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山东四大士族家风的地域文化特点及影响
摘要:东汉以降的选举政策虽使门阀士族的家风形成尚儒的共性,但从地域文化影响下之北朝山东四大士族家风看,门阀士族的家风又具有地域差异的重要特点,其社会声望、仕途发展及家族规模也因之而有所不同,地域文化由此成为影响门阀士族兴衰的不可忽视的又一历史因素。
关键词:北朝;门阀士族;家风
家风是门阀士族重要的文化表征,它包括以经学为正宗的家学及重视礼法的门风两方面。门阀士族以经学为正宗及重视礼法的原因是什么?传统观点认为是东汉以降通经义、励名行的选举政策的结果 [1]。政治对文化发展具有引导作用,选举政策使门阀士族重经重礼,当然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社会学领域,重经重礼都属于人的性格行为,它是受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的 [2]。门阀士族所在地域文化不同,其家风也当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这是学界未曾予以探讨的门阀士族家风的另一面。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及荥阳郑氏是北朝时期主要的山东士族群体,也是唯一在唐代仍保持巨大社会影响的士族群体。本文以《北史》总目所列上述四大山东士族家族成员为例,①以地域文化为视角,对门阀士族家风的地域差异及影响加以考察。
一、山东四大士族的地域文化分布
中国地域文化历来存在多元性特点,我们今天所言之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晋文化就是各地域文化在历史时期长期积淀的产物。北朝也是这种多元地域文化共存的历史时期。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北朝四大山东士族就分属于清河博陵赵郡、涿郡及荥阳三大地域文化区。
1.清河、博陵、赵郡文化区。北朝清河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分布在清河(今河北清河地区)、博陵(今河北定州地区)及赵郡(今河北赵州地区)三个具有相同地域文化内容的文化区之中,我们将其称为清河博陵赵郡文化区。这一文化区以人性敦厚、重农、崇尚儒学及重侠为主要文化特征 [3]。人性敦厚即为人质朴诚信,崇尚儒学则多习经之士,侠则急人之困,尚义重诺。习经者易使儒家思想浸于其身而重德尚礼,施于治国则多行德政。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儒家文化发展水平而言,清河博陵赵郡文化区的儒教化程度是相当高的。
2.涿郡文化区。范阳卢氏分布于涿郡(今河北涿州地区)文化区。涿郡近边,多战事,自古以勇侠著名,“人性劲悍,习于戎马”,但北朝时期其地又“多文雅之士”,儒家文化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 [3]。“文雅”指人有“风仪”“才学”,不粗鄙 [4]。尚儒不仅包括才学,亦包括重视礼法及为政以德,以礼法修身,以德治天下,它所反映的社会儒教化综合程度较高,故而涿郡“文雅之士”的礼法、政风儒教化水平当在清河博陵赵郡之下。
3.荥阳文化区。荥阳郑氏分布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地区)文化区,“邪僻傲荡”是荥阳风俗的主要特点 [3]。邪辟意为乖缪不正或品行不端,傲荡则指为人性格倔强,行为放荡。儒家追求温、良、恭、勤、俭之礼法及为政以德等治国理念,荥阳虽属中原核心地域,其地域文化面貌却与儒家文化相去甚远。儒家重礼、尚学,主张为政以德,荥阳地域人群的礼法、学业及政风水平应普遍不高。
二、山东四大士族家风的地域差异
儒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念,北朝门阀士族的家风同样将治国之道包括在内,认为政风衰败就是“坠尔家风”[5]。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北朝山东四大士族的家风在学业、礼法及政风三方面形成了下述特点:
1.学业上的地域差异。门阀士族以经学为正宗,习经是其学业的主要特点,习文者应相对较少。在《北史》总目中,荥阳郑氏与河北士族不仅有才学者的总数不同,而且能够具体可考之习经或习文者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荥阳郑氏以习文者为主,清河博陵赵郡士族之习经者比例稍高,而范阳卢氏文学和经学的比例则相差较大,重经的学业特点相当明显(如表1所示)。
山東士族不仅存在习经习文比例的差异,其有才学者比例也有区别。荥阳郑氏有才学可考者8人,占家族成员总数的42.11% [6]。博陵崔氏有才学可考者21人,占58.33% [7];赵郡李氏有才学可考者32人,占65.31% [8];范阳卢氏有才学可考者22人,占68.76% [9]。清河崔氏在北魏国史案后中衰,与其他士族之间的可比性较小,但清河崔氏有才学可考者20人,占45.46% [10],仍较荥阳郑氏为高。但清河博陵赵郡士族学术无可称道者都超过40%,而范阳卢氏仅14%。在这一点上,范阳卢氏的学术优势较清河博陵崔氏、赵郡李氏为强。
2.礼法的地域差异。荥阳郑氏有重视礼法、以礼法著称者,如郑述祖“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郑道邕“居长,抚训诸弟,有如同生,闺庭之中,怡怡如也”。郑雏“有识尚,操行清整” [6]。荥阳郑氏礼法有声誉者仅4人,占家族成员总数的21.53%。但违礼者则不在少数。如郑羲“性啬吝,人有礼饷者,不与杯酒脔肉”。郑严祖“轻躁薄行,不修士业”,“人士咸耻言之,而严祖无愧色”。郑子翻兄弟“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疾之若仇”。郑译“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6]。《北史》载荥阳郑氏违礼者8人,占42.11%,为有声誉者的2倍,其礼法具有较为突出的衰落性表征。而河北士族礼法有声誉者的比例虽大大高于违礼者,但范阳卢氏则稍低于清河博陵赵郡士族,河北士族内部之礼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域分化(表2)。
3.政风的地域差异。政风既包括勤于为政、恪尽职守、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等良政,也包括贪污、赃贿、扰民、专权、叛乱等乱政。荥阳郑氏行良政者4人,占家族成员总数的21.53%。如郑道昭“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人吏所爱”[6]。郑述祖“所在咸有惠政” [11]。郑琼“位范阳太守,颇有声”。郑道邕行岐州刺史,“岁考绩为天下最,周文帝赐书叹美之”[6]。而其为乱政者则5人,占26.32%,乱政比例较高。其中惰政贪残者如郑羲“多所受纳”,郑平城“为政贪残”,郑伯猷“在官贪琳”,郑译“赃货狼籍”。专权者如郑译“颇专权” [6],郑俨则“势倾海内” [12]。荥阳郑氏的乱政比例不仅稍高于自身的良政,而且更高于同时期的河北士族(如表3所示),其政风也具有相对衰落的地域分化特点,荥阳郑氏与河北士族礼法深浅程度也大为不同。在河北士族内部,清河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良政之优势比范阳卢氏也相对为高(见表3所示)。
从家风内容的地域差异看,山东士族家风与所在地域文化具有较强的一致性,随地域文化的变化,门阀士族的家风也形成了地域差异的文化特点。如果东汉以降的选举政策引导门阀士族在文化上倾向重儒的话,那么地域文化则使其儒教化程度有所不同,荥阳郑氏的家风就很难以通经义、励名行相称,清河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家风儒教化综合程度较高,而范阳卢氏的学业水准较高。就此而言,在北朝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门阀士族家风形成的过程中,地域文化对政治引导作用的发挥具有制约性,门阀士族家风多样性是地域文化与政治引导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山东四大士族家风地域差异的影响
家风对门阀士族门第的成立及维持具有根本性作用 [13],山东四大士族家风的地域差异必然对其兴衰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门阀士族的社会声望、仕途发展及家族分支等外在因素表现出来的。
1.社会声望的地域差异。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后人作史,评人论事,其事体大矣。正史“史臣曰”、“论曰”必为慎之又慎的结论。《北史》对荥阳郑氏家族主要人物加以肯定者有郑羲、郑懿兄弟、郑述祖、郑幼儒、郑道邕,但对郑严祖、郑仲礼、郑伯猷、郑译、郑俨等则以“大亏门素”、“以贿败德”、“格之名教,君子深尤”相称 [6]。由此观之,北朝荥阳郑氏的社会声望并不佳。相反,《北史》对河北士族的评价则相对较高。如评赵郡李氏主要人物:李灵兄弟号为“燕、赵奇士”之表,“灵则首应弓旌,道光师傅。顺则器标楝干,一时推重”。“孝伯风范鉴略,盖亦过人。各能克广门业,道风不殒,余庆之美,岂非此之谓乎。”“宪之子弟,特盛衣缨,岂唯戚里是凭,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识具通雅,时干之良。枿以豪俊达,郁则儒博显,谧之高逸,固可谓世有人焉。” [14] 对崔氏、卢氏之評也不比赵郡李氏为低。这就表明,荥阳郑氏以其礼法及乱政之失,社会声望大不如河北士族为贵。
2.仕途发展的差异。南北朝门阀士族虽有九品官人法之政治特权,但其政风对多数士族成员的升迁、贬谪具有重要意义。北朝时期荥阳郑氏之乱政使其遭贬谪者较多。如郑敬叔为濮阳太守,“坐贪秽除名”。郑译在周宣帝时专权,“擅取官材,自营私第,坐除名。”门阀士族的家风具有传承性。唐代前期荥阳郑氏仅见郑善果、郑元璹及郑虔三人,其政风就仍然相对较差,如郑善果曾三次以公事免职、除名,郑元璹一次 [15],郑虔则有“坐谪十年”之累 [16]。这种现象在河北士族中是极为少见的。荥阳郑氏在政风上的劣势,使荥阳郑氏的仕途发展大不如河北士族为盛,《北史》统计之荥阳郑氏传主及附传数量明显少于河北士族说明的就是这一问题。唐代前期,荥阳郑氏无人入相 [17],而赵郡李氏7人[17],清河、博陵崔氏7人 [18],范阳卢氏2人 [17]。而范阳卢氏家族宰相数量的相对较少,也与其礼法、政风相较其他河北士族相对落后相对应的。
