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教家风建设的马克思理论渊源

摘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重视，然而这一政策背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却未能得到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强调了家庭的重要价值，其中尤以“人自身的生产”或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最为重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正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在微观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亦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厘清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背后的理论渊源，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宏观的层面发挥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使它成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有关家庭、性别、生育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的关键一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产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的一个重要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均提到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最早、最正式的讲话可见诸2015年春节团拜会，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而最完整详尽的表述则体现在2016年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希望大家注重家庭。……希望大家注重家教。……希望大家注重家风。”为响应这一号召，学界也开始撰文，探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有学者阐释家庭家教家风这三者之间“体、术、魂”的紧密关系[1];有学者历史地剖析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宗族文化本源和近代以来中国家庭建设的民主化、科学化变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之后家庭建设中“家庭、家教、家风”三位一体的新面貌[2];有学者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观与我国的家风家教建设在当代融合符合家庭建设的现实需求[3];有学者强调，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正是当前家庭建设的三大要务[4];有学者则考察梁启超的家庭家教家风思想，认为其家教的灵魂正是由儒家的“修己以考人”之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来的爱国主义[5]。也有文指出，习近平的家庭家教家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家庭观的继承和弘扬，对历届领导人家庭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更是针对当前我国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不足现象的进一步思考，因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6]。

现有的官方实践重在强调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现有的研究也多是从家庭家教家风本身做文章，关注微观具体的层面，而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层理论渊源和价值关怀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已经强调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

关于家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有涉及。恩格斯根据马克思遗愿写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就是一部以唯物史观考察原始社会的重要著作，它对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规律性阐释，进而得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观点。《起源》从“人自身的生产”维度阐释了家庭从无到有一步步发展变迁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流派从中汲取养分，提出了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女性受压迫问题的重要观点。

本文就力图从《起源》提出的“人自身的生产”或称“劳动力再生产”的视角入手，阐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层理论内涵和时代价值。

一、“人自身的生产”与家庭发展变迁史

首先，恩格斯在《起源》的开篇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7]15-16这里恩格斯清晰给出了“两种生产”的准确定义，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生产。这里的“人自身的生产”特指通过“种的繁衍”实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点跟他早先和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

关于家庭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作了说明。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由此，人们每日都重新生产着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们也繁殖新的生命，因而形成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就构成了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8]他们还指出，无论是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都表现为双重关系，即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此，家庭的本质正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由此可见，如果把家庭里呈现的“人自身的生产”放到两种生产理论的大框架下，它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为“劳动力再生产”，即对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表现为新生劳动力的持续供给。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考察的尚是简单社会形态下的家庭，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也日益变得复杂。这时，就需要根据现实的经验材料来进一步考察家庭的情况。

恩格斯在《起源》开篇提出的这一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它指出并承认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生育劳动的重大意义。一直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这种劳动都是被忽视和被漠视的，女性因为在家庭中承担生育并付出劳动的需要，而不得不在公共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在今天依然是女性受压迫的一个现实根源。也就是说，恩格斯在这里肯定了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流派以此为基础，明确提出要将女性受压迫问题置于整个社会再生产语境中，在整个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下考察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女性主义研究者纷纷开始关注家庭、性别劳动分工、无报酬家务劳动等以前不太容易获得关注的微观领域[9]。其次，在《起源》中，恩格斯还运用唯物史观，从“人自身的生产”维度深入分析了家庭发展变迁的历史。家庭其实是一个历史范畴，本身经历了从无到有、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家庭出现之前，有过一个“杂乱的性关系”时期，这正与人类由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之后，随着人类优化繁衍的需要以及两性关系禁规的产生，家庭出现了，它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升级而呈现出由低到高的发展形式。有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分别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婚制与野蛮时代相适应;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婚制则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群婚意味着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世系，属于母权制的时代。对偶婚除了明确生身母亲之外，还可以确立生身父亲，且随着财富的逐渐增加，为了子女也能继承父亲的财产，逐渐开始按照男系计算世系并强调父系的继承权，从而逐渐废除了母权制，确立起父权制。野蛮时代中后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了专偶制家庭，正是经济和私有制发展的结果。专偶制建立于丈夫的统治之上，只生育确定是他自己的并且要继承其财产的子女。由于经济原因，这种家庭形式其实只是对妇女的专偶，而丈夫可以随意赶走妻子，卖淫和通奸则普遍存在。这时的婚姻必然以经济考量为基础。

当然，如果社会变革消灭了专偶制的经济基础，私有制不再存在，恩格斯认为，第一，通奸和卖淫将消失;第二，男子统治将消失，男女地位趋于平等，因为生产资料归为公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私人家务变成社会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第三，婚姻也不再有经济或其他考量，而以爱情为基础;最后，婚姻的不可解除性也将消失[7]46-97。

