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在江西省万年县，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可追溯到1萬年前。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考古发掘，破碎的红土陶罐中保存着1万年前的炭化稻粒，证实了南方新石器时期村落中已有规模化水稻生产和稻米加工。良渚文化遗址也生动地展现了距今约5000年前中国南方已存在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早期文明。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篇1：

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

一、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

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是现代考古学研究的三大热门课题，也是人类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三个阶段。

农业生产是由采集狩猎转变而成的。农业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被动适应自然向主动改造自然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自此揭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篇章。农业生产与采集狩猎的最大不同在于，人类可以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内自主地获得充足的、比较稳定的、但品种相对单一的食物来源。其结果，刺激人口大幅度增长，加快人类社会发展速度，为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

世界有四大农业起源中心区，即西亚、中国、中南美洲和非洲，现今世界赖以生存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和家养动物品种都是起源于这四个中心区。例如，起源于西亚中心区的代表性栽培作物有小麦、大麦、豌豆、蚕豆、亚麻等。驯化动物有狗、山羊、绵羊和牛;起源于中国的代表性栽培作物有水稻、粟(谷子)、黍(糜子)、大豆、大麻等，驯化动物有狗、猪和鸡：起源于中南美洲的代表性栽培作物有玉米、马铃薯、花生、菜豆、刀豆、南瓜、棉花等，驯化动物有驼羊;起源于非洲的代表性栽培作物有高粱、非洲稻、非洲小米等，驯化动物有驴。

作为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中国农业起源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条独立的源流，一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以种植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二是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稻作农业起源。最近的研究成果揭示，在中国可能存在有第三条农业起源的源流，即岭南地区的热带原始农业起源，以种植块根茎类农作物为特点，例如芋头。

在中国三个农业起源源流中，稻作农业起源不仅对中国文明史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世界文明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如今，水稻成为世界五大谷物之首，养活着全球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探讨稻作农业起源具有极为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例如，复原稻作农业向东和向南的传播路线和时间，由此认识古代中国与相邻各国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分析中国古代农业发展与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由此理解中华文明能够持续发展五千年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动力，进而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方法

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多种生产部门，而狭义的农业仅包括种植业和由种植业提供饲料来源的家畜饲养业。

农业起源研究涉及的是狭义的农业概念，种植业是核心问题，种植的对象是植物，所以最能反映原始农业特点的考古证据应该是古代植物遗存资料。但是，植物是有机物质，容易腐烂，因此很难长期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植物遗存如大多数植物种子的体积一般都非常细小，因此在发掘过程中很难用肉眼发现。植物本身的这些特性给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带来一定的难度。

通过不断的摸索和尝试，现代考古学创造和设计了一些特殊的方法和手段.专门用来发现、提取和分析考古遗址中埋藏的古代植物遗存，例如浮选法和植硅石分析方法。

浮选法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古代植物遗存的最为有效的考古学手段。由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火，作为古代人类的居住地，或多或少地总会有一些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植物，经过火的烤烧而变成了炭化的物质。炭化物质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土壤中各种各样的侵蚀作用对其一般都不会产生影响，因此能够长久地保存在遗址的文化堆积中;炭化物质比一般的土壤颗粒轻，比重略小于水，因此将土壤放入水中便可使炭化物质脱离土壤浮出水面，进而提取之。根据炭化物质的这两个特性，考古学家们设计了“浮选法”，专门用于发现和获取埋藏在考古遗址中的炭化的古代植物遗存。

植硅石分析方法也是植物考古學的研究手段之一。自然界的很多种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地从土壤中汲取可溶性二氧化硅，这些液态硅进入植物体内后逐渐转化为固体的蛋白石，充填在植物细胞内或细胞间隙中，这些石化的植物细胞或组织在植物死亡后随植物遗骸被埋人土壤中，成为土壤中蛋白石类颗粒的主要组成成分，被称为“植硅石”。由于植硅石是无机物质蛋白石，因此可以长期地保存在考古遗址的文化堆积中。由于植硅石的形状基本保持着植物细胞或组织的原本形态，因此可以根据植硅石的形状特征区别不同的植物细胞或组织类型，进而对植物种类进行鉴别。

运用这些方法和手段，考古学界在本世纪的十年中新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植物遗存，其中就包括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直接相关的稻谷遗存，为深入探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通过对新发现的稻谷和其它植物遗存开展的科学分析，再结合以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下面择要给予介绍。

三、栽培稻的出现

在介绍新资料之前，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上个世纪末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的重要发现。仙人洞和吊桶环是两处相邻的洞穴遗址，位于长江中游地区江西北部一个小的山间盆地内，两处遗址内都有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连续文化堆积。

1993年，由严文明先生和美国的马尼什博士领导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这两个洞穴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开展了浮选工作，采集并浮选了土样十余份，但结果很不理想，仅发现了少量炭化木屑。于是，改用另外一种植物考古学方法：植硅石分析方法，在遗址采集了土样并进行了实验室提取和分析。结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野生稻植硅石，在新石器时代初期的地层中发现了栽培稻植硅石，年代距今一万年以前。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栽培稻遗存。

但是，栽培稻的出现并不代表稻作农业的形成。仙人洞和吊桶环都是洞穴遗址，洞内可利用的面积十分有限。应该属于早期人类的季节性居住点。出土的石器大多是直接利用的或简单加工的砾石工具，从中没有发现明确的农耕工具，骨器、角器、蚌器都是以典型的渔猎工具为主，如箭头、鱼叉等。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经过鉴定，未见被驯化品种。所有这些证据表明，虽然发现了栽培稻遗存，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生业形态仍处在采集狩猎阶段。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在采集狩猎经济中出现的栽培稻呢?

