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稻作生态环境管理论文

在工业化浪潮以前，农业一直是江南水乡的主导产业，哺育了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它与刀耕火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农业不同。热带雨林农业烧毁了大量的森林，3～5年内便耗尽了地力，农民不得不再次迁移。其环境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我国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农业也不同。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以及区域的长期贫困，是黄土高原农业的主要特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农业稻作生态环境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业稻作生态环境管理论文 篇1：

梯田生态工程的发展现状及探索

摘 要 通过对梯田发展历史和近些年来的研究作简单概述，明确了生态工程在修建梯田和梯田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探讨了梯田生态系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梯田;生态工程;发展现状;持续发展

生态工程是指人类应用生态学和系统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通过系统设计、调控和技术组装，对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重建，对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传统生产方式进行改善，并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促进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梯田作为生态工程的研究方向，其修筑原理必然离不开生态工程学的相关原理。梯田是在坡地上分段沿等高线建造的阶梯式农田，是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蓄水、保土、增产作用十分显著。对梯田生态工程的研究，有助于现代梯田的修建，有助于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有助于我国耕地的合理利用，实现梯田的可持续发展。

1 国内外梯田生态工程研究

1.1 国外现状

自20世纪60年代，全球出现人口激增、资源破坏、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食物供应不足等问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种资源与能源的危机更加明显与突出。现代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与产品的供应量，但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污染，高残留、高毒性农药，使土壤农残问题日趋严重，化肥使土壤成分、结构遭到破坏，导致富含有机物质的天然土壤逐年减少，土壤中的残留物质又随水体循环扩散到江湖河流，对饮用水源、水产养殖等造成污染，从而导致对人体健康也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而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环境资源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人口增长，资源不足与遭受破坏的综合作用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孕育、催生了生态工程及技术对解决各种各样生态危机的作用。生态工程发展至今，约有50 a的发展历史，美国著名生态学家H. T. Odum于1962年首次使用生态工程(Ecological Engineering)，提出生态学应用新领域：生态工程学，并定义为“为了控制生态系统，人类应用来自自然的能源作为辅助能对环境的控制”，生态工程即管理自然，它不仅是对传统工程的补充，而且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侧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态工程在欧洲及美国逐渐发展，并相应提出了生态工程技术，即“在环境管理方面，根据对生态学的深入了解，花最小代价的措施，对环境的损害又是最小的一些技术。”

梯田是一种波浪式断面的田地，是在坡地上沿山体的等高线开垦建造耕田而形成的一种的乡村景观，广泛分布于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如北非、地中海沿岸、中美洲及亚洲的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韩国等地。其中，著名的有瑞士拉沃梯田、菲律宾的巴纳韦水稻田、及秘鲁的马丘皮克丘梯田，及我国云南省的哈尼梯田以及广西省龙胜龙脊梯田。由于梯田(尤其是梯田湿地)的耕作与维护十分艰辛，许多地方的梯田已经逐渐淘汰。目前，对山地梯田的研究仅限于一些尚存在梯田的国家。

国外学者主要从梯田的历史角度和其独特的文化展开研究。20世纪后期，国外学者开始研究梯田的生态效应及对其的保护与管理，并认为梯田能减少水土流失、蓄水保土、改良土壤、提高作物产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法国塞维内生物圈保护区正是以梯田景观著称，当地村民把层层梯田作为旅游资源，修建通往山顶的小路，以便游客上山游览欣赏这里的田园风光。欧洲联盟保护梯田项目官员让·巳布地斯特·拉那斯佩滋指出，梯田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不少梯田是历史遗迹，有发展旅游的潜力，这些地方往往还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在建筑和工艺方面还有许多值得保护的遗产。

1.2 我国现状

中国的生态工程概念是由我国生态学家、生态工程建设先驱马世骏先生在1979年首先倡导的，马世骏认为，应用物种共生、物质循环再生、结构和功能协调等原理原则，将系统分析最优化，设计成为促进分层多级利用物质的生产工艺。

