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广播电视市场化研究论文

公共广播电视的话题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还仅仅限于学术领域中少量介绍国外传媒的文章。如今，在国内各地“公共电视”频道出现以后，已经成为一个有具体实践意义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增多，而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公共广播电视”不仅是一个讨论热烈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欧美广播电视市场化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欧美广播电视市场化研究论文 篇1：

欧美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及社会关系的重构

编者按：相对于国外商业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我国广播电视行业体现出成立公共广播电视的迫切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共电视频道，只是当前广电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异化现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众的公共频道。

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历史已有100多年，经历了诸多的探索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欧美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历史轨迹

人们通常引述英国广播研究所1985年提出的八项原则来作为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理论依据：(1)地理上的普遍性;(2)财源由视听者直接支付;(3)独立于所有利益集团和国家;(4)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从业者应充分认识自己与国民的同一性观念、共同体之间的关系;(5)普遍的吸引力，节目应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和喜好;(6)特别考虑少数群体和受歧视人群的利益;(7)具有促进提高节目质量而非视听人数的机制;(8)坚持公益性方针，给予节目制作者充分的自由。①总之，公共广播电视作为一种肇始于欧洲的传播制度，宗旨是通过普遍性的服务、多样化的节目，为全体公民提供严肃的、教育性和文化性的节目，提高受众修养和审美情趣，以保证公民及时获得信息、文化和教育的权利，并在媒介伦理上特别强调了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不论受众地位高低的原则，其核心是以公共福利的形式履行向公众提供广播电视服务的义务。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从1927年1月1日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建立开始，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就是以国家利益的托管人方式出现，建立了国家主导性的广播电视制度范式，资金来源于执照费、税收或非赢利性收入。这样的机构除了英国广播公司(BBC)，还有如荷兰广播电视基金委员会(NBF)、丹麦广播公司(DBC)、法国公共广播电视台(ORTF)、瑞典国家电视台(SVT)、意大利公共广播电视台(RAI)、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等。虽然历史上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的权力一度被滥用，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但不论在何种体制或制度的国家，公共广播机构的最终理念是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广播电视服务原则。

当代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也包括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PBS)和全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NPR)。但是与欧洲所流行的英国广播电视模式不同，美国模式从一开始就以商业性和市场为主导。当1927年公共服务广播在英国诞生时，1927年的《美国电信法案》则催生了由广告资助广播电视的传播法规。虽然该法案明确提出了广播电视业要“符合公众利益、便利与需要”的原则，但是由于追求资本效益，以赋予公民教育文化职责的公共服务理念还是被边缘化了。直到1934年《美国通讯法案》代替1927年的《美国电信法案》，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才建议国会建立非赢利的公共服务机构，并于1945年成立了由执照费资助的非商业性教育广播台。即便如此，在将近20年里，美国政府并未建立稳定的财政机制以保证教育电台的正常运作，因此教育电台在美国有“隐士媒体”之称。直到1967年11月7日，随着《公共广播电视法案》的颁布，才为教育电台、电视建立了财政保证机制。

20世纪70～80年代，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数字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频谱资源有限的旧格局，使公共广播电视获得公共资助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公共广播电视出现了全球范围的危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公共广播电视的危机主要来源于保守派和新自由派的攻击。自由市场的理念把文化与教育节目视为与日用消费品一样的商品;对通讯企业放松规制成为消除国际贸易障碍的先决条件;不断增强的媒介私有化打破了原来封闭的传媒体制并涌现出新的参与者;不断增加的经济诉求使美国式的市场决定模式代替了公共广播电视赖以存在的公众托管模式;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节目产品和小众频道消费增长的攀升和对公共广播电视财政补贴的不景气甚至减少。

