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明代对于汉藏之间的互市非常的重视，本文主要从互市的整体研究，某一时期、地区互市的研究，互市的制度、管理体制研究，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的研究及其它方面的研究等几个角度对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 篇1：

武夷山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1940—1945年)

摘要：武夷山曾经是抗战后期中国茶叶研究的最主要的中心，取得了一系列值得今天借鉴的成果。文章将从福建示范茶厂和中央茶叶研究所两个时期，对武夷茶叶研究情况进行论述，以探析“黄金时代”的具体措施及深远影响。

关键词：武夷山;茶叶研究;福建示范茶厂;中央茶叶研究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包围封锁中国沿海口岸的敌对行动，战事逐渐扩大至福建省，武夷茶叶对外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相伴随的是，“武夷山茶园荒芜，杂草丛生，茶厂倒闭，茶庄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茶商茶农两厢困迫，茶叶大幅度下滑，茶业生产萧条。茶山抛荒，茶厂生产停滞”。[1]在这威胁武夷茶叶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危机关头，武夷山迎来了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从1940年初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武夷茶叶的研究在“世纪茶人”张天福和“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这两位茶叶领袖的带领下，先后经历了福建示范茶厂和中央茶叶研究所两个前后相继、彼此呼应、互为补充的时期，两个时期融合为武夷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

一、福建示范茶厂时期(1940—1942年)

(一)、福建示范茶厂创建情况概览

1938年10月，由于日本侵华的加剧，战事日趋激烈，中国的大多海口被日军封锁，张天福奉令将福安茶业改良场的主要工作人员及相关的图书、仪器、档案等，迁移至崇安赤石。自此，近代中国的茶叶科研工作根植于崇安。[2]武夷山迎来了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

1940年，由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办事处和福建省贸易公司在崇安联合投资兴办了福建示范茶厂，原福建农业改进处茶叶改良场并入福建示范茶厂，下设福安、福鼎分厂和武夷、星村、政和制茶所。由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福安分厂由高成学任分厂厂长，陈绍辉任分厂副厂长;福鼎分厂由游通儒任分厂厂长;林馥泉任武夷直属制茶所主任;王学文为星村直属制茶所主任，吴心友任副主任;陈椽任政和直属制茶所主任、秦光前为副主任;李联标任总技师。从此武夷山成了福建的茶叶生产、研究基地和大本营。[3]

从1940年到194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在张天福的带领下，福建示范茶厂一度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融茶叶生产、科研、教学、推广、销售于一体的单位，盛极一时。

(二)、福建示范茶厂时期武夷茶叶的研究

1、 茶叶研究人才荟萃，武夷山茶叶研究迎来辉煌。福建示范茶厂聚集了一批优秀的茶叶专家。根据1988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由王泽农主编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叶卷》，中国茶学界公推的“中国十大著名茶叶专家”的名单：吴觉农、胡浩川、王泽农、陈椽、庄晚芳、方翰舟、蒋云生、冯绍裘、李联标、张天福。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处于武夷茶叶研究“黄金时期”的福建示范茶厂，在建立之初就已经拥有了张天福、庄晚芳、李联标、陈椽这四位著名专家，还拥有吴振铎、林馥泉、吴心友、高成学、陈绍辉、游通儒、秦光前等等一批当时有名的茶叶学者及其制茶的能人。

2、 建立崇安县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将科研与教育相结合。“建教合一”是张天福一直坚守科研与教育结合的理念的具体体现，继创立福安农校，首开福建茶业科研与茶业教育之先河后，张天福在崇安县(现武夷山市)创办了崇安县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我们从档案资料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的教学科目除了公民、国文、童子军、算术等基础科目外，还有与茶密切相关的课程：土壤肥料、病虫害、气象大意、茶业概论、采茶法、拣茶法、制茶工艺、机械概要、合作学、经济学、茶业调查、茶业推广、工场管理、工场薄记等。”[4]这些务实的学科的设立及科研与教育的结合，推动了茶学教学与武夷茶叶生产的揉合，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同样得到了理想的诠释。

3、 试验制作大红袍，传承推广大红袍工艺。“大红袍”是中国茶叶界的国宝，更是武夷茶叶扬名中外的活招牌。然而，长久以来，天心永乐禅寺不仅独掌仅有的几株大红袍茶树，而且大红袍制作工艺也由天心永乐禅寺及其指定的制茶师所口授心传、师授徒传，并没有文字的记录。

