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中留学生研究论文

在北大燕京学堂的方案里，“国际化”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它融手段与目的于一身，既是改革纲要—“面向全球青年精英”，招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外国学生，英文教学，住宿式学院，预算比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又是理想蓝图和完成后的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叫“愿景”。“国际化”的流行，不过几年。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欧美中留学生研究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欧美中留学生研究论文 篇1：

战略稳定性是企业稳健成长的条件

应该说，该公司的前期战略是成功的。首先，公司定位明确，即作为“欧美中小企业利用中国机会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者”;其次，选择了稳健诚信的欧美客户与合作者;第三，发挥了股东熟悉中西文化、谨慎稳健的管理优势。因此公司的业绩突出：根据案例数据的粗略推断，其资金流动性很高10000万/(流资200万+固资200万)=25，资金赢利性很强 2000万/ (流资200万+固资200万)=5倍，资金安全性很高，没有负债。可以说，公司业务属于投入不多、收入丰厚的小金牛。

那么，为什么经营者手握2000万元现金，考虑向上、向下、左右及跳跃扩张的利弊后，却陷入了迷茫呢?

首先，对战略管理体系的理解要全面。公司无论大小，其战略都涉及宗旨使命、投资格局、资源配置、组织文化四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目前，经营者在重点考虑资金的投向，即有了钱干什么，而忽视了怎么干，特别是为什么干。

其次，“为什么干”这个问题反映核心股东和经营者深层的价值取向。它是影响企业能否跨越1亿坎的关键之一。观察中国企业家，按照报国理想与创业激情两个维度划分，存在小老板、创业者、爱国者、大企业家四类。尚未跨越1亿元的中小企业家中，不少属于小老板。诸如证明自己、追求自由、养家糊口等单纯目的引导了他们的初期创业之旅。但是企业家会成长和分化：某些会沿着创业初衷的惯性走下去，另一些则成为成功的创业者或爱国者，而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万向的鲁冠球等则属于带领企业跨越了亿元坎的大企业家。案例企业的股东和经营者首先要重新审视自己创业的根本动机是什么。只有解决了分歧，在共同价值准则和创业信念的基础上，公司才能选好未来的扩张方向。

第三，战略的稳定性是稳健成长的条件。既然前期战略是成功的，如何坚持它应是首要选择。需要认真研究：战略是否可以未来复制?哪些因素稳定不变?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变化是暂时的还是长远的?

从内部看，核心股东的复合文化背景、海外资源优势、诚信稳健经营的价值取向，中外合作者的彼此信任是稳定的。从外部看，西方产业东移、特别是向中国转移，西方经济迟缓复苏，中国市场对西方企业的吸引力，中国市场需要物美价廉的好产品等趋势是稳定的。危机后原材料的价格、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人民币的汇率、人力资源的价格是不稳定的，因此公司的超高盈利率是不稳定的。

关于向下扩：如果五家欧美企业的产品相关性强，则建设国内直接销售渠道的难度不大; 反之，销售将非常复杂困难。

关于向上扩：是否可以采取外协加工或厂房设备租赁的方式减少固定资产的占用， 保持良好的资金流动性。

关于横向扩：是否可以借助更广泛的渠道(如海外商会，留学生会等)建立与欧美中小企业的合作关系，而不一定建立海外代表处。在“made in China”基础上，向共同设计方向发展，既巩固与海外合作者的合作基础，又提高优质产品的本土适应性。同时，引进管理人才、完善业务流程、完善信息系统，建立起能驾驭复杂性的柔性管理能力。 (本文原刊于《管理学家》2010年第1期，是作者对情景案例《一亿元是道坎》的评论)

作者：王以华

欧美中留学生研究论文 篇2：

国际化的歧路

在北大燕京学堂的方案里，“国际化”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它融手段与目的于一身，既是改革纲要—“面向全球青年精英”，招收百分之六十五的外国学生，英文教学，住宿式学院，预算比照“哈佛大学的标准”……又是理想蓝图和完成后的状态，用时髦的话说，叫“愿景”。