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来自政治和公众的不满呼声进一步指向公共广播电视制度，其中的一些垄断式腐败行为和对公共资金的滥用情况被揭露。人们不断地建议对现有制度进行改组或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批评层面，电讯政策的制定者开始放弃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支持者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出于对重蹈美国公共广播电视遭遇覆辙的警惕，曾经一度沉默的传播学者开始站出来进行理性的批判与反击。对美国电讯政策的批评主要强调商业化和放开市场带来的新的危机，研究者尖锐地指出，在滥用多频道有线电视网和直播卫星节目的情况下，将导致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声音的忽视，对传媒的启蒙、教育责任的抛弃。研究者们在对电视节目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商业电视所谓的内容多样化其实是不断复制下的内容同质化，他们习惯于采用固定的节目样式吸引受众的注意，节目缺乏创新。因而，作为选民的公众最终会质问电子传媒的这种商业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们是否担负了应有的文化、教育和公共论坛责任?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电讯政策的制定者开始重新关注有关私有化、电视暴力和父母监管下的电视节目设置问题，并修订了公共广播电视能够获得另类资助的技术标准，比如如何开发数字化功能，当然这些都还在进一步的公众论证过程中。这些年来，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市场的不断开拓，使电子传媒一直处于不稳定的传播环境中，公共广播电视公司也在重新调整和认识他们的使命，并建立了与书籍出版商、电脑软件开发商以及商业制作机构的新的合作关系。在美国，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已经通过与保险业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商机。可以说，21世纪是一个对公共广播电视公司而言充满无限挑战与机遇的世纪。

欧美广播电视政策的转变

伴随着广播电视市场的发展变化，欧美广播电视的政策范式也在不断地调整转变。传媒政策源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利益互动，双方都希望通过一定的规制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欧美媒介政策范式的转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前的传播产业政策的萌发阶段;1945年至20世纪80年代公共服务媒介政策时期;20世纪80/90年代至今的新的传播政策范式阶段。②在二战前的传播产业政策的萌发阶段，传播与媒介政策主要涉及的对象是新兴的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技术，传播政策主要追求政府和财政集团的利益;二战结束后，媒介政策主要基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不太关注经济或国家战略因素，此时以欧洲为主的公共广播电视事业处于兴盛期;但是从1980年至今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变化使媒介政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对媒介的垄断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传统的媒介政策在受到挑战的同时，政策的制定者也在不断寻找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可以预计，新的媒介政策会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价值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因为媒介政策取向的最终决定因素应该是公共利益原则。

也有学者根据二战后传播技术的发展，把欧美传媒政策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50年代的社区天线接收电视阶段;20世纪70～80年代的开放天空传媒政策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数字传媒政策时代。③而传播技术的发展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欧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有线电视、数字卫星电视的普及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改变了广播电视市场的格局，并直接导致了二战后媒介政策的三个阶段划分：由公共广播电视政策主导的传统格局时期;鼓励竞争的自由市场媒介政策时期;以解除规制和集中化为走向的全球传播政策时期。这种技术的变革和媒介政策的变化进一步产生了四种社会结果：首先，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介应用到传播技术中去，使新旧媒介的区别逐渐缩小，并伴随着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次，市场力量占据主角，而政府规制下的媒介政策的社会和文化目标退居其次;第三，解除规制和私有化、集中化等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旧的媒介竞争格局和环境，并在全球范围产生影响;最后，全球媒介政策成为决定21世纪的新的媒介政策的主导，在全球化媒介政策下，民族国家、社会民主力量以及跨国公司成为市场上的角逐者，他们共同主导着传媒政策的变化，并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未来产生影响。

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构

欧美广播电视政策范式的转变促使公共广播电视重新建构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从传统的观点看，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基础在于服务上的普遍性和保障资讯的基本供给。但是随着广播电视传播环境的变化，这种单一的普遍性服务原则不断受到挑战，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本身也不得不面临社会角色的转型与调整。

传播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在谈到当下的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时说，可以想象一个三角形：一端是国家，另一端是资本，第三端是公民社会。公共广播电视在这个三角形正中，它不断地被拖向不同的顶端。④国家，包括英国政府，对敦促公共广播电视传播国家利益不遗余力，特别是在紧急状况和战争的时候;资本也对获得公共广播电视所产生的受众充满兴趣;公民社会对公共广播履行公共服务义务也是充满期待。而事实的情况是，公共广播电视从来就不是在市场之外，它一直就在市场竞争之中。从历史角度来说，公共广播电视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提供一个空间以便公民社会的不同力量都可以被再现，可以相对独立地互相对话，不受国家与资本压力的左右。因而，公共广播电视是一个第三者位置。它应该随时警告国家、警告市场力量。换言之，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层之外，建立一个与公民有着密切关系的“第四权力”，以保证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领域不被侵蚀与萎缩。

在媒介格局上，公共广播电视不仅是商业广播电视的补充，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对于商业广播电视来说会形成一种竞争压力，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公共服务的标准来改进自己的节目，形成一种健康的媒体环境。如果广播电视市场上只有单一的广播电视制度存在，媒介权力与政治和经济权力共谋的机会就会增大，社会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如果只有活跃的市场，没有活跃的公民社会，最终会导致市场良性运作所依赖的社会组织解体。尤其在媒介市场化的今天，媒介市场化改革使国家与市场的联合变得密切的情况下，就更需要代表公共利益的制衡力量的出现。

