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形势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国际安全形势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国际安全形势研究论文 篇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举办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2019/2020学术研讨会

2020年1月8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办“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2019/2020”学术研讨会，并正式对外发布该院第19本年度战略黄皮书《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19/2020》。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30位国际问题顶级学者，现代院各研究所、研究中心负责人和报告撰写者，以及新华社、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中央广电总台CGTN、环球时报、《世界知识》杂志社、澎湃新闻等媒体嘉宾，近200人参加会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致开幕辞。他说，《国际战略與安全形势评估》汇聚了现代院一线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是现代院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共同努力的成果，厚重、客观、时效，值得阅读与收藏。袁院长表示，2019年国际形势可谓“朝来寒雨晚来风”，而2020年开年的局势更不平凡，全球和地区变局、乱局令人眼花缭乱，需要各位嘉宾集体“会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首任主编陆忠伟做嘉宾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做主旨演讲。陆忠伟院长认为，2019年的国际形势堪称“世界之乱”，指出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和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国力消长及战略格局塑造的作用愈发突出。2020年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国际政经形势仍将是不稳定、不太平、不可测。

张燕生研究员就2020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形势发表看法。他指出，中美“关税战”虽暂时休兵，但科技和规则方面的较量、冲突或会加剧。阎学通院长以“数字时代的两极格局开启”为题，就“两极格局不等于冷战”“网络战略思维”以及“未来的战略研究与数字时代的关系”等发表了精彩演讲。

随后，围绕“世界大势与大国关系”“地区形势与热点问题”“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三大会议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精彩演讲。原中央外办副主任及空军原副司令员陈小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苏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杨明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外交学院院长徐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陶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以及现代院副院长傅梦孜、现代院副院长冯仲平、现代院副院长胡继平、现代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季志业、现代院原院长崔立如、现代院世界经济所所长张运成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回顾了2019年的国际形势，并展望了2020年的世界大势。

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再思考《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20年1月6日，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办的“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再思考”《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研讨会聚集了国内中国外交史和冷战研究领域重量级的学者和专家。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秘书长祁昊天主持会议，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章百家副主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章少红总编辑，《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牛军教授分别致辞。

研讨会以“冷战与中国战略决策”为主题，分上下半场研讨。

上半场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主持。章百家研究员在发言中表示，牛军是最早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本书集中了多年来他在这一领域研究与教学的成果和心得。今天，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更广泛深入地了解冷战史，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其意义不言自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表示，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牛军认为是苏联对中国的压迫或者是巨大的外部压力使中美走到一起，美方的一些资料则认为是美国想卸掉越南的包袱，而与中国缓和关系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贾庆国教授表示，牛军的书是国内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罕见扎实的作品，他提出战略的本质在于管理，对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外交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沈志华教授为本书写了书评。他认为，牛军教授这本书在中国外交和安全战略决策的历史研究中，确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最到位的，因此非常值得仔细阅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主编李丹慧认为，本书从冷战在东亚地区的视角考察和阐述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与东亚地区格局变动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其对研究目前中美以及中国与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院长戴超武教授认为，牛军的书是截至目前国内学界论述最为详细，用的多边材料、档案文献最多的一部著作，实际上探讨的是现在比较热的研究话题“大战略”，同时，这本书自始至终贯穿了思想史的研究。

下半场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主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认为，这本书属于新冷战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这本书正是从美苏冷战国际体系、中国国内政治以及中国决策者的个性和认知这三个方面，解释了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几次重大对外战略选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的体会是，牛军把研究视角放在外交战略决策方面，这是新中国外交史研究最难、最核心的部分。本书的探讨和反思表明，怎样发现、重新解读和运用材料是决策研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副教授认为，牛军有意识地在国际环境、国内政治、决策机制，以及领导人的个性与认知等要素与中国对外政策之间建立起因果链条，这与国际关系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颇为契合，对思考当下中国的对外战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认为，牛军提出了很多很好的问题，如，在国家外交决策中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领导人三方如何共同塑造国家的外交政策;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同盟问题;等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尹继武教授认为，牛军的新著带来很多启发。例如，中国是否是理性行为体，中国对外战略决策是否是理性的，这是中国外交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针对学者们提到的不少问题，牛军教授现场进行了认真回应。

