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需要把握好四个维度。在逻辑前提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在发展向度上，应基于历史深度和现实高度，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在价值诉求上，“中国马克思学”应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鲜开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研究》，2014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该书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一是鲜活的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努力打破自近代以来的欧洲人权中心主义和当代美国人权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垄断格局，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权话语体系，是实现中国人权文化自觉和自信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构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既不同于一切西方世界的人权话语体系，但批判吸收了他们一切积极合理因素；也不同于一切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但吸取了其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它应当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相统一的新型人权话语体系。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人权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人权理论研究成果和人权话语体系解读中国人权实践、中国人权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人权新概念、人权新范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权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人权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研究》一书，恰好用中国的人权话语体系解读当代中国人权理论与实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文化自觉和自信。

二是视野的宽广性。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都在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国理论与实践问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然而，许多西方政要和学者却把“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仅仅局限在经济的成功上。而联合国的和平、发展、人权“三大目标”；美国“人权外交”战略和“人权模式”的惟我独尊；西方学术界的人权思潮纷纷兴起，如后现代主义的自然法说、功利主义、抽象的正义论、人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和新女权主义等新思潮，则又从不同的视角对人权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有益探索，日益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研究具有了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研究》一书，用人类人权文明的智慧和共识，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与实践，无疑具有宽广的视野和世界意义。

三是理论的系统性。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说过：“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研究》一书，主要由中国特色的人权本质规定、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基石、中国特色的人权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体系、中国特色的人权原则立场、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趋势等十三个方面构成，以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权利为核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人权新思想、人权新观点为逻辑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实践为坚实基础，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研究体系。

四是现实的针对性。进行系统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利于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有利于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创新发展，为提高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提供理论支持；有利于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不仅能增强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思想武器。该书既适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权研究与教学，又适合党政干部和基本群众的维权所需。

（责任编辑：杨全山）

作者：韩淑丽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2：

试论“中国马克思学\"的四维建构

[摘要]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需要把握好四个维度。在逻辑前提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在发展向度上，应基于历史深度和现实高度，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在价值诉求上，“中国马克思学”应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地位。只有科学准确地把握这四个维度，“中国马克思学”才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学”；建构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要求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马克思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如曾枝盛教授认为，“重建马克思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王东教授则明确提出了“创造中国马克思学”的命题，并在学术专著《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中对这一命题作了全面的探索。诚然，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已经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创建“中国马克思学”不仅是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破旧有余，立新不足”困境的必由之旅，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因此，对于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的呼声，我们应当予以积极的响应。本文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要科学准确地把握好以下几个维度。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立足中国实际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基础。邓小平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告诉我们，开创“中国马克思学”，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要对马克思作出富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解读。即坚持实践的标准，实现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哲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实践发展的要求。首先，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实践来看，西方马克思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新见解，是我们以往研究中很少涉及或绝不会想到的。如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亨·德曼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马克思是马克思成熟的顶点，而晚期马克思的著作则是“创作能力衰退和削弱的结果”，直接引发“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德国学者费切尔也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真正要素，并进一步把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解释直接针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威胁，提出要“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同盟者，来反对这些形式的变本加厉的野蛮状态”。吕贝尔则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因为马克思“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灭亡的科学规律及其对人的行为影响的内在结果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基础”。吕贝尔甚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不是马克思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是恩格斯的杜撰，“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神话’”。对于这些新思想、新见解，我们既不能盲目认同，也不能一概否定，要想对此进行透彻的批驳，就必须作出深入研究，积极开展与西方马克思学家的交流对话。其次，苏联马克思学起起落落的曲折发展实践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苏联马克思学从开始形成时就存在着因历史条件而造成的重大理论缺陷，特别是1931年在粱赞诺夫被撤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后，苏联开始了日丹诺夫“一刀切”的马克思学范式，简单化、贫乏化、僵化、教条化是其主要历史局限。我们要吸取马克思学研究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经验教训，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对待马克思学的创建和发展。最后，从国内的实践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领域一直没有实现对苏联模式教科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突破，旧未破，新难立。新的时代、新的国情、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解读模式，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以学院化的学者为主体，标榜“价值中心”，运用文献学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解读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解读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界限。但由于解读者文化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不尽相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未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探究它的真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首先不在于它纯粹的学术价值，而在于它把哲学的主题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因而，要充分体现“中国马克思学”的价值，只靠从文本中找出多少与时代切合或适用的引语，那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个社会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马克思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文本，而必须到实践中去科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适合中国实际的思想资源，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话语体系。

