有时甚至是有意的。但是，无论是无意甚或有意，只要它对文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空间，就自有它出现的缘由和意义。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及由此发生的变异现象，不但为英美诗歌注入了生气，而且透过其渊源的发掘，呈现出英美文学丰富的特性。
作者：范景兰
摘要:南京城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明都南京的规划设计者刘基精通堪舆术(风水术),并将其用于宫城的卜地选址及南京城池的营建,而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周易》。以《周易》理论为视角,解读南京通济门船形瓮城的各种建筑意象。
关键词:通济门船形瓮城;秦淮河;《周易》; 明南京城的规划营建
Key words:boat-shaped urn city at Tongji Gate; Qinhuai River; “Book of Change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Nanjing City in Ming Dynasty
作者简介:刘斌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副研究员
近三十年来,南京市政府不断投入巨资对举世闻名的南京城墙进行大规模抢险维修,使古老的城墙拂去尘埃,重现神韵。
通济门,这座在20世纪50年代不幸惨遭拆毁的明代老城门,却因一张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航空测量队拍摄的珍贵旧照片而留下了它惊鸿一瞥的身影。画面上,谯楼巍峨,城门之外宽阔的护城河——外秦淮河穿墙而过。俯视之,整个内瓮城平面呈船形,三道瓮城,四进门垣,一览无余。这条曾经存在了六百多年的神秘“大船”,让今天的人们充满着好奇。在诸多有关南京城墙的书籍中都饶有趣味地提及了通济门船形瓮城,它为什么会呈船形?它的建筑设计理念和寓意是什么?往往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国著名的文化典籍《周易》,几千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对中国的古都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尝试从《周易》理论的角度,解读南京通济门船形瓮城的建筑意象,以期能对南京城墙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周易》哲学思想与明都南京的规划设计
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或政权都希望能够长治久安,成就万世基业。因此,对于都城的选址及规划极其慎重,对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军事战略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基础等都要做深入细致的综合分析研究,以确定其是否有利于巩固统治。易经八卦、风水理论等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叶,最初是一本占筮用书,依据卦爻卦象的变化来推断占卜人事的吉凶祸福。同时,《周易》也是一部充满深刻哲学思想的著作。《周易》这部书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卦、卦辞、爻辞等内容;《易传》包括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篇章。《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
《周易》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被尊称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它揭示了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规律,它作为一部重要的哲学典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意识、风俗习惯皆可在《周易》中找到基因。”①易学思想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生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它是天地万物无所不容,无所不能阐释的。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层次和行为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易经》最早论及建筑起源和基本功能,它所蕴含的象、数、义、理等思想,对中国的建筑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特别是历代都城或皇家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形制都深受《易经》思想的影响。
在明初都城南京的规划营建中,《易经》理论虽然并没有如同在明清北京城一样得到清晰而完美的体现,但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古都文明,认识理解各种文化现象,沿着《周易》这条脉络或许容易找到真正的答案。
元末明初,道教盛行,朱元璋对道教相当重视,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任用了不少道教名士,如:刘伯温、张中、刘渊然、丘玄清、张三丰等。道教在发展成熟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也成为道教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和依据,以《周易》为首的易学对道教教理及教义多有影响。易学从根本上决定了道教关于宇宙论、生命观等重要内容的思维模式。在道教中,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贯穿始终。
除此之外,朱元璋本人也很讲究天象,相信风水。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周易》,风水理论主要是以当时社会的哲学观念为基础,把天文、气候、地文、水文、生态环境等内容用于选择城址和居住环境,明都南京的规划设计者刘基精通堪舆术,并将其用于宫城的卜地选址及南京城池的营建。
二、明都南京最大的京城城门——通济门
明都南京13座京城城门为明初洪武年间所筑,《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十二月酉,诏中军都督府督造通济、聚宝、三山、洪武等门”。另据《上元江宁合志》记载:“明太祖肇建都城,拓宋元之旧址,惟南门、大西、水西三门不改,更名聚宝、石城、三山”。这13座京城城门中,通济门为明初新建。
通济门位居南京城南三门之中,坐北朝南。据《南都察院志》记载:“本门冲要,东至正阳门界,西至聚宝门界,长五百一十一丈七尺,垛口七百四十四座。”明代顾起元所撰《客座赘语》中有这样的描述:“南都城围九十里,高坚甲于海内。自通济门起至三山门之一段,尤为屹然。聚宝门左右皆巨石砌至顶,高数丈,吾行天下,未见有坚厚若此者也。”
明代陆容所撰《菽园杂记》中,记有通济门等四个重要城门不许出丧的内容。②清代甘熙所撰《白下琐言》也有记载:“明初建立都城凡十三门,钟阜、清凉、金川俱闭,往来通衢,三山、通济之外,以聚宝为最盛。”③《白下琐言》卷三中记载:“大城今通行者十门,而通济门第一道城阙内,左右各有瓮洞可容百余人,相传为屯军之所,盖通济与东水关近,防守较严,故其制与诸城特异”。④可见,通济门在明清南京城的交通、军事等方面地位相当重要。
据20世纪30年代朱偰所著《金陵古迹图考》记载:“十三门中,三山、通济而外,以聚宝最为崇宏。”可以理解为通济门、三山门(即水西门)规模大于今天号称“世界第一大瓮城”的聚宝门(今中华门)。另据南京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南京建置志》记载:在现存的清代实测地图上按比例尺计算,通济门内瓮城占地面积为明代南京十三座京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
从位置和形制上来看,通济门和三山门这两座城门几乎是完全相互对应的。通济门南侧有水关一座,即东水关。东水关原为南唐金陵城的上水门,是内秦淮河入城处。东水关在明代又称通济水关。明初建造南京城,为了控制秦淮河水的水位,将通济水关精心设计为“偃月洞”,共有33券,分为3层,每层11券;下层11券通水,上、中两层22券洞为藏兵囤粮之用。
三山门,原为南唐都城至宋、元金陵城的“龙光门”,也称作“水西门”。三山门与通济门一样也是船形瓮城,三道瓮城,四进门垣。城门南侧也有水关一座,即西水关,原为南唐金陵城的下水门,明代又称三山水关,是内秦淮河出城处。
明清时期,上水门和下水门改为水关,不复为城门。东水关和西水关至今仍保存。在近年来的城建中,南京市博物馆通过对通济门城门基址及瓮城墙垣遗迹的考古发掘,基本了解了通济门三道瓮城原始位置、结构、规模以及构筑技术等情况。
三、涣涣之大河——秦淮河
南京为“十朝都城”,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几度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六朝、五代十国的杨吴及南唐和明初,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期。这其间,人类活动与河流水系的关系极为密切。
秦淮河位于南京城南及南郊一带,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30平方公里,是南京第一大河,自古就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原被称为“小江”,这是相对于长江这条“大江”而言的。晋至隋,通称“淮水”。秦淮河上游分别在句容和溧水两县境内,东源和南源在方山附近汇合以后,水量增大,直抵南京城下。河水在通济门外九龙桥,注入明城濠而分成两支:一支为“内秦淮”,从东水关入城,由东向西横贯市区,出西水关,注入长江;另一支为“外秦淮”,即明都南京城南的护城河,它在城外自东向西流经水西门附近与“内秦淮”汇合,流向长江。
孙吴定都建业,开创了南京作为六朝都城的历史,秦淮河与南京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东吴以水军立国,孙权对它在军事上的作用极为重视:“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⑤孙权移镇建业后不久,在秦淮河入江口的清凉山上砌筑石头城,作为戍兵屯粮的军事重地;同时“夹淮立栅”,自石头城至秦淮河下游两岸遍设栅障,称“栅塘”或“秦淮栅”。
六朝时期,特别是最初的东吴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利用和改造了南京的河道水系。东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下令疏浚和拓宽秦淮河水系,发展江南的水运,开凿破岗渎等人工水道,沟通都城内外的水上交通。使秦淮河东通江南内河,西达长江,成为建业与三吴地区重要的水路运输线。秦淮河流域的果蔬稻米、柴草山货,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丰富物产,均由此源源不断运至建业,既满足了都城日常生活之需,又促进了秦淮河两岸的迅速繁荣。
六朝时期,秦淮河下游两岸主要集中了居民区和商业区。这时期的秦淮河河面宽广,水大流急,也是建康都城南面最重要的交通线和军事防线。“大抵六朝都邑,以秦淮为固,有事则沿淮拒守。”⑥此一时期发生在建康的大小战事,几乎无一不与秦淮河有所关联。
六朝时期,秦淮河航运极为发达,西晋作家左思《吴都赋》中的诗句“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彀,昧旦永日”,“楼船举帆而过肆,果布辐辏而常然”,生动地描述了风光秀丽的秦淮河上百舸争流,商贾云集,高官显贵、名门望族萃聚的情形。
据《建康实录》记载:在建康的江河码头一带,经常停泊着成千上万的船只;从海路来建康进行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国家,也大为增加;南海诸国以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与南朝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从东吴到南朝,扶南曾先后遣使来建康30多次;位于东海外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也与南朝有着密切的往来,到建康的各国使者络绎不绝。⑦当时秦淮河面宽阔,海船可以直接进入,风浪也很大。据《宋书·五行四·水不润下》记载: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的一次“涛变”中,“贡使商旅,方舟万许,漂败流断,骸胔相望”,上万艘船只毁坏沉没。
六朝时期,从现在的通济门附近到石头城这一段的秦淮河上曾先后设有朱雀航等24座浮桥,史称“二十四航”⑧。这些浮航平时联舟为桥,用以交通;遇有警急,则撤舟通流,隔绝两岸交通。朱雀桥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据《建康实录》记载,晋咸康二年(336年)在秦淮河上建造朱雀桥,“桥长九十步,广六丈”。以此推断,此段秦淮河河道宽度约有130米⑨。另据1986年南京市对西水关疏浚的情况看,古河道两岸相距近300米,深20多米,出土了大批由战国至明清的陶瓷器皿和不少沉船,特别是出土了一艘长约30米、宽6米多、载重约60吨的杨吴以前的大型木船。由此可以看出古时“淮水”之大,与今天秦淮河20至30米宽的狭长河道有着天壤之别。
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相继统治金陵,金陵重新成为东南地区政治和经济中心,并在全国政局中产生重要影响。《五代史》记载:“梁贞明六年,徐温遣陈彦谦城金陵。徐知诰复广金陵城周二十六里。为八门。淮水而东者为上水门,而西者下水门。西之南曰栅寨门,又西南为龙光门。”
南唐初立,金陵数次大水,秦淮河数次满溢,东水关一带尤为被害。“天威军督虞侯、左卫使刁彦能请筑堤为斗门疏导之,水患稍息。”⑩南唐时期,金陵城中水路交通相当重要,这些城门中有四个是沿水设门。