出席研讨会的嘉宾还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世界知识》杂志社社长罗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金质教授、罗艳华教授、许亮助理教授、陈沐阳助理教授，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刘豫徽及200余位各界人士。

国际安全形势研究论文 篇2：

2018：震荡与重塑中的国际安全秩序

【内容摘要】2018年，在各种因素联动作用下，国际安全形势反复震荡。“贸易战”愈演愈烈，大国竞争、对抗加剧，传统安全加速回归，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国际安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机制受冲击、理念被动摇、目标难达成等严重挑战。国际社会中改革现有安全秩序的呼声愈加强烈，为新安全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机遇。2018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多个热点降温。国际安全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挑战、新机遇是近年来世界形势量变不断加速发展的最新结果，也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内涵外延发生变化的反映，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在全球安全治理上不断凝聚共识、锐意改革，是重塑国际安全秩序的关键。

【关键词】安全形势;全球治理;安全秩序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1.003

2018年的國际安全形势延续了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基本特征，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且同步上升，强人政治和威权主义回潮，地缘政治和新型领域的竞争加剧，局部动荡和冲突此起彼伏，国际安全秩序和规则受到严重冲击和挑战。究其原因，这是冷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严重失衡、国际政治极化以及国际军事一超独霸相对固定等几大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叠加的结果。当前，国际安全秩序的重塑远未到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如何准确把握其中的深层规律，积极稳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挑战，是中国面临的重大考验。

国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

与往年相比，2018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的最大亮点在周边，最大的难点是中美关系，最大的热点在中东，最大的爆点是“贸易战”。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其一，大国竞争博弈明显加剧，但管控危机避免直接冲突仍具广泛共识。近年来，大国之间围绕地缘政治和新型领域的竞争一直是国际形势演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与以往不同的是，2018年这种竞争和博弈呈现了新的趋势。一是竞争的范围由过去主要集中在一两个领域向综合性、全方位竞争发展。例如，俄罗斯与西方大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矛盾未解且有升级之势，在叙利亚和中东的争夺也日趋激烈，同时围绕太空、网络、间谍、军控等问题的斗争全面展开，经济领域的相互制裁也随之升温。二是博弈的性质由过去以合作协调为主向竞争性、对抗性进一步加强转变。例如，2018年中美在南海的博弈不断升温，随着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更具挑衅性，中美爆发危机的危险增大。三是主要矛盾出现新的变化。过去大国竞争主要以美俄矛盾为主，当前正在向美俄矛盾与美中矛盾并重的方向演变。当然，以上这些新变化并未突破大国关系的底线，管控危机避免直接冲突仍具广泛共识。世界总体和平稳定的局面可以保持。

其二，传统安全加速回归，但爆发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近年来，传统安全在国际安全竞争中的分量有所加重，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2018年，传统安全的回归呈明显加快趋势。一是主要国家的军费开支继续增加。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2017年全球军费开支高达17390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了1.1%，达到冷战后的最高值。[1]从2018年的情况看，这个数字很可能会继续攀升。二是军事强国加速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美俄等军事强国在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军事应用方面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比如，美国军方与谷歌公司合作，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无人机采集的视频。[2]三是各主要国家军事战略调整向纵深推进。美、俄、日等大国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报告，都对其军事战略做出新的规划和安排，加快向应对大国竞争和新型领域的方向转变。四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将退出《中导条约》的举动使国际裁军与军控进程严重倒退。美国此举的目的首先是要进一步拉大美俄之间的军事差距，继续扩大美国优势，下一步则可能瞄准削弱中国的中短程弹道导弹能力，制衡中国在该领域的局部优势。一旦美国正式退约，将对全球战略平衡造成沉重打击，不排除欧洲为加强自身防卫增强反导能力甚至扩大部署核武器，围绕中短程导弹的军备竞赛或将在所难免。[3]

新形势下，以质量建军为基础，以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为主要内容，以发展新的战略威慑手段为支撑，以打赢信息化战争为目标的新型军备竞赛已经展开。但是，这场军备竞赛与冷战时期相比仍有区别，导致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其消极影响仍在可控范围内。