站在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审视未来，公共广播电视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断重构的关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比如战争时期，“民族国家，而不是个人，构成了最高价值”，⑤此时的公共广播电视将以主权国家的利益代表出现;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重心日益转向文化层面……民族文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开始争夺人们潜意识中的价值认同”。⑥此时，对外，公共广播电视的文化认同功能变得日益重要;对内，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也需要公共广播电视提供多样的文化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而为了保持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利益的统一，公共广播电视有义务和责任鼓励公众参与政治讨论和公开辩论来达成社会共识，主张不同的利益团体通过协商和谈判来寻求社会稳定及和谐。而公共广播电视的合法未来就是由原来单纯与国家利益的同构性关系，变成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其中，位居中心的就是起到制衡作用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

虽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公共广播电视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甚至受到新自由主义者的强烈抨击，但是对于公共广播电视而言，至少有一种存在的理由，那就是作为“广泛意义上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挑战公司和商业主导社会的这个发展趋势”。⑦反对市场自由主义的人士指出，过度的商业主义必然导致对政治民主的腐蚀。1991年，在非洲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曾郑重宣布：“一个自由、多元而独立的媒介是民主社会的主要部分”。⑧在欧美各国，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今天的公共广播电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任重而道远，因为以维系公共领域为宗旨的公共广播电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制度，更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民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注释：

①Tracey, Michael: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p.26-31

②Jan van Cui lenburg, Denis McQuail, Media Policy Paradigm Shifts: Towards a New Communication Policy Paradigm,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3 (Vol. 18-2), p182-207

③Yaron Katz, Media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U.S Hampton Press, Inc.2005

④章戈浩：《格雷厄姆·默多克访谈录》，http://www.blogcn.com/user5/culturalstudies/blog/1389325.html，2004年3月12日

⑤ [美]菲利克斯· 格罗斯著，王建蛾、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⑥ 姜奇平：《软实力的文化分析》，《互联网周刊》，2004年8月17日

⑦ [美]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著，谢岳译：《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⑧Henrikas Yushkiavitshus: Preface，in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Dimensions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欧洲传媒研究中心博士)

作者：李　娜

欧美广播电视市场化研究论文 篇2：

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现状和争议

公共广播电视的话题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还仅仅限于学术领域中少量介绍国外传媒的文章。如今，在国内各地“公共电视”频道出现以后，已经成为一个有具体实践意义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增多，而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公共广播电视”不仅是一个讨论热烈的学术领域，同时也是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

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是美国和欧洲非常重要的新闻建制，它和主流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新闻建制有显著区别，在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广播电视(国际广播)都属于该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的分支，而美国则内外分别独立运作。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及其下属的公共广播电视电视台(PBS)和公共广播电视电台(NPR)在美国社会中只是边缘性的存在，提供的大多是商业广播电视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提供的小众节目。但由于其受众大多居于社会中上层，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可以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系是法团主义(corpomtism)最为成功的案例。在传播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在商业主义汪洋大海中取得的某种成功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播电视心仪并模仿的对象。

美国和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电视体制的功能在政治上、文學艺术上和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一种独特的广义上的文化作用，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而且应该是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作用是什么呢?不变的是公共广播电视“告知、教育和娱乐”的服务使命以及对公众恪尽职守的责任机制。在分散化的数字时代，各国政府仍然重视民族国家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公共广播电视的凝聚作用。在当今世界上，公共广播电视也许不是一种最好的传播制度，但应该算得上“最不坏”的政策选择。

由于公共广播电视的体制局限和被边缘化的现实，各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都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困境。广播电视收入的筹措、节目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的问题被各国公共广播电视服务业者一致认为是本世纪初面临的最大困难(国家公共广播电视组织会议PBI，2000)。一方面，各国政府的态度大都倾向于希望公共广电业者能自筹资金，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公共广电业者能积极扮演凝聚国家意识、带动发展本土媒体产业、反映社会多元文化、提供不同种族、各种语言与文化的节目服务，所以各国政府的公共广电政策时有互相矛盾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部分国家如澳洲的ABC、英国的BBC、日本的NHK和台湾的PTS节目中仍维持没有商业广告，广告收入已成为一些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都要依赖的重要财源之一。所以如何在商业压力下维持公共广播电视节目的品质，公共广播电视又如何在多频道媒体环境下提出不同的经营策略是值得观察的。