农作物的栽培和农业的形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农业的形成是人类社会生业形态的转变过程。而农作物的栽培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植物自身的进化过程。关于稻谷的栽培过程，从生物学的角度讲，影响稻谷进化的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具有同等作用，是对野生稻自身产生的遗传变异的客观选择，但变异的产生是随机的，是无目的的，是无方向的，不是人为主导。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讲，人类实施的各种能够影响到野生稻进化的行为，如收割、维护、种植等，其主观目的都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物种：栽培稻，而仅仅是为了增加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数量。

因此，当具有栽培特性的稻谷在人类行为影响下刚刚出现时，人类不可能立即意识到这一植物新品种的生物特性和优越性，自然不会立即由采集狩猎转变为农业生产。相对稻谷的栽培过程。稻作农业的形成过程应该是滞后的。

但是，栽培稻的出现毕竟为稻作农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也许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作稻作农业的孕育阶段。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属于这一阶段，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四、种植行为的开始

在本世纪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中，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最值得关注。

上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露天居址。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被命名为上山文化，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在距今11,000-9000年间;晚期属于跨湖桥文化，绝对年代在距今8000～7000年间。在上山遗址发掘出土的遗迹现象有房址、灰坑等，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

2005—2006年，在蒋乐平先生的策划和组织下，伴随考古发掘在上山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浮选工作，先后采集并浮选了450余份土样。

经过实验室的观察和鉴定。上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不是很丰富，仅从少数的浮选样品出土了炭化植物种子，但重要的是，从中发现了几十粒炭化稻米和少量稻穗基盘。这些稻谷遗存大多发现在晚期地层即跨湖桥时代的浮选样品，但也有一些是出土于早期地层即上山文化时期的样品。在上山文化层中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前后的炭化稻粒异常珍贵，仅从稻粒的形态上观察，有可能已经属于栽培稻。

在上山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碎陶片，其中属于上山文化时期的陶片由于烧成火候低，从断面上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陶土中掺加有植物的叶和茎残片，从中发现有完整的稻谷颖壳。我们曾随意地选择了两个属于上山文化的灰坑，对出土的陶片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统计，结果发现，在这两个遗迹单位出土的陶片中，80%以上的个体在断面上都可以看到植物叶茎，其中有少数发现有稻谷颖壳。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上山遗址的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了一些红烧土残块，通过断面观察，这些红烧土块内掺杂了大量的炭化稻谷颖壳，功能和原因尚不清楚⑦。

以上多方面的证据说明，生活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上山文化时期的古代居民与稻谷的关系十分密切。考虑到上山文化在制作陶器时有在陶土中掺加稻叶和稻壳的习惯，以及出于某种目的或需要大量焚烧稻壳的现象，可以推测，上山先民不仅食用稻米，对稻谷的整体需求也较高，因此有可能已经开始种植稻谷，暂且不论这些稻谷在生物特性上究竟属于栽培稻还是野生稻。

但是，由于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不够丰富，尤其是稻谷和杂草植物种子的出土数量太少，暂时无法对上山文化时期稻谷种植的情况以及稻作农业在当时生业形态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判断和分析。

五、稻作农业形成的初期阶段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明显带有稻作农业生产特点的考古遗址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遗址，遗址面积达五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居住区、墓葬区和作坊区各成体系，显然已经形成一个常年定居的村落。文化堆积可分为四期，碳十四测定年代在距今9000-7800年之间。

2001年，在张居中先生的策划和组织下，伴随考古发掘开展了浮选工作，采集并浮选了土样125份，出土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

贾湖遗址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可食用植物遗存，另一类属于杂草类植物遗存。

可食用植物遗存可以进一步分为块茎类(例如莲藕)、坚果类(例如菱角和栎果)以及籽粒类(例如稻谷和野大豆)。其中稻谷最值得关注。根据对贾湖遗址出土稻谷的形态分析(籽粒的长宽比、胚芽的形态特征等)，以及贾湖遗址所在的地理位置(远离于野生稻的自然分布区域)，我们认为，贾湖遗址浮选出土的应该是栽培稻，属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物。其它几种可食用植物遗存，如莲藕、菱角、栎果、野大豆等，从形态上分析仍是野生品种，应该属于采集活动的获取物。

贾湖遗址出土有大量的杂草(weed)植物种子。杂草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形成的、依附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存在的一类特殊植物，杂草在进化过程中逐步地侵入并适应了人工生态环境，因此一般而言，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杂草类植物遗存大多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经鉴定，贾湖遗址出土的杂草类植物遗存中绝大多数属于禾本科的马唐属(Digitaria)和稗属(Echinochloa)。马唐属和稗属植物中有许多品种是常见的田间杂草。在考古遗址如果发现田间杂草，出土数量又十分显著，其反映的就应该是农耕生产活动状况。据此，贾湖遗址浮选出土的大量杂草类植物种子从一个侧面说明，贾湖先民实施着稻谷种植的农业生产活动。

但是，通过量化分析，与野生的植物类食物资源相比，贾湖出土的稻谷遗存不论在绝对数量上、总体重量上还是在出土概率上都不具备明显的优势，这说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没有占主导地位。