其三，全球热点有升有降，在一些地区呈蔓延趋势。一是大国对地缘关键节点的争夺，拉动一些地区热点升温，进而牵动地区格局演变。在中东，近年来美国的投入持续减少，总体进行战略收缩，但仍不放松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博弈。2018年4月14日，美、英、法等国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叙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随即联合伊朗、土耳其加强外交斡旋，同时加大在叙军事行动力度。俄罗斯强力军事介入后，叙利亚的战场形势发生重大转折。“伊斯兰国”基本被剿灭，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得以保全。2018年12月19日，美国宣布将从叙利亚全面撤军，进一步实现其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当前，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军事角力暂告一段落，但双方围绕中东地缘格局的斗争不会停止。美国撤军后，仍可能会以反恐名义介入叙利亚安全安排，干预叙利亚宪法起草与朝野和解进程，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叙利亚要求伊朗及其扶持的什叶派武装撤离，安抚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敦促俄罗斯压缩兵力和装备，恢复美俄在中东的军事平衡。此外，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举动，不仅显示了美国袒护以色列的一贯立场，更被外界解读为鼓励以色列在地区格局重塑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引发巴以新一轮冲突，更导致中东地区动荡加剧。二是近年来已经凸显但并未解决的一些矛盾如欧洲难民问题等，在积累发酵后，不断释放出具有破坏性的能量，对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冲击，直接导致欧洲各国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抬头与合流，社会仇恨导致犯罪数量激增，甚至引发欧洲一些国家陷入动荡。三是朝鲜半岛局势迅速缓和，南海争端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南亚局势更加复杂，反恐斗争任重道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遭受重创后，化整为零，继续制造恐怖事件。恐怖活动在一些地区呈现出分散化、独狼化、本土化、蔓延化等新趋势。据统计，2018年1月至6月，全球42个国家共发生了639起恐怖袭击案件，比2017年同期略有增长，增幅为0.6%，恐怖袭击共造成3305人死亡，死亡人数比2017年同期下降19.6%。同时，中亚、北非的安全隐忧严重存在。[4]

其四，中美关系已发生部分质变，但两国爆发“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2018年国际安全形势中最引人关注的热点之一就是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行根本性调整，对华利益认知、威胁判断及其态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形势下，美国将中国定位为“首要竞争对手”“修正主义者”“新帝国主义者”“新扩张主义者”“奉行国家资本主义者”“不公平贸易者”等，并将中国崛起看作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结构性挑战”。[5]与之相适应，美国各层次的战略都开始着眼应对所谓“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从未有过的新现象。目前，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并未完全到位。鉴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中国也不会主动陷入冷战泥淖，中美冷战尚打不起来。但如何重塑以及塑造怎样的中美关系，是摆在两国面前的紧迫课题。

其五，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明显好转，但某些热点仍可能反复。2018年，中国外部环境最大的亮点在周边。由于中国积极作为、主动调整，朝鲜半岛、中印、中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同时改善，使中国周边多个方向的热点普遍降温，带动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明显趋好。但由于某些大国深度介入，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矛盾相互交织，短期内难以解决，中国周边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仍可能出现反复。如半岛无核化仍将经历曲折过程;中日围绕历史、钓鱼岛、东海大陆架划界等问题的矛盾和冲突仍可能再现;域外大国干涉南海事务，挑动中国周边国家进行对抗不会停止，南海问题随时可能再度升温;中印两国因领土争端引发危机的风险始终存在。

其六，新科技革命加速发展，对人类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日益凸显。今天，“技术变现”的时间越来越短，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技术成果不断产生并被快速转化应用，深刻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乃至思维方式，从而改变世界。但同时，新技术不可知、不确定等因素日益增多，包括运用不当可能造成人类个体的精神、伦理、道德危机，甚至在整个人类社会引发政治、经济危机乃至战争等，这些负面和消极影响难以把握，由此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忧。

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面对错综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安全形势，国际社会亟需凝聚共识，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但现实却是，美国频繁“毁约”“退群”，冲击治理的体制机制;国家主义理念强势回归，动摇治理的价值基础;片面强调“本国利益至上”，威胁共同安全治理目标。2018年，全球安全治理面临诸多新挑战。

