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政治学分析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法对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中美英语新闻报道进行话语研究，以期发现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对这一重大外交活动的报道倾向与话语建构模式。批评新闻话语分析分两个层面，一是质性的新闻文本分析;二是量化的语料库语言学分析。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科学的政治学分析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科学的政治学分析论文 篇1：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

摘   要：本文从青少年成长导向的角度，分析当前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对思想政治课中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作个初步探索。

关键词：高中政治;辩证思维;能力培养

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理论性、思想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教育“三个面向”、培养“四有”人才的一门重要学科。

1 当前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的，一是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道德行为水准;二是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的第一个教学目的历来受到重视，而第二个教学目的却还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特别是能力的培养，存在着许多缺憾。思想政治课往往给学生的印象就是死记硬背，教师硬灌，这样在现实中造成教师难教、学生厌学的现象极为突出。长期以来，政治课内容不稳定，随意性比较大。在教学指导思想上，时而强调其功能的某一侧面，忽略另外方面。往往使教师感到无所适从，学生呢，也感到不能解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因此，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必须扭转单纯灌输意识形式和知识的倾向，必须把政治课的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而政治课的能力培养，正是这三者的结合点。

2   学生的能力培养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过去由于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使政治课只注重知识教学，而很少重视能力和品德教育的培养，结果形成了一套僵化的教学模式。现在，在素质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政治课开始重视学生知识、能力、觉悟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能力培养是思想政治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次，可以使学生端正对思想政治课教育的认识。前面已提到过，学生长期以来把思想政治课的学习仅仅理解为死记硬背，认为只要做到这点，考试就能考高分。通过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可以促进学生对思想政治课教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上述死记硬背的现象也有教育界包括政治教师的责任。所以第三，通过研究思想政治课的能力培养，可以推动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提高政治教师的教学水平。能力培养的研究，促进政治教师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视，进而对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

思想政治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能力培养功能是统一的，都是在同一教学过程中实现的。能力培养功能发挥得好，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深化，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深化，又将推动能力的提高。知识是能力的基础，但知识和能力不一定成正比关系。能力的强弱是在一定知识的基础上，思维的开发和发展、实践的锻炼和丰富的结果。政治课的能力培养就是要通过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的讲授，通过社会实践的锻炼，去开发和发展学生的思维，从而培养学生的能力。这一过程是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提高觉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也是学生形成和发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思想政治课的能力培养，概括起来就是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思想政治课的能力培养要从培养多种能力上下功夫，才能逐渐形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辩证思维方法的培养是思想政治教学中思维能力培养的高级形态

钱学森在《关于思维科学·序》中指出：“要培养一个人成才，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在于思维，在于科学的思维，因而通过对思维规律的研究应该把科学的思维原理和方法告诉广大青少年们。”为此，课程标准已明确要求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这其实已在政治学科的高考命题上采取了实际措施，已作出了正确的导向。这应该引起广大政治教师的高度注意。

辩证思维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它是按客观世界自身运动的规律性去思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按辩证法去思维、去反映客观事物。辩证思维的萌芽和发展是在青少年参加一定的实践活动，发展了语言能力，特别是各种文化科学知识的逻辑性的教育和启发下，在形成逻辑思维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是人类认识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各种社会因素各种能力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又是一个培养教育的自觉过程。当代中学生是未来的建设人才，必须努力培养辩证思维能力，全面提高他们的素质，以适应未来的需要。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在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内，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人类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人类的认识就在于人的大脑如何以概念、范畴的形式把握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人的思维必须是辩证的。

辩证思维的方法，是思维方法的高级形态，它是认识材料，形成把握事物的辩证矛盾及其运动发展规律的思维形式的方法。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就是我们常说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只有以此为基础，辩证思维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而这些基本规律也必须通过辩证思维方法才能体现其作用。应用辩证思维方法加工认识材料形成辩证思维形式，它是把握事物对立规定性统一整体的思维形式，也是形成具体概念、判断、推理等各种辩证思维形式。

辩证思维方法是辩证思维能动要素，是辩证逻辑的活的灵魂。为了充分发挥辩证思维规律以至辩证思维形式的作用，我们必须加强对辩证思维方法的研究和对学生进行应用辩证思维方法的训练，以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在辩证思维方法体系中，辩证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核心的辩证思维方法。抓住辩证分析与综合的本质，是科学运用这种思维方法的关键。辩证分析与综合方法，就其本质来说，是矛盾分析法。这种分析法既有利于矛盾的分析，又有利于对矛盾的综合。矛盾分析法和客观事物的辩证本性是一致的。因此，要如实把握客观事物的辩证本性，不仅要对客观事物的各个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而周密的分析研究，而且在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必须对事物的矛盾进行综合研究，二者联结与统一起来，使认识形成把握本质和现象、个别与一般、抽象与具体的统一整体。

4    怎样科学地运用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方法

辩证的分析和综合贯穿于辩证思维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起点、中介和终点3个基本环节。我们就可以分这3个环节来科学运用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方法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第1个环节，即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起点。确定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起点应当依据客观性一、历史性一、实践性等原则。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客观事物为依据，在实践活动中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性，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去分析和综合。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起点是思维从理论上全面认识事物的开始，经历一系列的中间环节，最终形成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达到本质和现象的统一。