贾湖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目前可以确定无误的驯化动物仅有狗，是否有家猪仍待进一步鉴定。这说明，与种植业相伴的家畜饲养业在贾湖也不发达。

在贾湖发现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其中的鱼骨不仅数量惊人，而且出土概率也很高，这说明，渔捞业在贾湖人经济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考虑到浮选结果中的莲藕和菱角等也是生长在水中的，贾湖人的食物来源应该主要是依靠水生的动、植物资源。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可以判断，贾湖人已经种植栽培稻，开始养狗，可能还饲养家猪，但是，其主要的生活资料来源仍然是依靠采集和渔猎。换句话说，贾湖的生业形态的主体依然是采集狩猎(渔猎)，属于农业生产范畴的稻谷种植和家畜饲养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生产活动。

农业与采集狩猎的更替是一个很漫长的转变过程，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同时农业生产的地位日渐增强，最终农业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主体。这个漫长的过程大约需要经历数千年。

在稻作农业形成过程的初期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式应该表现为以采集狩猎(或采集渔猎)为主、以稻作农耕生产为辅的特点。距今8000年前后的贾湖遗址正是中国稻作农业形成过程中初期阶段的一个代表，同處这一阶段的其它考古遗址可能还有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长江下游地区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

六、稻作农业漫长的形成过程

在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最为著名。上个世纪70年代河姆渡的发现，曾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在国外的大多数考古学教科书中，有关稻作农业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主要例证。

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四期，碳十四测定年代在距今7000-5800年间。由于遗址的地势湿洼，

文化堆积长期被水浸泡，为各种有机质遗物提供了良好的保存条件，因此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异常丰富的植物遗存，包括有稻谷、栎果、菱角、芡实等可食用植物遗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土的大量的稻谷遗存，有学者据此判断，河姆渡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阶段。

但是，由于在当时植物考古学方法尚未完善，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没有专门针对植物遗存采用科学的采样方法，所以现在很难对出土的各种植物遗存开展科学的量化分析和比较，除稻谷之外，其它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在当时人类的生业形态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因此，稻谷是否确实是河姆渡人的主要食物来源，稻作农业是否确实成为了河姆渡生业形态的主体，这些仍然是有待探讨的学术问题。

田螺山遗址的发现为回答河姆渡遗址遗留的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田螺山遗址也位于浙江余姚，是一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与河姆渡遗址相距仅7公里。两处遗址的微环境相似，遗址面积类似，文化内涵基本一致，可以说田螺山遗址几乎就是河姆渡遗址的翻版。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试掘发现，田螺山遗址也保存有非常丰富的植物遗存，这对认识河姆渡文化的生业形态是个天赐良机。

在孙国平先生的策划和组织下，田螺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尝试了各种科学方法收集遗址中埋藏的植物遗存，其中包括浮选法，采集到的浮选土样有220余份，从中浮选出土了大量的植物遗存。

经过实验室初步整理和鉴定，在田螺山遗址浮选结果中发现了种类繁多的植物遗存，例如菱角、栎果、芡实、葫芦籽、酸枣核、柿子核、猕猴桃籽，以及稻谷遗存和各种杂草植物种子。

田螺山浮选出土的稻谷遗存包括带壳的稻谷，去壳的稻米和稻穗基盘。根据分析和鉴定，在发现的2600余例稻穗基盘中，呈明显栽培特征的个体数量所占比例并不高，在早期仅有27.4%，到晚期升至38.8%。这说明，田螺山的稻谷在形态特征(可能包括生物特性)上仍处在栽培的过程中。但是，不论其形态特征或生物特性是否已经进化成为完全的栽培稻，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应该都是人类种植的并收获的农产品，这从已经发现的农田遗迹上可以得到证实。

田螺山浮选出土的其它出土可食用植物遗存大多应该属于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品种，如栎果、菱角、芡实等。

由于田螺山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异常丰富，整理、鉴定和数量统计等实验室工作十分繁重.目前仍在紧张地进行中。根据已经完成部分的统计和比较，稻谷遗存的出土数量在出土植物遗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仅有20%左右。当然，这是不完全的统计结果。最终结果有待所有样品处理完毕后再进行统计计算和比较。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依靠采集和狩猎获得的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例如栎果、菱角、鹿和野猪等，是田螺山人的重要的食物来源。

由于田螺山植物遗存的分析工作尚未结束，河姆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生产规模，在生业形态中所占的比重等诸多问题，目前仍然无法给予明确的答复。但是，根据对田螺山遗址浮选结果的初步分析，河姆渡文化的经济形态很可能并没有达到完全的稻作农业阶段，也许仍然处在由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

七、稻作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

那么，究竟在何时稻作农业完全取代采集狩猎成为古代经济的主体?目前获得的资料尚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也许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初步的推测。

长江下游地区，至迟在距今5200～4300年间的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经取代采集狩猎成为当地经济的主体。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址数量剧增，反映出当时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应该与稻作农业的加速发展密切相关。在某些区域，例如杭州湾地区，良渚文化遗址的分布异常密集，从理论上讲，只有农业生产体系才能维持在相对狭小区域内聚集的大量人口的生存。

长江中游地区，至迟在距今6300～5300年间的大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经取代采集狩猎成为当地经济的主体。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城头山遗址是一座大溪文化时期古城址，是中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代城址之一。这种属于中心聚落性质的古代城址的出现也是区域性人口增长或聚集的特征之一。城头山遗址的城墙是经过夯筑的，底宽在10米以上，这种施工相对复杂和需要投入大量劳力的大型建筑，同样需要有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作为支撑。