“国际化”的流行，不过几年。早些年头，中国大学的通行说法叫“和国际接轨”，虽然指称的概念上了档次，内容却一袭其旧。如果仔细咀嚼其中细微的心态差异，“和国际接轨”或还带有一丝被动、落后的意味，那么“国际化”则因为站在纵览中外大学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而多了背水迎战的决心。简言之，“国际化”是二十一世纪大学的公理，是“赶超型大学”唯一能够搭上的末班车。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仅有它实践上的ABC，也有它理论上的建构。当国际化的话语脱离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它就成为具有霸权性质的秩序、规范。中国的大学正是以此为镜，在凝视镜中那所理想大学的同时，也产生出对“国际化”的匮乏，这大概就是燕京学堂宣称要将“主体性”和“国际化”相结合的原因。

国际化果真如此不言自明吗?让我们打碎这面镜子，看看镜子后有什么。

诚然，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场名为“国际化”的疾风骤雨，从社区学校招收的大批留学生，到一批公立或私立大学相继在西亚、南亚和东亚建立卫星校区，开设合作学位项目，变化尚未完成。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纽约大学，这所过去的地方性大学，如今却因为激进地拥抱“国际化”而成为全球大学“开放”新尺度的标杆。国人大多了解纽约大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合办的上海纽约大学，却未必了解其在校长塞克斯顿(Sexton)治下高歌猛进的扩张史。目前纽约大学已经在阿布扎比和上海有两所分校，这还不算因财政或生源因素已经关闭的位于以色列和新加坡的校区。而他曾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远程教育技术将分布在全球的卫星校区联结起来，使纽约大学的学生能够在全天的二十四小时内与世界同步上课。世界公民，全球课堂，至此可谓尽善尽美。

纽约大学的案例被写进了一本叫作《伟大的智力竞争：全球型大学如何改变世界》(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Reshaping the World)的书中。作者本·维尔达夫斯基(Ben Wildavsky)踏破铁鞋，奔波在纽约、德里、阿布扎比、上海和新加坡之间进行采访调查。他发现，学生、教师的流动正以越来越“自由”的形式实现，特别是伴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新加坡、海湾地区发展出的卫星校区模式，人才流动的节点从过去的欧美中心向此外的地区扩展，流动的路线也变得更加复杂。他将这种流动称为“智力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 in mind)。在他看来，一个平滑的全球教育市场正在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接受跨境学习提供空前的机遇。

然而，大学的国际化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自由贸易”这个隐喻向我们揭示出大学国际化与全球资本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学生成为付费的买主，建立海外分校这样的行为就必须纳入到市场框架下予以思考。同时，民族—国家自身角色的转型，以巨额投入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在推动后发国家主动地接纳美国式学术体制，其结果便是教育主权话语的衰落，以及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兴起，它宣称“大学不单单属于这个地区和国家，也属于全人类”。国际化并没有填平中心与边缘间的鸿沟，而是在更为分散的诸多节点上不断地复制中心/边缘关系。在全球型大学的时代，越来越多具有“飞地”性质的校区开始出现。二零一三年，总部位于北京的某地产集团透过其名下的基金会，斥资两千六百万美元在美国新泽西购地，并建立了一所“普林斯顿数理国际中学”。该校的合作伙伴包括人大附中，其计划招生的一半为国际学生，这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担忧。如果说这是一次“逆袭”，而斯坦福的北大中心乃至此次的燕京学堂则更像一次怪诞的自我殖民，是大学改革者引以为傲的招商引资行为。不难理解，改革者所强调的“开放”总是迎合那些使资本得到巨大—显性或隐性，经济或政治—回报的人群，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应该赋予他们更快的流动性、更低的门槛和更集中的特权。不仅如此，要保持资本的增值和利润最大化，改革应该调动那些能够直接被“品牌化”的象征—如“燕京”或者静园—却又必须掏空其内核。而要确保资本的密集投放，那么就只能惠及最精英的少数人。在向外部开放、拥抱大同的同时，却不断造就内部的隔离、分裂，这就是燕京学堂国际化的悖论。