第2个环节，即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中介。这个环节的任务在于取得比以前所取得的认识更具体、更为完整的理性认识，形成愈来愈丰富、具体的一系列范畴或科学命题，作为达到全面、完整的认识，形成辩证过程的桥梁。这个环节与第一个环节大致有相同的过程，不过思维进程向前发展，其过程趋于复杂化。因为从材料来源来说，除了与辩证分析和综合起点有关材料以外，还必须包括那些逐步恢复被舍弃了的属性和关系的材料。辩证分析和综合的每一步都是新的矛盾展开和解决的过程，这些新的矛盾都以萌芽的形态潜藏在最基本、最初的关系之中。通过辩证分析和综合的第2个环节，使思想内容越来越丰富而具体。

第3个环节，即辩证的分析和综合的终点。也就是对一个具体对象的分析和综合过程的结束，形成辩证思维的最高形式即对于客观事物的最具体的认识形式。它包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以这种认识为指导所制定的改造现实的各种具体措施。

总之，辩证的分析和综合方法的全过程，从问题的根据开始，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后达到结论，每一个环节都既是分析又是综合，都是辩证思维规律的具体运用。教师要善于在教学中科学地运用这种方法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责任编辑  王昕）

作者：余华明

科学的政治学分析论文 篇2：

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批评新闻话语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法对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中美英语新闻报道进行话语研究，以期发现中美两国主流媒体对这一重大外交活动的报道倾向与话语建构模式。批评新闻话语分析分两个层面，一是质性的新闻文本分析;二是量化的语料库语言学分析。其中，新闻文本分析层面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探究其中的语言修辞及其隐含的权力关系;语料库分析层面关注文本中微观的语言因素，如词汇搭配、关键词与语义倾向。通过对这两个层面的分析，揭示出新闻报道中语言的运用如何呈现特定的意识形态及对新闻事件某一方面的特别关切。

【关键词】特朗普访华;新闻话语分析;语料库;媒体立场

一、研究背景

2017年11月8日，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为期三天的对华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称，特朗普是中共十九大后第一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中美两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两国元首的会面不仅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对这一重要的外交事件，世界媒体作了全方位的报道。然而，媒体报道有其各自的立场与报道属性，从而在新闻文本中呈现不同的语言逻辑、话语结构与修辞运用。①这种报道的差异也反映新闻媒体机构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向。不可否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两国的媒体在新闻报道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两国不同的关注视角，同时也是国家利益不同的体现。可以说，国家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反映了所在国的主要利益诉求及其对事件的立场。②

针对这一重要的国际外交事件，本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与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相结合的综合框架对相关报道的新闻话语进行考察。研究对象为美国之音（VOA News）、《中国日报》（China Daily）关于该事件的英语网络新闻文本。美国之音是美国国际广播的重要新闻机构，受美国国会资助。《中国日报》是中国极具国际影响力的英文媒体，也是唯一的国家级英文日报，其宗旨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也是亚洲新闻联盟（Asia News Network）的正式成员。对美国之音与《中国日报》的新闻话语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中美两国在新闻报道上的原则与差异，以便从跨文化的角度更准确地解读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的新闻内涵。

二、研究結构

本研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文本进行案例分析。其中，一篇文本来自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另一篇来自《中国日报》的新闻报道。对新闻文本的案例分析有助于解剖其中的中心议题、文本结构、语言运用以及具体的修辞方法，以期从具体微观的角度探讨案例新闻文本的话语结构。第二部分采用语料库分析法，借助词汇分析软件WordSmith 6.0，③对所构建的美国之音语料库（VOA Corpus）与《中国日报》语料库（CD Corpus）进行词频扫描、关键词检索、词汇与短语搭配分析、语义倾向分析，以期从语料库语言学分析的角度对两个国际媒体的新闻话语建构有更深入的认知。最后，通过比较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两家国际媒体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行的新闻话语建构和国家意识形态表征。本研究的基本分析组成如下图。

三、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这一话语研究方法最初由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发展而来。④⑤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批评语言学即后来的批评话语分析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批评性/批判性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影响范围涉及语言学、政治学、文学、新闻学以及媒体研究等人文社会学科。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了数个被广泛接受的研究范式，现列举三个简要论述。其一是诺曼·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的辩证关系分析法。⑥他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分析框架，即“描述-解读-阐释”三维框架。“描述”维度指具体的文本分析，“解读”维度指话语形成的过程分析，而“阐释”维度则指的是宏观的社会分析，其逻辑是从微观的文本分析至中观的过程分析，最后上升到宏观的社会分析。

除了话语的辩证关系分析外，露斯·沃达克（Ruth Wodak）的话语-历史分析法⑦也应用广泛。话语-历史分析法强调话语的生成与再现离不开语境的作用，任何已经产生的话语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分析与解读话语必须考虑到其生成时的历史语境。对话语的分析，也是对其特定历史语境的分析。这一方法首先强调将已生成的话语和话语事件发生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整合起来考量，其次特别关注可能受历时性影响的特定的话语类型与体裁。话语-历史分析法特别关注政治与社会变革，是以政治分析为导向的。

此外，范·戴克（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法⑧在话语研究领域也有重要的影响。社会认知分析法也被称作“话语-认知-社会”三角分析模式。该分析模式借鉴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表征理论”，⑨以“认知”为桥梁，联通“话语”与“社会”，从社会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角度探索话语的生成、再现与理解。话语的产生、流通与解读，离不开人的作用。这一方法“以人为本”，关注人本身，即探索人的心智、大脑、经历和知识对话语的认知与理解。该模式也以社会政治分析为导向，其关注的对象包括新闻媒体对话语的操控、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话语、议会辩论话语以及战争话语等。