1941 年5月17日，这一天是天心永乐禅寺开采大红袍的良辰吉日。“陈礼乐(笔者注：天心永乐禅寺指定大红袍制茶师)向妙常大师请求，同意了张天福等人观看采摘大红袍，并让他们参观大红袍制作。5月17日清晨，张天福等人来到天心永乐禅寺，随着寺僧祭茶的仪仗队，来到九龙窠。张天福得见正本大红袍，一个茶叶科学工作者的本能，使他仔细地考察这种茶树形、叶状、环境。在天心茶厂观看制茶的茶师陈礼乐做茶演示，林馥泉认真记录了陈师傅从制茶到烘焙的细致地、按序逐项地解说。当碧石岩厂春茶开采时，张天福等便和陈礼乐一起试制大红袍，获得了成功，其色、香、味，不逊于天心永乐禅寺大红袍。此后，张天福将大红袍制作的技术升华成文，发表在 当年《闽茶季刊》 第十期上，首次公开了大红袍茶树秘密，从此，大红袍的声名如日中天，远播中外，张天福当是大红袍传承第一人，其功不可没。”[5]

4、 改良茶叶生产技术，用科学的方法制茶。在生产上张天福重视改良技术，对于传统的种种不合理的制茶方法，代以科学方法。关于这点，曾震中在其文章《世纪茶人张天福泰斗事迹堪财富》中进行了精妙的概括：

一、收购毛茶，优质优价，样茶罐装，评验对照，分批制作，按批筛分。

二、改善管理，调整人力，着眼精制，奖励优品，确保信誉，提高价格。

三、改进包装，保障品质，铁箱封锁，售运安畅，客商满意，厂方有利。

四、加强审评，积累经验，聘请技师，亲自审验，层层把关，批批好货。[6]

5、 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红茶曾经是武夷山乃至福建、中国茶叶出口最重要的商品，然而1940年秋天，当张天福到达桐木关时，桐木的正山小种生产已经处于垂死的边缘。为了拯救正山小种于危难之中，张天福“为恢复正山小种红茶的生产，解决茶农生活困难，指导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他不顾道路艰险，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大笔生产资金，从祟安赤石徒步翻山越岭，只身独闯桐木关;到山上后张天福深入农家了解情况，与山民们交朋友，发动茶农重建茶园，分发生产资金，并把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的管理工作托交给了桐木村的管理员江润梅。 [7]另外，张天福应桐木关茶农的请求，“组织了茶叶生产合作社，福建省示范茶厂派出工作人员会同崇安县政府的合作指导员，组织了龙渡、三港、廟湾三个合作社。合作社贷款分信用贷款、开山贷款、下山贷款三种，由示范茶厂直接贷放”。 [8]

在福建示范茶厂和桐木关茶农的共同努力下，正山小种红茶得以延续发展，为解放后正山小种的再度复兴奠定了基础。

二、中央茶叶研究所时期(1942—1945年)

(一) 中央茶叶研究所创建情况概览

1941年12月7日，日本制造了“驻珍珠港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加强了对中国沿海口岸的封锁，海上的货运通道处于堵塞状态，茶商们的生意一度停顿。广大茶农因茶叶销售无门路，致使大片茶园荒芜，每况愈下。

1942年7月，经济部副部长潘宜之、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请吴觉农与张天福到福建省南平市的召开一个工作会议。会上，潘宣之宣布了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在武夷山设立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地点就选在福建示范茶厂，由吴觉农任所长。正处于改组中的福建示范茶厂的所有厂房、茶园、人员都归入中央茶叶研究所。

(二) 中央茶叶研究所时期武夷茶叶的研究

1、 茶叶研究群星闪耀，武夷山茶叶研究步入辉煌。中央茶叶研究所由吴觉农任所长，蒋芸生任副所长。我国著名的茶叶界前辈叶元鼎、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河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人都曾在研究所工作过。[9]吴觉农、蒋芸生、王泽农三人是前述中国十大著名茶叶专家中的三位，其余的人员在当时茶业研究界也都是炽手可热的人物。此外，还有张天福、庄晚芳等众多省内茶叶庄家的支持与帮助。