3.房系分支的差异。对一个兴旺的士族来说,随着家族成员的入仕流散、于为官之地落籍,从而分裂出不少房支新系。门阀士族房系分支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门阀士族兴衰的重要表现。荥阳郑氏在仕途上的劣势,使其房系分化不可与河北士族同日而语。至唐之时,荥阳郑氏仅1房,而且鲜有人物 [17],而清河崔氏3房,博陵崔氏4房 [18],范阳卢氏4房 [17],赵郡李氏6房 [17]。为官入仕,刺史、县令也在其中,非仅限宰相之流,范阳卢氏房系分支较多正是职此之由。清河崔氏受北魏国史案的冲击,宗族仕宦中衰,其房系分支也相对较少,但也在荥阳郑氏之上。这是荥阳郑氏家风及社会政治地位相对衰落的综合反映。
从山东四大士族社会声望、仕途发展及家族分支情况看,河北士族普遍较荥阳郑氏兴盛,河北士族内部盛衰差别虽然不大,但仍存在清河、博陵、赵郡士族略盛于范阳卢氏的特点。这就使其与地域文化的发展水平、各地域士族的家风面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体现着地域文化对门阀士族兴衰具有的深刻的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北朝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山东士族家风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其社会声望、仕途发展及家族规模也因之有别。我们可以据此认为,门阀士族家风之形成既有政治引导的深刻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深刻作用。二者的双重制约而使门阀士族家风儒的教化程度不同,其门第兴衰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面貌。毛汉光先生在中指出,门阀士族的社会领袖地位是其政治地位形成的关键 [19]。门阀士族社会领袖地位的形成,不在于其自身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政治特权,而在于其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力。北朝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山东士族之兴衰,正是其社会正面影响不同的结果。就此而言,地域文化是影响门阀士族兴衰的不可忽视的深层原因之一。
注释:
①统计共得荥阳郑氏19人,清河、博陵崔氏各44人,赵郡李氏49人,范阳卢氏32人。清河、博陵、赵郡、范阳皆位于今河北地区,我们将三者统称为河北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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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建国)
作者：顾乃武,冯 华
摘要：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它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规范家庭成员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家庭结构转变，父母教育观念出现偏差、多元文化思潮冲击等各种问题使家风在培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境。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聚焦代表性的家风文化，拓宽宣传的渠道和平台，让人们不断地认可和认同家风文化的育人功能，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合力，不断赋予家风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让青少年在践行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关键词：优良家风文化;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的讲话中提到，“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1]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文化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经过时代洗礼，代代相传下来的在日常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优良家风使家庭成员的道德行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规范和教化，它不仅是家庭发展的动力源泉，从长远来看，还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起到推动作用。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少年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修养对民族复兴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家庭是青少年道德品质养成的主要场所，因此我们要形成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合力，挖掘家风文化中的德育资源，发挥好家风对青少年思想道德的教育功能。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2]我们要把握好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传统优良家风文化育人功能的契合点。因此我们通过整合典型家风文化，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拓宽家风文化宣传的渠道，并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力，在传承中不断赋予家风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增强优良家风文化对思想道德教育的是时效性和实践性。
一、聚焦经典家風文化，拓展传播和宣传的路径
家风文化是历经时代变迁而保留下来的精神内核，传承着中华文化的基因，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可以通过传颂家风文化典型人物和事例，拓宽宣传渠道和平台，使家风文化的育人功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认可，为青少年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提供良好的环境氛围。
首先在宣传内容上，广泛宣传典型家风文化的模范人物及其先进事迹。为了让青少年在思想上广泛认同，我们要注重精选典型人物。可以从古代名人志士中甄选，如《颜氏家训》中告诫子孙在处理家庭关系中要做到父慈子孝，对自身要立言立德，待人处事要谦虚谨慎等。也可以结合地方特色，宣传当地产生深远影响的家族。如安徽东至周氏的家风文化，周氏家族中的周馥、周学熙父子虽然身居高职但一直崇尚简朴，杜绝浪费，并告诫子孙“治家之法，应以勤俭为本。望吾子孙笃守素风，勿忘此训”。[3]从先进人物的事例中感染青少年，更应该厉行节约，倡导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其次在宣传方式上，加强网络媒体的宣传力度。家风文化需要一定的宣传载体，在这个信息时代，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广泛性，生动性，时效性等功能对优秀家风文化进行传播和学习，如央视媒体，报纸期刊等网络平台打造全方位立体宣传机制发挥优良家风的育人功能，同时也为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提供了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
二、形成发挥家风文化教育价值的合力
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养成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渠道各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因此在新时代弘扬家风，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教育合力。首先我们仍然要注重家庭教育的基础地位，重视父母以身作则践行优良家风的示范作用。青少年时期孩子们的身心快速发展，但是相比于身体发展速度心智成熟却比较晚，这种不平衡容易导致青少年心理矛盾冲突。父母需要及时关注孩子的动态，了解他们的需求，加强与孩子的交流沟通，针对孩子出现的不良行为以正确的方式给予纠正和规范。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要意识到良好家风的重要性，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当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维护好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发挥家风培育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的作用还需要学校的密切配合。除过家庭，孩子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学校度过。相比于将家风渗透在日常行为中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更具有系统性，针对性。它不仅能够将思想道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实践中，还能够通过开办一系列家风活动，加强学校与家长的沟通，让部分家长意识到家风的重要性，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起来形成教育的合力，从而更好地推动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此外，社会力量对优良家风育人功能的传承和发挥也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信息网络发达的今天，利用广告、电视、报纸等多渠道营造良好家风文化的环境，塑造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三、创新家风时代内涵，促进优良家风的生动践行