杨吴及南唐时期的金陵城防以城墙与城濠相结合。当时对金陵水道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主要是利用自然水道并辅之以人工河道,连接起完整的护城河系统,这就是著名的“杨吴城濠”。据明代陈沂撰《金陵古今图考》记载:“自北门桥东南于大中桥,截于通济门外,旁入秦淮。又自通济城外,与秦淮分流,绕南经长干桥,至于三山门外,于秦淮复合者,杨吴之城濠也。”杨吴城濠“阔二十五丈,周四十五里”,环绕金陵全城。宋、元两代沿用了杨吴、南唐金陵城。
明朝初期,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代营建应天府城时,承袭了南唐金陵城的格局,并在都城周围规模空前地整修、开凿护城河,使护城河相互连通,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护城河。其中,杨吴城濠的“外濠”(即外秦淮河),成为明都南京城南的护城河。秦淮河还承担着向都城运输漕粮的重要任务。
四、从《周易》理论的角度看通济门的建筑意象
1.观物取象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对日月天地、鸟兽虫鱼、四季寒暑等自然现象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往往是对大自然的直接模仿与再现。《周易·系辞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以拟象,象以存意,意以象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易·系辞上》:“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设象、观象的目的是为了明吉凶,知变化。
现代易学专家研究认为:《周易》有形式逻辑思维,如演绎思维、类推思维、形式化思维;有辩证思维,如整体思维、变易思维、阴阳互补思维、和谐与均衡思维;有直观思维,如模拟思维、功能思维;有形象思维,如意象合一、象数合一等。《周易》演绎思维首先是观物取象,然后引申其含义,阐发其义理;凭借卦象,引发感慨和联想,推理出理性认识的结论。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地、人为一个宇宙大系统,追求宇宙万物的和谐合一,并以此为最高境界,“法天象地”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周易》哲学理论为基础的风水理论不仅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把大地看做是富有灵性的有机体,各部分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协调。风水理论强调敬畏自然,以自然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既是风水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中国古人在利用风水术选择和建构生活环境时,总是要把城市、村落、住宅等与天象结合起来,“法天象地”,力求“天助、人助”,“万物兼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使人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气候、天象、动植物、地形等形成协和、共进、互助的关系,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天人相助”、“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地。
2.观象制器
我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就有“观象制器”的传统,《周易·系辞下》列举了《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等诸卦的各种取象:
“包牺氏作为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削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是故《易》者,像也;象也者,像也。”
《周易》认为卦象是圣人观察模拟天地万物以及人自身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圣人立象以尽意”,以卦象表达“意”。
《周易·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着尚其占”。制器尚象,指古代圣贤取象于卦而发明制造器物,并且体现其卦象。
观象制器是古代指导器物制造、建筑设计以及城市规划的一种美学思想。建筑与城市都属于“器”,易象和审美密不可分。
从地理环境和城市发展史来看,通济门、三山门这两座城门建筑周边始终被南京第一大河流——秦淮河所环绕。这两处船形瓮城建筑取象于“涣”卦。“涣涣”意为水流盛大的样子。《诗经·郑风·溱洧》有云:“溱与洧方涣涣兮。”(溱、洧,皆水名)。“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取舟形为城门之器形,“通济门”这个沿用至今的古代城门名称也正寓意于此。
五、结语
通过对通济门船形瓮城建筑意象的剖析和欣赏,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建筑是受特定社会制度、民族习俗和思想意识等综合影响而形成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直观反映。中国传统建筑是东方文化的载体,它的形象及其反映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体现了实用与理性兼容并蓄的品格与境界。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建筑仍然不失其独特的意蕴和深邃的内涵。
(责任编辑:蒋亚林)
作者：刘 斌
1、 树木类：
树的曲直：事业、人生的坎坷、顺利
黄叶：凋零 成熟 美人迟暮 新陈代谢
绿叶：生命力 希望 活力
竹：气节 积极向上
柳：送别 留恋 伤感 春天的美好 折柳：是汉代惜别的风俗。后寓有惜别怀远之意。 “杨柳”：伤别情怀
堤柳堆烟：能触发往事如烟，常被用来抒发兴亡之感。
红叶：代称传情之物，后来借指以诗传情。
松柏：坚挺 傲岸 坚强 生命力
松：松树是傲霜斗雪的典范，自然是众人讴歌的对象。 梧桐：梧桐是凄凉、凄苦、悲伤的象征。
花草类：
花开：希望 青春 人生的灿烂
花落：凋零 失意 人生、事业的挫折 惜春 对美好事物的留恋、追怀。
桃花：象征美人
兰：高洁
牡丹：富贵 美好
草： 生命力强 生生不息 希望 荒凉 偏僻 离恨 身份、地位的卑微
禾黍：黍离之悲(国家的今盛昔衰)
岁寒三友(松、竹、梅)、菊花象征人高洁的品格
红豆：即相思豆，借指男女爱情的信物，比喻男女爱情或朋友情谊。源自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诗人借生于南国的红豆，抒发了对友人的眷念之情。
菊：隐逸 高洁 脱俗
菊花：有人称赞它坚强的品格，有人欣赏它清高的气质。 梅：傲雪 坚强 不屈不挠 逆境
莲：由于“莲”与“怜”音同，所以古诗中有不少写莲的诗句，借以表达爱情。 以梅子的成熟比喻少女的怀春。
丁香，指愁思或情结。
动物类
猿猴：哀伤 凄厉 鸿鸽：:理想 追求
鱼：自由 惬意
鹰：刚劲 自由 人生的搏击 事业的成功
狗、鸡：生活气息 田园生活
(瘦)马： 奔腾 追求 漂泊
乌鸦：小人 俗客庸夫 哀伤
沙鸥：飘零 伤感
鸟：象征自由
莼[chún]羹鲈脍：指家乡风味。后来文人以“莼羹鲈脍”、“莼鲈秋思”借指思乡之情。
双鲤：代指书信。
(孤)雁：孤独 思乡 思亲 音信 消息 鸿雁：书信——对亲人的思念。
鸿雁：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南迁，常常引起游子思乡怀亲之情和羁旅伤感。
寒蝉：悲凉 离愁别绪
鸳鸯，指恩爱的夫妇。
2、
3、
4、
5、
6、
7、
8、 风霜雨雪水云类:
海：辽阔 力量 深邃 气势
海浪：人生的起伏
海浪的汹涌：人生的凶险 江湖的诡谲
江水：时光的流逝 岁月的短暂 绵长的愁苦。历史的发展趋势
烟雾：情感的朦胧、惨淡 前途的迷惘、渺茫 理想的落空、幻灭
小雨：春景 希望 生机 活力 潜移默化式的教化
暴雨：残酷 热情 政治斗争 扫荡恶势力的力量 荡涤污秽的力量
春风：旷达 欢愉 希望
东风：春天 美好
西风：落寞，惆怅 衰败 游子思归
狂风：作乱 摧毁旧世界的力量
霜：人生易老 社会环境的恶劣，恶势力的猖狂 人生途路的坎坷、挫折
雪：纯洁 美好 环境的恶劣 恶势力的猖狂
露：人生的短促 生命的易逝
云：游子 飘泊 以浮云比喻在外漂泊的游子。
天阴：压抑 愁苦 寂寞
天晴：欢愉 光明
金风：秋风
9、 器物类
玉：高洁 地重游 脱俗
珍珠：美丽 无瑕
簪缨 (冠)：官位 名望
捣衣砧：妇女对丈夫的思念。
西楼、小楼：闺怨之情; 丝竹：音乐; 汗青：史册; 须眉：男子; 巾帼：妇女; 桑梓：故乡; 轩辕：祖国; 寸管：笔; 青鸟：信使
船：兰舟、征帆去棹(往往比喻孤舟)、樯撸(借代大船、战船)。
吴钩：泛指宝刀、利剑。
10、 颜色类
白：纯洁 无暇 丧事
红：热情奔放 青春 喜事
绿：希望 活力 和平
蓝：高雅 忧郁
黄：温暖 平和
紫：高贵 神秘
黑：黑暗 绝望 庄重 神秘 对死者的怀念 命途的多舛
11、 关于人的品质、行为活动的。
英雄：追慕 自愧自叹
小人：鄙夷 明志 自省 鞭挞
六朝旧事、南朝旧梦：表示往日富贵繁华的生活。
击楫：谓立志报效国家，收复失地。 娥眉(蛾眉)：美女
峨眉：高尚的德行
青青子矜：有才能的人
12、 折桂：比喻科举及第。典出《晋书》：“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13、 哀鸿：比喻哀伤苦痛、流离失所的人。诗歌写使臣行于四方，见流民如鸿雁飞集于野，流民喜使者到来，皆合词倾诉，如鸿雁袁鸣之声不绝。后来以鸿雁在野、哀鸿遍野喻指百姓流离失所。
14、 地点：
古迹：怀旧明志 昔盛今衰 (国家) 衰败 萧条 (古迹一般和古人密切相联)
乡村：思归 厌俗 田园风光 生活气息 纯扑美好 安逸宁静
草原：辽阔 人生境界 人的胸襟
城市 (市井)：繁荣热闹 富贵奢华
仙境：飘逸 美妙洁净 忘尘厌俗
凭栏：思念故国、故乡、亲人。
南山 代表隐居的地方 桃源：代表着一个理想的乐土 武陵人代表隐居的人
柳营：指军营。后也代称纪律严明的军营。
天地尘世：鸿蒙、希夷、太清、太虚。
细柳营：汉代周亚夫屯军之地。王维《观猎》“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15、 其他类
破晓：初现希望
深夜：愁思怀旧
雪：琼玉、碎玉、冰花、六出;信：鸿雁、尺牍、尺素
亡国：后庭花。
天地：人类的渺小 人生的短暂 心胸的广阔 情感的孤独
浮生：表示短暂虚幻的人生。
朝阳：希望 朝气 活力
夕阳：失落 消沉 珍惜美好而短暂的人生或事物
正午：热烈 热情奔放 恶势力对社会、对人的摧残
酒：欢悦 得意 失意 愁苦
月亮：人生的圆满、缺憾 思乡 思亲
“望月怀远”、“伤春悲秋”、“见流水则思年华易逝”、“梧桐细雨则凄楚悲凉”
月亮的别称：蟾宫、玉盘、银钩、婵娟、桂宫;“玉盘”、“玉轮”、“玉环”、“玉钩”、“玉弓”、“玉镜”、“天镜”、“明镜”、“玉兔”、“嫦娥”、“蟾蜍”
月亮：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用月亮烘托情思是常用的笔法。
( 1)明月蕴涵边人的悲愁。 (2)明月蕴涵情感的无奈。 (3)明月蕴涵时空的永恒。
古诗中的节令
1.人日。正月初七日。在古诗中，诗人在人日大多表达思家、想友的感情。
2.上元。即元宵，正月十五日。古代在元宵日张灯结彩，所以元宵又称为灯节。
3.社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春分前后，农家祭社(土地神)祈年的日子。这是春社;而立秋后第五戊日，称为秋社。古人多借这个节日集会竞技，开展对他们来说十分难得的娱乐活动。
4.寒食。清明前二日，冬至后一百零五天，大致在当春二月，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一事，因介之推抱树就焚致死，故定于此日禁火吃冷食。寒食节禁火三日，换新火种。
5.清明。三月的节气名，也是祭祖扫坟的日子。例如脍炙人口的《清明》。 6.上巳(阴历三月三日)，此日人们临水祓除不祥，叫做修禊。后来演变为水边宴饮、郊外春游的节日。如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7.端午。五月初五日，屈原投江，后来人们就在此日龙舟竞渡，以纪念屈原。
8.七夕。七月七日，传说在这一天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在古诗中多借七夕表达爱情。如林杰《乞巧》：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9.中秋。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月色最好，是阖家赏月的佳节，所以人们在这一天大多思念亲人。
10.重阳。九月初九日。古人以九为阳数。重阳日古人有登高饮酒的习俗。如杜甫《九日》中所写：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11.冬至。是节气中的起点，相当于一日中的子时，是古人认为的阴极阳生之时。如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2.除夕。一年中最后一天晚上。“除”意为除旧布新。
诗韵犹画韵，无韵之画自古不得品位，同样的，无韵之诗则更是为世人所不屑。此中之“韵”就是诗与画的灵魂，无之则诗画无以留存。而“韵”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即是诗词的意境。意境的始基在先秦道家的“体道”的境界。“道”，不知其名，也不可名，甚至也不能用语言给予确切的表达和解释，但它又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存在。它先天地生，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它恍恍惚惚，渺渺茫茫，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正是道家这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思维特点，启发了后世的文学家、艺术家，去追求一种深远杳冥的、飘渺恍惚的、不可以用语言穷尽而又能表现一种高远意旨的艺术境界。诗人、艺术家借助比喻、象征、暗示等种种艺术手法，在作品中留下许多的空白和断裂，通过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启发读者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味、想象、填补这些空白，去获取作品的“言外之意”和审美享受。这正是文学作品中意境的魅力。可见最早的意境基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刘勰把哲学的命题转为文学理论命题，“言外之意”、“象外之境”。