当然，批评话语分析也存在着不足。例如，对文本的主观解读意味明显，在选择分析文本上也存在有意挑选符合分析预期语料的情况。⑩为了提高客观性，语料库分析被引入其中，从而有利于分析百万千万乃至数亿级的文本数据，降低传统主流批评分析中只分析单一或数个文本的局限。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可以超越常规单一文本的分析，进而考察大规模文本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及语言特征的量化模式。例如，保罗·贝克（Paul·Baker）等人就结合语料库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了1996年至2006年间英国报纸对难民及庇护寻求者的话语表征。通过整合语料库分析法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批评话语分析的不足，如提供量化数据支持、扩大语料数据，既注重话语质性分析的深入性，也关注到量化分析的客观性。

简言之，批评话语研究关注社会政治议题，旨在通过批判性分析社会问题在话语中的呈现，揭露并批评其中的权力滥用、不平等、不公正与非正义的现象，如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冲突战争等。批评话语分析强调现实社会的意义，是一种社会批评的研究范式，希望通过对反映现实的话语进行批判性分析，促进社会的平等、公平与正义。

四、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整合了质性分析与量化分析。首先对两篇新闻样本进行批评文本分析;其次采用语料库软件WordSmith 6.0对美国之音和《中国日报》新闻语料库进行量化分析。整合的质性与量化分析法有助于在量化结果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文本分析与解读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由于美国之音与《中国日报》都是国家级的媒体，某种意义上分别代表美国与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其新闻报道话语必定包含国家利益的诉求，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理解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对于新闻话语的批评分析非常重要。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问题一：美国之音与《中国日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有什么样的报道重点与关切，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它们的新闻话语构建？

问题二：美国之音与《中国日报》在新闻话语的建构上有何种语言修辞特征以及采用何种报道立场？

在数据收集方面，新闻文本数据来源于美国之音新闻网与《中国日报》新闻网，新闻报道的时间段为2017年11月8日至11日，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国事访问期间。所收集的新闻语料分别构成美国之音新闻语料库与《中国日报》新闻语料库。由于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篇幅一般较长，而《中国日报》的英语新闻报道一般较为简短，故为保持语料库大小的平衡，所收集的《中国日报》的新闻报道数量要多于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另外，美国之音关于此次外交活动的新闻也没有中国的新闻报道密集，故排除内容不相关的新闻文本，所收集的与本话题最相关的新闻语料如表1所示。

在数据分析方面，首先，从美国之音语料库与《中国日报》语料库中各选取一篇新闻样本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对新闻案例的文本内容分析，初步确定两家媒体对事件基本的新闻报道取向，并提出相应假设。其次，采用语料分析软件对已建立的新闻语料库进行词汇、短语、搭配和语义分析。这一阶段需要生成关键词列表，由于美国之音新闻文本属于美式英语，而《中国日报》的英语新闻文本则主要由母语非英语的中国记者撰写，文本中难免存在中式英语的痕迹。因此，在选用参考语料库时，本研究以美式英语为参照，采用美国布朗大学语料库（Brown Corpus）的子库，即“新闻：报道”（A Press： Reportage）语料库为参照生成关键词列表，并对其进行分析。最后，结合新闻文本分析以及语料库分析的结果，进行讨论并回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

五、新闻话语的批评性分析

本小节首先对两篇新闻样本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其次采用语料库分析软件对美国之音语料库与《中国日报》语料库进行系统性语言分析，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讨论。两篇用于批评话语分析的新闻文本分别选自《中国日报》的“Xi-Trump meeting： New consensus achieved”（《习特会：新共识的达成》）与美国之音新闻网的“Trump， Xi Begin Talks in Beijing; North Korea High on Agenda”（《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开始会谈;朝鲜问题最优先》）。批评话语分析采用诺曼·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的三维框架分析法，着重考察第一维度，即话语的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首先分析《中国日报》的新闻样本，从新闻标题上看，“New consensus achieved”（“新共识的达成”）就暗示主题基调的建设性，同时表明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一样本中，“China-US ties”是关键词，说明中美关系良好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如例1所示：

例1：The two presidents held talks as well as met with business leaders from both countries before facing the media at the Great Hall of People in central Beijing. Xi said they exchanged in-depth views on China-US ties and major international， regional issues. （兩国元首举行会谈并会见两国的商界领袖，随后在位于北京中心的人民大会堂与媒体见面。习近平主席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在中美关系、主要国际及地区事务问题上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国日报》新闻样本）

例1中先铺垫两国首脑会面的背景，然后突出双方深入交流意见，即“exchanged in-depth views”，折射出两国首脑在会谈中的互信与互动。深层意义是，在构建中美关系健康良好发展的语境下，中美两国才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展开更深入的合作，促进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在新闻话语的语言修辞上，积极正面的词汇被广泛运用，如“constructive”“fruitful results”和 “gracious hospitality”，以此描绘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有助于双方经济的繁荣稳定。从整体上看，《中国日报》的新闻报道从大局着眼兼顾具体事件的报道，肯定两国的国际合作给各自国民、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美国之音的新闻文本呈现出相对批判的观点立场，更为关心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利益，认为中国在朝鲜半岛核危机的问题上起着关键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希望中国政府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积极性作用。美国之音新闻在主题和语言的选择上，更突出美方的国家利益与行为模式。因此，美国媒体认为虽然美中的经济合作不可缺少，但是特朗普总统的访华应该更为关切朝核议题和如何妥善解决半岛核危机。如例2所示：