总之，稻作农业的起源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根据新的考古资料，我们对这个过程的发展脉络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为了增加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数量，在采集的同时开始维护乃至种植野生稻，在这些人类行为的干扰和影响下，栽培稻从野生稻中逐渐分化出来。大约在距今9000-7000年间，稻作农业开始形成，但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量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衰落，同时稻作农业生产的地位日渐增强。大约在距今7000～5000年间，稻作农业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古代经济的主体，其中长江中游地区可能略早于下游地区。

随着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古代中国进人到真正的农业时代，为伟大的华夏文明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作者：赵志军

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篇2：

稻田与稻作农业对碳中和的启示

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在江西省万年县，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可追溯到1萬年前。在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址考古发掘，破碎的红土陶罐中保存着1万年前的炭化稻粒，证实了南方新石器时期村落中已有规模化水稻生产和稻米加工。良渚文化遗址也生动地展现了距今约5000年前中国南方已存在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早期文明。长期的稻作农业和相关的生产、加工、贸易和消费孕育出灿烂的稻作文化，它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稻作农业极可能起源于南方丘陵河谷地区和沿海平原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水稻产区。随着人口迁移和历代的屯垦，今天，稻作农业遍及全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台湾到新疆伊犁河谷，从黄浦江流域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云贵高原，播种面积达3000万公顷，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利用丰富的天然水资源的南方水稻生产，不仅产量远高于北方旱作，抵抗不利气候变化灾害能力也更强，通过京杭大运河的“南粮北运”，稻作农业长期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粮食供需平衡，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基于水耕的稻作农业历经万年，土地没有退化，人口没有减少，文化没有湮没，乡村没有衰落，生产可持续、生态可持续、生活可持续，堪称全球可持续农耕文明的瑰宝，其对全球农业可持续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仍有待挖掘。

水稻土固碳与温室气体减排

稻田是生产能力高而土壤质量相对较好的农业资源，也是作物生产力较为稳定的农业土壤。我国稻区过去主要分布于南方各省，但当前华北、东北和西北都有较大面积分布，尽管土壤、气候、水资源以及农业管理地区间差异大，但长期的耕作实践和农艺培育，稻田土壤在土壤发生和肥力特性方面趋向于形成共同的特征：丰富的土壤有机质、稳定的土壤(微)结构和较高的养分有效性。千百年耕作利用和管理，特别是精耕细作的水耕熟化，在自然(母质和气候)基础上，形成和发育出一类特殊的人为土壤——水稻土，在《中国土壤系统分类》中被特别分类为人为土亚纲。

水稻土的共同特点是土壤积累丰富的有机质，同比旱地多1/4 以上。研究表明，1990年代，中国国土表层土壤有机碳库约200亿吨，3000万公顷面积的水稻土中约占11亿吨。[1]根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当时旱作地区农田耕层有机碳含量为10.9克/千克，而水稻土高达14克/千克;每公顷水稻土耕层保有的有机碳近45吨，远高于旱地土壤33吨。这些保存的有机碳来自植物光合作用对大气二氧化碳的固定。因此，水稻土比旱地土壤固碳容量高30%左右。自第二次土壤普查以来，中国农业土壤每年多固定了3400万吨碳，其中900多万吨碳是水稻土固定的。因此，保护稻田也保护了农业中重要的碳库。

根据土壤学的研究，水稻土固碳与稻田水耕熟化下发育的稳定的微团聚体固碳及水稻土中特殊的氧化铁矿物固碳有关。土壤团聚体发育中，一些有机质被包裹在团聚体内部或细小的团聚体间，成为颗粒态有机质，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太湖地区肥沃水稻土的典型特征是“鳝血结构”，即淹水下的亚铁排水后形成氧化铁胶膜，不仅固定了可溶性的和根系沉积的有机碳，还有吸收甲烷的能力。

水稻土的独特性还在于土壤中的有机质可以支撑更多的微生物生物量，这对于土壤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意义。大数据整合分析表明，旱地土壤耕层微生物商(微生物生物量碳占土壤有机碳的比例)平均为2.6%，而水稻土达3.2%，也就是说，同样含量的有机质，水稻土比旱地多养育0.6%的微生物，并且微生物生物量的碳氮比，旱地不到10，而水稻土为15，说明水稻土微生物的碳利用效率明显高于旱地，而对氮素的竞争要低于旱地。这些特性可能使得水稻土比旱地土壤有更高的氮素转化和作物利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粮食生产平均产量，稻田比旱地增加30%～40%。进入21世纪后，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旱地作物产量(例如玉米和小麦)大幅度提高，但水稻产量仍比旱作平均高产20%左右。

当然，水稻生产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淹水下的甲烷排放和化肥施用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每季每公顷稻田的甲烷排放在200～400千克，主要与水分状况有关，淹水时间越长、新鲜秸秆还田越多，甲烷排放越高[2]。稻田氮肥施用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系数平均约0.27%，显著低于旱地(缺省值1.0%)。特别地，稻田水分状况对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有显著影响，淹水增加甲烷排放但降低氧化亚氮排放，称为“跷跷板”效应。因此，通过节水灌溉控制稻田温室气体排放是把“双刃剑”。有意义的是，土壤有机碳增加有利于降低氧化亚氮排放，但并不一定增加甲烷排放，尤其是秸秆不直接还田下。因此，稻田仍可能是温室气体的汇，或者是净碳汇。根据在太湖地区的研究，稻田生态系统的一季生产的净碳汇可达6～8吨碳/公顷，而旱作下净碳汇为2～4吨碳/公顷。因此，稻田生态系统的固碳减排潜力仍可能高于旱地农田。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秸秆转化为厩肥，甚而转化为生物质炭施于农田可大幅度增加土壤净碳汇，并提高水稻产量及其稳定性。