一、关于意境
究竟何为意境?意境一词，最先由唐代名僧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与他同时代的王昌龄、刘禹锡又有所阐发王昌龄在《诗格》的著作中提出“三境”说。他认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在经过历代诗人、理论家的探讨和发挥，终于形成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特有的概念，并主导着古典诗词的创作。自提出“意境”这个概念，已经有了无数种界定。在不少关于意境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哲学意蕴说。中国先秦的“道”论，有深刻的学术影响。“道”家的“道”与后来佛教、禅宗结合影响尤其大。文学领域提出“原道”主张，也根深蒂固。这样后人就又引“道”论来解释“意境”，力图说明意境中所谓“象外”、“意外”，其实就是一种行而上的意味。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就提出诗之意境“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叶朗教授更是明确提出：“‘意境’的‘意’不是一般的‘意’，而是‘道’的体现。”“象外之象所蕴含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的意蕴，就是意境的特殊规定性。”
二是虚实相生说。这派的主要观点是，意境生于艺术形象，特定的形象是产生意境的母体，但它又不局限于特定形象，当人们由特定的艺术形象想到生活，由静态想到动态，由形体想到丰富的神韵，由景及情而生理，……就会形成意境。 艺术家创造的形象是“实”，引起我们想象的是“虚”，由形象产生的意象境界就是虚实的结合。蒲震元教授《萧萧数叶满堂风雨——试论虚实相生与意境的构成》一文中说：“意境的形成是基于诸种艺术因素虚实相生的辩证法则之上。所谓意境，应该是指特定的艺术形象(实)和它所表现的艺术情趣、艺术气氛以及可能触发的丰富联想形象(虚)的总和。”虚实相生在绘画中明显是一个空间意识问题，在诗的意境里，是在有限中达到无限，而诗的意境是由个别的意象形成的，但是又并不是所有的意象都能形成意境。只有那些能形成完整空间的意象才形成意境。
三是生气远出说。“气”来自先秦哲学范畴，古人把“气”看成宇宙万物的起源，后来渐渐演化，后人看到意境必须是生气灌注的，“气”也就被引入文学理论中用来解释“意境”，在刘勰、钟嵘皆有以“气”品诗的理论。而司空图也在《诗品.精神》中说：“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郭绍愚先生在《诗品集解》中说：“生气，活气也，活泼泼地、生气充沛，则精神迸露纸上，……”意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生气远出”或“气韵生动”，只有这样才能感染人，意境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生命力的活跃。
四是情景交融说。认为物境是“物”与“境”的结合,情境是“情”与“境”的结合,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意”就是主观的情思,“境”就是客观的景物,“意境”就是主客观的结合,“意”与“境”这两者是一种平列的结构,“意境的美学特征在于意与境二者的浑然融彻,具体地说,它表现为主观和客观的契合无间、艺术形象的情景交融”。这种理论从宋代提出，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尤其是在诗词理论中更是触目可见。如明代的谢榛说：“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成诗。”江进之在《雷涛小书》中说：“白香山诗，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样，后不照来者议。意到笔随，景到意随，世间一切都着并包囊括入我诗内。诗之境界，到白公不知开拓多少。”这里认为境界主要是“意”与景的相随相伴。清初画家布颜图在回答“笔墨情景何者为先”的问题时说：“情景者境界也。”直到晚清的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明确提出“意境”概念，并认为“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豁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那就是“意境”。把意境理解为“情景交融”已经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点。继王国维之后，朱光潜先生也提倡情景交融说，认为“情景相生而且契合无间，情恰能称景，景恰也能传情，这就是诗的境界”。
那么,我们究竟应怎样来把握意境的丰富的美学内涵呢?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根据古人的论述和今人的研究,加以吸收融合,童庆炳教授认为“意境是人的生命力活跃所开辟的、寓含人生哲学意味的、情景交融的、具有张力的诗意空间。”这种诗意空间是在有读者参与下创造出来的。它是抒情型文学作品的审美理想，这个界定也许是比较全面而确切的。
二、关于意象
在古典诗词中，意象和意境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意象是诗词的基本元素，或者说是零件，通过意象的组接、并置、叠加和深化，就构成了诗词的意境。因此，在诗词意境的营造中，意象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要讨论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就必须了解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
在中西文学中都有“意象”这个概念。“意象”的基本涵义到底如何?理论家也不乏智仁之见。或有将“意象”混用于“表象”，或有将“意象”等同于“形
象”。本文认为，“意象”即是意中之象，是客观的生活场景和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相交融，通过审美的创造而以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景象或境界，其中之“意”是主观之情感、志意;其中之“象”是客观之图象、形象。它是主客观的统一，正如叶燮言：“遇于目，感于心，传之于手而为象”。种种自然物象通过感官在诗人头脑中留下丰富的表象记忆,某些表象在经过诗人艺术直觉的改造、重组、提升,成为感悟人类精神层面的“有意味的形式”时,就升华为审美的意象。
意象是由感觉、知觉、表象、想象、兴趣、情感、理解、意志等因素互动而成，它们熔铸成一个整体，在知情意等的结合中以情感意味为其核心和特色的。从情感角度来看，意象是主体的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带有难以名状的模糊性，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体验。从认识角度来说，意象是悟性的产物。它是心造的自然，意设的穹域，灵塑的生命。
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把“意象”作为评判诗歌艺术价值的标准。意象应是独具魅力的审美创造物,然而,中国古典诗歌中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意象因袭现象, 本文所说的“意象因袭”,是指某些审美意象被代代袭用,频繁在诗歌中出现的一种现象。那些古典诗词中被频繁袭用的意象已演变为公共意象，这些公共意象经过无数诗人文者的情感叠加，逐渐积淀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情感内涵。
例如，在古典诗词中，明月的意象总是与思念故乡、思念亲人联系在一起的。随手拈来，便可找到很多这一类的诗句，例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思君月正圆，望望月仍缺，多恐再圆时，不是今宵月。”(黄景仁：《子夜歌》)“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杜甫：《月夜》)“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经过历代诗人、词人的吟咏和渲染，明月早已成了一个代表思乡、思亲的象征性意象而深入人心，作家在作品中描绘这一具有传统文化基因的抒情意象，便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超越时空的历史联想，并把读者带进作家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中。
在古典诗词中，春寒大多用于象征苍凉、凄婉、矛盾的心态。例如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首词写于秦观被贬郴州的时候，因而自然景象都染上了词人的主观色彩，也就是王国维所称的“有我之境”。春寒料峭，日暮斜阳，独自一人关闭在孤寂的馆舍中，听着杜鹃一声声凄厉地啼叫着，这情景叫人怎生忍受啊?词中的孤馆、春寒、杜鹃、斜阳，反映了词人天涯羁旅的悲凉和宦海浮沉的失意。
在唐诗宋词中,常见的公共意象还有:古道、长亭、杨柳(柳丝、垂杨)、残月(淡月、碎月、明月、江月)、鸿雁(断鸿、孤鸿、归雁)、流水、舟船、双燕、斜阳、落红、飞絮等。这些公共意象出现频率均较高,尤其是在宋词中。
虽然公共意象可以靠相互夹带、时空叠合的方式时时翻出新意,其审美创造性毕竟大打折扣。元曲作家曾采用直陈的写法颠覆传统审美意象体系,然而意象不足也就意味着诗意不足。对此应该怎样认识?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意象的几种组合方式
前文已经提到，由于意象尤其是公共意象蕴涵了一个特定的人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同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诗人们将若干审美意象组构在一起,往往能够有效地创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充满人类生命感悟的整体性艺术境界。而意象本身的创造毕竟也是艰难的,于是诗人就利用前人既成的意象来组构作品,这在
宋词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意象组合，就是用一个接一个的意象，按照一定的美学原则把它们有机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密集而又精致的意象群，使它们产生对比、衬托、联想、暗示等作用。而组合前人既成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独特的内心情感有很多种方式。
一是并列式意象组合。同一空间或同一逻辑起点两个以上意象的平行组合，意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递进关系，若干个别意象只是作为一幅完整画面的局部景点。有的是一句中意象并列，如杜牧的《江南春》：“水村山郭酒旗风。”“水村”、“山郭”、“酒旗”、“风”四个意象并列，组合成一幅江南水乡图。有的是在对句中意象并列，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西北边塞风光。诗人精心选择了最能反映边塞风光特征的四个意象，加上两个描写性词语“直”、“圆”并列组合在一起，便获得了鲜明的视觉效果，被王国维称为“千古奇观”。还有的是在全诗中意象并列，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精心选择了“月落”、“乌啼”、“霜”、“江枫”“渔火”等最能体现秋天和夜晚景色的典型意象，然后把它们并列组合起来，有效地传达出自己四周的环境，以及它在诗人心头引起的反应，构成一种适于表现旅情客愁的氛围。这种氛围被营造出来后，另一个意象“夜半钟声”点出了一个“愁”。正是前面几个意象烘托出一种氛围而使这个关键的意象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创造出一幅意蕴深远的江南客愁图。这不是某一个孤立的意象所能承载得起的，这也是诗人成功并列运用多个意象的典型。
二是对比式意象组合。通过两组高度提炼的典型意象组合，或互为对立，或互相映衬，产生鲜明的视觉效果，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有的是两种场面对比。把语义上、情感上相互对立或矛盾的意象结合在一起，构成强烈的艺术对立统一的效果。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通过对立意象的组合，不仅突出了广大士兵保卫边疆、奋不顾身的英勇气概，讽刺边地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更重要的是，描绘了军中苦乐不均、将帅生活腐化。发人深省。有的是两种情景对比。李白《赠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红颜”与“白首”分别表示孟浩然的青壮年和晚年两个时期;“轩冕”指达官贵人的车马冠服，表示仕途;“松云”指山林松风白云，表示隐居。“弃”和“卧”字便把孟浩然弃富贵如敝履的高风亮节和寄情山水的林泉高致，十分传神地勾勒出来了。还有的是两种色彩对比。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诗中以“黄叶树”比喻人之衰老，并与“白头人”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烘托出衰老的凄凉。