家风文化形成于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家族基础上。现在随着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家风培育内容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历久弥新。如随着社会竞争压力增加以及多种思潮文化的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和心态等方面出现不良倾向，我们可以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新时代家风建设中，用优良家风的力量引导孩子以积极健康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当然，青少年对家风文化的理性认同只是基础，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将家风文化外化于行，将家风转化为动态、可感知的行为，让青少年在践行中提升道德修养。如在践行低碳出行，绿色消费的生态文明理念的过程中，提高青少年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参加三下乡，义工等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增强青少年艰苦奋斗和责任意识。只有在实践过程中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才能更加内化于心，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达到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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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恬卉
摘 要：班组是企业最基层的组织单元，是企业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是员工职业生涯的起航点，是员工承载事业、成就梦想的摇篮。聊城市供电公司全面建成“三集五大”体系，企业管理实现新提升，对基层基础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班组员工队伍人员组成发生新变化，不同专业背景重新组合、多种思想观念交互碰撞、青年员工占比提高，需要优秀企业文化凝聚引领;公司进入深化“两个转变”、基本建成“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的关键时期，争先发展任务十分艰巨，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班组的价值贡献。班组是员工的“小家”，班风是班组员工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固化，是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在班组的生动实践。班风如同家风，深刻影响着班组成员的思想和行为。
关键词： 供电企业 班组建设 班组文化
为认真贯彻落实公司党委加强班组建设的统一部署，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建设“五统一”优秀企业文化要求，聊城市供电公司广泛开展“厚家风、亮家风、传家风”系列主题实践，加强班组文化建设管理，深化“四大体系”实践与应用，形成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落地班组的常态机制。积极推进文化引领战略，全力打造“家文化”，培育班组员工良好行为习惯，不断提升班组管理水平、员工队伍素质和班组执行力，着力建设员工价值提升、情感寄托、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一、“厚家风、亮家风、传家风”供电企业班组文化建设内涵
(一)厚家风，提升凝聚力。坚持“抓细、抓小、抓实”，开展小型多样的班组文化审计活动，以国网电网公司优秀文化滋养、厚实班组优秀家风，形成“五统一”前提下，重实践讲特色、重创新讲传承的班组文化管理实践新局面。
1、开展班风征集活动。以公司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广泛调动班组员工参与积极性，开展“善小一家亲”班风征集活动，面向基层一线班组征集班风班训，切实增强班组的凝聚力、感召力，强化员工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引导员工牢固树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开展班组续家谱活动。组织引导班组员工回顾班组发展变迁轨迹，梳理班组建设的好做法、好传统、好制度，寻找班组先辈先模，传颂班组先进事迹，传承班组文化基因，凝练班组优秀经验传统，强化员工爱家、建家的意识。
3、组织班组文化微讲堂。结合“班组大讲堂”和“道德讲堂”活动，建立班组文化课制度和企业文化宣讲队伍，通过开展“我身边的国家电网人”、“我看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等主题班组文化讲座，提高班组员工认知，启迪班组员工思想，规范班组员工行为，使国家电网公司统一的企业文化入脑、入心。
(二)亮家风，提升执行力。坚持把建家、建功、建业相统一，通过亮家风系列文化建设实践，育典型、树典型，展示班风、靓出精彩，提升班组成员的执行力，提高班组集体的实战力。
1、开展寻找“班组最美代言人”活动。面向一线、面向班组，开展“我为班组代言”活动，以形式多样的技能竞赛为平台，引导带动班组员工围绕安全生产、电网建设、优质服务、科技进步、支撑保障等工作，立足本职学业务、比技能、强作风、提素质。通过“寻找班组最美代言人”活动，挖掘、评选表现突出，代表班组家风，让人感动、佩服、敬重、信赖的班组员工100名。
2、组织践行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优秀案例评选。围绕班组文化建设管理实践，突出科学性、典型性、规范性，在公司系统组织开展践行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优秀案例评选，评选范围包括企业文化传播工程案例、企业文化落地工程案例、企业文化评价工程案例，将好做法、好传统、好经验固化为制度，促进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在一线班组落地生根。
3、开展文化班组示范点创建活动。按照“符合规范、全员参与、凝聚团队、成效显著”的总要求，组织开展文化班组示范点创建活动，促进班组文化建设融入中心、融入管理、植入行為，以文化为引领，打造一流班组。年底前建设“文化班组示范点”100个。
(三)传家风，提升创新力。突出创新引领、和谐发展，通过传家风系列文化建设实践，增强班组班风的传播力、影响力，提高认同度、美誉度，提升班组创新力。
1、开展镜头里的“家风”征集活动。坚持“不限形式、不限设备、真实动人、个性出镜”，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员工企业文化建设主体作用，广泛征集微视频、微图片等作品。在公司媒体开辟镜头里的“家风”专栏，挖掘幕后故事，展示班组风采。
2、开展“我的班组·我的家”国网故事宣讲活动。结合“道德讲堂”活动，搭建国网故事宣讲平台，以员工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身边事、赞身边人，讲好班组故事，传播班组班风，宣传公司价值理念，进一步提高干部员工的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3、编写《班组伦理纲要》。总结提炼公司不同专业班组班风、班训，融合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和相关制度规定，分专业编写以“五统一”企业文化为基石、以“四大体系”为支撑、独具山东电力特色的《班组伦理纲要》，固化班组文化建设成果，打造班组建设新亮点。
二、“厚家风、亮家风、传家风”供电企业班组文化建设过程
(一)结合实际，统筹推进。各单位高度重视加强班组文化建设管理实践，结合实际开展“厚家风、亮家风、传家风”9项载体活动，指导各班组按照3+N方式，精心设计，按班组特点、专业性质组织开展好系列文化管理实践。其中，寻找“班组最美代言人”、践行国家电网公司文化优秀案例评选、文化班组示范点建设为必选活动，其它载体活动可根据单位特点、班组专业特性，每个层次自选一项或多项载体开展工作。
(二)加强督导，确保实效。公司层面结合年度检查考评情况，对班组文化建设管理实践指标进行完善调整，制定文化班组建设考评细则和指标，实行月调度、季小结、半年一考评，加强过程督导管控。各单位细化推进措施和考评细则，确保班组文化建设到位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
三、“厚家风、亮家风、传家风”供电企业班组文化建设取得成效
“厚家风、亮家风、传家风”供电企业班组文化建设适应公司班组建设新要求，公司建设以体现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为底色、具有山东电力特色的班组伦理纲要，发挥文化的导向、塑造、规范、整合功能;培育忠诚企业、勤奋学习、业务精湛、爱岗敬业、严守纪律、敢于创新的优秀员工队伍，建设“规范、安全、高效”的作业单元和“自立、互助、温暖”的职工家园，不断提升班组管理效率、工作效能和员工素质，实现建家、建功、建业相统一，充分发挥班组在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张乔 郭士娟
近日，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不少知名人士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传承自父母长辈的家风、家训;更多的普通人，包括游客、旅客、市民等带来的的一些神奇回复，更让人在忍俊不禁中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家风给家庭教育带来什么影响呢?