一是机制受冲击。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由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种治理机制组成，二者互有交叉重叠。与国内治理相仿，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的平稳有效运行同样需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所谓“有法可依”就是国际社会要制定相关国际法，包括签订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条约。而“有法必依”是指有关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要执行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2018年，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受到“有法不依”的强烈冲击。美国相继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和《中导条约》，冲击了现有全球安全秩序，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带来长期不确定性，为核不扩散和军控体制蒙上了阴影。目前，这种冲击造成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而长远影响还有待观察。伊朗宣布如果欧洲不能继续遵守协议，將重启核武器级铀浓缩，此举可能引发沙特等国寻求发展核武器的连锁反应。德法两国领导人已明确表示支持建立欧洲军，这一举措显然是基于对所谓俄罗斯威胁的担忧，也是对美国失望的一种回应，不排除未来欧洲为此加强军备和部署核武器，这将给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埋下隐患。

当前，要改善全球安全治理，首先要解决“有法不依”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在涉及军控与裁军的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有法不依”都对现有安全治理机制构成了最大挑战。其次要尽早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随着全球化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类安全构成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原有的基于传统安全并以管理国家间威胁为主要目标的国际规则已严重滞后于全球安全形势的发展，导致全球安全治理面临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重挑战。[6]尽快凝聚全球共识，制定相关国际规则，是有效应对和解决各种安全问题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二是理念被动摇。2018年传统安全强势回归，世界各国整军经武。在大国战略竞争和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围堵遏制、联盟政治、零和游戏的冷战思维找到了新的土壤，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高调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在安全治理领域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绝对化，从国家的自利性视角出发对全球安全治理进行功利性选择，试图打破现有秩序，建立美国主导下的排他性秩序。另一方面，美中、美俄之间不断扩大的矛盾和分歧，虽不至于导致军事战争，但大大降低了大国通过安全合作实现全球治理的意愿和可能性。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主义理念强势回归，动摇了以人类共同安全为基础的普遍价值观。

伴随着大国关系出现的新对抗，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价值冲突和矛盾更趋激烈，这种冲突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如美俄和美中)，也存在于不同的国家集团之间(如西方的所谓“五眼联盟”与其他国家集团)，还存在于国际组织与个别国家之间(如北约与俄罗斯)。安全治理理念矛盾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不同。但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离不开价值理念的建构，这是凝聚和稳定不同利益主体行为最持久的力量。[7]如何调和矛盾、弥合分歧，确立和强化共同的安全价值理念，是当前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无法回避的议题。

三是目标难达成。在当今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全球安全治理的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国内治理成效，具体讲就是各国能否落实安全治理措施，践行本国的治理承诺。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多国呈现合流抬头之势，全球安全治理受到一些国家内政的影响，效果大打折扣。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2018年11月，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黄马甲”运动，起因就是马克龙政府为兑现法国的减排承诺而提高国内油价。随着危机升级，12月，马克龙政府宣布暂停上调燃油税，可能导致这一承诺难以兑现。在解决难民问题上，2018年12月16日，比利时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签署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8]美国明确抨击该公约是“联合国以牺牲各国主权为代价，推动全球治理之举”。澳大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等国家也公开表示反对。[9]这为在全球实现安全、有序、正常移民的难民治理目标蒙上了阴影。

为迎合或屈从于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些国家特别是某些大国的政府片面强调“本国利益至上”，在面对行使国家主权与实现安全治理目标之间的矛盾时，不愿在国际多边机制的框架下协商解决，拒绝承担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导致一些重大而紧迫的全球安全治理目标难以实现。

全球安全秩序重塑的新机遇

2018年国际安全形势呈现出的新特点，给全球安全治理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同时也冲击着现有的国际安全秩序。当前， 旧的安全秩序尚未打破，新的安全秩序还未形成。准确把握安全秩序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推动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中国既面临挑战，也面临机遇。