三是通感式意象组合。通感，指把听觉、味觉、视觉、触觉、视觉沟通起来。通感意象组合，即五种不同感觉意象互为沟通转化。在古代诗人中最擅长通感意象组合者当是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视觉意象“银河”、“流云”转化为听觉意象“水声”。《马诗》其四：“此马非此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这里敲“瘦骨”的触觉转化为带铜声的听觉，不仅写出了马骨的坚劲，更写出了骏马的风神。林逋《山圆小梅》：“暗香浮动月黄昏。”“香”是嗅觉意象，“暗”是视觉意象，诗中两者沟通，突出梅花香的清淡幽远。韩愈《听颖师弹琴》也是通感式意象组合的成功范例，听觉意象琴声转化为视觉意象：“勇士赴战场”——表现琴声的昂扬激越、刚劲雄健;“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壮琴声的起伏回荡、轻柔宛转。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诗论独创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离开意境理论,就无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美学发展史上,许多概念的产生、发展、深化、界定做出历史与逻辑的阐释。可以这样说意境理论是理解古代诗歌甚至整个中国艺术美学的网上纽结,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必将会使我们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丰富的内涵,有进一步的体会,同时也能使我们对于诗人微妙深奥的诗心,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本文主要只是从意象与意境的关系上试着探讨，当然还有许多种阐释意境的方法。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脉朴素无华、隐逸高蹈、诗意绵绵的月文化，它是一种表达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化，是与老百姓的情感方式密不可分的民间文化。有月相伴，就有精神的自由飞升，就有诗兴，就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所以，从古到今，文人骚客们总爱对月吟咏，写出了许多与月有关的名篇佳句。而这些诗人们笔下的月，由于个体生命体验的不同，在诗人们的笔下，又体现了不同的意蕴。
一、 爱情的使者
无论是人间还是天上，世间只有情难诉，而最富有诗意的男女爱情却总要向那一轮圆月诉说，月亮成了爱情的证明，成了寄寓男女相思之情的多情之物。“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怨遥夜，竟夕起相思。”“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明月千里寄相思”，只有“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才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浪漫。自古以来，月亮、爱情、诗就这样难分难解。
二、 乡情、亲情、友情、家国情的纽带
静寂之夜，皓月当空，常常引起游子的思乡之情，唤起诗人的怀远之念。李白的绝句《静夜思》便是游子思乡的名篇之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写月光洁白如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写望月思乡，于平淡之中见出款款思乡之深情。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更是唱出了杜甫的万千思乡、念人之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这又是李白对好友王昌龄的切切关怀与思念。“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是照我还”吟出了诗人心中因思念而起的疑问。而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与弟共享明月，正是思念至深至切的体现，李清照“雁字回时，月满丁楼”对满月的期盼，也正是满腔相思之情的外露。在这些文人骚客的笔下，已难以分清究竟是月有情还是人有情。
三、 高洁志行的寄托
月悬于天，何等高洁，何等神圣。月就这样以它特有的气质又成为了人们理想的寄托物，诗人们更是借它来言志抒怀。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向世人展示了自己诗仙的豪情与洒脱。而诗人的梦中，竟能“一夜飞渡镜湖月”，诗人的诗兴由此而发，壮怀由此而起。而他的“举杯邀明月”之举，更见出其孤独之中的高志亮节。
四、 历史的见证人
千百年来，月始终高悬于空，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它历览无遗。世事变迁，唯有月如故。也正因此，诗人们以他们那细腻的情怀，以月为证，写出了自己对历史对世事沧桑的独特咏叹。刘禹锡《石头城》中“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城已空，潮寂寞，唯有旧时月仍在，昔时的繁华在这皎洁的明月的映照下早已烟消云散，诗人的咏叹却伴着明月流传了下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月之永恒使它成了人事变迁、朝代更迭的见证。
五、优美情境的创设者 皎洁清丽的月光如流如泻，才有了夜的风情和韵致，才有了夜的悠远和宁静。静夜之中，才有了诗人精神的自由飞升。借着这些弯月、弓月、钩月、残月、圆月、月牙、月船、月轮等等，诗人的诗兴才出，诗的意蕴才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好一幅清幽僻静的山水美景图。“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月与人的和谐相处，不言自明。“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壮阔雄浑的画面跃然而出。而“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有了月的朦胧，才有了情人幽会的浪漫情韵。
月的这些意蕴，是诗人们所赋予的，但也正应其可寄寓如许多的意蕴，清辉遍洒的月又成了文人骚客们的宠儿，相信这一脉月文化也将随着我们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永远流传下去，也许在将来的时候，人们又会赋予它新的情韵。
中国古典诗文中沉淀了许多集结着我们先人原始经验的意象物，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水”、“月”、“花”、“杨柳”、“鹧鸪”、“杜鹃”等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中国古典诗文中的“水”意象。
深邃的哲理与生命的起源
中国古代哲学家借“水”来表达深邃哲理的是道家学派，在道家思想的始祖老子那里，“水”是仅次于“道”的概念群(如“气”、“水”之类)中的一个。《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所说的“恍惚”之道与庄子所说的“混沌”之道，都是借涵淡荡漾之水与窈冥冲虚之气来表达的，这水是生万物的接近于“道”的水，因道本无，而水有形，故近于道。《管子?水地篇》说：“故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万物莫不以生。”尤其指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也是水所生：“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凝蹇而为人。”可见，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水是他们解释世界本源的一个概念，是生命的起源。由于把水看成是生命之源，于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就出现了许多描绘水神的文字，表达的是关于我们先民共同的心理文化积淀即水神崇拜的原型意象，如《山海精》中的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屈原的《湘君》、《湘夫人》，曹植笔下的《洛神赋》等。
处世的妙道与智者的沉思
在古人那里，水不仅是生命的起源，也是哲人用来表达智慧的沉思之物。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智者之所以乐水，是因为水流无碍，无所不达，如智者之达于事理。汉代刘向《说苑》中有一段孔子回答何以“见大水必观焉”的话：君子用水来比附德行。水滋润万物而无私似德;使万物生长而似仁;随势而自然流动似义;深不可测而似智;虽柔而又无处不到似明察;对什么都不拒绝，似宽容;能始终保持平面似公正;总是向东流似坚强的意志……
由于水有以上的种种特点，因而被古人用来作了许多富于智慧的妙用。军事家用之以喻战争智慧。孙子根据“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虚实篇》)的特点，提出“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注重造势，以求以势夺人的军事效果。又进一步据“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同上)的认识，提出要因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作战方法的战争规律。政治家根据水既柔顺又强大的特点，认识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著名“君民舟水”论，唐太宗李世民一再强调“载舟亦覆舟，所宣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同上)。权术家根据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从而奉行“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潜藏勿用”、“深藏若虚”的权术之道。道德家根据水随势处下，百川归海的特点，根据老子“上善若水”、“上德若谷”的话提倡人应谦虚养德，希望君王有“处下”的大器量、大胸怀，然后成就王者的事业。玄学家则根据水的纯粹不杂、平静如镜的特点，提倡虚静、恬淡、寂寞无为、随适无忧，如源于老子的“涤除玄鉴”与庄子的止水静观的后世禅宗主张“心如明镜台”的修心养性。
时间的永恒与生命的慨叹
两千多年前，孔子在河边作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感叹，唱出了后世绵绵不绝的关于时间与生命的浩叹之歌。
汉末魏晋之际人的觉醒时期，在乱世哀音的同时也有着个人生命浓浓的悲情。从古诗十九首“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到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无不在悲叹人生的短促，这样的哀伤一直影响到初唐。刘希夷的《代背白头翁》：“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花开花落，沧海桑田，在这种变化中，人生短促到不值一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大江流日夜，明月固常在，而短促的人生呢?李煜的《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乌夜啼》：“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自是悲苦的心音。面对人生的短促，睿智旷达的苏轼不也一样发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同样悲叹么?当然，也有一反悲苦哀愁的低调，发而为豪迈超拔之情的，那是现代革命伟人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情欲的象征与情谊的见证
水是万物的起源，是智者的沉思，是生命的慨叹，也是情爱的象征。所谓“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秦观《鹊桥仙》)，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缜《离思五首》)，“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李白《清平调》其二)等，诗句中“水”及其变体“云”、“雨”之类的原型就是爱情和情欲。当然，“水”同样也是爱情阻隔的象征，从《诗经 ?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水造成了有情人相爱不可得的痛苦。进而，水也可以成为绵绵不尽、浩浩无穷的相思情爱，如欧阳修的《踏莎行》：“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和柳永的《雨霖铃》：“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爱情之外，还有友情。如雍裕之的《自君之出矣》：“思君如陇水，长闻呜咽声”、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在爱情友情之外，还有个人人生路上艰辛跋涉的悲愁。如李白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的《声声慢》“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类诗词数量最多，名篇迭出。
逍遥的法门与遁世的寄托
“水”既然在道家那里能作为“道”的本体的一种描摹，在方法论上，自然也可以成为一种精神超越的寄托。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句中的“相忘于江湖”正表达了可在近似“道”的江湖洋洋之大中获得精神的逍遥与超脱。《论语?先进》中孔子为何独赞同曾皙的志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钱穆先生解释说：“盖三人皆以仕进为心，而道消世乱，所志未必能遂，曾皙乃孔门狂士，无意用世，孔子骤闻其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兴叹也。(”《论语新解》)孔子的浮海居夷之思见《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这里开始，“乘桴浮于海”就成了后世文人不得志而欲归隐的向往。范蠡携美女西施出游于海不知何往的传说不知羡煞了多少汲汲于仕途而终无所望的文人学子。而豪放的李白也借此更加逸兴湍飞：“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洒脱的苏轼也借此而更加超尘脱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这“纵一苇之所航，凌万顷之茫然”(苏轼《赤壁赋》)的不正是士人向往庄子所描绘的优游自在、徜徉自得的逍遥游境界么?