当代中国实际既是历史的，又是具体的。一般认为，当代中国的实际主要包含两重内容：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一方面，我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传统文化特有的多元兼容和综合创新的精神气质，深厚独特、源远流长的古典解释学，使得“中国马克思学”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中国马克思学”应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精粹，借以丰富“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突出“中国马克思学”的民族特色，赋予“中国马克思学”“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要注意用“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来审视、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二是中国的具体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对马克思文本进行版本考证、文本解读、思想阐发是“中国马克思学”的重要任务，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最终还应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来。“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运用解读马克思所获得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见解分析和反思中国的具体现实，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的问题，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立足实践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同时，当代中国的具体现实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就要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应把“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二、基于历史深度和现实高度，充分借鉴国外马克思学的有益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在科学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与国外马克思学、国外马克思学者展开广泛的交流和对话，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一切有益成果，“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20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在列宁的支持下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一概念，意在强调从学术的角度对马克思及其著作思想进行深人研究，以构造一门严密的科学。30年代后，梁赞诺夫被撤职流放，苏联开始了日丹诺夫“一刀切”思想指导下的马克思学研究范式，从此“马克思学”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代名词。1959年，吕贝尔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研究》杂志，在借用梁赞诺夫的“马克思学”概念与“马克思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学概念和研究方法。可见，马克思学并非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利，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有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可寻的。同时，我国具有独特深厚的古典哲学智慧传统、古典解释学与文献学传统；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兼容与综合创新的精神气质传统；再加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有30个年头，因此，中国研究马克思学的实践基础特别深厚，实践需要也特别强烈”。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学’’在文本解读及吸收国外马克思学有益成果方面的有利条件。其次，就现实的高度而言。世纪之交，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最大哲学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马克思学’的事业已经逐渐变成全人类的事业”。如冷战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委员会”联合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专家，共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整理、编辑和出版，各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发行。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断推进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创新，并运用

这些科学理论来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具有良性的学术积累，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不乏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的地方。例如，一些西方马克思学者通过对黑格尔、亚当·斯密早期思想的解读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马克思与斯密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开辟了新的路径。又如，前苏联、东德丰富的马克思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这些研究成果将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打下牢固的文献学基础，有利于我们避免做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性工作，并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西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思想’，而东方马克思学的特点是有‘材料’。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也是我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在研究进路上我们要强调西方马克思学与东方马克思学的有机结合，既要注重对义理的梳理，也要重视对文本的考据。在研究态度上，西方学者虽然提出“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和“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但他们又首先对此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批驳，其研究的深度、广度及严谨的学术态度的确值得我们学习。近年来，在马克思学研究方面，我们积极地进行了国际交流，已经有专家参与了MEGA2的编辑整理出版工作，国内一些科研机构、高校也已派出一些学者、专家去国外向马克思学专家学习。一批关于马克思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如曾枝盛的《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论》、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等，同时，国外一些著名的马克思学家也开始到我国讲学，如德国的伊林·费切尔就曾经几次应邀来华讲学。英国的马克思学专家戴维·麦克莱伦也多次来华讲学，其文章和著作也在我国翻译出版。这表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已经开始迈出了由“本土视域”转向“世界视域”的积极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国外马克思学的对话过程中，有的中国学者缺少以自己的眼光去审视西方马克思学的自觉，脱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盲目追随西方时髦，刻意炒作一些学派、人物、概念，以西方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窒息了自身的创造活力。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依旧承袭过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和观点，继续批判西方马克思学。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走出的误区。总之，“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以独立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自觉意识，既认真借鉴西方马克思学、苏联马克思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又不拘泥于它们的理论框架和解读模式，这样，我们才能开创既富于时代精神，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马克思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