当市场逻辑成为主导教育改革的强势思维，大学的国际化或许尚未培养出“世界公民”，便已沦为自身的一场噩梦。大学的管理方式正在不断向经济学靠拢：作为涉及人文学科的改革项目，燕京学堂的主事者主要来自北大的经济和管理学院，并非偶然。大学正在被“去地方化”：无论是向外扩张的海外分校还是重构内部的国际化项目，都对传统大学的想象构成挑战。应该如何看待一所大学的空间、历史、人文传统同这些飞地之间的联系?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能否被化约成跨国企业的标准化生产，在不同的地区完成原料购买和组装?大学改革同时也在沦为一项炫耀性的媒体“景观”：燕京学堂的项目方案细节千呼万唤不出来，据说这符合“务实低调的做事风格”，但其设计效果图、网站和宣传片倒是先声夺人，美丽的“愿景”掩盖了本该严肃进行的讨论。

我们还可以问，驱动“国际化”改革的动力，是否本身就来自大学对内部危机的转嫁?在美国诸多大学全面国际化的背后，掩饰不住难言的尴尬。面对政府拨款急剧削减的现实，吸收海外生源或建立海外分校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经费来源。美国中西部的部分公立大学为了招收中国学生，雇佣教育中介并偿付回扣，已并非秘密。与之相应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大学内部的民主传统正受到严重威胁，学费猛涨、学生贷款压身已经成为令政府头疼不已的社会问题。就在纽约大学大举海外扩张的同时，纽约大学约半数的毕业生背负着沉重的贷款，人均负债水平近乎哈佛大学的两倍。而正是这位被视作革新者的塞克斯顿校长，在教师看来更像一位铁腕专断的独裁者和标新立异的CEO。他仅倚重少数几位教授，却对大多数教师的意见置若罔闻，甚至在重大决策上先斩后奏，使美国大学的民主传统徒成具文。二零一二年底，纽约大学最大的文理学院为此发起了一项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以表达对他的抗议。

改革本是为了兴利除弊，却引发更为深广的危机，同样的脚本在燕京学堂争议中再次上演。以“国际化”为改革旗号，以更多的高校自主权为吁求，要在既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实则是既否认大学的学术传统和基层师生的主体地位，又视校内民主程序和师生应有的民主监督为无物。其结果大概可以预见，就是让极少数的教授享受“哈佛预算”水准的薪资，让极少数的“未来领袖”占用本已十分稀缺的教育资源，而不去触动盘根错节的利益机制和官僚化的行政管理，让大学的整体改革依旧步履蹒跚。

如同一张X光片，燕京学堂的宣传片透视出中国大学改革的普遍病理：短片中罗列了蔡元培、胡适等北大诸多杰出校友的名字，却如幽灵一般浮现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礼堂、草坪上，这样一座光洁亮丽然而无人的校园，正是奉献给国际学术精英的“特区”。纵观燕京学堂争议，作为大学的真正主体，师生们的退场/隐形是这场改革患上精神分裂的最大症候。不去触及大学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妄想通过国际化来确立一种新秩序，不过是又一种剜肉补疮的天真。

中国大学积弊深重，这是大家的共识，批评燕京学堂并不意味着要维持现状，回复老路。在静园改建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这次争议足以成为一个伤口，警醒我们去思考，大学的国际化向谁开放，由谁主导，对谁负责?

作者：胡易之

欧美中留学生研究论文 篇3：

中国日益强调“专家管理”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对象。中国的发展也使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外国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可以给国内读者提供新视角。

4月11日—25日，《人民论坛》杂志社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清华校园共同主办了“欧美学者看中国系列报告会”。报告会主讲人为英国牛津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彭轲(FrankPieke)教授和牛津大学知名学者贺斌(William Hurst)博士。报告会共分四场进行。彭轲(Frank Pieke)教授在其中的三场报告会中分别介绍了欧洲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动态”、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体制改革的看法以及中国移民在欧洲的生活现状及其影响。贺斌(William Hurst)博士作了题为《欧美学者如何看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问题》的专题报告。

清华大学秦晖、张绪山和胡希伟教授、沈原、邢悦副教授及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让·路易·罗卡等对两位欧美学者所做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报告会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张利华教授主持。《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贾立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到会致辞。

报告会获得了与会清华师生的一致好评，虽然每场报告会均安排在晚上7时半开始，但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清华师生积极参与讨论，几近夜晚10时大家仍毫无倦意。通过此次报告会，《人民论坛》进校园，为读者更好地了解《人民论坛》提供了新的平台。