我国出现的生态危机是由人口剧增、环境污染、资源环境受破坏、能源紧缺以及食物供不应求等因素共同形成的一种综合效应。故我国开展生态工程的目的，一是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同时，更须要在资源有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物质生产潜力提高产品产量，以满足人口及社会发展需求;二是维护并改善生态系统促进物质良性循环，防止环境继续污染，达到生态环境、经济及社会三大效益协调发展的综合高效益。因此，我国的生态工程以生态学为支柱外，还综合了农林渔、养殖、经济管理、环境工程等多种应用学科的原理、技术和经验，并针对我国生态工程建设及生态系统发展提出协调、整体、再生、协调、良性循环理论。梯田作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我国梯田修筑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大量移民至丘陵地区的农民构筑了梯田，用一道道的堤坝涵养水源，使在丘陵地带大面积种植水稻成为可能，解决了当地的粮食问题。

国内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云南元阳县哈尼梯田、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和湖南省新化县紫雀界梯田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主要为从梯田起源、发展历史、稻作礼仪、生产管理等方面来论述梯田及其住民的社会结构等相关性。付广华[1]在《环太平洋梯田文化圈论》中，对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梯田文化的分布范围、形成了特点、共性等方面对环太平洋地区梯田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对环太平洋地区梯田文化圈的梯田稻作、饭稻羹鱼、干栏建筑、棉质服饰、连名制度、祖先崇拜、多神信仰及祭献用牺牲等8个方面的文化特征分析，分析说明龙脊梯田文化典型地具备上述特征是环太平洋梯田文化圈的典型代表。国内关于梯田旅游的研究以具体梯田的实证研究为主，内容包括梯田旅游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王勇[2-3]通过对甘肃梯田的建设现状进行概述，提出了梯田化建设的发展对策，他认为，只有不断提高对旱作农业区梯田工程重要性的认识，坚持成功的梯田建设经验，依靠科技进步，推广先进实用的梯田建设和管理技术，实行优惠政策，调动广大群众兴修梯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增加梯田建设的投入，才能实现旱作梯田的推广和发展。角媛梅[4]通过深入哈尼族集中居住地区实地进行调查，采用系统论及文化生态方法，得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分析该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特征、组成、空间结构、物质能量流动及其功能，指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和谐的人地系统，具有自我维系的功能。元阳哈呢梯田所形成的“森林—村庄—梯田—河流”四位一体的构造，是梯田生态系统中较为完整的实例，表现出了较好的垂直特征。

我国有的学者还对梯田区的地质、土壤、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扬州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徐英、王俊生[5]等学者写的《农田土壤水分和盐分空间分布的指示克立格分析评价》运用非参数地质统计学的多元指示克立格法，结合单元指示克立格法，对黄河河套灌区55 hm2的盐渍化地区两个关键时期的土壤水分和盐分进行空间分布的分析。虽然其不是对梯田土壤进行研究分析，但农田土壤也包括了梯田土壤，所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外，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包耀贤、刘明虎、宋芳云[6]所写的《渭北旱塬梯田土壤氮素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通过采集土样，按不同年限、不同坡向和不同坡位采集然后土样按常规方法测定，得出土壤养分的变异系数、有机氮含量等数据，同时，对土壤氮素的剖面变异性和土壤氮素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得出梯田土壤的氮素特征及影响因素。另外，还有许多有关梯田地质、梯田水系以及梯田涵养森林等方面的文章，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保护梯田的方式、管理和合理利用梯田文化、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恢复生态环境、控制水土流失、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苗晓靖[7]等人通过对集流梯田工程进行研究，认为集流梯田工程是水平梯田和自然坡地沿山坡相间布置的一种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较水平梯田更能提高土壤含水率，改善土壤理化性状，针对这一特点，在黄前流域进行集流梯田与水平梯田、坡耕地对比试验，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集流梯田具有显著的保持水土和提高作物产量的效果，为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科学依据。

2 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

2.1 发展趋势

目前，梯田生态工程的研究着重于古梯田的保护和现代梯田的修建。大部分的古梯田区被开发成旅游胜地，众多的梯田成为人们娱乐的地方，人为活动造成了部分梯田的损坏。此外，古梯田的耕作也存在问题，过多使用化肥农药，造成了梯田区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现代梯田的修建没有合理的理论指导，在全国大范围推行的坡改梯工程中，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任务，盲目修筑梯田，把原本绿油油的森林砍倒，修建了极不合理的梯田，造成大面积的水土流失，使国土资源遭到破坏。

面对我国目前梯田生态工程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实现梯田的可持续发展，是梯田真正起到保土、保水、保肥的作用，是广大梯田研究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因此，需要充分运用生态学、系统学等科学方法对古梯田耕作建设及保护加以设计，因地制宜采用生态技术，防止或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实现古梯田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依照生态工程学的物质循环再生原理、物种多样性原理、协调与平衡原理、整体性原理和系统学与工程学原理，应用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对现代梯田的修建进行指导，是梯田生态工程未来的发展方向。