三、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

“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和精神奠基，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体系。

首先，将“中国马克思学”纳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随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诚如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坚持“总的指导原理”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天，我们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把对马克思生平、文本(献)、思想和实践进行的解读研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其目的就是要深入挖掘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中汲取源头活水，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的应用“在中国又不同于俄国”，这本身就已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其次，将“中国马克思学”纳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并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本原因，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践证明，“以苏解马”的教科书体系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仍然难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的思想理论资源。因此，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直接面对马克思本人文本探求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直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义，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奠定坚实的文献学基础，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开掘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源头。

再次，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范畴，是“中国马克思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矛盾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依存的。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对马克思文本、思想的考证，通过对马克思生平、思想和实践的科学掌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对“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学”涉及马克思文本、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涉及对国外马克思学的借鉴研究，如完全拘泥于卷帙浩繁的文本，就容易深陷其中而丧失理论原则和方向。将“中国马克思学”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畴，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时刻谨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将能够有效地防止对“中国马克思学”的任意发挥，确保“中国马克思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引导人们用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牢固。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工程。本文认为，创建和发展“中国马克思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有效实施的重要着力点。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研究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教材建设中去，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共同任务。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又大大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结合，把这些规律性认识系统化、理论化，又将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创“中国马克思学”新局面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明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是一门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文本，科学、完整地研究马克思思想基本观点，并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其根本任务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就决定了“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才能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铺垫。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好，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也好，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这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中国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深刻回答了“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群众史观。“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为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寻找现实的道路。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实践中的利益出发，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发现和把握客观存在的问题，揭示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忘却人民群众这一价值维度，“中国马克思学”就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逻辑前提与实践基础。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去判断和衡量“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理论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其满足和适应人民需要的程度，“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要让马克思学真正融人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国马克思学”不能仅仅用思辨的语言去构造抽象、神秘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是学术交流中的自由清谈。它要求用人民群众懂得的语言把马克思文本的抽象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智慧，使马克思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有效思想武器，成为人民群众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和自己主观世界的有效思想武器。在实践层面，“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密切关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以人为出发点，依托人的主体性，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把发展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和入耳入脑的传播效果，使之真正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贯穿于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精髓。作为一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论铺垫的科学，“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把握了这一活的灵魂，“中国马克思学”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正确的政治立场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中国马克思学”绝不能和西方马克思学一样标榜“价值中立”，超越意识形态界限，更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阵地向西方靠拢，宣扬非主流意识形态，任意发挥马克思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命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始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只有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解答和谐社会构建及其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为着力点，不断从马克思文本解读中开掘出新的源头活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作者：邓学源 沈其新

马克思人权理论研究论文 篇3：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以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

摘 要：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视实践价值导向，倡导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职能，反对纯粹形而上学的理论玄思。与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路不同，以“经济理论学会”为代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组织，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视域，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释与改造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品性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

关键词：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日本经济理论学会；马克思主义

一、问题

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57。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历史，既是理论的发展史，也是无产阶级改变改变世界、争取解放的实践斗争史。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似乎被割裂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另一方面是纯粹学术层面。从学术的层面上观察，中国的马克思研究并没有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性价值导向，流于空虚和浮泛。

二、例证：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2]

