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并购动机比较分析论文

摘要：并购是商业银行扩大业务规模、拓展经营范围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并购活动方兴未艾，并购的效率以及影响并购效率的因素需要展开深入的研究。文章对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银行并购动机比较分析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银行并购动机比较分析论文 篇1：

银行并购的效应分析

【摘要】近年来，我国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绝大多数金融集团通过重组和合并，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整体竞争实力，以期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能够处于十分重要的主导地位。本文充分考虑到银行并购效应分析的实际状况，探讨了银行并购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了银行并购对支付清算系统影响，阐述了银行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讨论了并购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希望能够对银行并购的效应分析的实践工作发挥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关键词】银行并购 系统风险 分析

一、引言

毫无疑义，在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银行并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本质上说，利润增长预期过高是导致出现银行并购的主要成因之一。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同时出现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情况比较常见，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和并购银行能够及时、准确地注意到这些风险，采取一定的措施，有效解决和处理相应的实际问题。值得肯定的是，并购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银行风险，主要表现为：加強风险承受能力、分散业务风险和规避破产风险等等。

二、银行并购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从某种程度上说，能否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市场是否稳定有序的运行，金融机构行为是否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有鉴于此，银行并购能够对货币政策产生十分巨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行为有所变化，金融市场的运行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方面，银行并购对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实践表明，通过一定的方式，银行并购能够对金融市场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并购降低相关市场的竞争程度，是较为不错的选择之一。从目前看来，相当一部分市场参与者的力量十分薄弱，减少市场竞争会促使这部分市场参与者不断增加变现成本。另外，并购可能会影响市场业绩，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极大关注。较为明显的是，不少大型的金融机构都是经过并购之后得来的，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与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并购对货币政策传递机制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银行并购能够一定程度上改进相应的货币政策传递机制，通过一定的渠道，能够将这个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较好地发挥出来。这些渠道包括：货币渠道、资产负债表和银行信贷渠道等等。通常来说，货币渠道主要变现为：货币的供应量会受到利率变化的较大影响和制约，从而达到货币政策传递的目标。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不少现实因素会对货币政策的传递带来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金融机构引进先进的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市场准入条件和开发新金融工具等等。

三、银行并购对支付清算系统影响

资料显示，银行并购能够对支付清算市场结构系统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银行后台内部系统程序，一定程度上受到金融业并购的制约和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具备一定实力的市场参与者集中了越来越多的全球监控业务和代理银行。在实践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越来越多的银行倾向于将支付清算业务承包给具备一定条件的非银行服务提供者或者交易银行。从某种程度上说，考虑到各种银行的发展现状，广大支付清算系统的用户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不断强调处理的安全性，不断注重便捷支付。更进一步说，相当一部分支付清算系统的用户是国内外系统和银行间系统之间合并协调十分有力的推动和促进力量。值得肯定的是，银行并购会对绝大多数领域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力。这些领域包括：央行监控支付系统的方法、银行与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银行运营和财务的风险水平、支付清算系统的工作效率，市场结构和银行之间的竞争程度等等。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银行并购的程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促使相当一部分支付清算系统用户无法较好地预见和明确支付清算系统呈现的负面效应或者正面效应。通常，相当一部分源于并购产生的银行，往往具备足够的资金和实力，对一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电子支付技术进行投资，力图最大限度地减少单位服务成本。不可否认的是，银行并购能够对支付服务竞争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实践表明，提供清算和支付服务的机构数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清算服务价格，大幅度降低创新激励。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方面的银行只有不断建立健全风险控制机制，才能较好地应对和管理银行并购对支付清算系统带来的风险。