2.2 存在的问题

实现梯田生态工程合理利用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我国的生态工程虽然已取得部分成果，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还存在不少阻力，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将会导致我国生态工程建设受到一定限制和阻碍。

2.2.1 相关理论不完善，推广面窄

生态工程是一项包括生态学、林业学、养殖学、农学、资源保护与利用学等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工程，是现代文明和科学进步的产物。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必不可少，但目前中国的研究现状是很多相关研究停留在对单一学科的独立、深入研究上，于是出现各学科之间渗透及联系不充分，甚至对立等问题。梯田生态工程想要得到很好发展，必须先提高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力度，形成多学科渗透、综合、交叉、完整的生态工程理论体系，这种研究可通过开展课题合作、跨学科学术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开展。

另外，推广同样是生态工程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生态工程建设者缺乏生态学理论知识、知识与实践得不到高效结合、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影响着生态工程理论的推广，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理论推广系统、落实政府的推广工作迫在眉睫。

2.2.2 专项资金不足

我国生态工程处于起步阶段，地方财政及国家财政补贴范围及程度有限，导致许多生态建设工程项目未能全面开展，工程的缓慢进行甚至停滞使已投入的前期资金得不到最终成效，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不仅浪费人力、财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积极性。梯田建设作为生态工程建设的一个重要要素，为确保专项资金的准确投向、资源利用最大化，需中央政府总规划总统筹、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响应。

2.2.3 生产及短期经济利益原因

自2001年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并完善，农业生产随之形成了买卖机制。农民根据市场需求选择所生产的农作产品，并能快速得到经济利益回报，但这种短期经济利益是以牺牲环境甚至更长远的利益为代价，不同的代价支付方式会对社会和谐发展产生不同的后果，当付出的代价大于所获得价值就成为了偿失。生态工程系统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工程，一个合理的系统建立需要较长周期，生态工程本质是实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长远考虑它的回报必然大于总成本，但是在这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内，难免会影响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还需要完善相关保障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引领农民走科学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短期效益的结合。

梯田生态工程的建设，要求生态安全与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农林牧副渔与第二、第三产业结合，充分利用我国农业大国传统精粹和现代科技，通过生态工程设计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资源有效利用与集约保护的关系，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的梯田生态工程。

参考文献

[1]付广华.环太平洋梯田文化圈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8，91(1)：132-138.

[2]王勇.甘肃梯田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J].中国水土保持，SWCC.2001(5)：28-29.

[3]王勇.甘肃梯田资源现状及发展探讨[J].中国水土保持，SWCC.2006(8)：37-38.

[4]角媛梅.哈尼梯田文化生态系统研究[J].人文地理，1999(14)：56-59.

[5]徐英，王俊生，蔡守华，周明耀.缓坡水平梯田土壤水分空间变异性[J].农业工程学报，2008，24(12)：16-19.

[6]包耀贤，刘明虎，宋芳云.黄土丘陵沟壑区坝地和梯田土壤理化性质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

[7]苗晓靖，徐桂华，宋芳，等.集流梯田工程水土保持效益试验浅析——以黄前流域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06，13(5)：220-221.

(责任编辑：刘昀)

作者：余瑾　胡晓婉

农业稻作生态环境管理论文 篇2：

寻回自然和谐的江南水乡

在工业化浪潮以前，农业一直是江南水乡的主导产业，哺育了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

它与刀耕火种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农业不同。热带雨林农业烧毁了大量的森林，3～5年内便耗尽了地力，农民不得不再次迁移。其环境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我国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农业也不同。水土流失、植被破坏以及区域的长期贫困，是黄土高原农业的主要特征。

它也不同于规模农业、集约化农业，依靠大量的农药化肥的投入，造成土壤的板结、水环境的破坏。千年以来，江南水乡一直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为富庶的农村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最为精致的地区，引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赞叹。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江南水乡农业迅速衰落。昔日创造、维护着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农业，也变成了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已经忘记，江南水乡的农业哺育了灿烂辉煌的江南水乡文明。

农业生产方式与水源地保护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部门，也是最古老的人-水关系的载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进入到基于大量能源投入的现代农业。