例2：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holding talk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which the U.S. leader has said he intends to press Beijing to get North Korea to abandon it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他打算敦促北京当局让朝鲜放弃其核武器项目。）（《美国之音》新闻样本）

在例2中，先看句法与修辞并结合话语语境分析，“press”与“get sb. to abandon”都有负面的意涵，表示主动“敦促”或“给某方面施压迫使某方面放弃做某事”之意，是带有命令式的祈使句式。从句子结构和词汇运用上，表现了美国媒体的话语主导态势和话语霸权的强势表达。另外，用了提喻（synecdoche）的修辞手段，用“Beijing”指代中国政府。再看政治分析，除朝核议题外，美中的贸易与商业合作议题也是关注的焦点，集中报道了中美之间在工业及科技领域的大宗贸易订单的签署。当然，为塑造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关系的积极形象，突出世界两大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着重报道了特朗普夫妇在北京的访问行程以及特朗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感谢，如例3所示。在例句中，新闻话语体现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采用直接引述法引用特朗普的话，“We’re having a great time”。“We”的使用暗示在此语境中美中两国元首是站在一起的，此时此刻双方是朋友。使用“great time”（美好的时光、愉快的时光）这一赞赏信号较强烈的修饰词而不是普通的“good time”，则表示对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热情款待美国来宾的称赞。

例3：The Trumps were also treated to a private visit to the Forbidden City， China’s ancient imperial palace. They also viewed an outdoor opera featuring costumes， music and martial arts. After touring the Forbidden City， Trump told reporters，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特朗普夫妇还受邀参观了中国古代皇宫紫禁城。他们还观看了以服装、音乐和武术为特色的户外歌剧。在游览紫禁城之后，特朗普告诉记者，“我们的会面非常愉快。”）（《美国之音》新闻样本）

简言之，基于对两篇新闻样本的案例分析，可以初步探知美国之音新闻网与《中国日报》的基本报道主题、态度取向以及语言的建构特征。为此提出如下假设以便在接下来的语料库量化分析中验证，即假设：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国事访问的报道上，《中国日报》旨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新闻话语图景，采用积极话语的立场;而《美国之音》则采用批评的立场，以美国主导的霸权话语为取向，更为关切美国在亚太事务特别是朝鲜问题上的利益。

六、基于语料库的新闻话语分析

通过新闻文本数据收集，本文自建了美国之音新闻语料库与《中国日报》新闻语料库，参照语料库采用美国布朗大学开发的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在分析过程中，首先用语料库分析软件WordSmith 6.0计算两个语料库的基本信息。然后，生成这两个语料库的关键词列表，并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高频词汇和短语搭配、关键词所呈现的语义倾向。另外，根据对新闻文本的批评话语分析可知，中美关系以及朝鲜问题都在两个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语料库分析中，“relations”与“North Korea”是两个关键的搜索词，以此考察它们在新闻话语中的词汇搭配与语义倾向。

首先，采用语料库分析工具WordSmith 6.0对自建的美国之音语料库和《中国日报》语料库进行检索计算，得出以下基本信息（见表2）。

如表2所示，两个语料库中，《中国日报》语料库的运行字符数为9877，美国之音语料库的运行字符数是9653，两个语料库的数据量相似。在表2中，其中一个重要指数为“standardised TTR” （STTR），即“标准类符/形符比”。这一指数表示一个文本中的词汇密集度，比例越高说明词汇丰富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从表2的数据看，美国之音语料库的STTR为41.66%，《中国日报》语料库的STTR为41.02%，说明美国之音的新闻文本语料库的词汇丰富程度要略高于《中国日报》语料库，其语言表达形式会更加丰富。

其次，生成这两个语料库的关键词列表（

根据表3所示，关键词“China”“Trump”“Xi”“Chinese”“Trade”“Beijing”与“President”在两个语料库的关键词列表中都位居前10，说明中美两国元首与会谈地点“中国北京”是两个媒体都必须涉及的关键词。此外，在《中国日报》语料库中，关键词“Cooperation”“Bilateral”“Investment”位列靠前，表明中国媒体注重中美之间的双边合作以及经贸投资。在美国之音新闻语料库中，关键词“Deals”“Talks”“Bilateral”排位靠前，表明虽然美国媒体也关注外交双边关系，但更注重具体的会谈利益，“Deals”一词即证明这一点。虽然《中国日报》与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有着共同的利益关注点，但也有明显的国家利益差异。具体来说，在美国之音语料库中，与朝鲜问题相关的关键词最为显著，如“North”“South”“Korea”“Nuclear”，这几个关键词明显与朝韩问题、朝鲜核危机有关，而这几个关键词在《中国日报》语料库中并未突出显现。这也表明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与分析上，它们更希望特朗普此次的中国之行能在化解朝鲜半岛核危机上有所作为。中美两国的官方媒体对事件的不同关注点以及新闻话语的建构模式，反映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及意识形态立场。因此，这一分析结果可以部分地回应上一小节的假设：《中国日报》新闻话语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关系出发，采用积极的话语建构模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虽然关注中美关系，但更关心具体的利益获取与当下的朝核问题，且呈现批评的话语模式。

此外，新闻话语的语义倾向与意识形态表征也需要关注。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事件语境与新闻案例分析的初步结论，选取“relations”与“North Korea”这两个搜索词进行语料库检索，探究其在文本语境中的词汇共现、语义倾向、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首先在《中国日报》语料库中检索“relations”，得出词汇索引列表（见表4）。