毛三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
意象，就是诗词中那些沾染或渗透着作者主观思想情感的被赋予某种思想或情感意义的客观物象，是主观清理与客观形象的融合。意象中的“意”属于主观的个人精神情感范畴，而“象”是客观的、物质的。意象是诗歌鉴赏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诗歌鉴赏中的一个重难点，所以对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做一个全面清晰的了解，是诗歌鉴赏的前提之一。有关意象，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一文中指出：“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构思，就带上了诗人的主观色彩。经过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和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的思想感情的化合和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
纵观中国古代的送别诗词，常见的意象很多，如长亭、短亭、阳关、古道，北梁、南浦，芳草、杨柳，明月、夕阳，青灯、美酒等。下面将结合具体诗词对我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进行剖析。
一、 “柳”的意象
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这一古老的风俗最早出现于汉代，汉乐府有古曲《折杨柳歌》：“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那么“柳”这一意象出现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并成为中国古代送别诗词中的代表性意象，其原因主要有：“柳”者，“留”也，二者谐音，因而折柳送别有挽留、惜别、不舍之意;纤柔细软的柳丝则象征着情意绵绵，能够传达出亲友离别时那种“依依不舍”之情;柳枝有随地而生的习性，折柳相赠还有祝愿友人在异地他乡生活顺利、欣欣向荣之意。
杨柳跟离别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汉字中“柳”与“留”谐音相近，折柳送别，暗中寄寓殷勤挽留的意愿。隋代无名氏《送别》诗曰：“杨柳青青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何人归不归。”诗歌大多数仍然是抒发伤春惜别之情，而且常常与怀念征人之情联系在一起，其中最典型的如唐人王之涣《凉州词》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人们不但见到“杨柳”会引起惜别之情，而且连听到《折杨柳》的曲调，也会触动离愁。
折柳送客，至唐代此风最盛。当时都城长安东边的灞水两岸多柳，灞水之上的灞桥，是从长安东去洛阳等地的必经之路。唐代长安人送客，一般到灞桥折柳而别。唐诗人裴说《柳》诗曰：“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罗隐《柳》诗曰：“灞岸睛来送客频，相偎依依不胜春。自家飞絮犹不定，争解垂丝半路人。”从这些诗中，我们还可以想见当年灞桥折柳送客的盛况。正因为灞桥有折柳而别的习俗，所以人们取江淹“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意思，称灞桥为“销魂桥”。
宋词中的“杨柳”意象也十分丰富。其中有的是作为实物来歌咏春天风景或伤春惜春之情的。如晏殊《诉衷情》词中有句曰：“春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宋祁《木兰花》词中有句悦：“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是，宋词中写到杨柳的，更多的还是承袭了唐诗和前人诗中“杨柳”意象的本意，柳永惜别名篇《雨霖铃》中有名句曰：“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九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另外，柳絮的飘浮不定，也常作为愁绪的象征。如北宋贺铸《青玉案》：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送别诗中为什么多写杨柳，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表示依依惜别之情，二是表示殷勤挽留之意。除此之外，到了清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解释。清人褚人获在其《坚瓠广集》卷四中说道：“送行之人，岂无他枝可折而必折柳者，非谓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乡，正如木之离土，望其随地皆安，一如柳之随地可活;为之祝愿耳。“希望行容不要为离别难过，不必执著地依恋故土;而要像柳之随地可活一样，走遍天涯，漂泊海角，都要随遇而安，无往而不适。这大概是清人的引申义，是后来人发挥的想象。
二、“长亭”与“短亭”的意象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恩，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内容。从先秦的《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的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崇尚友道，珍惜友情，所以人们很重视好朋友之间的聚散离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轼《水调歌头》)离别双方是行者与居者。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交通不发达，山川阻隔，道路坎坷。交通工具只有两类：一是陆路的车马，一类是水路的舟船。
从陆路离去，远行代步者或是乘车(各种各样的车)或是骑马(也包括其他善走的牲口)在车马所行的古道旁，早在秦汉时便开始置亭供行旅停息休憩或送别饯行之用。“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北周时庾信《哀江南赋》)当时是十里设置亭，故称“十里长亭”。倪璠注《白孔六帖》“馆驿”条中有句曰：“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唐代诗人李白《菩萨蛮》词曰：“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所以在中国古代送别诗中，经常看到长亭短亭的意象;而一个只要有一定的中国诗歌修养的人，一旦在诗歌中看到“长亭、短亭”的意象，眼前便会自然地浮现出在长亭古道，衰柳斜阳的背景上古人设宴饯行的情景，并油然而生“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孔雀东南飞》的惜别之情，近有一首《送别》歌是这样唱道：“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李淑同词)
三、 “南浦”的意象
在古代中国，主要交通方式就是骑马和划船乘舟，所以江河相关的“浦”或叫“南浦”的意象常常出现在送别诗当中，如屈原的《九歌·湘君》中有“望涔阳之极浦，横大江兮杨灵。”《九歌·河伯》中有“日将暮兮怅忘归，唯极浦兮寤怀。”等。
浦，《说文》曰：“水滨也”《风土记》曰：“大水小口别通为浦。”这里有大小河流处的意思一乘舟别离的情景倒很切合。所谓“南浦”一是指实指某一具体地名，这在中国大地简直说不清有多少处;一般说来，在某一地区中位于这个地区南侧 的水浦，这个地区的人就习惯上称之为“南浦”。如《豫章记》曰：“南浦在广润门外，往来舣舟之所。”这样一类情形比较多。另一种是泛称，泛指河流分口处。那么，这一泛称是什么时候开始演变为水路送别诗中比较固定的意象的呢?据初步考察，最早是跟屈原《九歌·河伯》中“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这一名言有很大关系。但在屈原之后包括秦汉魏晋在内的
七、八百年间，送别诗中运用“南浦”这一意象的情况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十分罕见。使得“南浦”这一意象和送别情怀形成比较固定联系的，我以为应得力于南朝宋齐之间的文学家江淹所定怕那篇著名的《别赋》。
《别赋》中“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了。南朝宋齐之后的送别诗中，“南浦”的意象明显的多了起来;而且基本上不再是用于专称某地，而成了水路登舟送别地点泛称。 如齐之后梁诗人谢眺《鼓吹曲·送远曲》诗中曰：“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梁之后诗人张正见《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诗曰：“风吹临南浦，神驾饯东平。„„歧路一回首，流襟动眷情”等等。
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诗人承袭了这一手法将离愁别绪的情怀， 不断地添加到“南浦”这一意象上。到了唐代诗人笔下则更为普遍，“南浦”在诗中俯拾即是。如盛唐诗人王维《送别》诗曰：“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为报故人憔悴尽，如今不似洛阳时。”李白《赠汉阳辅录事二首》前四句曰：“鹦鹉洲横汉阳流，水引寒烟没江树。南浦登楼不见君，君今罢官在何处。”中唐诗人白居易《南浦别》诗曰：“南浦淒淒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李贺《黄头郎》诗曰：“黄头郎，捞拢去不归。南浦芙蓉影，愁红独自垂。”清人王琦注中引曾益曰：“南浦，送别之地。”
唐宋词中“南浦”的意象也很多，其意趣乃承袭唐诗，没有新的变化。宋代词人柳永《倾杯》词上片曰：“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情知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张元干《贺新郞·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曰：“天意从来高难问， 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石孝友《更漏子》词曰：“北沙门，南浦岸，望得眼穿肠断。”刘辰翁《兰陵王》词曰：“玉纤采处，银笼携去，一曲山长水远。采鸳双惯帖人飞，恨南浦，离多梦短。”到了元明清的诗词中“南浦”的意象依然经常出现;比较典型的如清人沈树荣《送别》诗写道：“落叶枫林两岸秋，曾于南浦动离愁。只今一片江头月，不照归舟照去舟。” 总之，在“南浦”这个意象上，积累和沉淀了战国诗人屈原之后历代诗人的离别情咸。所以凡是有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作一定的中国文学修养的人，只要一看到“南浦”这个意象，就会象钢琴上敲击了某一个特殊的琴键，立即会发出一片特殊的声响一样，也一定会在脑海里唤起一片联想——一片有离别情怀的联想。不管是亲人离别也好，友人离别也好，恋人离别也好，总之联想起来的是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离愁别绪。
四、“美酒”的意象
除了长亭与短亭、南浦、杨柳这三个意象外，送别诗中写得非常多的一个意象就是美酒。元人杨载曰：“凡送人多托酒以将意，写一时之景以兴怀，寓相勉之词以致意。”(《诗法家数》) 如果说中国古代送别诗中总是泛着酒光、飘着酒香，回荡着“对酒当歌”的高吟低唱，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其中最有名的还要数唐代诗人王维的那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还有《送别》诗曰：“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唐宋诗人词人将美酒与送别离情联系在一起的诗歌，举不胜举。如杨炯《送梓州周司功》诗曰：“御沟一相送，征马屡盘桓。举杯聊劝酒，破涕暂为欢。别后风清夜，思君蜀路难。”李峤《送李邕》诗曰：“落日荒郊外，风景正凄凄。离人席上起，征马路旁嘶。别酒倾壶赠，行书掩泪题。殷勤御沟水，从此各东西。”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曰“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又《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曰：“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宋人范仲淹抒写离情的词《御街行》的下片曰：“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头，无计相回避。”杨万里《送子仁侄南归》诗中有句曰：“酒为吾人绿，花知百日黄。”《留萧伯和仲和小饮》曰：“要入诗家须有骨，若出酒外更无仙。三杯未必通大道，一醉真能出百篇。”