它对水环境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总体而言，直接的影响包括：

大量的农业水消费。全球范围内，农业用水比例超过70%;且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用水比例都很高。例如同样属于稻作文化的日本，农业灌溉用水占水资源占有量的70%;OECD成员国农业用水比例超过40%;在我国，超过70%的水资源是农业部门消耗的。

高强度的化肥和农药使用，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我国2010年首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称，农业源已经成为我国水环境主要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过量的农药化肥施用，造成土壤板结、水土流失以及自然生境的破坏，导致了农田等生态要素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萎缩和下降。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闸门打开以后，农村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基本上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不可能再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避免地，化肥、农药等能源物质的投入开始了对劳动的大量替代。同时，受制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非常有限的耕地，农业的生产经营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这就意味着有效的管理、监督或规制都面临着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被“边缘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也就是说，农村成为城市发展的“副产品”，其社会经济的综合价值被削减为提供建设用地的价值;无论农村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强烈的贴现未来的倾向;传统的社区集中瓦解，基层组织行政化的色彩日益浓厚，甚至演变成为乡镇政府的行政分支。

农村社会的剧烈变革，主要影响之一便是社区公共物品的供应机制被打破：村民失去自制机制，而政府的大包大揽覆盖的范围和效率都非常有限。由于环境物品基本都是公共物品，那么水环境状况的恶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在江南水乡的发展历史上，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非但不存在当前的各种问题，反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江南水乡文化，诞生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水乡农村，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之一。

相比而言，世界上其他著名的农业文明要逊色得多：两河文明衰退，尼罗河和黄河三角洲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维系几千年而不退化的农业系统，江南水乡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是高度和谐而可持续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楷模。

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江南水乡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

相关的研究发现，江南水乡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江南水乡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水利建设。

即使从春秋吴越时期算起，数千年的大区域网状水利建设持续改造着江南水乡农村社区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一般农业经济，尤其是中国古代，小农意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美国人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中国的农村居民缺乏公共意识，乡村缺乏公共物品。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自给自足、严重缺乏公共物品意识。于是在许多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成为了普遍的“公地的悲剧”。

但是，传统的江南社会，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维护，以及相应的利益分配，都要求协调、合作、互助和宽容。州县河道、乡村水网和各种堤坝，是人们生活、生产、出行、运输、防灾的依靠，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盛衰存亡的公共系统。

这种重大的公共物品，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其建设和维护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发动机制，客观上会不断影响人们的公共物品思想。

因此，有学者认为，江南水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公共意识的。长期对这一巨大系统的维护除了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要求之外，还对这一地区的个人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修桥铺路是乡间邻里最为认同的义举善举，雨天被行人踩坏的路面，天晴后总会有人加以修缮。这就充分保障了社区层面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

其次，江南水乡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发挥到极致。在江南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传统社会过低的人口密度是难以维持的。粗放的广种薄收不会比精耕细作有效。本质上，这还是与水网体系有关。

水网非自然所赐，而是地区社会集防灾、交通、灌溉和供排水为一体的基础设施。既然是基础设施，就要求供给的效率，要求人口的集中。而人口的集中则要求对土地相对于当时的集约经营。所以即使在古代，江南水乡农作精细化的趋势也比其他地区更为明显。

这种对精细的追求成为一种传统，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过去，田埂不整、农具生锈、路面不平、穿戴不洁，都是不光彩的事情。即便是贫寒之家，干净会受人尊重，邋遢会遭人耻笑。锦绣江南其实就是这种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的果实，而非大自然的恩赐。

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

与中国多数传统农业地区不同，江南传统农村，在个人、家庭、村落，都更为注意对个性的追求。人们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比赛谁更别出心裁，谁更不同凡响，织布、编织、竹木手艺、耕作、酿造，都是如此。没有特色就是平庸，不会获得邻居的尊重。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村村有特点，镇镇有特点。

此外，江南地区是传统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水与绿是聚落的主旋律。无论宅院还是村落，都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类生态系统。乡间民居往往同时具有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对自然要素的利用和保护发挥到极致。抗旱、防涝、御寒、避暑，各种功能和谐地统一。

经典的农宅通常由一条宅沟环抱。为了抗台防涝，故开掘宅沟的泥土用以填高宅基，具有避洪作用。理想的农家住房是白墙黑瓦。地上也许铺以青砖，也许就是泥土地面，但都会被勤劳的主人打理得平滑如镜。屋后则竹林环伺、林木葱茏，那既是主人的财富，又是抗风、防寒和避暑的屏障，还代表着主人的品位。