分析表4可知，《中国日报》语料库的“relations”词汇索引总共出现17次，左侧的核心搭配词语主要有“bilateral”（3次）、“US-China”（2次）、“China-VS”（5次）、“Sino-US”（4次）、“good”（1次）、“trade”（1次），主要呈现出对中美关系的积极远景的描述，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分析“relations”一词所处句子的语境，可以看出，“发展双边关系”“应对中美关系的挑战”“建立良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等积极的语义倾向起着主导作用。总体来看，《中国日报》新闻话语尤为关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双方的经贸往来是促进两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撑，经济贸易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新闻语料库中检索“relations”得出索引列表（见表5）。通过分析词汇索引可知，美国之音对中美关系语义倾向上是偏向积极一面的，如索引行N1与N2中表示“为中美关系创造美好的未来”“书写中美关系的新篇章”，索引行N3至N5则强调中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和妥善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

现在来分析“North Korea”在《中国日报》语料库与美国之音语料库的词汇及其语义情况。表6是《中国日报》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而表7是美国之音语料库中的检索结果。很明显，在《中国日报》语料库的新闻文本中，对“North Korea”（朝鲜）的报道关注度很低，与之相关的句子意义群只有1个，表示“朝鲜对发展核武器的野心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说明在《中国日报》的主流报道中，朝鲜并非最关键的议题，也侧面表明了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施加影响的力量，扮演着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关键角色。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之音的新闻文本中总共检索到50个条目，说明美国媒体对朝鲜核问题的关注异常突出，现截取前20个作参考分析。纵观“North Korea”一词在美国之音新闻文本库中所处的语义倾向，它周围的词汇搭配以负面语义为主，如索引行N1至N3的“Will not accept a North Korea with nuclear weapons”（不接受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索引行N4到N6的“protest against North Korea”（抗议朝鲜）等。总体上看，围绕“North Korea”的语义氛围是负面的，认为朝鲜以及朝鲜发展核武器严重威胁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同时，关切中国在化解朝核危机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美国媒体更关心特朗普的北京之行能否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共识。这也反映了媒体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在新闻主题选取与话语建构上的呈现。

七、总结与讨论

基于对新闻文本的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分析的结果，本文归纳出如下结论并回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第一，通过对《中国日报》与美国之音新闻语料的分析可知，两者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新闻焦点方面有不同的侧重，中国媒体关注中美关系长远健康发展及其影响下的经贸合作，因为这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目标。美国媒体关注当下经贸与对外政策的切实利益，如中美贸易逆差、朝鲜核危机。在新闻话语的语言及修辞建构方面，中国媒体多采用具有积极语义的短语及修辞，美国媒体则偏向采用批评性质疑性的言语措辞。这其实是各自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取向在新闻话语上的表现。第二，通过语料库的检索分析，《中国日报》的新闻话语呈现出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建设性书写，其话语立场是积极的;而美国之音的新闻话语则表现出批评性的立场，虽然肯定美中关系对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但更为关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维护，以及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批评。第三，通过对新闻媒体的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窥知美方的国际政治意图。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发生在2017年11月，从对当时美国之音新闻文本的分析可知，一些发生在后来的国际事件，如2018年美朝首脑在新加坡的“特金會”和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其实早有端倪可寻。

总结，本研究是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的批评新闻话语分析，整合了批评话语分析与语料库语言学的分析工具，先对具体的两篇新闻样本进行比较批评分析，得出初步的结论后形成基本假设。随后采用WordSmith 6.0语料分析软件对自建的两个小型新闻语料库进行检索，并考察生成的关键词列表、词汇搭配、语义倾向。其中，深入分析了“relations”与“North Korea”这两个主题词在《中国日报》新闻语料库与美国之音新闻语料库中的词汇共现、搭配、语义环境以及语义倾向，进一步探究中美两国媒体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这一时事新闻的话语建构、语言组织元素以及背后涉及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简言之，通过质性分析与语料库量化分析的结合，一方面从新闻文本分析的微观视角考察了中美英语新闻话语的建构，另一方面从新闻文本上升到新闻事件本身的社会分析，结合质性与量化、文本与社会，以期为了解中美新闻媒体的话语模式以及中美关系提供有益的分析视角。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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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峻晨

科学的政治学分析论文 篇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业化建设的提升策略研究

摘要：[目的/意义]针对我国软实力提升要求，提出加强智库专业化建设，拟为新型高端智库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方法/过程]本文通过运用理论推演与质性分析方法，界定了智库专业化建设的内涵，分析了智库专业化建设的动力机制，探讨了智库的专业服务功能，并结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业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结果/结论]本文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加强自身专业定位，依靠专业团队，以专业问题为导向，努力产出专业产品，不断提高专业服务水平，善于发出自己的专业声音，使中国模式得到世界认可和肯定。