总之，水稻土有机碳固定及稳定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长期的演化中，土壤有机质的积累，推动了土壤团聚体的建成和稳定，促进了有机质—微生物—生命活动的耦合，既有利于维持和提高土壤肥力、保持生物多样性，又有利于通过固碳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氧化亚氮的排放)。特别是采用秸秆生物质炭作为有机质管理的策略下，稻田的固碳减排将对农业碳中和做出更大的贡献。

稻作农业文化遗产的碳中和意义

农田具有碳源和碳汇的双重属性，特别是稻田是人工湿地，本身就具有“綠色”属性和多重功能，是生态产品的重要供给者，同时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水稻种植等生产活动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但另一方面，水稻生产可通过光合作用、土壤输入及合理的农业措施等进行生物固碳和土壤固碳，通过养分周转、废弃物循环利用等有利于农业碳中和[3]。

在中华民族的农业历史上，依据特定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人文特征，在长期植稻的历史进程中发育出具有地域性或者乡土性稻作农业文化。而稻作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以水稻种植为基础，包括传统稻作品种资源、稻作技术、稻作文化和稻田景观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稻作生产系统，是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从遗产的核心特征角度来看，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可以分为稻作起源类、稻鱼共生类、稻作梯田类、稻作地标文化类和稻旱轮作类等。稻作起源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特征是重要稻作品种与技术的起源和悠久的水稻栽培历史，遗产地多在考古学界认可的栽培稻发源地之列;稻作地标文化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特征是其名贵珍稀的稻米在历史上曾作为“贡米”。而其他稻作文化遗产或多或少基于生态系统循环，特别是养分、有机质的循环利用，总体上具有碳中和效益：稻鱼共生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特征是在水稻田中养殖各种水产品，如鱼、鸭、虾、蟹等，其中以稻田养鱼、稻田养鸭最为普遍;稻作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特征是在梯田上进行水稻种植，多具有森林—村落—梯田—水系“四度同构”的生态结构和精巧的水土资源管理技术;稻旱轮作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特征是水稻与小麦、蔬菜等轮作[4]。

传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因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的生态效益，如稻作地标文化类农业遗产可以形成并保护优质的种质资源。稻鱼共生类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稻鱼、稻鸭共作时的相互作用能够控制稻田病虫草害，提高土壤肥力，改善根系性状，增强抗倒伏能力，从而在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的同时提高水稻产量。稻作梯田类农业文化遗产可以通过精巧的水土资源管理技术实现卓越的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功能。稻旱轮作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复种轮作制度在充分利用地区水热资源的同时，可以有效预防土壤病虫害的发生[4]。因此，传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产本身就是水稻生产的 “碳中和”历史实践。在稳定气候变化作为全球社会重大需求的今天，挖掘这些稻作文化的碳中和意义，弘扬这些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稻鱼共生系统为例，这种稻作文化起源于春秋时期，我国南方山区先民适应自然的水稻生产，发展出“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稻作经营和生活模式，历经1200多年而不废，至今在浙江、贵州、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等长江以南地区广泛分布，广义的结合水产的稻鱼共作系统总面积曾达到150万公顷。具有特定水稻品种和鱼类品种组合的历史“稻鱼共生”稻作文明遗存在浙江青田、贵州从江得到保护和开发。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将浙江青田稻田养鱼“稻鱼共生”列入首批世界农业遗产予以挂牌保护[5]。根据温室气体观测研究，稻田养鱼的稻鱼系统比水稻单作每年每公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1吨二氧化碳当量。粗略估计，全国现有稻田养鱼共作系统面积120多万公顷，每年比单作水稻生产减排了120多万吨温室气体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计)[6]。在高原山区，这种“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的稻作文明，摆脱了“刀耕火种、 茹毛饮血”的原始和低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既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又利于人类饮食结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是人类对旱地农业利用的创新。

同时，这些具有地域性历史(文化)价值的稻作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不但有助于传承中华农耕文明中碳中和的历史积淀，还有助于发展基于循环、绿色、健康稻作农业的乡土性农业产业链，融合这些文化遗产中生物多样性农业、碳中和农业和地域文化(历史)传承农业的核心价值，发展水稻生产、田园服务和乡土康养多功能服务型农业，助推乡村振兴，并通过“健康生态、健康生产和健康生活”最终服务于健康中国大战略。这既有利于保持中国稻作农业的生产优势，又利于传承和保护稻作农耕文化传统，树立中国农业在世界上的“文化自信”，并作为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示范。

[1]Pan G X， Li L Q， Wu L S， et al. Storage and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of topsoil organic carbon in China’s paddy soils.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4，10： 79-82.

[2]李得兰，徐华，蔡祖聪. 稻田CH4和N2O排放消长关系及其减排措施.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08， 27(6)： 2123-2130.

[3]刘明明，雷锦锋.我国农业实现碳中和的法制保障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2021，9： 30-38.

[4]闵庆文， 张碧天. 稻作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发展探讨. 中国稻米， 2019， 25(6)： 1-5.