整个家庭的发展史就是共同婚姻的纽带所联结个体的范围不断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成对配偶为主要家庭形式的过程。恩格斯认为，历史上促进家庭发展变迁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然选择”，一个是“新的、社会的动力”如妇女的要求或经济因素所致[7]49-65。伴随家庭形式的变化，女性的地位也从母权制时期的自由、备受尊重和统领家庭，到父权制时期由于自身经济基础的薄弱或匮乏而不断被贬低、被奴役、被统领的不自由状态。现代社会正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生育、料理家务等都被视作私人事务，妻子也常常因承担“人自身的生产”劳动以及相关家务劳动而身处社会生产之外。展望未来，恩格斯明确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7]87-88。

二、从“人自身的生产”维度看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通过《起源》的指导，我们可以进一步作如下分析，即“人自身的生产”或“劳动力再生产”这一理论视角其实包括了现实中具体的生育、养育、教育以及代际更替这么几个大的方面。因为刚出生的婴儿必须经过十多年的养育、教育才可能成人，才能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社会生产。至于代际更替，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提出了辩证的生命观:“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生就意味着死”[10]。因此“人自身的生产”除了“生”的方面，必然也包括从这个世界离开的方面，即从劳动力市场退下来之后的养老和离世。而生育、养育、几乎一半的教育以及绝大部分的代际更替，都要由家庭来完成。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正对应着“人自身的生产”中的全部相关内容。每一个个体都从家庭中出生，幼年时即获得养育和疼爱，待年龄略长就开始接受知识教育和父母的人生引导，待青少年时期进入学校学习，以及成年后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他们早年在父母家庭获得的生活养育的体验和精神上的引导，就成为他们完成学业、搞好工作和待人接物的养分基础。及至个体自身结婚成家和生子，在父母家庭中习得的认知体验又会在自己的小家庭中传递，绵延不绝。个体会根据早年的家庭经验、父母的态度以及自己选择接受的相关教育知识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家庭、事业，以及自己的父母。这整个过程涵盖的正是“人自身的生产”维度中的生育、养育、教育和代际更替的内容，而这一过程的对外表现就是家庭、家教和家风。

只要人类存在就要延续和繁衍，家庭就会持续存在发挥功用。“人自身的生产”正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根基，而家庭家教家风就成为保证这一根基有序实现的最稳结构。没有家庭，就不会有家教和家风;而如果只有家庭，没有优良的家教和家风，“人自身的生产”也不一定能合格完成。家庭、家教和家风这三者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将家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家教就是这棵树的荫凉，而家风就是这棵树的芬芳。能否培育出合格的下一代，让优秀的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家这棵大树的荫凉和芬芳至关重要。男女形成家庭后，一旦有了生育，家教就随之产生;只要有代际传递，家风就会呈现。即便丁克家庭不生育子女，那夫妻二人的婚姻生活和事业成就，依然体现着各自在父母那里所受的家教和承继的家风，他们也会将这样的家教和家风带到工作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人。因此，家庭、家教和家风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作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和情感的依托，家庭正是一个社会持续正常运转的关键核心细胞，也是一国社会文化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并传承下去的基本纽带。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不仅建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上，还扎根于中华本土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不仅因为生命的延续，也因为一种浓厚的家国情怀。《礼记•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要想国治，先需家齐，而家齐需要个人先修正自己;如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则个人身修实现，从而家齐国治，天下太平。这种以己为中心点，逐渐由小到大推开出去的思维和认知方式，正是中华文明将每一个个体都置于宏大的家国背景下、强调每个个体的价值和担当的优良传统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就是小国，国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总是先以要求自己为核心，量力而行，逐次承担，渐行渐广。《孟子》亦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古代经典中这样的句子和观念比比皆是，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古圣先贤的智慧。个体正是通过自家，进而辐射到全国，家成为个体和国之间的一个关键联结，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集中呈现的地方。这种思维认知方式和家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确保了“人自身的生产”在家庭中顺利完成，进入社会的劳动力都能具备良好的道德品性，而且塑造了中华民族历来顾大局、重国家、心忧天下的理想形象。习近平总书记也正是承继了这样的家国情怀，语重心长地在当前这个时代为我们提出了要重视家庭、重视家教、重视家风的殷切期望。

三、从家庭的发展变迁看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时代性

《起源》中阐释了家庭的发展变迁史，主要涉及到两种制度，即婚姻制度和继承制度，牵涉三种动力，即自然选择的动力、经济发展的动力、女性的要求，整个过程的外在表现就是女性地位的逐步下降。恩格斯还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自恩格斯提出这一观点以来，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显著提高，从根本上推动越来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中。女性重回公共事业领域，妻子与丈夫一同参加工作，已经成为当代一般家庭的一种普遍状况，在当今世界得到广泛认可。而优生优育、关注子女教育以及女性自身的发展等需求也随之而来，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将男女平等定为基本国策，并在国家层面运用行政力量大力支持和推动妇女解放和发展的事业，迄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新变化。由于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的迁移流动空前活跃，与之相伴的是生育水平长期较低，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明显加快。这些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并表现在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等方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家庭结构已经以核心家庭为主，近年来夫妇二人家庭、空巢家庭和单人户家庭大幅增长，家庭的小型化、“一代化”特征凸显。由于家庭成员外出增多，亲情沟通明显受到限制。家庭代际关系也有失衡表现，父母往往为子女养育教育付出巨大辛劳和财力，而子女成年后却对父母经济回馈不足，也常因各种原因难以给父母相应的亲情关照和养老照顾。老年人独居比例明显偏高，高龄和丧偶老人独居比例增大，家庭的照料资源萎缩，代际养老照顾功能受到限制[11]。在这样的时代形势下，与家庭相关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直接影响到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因此，急需加强针对家庭的各种公共服务建设，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以提高家庭成员在代际照顾、亲情维护中的作用;而生育率长期较低的问题也需要相应的措施予以平衡。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还没有发展到恩格斯指出的“一切女性重回公共事业领域，并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的地步，但是我国家庭目前的变化发展情况，已经鲜明地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节点，处理好，就可能逐渐过渡到一种健康文明又自由的未来家庭模式，处理不好，则可能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正是强调并倡导大家关注家庭，要重视并加强其生活依托、文明教育和养老扶助等作用，这不仅有利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这成为对当前这个时代非常关键的一项社会政策指导。