2、 推行茶树更新运动，促进了茶树台刈观念的传播。吴觉农倡导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使幼树留蓄，壮树继续采制，老树则彻底更新，俾东南各省外销茶区奠立战后茶业永远之基础。”[10]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为四点：“一、使各茶区已逾老龄、品质低劣、产量减少的茶树，因更新而使之返老还童;二、在运输困难及外销停滞的今日，使茶园得以休闲，同时使战后的生产量不但不减少，反而有增加，品质亦可改进;三、利用更新运动，使茶园移植归并，茶农可将茶间空地多种杂粮，以免粮荒;四、使茶园移植归并，茶农不致因茶价下跌甚至无人购买，而掘去茶株;并可利用此种千载一时之机会，组织茶农有集体的组织，俾茶叶可渐趋于近代化。”[11]茶树更新运动尽管在当时战乱时代和经费及其紧张的情况下取得的效果及其有限，但是仍然维护10余万亩之茶园，更新1000余万丛之茶树。更为重要的是武夷山茶农逐渐改变了茶叶种植无台刈更新的习惯，树立了台刈利于增产保质的观念。

3、栽培、制造、化验、推广，四方面入手进行试验研究工作。栽培方面主要有育种试验、繁殖试验、修剪试验、病虫害试验、生理试验;制造方面主要有从事各品种制造红绿茶的比较试验、就各种茶叶的制造方法作比较试验、从事红绿茶分级及拼配试验、研究包装贮藏方法;化验方面主要有进行茶区土壤的调查研究及肥料试验、分析茶叶制造过程中的各种内含物质的化学变化、从化学分析研究探求茶叶分级的成分标准、利用变质陈茶及台刈的废枝叶提取工业原料及医药用品;推广工作方面则分辅导推广、调查统计及编印刊物三项。

中央茶叶研究所进行的各项实验研究工作，武夷山茶叶生产都享有“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至今许多研究的除仍然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外，许多与生产紧密联系的试验成果还保留至今，对武夷茶叶生产的继续繁荣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4、实施茶叶统制统销，保障茶农利益与茶业发展。吴觉农茶叶统制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茶叶出口贸易的数量有所增加，售价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争取了外汇;国家统购统销、直接贸易，改变了过去洋商茶栈操纵茶叶出口的现象，茶叶贸易买办制度被取消。如洋商中旧有的陋规被取缔，主要是‘吃磅’和‘九九五扣现’ ” 此外，“对于茶业中下级的中间商人及高利贷者，严加管制或予取缔，藉以保证正当商人及茶农的利益，于是封建的剥削也被清除了。”

小结：武夷茶叶研究的“黄金时代”时间尽管只有短短的六年，然而确是武夷茶叶研究历史上最为璀璨辉煌的时代，在中国茶叶科学研究史上同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福建示范茶厂时期和中央茶叶研究所时期，这两个首位相连、互为补充的阶段，武夷山汇聚了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最为优秀的茶叶研究人才。在张天福和吴觉农的先后带领下，建立了崇安县立初级茶业职业学校，试验制作推广了大红袍工艺，改良了武夷茶叶生产技术，建立正山小种红茶示范基地，推动了茶树更新运动，四方面进行茶叶试验研究工作，实施了茶叶统制统销政策。以上种种的在武夷山进行的茶叶研究工作，不仅仅直接推动了武夷茶叶的生产与发展，还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仍然具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国茶业的继续繁荣奠定了坚强的基础。今天的武夷山的茶叶生产与销售处于一个相对旺盛期，茶叶制作的机械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茶叶产业发展较为迅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武夷茶叶的研究可以放松。庆幸的是，武夷茶人、福建茶人、中国茶人，乃至世界茶人对武夷茶叶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且呈现越发繁荣的态势，为武夷茶叶产业的继续发展铺就了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 曾震中.世纪茶人张天福泰斗事迹堪财富[J].农业考古，2009(2).

[2] 巩志.张天福与武夷岩茶[J].农业考古，2009(5).

[3] 黄贤庚.武夷茶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4] 叶国盛.论赤石在武夷茶史中的角色[J].福建茶叶，2015(2).[5] 巩志.张天福与武夷岩茶[J].农业考古，2009(5).

[6] 曾震中.世纪茶人张天福泰斗事迹堪财富[J].农业考古，2009(2).[7] 陈祥龙.张天福的武夷茶缘[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

[8] 巩志.张天福与武夷岩茶[J].农业考古，2009(5).

[9] 黄贤庚.武夷茶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10] 吴觉农.吴觉农选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11] 陳翰笙，夏衍.吴觉农纪念文集[C].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7.