四、银行并购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

实践证明，最大限度地提升中小企业的负债能力，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实践性。打个比方，两家企业各自拥有不完全相关的现金流，它们承担着同样的资产风险，同时享有一定的债券，任何一家企业都可能无法较好地满足清偿债权人提出的要求。不容置疑，银行并购的顺利开展，能够不断推动商业银行朝着综合经营方向发展，确保经营实现规范化、多元化。从基本上说，银行并购的顺利进行，有助于较好地构建开放型金融体系，并且在并购之后的上市运作及股份制改造，促使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筹集到了大量资金用于投入生产、扩大企业规模。更进一步说，银行并购能够取得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加快推进电子化进程。从目前看来，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银行规模越大，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性，能够减少运营成本，安全系数也高，濒临倒闭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规模经济存在一定的临界点，企业达到相应的规模之后，边际要素产出率主要表现为负增长的趋势。换句话说，在人们视野中呈现的是：规模不经济。另外，在采用现金并购形式的基础之上，目标银行资产和现金资产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并购银行无论是通过负债途径对并购所需资金进行筹集，还是通过银行系统，对自己的现金资产进行直接支付，达到并购的目标，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并购银行最大限度地提升风险加权资产，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削弱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值得肯定的是，绝大部分企业规模过大，是导致产生金融垄断现象的主要成因之一。更确切地说，银行并购会大幅度增加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一旦出现，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五、并购对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

随着当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相当一部分银行越来越注重技术投入，力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易费用。与此同时，在银行系统运行的过程中，计算机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大幅度提升了银行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一般来说，银行能否较好地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取得公众信心。较为明显的是，绝大部分银行被市场淘汰的主要原因在于：银行系统存在一定的风险，逐渐失去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毫无疑问，银行系统出现任何一个细微的误差，都会导致公众失去对银行的信心，不断扩大局部危机，难免会引发相应的挤兑风潮，这对整个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和阻碍。矛盾具有普遍性。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应该用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银行并购既能够较好的减少银行风险，又能够为并购银行带来无法预见的新风险。这些风险包括：遭遇整合风险、局部危机扩大风险、规模不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强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强化银行的盈利能力，为了大幅度提高银行利润，我们应该结合具体的实践状况，努力降低银行系统技术研发的边际成本，强调资源整合，注重削减边际财务融资费用。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银行并购的效应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努力做好银行并购的效应分析，才能为银行带来十分可观的经济利润，才能构建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本文充分考慮到银行并购的效应分析的实际状况，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和束缚，较为细致地阐述了银行并购对货币政策、支付清算系统、中小企业贷款和银行系统风险的影响，希望能够实现银行并购效应分析的预期效果，希望能够加快推进银行并购效应分析的预期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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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光军，曾勇，李强等.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战略合作决策研究[C].中国金融国际年会，2010.

作者：石磊 刘德阳

银行并购动机比较分析论文 篇2：

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摘要：并购是商业银行扩大业务规模、拓展经营范围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并购活动方兴未艾，并购的效率以及影响并购效率的因素需要展开深入的研究。文章对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并购效率;商业银行并购;数据包络分析;协同效应

一、 引言

在中国“金融脱媒”趋势日益明显和实体经济长期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应对挑战，实现转型升级成为关注的焦点。并购作为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和经营范围、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传统途径，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成熟、法制法规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解决利润空间压缩、中间业务低迷、不良贷款上升以及资产质量下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兼并收购方兴未艾，并购之后银行能否实现既定目标既是理论的试金石，也对现实中银行并购活动有着重要的前瞻性指导意义。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如何以及影响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因素是什么等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将对与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展开述评，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二、 银行并购动因的多样化

并购动因构成了并购效率的理论基础，而并购效率是对并购动因的实证检验。一般来讲，商业银行并购是基于对协同效应的追求，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并购能够通过管理协同、财务协同和经营协同实现对主并银行价值的提升，即所谓“1+1>2”的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的产生是基于主并银行和目标银行管理水平的差异，当主并方先进的管理水平外溢到目标方，双方的管理成本下滑，管理协同效应也就实现(David Flanagan，2004;J.F.Weston，1996)。经营协同效应源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的下降。主并銀行和目标企业的合并带来规模的扩大、业务范围的拓展、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从而实现成本的下降。财务协同效应则是源于并购为主并银行带来的节税效应和融资成本的降低(肖振红，2007)。