家风对家庭教育有什么影响
莫言说：勤俭、节约、好学、上进……这些构成了家风的基本内容，家风也是在与时俱进，更加开放、自由、健康、向上。
姚明则坦言，小时候曾因不诚实被家人揍过，他对家教的最深体会是两个字：诚实。
一麻辣烫店主面对记者提问表示：家风就是有钱都得上交，老婆必须交，老妈必须养着，这两个女人都不太好对付。
“富二代”创业青年：不啃老不坑爹。
这些回答，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家风的内涵与及对家庭的影响。
一、关于家风是什么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文化传承，其中包含了关于一个家庭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价值追求，能够长期持续而稳定的在价值取向、思想品德、审美情趣、物质追求、社会交往、行为表现、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对家庭成员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家庭教育的全面体现。
二、家风的形成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在其延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家族的历史(包括民族文化)、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家庭结构、婚姻关系、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社会时代文化和地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比如有的专家认为目前家风正在受到现代社会理念比如独立、自由、民主、法制的影响，这些理念对传统家庭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还有的专家认为婚姻关系的缔结会形成新的家风，一个家庭和两一个家庭不同的家风会在冲突中融合;也有的专家提出，家风形成过程中，受家长的人格素质、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影响更大。
三、家风的体现
总体来说，家风具体表现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既表现在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家规、家训、品德要求、行为规范等方面，也表现在整个家庭氛围、家庭成员的生活习惯、成员间关系互动、情感交流、沟通方式等方面;既表现在精神文化追求方面，也表现在物质文化追求方面，对家庭成员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产生一定影响。
也有专家提出，家风通过不同的层面表现出来，比如家庭成员层面，成员关系层面，家庭整体层面;还有专家说，家风体现在家庭成员的价值取向、处事原则、责任意识、关系准则、理想追求、世界观、审美标准、行为习惯、卫生意识等各个方面。
总之，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无不受到家风的深刻影响。
四、关于家风建设
由于家风对家庭教育的重要影响，对于如何进行家风建设和建设什么样的家风是讨论最热烈的部分。
在家风建设方面，家长是家风建设的主导者，若要做好家风建设，应当从家长教育入手。以言传身教为主，家长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尽量少一些道德知识灌输，多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指导，否则，家风建设就成了空谈。
在建设什么样的家风方面，总体观点是家风建设既要顺应时代要求，提倡民主、法治、和谐、独立，又要体现文化传承中优秀合理的部分;既要倡导一个符合现代社会道德标准的家庭风气，有统一性，还要考虑每个家庭的独特性形成有特色的家风。总之，家风建设应该是为培养具有社会公德和遵纪守法的现代公民服务的。
一致的大前提下，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专家认为，家风建设中可以突出传统文化中孝道、仁义礼智信等内容，并对这些传统概念做了一些现代解读和修正;但是更多的专家提出了异议，认为现在提倡的“孝文化”受混乱的培训市场主导，其内涵不是很清晰，并且在传播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孝文化”的形式和功能。从历史上看，讲“孝”、讲“忠”、讲“顺”，其本质还带有很大的传统封建等级色彩，离培养现代社会需要的爱国爱家、讲社会公德、能遵纪守法、有科学意识、能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责任心的公民相距甚远，所以不宜机械的提倡。
良好的家风对社会而言，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一个家庭的家风是积极向善的，那么，这个家庭一定是和谐快乐的一家。
家风是包罗文化密码的中国书本，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是每个个体成长的精神足印。家风的建设、传承，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庭的现状和未来、一个民族的传统与创新。今天我们谈家风，没有世易时移的陌生感，因为家风仍是当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血脉，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家风乃吾国之民风
2014-02-24 05:11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家风家教大家谈】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中国也有着世界上传承最悠久的家族，比如孔子家族，至今已传承两千五百多年了，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家族。
这样的国，这样的家，必是文化深厚德行敦厚，并因此而承传绵久。这样的家，一定是有“家风”的。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家风的形成往往是，一个家族之链上某一个人物出类拔萃深孚众望而为家族其他成员所宗仰追慕，其懿行嘉言便成为家风之源，再经过家族子孙代代接力式的恪守祖训，流风余韵，代代不绝，就形成了一个家族鲜明的道德风貌和审美风范。
家风对家族的传承至关重要。没有淳厚家风，无法使一个家族瓜瓞不绝，更无法使一个家族不分崩离析。有认同感的家族才有凝聚力，这种认同感显然不可能是家族财产，因为财产常常被瓜分而最终罄尽，只有一种东西可以被家族中所有成员分沾，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此增值——那就是让所有家族成员引以为豪的“家风”，家风是一个有影响力有美誉度的家族必备的要素，也是一个家族最核心的价值。
家风往往体现在有德望的祖先定下的家训家规中，这些家训家规在中国有着诸多的名称：“家规”“家矩”“家训”等等，若一言以蔽之，就是“家教”。无形的家风必须依赖有形的家教而得以流传并发扬光大。
“家教”是所有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对子孙的教育方式，但以中国为最有特色，因为，在中国，“家教”尤为重要和必要。中华民族历几千年而血脉不断文明不坠，我们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尊崇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是以儒家道德信仰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我们民族的信仰系统不是仰仗宗教，而是仰仗对自身传统道德的尊崇和修习，修习的最普遍方式，非仪式而是“教化”。
“教化”的方式包括多种：宗法制度的熏陶和约束、官方倡导鼓励以至于全民崇尚的读书(以读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良风美俗中的礼仪习得等。而家教，是“教化”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形式，直言之，没读过儒家经典的人在古代中国比比皆是，但是，完全没有接受过家教的人几乎没有。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又无宗教信仰的人，其基本价值观并无悖谬，甚至道德信念极深，为人极其诚悫敦厚，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中国式的“家教”。
中华民族创造过世界民族中罕见的奇迹：那就是，国民整体的教养气质，都是彬彬有礼温柔敦厚的，国民的行为举止，也是有理有据规矩方圆的。这是“教化”之功，而“家教”，在“教化”之中，居功至伟。
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不是天国，而是家国。家风乃吾国之民风。
在《孟子》《韩非子》等专著中，都有一些古人家教经验的记载和论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出现了专门的《颜氏家训》，随后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家训”问世。近现代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更是让人普受教育。许多人家，虽然没有专门家训，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自己的家风，由此也构成了特色的家教文化。
更有人讲，现在更应该讲政风社风，而不能退而求次家风。“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四风”很重要，休戚相关、互相影响，还可以在中间加上“家风”。虽然不能无限扩大家风的重要性，“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可能有些绝对。但换一个角度看，从家风开始，推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改善，这在方向和策略上却是正确的。有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拾起来，最腻味的是先争论大用小用，最怕的是在争论中不用。
别让家风也成为“一阵风”，徒留下“古风不再”的感慨，今天有必要重提家风。家风的形成，无关贫富，无关文化，只关德行。家风是潜移默化发挥的，作用更是潜力无穷。家风这个源头清澈了，有利于涵养好的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毛建国)
[责任编辑:邬庆霞] 思想道德建设，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从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细微处着手。现代心理学已证实，婴幼儿的早期记忆影响一生一世。这正合我国的俗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孩童的生活环境主要是家庭，好家庭是良好的成长沃
由此可见，每个家庭的“家风”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一种积极、健康、正面的“家风”，却可以对家庭成员在个人修养、品德操守等方面，产生重要而积极的作用。相反的，如果一个家庭的“家风”不正，那么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成员，其个人品行、道德操守，就可能会出现问题。实际上，“家风”的意义绝对不仅仅限于规范家庭成员道德操守、个人品行，一方面，它会调剂家庭内部之间的关系，关涉到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与稳定。试想，在一个以谦逊礼让、互尊互爱、相帮互助为“家风”的家庭中，其家庭成员之间必然能够友好相处，维持这个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另一方面，小家庭是构成大社会的基本细胞，如果一个家庭“家风”健康积极，家庭成员在“家风”的约束之下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个人品质，那么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社会风气的作用，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积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换言之，如果每个家庭的“家风”都正，则社会风气自然会得到改善，也会相应的“正”起来。相反，如果小家庭的“家风”不正，则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很难“正”得起来。
家风是传承千年的精神尺度
“家风”是什么?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有祠堂、族产、义庄、义塾等等。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家风的凝聚，常体现在一些祠堂的堂号上。各个家族往往选取本族中最杰出祖先的事迹，作为本族祠堂的堂号——如弘农杨氏家族的“四知”堂，江都卞氏家族的“忠贞”堂等。不少家族的行第谱本身也是家风的凝聚，如义门陈氏家族的行第谱“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表明该族陈姓出自虞舜，为名门望族。无论是堂号，还是行第谱，都凝聚着古人对于杰出祖先的崇拜，凝聚着对于后代的美好期望。即便是不识字的族人，也可以烂熟于心，可谓用心良苦。
《礼记·大学》所列“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者是为修身而做的准备，虽未必人人都能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齐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践行家风，实践德行，即为实现人的志业而做的起码的准备，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正源于此。
今天已经不同于古代社会，我们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三口之家、甚至两口之家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此时重提家风，已经不再需要着力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对人性的戕害;更应当看到，家风对于人的人格养成、培养荣誉感和责任感的积极意义。我们流淌着祖先的血液，承载着祖先的基因，享有着祖先的姓氏，祖先能成就的德、行，我们是否可以重现并延续下去?或许这才是重提家风时，每个人必当有的扪心一问。
[责任编辑:章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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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档《新春走基层之家风是什么》的节目，对公众的“家风、家规”进行随机采访，这个令人深思又让人警醒的话题，迅速激发了公众的广泛热议，让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无论何种家风，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贤文化，体会到一种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正能量。
“家风是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否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是否每个家庭都有家风?