我国的酒文化十分丰富! 古人以饮酒为一种人生乐趣， 如唐诗人李白写道：“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此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四首》)岑参高歌：“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夏夷中《饮酒乐》写道：“日月似有事，一夜行一周。草木犹须老，人生得无愁。一饮解百结，再饮破百忧。白发欺贫贱，不入醉人头。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安得阮步兵，同向醉乡游。”宋代大诗人陆游《对酒》诗曰：“闲愁如飞雪，入酒即消溶。对花如故人，一笑杯自空。” 朋友欢聚时是一定要饮酒的， 如王维的《少年行》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义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在离别时举杯痛饮，其不仅是抒情，遣怀，解愁，更重要的是饱含有深深的祝福之意，就像唐诗人高适所放歌那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 总之，“送别”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个常见的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在送别诗词当中，诗人往往通过各种意象来表达离愁别绪，或借以一吐胸中的积愤或表明心志，或在劝勉、安慰、鼓励、自勉„„诗人通过意象的描绘营造出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
摘
要：登高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属于特定的生活生产的需要，往往没有什么深刻的文化蕴涵。然而在诗中，登高却由一种日常习俗变为一种具有多层意蕴的复合意象，一种已具有指代功能、情感功能、表意功能的文学符号。登高意象在古诗中频繁的出现是以登山、登楼、登台、登塔等几种形式体现的。无论是登楼还是登山，在无数次具体的特殊的个性的诗歌情景中，它所积累的情感蕴涵与深层的文化心理已成为一种为创造者和接受者共同认同的并应用的承载丰富的象征主义的载体和艺术符号，研究登高意象从简单的“能指”到复杂的“所指”的发展演变以及具体诗境中意象的分类与阐释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但可以使我们彻底了解一种意象可能包含的所有意蕴，而且，使我们对一些古诗的抒情脉络和文化阐释的理解与归类变的迎刃而解。
关键词：
诗歌
古典
登高
意象
Summary : It is subordinated to the need of particular life mood in daily life to ascend a height, often deep culture does not contain. But in the poem , ascend a height and turn from a kind of daily custom into a kind of compound image with multi-layer connotation , one have , mean , take the place of function , emotion function , literature symbol to express the meaning function already. Ascend a height image frequent appearance be reflected in the form of climbing the mountain , stepping on the floor , going up on the stage , stepping on several kinds such as the tower among ancient poetry. No matter step on the floor or mountaineering, in the poem scene of the many times concrete special individual character, emotion it accumulate contain with deep culture whom psychology become one for creator and whom recipient admit together and employ already bearing the weight of abundant carriering of symbolism With the artistic symbol, study image of ascending a height and concrete poetic conception and background like classification of elephant and explanation very essential from " can mean " , developing to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that " mean " simple. This not only can make us understand all connotation that a kind of image may include completely , moreover make we to some ancient poetry of lyrical trains of thought and understanding that culture explains and sort out change easily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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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能博见，所见可以描绘，进而成诗。登高这种日常行为很早就受到诗人的重视，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诗歌中一直存在大量的登高描写，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中是一个十分醒目和引人注目的现象。登高在现实中是一种普遍的日常行为，但是，当它受到诗人的注目，反复地出现于他们的作品中，它的内涵就丰富起来，逐渐成为具有多层意蕴的复合意象。
登高意象在诗史中的流变
登高这一意象所具有的多重意蕴是随着诗歌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完备的。所谓意象是指“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它不仅是观念意象的高级形态，也是与典型意境一样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例如：明月、菊花、青松、流水、登高等。”[1](P209)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登高描写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305篇，直接描写到登高的就有近10篇。《鄘风·定之方中》有“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2](P189)诗人以赋的手法写卫文公为建楚丘而登上漕虚，观察形势，相地之宜并且占卜的全过程。《小雅·车舝》中有“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觏尔，我心写兮。”[2](P243)诗人以登山取木喻女，以析薪喻娶妻迎新。在这两首诗里，所写的“登高”并没有什么文化涵蕴，只具有它的本来意义，即“登上高处”。《小雅·北山》的第一章“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2](P198)写到登山采杞。这一章是用了起兴，“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正是兴句。后两句则是写王事奔波，不得养父母之忧。若只看兴句，那么这里的登高也就只有“登上高处”的本来意义。但是《诗经》中的兴句与诗歌的其他部分并不是毫无联系，完全割裂的，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是情感内蕴上的贯通。从全章来看，登高也就不仅仅是登上高处，而附著上诗人对父母的担忧之情。
在《卫风·氓》和《周南·卷耳》中，登高不再只是登上高处这一动作的描写，更多的是对诗人怀念所思的展现。“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3](P193)妇人所期之男子居在复关，故望之，不见，“泣涕涟涟”，见之，“载笑载言”。登高望所思，表达了对心上人的想念，体现出缠绵悱恻的情感。“陟彼崔嵬”、“陟彼高冈”、“陟彼砠矣”是思妇在想象远行的丈夫因思念自己，而跋涉登山，人困马乏，愁苦不已，借以表达自己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
《鄘风·载驰》和《魏风·陟岵》中的登高所附带的感情又有所不同。《鄘风·载驰》为许穆夫人在卫国为狄人所灭时回卫国吊唁卫侯，忧念家国之作。“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抒写忧国之情。《毛诗郑笺》称“升丘采贝母，犹妇女之适异国，欲得力助安宗国也”。诗中所写之登山采蝱是许穆夫人身在他国，心系故国的象征。《魏风·陟岵》每章首句“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2](P163)都是写征人登高远望，“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毛诗正义》)征人登上高处，遥望故乡，对故乡充满了思念。故乡有父母兄弟，征人望乡实际上是在望亲人，思乡和思亲在登高这一意象中被统一起来。
从《诗经》中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登高来看，有用其本意的，有展现男女之思的，有表达思乡之情的，也有抒发对远方亲人的思念的。可见，在《诗经》中，登高这一意象就已经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后代诗人在运用登高意象进行诗歌创作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对《诗经》有所继承。《诗经》在运用登高意象表达感情时，简单直观，明白晓畅。抒情是即事抒情，登高的意蕴随着主人公诉说的结束也全部展现。所抒发的感情朴素真挚，缠绵悱恻。
《楚辞》的创作在很多方面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比兴手法，实际上对《诗经》中诗歌意象的继承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楚辞》同《诗经》一样，多次出现登高这一意象，登高意象在某些诗篇中仍用来思乡和怀人的感情，这是对《诗经》中这一意象的直接继承。《九歌·河伯》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4](P47)几句即是借登高抒发怀人之情。日暮忘归，故宿于昆仑山，既寤而犹怀，所以登山远望，望河伯之所在，从登高中流露出对河伯的思念之切。
《楚辞》在使用登高这一意象的时候，继承《诗经》用其表达思乡怀人的作品并不多，更多的作品是使用这一意象来比喻品德地位之高，表达政治志向，政治失意的心境，或是对社会现实的忧虑。这是对登高意象的重大发展。
《九歌·少司命》“
孔盖兮翠旍，登九天兮抚彗星。慫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4](P179)就以登高来赞美大司命。“登九天兮”并不是真正地登上九天，而是比喻大司命所处之高，独为万民之正，故能除天下之恶，保天下之善。《九章·涉江》中屈原也以登高来比喻自己的高洁，“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5](P47)“登昆仑”言所至之高，世俗混浊，屈原不愿与世俗人同流合污，昆仑所居为圣人，屈原所养之高洁，只求知于圣人。
屈原《离骚》有“朝吾将济於白水兮，登阆风而絏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诗人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便离开混浊的世间，登上神山求神女。神女象征的是明君，诗人借登神山求神女阐发了欲求明君圣主的政治理想，但结果却是“哀高丘之无女”，登高意象由此又附染上政治失意，理想失落的悲痛。在《九章·哀郢》中屈原写道：“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5](P102)登大坟远望，本欲聊以舒己之忧心。然而故国之平乐之风早已远去，漂泊于大江之际，又使诗人之心更悲哀。在这里登高远望既表达出诗人心中对故国的牵挂和关怀，也寄托了屈原对社会民生的忧虑。宋玉的《九辩》学习《离骚》，同样也以登高意象表现政治失意，“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5](P203)即以登高来宣泄失意之情。
在《诗经》中，登高描写往往是一种个体感念的兴发，无论是用其思乡还是怀人，关注的对象都是一己之情，只是开掘个体的内心情感，对外在的社会政治不加关注。但是到了《楚辞》，登高意象得到较大发展，不再局限于个人的离别之苦，开始强调个体同社会的关系，将个人内心的感受同外在世界联系起来，向外在现实开掘。登高是以俯视的角度来审视社会，关注民生，从而在登高中真实地展示出诗人的政治抱负，以及理想破灭的痛苦。
《诗经》和《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后代诗人写诗，都会自觉地接受它们的影响。《楚辞》以后，诗歌中的登高意象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这一意象得到了后代诗人的广泛使用。诗人们在使用这一意象时，对《诗经》和《楚辞》肯定会有直接地继承，但也不是一成不变地进行套用，而是有所新变，这就使得登高意象的内涵不断趋于完备。