随着西方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由盛转衰，其受到的争议和批判也越来越多。除了由于技术革命缓解了频谱资源的不足而使更多的商业电视台加入竞争和新保守主义者当政削减公共开支等经济原因外，与政府干预影响了公共广播电视的编辑独立原则也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电视的出现和跨国媒体的兴起，原来由公共广播电视占据的空间也被这些新媒体所代替。不以赢利为目标的公共广播电视受到商业传媒的威胁，私营媒介的内容似乎也可等同于公共服务，那为什么还需要公共广播电视呢?著名的公共广播电视研究学者MareRaboy认为，公共广播电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目标，如果其他商业机构已经满足了民众的愿望。公共广播电视还有其价值吗?再者，代表公共空间的公共广播电视除了与商业传媒竞争，对社会也未必有正面效用。按照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的观点，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应该被严格地分离，商业媒介提供私人生活需要，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各种观点可以进行“辩论”而不是诱导“消费”的公共场所来满足公共生活的需要。公共广播电视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社会最佳的、能够满足公众参与需要的公共领域。但现实情况是，在平衡了各种利益之后，公共广播电视已经失去了公共领域通过辩论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以公共广播电视为代表的新型“公共领域”已经重新被“封建化”，并正在与商业电视最堕落的节目进行竞争。

既然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受到众多质疑，为什么各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不但没有衰亡，甚至还由英国推广到了世界各地?当今，不少欧美国家已经在朝广电数字时代迈进，并为公共广播电视在新科技数位时代下应扮演的角色及转型做准备。学者Michael Tracey(1998)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对民主体制的迷恋。民主政府、多元社会的确立和存在，使大家觉得没有必要保留公共广播电视，但同时民主社会也倡导有质量的文化生活，于是维护公共广播电视亦是有必要的，这是现代人的矛盾之处。

世界公共广播电视的历史经验、实践及其理论总结对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发展可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国外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在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独立自主和尽职尽责的形象对中国新闻传媒工作者是有感召力的。公共广播电视的操作实践经常被用于和中国的现状比较，并使后者处于遭受批评的不利地位。尽管按照世界通行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还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从结构、内部组织、管理与经营模式、内容生产等方面与美国和欧洲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有重大的差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它们仍然可以起到相当的借鉴作用。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公共广播电视的经验，在文化问题上，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法，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公众广泛的参与，进行脚踏实地的改良。

作者：周　怡

欧美广播电视市场化研究论文 篇3：

省级音像资料馆社会化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摘 要 论文概述了江苏音像资料馆近几年开展的社会化服务工作，指出当前音像资料馆对社会化服务功能的忽视，并分析了音像资料馆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最后从建设创新型省级音像资料“博物馆”、搭建全媒体内容管理交易平台、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开展社会合作等方面对省级音像资料社会化服务工作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音像资料馆 社会化服务 音像资料服务 江苏音像资料馆

分类号 G255.73

The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Social Service at Provincial Audio-visual

Archives

Zhang Hongying

音像资料馆社会服务是指音像资料馆在保证其主要服务对象的基础上向社会公众服务，这也是现代音像资料馆秉承对全社会开放服务理念的必然趋势，其应用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非常普遍和成熟。如法国国立音像资料博物馆(INA)积极为广大公众提供资料检索及下载服务，公众可以通过资料馆检索到自己想要的节目资源，并通过付费的方式下载。音像资料馆的资源已经超越了内部资料的局限，积极向广大公众开放。在我国，各级音像资料馆是广播电视事业的扩展和外延，隶属于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是当时社会发展的结果。其主要职责是为广播电视事业服务。近年来，音像资料馆的社会服务也开始成为我国资料馆界关注的一个课题，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上海音像资料馆等开始了社会服务的探索与实践。本文结合笔者所在的江苏省音像资料馆近几年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践，探讨对音像资料馆社会服务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 音像资料馆社会化服务的忽视

当前我国各级音像资料馆是广播电视事业的扩展和外延，隶属于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为广播电视事业服务。音像资料属于广电媒体系统的内部资料，主要为节目生产和播出服务，其服务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本系统、本行业内部，不对外进行流通和交易。社会公众基本上没有可能直接下载到电视台原版的电视节目，只能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去搜索所需资源，这充分说明当前音像资料馆社会化服务功能急需改进和完善。