随着时间的发展，追求协同效应已经无法完全解释商业银行的并购行为，银行并购动因逐步趋于多样化。Kenneth Cline(2003)认为银行并购可以扩大银行规模，增强银行的市场势力，减少竞争对手的数量。通过并购，商业银行能够获得市场势力，提高行业集中度，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并购的发生也能源于管理层和股东方的冲突，管理层基于自身报酬的高低以及分散风险的需要，往往具有较强的扩张主义，管理能力越差的管理者越是如此，且通常过于自负，认为能够通过并购控制其他企业而获利。此外，通过并购，管理层也能够消耗企业的现金资源，加强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力度(Muller，1969;Roll，1986;Jensen，1986;Morck，1990)。

可见，银行并购的动因不能完全由一种理论解释，很多学者将银行并购的动因从更广泛的维度进行综合解释。Mitchell和Mulherin(1996)认为包括银行在内的跨国并购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技术革命、全球化、政府监管松动等外部冲击。Weston和Johnson(2001)细化了这些因素，把它们归纳为7类，包括技术进步、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协同效应、监管放松、产业组织变迁、企业家个人因素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进一步将包括银行在内的并购动机分为四类：战略驱动的并购、管理层无效驱动的并购、管理层利益驱动的并购以及股市无效驱动的并购。Berger(1992)提出各类复杂的并购动因可以分为两类：价值最大化动因(例如获取协同效应等)和非价值最大化动因(例如管理层自负等)。

三、 银行并购效率的测度和实证研究

并购动因的不同对商业银行最终的并购效率有着重要影响，但在实际研究中，非价值最大化动因无法量化，通常的研究是建立在价值最大化动因基础之上的。研究银行并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银行效率如何测度。效率的测度可从成本、利润和生产能力三个角度展开(Berger & Mester，1997)。例如，从成本角度可以测度和比较并购前后实际成本和最佳成本之比。从利润角度，可以比较实际利润水平和最大利润水平之比的变化。从生产能力角度，可以测度当前生产水平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随着分析工具的多元化，会计比率比较也逐渐作为评价银行效率的重要手段(陈璐，2005)。财务指标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事件分析法等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分析。从目前的国际研究成果来看，结论主要分为三类：并购提高了银行效率，并购没有提高银行效率以及结果不明确。

1. 银行并购提高了银行效率。Berger等(1993)的研究表明，银行并购能够提高银行的X-效率，带来效益的改进和银行利润率的提高。Becher(2000)研究1980年～1997年558起商业银行并购，发现并购有积极的市场价值加权作用，且相比于美国，欧洲国家银行并购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从股东价值的角度，欧洲银行业的并购往往能够显著提高并购双方股东的财富，创造并购价值，且研究表明，目标方获得的并购价值更高(Wahrenburg，2004;Diaw，2014)。

Ricardo Correa(2008)研究了1996年到2003年间220起跨国并购，得出跨国并购的绩效在两年后开始显现。Jens和Kevin(2009)研究了1998年～2002年欧洲国家银行的并购，结果也表明并购发生后两年，银行效率普遍提升。Kai Du和Nicholas Sim(2016)研究新兴国家的银行并购效率问题。他们采用6个新兴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在不将并购行和目标行分开进行回归的时候，并购银行在并购后往往变得脆弱，并购的收益者更多的是目标银行。但他们同时也强调，对于并购后的联合体而言，最终的效率是提高的。

2. 银行并购没有提高银行效率。Shaffer(1993)采用随机边界函数法，利用超对数成本函数对美国1984年～1989年发生过并购的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进行考察。研究表明，银行效率的提高与银行规模有关，当银行规模超过十亿元时，并购反而使得总成本增加。Kwan和Eisenbeis(1999)采用94家美国商业银行样本发现商业并购重组对股市并没有正效应且公告效应不太明显。Rhoads(1998)、Berger(2002)、Andrew C. W.(2001)等学者的研究亦表明银行并购并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的X-效率，并购带来的成本抵消了潜在的收益。Megginson等(2005)研究1963年-1996年间260个并购案例，发现混合并购因整合难度大往往降低了股东价值。从成本效率角度亦有支持并购没有提高银行效率的研究，例如，测度欧洲银行业的成本效率时，发现并购降低了欧洲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Staikouras & Mamatzakis，2008)。