观点：中国不再是“例外”而是正常化的国家

目前，理解中国已成为欧美中国学研究中心的主要学术事务。Pieke教授介绍指出，当前欧美学者研究的重点大致有如下方面：1.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资源有限、人口膨胀等关系问题以及公共卫生、教育、环保、移民等问题。2.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现代化是否互相矛盾。3.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动态，如人口动态与清朝人口膨胀是否有关，经济发展与清朝经济发展是否有关等动态研究。4.中国新的现代性对全球化有何影响，与西方国家是否有矛盾。

Pieke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欧美学术界“中国问题研究动态”。他认为，美国在1959年从零开始着手建立现代中国研究的全面计划。但那时强调的重点是把新中国理解为一个革命性的、共产主义的和潜在敌人的社会。其目的不是在研究中国，而是在对付中国。

而欧洲的中国学研究，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将传统中国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放弃了对现代中国新情况的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学术界开始进行现代中国学研究并逐渐深入，今天，现代中国研究成为欧洲各国“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专属权，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新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欧美学者才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对象对待，并逐步使中国问题研究进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主流。

Pieke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苏联集团的崩溃和日本泡沫经济的爆发，中国自身经济的增长和日益增强的民族自信心相统一，获得了未来大国地位竞争者的威望。伴随着国际政治的潮起潮落和大众媒体的兴起，中国越来越少地被视为“例外”，而被置于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之中。西方国家眼中的中国被视为伙伴、竞争者或敌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与美国、欧洲不分伯仲，这种新的观念反映在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论文中。

Pieke教授的演讲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副教授认为，中国研究在欧美的形势很好，已经实现了从“克林姆林宫学”到田野调查实践的转变。但是中国研究是否进入欧美学术研究的主流，却值得商榷。因为可以说还没有一个从中国内地经验得来的概念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中国学研究的开展无疑将为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视角。清华大学哲学系胡伟希教授认为，21世纪中国学的研究将会面临新的突破。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邢悦博士说，中国研究已经不再是外国学者的事情，一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如王绍光、胡鞍纲、秦晖、孙立平等。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方法和领域方面都各有所长、各有侧重、各有缺陷，需要共同合作，共同交流。

观点：中国的干部培训越来越强调“专家管理”

Pieke教授认为，国外很多人缺乏对中国行政体制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在最近10年取得了很大成功。以干部培训制度为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中国有非常强的传统，特别是意识形态培训，这是和党政干部培训分不开的一部分。现在的理论培训工作有一定的改变，除了理论方面的培训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培训，如经济管理、英语培训和电脑应用培训等。

中国的干部培训有两个目标：其一，是让中国的行政体制统一化，因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是相当分散的，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各个独立的部门相对来说比较强，与国外的行政体制相比较，中国地方政府的独立性比国外地方政府独立性还要大;其二，培训越来越需要专业性的知识和能力。因为中国的领导和制度越来越“专家管理”，专家管理的过程越来越明确，也涉及到干部培训的组织。

“在中国，‘专家管理’与社会主义干部培训和提高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面。”Pieke教授认为，国外很多人认为中国有很多特色，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个特色，行政体制中的“专家管理”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也是一个特色。干部培训最重要的目标是使干部成为有专业知识的专家，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信仰社会主义。

Pieke教授认为，中国的干部培训有非常丰富和复杂的系统，集中体现在干部培训的多元、市场化方面。搞干部培训的机关，有党校、行政学院和社会主义学院，还有高等学校的成人教育学院及培训中心等，每个省市县都有党校，甚至在小镇都有党校。干部培训的这种多元化也得益于培训的市场化改革。党校不是培训干部的垄断部门。现在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也在搞干部培训，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也成为干部培训的一个重要途径。原因在于党校、行政学院的理论培训搞得不错，专业培训不足。

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赞同Pieke教授的观点，指出目前党校培训存在两大特点：一是对要提拔的干部的培训较多，二是干部和官员利用培训机会积累人脉的现象突出。

观点：中国新移民遭遇排斥

Pieke教授承担了一个有关中国新移民在欧洲的就业和权利的研究项目，专门研究华人在欧洲的生活状况、影响和作用等。他认为，中国新移民是全球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新移民。20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和技术工人来到欧美等发达国家;90年代，继续有大量的中国新移民来到欧美地区，中国人成为全球化讨论的一个例子。