汉代诗歌中的登高意象基本上是沿袭了《诗经》和《楚辞》，诗人使用这一意象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思乡怀人之情。《古诗·穆穆清风至》“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6](P185)写一位女子在春日的早晨，登上高桥，怀望所思和望而不见的怨思。显然，在这首诗里，登高是用来抒怀人之情的。孔融《杂诗》其二“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6](P165)几句写诗人登上高处，望见爱子之坟，想象爱子的肌体白骨已逝，徒然伤心，这也是登高怀人。只是诗人自悲丧子，所怀的对象与之前的诗歌略有不同。怀人的原由也有所不同，不是离别的想念，而是因为生死相隔，念之心悲。梁鸿《五噫歌》“ 陟彼此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7](P30)则主要是学习《楚辞》中登高意象的使用。这首诗歌是诗人过洛时所作，诗人登高望京，只见帝王的奢侈和百姓的劳苦，从而发出忧时忧民的嗟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期，文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的自觉意识增强了。诗人们在使用登高意象抒情言志时，力求使其内涵更丰富，境界有所扩大，更加具有蕴涵性。并且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登高诗，登高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诗歌意象加以使用，更成为一类重要的文学题材。在一些以登高为题材的诗歌中，登高意象体现了多重复杂的内蕴，显示出意蕴无穷的特点。
当然，在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的作品继承了《诗经》和《楚辞》对登高意象的运用。曹丕的《善哉行》“上山采薇，薄暮苦饥。”[6](P146)是以上山采薇写羁旅之苦，进而抒发怀乡之情。阮籍《咏怀》其十一“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6](P219)是写佳人怀念恋人。梁武帝萧衍《临高台》写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曹植的《白马篇》“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6](P175)则是表现边塞游侠的忠勇，以游侠自况，写自己为过抗敌的理想抱负。其《杂诗》其六“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杆。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写临窗远眺，壮怀激烈。阮籍《咏怀》其十“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7](P219)诗人登高所见皆是寂寞之景，生出郁郁寡欢不合于世的感慨，述说自己政治不得意的痛苦。在这类诗歌作品中，登高意象也有变化，比如说抒发怀人之情除了思亲和男女之思，还出现了对思友。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魏晋六朝诗歌中出现的登高意象同《诗经》，《楚辞》相比，所传达的感情复杂化了。很少出现用这一意象抒发某一种情感的情况，诗人总是运用这个意象表达多重情感，在这一类诗篇中，登高意象的内涵就比较丰富复杂。
曹操的《苦寒行》是他征高干时所作，诗中“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6](P108)指明全诗所写的内容是行军的艰苦。但诗中“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一句有透露出诗人在登山过程中感发出的思乡之情。诗中的内容虽是反映行军过程的苦况本身，但本诗的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写不安的社会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写作者的忧时情怀。而要改变这一**的现实，就必须通过战争，曹操认为他所进行的讨伐战争正是为了消除割据，停止战乱，让人民安居乐业。因而在他的这首诗里我们又能感受到他匡扶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曹操的另一首诗《观沧海》是他大破乌桓班师途中所作。他“东临碣石，以观沧海”[6](113)登高而览，诗中所写都是大海囊括万物的宏大景象，虽是纯粹的写景，但这宏大的景象体现出的是曹操这位政治家博大的胸怀和气度。他以全天下为关注对象，将他的事业与天下联系起来，其远大的志向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诗歌中。我们不能把诗中“登山观海”的描写仅仅理解为描写自然，应该把他看作诗人志向情怀的歌咏。在这两首诗中，诗人所要表达的多种情感都包涵于登高这一意象中，使得这一意象复杂多义。屈原的《哀郢》也用登高表达了对故国的思念，对民生的忧虑这两种思绪，但在屈原的诗中，这两种情感的层次是分明的，因“登大坟以远望”见到郢都被攻破，百姓逃乱而出，自然对故国生出关怀。然而诗人早知道楚国的平乐之风已远去，故对国家人民的命运产生忧虑。在曹操的诗歌中，登高意象所蕴涵的多重情感具有多个层次，且相互纠结，情感的层次更为复杂。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的登高意象不仅是感情的层次复杂了，在一些诗篇中，这一意象又有了新的涵义。王璨《七哀诗》其一有“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6](P163)诗人所登之霸陵是汉文帝的陵，在乱离中登上先帝的陵墓实是有古今对比的意味，这里的登高实际上也就具有了怀古的涵义。《楚辞》对于登高内涵的扩展主要是空间上的，从一己而扩大至全天下。而怀古又使登高的内涵在时间上贯通古今，这样一来，登高意象也就完成了天、地、人的感应，这正是中国人观物的方式。登高意象在六朝以后的诗歌中频频出现并发展成为诗歌的题材之一，这一点应该就是其真正原因。陶渊明《九日闲居》写到了重九登高，将中国的这种习俗写入诗歌，成为唐宋大量重九登高之作的先导。
六朝时期，由于山水诗的兴起，以登高为题材的作品广泛出现于诗集中，这些诗歌主要是写登山、登楼、登台或是写登塔。登临是古代士人常见的活动，将登临之所见写入诗中，也是文人诗作的重要来源。同样上写登高，其中寄托的感情却是千差万别。鲍照的《登黄鹤矶诗》主要上写政治的失意，谢灵运《登上戍石鼓山诗 》是传达思乡之情的，沈约《临高台》则是写男女之思的。在登高为题材的诗歌中，登高不再只是作为一个意象帮助诗人表达感情，登高成为全篇的中心，所有的诗句都围绕着这一点来写，所有的情思都是围绕这一点来展开。所以在登高诗中，登高意象总是附着多种情感，体现多重内蕴。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狥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羣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6](P367)这是他在永嘉守任所病起登楼。前四句借鸿虬起兴，写官场失意。五到八句反映进退两难的心情，九到十六句写登楼所见，十七至二十句写索居之苦，怀念远方的故人，末两句写隐居的决心。在这不长的诗篇中作者既写了登高所见之景，又抒发了怀念故人之情，官场失意的痛苦，进退两难的彷徨以及隐居的决心，这一切都熔于登高这一意象中。
有了魏晋六朝诗人的开拓,唐代诗人使用登高意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可以说,登高意象是唐诗歌中被运用的最多的意象之一,唐代有名的大诗人,都很喜爱使用这个意象,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人的诗集中,都可以发现许多使用登高意象的作品。在唐代，漫游之风盛行，唐代的很多诗人都有过漫游的经历，他们或是游览名山大川，或是寻访历史古迹，或是随军征战塞外。在他们漫游的过程中，总不免要登山、登楼、登台、登塔，相应地，记述和描写登高的诗作也就数目众多。事实上，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以登高为题材的作品可谓数不胜数。
唐代诗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继承和学习《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诗的结果，唐代诗人对登高意象的使用也同样是建立在学习前代诗歌的基础上的，只是唐代诗人不满足于直接地继承和使用，他们更多的是将目光投向于开拓和创新。唐代诗歌中不乏以登高写思乡怀人，述政治理想和政治失意之痛的作品。张祜《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8](P380)充盈着无限的乡愁。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8](P362)写的是少妇登楼，忽见陌头的杨柳，对夫婿生出浓浓的思念。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8](P202)通过感怀身世，述说仕途失意的悲凉心境，进而对社会动荡，国家离乱有所感慨。可是在唐人的诗歌中，这种情绪不是直接可感的，它暗含于描写景物的语句之中，需要从中细细体味。唐诗很好地做到了意与景浑，诗歌中的登高意象变得意蕴深厚。
王璨《七哀诗》“南登霸陵岸”一句利用了登高意象的怀古意味，但是这一意蕴直到唐朝，才受到诗人的广泛关注。唐代有很多的怀古咏史之作，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写登临历史遗迹，对历史进行凭吊。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杜甫《登岳阳楼》，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只是诗人们在登高怀古之时，不会单纯地凭吊历史，更偏向于将怀古作为关照眼前现实的诱因。在古今的对照中，李白感慨不遇明主，才能无法施展。杜甫感慨身世，深为国破家亡而忧愁。刘禹锡则感悟到了历史的不变的规律。
重阳节登高在中国起源很早，但反映在诗歌中却很少。陶渊明在其《九月闲居》诗中写到过重阳登高，到了唐诗，写重九登高的诗作十分常见，并且绝大多数的诗篇是写登高怀远，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其中最为著名的诗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8](P360)(诗人在重阳佳节与家人一起登高，却独少了兄弟一人，不由的想念起远在他乡的兄弟。
唐诗对登高意象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其内涵的扩大上。唐代以前诗歌中的登高意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意蕴，但还未达到完备的程度。唐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又从这一意象中阐发出了新的涵义。到了唐诗，登高意象的内涵才达到了完备。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被认为是唐代登高诗的发轫之作。诗歌只有短短四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8](P61)全诗无一景物，皆为情语，诗人登上古幽州台，怀想历史，念及身世，对自己的怀才不遇，孤独寂寞产生了巨大的伤感。此诗并没有止于个体的感伤，陈子昂将这抽象的无形的愁绪穿越了时空的阻隔，他关注的范围不再是自我、社会、国家，而是转向整个宇宙人生。整首诗是诗人对宇宙人生所做的哲理性思考。王之涣《登鹳鹊楼》一诗也阐发了登高意象类似的意蕴。
登高意象到了王维的诗歌中，又被赋予了表现淡泊宁静的心境的功能，他的诗歌《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8](P205)写登高俯瞰，面对辽阔幽静的自然，心境也就自然淡泊，安适了。
古代女性所居住的多为楼台，因为女性的生活范围狭小，女子的生活多数时候是局限楼阁里的，古代与女性有关的诗歌总是会写到楼台。女性登高远眺，怀念恋人的描写在《诗经》里就有了，而且后世一直在沿用。李商隐则对登高的这一涵义加以引申，以登高来写爱情流逝的伤感，他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断蓬。”[8](P311)写的就是再上画楼，昨夜星辰依旧，然而物是人非，爱情已不在，其中透出朦胧的哀愁。
唐代以后的诗歌中虽然也不乏写登高的佳作，如明代一些诗人的作品，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谭元春《登清凉台》;钟惺《三月三日登雨花台》等，但总的来看，登高意象的内涵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在这一意象的使用上，对唐代诗歌没有什么突破。
登高意象的内涵分析
古典诗歌中的登高意象可谓复杂多义，综观古代诗歌中的登高描写，其中的情感内涵归纳起来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怀远，一类是抒怀。