3. 结论不明确。Lin(2002)采用前沿分析法(SFA)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得出并购能够有效地改善成本效率，然而换用数据包络法(DEA)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考虑时间效应，则并购效率呈现出时变性。并购效率通常呈现出先升后降的“U”型变化，变化的时间节点为两年(Hsiao & Anna，2010)。

可见，学术界关于银行并购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随着样本的改变，研究方法的改变以及银行效率测度方式的改变，银行并购对银行效率有不同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对银行并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健、金浩、梁慧超(2011)采用超效率DEA方法，研究了14家商业银行的并购，结果表明这些银行的成本效率都在逐年提高。郭妍和张立光(2011)研究了我国1996年～2009年的银行并购案例，发现我国银行并购后的绩效都有所提高，不同银行的绩效差异长期显现。

也有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银行并购不能提高银行绩效。徐小平和马启强(2008)运用DEA方法分析了建行、工行、浦东发展银行并购三年后的绩效，结果表明，并购并未提高这三家银行的效率。徐二明和王文彬(2009)对亚洲12个国家47家银行的并购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并购方而言，并购行为降低了银行效率，对股东财富的影响微弱。丁慧(2009)比较了银行在并购前后的经营绩效，结果表明，并购银行在五年内的总体业绩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盈利能力显著下降。

也有的研究结论不明确。例如，周小春(2003)表明并购只对规模中等的银行的效率提升较大，而规模庞大的银行在并购后的效率反而降低。張淦等(2017)的研究表明，采用不同的角度测度并购效率会有不同的结论。他们以国内商业银行并购保险公司为案例，发现采用效率分析法时，大多数银行的并购效率在并购整合完成后的一年出现下滑。采用事件分析法时，发现并购为国有银行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外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有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之分，同时在并购上，也会区分为政府主导型并购和市场主导型并购。陈茜(2007)使用DEA方法研究了政府干预下的银行并购和市场主导下的并购，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效率低于市场主导型并购，同时不利于银行迅速实现规模效率。刘黎平(2009)也分析这两类并购，他采用财务分析法和DEA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干预下的并购不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建议在银行并购中应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

四、 银行并购效率的影响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银行并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未形成统一的观点。这是因为并购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涉及到的因素很多，既有外生因素也有内生因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并购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呈现复杂化。王秋儿(2010)认为产业效应、并购方式、并购支付方式和并购整合都会对并购后的银行效率产生影响。产业效应对并购效率影响最大，混合并购效率最差，先进的支付方式更有利于并购效率提高，企业文化冲突大、员工抵触心理强都会降低并购效率。王菁、田满文(2010)认为代理成本和政府干预会对并购整合效率产生影响。

影响并购效率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宏观层面、并购层面和银行层面三个方面(罗乐，2013)。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政府的管制和干预往往会降低银行并购效率(Malatesta & Thompson，1993)，但如果政府鼓励并购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证券市场发展比较完善，那么并购效率会相对提高。

从并购层面上看，并购策略的制订和实施影响着并购效率。并购目标选择的规模过大，并购就会占用更多的当期资源，不利于并购效率的提升，研究表明并购规模和并购效率呈反向变动关系(Roll，1986)。Rhoades(1998)发现相比于大银行，小银行的合并可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Joseph. P. Hughes(1996)也发现银行资产在3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在并购后管理效率低下。如果选择的并购目标与银行具有关联交易，那么并购绩效就要好于非关联并购的绩效(王跃堂，1999;张俊瑞等，2002;潘瑾等，2005)。并购类型也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的效率要高于混合并购，这是因为在混合并购中银行对并购目标的业务相对不熟，更难获得协同效应(Jensen，1986)。冯根福、吴林江(2001)发现混合并购短期效应明显，长期优势不明显，而横向并购绩效可以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李琼和游春(2008)也认为就并购绩效而言，混合并购效果最差，横向并购效果最好。主并购方的经验越丰富，有效并购概率更高(Berger，2007)。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也会影响并购绩效，Becher(2000)认为现金支付更能为并购方股东创造价值。并购后的整合对并购效率有显著影响，核心竞争力整合、文化整合以及人力资源整合都会影响并购效率，例如，宋耘(2004)研究发现文化冲突通过影响目标企业员工态度从而影响并购效率。