一是国际安全秩序尚未发生质变，但其发展演变呈现量变加速态势。现有国际安全秩序是在冷战后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美国享有全球霸权，在处理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方面享有最大的发言权。但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拥有越来越强的实力和意愿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安全秩序也在发生着某种程度的量变，其显著标志是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和区域安全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进入21世纪，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2015年以来国际社会出现的多起“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标志着国际安全秩序的量变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虽然还未引发质变，但呈现出明显加速趋势。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特朗普上台后执行的内外政策，对现有国际安全秩序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美国越来越不满意自己一手创建并曾享有巨大好处的现有安全秩序，维护现有秩序的意愿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美国的影响力相对衰弱而新的安全问题又层出不穷，即使美国愿意，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在下降。

当前，围绕新旧安全理念、规则和秩序的斗争日益激烈。美国从“美国优先”出发，企图通过单边手段，在破坏现有秩序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建立新的由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与此同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希望通过多边方式，建设性重塑现有安全秩序，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并推动形成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新的安全秩序。展望未来，两种理念、两种规则、两种秩序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最终形成的新的安全秩序应该是双方博弈后互相妥协的结果。

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为新的安全秩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现有国际安全秩序脱胎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形成于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这一秩序以美国“一超独霸”为基本特征，以美国超强实力为基础，以传统安全问题为核心议题，以美国全球军事同盟体系为依托，带有深深的冷战烙印。当前，相互依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激烈对抗、两大军事集团相互对峙、两个平行市场泾渭分明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已发生新的变化。和平问题更确切的替代词是安全。今天，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但安全挑战却层出不穷，特别是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更是多如牛毛。发展问题的外延大大扩展了，除了经济增长以外，社会公平程度、国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技术创新等诸多内容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这些变化都在呼唤新的安全秩序，也为新的安全秩序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是改革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已成共識，并为建立和完善新的安全秩序提供了内在动力。在现有安全秩序未发生质变的前提下，国际社会要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实现新的安全与发展目标，亟需加强多边主义的全球安全治理。但近年来，现有的一些安全治理机制在运行中出现低效、甚至无效的状况，无力应对和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例如，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最有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未能有效制止冷战后爆发的几场大的局部战争，凸显出原有机制对大国出于自利目的发动战争行为的无能为力。再如，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多国签署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该文件是目前世界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重要依据，但却无法阻止美国的“退群”行为，从而也就无法保证实现协定中设定的减排目标。这些都凸显出改革现有安全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国际社会对改革问题都有一定共识，改革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但对改革的路径和目标等仍存在较大分歧。

展望未来，全球安全治理改革应从完善规则制定、改革执行机构、加强国际协调等方面入手。对于国际安全治理中固有的“大国例外”问题，可以先易后难，从敏感度较低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入手，加强与共同利益方的协调，形成内部制衡，增大违约成本。

(第一作者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少将;

第二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责任编辑：张凯)

[1] http：//www.sipriyearbook.org/view/9780198821557/sipri-978021557-charpter-4.xml?rskey=wP5G4&result=10&q=yearbook%202018.

[2] 《与美军方合作引担忧谷歌承诺人工智能不用于武器》，http：//m.xinhuanet.com/mil/2018-06/09/c_129891040.htm。

[3] “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 Stoltenberg following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Foreign Ministers’ session”，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61110.htm?sel.

[4] 宋汀、曹伟：《2018年上半年国际恐怖主义态势报告》，载《中国信息安全》，2018年第9期，第86页。

[5] 《美国乱贴“经济侵略”标签实属荒唐之举》，载《人民日报》，2018年7月7日。

[6]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主编：《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页。

[7] 同[6]，第90-91页。

[8]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全称是《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年12月10日，全球164个成员国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通过了这一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该契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后发表声明，将《契约》称为“防范痛苦和混乱的路线图”。

[9] 《数千比利时人示威抗议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http：//m.huanqiu.com/r/MV8wXzEzODl1MjMzXzEzOF8xNTQ1MDA2ODQw。

作者：孟祥青 王啸

国际安全形势研究论文 篇3：

2007年国际安全形势的趋势、特点与启示

2007年国际安全形势的基本态势

2007年的国际安全形势有十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是美伊争端的不断升温突出;二是美俄的大国矛盾突出;三是气候变暖问题突出;四是海洋、太空和电磁领域等新的战略空间的竞争和争夺突出;五是朝核_’口]题和平解决的进程突出;六是“台独”势力挑战台海和平的冒险性突出;七是发展中的新兴力量进一步壮大的趋势突出;八是各国加大军事投入、增强军力的动向突出;九是多国领导人更迭、政府换届的情势突出;十是油价攀升、通胀加剧，世界经济下行的危险性突出。