这样的布局也许不被“现代”的规划者看好，但实际上效益极高。沟中的鱼虾，树荫下鸡舍猪圈，竹林的春笋、夏日的林荫和主人工余饭后的竹制品，农宅中的一切都那么和谐，看不到丝毫浪费。能不能实现“零排放”的争论，放在彼时的场景中，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江南的农宅，本身就是一种零排放系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割裂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江南水乡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较彻底的破坏。

导致这种损失的思想根源，是认为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无论其形式和内涵，都有固有的正当性，可以肆无忌惮地割断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凡是现代的、城市的就是好的，传统和保守被视为绝对意义上的落后;过度的物质主义使我们将所谓传统文化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范畴，限制在可以货币化的方面;对于城市化、现代化引发的各种问题，试图以技术的进步和工程的建设，替代自然的生态服务功能。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摆脱了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约束，但是传统生产生活中，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情感认同等等关系都被割裂了。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水环境在内的自然被滥用的趋势很难避免，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

复兴的展望

江南水乡的生产生活方式，归根到底表现为人与水、人与土地乃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

传统模式下，人与水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对水高度依赖。失去水的支撑，生产和生活都无法运转。同时人的活动也在改变着水，使得相对有限的水资源能够承载越来越密集的人口。然而，这种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正逐渐扭曲。

人对水的利用程度不断加强，但人与水之间直接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远。当人们开始不再喝河里的水，当人们甚至不再种田、无需灌溉，更无需坐船出行时，人对水的密切关系就已经消失了。而人对水的利用就逐步变成对水资源的滥用。

曾经非常紧密的江南水乡人水关系，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被不断疏远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区域人民群众整体落后的生活状态，降低了老百姓对自然的依赖，同时也疏远了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往往环境友好的方式出现在一些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较高的、产城经济发展相对协调的地方。以江苏宿迁市为例，这个三湖三河环绕之城，依靠难以复制的湿地生态环境，酝酿出高度仰赖优质水源的白酒产业。如开创绵柔品质先河的洋河酒，必须依赖独特的生态环境所造就的天然小分子水才能生产。人与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里，成为支撑城市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未来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研究人造资本(尤其是机械)对劳动的替代，即无臭化、省力化和无害化。这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日本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例如每个村都配备了简易高效的堆肥设施;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十分繁重的劳动，即使老年人也能够轻松胜任。实际上，日本和欧洲许多发达国家，由于老年化的影响，老年人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力。

此外，还必须加强对农村的人力资本的投入。其核心是教导农民如何科学施肥。为此需要重建我们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建立深入田间地头的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同样以日本为例，在日本，每个村均配备了若干名营农指导员，为日本农业一村一品运动的成功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对江南水乡而言，农村和农业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农产品生产的价值。更重要的，它为全国最发达的城市群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态服务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因此，相应的政府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

作者：刘平养

农业稻作生态环境管理论文 篇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农民配合意愿的研究及原因分析

摘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很多帮扶政策使得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无论从生活水平还是生活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乡镇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甘肃中部地区农村自来水管网普及率高而污水管网普及率比较低，有的地方甚至仅有自来水管道，而无污水管网，所以并没有将产生的生产、生活污水进行系统的处理，如考虑铺设污水管网收集农村污水以城市生活污水方式进行管理，那将会是一项耗费财力、物力的庞大工程。通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村民配合意愿的相关研究，总结得出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农民配合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如何提高农民配合意愿。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公共产品;农民配合意愿

1绪论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很多帮扶政策使得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无论从生活水平还是生活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0%以上，但对于分散式污水配套治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在甘肃省农村还处于经济较为落后的程度，污水处理没有形成系统化，农村农户家庭将未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就近水体中，不仅对农村河流有污染而且浅层地下水也可能受到影响，农户无法使用。甚至对庄稼产生影响，污水污染了庄稼，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在我国农村污水排放方式是明渠和自然沟排放，而一般洗涤污水就地面直接泼洒，如此随地排放的污水致使夏季蚊虫滋生，引发疾病传染[1]。通过径流和渗流，生活污水进入附近的河流湖泊，致使河流湖泊富营养化以及污染地下水。如考虑铺设污水管网收集农村污水以城市生活污水方式进行管理，那将会是一项耗费财力、物力的庞大工程。在人口相对分散的农村里，生活污水十分不便于收集处理。如果进行农户家中自行处理并回用的话，投资将大大降低，但这种方法有效地实施建立在较高农户的配合意愿上。