作者：林伟龙

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 篇2：

近十年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研究成果综述

摘要：明代对于汉藏之间的互市非常的重视，本文主要从互市的整体研究，某一时期、地区互市的研究，互市的制度、管理体制研究，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的研究及其它方面的研究等几个角度对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明代;藏汉;茶马互市;综述

“茶马互市”是源于唐代，扩于宋代，盛于明代的一种普遍适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主要贸易方式的交流形态。茶马互市实际上是中央王朝在西部少数民族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政策。明代建立之初，由于北部边疆受到来自于鞑靼、瓦剌的军事压力，明中央政府没有更多的军事力量来加强对西南藏族地区的统治，因此便采取了“茶马互市”这一政策来稳固中央在藏族地区的统治。关于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茶马互市”综合研究成果

在《明代藏族史研究》①一书中，尹伟先主要从茶马贸易产生的背景、茶马贸易配套机构的设置与管理、贸易中“马价”的问题以及茶马贸易的历史作用等几个方面对明代的汉藏茶马贸易进行了研究说明。同时书中还提到“以马为赋”作为茶马贸易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明代汉藏交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民族史概要》②一书中，王钟翰老先生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汉藏之间在明代的“茶马互市”进行了介绍，内容主要涉及明代制定专门的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并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此外还涉及金牌信符等关于茶马互市的一系列制度。王连连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③一文中，则侧重于对民间茶马互市的研究。文章主要从茶马互市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民营茶马互市产生的原因及对明代民营茶马互市的评价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于这三方面的内容作者分别加以分析，并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对于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李睿在其《茶马互市的演变及其贸易优势》④一文中，主要是致力于对茶马互市的演变和茶马贸易的优势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说明。象多杰本在《略论茶马互市的历史演变》⑤一文中，作者对于明代藏汉茶马互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明中央政府为应对新的局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例证与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对茶马互市进行了说明。

二、具体地区、时期的研究成果

陈金凤在《明太祖藏区茶马之政述论》⑥一文中则是对明太祖时期的汉藏茶马互市进行了研究。文章提到明太祖时期，由于国家刚刚建立，社会经济凋敝，出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明太祖采取了与藏区茶马互市的政策，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国家对于西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减轻了国家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负担，同时在客观上更是促进了藏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明中后期“茶马互市”政策下民间贸易的发展和兴盛》⑦一文中，作者以汉藏茶马互市为背景，对明代中后期民间的茶马贸易进行了分析。文章主要从明初互市政策的制定、官营体制下民间贸易的快速发展及其兴盛的原因等几个方面对明代中后期民间互市进行了分析。《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⑧一文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学界对于“茶马互市”的几种比较认可的观点，而后以河州、岷州、洮州为例对明代实行的汉藏“茶马互市”政策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内容主要涉及“以茶驭番”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三州地区的区位特点及茶马贸易，最后对三州在明代汉藏“茶马互市”贸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概括。

三、管理及制度的研究成果

关于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制度与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理论探析——制度建构》⑨一文中，作者同样也致力于明代汉藏茶马互市制度的研究，主要从榷茶制度、机构设置、比价制度、运营制度、巡查制度、禁贩制度、金牌信符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文章中引用大量的史料及图表，进一步加深了对主题的认识，更加直观的反映了明代汉藏茶马贸易制度的实施。《古代茶马贸易制度》⑩一文从整体上对茶马互市进行了研究，将茶马互市的整体发展过程展现给读者。文章中关于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内容和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说明。

四、其它方面

在其它的一些领域对于明代的汉藏茶马互市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首先是关于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的相关研究。在《明清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B11一文中，作者分别对明代甘肃地区的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进行了解析，将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B12一文，作者从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茶马古道线路及走向、茶马古道与贸易的历史概况及其历史价值等几方面的内容出发，详细的叙述了明代汉藏的交流，对于当代汉藏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成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于对互市的整体研究，对某一时期、地区互市的研究，对互市的制度、管理体制研究以及其它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使人们对于明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整体的认识，有助于今后开拓研究空间。但是在一些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第一，明茶马贸易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的成果，但是现在还没有一部系统的研究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专著。这无疑是明汉藏茶马互市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第二，对于明茶马互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本身的研究，如制度、组织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也产生了一些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成果，但是仅仅限于极少数的科目，因此应该加强对于茶马互市与其它研究领域的合作，这样有助于其本身的发展。

除了文章中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我们还应该在其它的一些方面加强对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第一，应该加强与其它学科的相互交流，进行交叉研究，形成自己的交叉研究领域，进一步加深其本身的学术深度;第二，对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进行总结，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而能够整理形成专著性的研究成果。第三，对于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对于当代内地与藏族地区的交流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促使学界进一步加强对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

综上所述，关于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具体情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这些内容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当代内地与藏区的联系，促进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为现在的研究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

注解：

①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47—257页.

②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概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③王连连，王平平：《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④李睿：《茶马互市的演变及其贸易优势》，《文史博览(理论)》，2012年第1期.