从银行层面来看，并购银行自身的特征例如银行的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资产规模等都会对并购效率产生重要影响。郭妍和张立光(2011)研究发现主并购方资产规模相对于并购目标越大，那么并购后主并购方的绩效提升的越明显。此外，交易的地理集中度也会影响并购效率，Berger和Deyoung(2006)研究表明，交易的地理集中度越高，为股东创造的价值越大。Asimakopoulos等(2013)研究了欧洲银行业1990年-2004年间的并购，发现目标银行的股东获得显著的正收益，并购方股东获得不显著的负收益。他们还发现，国内并购的效率要高于跨国并购的效率，上市银行之间的并购要优于目标银行不上市时的并购。虽然并购收益与银行特征的联系较弱，但是并购较小的低效率的但有多元化收入的银行更有效率，同时高信用风险、低流动性和低效率的银行不是好的并购选择。George E. Halkos Roman Matousek和Nickolaos G. Tzeremes(2016)以日本国内银行为例，采用DEA方法预测了可能的并购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提升。研究发现小银行在并购中可能获得的技术效率提升要好于大银行，且并购效率的提升程度与并购目标所处地理位置的远近相关。

五、 研究展望

本文梳理了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研究。本文发现，国内对银行并购效率的研究还处在比较粗浅的层次，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并购业务开展的时间短，案例和数据都十分有限，同时我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银行并购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对于银行并购的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发展空间巨大。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展开：

1. 构建符合中国银行业特征的银行并购理论框架。当前关于银行并购的理论更多地是基于西方银行业并购实践建立的，很多理论难以用于解释中国现实。由于历史和体制因素，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银行业的细节特征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不断变革的关键时期，政策和制度因素对银行并购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构建符合中国银行业特征的银行并购理论框架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并购的效率，降低并购的风险。

2. 在并购效率的研究上，目前存在很多的争议。很多研究认为并购会降低银行效率，但是从实践上来看，银行并购依然大规模的进行。这种"并购悖论"促使研究者选择更加可靠和先进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银行并购绩效的研究还必须引入更多具有中国特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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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商业银行并购策略及可选并购目标研究”(项目号：1701027B)。

作者简介：张淦(1989-)，男，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南京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银行并购;杜晴(1987-)，女，汉族，江苏省邳州人市，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

作者：张淦 杜晴

银行并购动机比较分析论文 篇3：

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研究方法述评

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探讨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等概念范畴的基础上论述了银行效率的内涵和改善路径，重点研究了银行并购效率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参数分析与非参数分析方法，分析了非参数DEA方法的应用优势，介绍了可用于银行效率分析的CCR模型和BCC模型。

关键词：银行并购;效率;数据包络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各国对金融业管制的放松，世界金融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银行经营领域得以扩展，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的银行业并购浪潮已经风起云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银行并购事件层出不穷。而且并购数量之多、拆资之巨、规模之大，更是历史之罕见。随着席卷全球的银行并购浪潮的高涨。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国际银行业的超级巨无霸。

在国际银行业纷纷通过兼并重组来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推行经营多样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大环境下，中国银行业资产重组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的银行业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和更加严峻的挑战。通过并购优化金融产业结构。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提高整体效率。从而增强我国银行的竞争优现实表明，由于银行并购的过程中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其追求高效率的动机与效果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银行规模过小，其抗险力和竞争力薄弱;规模过大，可以有效的降低破产与倒闭的风险。壮大竞争力，但是潜伏的负面影响和威胁也越大，效率也受到影响。这就需要银行经营管理者认真地考虑并购活动对效率获利的影响程度，因为决策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银行的生死。因此，深入研究银行并购的效率问题。显然是有必要更是有意义的。