近年来，音像资料馆社会化服务开始备受关注，国内部分音像资料馆已开展社会化服务的有益尝试，如中央电视台音像资料馆、上海音像资料馆等已开始社会化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当前部分音像资料馆开展的社会化服务普遍依托本系统、本行业的宣传项目来开展，并未对社会大众完全开放，这些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内容、模式和成效基本上是由项目的要求、验收指标等因素来确定和评价，并未纳入资料馆的常规业务工作来统筹规划和考核。这种社会化服务模式不仅不能凸显资料馆的公共服务性，而且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也参差不齐，不能满足现代音像资料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2 音像资料馆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出要“加强重大公共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服务功能”[1]。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作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是新闻传播的主力军和舆论主阵地，理应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方面走在全省前列，为公众提供更多公共文化服务。江苏音像资料馆的建设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内容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建成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是江苏台内容资源存储、管理及再利用的基础平台，该平台在全台网的总体架构下进行设计，实现全台媒体资源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重点为节目生产、播出服务，为版权经营和新媒体发展提供支撑。利用先进的媒体资产管理系统，江苏音像资料馆对20万小时的库存节目资料通过预处理、上载、编目、检索和下载等环节，对节目资料进行系统、专业的数字化处理。这些珍贵资料经过数字化处理后，不仅提升了原节目的专业品质，而且在检索和获取方面也更便捷。这些累积的节目资源以及每天新生成的节目内容，是积淀历史、记录地方人民的认识与实践，传承现代和未来、服务于社会的宝贵财富，拥有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和潜在的经济价值。

新媒体井喷式的迅猛发展，给江苏广电总台包括江苏音像资料馆带来了巨大的竞争挑战和合作机遇。目前我国大陆网络视频用户已突破6.18亿[2]。新媒体在制作水平和模式上已接近甚至超过传统电视台，并通过与互联网互动资源如社交网(QQ、微信、微博)的链接结合，更有活力和创意，更具社会影响力。同时高水平的视频制作，必然依靠高水平、专业化的音像资料服务。作为全台内容资产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江苏音像资料馆还承担着音像资料深层次开发，推动节目内容市场化运营，实现媒体资产价值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任。音像资料馆应积极开展社会化服务，真正实现资源共享，推动节目资料交易，为全社会提供高层次、多品种、全方位的信息服务。

3 江苏音像资料馆社会化服务实践

3.1 参观接待服务

当前，江苏音像资料馆在社会化服务方面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面向业界同行及社会团体的参观访问和学习交流等接待讲解服务。2014年先后接待了国家广电总局调研组、英国驻华大使、山东电视台、台湾中华文化推广协会及瑞士荣格集团等单位的参观访问和学习交流。目前这些参观学习都是官方交流、访问，非盈利性质。

3.2 主题资料服务

根据用户需求，并结合音像资料使用频率，江苏音像资料馆专门构建了“领导人专辑”“神舟飞船”“青奥会”“最美空镜”等几十个主题资料库。主题资料库使资料内容更集中，分类更细化。此外，江苏音像资料馆为提高服务品质，专门设置了主题资料服务员和媒资专员，面向全台节目制作系统及社会制作单位开展大型节目专项服务，根据制作单位的需求，音像资料馆为其配备专项资料服务员，资料服务员可以直接进驻节目组，为节目制作人员提供及时方便的资料服务。如为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大运河》《1937南京记忆》等提供珍贵的音像资料，获得各级领导与节目制作单位的充分肯定。

3.3 供片服务

为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有效缓解县级电视台正版影视剧严重缺乏的问题，江苏省广电局和江苏省广电总台开始共同建设省域县级台影视剧集中供片系统，向县级电视台集中供片，江苏音像资料馆具体承办此项工作。音像资料馆充分发挥媒体资产内容平台优势，攻克技术难关，对节目资料进行版权管理，2014年实现了向省域64家县级台提供共计4.9万集具有江苏播映权的二轮影视剧。同时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完成对节目数据的维护和管理。此项工作得到省广电局领导、县级台同行的一致好评。

4 省级音像资料馆开展社会化服务的思考

4.1 建设创新型省级音像资料“博物馆”

一个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有了一定的实践和科学知识积累后即具备了建立本行业博物馆的前提。行业博物馆的建立是该行业成熟和发达的标志[3]。对公众而言，音像资料不仅拥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拥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新闻价值，可以让人们从中了解历史、体验文化、感受教育，对了解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和研究传媒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江苏作为一个文化大省，需要建设一所与文化强省相适应的音像资料“博物馆”来展现城市风情、彰显人文气息、弘扬江苏精神。