Pieke教授介绍，非法移民对中国的移民形象有坏影响，受到欧美人的关注。好移民没有受到很多的关注，现在欧洲人关注的是“坏移民”，这主要跟欧洲内在的政治有关系。“9·11”事件后，移民带来了恐怖主义和其他全球化的威胁，“坏移民”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劣势部分。在美国、欧洲，对移民的讨论，关注点在“坏移民”，主要将偷渡过来的“坏移民”作为典型。由于“坏移民”的影响，欧美国家对中国新移民的态度与中国国内对农民工的态度基本类似。

Pieke教授指出，中国新移民在欧洲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实际上就是就业或说雇佣问题。中国新移民受到的歧视相当严重。实际上，欧洲国家需要劳动力，否则就没有移民。政府不敢承认，政治家总是采用排斥的方式对待新移民，政府到目前还不敢承认雇佣是新移民的最根本问题。新移民不仅受到地方政府的歧视，而且受到老移民的歧视和排斥，特别是受到香港华人以及东南亚华人移民的歧视，因为这些老移民自认为时间久，社会地位比较稳定，政治影响不错。

Pieke教授对欧洲国家对待新移民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在公开讨论移民问题的时候，可分为好移民和坏移民，但在决策过程中，关键还是要进行移民管理。好的移民，要促进;不好的移民，要避免。现在欧洲大陆，排外和新民族主义倾向日益强烈，许多政党把新民族主义作为他们政策的一部分，所以在大选或决策时，新移民常常是关注的对象，政治家要表明自己是个爱国主义者，排外是他们利用的手腕，非法移民根本没有权利。

中国移民出现了一些新特征。Pieke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移民开始增多，其中一部分是访问学者、学生、有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新移民，他们以合法方式移居到欧美，生活状况还可以。另一部分通过非法方式移民到欧美的人，很多是下岗工人，也有劳工。近年来，中国移民进一步商业化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移民需要国外工作单位的邀请，现在许多新移民是通过旅行社过来的。他们提供假的邀请信，申请签证，非法地找到工作。

Pieke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让老移民不要排斥新移民，应该帮助新移民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控制非法移民，与国外政府协商，通过正规的、合法渠道进行移民。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心学术顾问让·路易·罗卡长期致力于法国的中国移民研究，他认为，华人的声望在法国总体来看还是比较好的。旅居法国的华人在法国有好的印象，主要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关系，法国的许多公司也已迁移到中国。法国人有一种安全感的危机，这与全球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

针对非法移民现象，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绪山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政府处于转轨时期，腐败是个大问题。腐败分子在国内贪污钱财，通过子女移民把钱转移到国外，这使中国人的形象大受损害。但实际上，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对中国国民在国外的形象认识不足，对中国的了解存在很多误区。

同时，张教授主张，中国移民是中国和世界接轨的问题，现在中国人移民到西方，西方人通过当地的中国人来看中国，这件事需要政府的协调和沟通。如果政府不协调，恐怕许多问题还是难以处理。

观点：群体性事件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贺斌(William Hurst)博士在题为《欧美学者如何看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问题》的专题报告中集中探讨了当今中国的下岗工人问题。为了研究中国的下岗失业问题，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走访了中国9个城市，访谈了200多位下岗职工和企业管理人员，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关于下岗的原因，目前比较流行的主要论点是，中国政府、世界银行和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因此国有企业需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导致了部分工人的下岗。那么，政府如何保证下岗工人日常的基本需求与再就业?有些学者认为，下岗工人不愿意做地位低下的工作或不适合他们的工作;有人认为，市场提供的岗位不够，而且再就业工程的工作效率也非常低;也有人认为机会是有，但主要是当个体户。贺斌博士认为，这三个结论都有一定的道理。整体来说，只有沿海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了较多的工作机会，尤其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贺斌博士在调查采访中发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东北、沿海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和华北地区，群体性事件呈现不同的特征，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的方法与措施也是各不相同的。

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峰就政府部门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必然性，但是这一问题在特定阶段又有日益严峻的趋势，亟需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对于群体性事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合理的诉求要支持，盲目的利益诉求要引导，非分的利益诉求要遏制。

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党委政府要给自己减负，要善于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职能转变不够，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也没做好的事情，以致矛盾激化，问题缠身。因此政府要依法规范自己，依法解放自己，依法解决问题。

作者：艾　芸　杨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