有创业青年“富二代”回答家风是“不啃老，不坑爹”，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回答家风是“不怕吃亏”，有天津市民回答家风是“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有航天员回答家风是“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干事”„„
家风，顾名思义，是一个家庭的风气、习俗，是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规矩，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从小到大都需遵循的祖训，是能够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追溯历史，不管大家小户，大多十分重视家族成员对这些规矩的遵守和执行。古人非常重视家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治国”和“平天下”的根基。“齐”就是整肃，“齐家”就是整肃家风家规的意思。当然“齐家”前面还有“修身”，但自我修养，也需要良好家风
的熏陶。从《颜氏家训》到《曾国藩家书》，中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在百种以上，“重德修身”是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总而言之，树立端正的家风，传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的确是值得弘扬的传统文化。
好的家风，胜过万贯家财。“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明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 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是清代林则徐的治家理念。毋庸置疑，家庭环境、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这一点，三迁的孟母和杀彘的曾子有着深刻的认知。而反观一些人间悲剧的背后，除了悲剧肇造者放纵自我自律阙如的因素外，家教的渎疏，家风的霾浊，也总是难逃其咎。
今天，家风的指引和约束作用日渐弱化。过去介绍男女朋友，人们总喜欢问上一句“家教如何”，如今恐怕更多地被“收入如何”、“可有房车”所代替;过去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家丑不可外扬”，如今一些家庭为房、为钱打破头的“官司”甚至会闹到电视上，让全国人民帮着评理„„诸如此类，人们似乎越来越不在意家风的意义和力量，越来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家风”。在金钱和物质面前，家风的价值似乎被不少人抛诸脑后。
今天，我们当真不需要家风了吗?
从央视报道中被采访对象透露出的种种家风不难发现，这中间涵盖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与人相处的“哲学”——“不啃老”告诉人们要自力更生、凭本事奋斗，不当“寄生虫”;“不怕吃亏”，告诉人们不要为丁点儿利益争先恐后甚至鱼死网破，要懂得宽容和大气;“踏实做人做事”，更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揆诸现实，多少富家子弟、官员子女不仅啃老而且骄奢;多少人因为不想吃亏，争名誉、争地位甚至可能为争一个公交车座位而“斗智斗勇”;多少人为了赚钱快、走捷径，而制售假冒伪劣的商品„„当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全部归罪于家风、家教的缺失，但试想，如果依然有严格、质朴的家风，如果一些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被父辈谆谆教诲，上述事情发生的概率会不会减少一些?
家风虽然看似缥缈虚幻，但它用其潜移默化的力量来对抗时间的消除作用，使其确确实实存在于每个人的言行之中。家风如同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渠道之一。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
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从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来说，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才是他们的第一
个学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家风家教的缺失，导致一些人走向社会之后容易失去底线，作出一些违背道德、法律的事情——家风缺失，世风日下。
当今诸多人为了金钱和利益不断忙碌、奔波，当经济发展的指标和数字愈发光鲜、漂亮，不该忘记，家风仍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财富和力量。“家风是什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核心价值传承得怎样，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
对于当今市场经济腾飞而道德滑坡的社会环境来说，重振家风则非常重要。当然了，良好家风的形成要靠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从自身做起，传承优秀家风、营造良好社风、弘扬传统文化，并将之代代相传、永不停息。
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要讲的课程是《旅游学》的最后一章旅游影响中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引用美国学者学者弗克斯的一句名言“旅游是把火，可以煮熟你的饭，可以烧毁你的屋!”形象鲜明地道出了旅游影响是把双刃剑，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对于旅游的影响，我有两点体会：一是旅游所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的，被影响的事物也会对旅游产生第二次影响，是循环往复的过程，案例1：1984年，澳大利亚孤独星球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指南》第一版，其中就有关于阳朔旅游的专门介绍。作为一本世界著名的自助旅游指南，这本书成为当时国际自助旅游者到阳朔旅游最重要的了解途径。随后，有越来越多的背着沉重行囊的西方游客充斥着阳朔的大街小巷，1984年，阳朔的外国游客达219500人，是1983年的十倍，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把阳朔进一步的推向了世界，吸引更多的游客。二是旅游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在时空上互相转换，即某一时期属于积极影响，在另一时期就变成了消极影响，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旅游积极或消极影响在时间上的变化，一般经历欢迎、冷淡、不满、厌恶、和谐/对抗(愤怒指数模型);在某一方面是积极影响，而在其他方面就是消极影响，有些地方开展乡村旅游，虽然获取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但是由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特别是排污、环卫设施十分简陋，大量农田，河流都受到了污染。
旅游影响理论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谢彦君在《旅游基础学》中认为旅游影响又称为旅游效应，有正负效应之分，旅游影响是指由于旅游活动包括(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产业活动)中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对旅游活动主体本身的影响，也包括对其他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旅游影响的范围、波及面是十分广泛的。我们按照旅游影响的内容结构来划分，主要分为旅游经济影响、旅游环境影响和社会文化影响三个方面;按旅游影响的性质划分为消极影响、积极影响;按旅游影响的表现形式来划分可分为隐形影响和显露影响，隐形影响是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旅游地居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直接有旅游业发展而增加的就业机会、旅游服务设施;按照旅游效应产生的时间可分为即时效应和滞后效应，旅游者的进入直接向当地经济注入货币收入是一种即时影响;滞后效应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旅游带来的局部环境污染很有可能发展为全局性的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始于1963年努涅斯(T·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分析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旅游活动的开展之所以会对社会文化具有影响作用，主要因为：(1)旅游活动是一种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社会以及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之间相互往来和接触为根本特征的活动。--不经意的文化沟通和无意行为的“文化示范”影响当地社会。(2)旅游的发展已经历了个别偶然现象到大众经常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旅游活动发展的规模之大，已使其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单个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接触是短暂的，不足以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随着成千上万的旅游者的不断来访，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接触就会变成群体性的文化交往，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必然会对目的地社会文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可以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对旅游者的积极影响
(1)旅游即生活，旅游是有别于日常生活和工作的特殊生活方式，通过旅游，人们陶怡了情操，舒展了身心，恢复了体力和精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工作当中，是一种很好的“充电”方式，维系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2)“走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活动有助于人们开拓眼界，增长知识，突破惯常环境对思维的束缚。旅游活动中，与各种事物、各种各样的任务交际，开拓了视野，旅游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生物、考古、艺术、宗教、建筑、园林等众多学科知识。
(3)培养爱国情操。旅游活动能让人们领略祖国壮丽河山、名胜古迹、风土民情、建筑风貌中激起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感情。珍视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人爱自己的国家和乡土。
2、促进地区间的友好往来，加强各民族相互了解
旅游是民间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旅游活动的开展所涉及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间的直接接触与交往，旅游交往方式更有助于不同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接待入境旅游也是旅游目的地对外树立自身形象的有效手段。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所见所闻的可信度更胜于改过利用各种媒体所做的自我宣传，不仅如此，旅游者还会将亲身体会传递到更大的人群范围，是更加有效的宣传手段。