这十个方面的突出表现，集中反映了2007年国际安全形势的五个基本态势：一是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力量实力增长，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二是军事与政治等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幅度增大，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更加突出，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趋势愈益明显;三是热点问题有冷有热，错综复杂，伊斯兰世界和西太平洋地区正成为国际热点冲突的两大富集方向;四是各国工业化、现代化步伐加速与国际战略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海洋、太空领域新的地缘争夺激烈展开，国际军备竞赛正在恢复势头，太空军事化趋势已难以阻遏;五是一些国家在政府换届过程中政治动荡加剧，政治转型进程出现波折，国内政局变动对地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更具不确定性。

2007年国际安全形势的主要特点

1、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明显削弱，寻求战略合作的意愿增大。2007年，美国继续陷于中东事务，除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外，与伊朗的争端相持不下，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举步维艰，虽然在年底促成召开了中东和会，但要解决这一地区任何一个实质性问题，都还需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在可以看到的时间内，美国在战略上无法从中东地区脱身，也不会从中东地区脱身。在国内，美国房地产泡沫膨胀，美元贬值的压力持续存在，次贷危机扩大的危险增大;非法移民、大规模自然灾害、国土安全等问题困扰美国政府，布什上台时的新保守主义的权力班底，除切尼以外几乎全部被清出场。美国虽然仍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老大地位长期不会改变，但它的实力同它面对的问题相比，同它要建立的单极世界和美国新帝国的野心和目标相比，已今不如昔。美国控制世界的能力明显削弱，战争意志也不比先前，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弃战促谈，在台海问题上美国压扁谋稳，在伊朗问题上美国战和两难就是这方面的证明。在顾不过来的情况下，美国谋求与世界其他战略力量进行战略合作的意愿增加，它努力弥合与欧盟主要大国的矛盾、进一步拉近美欧关系;在亚洲除加强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同盟关系外，重点发展同印度的全面伙伴关系，同时也不断释放出“美中共管”台海局势和国际重大事务的试探性言论。

2、和平解决热点问题的合作谈判方式取得实质性成果，发挥了积极的示范效应。2007年，世界的几个重要热点问题，朝着通过各方谈判、和平解决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取得积极进展。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先后通过《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共同文件(“2·13”协议)和《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朝方同意于2007年底完成对宁边核设施的去功能化，美国也放缓了对朝鲜的敌对态度。朝韩、朝美关系分别得到改善，朝核问题朝着积极方向取得实质性进展。苏丹达尔富尔冲突在联合国、非盟、相关大国等各方加大协调力度、多次召开有关国际会议斡旋之后，终于通过了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安理会第1769号决议，标志着国际社会的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达尔富尔地区局势出现缓和趋向。在巴以和谈方面，由于巴内部两大派别哈马斯与法塔赫冲突不断升级，内斗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巴以和平进程。国际社会为此加大对巴以双方和有关各方的调停力度，美、欧、俄与联合国四方和埃、约、巴、以四方分别就中东和平进程召开四方会议，力促巴以和谈走出僵局。在美国年末召开的中东和会上，巴以分别调整各自的有关立场和政策，决心继续沿着以谈促和的道路最终解决双方的对立和分歧。尽管上述这几个冲突热点问题的积极进展还会出现曲折反复，要根本解决还需投入更大努力。但已经取得的成果却说明，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是可行的，也是真正有利于冲突各方利益和地区稳定的出路所在。