一、银行并购效率研究的理论基础

1　效率的概念。效率通常是考察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是衡量经济单位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效率值的高低反映了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整个的经营状况。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给效率下的定义为：效率意味着尽可能地有效运用经济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或不存在浪费，即当经济在不减少一种物品生产的情况下，就不能增加另一种物品的生产，它的运行便是有效率的，这时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的边界之上。

2　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1)技术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企业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在决策单元样本选定的情况下，技术一定。产出水平一定时，耗费资源最少的决策单位称为完全技术有效单位。其技术效率值为1：其他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值是以完全有效单位为标杆测定的，其值介于0~I之间。在这种技术效率概念下，暗含着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如果将这一假设条件放松，技术效率就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2)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测度的是被考察企业当前的生产点与规模报酬变化的生产前沿面之间技术水平运用的差距，因此也被称为可变规模报酬技术效率：而规模效率衡量的则是规模报酬不变时的生产前沿面与规模报酬可变时的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比较，它说明了由于不能在不变规模报酬下生产而造成的无效程度。

3　银行并购的效率理论。效率理论认为，并购活动能够给社会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从而增加并购参与者各自的效率。银行并购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通过并购在获得原有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各种资产的同时，还获得了原有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从而可以提高效率。

第一，通过并购节省管理费用和人力资源。由于中、高层管理费将在更多数量的金融产品中分摊，单位产品的管理费用可以大大减少。第二。利用已有的机构网点和渠道进行销售，利用相同的技术扩散来生产，以节约营销费用和扩大销售规模。第三，银行间高科技的竞争日趋激烈，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令客户满意的服务，必然以大量科技和设备投入为基础。银行的科技和设备投资在开支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通过并购，银行机构能够集中足够的经费用于研究和发展新技术，并能够节约科技和设备投资。第四，通过并购，银行规模相对扩大，使其筹资和借贷更加容易，能够获得比较优惠的价格竞争优势。第五，通过并购可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税法对银行的财务决策有着重大影响，不同类型的资产所征收的税率是不同的，股息收入和利息收入、营业收益和资本收益存在很大区别。通过并购整合使并购后的资产达到最佳经济规模，同时还可以节省管理费用，解决合并前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使并购后的效率远远超过并购前各商业银行单独经营时所带来的效率之和。

二、银行并购效率的研究方法

银行并购效率的研究方法很多，但是定量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参数非法和非参数分析法。

1　参数分析法。参数分析法主要有三种：随机前沿法、自由分布法和厚前沿方法，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随机前沿法。

(1)随机前沿法(SFA)。随机前沿法确定了成本、利润的函数形式，或者投入、产出和环境变量之间的生产关系，并考虑了随机误差。

C=C(Y，X，W)+U+V　(1)

随机前沿法定义了一个包含组合误差项的模型，C(Y，X，W)为处于效率前沿上的企业的成本函数，其他样本的成本还受到低效率值U和随机误差V的共同影响。随机误差V代表影响总成本的非可控因素。例如天气、有利机会等。它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成本，u主要代表X-低效率，其只会提高成本。在这个模型中通常假定低效率值u服从非对称分布，例如半正态分布，而随机误差V则服从对称分布，例如标准正态分布。由于低效率值不可能为负，因此低效率必然呈不完整的分布状态，并假定低效率值和随机误差项与估计方程中的投入、产出变量不相关。

(2)自由分布法(DFA)。自由分布法也定义了效率前沿函数形式，但是没有指定低效率值和随机误差的分布形式。假设各个银行的经营效率在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随机误差的均值趋于0，银行的平均残差与效率前沿之间的距离，就是银行的效率值。在自由分布法中低效率值可以服从任何一种分布形式，只要低效率值不为负。甚至可以接近于对称分布。如果由于技术进步、利率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效率值就可能随时间变化。该方法得到的结果就是各个机构偏离效率前沿的平均程度，而不是各个时间点上的效率值。