3、有助于促进目的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随着旅游业发展，原本被人遗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活动有重新得到了开发和恢复，这些文化遗产不仅随着旅游的开展而获得了新生，而且成为旅游目的地独特的旅游吸引物。例如：丽江旅游业的发展重构重建了一系列纳西族传统文化，如东巴舞蹈、音乐、文字、民间银器制作工艺、纳西古乐;修复了木府、文峰寺、洛克故居等文物古迹，受到了旅游者的欢迎，也使当地居民对自己的文化增添了信心和自豪感。
4、促进了科技交流与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旅行和旅游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旅游也是科学研究和技术传播与交流的重要手段，中国70年代末期发展旅游之初，非常看重的就是旅游业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信息。旅游活动的开展不断对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在交通运输工具、通信技术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方面，要求更加快速、便利、舒适和安全，从而也推动了这些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 此外，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保护也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因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加高，处在水库边缘的武当山遇真宫面临着被库区淹没的危险，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的旅游资源，遇真宫被72个千斤顶抬起，在原址上整体顶升抬高15米，顶升高度约为世界纪录的5倍。听说遇真宫顶升后，还将复原，有市民难掩兴奋：“以后这里会更好看，以前来武当山旅游，多数人都去紫霄宫，以后大家也会来遇真宫了。”
5、促进落后旅游目的地的现代化
旅游业发展可以促进接待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吸引游客，契合游客的需求，接待地会出现新的文化设施，文化环境会不断的优化，方便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比如在发展较好的乡村旅游点，会拥有KTV、网络、博物馆、展览馆、传统工艺作坊等文化设施。
旅游对目的地居民个体素质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旅游者带来的异族文化或异地文化的影响，促进了居民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更新，社会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人文素质不断提升，更趋于现代化、开放化。
在金竹壮寨长期坚持族内通婚，与汉族不通婚，20世纪80年代开展旅游业一开，当地的择偶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族内婚”已退居次要位置，逐渐与外界通婚，通婚范围甚至远达广东、香港，婚姻观念已经从过去的“金换不嫁外面人”转变为“不嫁本地人”。
二、消极方面的影响
旅游对社会文化方面产生的影响，又称为旅游污染，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不良的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是指旅游者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地社会中，引起当地居民的思想变化，产生各种影响，这种作用被称为示范效应，旅游的发展把先进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输入到旅游地的同时，也把都市观念和腐朽的东西传播开来。旅游者在旅游地的某些消费行为和消费态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当地居民。
2、影响目的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旅游者的道德弱化助长某些不良行为，处于“反结构”状态的旅游者摆脱“熟人社会约束”，具有明显的“责任约束松弛”等特征，随手丢弃生活垃圾、不遵守交通规则等。
随着外来旅游者的大量涌入和游客密度的增大，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相对缩小，致使交通、商店、公共娱乐场所变得拥挤不堪，从而给当地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是他们产生厌恶情绪，甚至在某些国家，已出现了反旅游的浪潮。
3、冲击民族传统文化
(1)民族文化被同化，异质文化冲击与相互影响使民族传统文化日益趋同、弱化、扭曲，目的地居民纷纷效仿来自文化强势的旅游者，抛弃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独特性逐渐消失。
(2)民族文化庸俗化，受经济利益驱动，对民族文化嫁接、篡改、编造甚至误读，以低俗、噱头来迎合旅游市场，商品化、舞台化的处理使传统的民族文化丧失了真实性。如传统的民间习俗、节庆活动、宗教等，都是按照传统方式，在特定的意义下进行的，但是为了迎合旅游业的发展，可以随时进行，并被随意的改头换面，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3)“伪文化”充斥市场，大量粗制滥造的工艺品已失去了传统的风格和制作技艺，，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甚至出现赝品，起着传播“伪文化”的不良作用。
(4)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
不少地区把风景名胜当做摇钱树，超负荷接待游客;在风景区内乱箭滥造旅游设施，使得一些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迹遭到破坏。
从上述讨论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
1、强势文化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强于当地弱势文化对旅游者的影响
2、旅游地受游客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而旅游者所受的影响是短暂而浮现的。
三、正确认识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赞歌论”经济收益与“告诫论”，着重强调旅游业发展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积极影响则不予重视，以上观点显然是两种极端的认识。
旅游对文化的影响，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不是无条件存在或必然产生的。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方面，同样也并非是发展旅游业的必然结果。
旅游对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一般应是指潜在性和可能性而言，促使旅游消极影响转化为现实问题的条件可能会有很多。
旅游的文化影响是自然而有限的(大旅游) 旅游对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并非必然
如何规避消极影响：
1、做好旅游规划和分流措施，防止和控制旅游饱和或接待量超负荷。
2、有意识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原因在于旅游对经济和社会文化
关键是提高全民对旅游的正确认识，防微杜渐，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能力，应充分调动起积极因素，趋利避害，化害为利，引导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造福于全世界。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家风文化•第三章第三节》(本书编写组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2，092-105页)丁士虎录
第三节明清时期家风文化的鼎盛
明清两朝共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期。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家风文化,却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直至鼎盛,并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此时期的家风文化既继承了前代家教内容、家教形式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先进的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中国家风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明清时期家风文化的繁盛与特定的历史时代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明清的统治者们大力提倡理学,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统治。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将崇尚儒学定为一项国策,并多次下诏推行儒学,让尊孔读经的知识分子入仕。统治者还将科举取士作为钳制世人的思想、加强文化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明清开科取士,文章的格式采用八股文,以四书五经的文章命题以程朱的解释为主要依据,从而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程朱理学的范围内。明清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提倡理学,不仅是因为理学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而且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和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极力倡导,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因而深受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的赏识。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第专制统治,相应地要求作为‘国’之缩影的‘家’的统治者一封建家长也要加强对子弟家人的管束和教化。
受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明清时期整个文化教明育领域都强化了伦理道德教育,受其浸染,家庭教育内容中也充斥着伦理道德的说教。但是,明清时期家教文化的内容、形式并不单一,受整期个时代的影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实学思潮影响和启蒙思想对家教中文化有所渗透;统治者对家教极其重视,清代是我国古代唯一从最高统家治者到官僚、士大夫纷纷倡导家庭教育的朝代;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繁荣,都市增扩,市民势力增长,通俗文化产生,商人家风家教兴起;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此时期涌现出史可法、夏完淳、朱之瑜等人的爱国家教事迹;明清时期不但注重对继承家族的男子的教育,而且注重对女子德行的规范,并出现了大量的女训、母训作品。
(一)帝王家风
垂范后世