[5]岳冬冬， 王鲁民. 稻鱼共生系统的低碳渔业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基于温室气体减排视角. 福建农业学报， 2013， 28(4)： 392-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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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稻作农业 水稻土 土壤固碳 碳中和 稻作文化遗产 ■

作者：张旭辉 潘根兴

稻作农业研究论文 篇3：

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分析

摘要：为了揭示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以便凸显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为基础，采用综合考察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各地主要文化因素及其交流聚合现象与突出特点的总结，进而解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在丝绸等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以及对西方世界诸如小麦加工技术等发明创造的需求，从而构成了丝绸之路形成的东方因素;政治因素虽不可否认，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关键词：丝绸之路;东方因素;多样性文化

作为东西方古代文化交流的象征，丝绸之路的开通大约是从中国的汉代开始的，并在唐代达到了文化交流的高峰，汉唐长安城自然而然就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尽管今天所面对的仅是一种苍凉的昔日辉煌，喧嚣的丝路驼铃已经成为永恒的记忆，但仍给人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会形成丝绸之路，为什么西安会成为她的起点和中心，她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对于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有无意义，等等。本文以中国秦汉以前的文化发展特点及其主要成就为线索，在探讨丝绸之路形成与长期存在的东方因素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意见，以供讨论。

一、沉积——多样性文化及其主要成就

在考古学上，中国秦汉以前大致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化在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成就，为秦汉以来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相对独立环境下的多种经济类型文化

中国地处北半球，背对欧亚大陆腹地，东南面海，自然地理的基本特点就是西北高而东南低，自西而东形成三个巨大的阶梯状地形结构。而且，中国大陆基本处于高原沙漠、山川河流及海洋的环抱之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巨大地理单元。这样，就使得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化基本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状态，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化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内容。不仅如此，在这一地理大单元中，由于纬度、地貌以及季风等气候因素的综合作用，各地区的气候尤其水热条件存在较大差异，降雨量从东南到西北依次递减，气温自南而北逐渐转寒，分布着热带、亚热带、温带等三大气温带。其中中国大陆部分主要处在亚热带和温带气温带的范围之内，而亚热带与温带气温带的分界线大致由陕西省南部的秦岭东延至淮河一带。显然，中国大陆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大单元，但它本身就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地理小单元。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境内就形成了三种适应不同气候环境背景的基本经济文化类型体系。秦岭——淮河以南是稻作农业经济文化类型，以北的黄河流域则是粟作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同时，温带地区的兰州、榆林、呼和浩特、张家口、锡林浩特一带，亦即长城沿线为400毫米等雨量分布线所在，基本上代表着旱作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大致分界限，以北属于采集狩猎或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在此基础上，还逐渐形成了以黄河和长江流域农业文化为主导的发展特点。这种环境特点与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不仅造就了特征鲜明的区域文化，并在交流聚合中奠定了东方文明的核心要素。

(二)自成体系且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在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等广大地区逐步确立了以种植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模式。目前可以肯定，中国的种植农业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大致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兴盛期四个阶段，分别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0000年～前7000年)、中期(约公元前7000年～前5000年)、晚期(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和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有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遗存，在长江流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都发现有公元前10000年前后的稻谷花粉和硅酸体，尤其玉蟾岩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栽培稻实物标本。在黄河流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则发现有公元前8000年前后的文化遗存，包括谷物加工工具以及可能属于家畜的猪、狗骨骸，惟粟作农业发生与否尚未得到确认。关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农业遗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遗址中发现有稻作遗存，以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的发现较为丰富。而在黄河流域许多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粟作遗存，已知作物种类包括粟、黍和油菜籽等，特别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80余座窖穴的粮食朽痕能够换算成6万多公斤新鲜粟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流域的许多遗址中都确认有稻作农业遗存，个别遗址还发现有水田遗迹。尤其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4层在4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的稻谷堆积按比例可换算成12万公斤以上的新鲜稻谷。黄河流域有关粟作农业遗存的发现也可谓屡见不鲜，并出现了以粟随葬的现象。碳13方法测定的古代食谱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人们的食物结构中C4植物接近50%。而粟、黍为C4植物。而且，稻作遗存在黄河以南的粟作农业经济区域也不断有所发现。关于铜石并用时代的农业遗存，长江流域稻作遗存的发现更为普遍，尤其长江下游地区不断发现有成群的水井，灌溉技术较前一时期可能有所发展。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普遍发现这一时期的水井遗迹，尽管可能主要在于解决生活及部分生产(如制陶等)用水，但人们从此能够一定程度地摆脱地表水资源的束缚，向远离河流而地下水位较高的纵深地带发展。碳13测定结果表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人们(陶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另外，稻作遗存在黄河以北的区域也屡有发现。史前种植农业的不断发展，使得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决定性的社会生产部门。

夏商周青铜时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沿着以往的道路继续发展，尤其黄河流域仍以粟类作物为主，并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的重农思想，以致代表土神与谷神的“社稷”几乎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商周古文字中已经有了“麦”字，具体所指虽不甚明了，是大麦还是小麦，但在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四坝文化等青铜时代遗存中则发现了中国已知最早的普通小麦实物遗存(树轮校正年代约为3770±145年)。及至秦汉时期，小麦的种植似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尤其是缺乏很好的加工食用方法，直至西汉前期小麦在中国始终没有获得充分的普及推广，大面积的种植似乎还是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的事情。可以肯定，秦汉以前，中国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植物栽培体系。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劳动分工与手工业的专门化，有利于全面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但主要作物种类在生长季节上的一致性，又一定程度地降低了各区域文化间的互补