此外，尤其要指出的是，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走上工作岗位，她们以往在家庭中承担的生育、养育、家务劳动、照顾老人等职能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如何能既满足女性自身的发展需要，又兼顾到家庭和亲情的需要，而且还能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可能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协同探索，因为这牵涉到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构大系统，非常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努力并深思。

四、结论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正是建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上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物。恩格斯从“人自身的生产”的维度，阐释了家庭的发展变迁史。本文在这一理论基础上，挖掘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阐释了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和时代性。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理论在微观层面的一个重要体现，亦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举措。厘清这一政策背后的理论渊源，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宏观的层面发挥其积极作用，使其成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有关家庭、性别、生育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问题的关键一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代的一个重要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恩格斯认为，正是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这一特质，会对一切女性重回公共事业领域带来障碍;而重回公共事业领域，获得与男子同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权利，正是女性解放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在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中，女性由于承担与“人自身的生产”或称“劳动力再生产”有关的一切任务，如生育、养育、教育、代际更替等，支撑着家庭经济体，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持续有效运转无偿奉献了关键的劳动和价值，这尤其是并且目前主要是由女性来承担和付出的。

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要实现女性的彻底解放，首先需要“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而并非要消除家庭;家庭的存在，并不与女性的解放相冲突。恩格斯还指出，作为历史范畴的家庭，会随着自然选择、女性的要求和经济因素等条件的变化，而在结构和形式上发生变化。要言之，家庭会随着经济发展、自然选择的动力和女性解放的步伐，而发生结构或形式上的变化;那么，为了能更有力地在当前这个时代推动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如何逐步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应当成为今后家庭结构或形式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可以设想，一旦社会不再以个体家庭为最小经济单位，家庭仍然会存在，但撇开了其经济属性，女性将成为独立的个体，家庭的形式可能会略微变化，但是与“劳动力再生产”有关的一切则可以由社会公共服务来提供补偿和支撑。父亲和母亲形成的家庭、家教和家风，仍然是可以存在的，不仅在个体家庭、也会在整个社会中持续发挥功用。其次，必须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要从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视角来看待劳动力再生产，重新审视女性受压迫问题。国内的性别研究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性别研究，有不少就直接借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固然这一理论进展也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但其生发的环境是西方社会，不论社会制度还是社会文化均与我们有很大不同，对女性解放的事业也没有从上至下的国家力量参与。因而本文没有借用这一社会再生产视角，而是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出发，从“人自身的生产”或劳动力再生产角度，并结合我们的本土文化和现实需要，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进行分析。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一种努力。

事实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制度本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设计中，劳动力再生产本来就不是外在于社会大生产、只留给私人家庭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国有企业对于女性的生育、养育和照料劳动都提供了相当多的社会支持项目，比如单位制下的托儿所、福利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届领导集体，在对妇女工作的政策规划中，也包括了对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考虑。比如刘少奇1958年视察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时就提出，社会主义既要规划生产，还要规划生活，要把妇女工作的全面规划与社会主义工业化整体布局联系起来。然而，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不仅在实践层面，而且在理论规划上也几乎完全放弃了对这一领域的考量。当今世界，还有北欧福利国家已在这方面作了很成熟的探索，它们将社会再生产理论运用于社会政策实践，对女性的解放和发展作了很大的推进，进而改变了北欧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它们强调人的独立性，大力推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等实践模式，其实践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总之，就当前的妇女解放事业来说，我们其实有着很好的制度基础，以及在这一制度下成功实践的历史传统。那么，如何因应当下这个时代的需要，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妇女的解放和发展，乃至推动家庭建设，则不仅需要立足经典理论、继承优良传统，还需要广泛借鉴既有经验，同时立足本土文化并结合时代需要进行大胆创新。

[参考文献]

[1]栾淳钰，王勤瑶.家庭•家教•家风关系及启示论[J].贵州社会科学，2016(6):82-87.

[2]朱红，孙远君.“家庭、家教、家风”之理论溯源[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8(1):13-17.

[3]李晓辉.家风家教与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观的当代融合[J].人民论坛，2019(33):104-105.

[4]余永跃.家庭建设三大要务: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J].中国妇运，2016(6):2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