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参照，反观我们的理论品格，问题即刻昭然若揭。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上极其追求对于世界的解释功能，而他们的解释一定是归结于对世界的改造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的是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人的存在和生活的问题，而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他们真正坚持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唯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老老实实同时也是有担当地分析与剖解社会问题，并以思想家的精神高度和实践者的具体可行性，为社会运作提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1959年5月，日本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创立了经济理论学会，该学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也有人称之为马克思经济学学会。该学会作为经济学的综合学会，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多角度地研究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到现代资本主义诸问题的广泛领域。进入21世纪，在研究市场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同时，更加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贫富差异以及其它各种经济的差异化及其日益加重的危害。其研究特色是：1、作为经济学（政治、经济）的综合学会，超越个别专业，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到现代资本主义诸问题，进行广泛研究和讨论。2、把马克思经济学放在现代经济学各分支的基干位置，继承其资本主义批判与经济学批判的精神。3、尊重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多样性，提倡自由研究中的创造性发展。4、作为活动于社会中的学会，注重民主主义、人权、环境、和平研究，在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方面作出贡献。5、推进与世界上其它研究学会和研究者之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学会每年秋季召开一次大会，每年都设定一个共通论题。总体来看，举凡一切与日本社会、经济制度、生活生产等等相关的任何问题，都能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思考、反思与论证。理论总是与现实紧密相关，发挥其解释与提供可行性方案的时代职能。

例如，2007年度，该学会第55回大会设定的共通论题是“如何看视‘格差社会①’？”针对其时在日本被学术界和新闻界广泛讨论的“格差社会”问题，深入分析探讨“格差社会的本质”、“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中社会经济格差的要因”等问题，并就“纠正‘格差社会’”问题进行政策性研讨。经济理论势必要回答：对所得与生产的不平等、社会经济格差与社会阶级的世代再生产这些问题应该作何分析？对于经济全体所得的形成与分配、个人间所得与资产的分配问题，从社会经济的观点统一分析，就应该形成一个必要的理论框架和纲要。2008年在九州大学召开的第56回大会的主题是“次货危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走向”。于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债务不履行）问题涉及欧洲，欧美的信用收缩螺旋式扩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此为焦点，本次大会基于对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对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影响的分析，从多个层面全面把握“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构造与问题点。

2009年，学会在法政大学举办“学会创立50周年演讲会暨小组讨论”，题目是“变革期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次年（2010）召开的第58回大会的共通论题就顺理成章地设定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变革与政治经济的课题——日本改变吗？”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实体经济大幅收缩、甚至以雇佣危机为契机的新自由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历史宣告结束之后，以日本为舞台，如何立足于对后新自由主义的构想与范式的追求，探索社会经济组织新的可能性与变革的方向？此次研究和讨论日本问题的语境是，日本经济不再是能够独立解决的问题，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平衡的崩解，世界实体经济的重心正在移向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导致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正是探问日本的现状与明日变革的可能性的语境。换言之，此年的论题就是，以新自由主义历史性的破灭、金砖四国的跃进引起的世界经济构造的变化为背景，探问“我们应该怎么办？”从“变革”的视角探问社会经济组织的现在与可能性，成为“经济理论学会”的共通论题还是第一次。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精神在现代语境中的苏醒和尝试。现在的日本，“古老的东西”早已经灭亡，“新的东西”尚未见曙光。此所谓“古老的东西”，就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出口主导型成长、由自民党政权主导的通过公共事业达成的再分配政策、还有小泉政权试图打破这种经济系统组织方式的穷途末路状态的新自由主义的构造改革。2009年的历史性政权交替，给国民提供了变革“古老的东西”的巨大期待。但是，无论是今日所谓的“绿色新政”这一新产业政策，还是雇佣保障、生活保障等的劳动市场、福利政策，抑或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庞大的财政赤字克服的努力，都显得前途渺茫。日本学界深刻地认识到，过去这些个领域与问题的分析十分不充分。如何打通这种闭塞状况，寻求在金融、雇佣、福祉、环境等方面问题上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就有讨论的必要。他们要追求的是后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日本版，或者说，超越福特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另一类新的经济生活方式。