一、怀远。这一题旨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这一类中首先要说的是思乡。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自给自足，大多数的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封闭环境中，人们的迁移活动较少，于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故乡就被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一旦由于某种原因漂泊在外，对家国乡土的归依感也就油然而生。“鸟飞返故乡兮，狐死而首丘”，“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思乡是最能引起世人共鸣的文学主题之一，文学中的思乡之作总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士人漂泊在外，女子远嫁他方，征人戍守边地之时，自然是对故乡朝思暮想，然而他们又身不由己，不能亲自返回故乡，只能将怀归之情以登高远望的形式宣泄出来，在望乡中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藉。诗歌中的这一种登高存在于每个时代。“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4](P26)(《诗经·鄘风·载驰》)“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2](P102)(《楚辞·九章·哀郢》)“听此愁人兮奈何!登山远望得留颜。”[6](P403)(鲍照《拟行路难》其十)“清瑟怨遥夜，绕弦风雨哀。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芳草已云暮，故人殊未来。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8](P258)(韦庄《章台夜思》)。
怀远的另一内容是怀人。同对家国乡土的眷念一样，在中国这个以家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里，对亲人故交的思念也是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人生最苦，最苦是别离。”古代的交通状况又使得传书问候十分困难，诗人们想要排遣离别的思念和牵挂，只能选择登上高处，朝着所思之人居住的方向，放眼远望。也许并不能望见，但毕竟心理上得到安慰，挂念之情在登高中得到了完全的抒发。登高的这一内涵在各个时期都被诗人广泛地运用，但是由于社会生活内容的不同，各个时代的诗人所怀的对象有所不同。《诗经》中的《北山》《陟岵》等篇代表的是先秦由血缘观念直接派生出来的亲情之思。“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陟彼冈兮，瞻望兄兮。”[2](P198)充满了血缘真情。《卷耳》《氓》则代表男女之思，这两篇似都出自女子之手，“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4](P18)其中充盈着对恋人的思念。汉魏之际，战乱频繁，在这一时期反复吟唱的是对亲人的思念。唐宋以后，因科举取士之风盛行，各地文人学子多因赶考，宦游而相遇相知，又因还乡，升迁，贬谪而相别相遇，友情之思便大盛于唐宋诸代。“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8](P302)(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8](P24)(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都是身依高处，以“相望”表达对友人的关切和问候。唐宋诗词中还有一个来自于民俗却被文人赋予了登高怀人内容的固定日子——重九登高。重阳登高的风俗在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九月登高》中就有记载“汝阳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陈。’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月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6](P230)重九登高成为风俗，并由它在肇始之时关心家人平安的动机而泛化为对所有亲人的遥念。卢照邻《九月九日登玄武山》，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孟浩然《秋登兰山寄张五》都是登高怀人的代表作。男女之思这一意蕴到了李商隐的笔下，又引申出了一种对爱情逝去的伤感的情绪。在登高中远望恋人，传达对所爱的想念，然而当心有所思而不可得时，从登高中流露出的就只能是深重的遗憾和失意的情绪。
在一些诗歌中，登高意象将怀人和怀乡两种意蕴合二为一，在登高远望中既有对乡土的怀念，又有对亲人的想念。《诗经·魏风·陟岵》，谢朓的《临高台》，李白《关山月》都用登高意象传达出思乡和怀念亲人这两种思绪。所谓故乡，并不单纯地指出生成长的地方，它也是亲人所居住的地方。故乡之思不仅仅是思念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对居于那里的亲人的思念。古人在登高望乡之时，对家乡和对亲人的思念往往会同时产生，发而为诗，诗歌中的登高意象就同时附着上两种情感。
二、抒怀。早在孔子时期，登高能赋就成为衡量人的才能的重要标准。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到了汉代，登高能赋更成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九种才能之一。登高必能见广，诗人由眼前所见定能引发出种种联想，产生独特的感受，再以赋诗来述其感受，抒其情怀。由于作家在登高中所产生的感受不同，所以这一类的登高意象又具有几种不同的涵义。
这一类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对志向的抒发和对理想的高扬。这一涵义在《楚辞》中最先阐发，《离骚》里的抒情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中追求美政的理想不能实现，虽怀一腔忠贞之志却横遭排挤，打击，感到窘迫无依而心灵郁结不平时，便要凭借想象的艺术笔触进行精神的漫游，“神思高举”，登神山求神女。其行为关注的是社会民生的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得失和宠辱。从登高中折射出诗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政治热情。后代积极进取的诗人，每当登高时，遍览天下，顿感心胸宽广，将国事民事天下事皆系于己心，就会同屈原一般以天下事为己任，将为国立功作为自己的理想抱负，并且有志在必得的决心。在曹操《观沧海》，杜甫《望岳》中都能见到一个要努力寻找高远人生理想的形象。
古代的诗人喜爱在诗歌中抒豪情壮志，然而，在现实中，真正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功成名就的士人却又太少了。大多数渴望建立功业的诗人结果总是仕途失意，功败垂成。这样一来，中国古代诗集中就有了大量反映理想破灭的作品。这一类的作品通常都不是直接抒情，而要在景物的描写中婉曲地表达出来，登高因其见广而常被用来表现政治失意的苦闷。这种登高往往是通过凭高远眺时的所见所感所想，将景物描写，身世之感熔于一炉。在对景物的描写中展现宦海沉浮的人生辛酸，仕途艰难的深重悲伤，报国无门的苦闷压抑，无罪获惩的愤懑怨怼„„屈原最先在他的作品中阐释出登高意象的这一层内涵，“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反映的就是他理想破灭后的痛苦悲愤。陶渊明的理想是要“大济苍生”，但是在这理想无法实现后，则写下了“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对当时社会不适于自己建功立业，只能放弃理想抱负归隐田园的无奈选择的真实的写照。杜甫的《登楼》，起始“花近高楼伤客心”写在花团锦簇的春季，却因登楼见花而伤心。表面上看，似是这春花惹得漂泊异乡之人伤心，但接下来“万方多难此登台”[8](P283)一句点明真正使诗人伤心的原因是朝廷“万方多难”，诗人意图为朝廷出力，辅助唐王朝平定天下，却无此机会。做客他乡本来就会使诗人满腹心事，再加上感怀抱负不能实现，也就不禁见花生悲。
对理想的追求和理想失落的苦闷都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的产物，只有深受儒家传统浸染的诗人才会在登临高处时萌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远抱负。这些诗人即便是在理想落空，遭受朝廷排挤之时，也仍然会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诗人在抒发政治失意的苦闷时，也会将目光投向社会民生，在登高中由对自己身世感怀延伸出对国家时局和人民生活的忧虑。刘长卿《登余干古县城》“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平江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8](P350)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被弃置的官舍，四处荒草，乌鸟乱啼，缓缓的落日，完全是一幅完整的荒野图景，从中可以透视出诗人对唐王朝命运的忧虑。杜甫的七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8](P285)在高台之上由近及远地描写了猿的哀啼，鸟的徘徊以及天高风急，水清沙白，落木有声，长江汹涌，描绘出秋的凄清。在满目的秋色中竟是诗人的满腹悲伤，做客他乡有乡愁之苦;身在异乡，却有孤单一人，体弱多病，年近百年，怎不令人感叹人生有限，韶华易逝?在这节候之悲和漂泊之苦之外，还有作者更深层次的悲哀——国乱之痛，使这为忧国忧民的大诗人不能释怀。
在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诗歌中，诗人登高所抒之情怀大大异于受儒家影响的诗歌中的登高意象。晋朝名将羊祜生前好登岘山，曾有感喟：“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使人伤悲。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其中体现的是对生命本体的忧虑。阮籍《咏怀》其八“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6](P312)作者登高所见是满目的丘墓，感叹生命的不可挽留，于是轻荣名，重长生，仰慕仙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将凭高的忧生之叹发挥到极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8](P212)羊祜死后，襄阳百姓在岘山上立碑以纪念他的功德，杜预名之垂泪碑。孟诗以岘山之悲为原型，哀叹生命的局限。
王维是一位深受禅宗影响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登高意象成为闲适，恬静的心境的象征。王维诗歌中选取的景物都具有宁静安然的特点，这是因为诗人以虚静的心态来关照景物。王维利用登高这一意象，契合所写之景物，将归隐的恬静闲适蕴藏其中。以登高意象表现闲适之志的并非王维一人，祖咏《终南望余雪》“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8](P333)也是借写景表现闲适之情的作品。
抒怀一类中还有一类以国事为念的登高怀古之作。凭高何以易于吊古?登高远眺，空间顿觉广远，空间的广远易使人联想到时间的悠远。再者，登临古迹也容易使诗人追忆历史，联想到与古迹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古意油然而生。诗人登高怀古的内容不尽相同，可以以怀古来借古讽今，以古为鉴。借古讽今是通过对古之明君圣主，清明政治的怀想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8](P269)前三联是借古事讽刺当权者不识人才，末联揭示其作诗意图。以古为鉴则是对古代昏庸君主奢侈荒淫的生活进行讽刺，希望当今天子以此为戒。胡曾的《姑苏台》，感叹吴王夫差常在姑苏台的春宵宫里作长夜之饮，终至于败敌之手。这些诗歌虽在怀古，但不是为怀古而怀古，把对历史的凭吊和对现实的关照结合起来，感时感事，伤今伤怀。体现出对于历史、社会、自身命运的深思，在感时怀古中融入自己对时事的理解，虽然情感有时体现的凝重，但并不消极悲观。通过过去与现在异时同地的对比，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思考，反省，审视，为眼前现实提供参考。
还有一些诗人在登高远望中，体验到自我和社会的渺小，其心神直接同天地相接，将自我和社会人生放入无限的宇宙和历史中加以关照，发出超越现实的纯粹哲理性的慨叹。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8](P338)这首五绝可谓不朽之作。前两句绘出一幅辽阔的山河图，气势宏大，笔意高远。后两句写到当前实感，眼界更阔，立足更高，道出只有不断登高才能看得更远的哲理。
登高意象几千年来受到中国诗人的偏爱，反复地出现在古代诗歌中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登高这一审美活动体现了中国古人天、地、人一体的观物方式，俯仰自得的观照心态，登高描写是传统文化心理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古代诗人在文学创作中使登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多重丰富内涵的意象，也正因为这一意象具有生成多重意蕴的可能性，才会得到诗人的重视，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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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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