关键词：智库  专业化建设  公共决策  智力支持

分类号：G252.8  G254.97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0.02.05

1  引言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得极其复杂，传统单一静态的竞争环境转向动态多变，公共决策必须紧跟形势变化并进行适当调整，从而需要政府开展适度超前的政策研究，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突发性事件做出精准预判，并拟定多种备选的政策方案，以应对现实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而智库作为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通过运用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等专业方法，结合专门的数据分析模型与统计分析工具，展开对具有重大意义或理论价值的现实或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系统分析，并形成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和智慧服务方案[1]，因而成为咨政服务、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有力支持工具。早在2009年，温家宝总理就曾指出，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快经济社会的深化改革，我国必须根据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需要，适度开展储备性政策研究[2]。而智库就是开展“储备性政策研究”的重要机构。正是鉴于智库内在的战略设计与服务决策功能，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重视智库专业化建设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对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的功能定位、管理模式、运行机制提出了明确规定，也为智库专业化建设指明了方向[3]。

2  智库专业化建设的内涵

研究表明，智库专业化建设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通常是指通过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管理模式，不断改进和提高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能力[4]。结合智库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的内在特征，智库专业化建设至少包含3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专业化的产品或服务;二是在既定领域不断树立自身独特的专业优势;三是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质量长期得到社会广泛认同[5]。结合上述论断，根据中共中央和國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关于智库必须“围绕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应有的功能”的论述，本文认为，中国新型高端智库的专业化建设必须通过智库专业团队的专业研究，促进智库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专业定位和专业方向，以保持自己在专业领域内特定的影响力，从而为公共决策提供高质量咨询服务[6]。简单而言，新型智库专业化建设就是要求智库必须具有专业定位、专业团队、专业领域、专业方向和专业影响力。因为，专业化建设是智库专业化发展的前提，是提升智库内生力的基础。通过加强智库专业化建设，不仅可以增强智库内在的服务能力，而且可以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研究表明，政府决策过程中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进行宏观驾驭、动态把握和综合平衡，需要集中更多的社会力量和民间智慧[7]。智库作为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除了必须运用专业的研究工具与方法，对现实和重大问题进行深层次分析研究以外，还必须提出有建设性的解决思路和战略备选方案，从而为公共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智慧服务。特别是针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那些深层次问题，智库绝不能就事论事地给出政策建议，应加深对深层次问题的调查分析，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如果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纵使再疲于奔命地反复研究各种表层问题，终究无济于事情的解决。只有理清深层次的问题，深入探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出相对全面的对策建议，智库的专业性才能得到体现[8]。

因为从政策研究实务来看，战略问题的层次越高，对思维方法的深度、广度与创造性要求越高。如果缺乏对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与深刻的社会洞见，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很容易出现偏差，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将是十分短视和极不全面的。而智库的专业化建设可以加强对数据信息的综合利用，能够整合各方面资源，并且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专业性问题展开全方位和系统性研究。智库研究的专业性也就可以在全面梳理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选题方向，再结合现实因素和约束条件，运用成熟的基本理论和相互匹配的方法与工具，深刻地解构和剖析现实问题，逐步完善政策分析框架，最后提出最有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对之策，真正达到将理论服务实践这一目的。因此，智库专业化建设不仅要求智库研究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而且必须站在战略前沿，充分结合事物发展规律和应用现有科学技术，将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工作相结合，内在地提高自身服务决策的能力[9]。由此可见，智库专业化建设要求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的智库，不可盲目地追求效率，轻易地对问题下结论。除了追求技术层面的问题解决思路以外，还必须为方向性的问题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自古以来，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中华民族就十分讲究韬略，极其注重“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略谋划。而类似于宾客、幕僚这样的智库机构在中国也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建国以后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智库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促进作用极其显著。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的硬实力已经得到不断增强，未来必须在软实力方面逐步提升。而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必须着力加强专业化建设，内在地提高自身服务党政决策的能力。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和国家对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视，我国智库也迎来了专业建设的良好时机。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决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后，智库被提高到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不同类型的决策咨询机构纷纷涌现，服务于党政决策的新型高端智库专业化建设得到加强[10]。未来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建设必须加强自身专业定位，依靠专业团队，以专业问题为导向，不断提高专业研究水平，努力产出专业产品，善于发出自己的专业声音，使中国模式得到世界认可和肯定。

3  智库内在的专业服务功能

3.1  咨政参谋

为政府决策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备选方案，为执政者提供决策参考。智库是政府决策者的“外脑”和“思想库”，以为政府决策提供设计思路和解决方案为己任。智库遵循决策者意愿，根据决策者的实际需求，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为决策者提供全局和系统性的思想策略，全力协助和全程配合公共决策者解决各种现实问题，促进公共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时至今日，尽管世界各国智库形形色色，规模大小、服务水平与服务能力各不相同，但在服务政府决策上却是一致的。特别是许多全球知名智库由于研究经费十分充足，拥有的社会资源极为丰富，在全球范围内有着重要影响，能够对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现实和重大的战略问题提出富有远见的政策主张，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全面的智力支持服务;而中小型智库由于资金实力不足，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往往只能专注于某些既定公共问题的研究，其影响力局限于特定领域[11]。

3.2  服务社会

针对时政热点问题展开分析与探讨，对未来形势发展进行综合研判和谋划。随着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发展，政府决策需要依靠智库作为第三方机构来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智库结合政策关注的现实热点与前沿问题，综合运用各种调查研究方法，展开对问题的深层次诊断，并分析可能的原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思路，为社会发展提供智慧服务。比如自工业革命以来引发的资源、环境、人口等问题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需要智库帮助政府进行战略谋划。而针对当前恐怖主义泛滥所引发的全球安全危機这一问题，世界各国尚未能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需要各种智库探究恐怖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并根据恐怖主义发生的现状，预判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与具体措施[12]。