音像资料“博物馆”可以尝试设立音像档案展示区、专业视听展示区、广电事业发展区，通过展区介绍江苏的人文地理、民俗特色、城市发展等，以特色馆藏资源反映江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江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通过参观体验、检索下载、信息咨询等多种服务方式，向公众提供在线咨询、用户来馆接待、解答用户在音像资料检索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用户熟练掌握检索、下载流程提供专业指导。

4.2 搭建全媒体内容管理交易平台

作为非盈利性的公共机构，省级音像资料馆音像资料的产业开发和社会化服务，其目的是让稀缺、权威、珍贵的音像资源发挥其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让音像资料在二级市场上得到更深层次的传播与鉴赏。全媒体时代的到来，音像资料馆急需转型，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各类视音频资料及多媒体资源的统一调度、存储与共享，实现音像资料的数据化管理。搭建全媒体内容交易管理平台，实现音像资料网络化管理与交易，是增强节目资料的成本意识，确保音像资料的保值、增值，促进音像资料内容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全媒体内容交易管理平台是音像资料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一个重要的沟通桥梁，该平台不仅拉近了音像资料馆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而且提供了公众查询所需音像资料的一个重要途径。

4.3 从“馆际合作”到“社会合作”

音像资料馆与图书馆、档案馆之间开展馆际合作，是实现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它对于优化音像资料馆资源，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推动资料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资源共享的逐步深入与扩大，馆际合作逐渐向社会合作发展。特别是音像资料馆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较密切，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资源共享及合作共赢的效果。

通过合作音像资料馆不仅可以利用丰富馆藏资源深入开展共建共享，而且可以深入到社会层面贴近民众。如上海音像资料馆“影视万象”主题资料播映项目，已形成与图书馆、档案馆等合作的社会播映平台，有与高校合作的校园播映平台，与街道合作的社区播映平台，与党政机关等合作的团体播映平台等[4]。“资企合作”模式，即音像资料馆与企业的合作模式。资料馆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整合提炼馆方与企业双方素材资料，为其个性化定制一份珍贵的音像档案，全面记录该企业发展历史，促进其企业文化建设。此外，音像资料馆还可提供音像资料委托管理服务，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网络化的资料存储、管理和服务。音像资料馆通过多层面的“社会合作”，与合作方协调共进、合作互补，共同发展。

音像资料馆的社会化服务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非常普遍和成熟。法国国立音像资料博物馆(INA)，又称为“法国国立视听中心”，有“法国影音文化的记录保存者”之称。INA积极为公众提供资料检索及下载服务，公众可以通过资料馆检索资料，并通过付费下载的方式获取所需的音像资料。INA的服务范围已经超越了内部的局限，积极向广大公众开放。相比之下，国内音像资料馆急需开始“社会合作”的尝试与实践。

4.4 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资料馆社会化服务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内部管理上应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并将该工作纳入资料馆的年度目标考核范畴，统一规划和部署。具体实施层面，要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配制相关岗位，形成包括总体规划、服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要求、经费预算、人员调配、绩效考核等社会服务相关的运行机制，促进社会化服务的持续发展和完善。

随着音像资料馆社会化服务的工作全面展开，对人才队伍的培养也会提出新的要求，需要培养具备创新意识、合作意识、营销能力的多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人才专业结构方面，应重点提高信息技术、网络服务、信息研发等专业人才的比例。在人员管理上，要建立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和评估标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激发其潜力。

5 结语

当前音像资料馆作为非盈利性组织，其公益性质不容忽视，音像资料馆应以用户为中心，拓展服务范围，面向社会公众，构建全媒体内容管理平台，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加强社会合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开展社会化服务，创建音像资料“博物馆”，充分发挥音像资料馆的社会化服务功能。

参考文献：

[ 1 ]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30-31.

[ 2 ] CNNIC：2014年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篇(1)[EB/OL].[2014-01-16].http：//www.199it.com/archives/187745.html.

[ 3 ] 王敬松.建议建立中国广播电视博物馆[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2)：79.

[ 4 ] 顾敏黎.当资料成为“合伙人”：关于构建上海广播电视博物馆的思考[C]//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信息资料工作委员会.广播电视信息资料论文集(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249-253.

张洪英 江苏省音像资料馆特聘工程师、馆员。江苏南京，210008。

(收稿日期：2015-01-27 编校：刘勇定)

作者：张洪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