(3)厚前沿方法(TFA)。厚前沿方法也定义了效率前沿的函数形式，而且假设计算得到的效率值对预计的效率值的偏离如果超出所有观测样本的上下限，则代表随机误差，如果这种偏离在上下限范围之内。则是由低效率引起的。这种方法没有对低效率值或随机误差的分布做任何假定，但认为低效率值在上下限区间波动。而随机误差存在于这些区间中。该方法本身没有给出各个银行效率的点估

计值。而是估计银行效率的一般水平。

2　非参数分析法。非参数分析法在测量银行效率时没有限定效率前沿的形状。不要求明确定义生产函数。非参数分析方法主要两种：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自由排列包。

(1)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法是一种线性规划方法。效率前沿是通过联接所有最佳方法观测点形成的分段曲线组合，得到一个凸性的生产可能性集合。最佳方法观测值的集合作为前沿将所有的观测值包含在其中，其效率值最高。其他的决策单位及其线性组合在投入既定的情况下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出。换句话说。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不能以更低的投人生产出既定的产出量。与非参数方法相比，数据包络分析法具有以下优点：

①无需具体的生产函数。在知道商业银行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具体函数形式后，就可以方便快捷地得到决策单元的规模弹性值。但是。要想利用建立商业银行的生产函数形式来研究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问题。则具有较高的难度和较大的复杂性。因为商业银行作为服务性行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商业银行生产函数的建立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往往建立起来的生产函数形式未经实践检验。存在较大的主观性。然而，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来研究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问题，没有必要建立函数关系。就可以求出各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值，方便易行。

②自如地进行多投入和多产出情况下的规模收益分析。DEA模型测度的是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因此，可适当选取投入和产出指标，通过建立线性规划。方便地衡量决策单位的相对效率值。从而得到规模效率。这种无大限制的特点使得DEA方法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综合反映所研究的具体问题。

③便于确定规模无效决策单元的改进方向。DEA方法通过建立标杆。各个决策单元直接与标杆相比较。便于某决策单元对本单位经营状况的实时追踪，确定今后努力的方向。如帮助管理层人员解决如下问题：如何确立标杆。作为努力的目标;如何调整投入和产出：在多大的规模上经营等等。

(2)自由排列包(FDH)。自由排列包是数据包络分析法的一个特例，联接DEA前沿各个顶点的线上的点没有被认定为效率前沿。FDH生产可能性集合仅仅由DEA顶点和这些顶点内部的自由排列点组成。由于FDH前沿与DEA前沿一致或者位于DEA前沿内部，所以用FDH方法计算得到的平均效率值通常高于用DEA方法计算得到的平均效率值。

三、银行效率研究中的主要模型

由于研究对象是商业银行，其生产函数难以获得。因此。在测度银行并购效率时采用非参数分析法中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原型可以追溯到1957年，是Farrell在对英国农业生产力进行分析时提出的包络思想。此后。在运用和发展运筹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主要依赖于线性规划技术，并常常用于经济定量分析的非参数方法。1978年，经过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W.W.Cooper和E.Rhodes等的努力，形成了评价部门间相对有效性的CCR模型。使得非参数方法以数据包络分析(DEA)的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起来。其主要模型有：CCR模型(不变规模报酬模型)和BCC模型(可变规模报酬模型)。

CCR模型是A.Charnes、W.W.Cooper、和E.Rhodes于1978年提出的第一个DEA模型。它存在两种模型，即投入角度效率度量模型和产出角度效率度量模型。下面选择投入角度效率度量模型来描述CCR模型。CCR模型所测度的是固定规模报酬下各个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实际上，决策单元有可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的状态，为此，Banker,Chames and Cooper(1984)提出了BCC模型，这一模型扩充了CCR模型的使用范围，并将CCR模型所测度的技术效率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BCC模型就测算了可变规模报酬下的纯技术效率。

通过观察不同规模报酬假设下的生产前沿，可以得出CCR模型测算出的技术效率等于BCC模型测算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因此，利用上面两个结果就可得到决策单元的规模效率。如果决策单元的规模效率值为1，即生产经营处于最佳规模，否则其规模效率有所损失。在研究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状况的同时，借助研究结果，也可以运用计量经济方法中Tobit模型的扩展模型(CTR模型)对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作者：张瑞兵 葛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