3.3  引导舆论

形成具有公共价值的政策思想，引导社会舆论和教育公民看世界。智库作为思想库既需要对现实和重大问题展开调查研究，为公共决策提供解决思路与战略方案;也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教育公民如何看世界。尽管舆论引导和公民教育的渠道很多，但智库作为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因其追求独立研究的价值品性和高质量的专业水平，具有其他组织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尽管媒体和智库被并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齐名的第四部门，但相比较而言，媒体机构主要承担舆论传播与思想宣传等职责，对重大政策展开独立调查分析的能力相对较弱。而智库则承担问题解构、技术分析、原因探究和思想创新等重要功能，这些成果可以为媒体评论和新闻报道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反过来，媒体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引证与宣传也较好地扩大了智库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智库与媒体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彼此成就，共同促进相互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大多数智库研究者都是行业或领域内的专家，对各种社会问题有着自己深刻的洞见，起着引领社会思潮和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许多智库不仅产出全新的思想观点，而且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张，因而成为大众媒体捕捉的焦点;另一方面，媒体又是智库传播自己政策主张的重要渠道，对智库影响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有些思想观点可能短时期内未必受到决策者重视，但在媒体长期宣传下，最终可能成为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13]。

3.4  凝聚人才

充当政界和学界的“旋转门”，做好公共决策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智库”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方式各不相同，但旋转门机制几乎是所有智库的共同特征[13]。这种机制使智库成为政府官员、研究人员和企业高管等各种高层次人才实现身份转换的理想平台。智库因为承担公共外交和服务政府决策的内在功能需要“亲近政府”，但由于研究的独立与客观性需要“远离政治”，从而使得智库的运转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组织的独特个性。一方面，智库是学者型官员的重要培养基地，智库通过承担公共决策咨询课题来促成自身研究型人才向决策型人才转型。另一方面，智库又接收企业高管和离任政府官员，使其能够参与到政策研究中来，因而成为社会精英的“集聚地”和高层次公共决策人才的“流转地”。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知名智库中，既有“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又有“华丽转身”的离任高官[14]。

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业化建设的动力机制

4.1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智库强化专业化建设

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知识经济社会，智库作为专业的政策研究机构，需要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各种战略设计方案，因而成为国家软实力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同时，智库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并不直接参与到公共决策中去，只是为公共决策提供各种智慧服务方案，从而打破了学术研究与决策制定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成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联接纽带，极大地提升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因而成为国家治理中重要的政策建议源泉[15]。特别是在当今复杂动态多变的全球化时代，智库通过独特的话语体系，能够将各种社会力量有机整合起来，在政治资源和学术资源之间形成一种互补机制，并且通过思想市场将抽象的理论研究转化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语言，达到服务决策和教育公民看世界的目的。这些功能的产生与形成内在地要求智库提升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4.2  国际争端和外交斡旋需要智库强化专业化建设

近年来，为了解决全球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多元共同发展的问题，我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而具有非官方背景的智库则可以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互动交流，在国际双边或多边合作中，灵活地发挥遥相呼应的蝴蝶效应[16]。如在外交斡旋和军事冲突方面，智库能够较好地发挥“第二轨道”的民间交流作用，对于政府无法直接出面解决的问题，智库成为非官方接触而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想渠道。在国际矛盾冲突的解决方面，随着全球化一体化格局的不断深化，世界正朝多极化发展，许多问题的解决依靠单一的政府渠道或几个超级大国是很难解决的，需要依靠智库凝聚民间智慧和社会力量来共同参与，智库的专业化建设要求也越来越高。

4.3  公共决策要求的提高需要智库强化专业化建设

智库是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提供智慧服务来影响公共决策的专门研究机构。智库在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集中了高校优秀专家和政府离退休官员等优秀资源。从国际知名智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高校专家和政府离退休官员交叉和灵活任职的方式多样，并由此形成“旋转门”机制。同时，智库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明显，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齐全，对外合作交流的渠道广泛，可以为政策研究和战略方案设计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智库提供的许多理论、策略与方案，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文化和外交等领域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对智库专业化建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5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业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5.1  智库的话语权不够，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不大

目前，与官方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相比，我国许多民营性质的智库组织管理机制极不健全，智库在研究经费、人事编制和课题申请等方面受到严重影响;同时，我国民间性质的智库与决策部门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合作信任关系，迄今为止尚未建立有效磋商机制，彼此之间的沟通渠道也不畅通，导致智库研究成果无法对外进行有效推广，智库在主流媒体中的话语权并不高。此外，许多智库在运营过程中缺乏品牌塑造意识，没有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无形中削弱了智库的影响力。特别是由于缺乏长期而稳定的资金支持，导致许多智库未能吸引到高层次人才，无法进行长远的战略规划，研究过程中的公正性和结论的精准度和可靠性并不高。

5.2  研究成果转化率低，对外传播机制有待完善

研究成果的转化直接关系到智库服务公共决策的程度及其智慧支持作用。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各种智能终端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各种小微媒体和推送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各种信息呈现出裂变式传播，信息获取渠道越来越多样化。智库研究成果借助大数据传播手段可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推广和接受，给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传播带来了便利。然而，我国传统智库不仅在人员编制、活动经费和运营空间方面受到许多限制，而且智库与新媒体技术之间也未能实现有效对接，有的智库甚至连自己的网站都没有，许多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对外传播渠道和发布平台，对外宣传推广的力度也不大，许多智库成果难以得到高效输出，研究成果在实际应用中的时效性无法得到体现[17]。