性。而西方以大麦、小麦为代表的冬季作物体系及其加工食用技术等，则与古代中国的作物体系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三)古代中国在纺织业等方面的独特文化成就

新石器时代以来，在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古代中国还在制玉、制陶、青铜铸造、音乐、建筑、纺织等许多方面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成就，其中与丝绸之路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纺织业。从陶制纺轮以及陶器上的绳纹印痕等情况分析，纺织技术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纺织工具数量明显增加，并不断有葛、麻织品的实物遗痕发现。黄河流域发现的麻布遗痕经纬密度一般为每平方厘米6×9至12×15根，采用平纹织法。而且，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一座房屋内的2个陶罐中还发现有大麻籽，说明人们可能已经开始种植大麻，以保证纺织原料。长江流域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有3片纺织物残片，为纬起花的罗纹织物，经鉴定原料可能为野生葛纤维。经密每厘米约10根;纬密每厘米罗纹部约26～28根，地部13～14根，花纹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织物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较之黄河流域的平纹粗麻布，其纺织工艺已相当进步。纺织业中桑蚕饲养可能已经出现，姑且不论黄帝之妻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的传说是否可靠，仅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器上就发现有可能属于家蚕的雕刻图案，山西省芮城县西王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1件陶蚕蛹，河北省正定县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2件陶蚕蛹，山西省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还曾发现过1件陶蚕茧。如果说这些发现还不足以证明丝织业的发生，那么丝织品实物标本则直接证实了丝织业的存在。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仰韶文化中期(约公元前4000年～前3500年)的瓮棺W164人骨上就发现有纱、罗残迹，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实物标本。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10×10或30×10根，每根丝线粗0.2～0.4厘米，系多茧合抽成丝。铜石并用时代，纺织业及桑蚕缫丝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有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前2000年)的丝带、丝线和绢片等丝织品实物，经鉴定为家蚕茧丝所织。丝带分10股，每股单纱3根，编成两排平行的人字形纹，宽约0.5厘米。绢片系平纹织法，经纬粗细相仿，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7～47根，已是相当纤细的丝织产品。进入青铜时代，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和陕西省宝鸡茹家庄遗址发现有商代和西周时期的丝织品实物。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丝绸和丝织品的发现更是屡见不鲜，一些铜器上的采桑图显示出当时已经有高株普通桑和矮株地桑(或称“鲁桑”，系人工改良的结果)。显然，秦汉以前桑蚕丝织业的基础已经奠定，而秦汉以来这一手工业门类的发展更毋须多言。

二、聚合——丝绸之路东方起点的形成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古代文化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从中国的角度考察，秦汉以前不同地域文化之间并非完全处于各自孤立的发展状态，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现象也相当普遍。而且，随着社会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重要文化因素的聚合现象愈来愈突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及丝绸之路的形成。

(一)多种经济类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如前所述，中国大陆自古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体系，长城沿线以北包括新疆、西藏主要是采集狩猎或游牧文化，长城以南分别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文化。另外，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国大陆的南部边缘可能属于采集渔猎文化，后来则逐渐融入稻作农业文化体系。就人类生存需要而言，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互补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这些相互毗邻的不同经济类型文化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交流融合现象，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在长城沿线、秦岭——淮河一带及南岭——武夷山脉一带形成了三个文化接触地带，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相当突出，其中有些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则更为深入。事实上，由于中国大陆南边边缘地区经济转型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只有前两个接触地带的文化交流现象始终都比较明显而重要。尤其稻作农业栽培技术逐渐渗透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并对中国大陆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等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由于粟作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相互毗邻，为农业文化提供了非常辽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在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以农业经济文化为主导的聚合现象，并造就了文化连续发展的特点，使得中国古代文明得以长期延续。

(二)多样性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客观来看，三种经济文化类型还不能充分揭示出中国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所塑造出的多样性文化特征。即便在同一经济文化类型体系中，也因地域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了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存在。所以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还可以把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划分为若干不同的文化区。尽管中国学者对文化区的划分不尽相同，基本上也是大同小异。如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文化基本都可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区，在两河流域周围还存在着若干文化区。当然，基于文化的消长进退，这些区域文化的界限并非一成不变。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现象愈来愈明显。及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地文化都获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相互作用圈”，从而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在这种区域文化相互作用圈中，黄河中游地区不仅处在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而且北接蒙古草原采集狩猎或游牧文化，南临长江流域稻作农业文化，始终都处在不同区域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重要文化因素的聚合现象最为突出。尽管不同时期各区域文化的作用力有强有弱，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相互作用态势，但也无法否定黄河中游地区在多元区域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以黄河中游地区为核心，在多元区域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三)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与文化聚合

新石器时代以来，在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组织也不断获得发展。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特定范围内形成了以中心聚落为核心的聚落群组织，而聚落群组织也不仅仅体现在环壕聚落基础之上所导致的史前城址的存在方面。无论聚落群内部管理职能的有效程度如何，中心聚落都可能成为聚落群的政治、经济中心所在。而中心聚落所以能够获得优先发展的重要原因，往往在于文化聚合现象的存在和支持，并且是先进文化因素的聚合。进而，随着社会政治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心聚落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显突出，文化聚合现象也更为明显。大约在铜石并用时代或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由若干聚落群构成的聚落群同盟组织开始出现，聚落的分化更为复杂，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现了不少具有早期城市性质的史前或原史