延续过去三次的大会论题，2011年的大会也是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以新的视角分析08年恐慌极点之后出现的经济金融危机，所以2011大会论题就成为：“全球化形势下的经济金融危机与国家——以新金融、财政政策的展开为中心”。现在的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源于金融领域全球化的显着进展，所以对应这次危机需要国际间的政策协调。然而，很容易观察到，这种危机对应政策的内在实质，首先是以主权国家自身的国内政策为前提的。在金融政策领域，从非传统金融政策到“信用缓和政策”，这种“不换制”（中央银行是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下的中央银行信用的“有限度性”被扩大了。虽然现在在很多国家都在探索其改变央行信用扩大这一弊端的方法，但是，在危机时期对于中央银行信用的意义与限界的摸索似乎还只是在实验室里进行。那么，以新金融、财政政策的展开为中心探讨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危机与国家问题就有了现实指对性。比如，探讨“美元流动性危机与基准货币的更替”、“全球化语境下泡沫连锁的形成与崩坏”，“经济、社会、政治的危机与财政”等问题。与此相关联的问题有：经济的全球化与产业结构变革，从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看今后的经济社会，新自由主义国家、福利国家与霸权交替期的国家间纷争，目前的财政危机的现状与原因及其对策，世界经济危机，全球化与经济危机等。研究的问题涉及以下诸多领域：金融与证券、亚洲経済、社会主义与劳动、资本积累与所得、信用理论与金融的不安定性、成长与分配、服务、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战后世界与日本资本主义、性别、环境的政治经济学、企业与流通等。

东日本大震灾后，2011年4月6日，经济理论学会在《季刊经济理论》上全文公开发表“关于东日本大震灾与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声明”，提出应该对此前的防灾体制与救助、恢复、支持体制，对核电政策的形成与事故防止政策等进行全面检视，呼吁必须重新评价这些问题。而且，确认“救人于苦难之中使社会与人人的生活获得安定”这一作为经济学学问的本性的本质性规定，配合此次震灾的受害、复兴问题，从经济理论的深度研究“日本经济问题”，是当前的急迫任务。这样，2012年第60回大会的主题也就成了“大震灾、核电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课题”，探讨经济学在大震灾、核电问题上必须发挥的应有的配合作用，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系列经济学课题。其一，资源、环境、能源问题。体现于共通论题中就是”现代资本主义与资源问题“。其中，又进一步思考基于现实问题拓展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与内容的深化问题。其二，与经济学学者和公共意见的决定、政策转换相关的问题。从德国”脱核电“的转换历史来看，以各个领域广泛的讨论的积累成果为基础，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准备，日本学术界应该在理论上迅速应对现实问题并形成成果。

2013年度経済理论学会第61回大会“如何看待全球经济的地壳变动？”雷曼兄弟危机已经过去了五年。其间，在美国与欧盟，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表现为银行平衡表的毁损。为治疗这一病源而采取的公有资本的注入与为遏止经济的螺旋式收缩而进行的财政出动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使得很多地方产生了政治纠纷。这就是循环往复的危机的根源。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使用中央银行的“非传统政策”、换言之从来都是被禁用的那种手法，勉勉强强地保住了现在的小康状况。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金砖四国与东盟等，雷曼危机后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一时间，其经济生长被期待为为世界经济再生的起爆剂。但是，从2012年末那一时点来看，这些新兴国的增长率也一齐钝化，决非可以乐观的状况。尤其是中国，不只是成长率的下降，由于它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导致工资上升，五年内其劳动力人口将到达峰值，而且，又面临着为防止通货膨胀而采取的金融政策却又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这一两难选择。基尼系数（据本年度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已达0.61，格差社会的不安定性加重，可谓是乌云笼罩。虽说是新兴国，但其坚如盘石的经济成长却风光不再，给人世界经济深度陷入混乱与迷茫的印象。次贷危机五年后的今天，明了如何重振陷入混乱和迷茫的全球经济，其间发生的经济的地壳变动及其历史意义等问题，正是目前急需思考的重要课题。而且，立足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地壳变动的原因，研究与思考这个原因问题现在如何解决还是以不解决的状态被推迟，以及经济地壳的分布与各个国家、地域的对应，也必须详细明了化。如此，今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才能被预期和展望。进而，把握全球经济的地壳变动的理论框架才能形成。