2农户配合意愿的研究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点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国内起步较晚，国外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2]。主要以农户需求特征以及农户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条件和如何提高供给效率为关注点，在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方面也有所研究[3]。如有学者研究缓解农村落后的医疗供给，提出了“公民自主参与计划”;还有学者自发组织实践并讨论“公-私合作公共卫生组织”。该组织对参与者通过例会形式进行协调，而且实施后当地民众不仅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而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方面給政府财政极大的缓冲。也有对中国非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有学者研究过渡体制中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政府通过对与农村社区发展密切关联的团体利益履行职责，而在这些团体中获得道德权威。在公共产品的供给率上借助这些团体的力量得以改善，可以将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保持在最低需求之上，短期缓解了村镇一级的供给压力。研究指出，尽管通过这种非正式的体制，农民和政府都可以获益，但服务范围有限仅是村镇一级，在更高一级的区域内无法产生较好的效果。

2.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配合意愿的分析研究

假说是以理性和非理性为观点的，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假说有韦伯和波耶克所坚持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和恰亚诺夫等人坚持的农民的生存理性[4]。在以上假说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提取整合了农民行为非理性说和农民行为理性说，提出了综合性假说，从经验层面在社会变迁等方面的背景下将生存境遇和制度进行特定化，分析了农民经济行为[5]。综合分析国内外各种假说，都在限定的时代前提特定情境出发，对农民行为进行内在逻辑的研究。期中配合意愿为研究的内容中的一个环节，假设不同也所反映的含义也不同。

(1)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行为理性假设下的配合意愿。首先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亚当·斯密在假设基础上提出人的任何行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代价最小化而获取的经济利益最大化[6]。这个假设条件下农民所做出的选择都是出自己代价和利益最最优化下的理性选择。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无论何种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都可认为是理性的，基于以上理论依据构建了新的分析模式进行农民行为分析，分析了政策层面以及农民生产行为的关系，分析了农民行为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后发现政策制度、所处区域市场化程度大小以及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影响农民经济行为外，心理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这种假设条件下，污水治理的推广，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会造成一定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进行污水治理，并且世世代代的排污方式也没引起大的污染问题，对于治理与否关注度低，种种考虑，不参与污水治理将理性选择，对于农民而言。

(2)在公共产品供给中不完全理性假设下农民的配合意愿。经济理论另一个学派对提出了与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的观点。那就是新制度主义学派提出人的环境和认识能力影响理性选择。该学派的主张者认为，人的选择不会是完全理性的。人们的行为决策主要以“满意”为标准，由此可见，人的选择行为是不完全理性。有学者对农民的经营规模通过不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进行解释，认为缺失的产权和不稳定的使用权使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不断下降以及总体经营规模逐渐缩减的原因。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有限理性”选择实质是在特定的制度、生活习惯等条件下以“满意最大化”为前提进行的可实现的选择，农户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在生活生产时所选择的产品和服务对于自己的影响，还有研究者提出由于农户所接收的信息的不完全也会导致在选择过程体现出有限理性的选择。如污水治理项目前期政府宣传过程宣传的内容过于专业达不到普遍理解接受的程度，农户没有很好的掌握全面的信息、当一些成本原因导致在污水治理过程中向农户收取部分费运，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农户在污水治理项目的配合意愿，使得农户在污水治理项目中不愿主动配合，配合意愿低。换句话说就是要农民支付不必要的费用，来改变现有稳定的生活状态，对农户的生产生活都有影响，根据“满意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农民肯定是不选择污水治理。

(3)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假设非理性条件下农民对的配合意愿。很多研究农民生存论的学者。他们提出家庭最低消费是农民主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这种维持稳定现状的选择、不以最大利润为追求目的的选择属于不理性选择，农民宁愿放弃那些收入回报较高但同时也有较高风险的策略而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保守策略，此种选择取决于农民的生存导向[7]。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农民非理性的行為将会产生负效应影响环境，没有关注到效益发展的到长期性和整体性，将来土地的生产力会受到影响，大气、水环境质量都会受到不利影响，甚至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从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当可供农户选择的方案不唯一时，农户以方案对家庭效用大小为前提进行选择，这便是农户的理性行为[8]。狄瑞珍以农户的生产选择行为与劳动力配置行为为例，分析了农户行为的理性呈现出的复杂性。狄瑞珍认为外界的环境因素都会导致农户的不同行为，外界环境因素包括多个方面如经济发达水平、经济制度、农户的文化程度、农作经验等。要更好地解释农户的行为，以行为产生的原因为切入点。