城址，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得以确立。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得以实现，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形成了以黄河中游为核心的非平等式政治体系。夏商时期，这一政治体系的中心——夏商都城不断迁徙，但多在河南省境内。自西周开始，政治中心转移到陕西省境内的渭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这一地区也处在黄河中游文化区的范围之内，较为广阔的冲积平原为山脉河流环绕，且基本不受下游黄河泛滥的影响。作为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都城，往往就设立于西安附近。及至隋唐时期，这里始终都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所在，文化的聚合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种文化交流与聚合现象仍主要局限于中国本土，但毕竟集中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突出文化成就。随着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唐都城长安自然而然就成为这一国际文化交流网络的东方起点和中心。

三、国际交流——丝绸之路及其历史启示

秦汉以前，中国西北部与西亚地区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化交流，但基于政治性或民族性集团的分立而只能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其作用和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自秦汉以来，古代中国的社会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模式由联盟转变为统一管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开始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从而使文化交流的规模、作用和影响得以加强。在保持与蒙古草原采集狩猎或游牧文化进行交流传统的基础上，还频频与周边许多地区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其中最重要最具影响的就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文化交流。而丝绸之路的开通并不完全是出于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的需要，实际还应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客观存在着的互补性方面的需求。

(一)多样性文化的互补性与文化交流

如果说中国秦汉以前的多元区域文化还不能充分揭示不同环境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与互补性，那么，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则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说明这一事实。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包括西亚在内的西方文化基本上是在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各具特征而差异性相当显著。这不仅进一步反映出人类在不同环境背景下所创造的多样性文化，而且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着更强的互补性。西方世界对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物质文化产品及技术需求毋需多言，仅就中国而言，尽管本身已经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但这几种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互补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如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技术虽然逐渐传播到了黄河流域，但由于水热条件等自然环境因素的限制，所以不可能在较大程度上改变黄河流域旱地粟作农业的主导地位。然而，中国的黄河流域与西亚地区虽分别拥有不同的农作物栽培体系，两者却都属于旱地作物系统。较之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体系，由于黄河流域与西亚地区在自然环境条件方面的类似性，似乎就使得这种作物栽培体系之间的差异性更具互补意义，两个农业文化体系之间互补交流的可能性很强。应该说，古代东西方在文化成就方面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导致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经久不衰，创造出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

(二)文化交流与中国北方饮食传统的转变

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使西方世界获得了丝绸等中国产品及其相关技术，同时也使中国从西方世界获得了国际政治关系因素以外的巨大利益。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不仅引进了葡萄、苜蓿、安石榴、胡萝卜等西方作物，而且可能逐渐影响到古代居民的饮食结构。同时，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旱作农业传统的重大变化似乎也开始发生于这一时期。秦汉以前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以粟为主，而粟等旱地作物春种秋收，通常可能是一年一季。农作物生长季节的无差异性不仅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明显存在着抗击自然灾害能力较弱的局限性。但是，当小麦在中国普遍种植以后，情况明显就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旱地作物种类的简单增加，最重要的还在于作物栽培季节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几乎整个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都可适应冬小麦的栽培，秋种夏收。显然，在生长周期方面，小麦便与夏种秋收的传统作物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这样，在施肥及灌溉条件许可时，就有可能导致黄河流域的作物栽培由一年一季变为一年两季。即便是一年一季，也会因小麦与其他作物的生长周期差异而使旱地农业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所提高。如公元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武帝曾“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不过，小麦较粟类似相对喜水，它的大面积种植还需要水利、栽培、加工技术乃至食用方法的全面支持。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小麦可能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成为黄河流域补充性的旱地作物，然麦粟并重或以麦代粟成为主导性作物种类则可能是两汉以来的事情，或与丝绸之路开通以后饮食结构的某些变化有关。在西亚和埃及等小麦传统种植区，除栽培技术外用于谷物及食品加工的磨坊和面包业也同样获得优先发展。至于这些技术方法是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影响到中国，尚需进一步探讨。但比较明显的是，西汉以来胡饼、烧饼等食品种类在中国的日益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小麦的加工食用方法更加丰富多样。在小麦拥有特殊生长周期的基础上，可能由于栽培灌溉技术以及加工食用方法的全面进步，小麦的优秀品质才得以充分体现。这样，就有可能促进小麦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逐渐导致粟在旱地作物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从而推动了中国饮食结构及旱地作物传统的重大转变。

(三)多样性文化与人类的共同进步

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常常都会在不同环境及不同传统背景下分别创造出一些非常独特的发明或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无论具体方式如何，一般都能够在相互作用及先进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获得加速度的发展。丝绸之路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与互补性。进而，由于东、西方多样性的文化差异与互补特点长期存在，丝绸之路便成为颇有影响的古代国际文化交流路线，甚至被视为国际文化交流的象征。历史从这里开始，但不会就此结束。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方面的关系，也应是丝绸之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尤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经济呈现出一体化的今天，如果只注重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则似显得过于片面，还需要更多地关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其意义至少不亚于生物多样性。而且，维护和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民族的创造性，有利于国际交流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尽管人们已经在世界范围开始注意保护民族文化，但相关方面的努力似乎还远远不够。通过对丝绸之路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以历史的、发展的和全球的观点充分认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在促进文化交流的同时注意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也需要借鉴既往的历史经验，寻求更好的文化交流理念与方式，有效地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赋予丝绸之路新的更加美好的涵义。

作者：钱耀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