3、适应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新现实，军事力量建设的投入明显增长，各大战略力量纷纷整军经武，新的军备竞赛有复燃之势。美国为了扭转战略力量下滑的趋势，应对中国的发展和俄罗斯的复兴，在更新核武库、研发和部署反导系统、增强核威慑能力方面加快步伐;在认定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功能弱化，已不足以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把安全谋划和国防投入的重点转移至抢占太空军事优势，继2006年出台政府《太空政策文件》后，2007年又批准了发展太空武器的高额预算，表现了共和、民主两党在此问题上的高度一致。妄图借此一方面构筑起防卫美国本土的太空军事屏障，另一方面占据新的军事制高点以威慑和压制中、俄。随着“金砖四国”(BRICs)、“展望五国”(VISTA)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崛起，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也在向海外进一步拓展，由此也随之增长了对国家安全保障的新需求，2007年世界国防开支达到冷战后的新高，继2006年突破1.2万亿美元关口后，2007年又猛增至1.3万亿美元左右，除了美国国防费占到其中的近5000亿美元外，俄、印、中、韩、越、巴西、南非、沙特、东盟、委内瑞拉等转型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的国防投入的增长速度普遍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4、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保守主义抬头，内聚力增强。欧美关系得到修复和改善。继德、法、英等欧盟国家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欧盟主要大国的内外政策出现调整变化。为应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在这些发达国家的国内政策中呈抬头之势。就外部关系来讲，欧盟一体化进程续有进展，外交独立性进一步增强。一度受损的欧美关系得到修复和改善，欧盟大国新一代领导人在民主价值观、伊拉克战争、制止伊朗核武等问题上立场主动向美靠拢。欧美双方高层接触增多，领导人互动频繁，在对俄政策上加强协调，围绕伊朗核问题加强沟通和联合行动，在应对新兴国家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协调。

5、全球性问题进一步突起，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议程紧迫.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交织激荡。2007年4月，联合国发布政府间气候问题研究小组的报告，其中披露的严重情况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高度警觉和关注。气候变暖问题成为整个年度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也演化为南北矛盾中的一个新的争议焦点。与此同时，国际能源价格剧烈震荡波动，国际油价已攀升至每桶近百美元，同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正在拉抬世界性的通胀局面，隐含着新

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为满足工业化发展对经济资源的巨大需求，各国纷纷开展“圈海运动”，海洋通道、海洋岛屿的安全与归属，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分，海洋的管辖权和海洋资源的开采权之争日见突出，已成为引发国家间地缘冲突和形成军事热点的新领域。

2007年国际安全形势的启示及对未来展望

2007年国际安全形式的特点与走向进一步表明：

1、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是依存合作的趋势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矛盾和冲突也在加深和扩展。对国际安全形势这种高度复杂的“两重性”特征，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适当的应对。

2、非传统安全绝大多数是由全球性问题引发的，而全球性问题一般都具有结构性病变和体系性破坏的特点，诸如气候变暖、能源紧缺、国际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样的问题，靠单个国家、单向手段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正是在应对这样的问题上，美国的单极霸权盛气不再。因此，多极世界、全球合作是治理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问题的必然趋势。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的国家安全思维和安全政策，正面临适应形势的深刻变化而发生转变的持续压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预期，未来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将成为撬动国际政治的巨大杠杆。

3、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的“双刃剑”面前普遍陷入两难困境的现实说明，全球化进程已从单向的由世界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的扩展，演变为同时具有从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回馈的双向扩展。全球化的矛头已对准了资本扩张的源头，对它过去的主要获益者产生冲击，表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旧的管理模式已经失效、失控。对全球化进程必须建立新的管理机制，才能在新的层面上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这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今后反复较量与磨合的政治议题。

4、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围绕着资源归属的矛盾与冲突更加剧烈。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战略资源稀缺的竞争进一步突出。在新的历史阶段会不会重蹈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争夺战略资源而频繁产生冲突乃至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历史覆辙，这是摆在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面前的安全课题。

5、就中国的安全论，从综合的角度看，今后几年的威胁源主要来自东部和西部方向，重心在海上，最大危险是台湾当局推行的“法理台独”。在西部中国是利益相关方、主要是被波及者;在东部中国更多的是矛盾当事方、主要是被针对者。因此，在西部中国应取积极防范的态势;在东部中国的方针应当是主动应对。

6、从当前情势看，由美国挑起的太空军备竞赛已难以逆转，太空军事化已渐成事实;西太平洋上的海洋军备竞争也不可避免。中国唯有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加快发展，争得主动，方能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也才能争得和平利用太空和将海洋领域的超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停下来的话语权。

作者：江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