3农村污水集中收集处理项目中村民配合意愿的研究理论

3.1农村分散式污水公共产品供给情况

农村污水集中收集处理之所以属于公共产品，其依据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污水收集处理费用主要由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承担的。我国已如此，由政府承担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环境管理的重点一直在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处理方面，而忽视了农村和农业水环境污染治理，现状是农村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与农村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矛盾愈演愈烈[9]。

3.2农村分散式污水集中治理项目农户参与配合意愿影响因素

有些学者研究了微观主体的缴费意愿会影响到农村分散式污水集中治理收费制度的改革[10]，缴费意愿受到居民收入状况和环保宣传力度的影响，而地区性因素和居民个体特征因素对缴费意愿的影响不显著[11]。周井娟曾以世行宁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为例，研究农村分散式污水的处理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农村污水处理没有形成系统化，农村农户家庭将未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就近水体中，不仅对农村河流有污染而且浅层地下水也可能受到影响，农户无法使用。甚至对庄稼产生影响，污水污染了庄稼，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有显著的正相性。唐娟莉等学者分析发现，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度影响农民对该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邓正华等分析得出农户的满意度也是有次序性的，因为经济的进步农户的需求的层次性会有阶段性变化，长远来说，如何提高共产品供给率，是今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方向。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行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新思路。对于生活污水处理公共产品在环境政策规划中公众环境行为十分重要，因为生活污水的处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污水的收集处理，二是再生水的再利用，那么政策是否有效，公众的配合很重要。邓正华等人也提出，农户的环境感知属于自发性意识，农户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是出自于自觉性，这样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性很重要。可见，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配合度与自身的环境感，环境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4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内外学者研究较多，一般从农户的选择，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方向上做了很多的讨论，有的从宏观角度和国家层面进行研究的，有的基于农户角色本身需求进行研究，有很多思路适合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但对历史沿革关注度过多，视野范围小仅停留于现状问题，建议措施也是在宏观角度出发，对于具体问题略显不足。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政策具有长远的意义，因为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中受益最大的群体，无论现在对农村公共产品持有怎样的态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接受度及满意程度都会提高，正如农村分散式污水的收集治理，如何在政策的导向下做到真正受惠于民，同时农户自发环境感的提高，对农村分散式污水的收集治理的与配合意愿也会提高。

参考文献：

[1]王君诺，徐慧，陈星.农村分散式污水处理模式的比较及应用[D].水电能源科学，2013.

[2]廖冰琴.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0.

[3]张小林，刘蓓.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理论及其发展[D].经济研究导刊，2010.

[4]裘琪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村民配合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2017.

[5]舒浪.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D].企业导报，2009.

[6]王飞，任兆昌.近十年中国农民理性问题研究综述[D].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7]周娟.基于农户家庭决策的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微观机制分析[D].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2018.

[8]陈品.稻作方式的扩散及影响因素研究[D].扬州大学，2013.

[9]蔡起华，朱玉春.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意愿分析[D].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10]万丽娟，兰玉娇，尹希果.城镇居民个体特征对污水处理收费制度改革的影响——基于ordered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D].江西社会科学，2013.

[11]林刚，姜志德.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研究——基于白水县的农户调研数据[D].生态经济(学术版)，2010.

[12]胡小军.民勤绿洲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农户响应研究[D].兰州大学，2014.

[13]朱文家.秸秆综合开发利用中的农户行为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1.

[14]邓万春.多重视野下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D].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15]何勇.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D].合肥工业大学，2009.

[16]邹彦，姜志德.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为例[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7]张伟豪.农民上访与政府应对[D].中央民族大学，2012.

[18]满明俊.西北传统农区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研究[D].西北大学，2010.

[19]郭荣华.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广东农户参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2.

[20]李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乡镇政府责任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4.

[21]韩金益.小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系统经济分析[D].青岛理工大学，2014.

基金项目：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成果培育转化项目(Y2019A-01)

作者简介：万家秀(1981—)，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技术。

作者：万家秀 石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