中国古代的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这种以国为家、家国不分的“家国一体”观认为,君主的德行和修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在身体力行、勤勉从政的同时，还在《康诰》《诫伯禽》中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必须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的作风。隋唐时,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将帝王家训系统化、理论化,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12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再三告诫李治要遵行,告诉其“修身治国,备在其中”。随着封建制度的渐趋成熟,为了让本朝江山永固,不少有远见的帝王十分注重家训的教化、家规的建设和家风的传承。明清时期帝王教育子女的重要方法是撰写家训,其家训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较前代更加丰富、完备。其中清圣祖康熙帝的《庭训格言》周详地表达了他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人生经验和对国家、社会、自然的人生感悟,把帝王家训推向了巅峰。此外,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录》、明成祖朱棣的《圣学心法序》、雍正的《圣谕广训》亦对帝王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明清帝王家风,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修身养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非常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强调修身为本,修身为治国之基础,治国为修身之最终目的。更何况,作为君临天下的帝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使得修身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康熙训诫诸皇子:“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人之为圣贤者,非生而然也。盖有积累之功焉。”由此重点指出,有志为善、积德累功、向圣人境界逼进的目标,是修身养德的基础。而修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读书,因此康熙告诫子女:“志学乃作圣之第一义。”对于读书的内容,康熙尤其注重读经史,《庭训格言》训曰“古圣人所道之言即经,所行之事即史。开卷即有益于身。尔等平日诵读及教子弟,惟以经、史为要。”此外,康熙教导子孙修身要做到慎独及主敬:慎独即独处时周围无人也能谨慎自重,不违礼法,“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康熙要求皇子们在平素谨言慎行,不恣意放纵;主敬即无论是思维抑或是做事,都要以“敬”存心,这样方可为正人,方可成就自身的美德,“君子修德之功,莫大于主敬。内主于敬,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动;外主于敬,则惰慢之气无自而生”强调的就是君子内外都做到不忘敬,那么邪僻、懒惰、傲慢的习气就不会沾染了。明太祖朱元璋也非常注重皇室子孙的品德教育,他一即位,就选派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官员负责太子及诸王的品德教育。“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道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这是朱元璋对担任王室子弟及功臣子弟的老师说的一段话,意即强调教育子弟应重在导之心正,而不仅仅是背诵诗词章句,由此可见明太祖对品德教育的重视。
第二是崇尚节俭。从汉代帝王提倡的简葬思想,到唐代李世民训诫太子李治,告诉其清明的君主必须保持节俭的美德,君主节俭,百姓才会效仿,崇尚节俭一直是古代帝王家风的重要内容。宋太祖赵匡胤生活俭朴,反对奢靡,对亲族要求甚严,特别是在当皇帝已久的情况下，仍能坚持初衷,不肆铺张,崇尚廉洁节俭。古代帝王认为,节俭不仅仅是强调生活资料的节用,而且是修身养德、教化民风、治国理政的手段之一。明成祖朱棣教育子孙,人君虽然富有天下,但不能无度聚敛百姓财富,奢侈浪费,而应守之节俭,力戒奢靡。清康熙帝则将节俭之德与官德联系在一起:“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廉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康熙指出了俭约可以养成廉洁的官德,而奢侈会变得贪婪。帝王告诫子孙崇尚节俭,对形成清正的官场风气、淳朴的社会风气能产生积极影响。
第三是勤政爱民、敬贤爱才。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从“仁、明、勤、断”总结自己的治国理政方法,将之告诫太子,以身立教,为了培养皇子的政德,朱元璋还专门作了一篇《诫诸子书》,让子孙牢记勤政爱民之责,书中记载: 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孙,废业厥德,色荒于内,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于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为吾子孙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淫,勿蹈其辙,则可以常享富贵矣。
明太祖朱元璋用古代贤明君主勤政保天下、昏君荒废政务失去国家相互对比,告诫子孙想要一直享受富贵,就必须学习先贤圣君,勤政爱民,才能受民之拥戴。同样,明成祖朱棣亦用大禹、文王勤政不息、福泽后代的例子告诫子孙“祸乱生于怠豫,而治康本于自强”的道理。
“为大下者臂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才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面后治。”(《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四十一》)一个人能否成就帝王之业,关键在于他如何招揽人才和如何使用人才。帝王家教,都从不同层面强调了育才择贤、敬贤爱才的重要性。朱棣告诉子孙:“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化民习俗,以学道为至…故养上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由此可以看出,与明太祖一样,朱棣对人才的培育也是很重视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此时期的帝王家风内容仍主要以儒学为中心,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封建帝制的优秀继承者。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相较之前的帝王家风,此时期帝王教育子孙的内容显得更为宽泛全面,实用性强。比如清康熙帝的《庭训格言》,书中不仅周详地将严谨治学、修身养性、培养品德、读书明史等传统儒家教育理念传授给子孙后代,还出现了许多知识技艺教育,例如天文历法、农桑、医药及日常应用知识。在家教方法上,除了言传身教、率身垂范、教化与惩治相结合这些帝王家教中常用的教育方法,明清的帝王们更注重慈爱与严教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得严肃的帝王家风家教有了温情与活泼的一面。
此外,明清帝王还把治家与治国相结合,注重帝王家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基于“为治之要,教化为先”的治国理念,洪武三十十年九月,朱元璋亲自制定、颁布了包括“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在内的《圣谕六言》,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家训教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仕宦之家在订立家规时要求子孙恪守《圣谕六言》。高攀龙在《高氏家训》中告诫子孙:“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记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姚舜牧叮嘱家人:“凡人要学好,不必他求。”只要遵守太祖的圣谕即可。清代的明君也十分重视帝王家风的社会教化。顺治皇帝重申朱元璋的“六谕”,在全国颁行《六谕卧碑文》,后又设立“乡约”制度加以推行。康熙皇帝在《六谕卧碑文》的基础上拟订《圣谕十六条》,教育八旗子弟,并颁行全国。雍正即位之初,对康熙《圣谕十六条》逐条进行训释解说,名曰《圣谕广训》,颁行全国。明清统治者将帝王家风、家教向下延伸的这些举措，推动了仕宦及平民家教家风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二)强化贞烈
女训增加
著名的佛门大德印光法师曾说过:“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大半。”“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更为切要。盖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矣。有贤妻贤母,而其夫与子之不为贤人者,盖亦鲜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当致力于此焉”。(蓝鼎元《女学》六卷，四库全书本)由此可见,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古代《列女传》中，不仅记载了很多贤母教子的事迹,也收录了一些先秦时期“母师”身教妇德的故事。然而,在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家庭教育多注重训导儿子,针对女子教育的内容较少,女教作为家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先秦《周易》《礼记》等虽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有明确的规定,但并未得到广泛实施。汉代班昭十分重视对女子的教育,认为要像教男子一样教女子,这样才能不偏于教男而废于教女,对女子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治家上,也应有诗书之教。班昭作《女诫》传世,书中教导女子敬顺丈夫、曲从公婆、和睦叔妹,对女子提出了一系列妇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虽然其出发点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宣扬夫为妻纲,对古代女子有诸多束缚,但其中关于男女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妇女要注意修身养德、谨言慎行、仪容整洁等,对女子的教育有积极的意义。
明清时期,为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理学家们提倡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随着礼教的强化,统治阶级对女子道德修养极为重视,使得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女子撰写的家训以及以女子为训诫对象的家训,如明代仁孝文皇后的《内训》、王刘氏的《女范捷录》、温陆氏的《温氏母训》,清代陆圻的《新妇谱》、陈确和查琪的《新妇谱补》、袁衷的《庭帏杂录》等等,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第下几个方面：
1.注重女德
中国古代的女训文化非常重视对女性的礼仪培养,将培养符合封建礼仪要求作为女子教育的重要目标。很多家庭的女子,尤其是官宦和商贾等富裕人家的女子,从小就要接受各种封建礼教的训导,不仅要懂得男尊女卑、男女有别这些平常礼数,更要懂得自省自律,时刻提醒自己中哪里做得不完美,以培养出具有完美女德的女子。明朝仁孝文皇后在其家《内训》的序言中写道“莫严于养其德性,以修其身”(纪晓岚、陆锡熊：《仁孝文皇后·内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方能成为圣贤,由此可见,古人对女性在女德方面特别重视。
(1)孝悌和顺
孝悌是中国古代女子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也是历朝历代所倡导的女训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从小就教育女子要成为一个孝女、贤妻、节妇和慈母。对于如何施行孝道,仁孝文皇后在《内训》中曾谈到，“敬”是孝之本,而“养”则是孝之末。她写道:“孝敬者,事亲之本也。养非难也,敬为难。以饮食供奉为孝,斯末矣。”