5.3  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不强，研究成果的公信力不足

研究表明，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是确保产生高质量和有影响力的智库研究成果的基本前提[18]。保持研究过程的独立性，以及确保形成公正客观的研究成果，是智库公信力的重要体现。国内外一些依附于政府的智库受到权力的影响，部分地丧失了研究的独立性，导致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受到严重质疑。而我国官方性质的智库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政府的“外脑”，既为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也导致智库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依附性。一方面，由于长期拥有政府的庇护和信任，导致智库放松对独立研究高质量成果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人事、行政和资金都来源于政府，智库研究过程难免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智库研究的独立性无法得到完全保证，智库研究成果的公信力相对不足。

5.4  智库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研究导向不合理

长期以来，智库作为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智库的现实身份也显得相对尴尬。现实中，我国智库的组织形式相对单一，结构层次相对简单，运营管理相对松散，导致许多智库研究的深度和涉及的领域远远不够。同时，由于研究团队不固定，研究过程的随意性较大——普遍存在“拉郎配”的临时组合现象，导致研究成果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并不高。此外，由于资金和规模方面的原因，导致智库组织机构极不健全，特别是同行评议和科研成果评价制度的科学性构建相对欠缺，智库研究评价体系主要以領导批示为导向，导致智库研究质量并不高，许多成果缺乏实际应用性，甚至长期被束之高阁[19]。

6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业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6.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党政决策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应该紧密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来开展选题和进行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归根结底在于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智库必须把“中国特色”作为理论支撑和思想储备，并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展开对各种现实和重大问题的专业研究。智库必须多角度地展开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最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与服务。智库必须在这一核心理念的指导下，围绕着这一目标指向开展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坚持专业化发展和多样化研究，并在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思想观念并借鉴其成功的治国理念的基础上，创新性地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方向。曾经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部分智库在研究过程中未能把握好自己的站位和立场，公共决策的能力与水平也不高。目前，经过清理整顿后，智库在独立性追求和服务导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有部分智库研究并未回归理性，智库服务党政决策目的仍不明确，甚至给党政决策带来失误风险。智库专业化建设必须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

6.2  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智库的独立研究能力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发现和寻找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亟需解决的现实和潜在的重大问题，并深入分析问题发生的根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战略决策方案和具体对策措施，这既是智库专业水平的体现，也是智库专业化建设之本[20]。因此，智库专业化建设必须区别于学术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既需要研究社会治理、经济增长和民生发展等宏观问题，又需要深入生产生活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提供问题解决方案。智库产品是通过独立研究形成专业思想或问题解决方案，智库以此来影响政府决策并获取民众支持。因此，从现实问题出发，以服务决策为导向，由此设定研究课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既是决策研究的基本思路，更是智库专业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如果偏离了这一路径，智库研究将回到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上。

6.3  保持研究过程的独立性，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智库的专业化发展对智库研究的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有着特殊要求。其中，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是保证智库研究成果客观真实性、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和维系智库影响力的基本前提，但这并不排除智库和政府之间进行顺畅的沟通。作为专业的战略研究机构，智库的专业化建设只须把握好“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基本原则即可。亲近政府在于智库能够及时了解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远离政治在于避免权力对智库研究过程的过度干预。因此，智库专业化建设既要求智库研究的问题正是政府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也要求智库平衡好研究的独立性，避免政府对智库研究的干扰和影响。

6.4  改善智库运营模式，寻求智库可持续发展

智库大多具有非营利性，依靠政府资助维持运营。而智库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获得经费维持长期运营。因此，如何寻求适度的知识付费与商业运营模式，向市场充分释放知识服务潜能，成为绕不过的现实问题。事实表明，发达国家除了非营利性的政府智库以外，还有许多带有营利性质的社会智库，它们不仅仅只是服务于政府公共决策，也为商业企业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拥有自己的盈利模式，并不完全依靠政府扶持，通过自己的营利来维持可持续运营。因此，未来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善智库的运营模式。

6.5  创新智库组织管理方式，改进决策支持服务方式

中国传统的公共决策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依靠政治精英及其团队展开对公共问题的解决，社会力量和民间智慧参与公共决策的机会相对较少，由此导致我国公共决策中产生了不少的失误与问题。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公共决策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提上了政府的日程，相对单一的政府决策模式面临很大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参与到政府管理与公共决策中来，既为更多的民间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决策中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要求强化智库专业化建设，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智慧服务。因此，智库必须不断探索其组织管理方式，紧密围绕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通过国际会议、发展论坛、专家座谈、公共演讲、研究报告、图书出版等多种形式，对各种现实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决策支持服务体系。

7  结束语

长期以来，由于对智库专业化建设认识的不足，导致我国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不强，研究质量不高，影响力相对有限。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智库迎来了专业化建设的重要时期。未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新型高端智库建设的推进，智库必须强化专业定位，夯实专业团队，整合专业资源，明确专业方向，确立专业领域，通过主动加强与政府机构的合作，着力构建专业协作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而如何寻求智库的商业运营模式，创新智库的市场化服务方式，推动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下一个有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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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李树德：确定选题，框架设计;

向  洪：撰写初稿，论文修订;

郭  华：资料整理，数据处理。

Research on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Shude1  Xiang Hong2  Guo Hua3

1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 Economy Management Department， Changsha 410208

2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Changsha 410208

3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Library， Shanghai 201620

收稿日期：2019-11-04      修回日期：2019-12-24

作者：李树德 向洪 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