2014年度経済理论学会第62回大会于2014年10月份召开。主题是“经济理论的现在：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几年来，现代资本主义孕育出来的现状诸问题、全球化的正负两面性体现的构造的遗产、雷曼危机以后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金融的脱缰暴走、雇佣关系的不安定化、企业收益构造的变容）”、进而东北大震灾与福岛核电危机示现出来的现代社会根源性课题等，共通论题都能及时地正确把握与应对，并不遗余力反复研究。尤其是围绕核电问题，改造近代（资本主义）的技术与管理、利用的消极的构造并予以更正改善，正是我们不遗余力深刻反省的理论课题。在此意义上，继续固有的理论和现实关注并作出理论批评的努力，仍然是必要的。目前重新回顾“面向现实的执着的理论批评”所达到的理论前沿，虚心确认“经济理论的两面”，坦诚接受这些努力达到的结果与界限，应该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具体的操作中，可能应该稍稍限定“经济理论”的内涵，所以确定了“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这一题目。

众所周知，经济理论学会的特征是，不满足于常规的思考，也不是关起门来就特定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进行虚幻的形而上学精研，而是广泛地就经济学的思考一般及其可能性的前沿问题进行联合协作研究。所以“作为对抗轴的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就具有一定的宽度限制和多样化形态。“政治经济学”这种概念自身，就肩负某种历史的重担，学者们的思考也必须受这种初期条件的制约。近代的经济理论诸派，并不是都标榜为“政治经济学”的。立足于自己的学问研究课题，经济理论到底如何认定，决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说来，所谓“对抗轴”，就要通过对自己立足的理论前提的反省与探究，来决定自己的立足点与对抗面。围绕经济、社会、教育的制度化的或者正在被膨大化的知识的外部装置与异质的思考，如何设置自己的致思方式与问题才是可能的——这种建构并能够相互切磋对话的知识生成方式，正是所有研究者的期望。

历史地看，经济理论学会合乎时宜地、果断及时地组织研究了经济危机、雇佣流动化、震灾受害与核电问题等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现存难题。从理论文本和发言过程表现来看其学术性经验，其现状分析的方法、概念的设定、思考的组织，总之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的理念与形式，变得越来越精致洗练了。从经济理论的内在理论构建与学界反应出来的这些富贵经验，可以观察：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实质性研究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哪个问题点仍然是未决的课题，或者说，对抗与协作讨论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条件具备吗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此次大会的议题中得到充分讨论。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实践品性

从以上的分析与展示可以看出，作为日本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与中国、前苏联乃至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比，经济理论学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独特的内容设定标准和研究思路。那就是：紧紧扣住社会历史的发展现实，追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批判与怀疑的精神，对当下出现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进行全面综合且有针对性的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对策。所以，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里，在马克思主义不时受到政权打压、至少是不支持的文化政治语境中，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存活，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开出的药方还能为当权者采用和尊重，为社会发展带来光明与进步，与他们的这种实践品格是有关系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2]经济理论学会-Japan Society of Political Economy。http：//www.jspe.gr.jp/。注：本文所引日本经济理论学会资料，均来源于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官方网站：经济理论学会-Japan Society of Political Economy。http：//www.jspe.gr.jp/。由本文作者搜集并直接译出使用，特此说明。

注释：

①格差社会一词源自日语，是2006年日本本土的“新语·流行语大奖”前10名之一。由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山田昌弘提出。格差社会指的是社会上的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不同阶层之间 经济、 教育、社会地位差距甚大。且阶层区域固定不流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极难的一种现象。进入1980年代后，伴随世界经济的自由化与全球化，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贫乏差距扩大，社会氛围不安的情况。除了每个人之间的差距外，格差社会也包括各地域间的差距。国内有人单纯译为“贫富差距”，显然不当。此处保留原文原义。

作者：柴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