和顺是治家之道,也是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融洽的关键,对此,仁孝文皇后在《内训》中曾谈到:“内和而外和,一家和而一国和,一国和而天下和矣,可不重哉!”左宗棠在其家书中也曾明确指出:“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严急烦细者,肃杀之气,非长养气也。和而有节,顺而不失其贞,其庶乎?”正是由于这样,历代的女训文化才特别重视家庭与邻里的和谐,提倡以“和顺”治家的齐家之道。由于我国古代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因此,相对于男权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很低微，“男尊女卑”一直是社会绝对主流意识，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很多类似于女子应当遵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夫贵妻荣”等一系列封建伦理观点。
(2)贤淑贞烈
“贤”和“贞”是历朝历代女训文化中统治者极为重视的女德,为此,仁孝文皇后在《内训》中曾专门写到,要效法诗书所载的那些“德懿行备,师表后世”的“贤妃贞女”,以此加强女德教育。
“淑”是封建伦理中极为重视的一个道德标准。仁孝文皇后在《女训·德性章第一》中曾将“淑”概括为:“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即女性的“淑”应当具备贞固、沉静、幽淑、闲雅、端楷、庄肃、诚实、纯一等特点。因此,古代提倡成年女子应当足不出户、笑不露齿、姿态端庄等符合“淑女”标准的礼仪规范。
贞洁是封建社会极为重视的女性伦理道德要求之一,不贞洁被视为女子最大的恶行。北宋理学家程颐曾强调指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颢、程颐《:二程全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页),由此可见,当时封建社会对女性在贞洁方面的要求已近乎苛刻。到了明朝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提倡,女子的贞洁观念进一步加强。比如创作《女范捷录》的王刘氏,就是一位年仅三十就死了丈夫、守节六十年、屡被朝廷旌表的节妇。她在《女范捷录·贞烈篇》中就写到“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男可再婚,女无再适”。妻子应当永远为丈夫守节,终身不改,即便成为寡妇,也不可再次婚娶。
2.齐家守业
勤励节俭
为顺应封建社会礼教规范的要求,中国古代女性多以家庭为主要活动场所,因此,社会对女子在齐家守业方面要求很高,主要表现在女子的勤励与节俭两个方面。通常情况下,女训文化中不仅教育女性要四肢勤快,善于女红耕织,更要懂得节俭持家,辅佐丈夫成就一番事业。
明代仁孝文皇后在《女训·勤励章》中写道:“勤励不息,身之德也“,以此来教育女子要勤奋。而《女范捷录》中曾记载:“勤者女之职,俭者富之基”“若夫贵而能勤,则身劳而教以成;富而能俭,则守约而家日兴”。意思是说女子在齐家守业方面负有更大的责任,作为家庭主妇,如能做到勤劳节俭,就能以身立教,从而使家人不懒惰,家世日益昌盛兴隆。这里将“勤励”和“节俭”视为女子在齐家守业方面最明重要的两个规范,一方面要求女子要勤劳耕作;另一方面要求女子在日时常家庭中开支有度,善于管理财和物,养成生活节俭的良好习性。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女教文化的主要伦理思想，是以封建女德为核心,教导女性要尊礼崇德。“尊礼”是指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要严格遵循封建礼教的规范要求,在妆容、言行举止等方面要时刻注意,万不可违背封建礼教规范的要求。而“崇德”是指女子应当遵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不仅要甘愿接受,还要身体力行,将其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在生活实践中将这些封建礼教变为自身具有的人格品质和道德素质。同时,也应当向他人推介要努力成为“贤妻良母”“孝女节妇”的观念。当然,除了上述这些,历朝历代的女训文化对女子的勤励节俭也很重视,毕竟,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一个家庭经营得好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齐家守业是每一个朝代的女性所必备的基本技能。
(三)鼓励经商
多元择业
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因此在传统的家教内容中,儒家家庭伦理道德是核心。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在明嘉靖、万历时期,清康熙、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经长期积累、发展,有了长足进步。生产力提高,生产规模扩大,且商业往来、流通日趋频繁,许多市镇兴起,刺激了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风尚亦急剧变化;传统“农本商末”思想发生了转变,“民家常业,不出农商”,(明代庞尚鹏:《庞氏家训》,载《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3页)成了当时人们包括仕宦的共识,商业渐受人们重视,商人数量大大增加,且地位得到提高,以经商为生的家庭日益增多。这种变化反映在家教上,便是从过去单一教子耕读变为读书、从商并行,同时教导子女遵行经商道德,力戒嫖、赌、烟、酒等恶习,追求官、儒、商三位一体的家风思想盛行。
在鼓励经商的同时,为使家业能够传承下去,防止破家败业,明清时期的商人特别是一些商业大族如晋商、徽商等,特别重视家教,并下不少著述、训言、诫语、楹联等,现流传下来的主要有明末憺漪子编写的《士商要览》中的《士商规略》《士商十要》,清人王秉元编写的《生意世事初阶》,吴中孚编写的《商贾便览》等。其内容除了传授专门的商业知识、弘扬商业规范之外,还富含商业伦理道德。比如在《士商十要》中,守法被列在首位。此外,还有一些有文化的普通商人,为使子孙能守继家业、养家糊口,也注意积累经验,口授其子弟,甚至写成文字以教导子孙。如清代署名“涉世老人”著《营生集》,总结经商的经验教训,要求儿孙“须当珍藏在身,时取便览,更以流传后代,世世保守,免少年不通世故,致浮荡自误,流为匪类”。
商贾家庭中的商业观念、商业技术、商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为传统家庭教育增添了新内容,不仅丰富了我国传统家风文化,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思想和观念的转变,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外,与宋代倡导仕途经济不同,除了鼓励经商,明清时期的家教文化在教诫子弟择业方面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明清家长对子弟选择职业首选是耕读,希望以耕助读,以读佐耕,耕读兼顾,但对职业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不再局限于耕读两业只要不是贱业,他们都可以接受。“不再单纯地要求子弟习举业,走仕途,而是实事求是,要求天性或资质不适合读书求仕的子弟早择一正当职业,自食其力;凡能够自立的职业都可以选择,农桑、商贾乃至于书画医卜均可。”(陈延斌:《试论明清家训的发展及其教化实践》,《齐鲁学刊》20003年第期,第118页)例如,庞尚鹏在家训中教导子女:“士、农、工、商各居一艺,士为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量力勉图,各审所尚,皆存乎其人耳。予家训首著士行,余多食货农商语,皆就人家日用之常,而开示涂辙,使各有所持循。(”庞尚鹏:《庞氏家训》,载《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1985年版,第195页)姚舜牧也指出:“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外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姚舜牧:《药言》,载《丛书集成新编》第33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第198页)
(四)培养情操
重视气节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宦官、奸臣当道,一些刚正不阿的正义官吏,敢于同邪恶势力作不屈斗争,不惜慷慨赴义,如杨继盛、高攀龙等。与其高风亮节相对应,他们的家教家风中也特别注重对子弟家人进行高尚节操的教育和熏陶,将节操与女子的“贞节”相提并论,强调做人就要讲究操守。满清王朝的建立,引起一些崇尚气节的思想家义愤，他们一生念念不忘复国,反清失败后则隐居不仕,著书立说,启发民众思想。傅山、朱之瑜、顾炎武、王夫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思想家的家教中,都贯穿着对子弟家人的民族气节和不忘故国的教育。可以说,崇尚民族气节是明清之际家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
(五)实学与家风
明清家风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实学思潮对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实学是指“经世致用之学”“实体达用之学”,是一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实学思想肇端于北宋,兴盛于明末清初。这是在封建社会的卵翼下产生的与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空虚学风”的一种反向思潮。“崇实致用”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基本特征,它力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把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自然、社会领域和思想、文化等领域,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实事求是”为圭臬，主张“实体”“实行”“实功”“实事”“实心”“实念”“实言”“实才”“实政”“实风”等等。这实际上是把中国古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传统融汇于实学之中,是对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繁衍及具体体现,是儒家思想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
实学思潮在明清时期伴随封建社会危机的总爆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而推向高潮,实学思想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士人和平民百姓。这在当时的一些家教著述当中也可体现出来,如在高攀龙、陆世仪、陆陇其、朱柏庐、万斯同、张履样、徐光启等人的有关家教著述中,就明确体现了实学思潮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明清家教多倡导实言实功,少空洞说教劝诫,可以说处处闪烁着实学色彩。宋诩教子孙“读圣贤书,便须讲解明白,亲切躬行实践”。冯班在《钝吟杂录·家戒》中言:“凡学问皆须实见实行,不可虚空揣摩。…儒书尚实行,不离日用。”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清家风文化更贴合实际、强调实践,在社会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综上所述,明清家风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产物,其不仅仅是简单的古人家教内容和方式的记载和积累,更是对整个传统伦理亲情、道德文化、生活习惯的真实反映。它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将知识授受和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并遵循养正于蒙、因材施教、严慈相济、循序渐进等教育方法,使子孙后代在生活体验中逐渐培养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明清家风文化中虽然也有如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消极因素,但其优秀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对现代仍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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