⑤象多杰本：《略论茶马互市的历史演变》，《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⑥陈金凤：《明太祖藏区茶马之政述论》，《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⑦沙勇：《明中后期“茶马互市”政策下民间贸易的发展和兴盛》，《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⑧肖文清，武沐：《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⑨马冠朝：《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理论探析——制度建构》，《农业考古》，2007年第5期.

⑩况腊生：《古代茶马贸易制度》，《理论界》，2008年第4期.

B11何双全，蒋树森：《明清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2011年第2期.

B12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西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作者：武巍

农业考古研究管理论文 篇3：

浅析汉代孝悌力田制度

【摘要】 孝悌力田制度是在汉代盛行重孝、重农背景下，推行的一种专门针对治理乡里社会生产生活的特殊政策。根据史料，围绕孝悌力田制度概况、制定原因以及影响这三方面，分析了该制度在汉代，不仅是当时重农崇孝风尚在政策制度上的响应，它更是汉代外儒内法在地方管理上的体现，它既推动了地方农业生产，又有益于增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关键词】 汉代;农业;孝悌力田

汉代作为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其长期稳定的封建专制统治，离不开统治者们对农业发展做出的努力，从中央帝王亲耕到地方官吏劝勉农桑，减免农民的赋税徭役，汉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伦理政治型农业社会。在众多发展农业的措施中，以“孝悌力田”最具特色。“孝悌”在于立身，“力田”在于立生，汉代统治者将二者相联系，根据其政治需要，将血缘关系和生产关系组合一起运用，同时也对统治者的思想推行至下层百姓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孝悌力田”作为地方最典型的外儒内法表现形式之一，既发展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家庭和社会和谐发展，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乡里的统治。

近年来，对于秦汉地方问题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参考正史史料、古代经典等资料，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法和计量法，围绕汉代孝悌力田政策的产生原因、影响和政府管控这三个方面，就汉代孝悌力田制度进行初步的思考，望其可以有助于今后深入探讨汉代孝悌力田制度研究，进一步加深对于两汉乡里社会史的理解，并对全面地剖析当时的乡里社会意识和价值取向提供积极意义。

一、汉代孝悌力田政策概况

(一)何为孝悌力田

关于“孝悌”，西汉是将孝、悌分两方面理解，而东汉以后才将二者合并讨论 ①。“孝”在《说文解字今释》中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②;但关于“悌”字同字“弟”，在《说文解字》中虽无记载，但可结合王颖《论悌德的内涵及现代价值》中关于“悌”的词源意义的论述内容，将“悌”理解为兄弟姐妹间的敬爱和顺从关系 ③，而“孝悌”就是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力田”一词最早出现于《管子· 小问》：“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④也就是说努力耕作田地并使民以时，国家一定会富有。“力田”当与“力地”同义。故“力田”是指努力进行农业上的生产劳作。

关于“孝悌力田”的概念，虽其具体内涵表达了三个不同方面的内容，但在《汉书》和《后汉书》中常是一同出现的。在西汉一代不断发生变化：把“孝悌力田”纳入诏令并全国推行，史料中最早记载为汉惠帝。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春正月下詔：“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 ⑤，免除其徭役是汉代奖励“孝悌力田”的首举;高后元年(前187年)二月又诏：“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⑥，被举荐为“孝悌力田”的人拥有一定俸禄;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下诏，明确规定各县依据户口情况，设置孝悌力田人数并视为“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导)民” ⑦。这就承认孝悌力田有权统率广大农民的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但他们只能在乡里中是有社会影响、有群众基础的村社领袖，实际上不属于由政府委派的官吏。

从此，“孝悌力田”成为两汉时期一项固有的地方制度。在史料中犒赏孝悌力田的情况多次出现，根据《汉书》和《后汉书》 记载，将两汉时期孝悌力田赏赐情况进行初步统计，可知两汉共进行三十八次赏赐“孝悌力田”(详情见表一)，可见孝悌力田在两汉得以广泛实行，是出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从该表可知：西汉时赏赐次数为18次，多以赐帛为主，且“各有差”，偶尔赐爵和金钱;东汉为20次，多以赐爵为主，等级常为二级或三级，有时赐帛。

(二)孝悌力田是否为乡官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观点各异。认为孝悌力田具有官吏身份的观点最早见于唐代，唐代学者多认为孝悌力田具有乡官属性，如章怀太子李贤、颜师古等人 ⑧，均持此论，后世学者多延承这一观点，如严耕望 ⑨、曹方林 ⑩二人认为汉代孝悌力田属于乡官。而黄富成虽提出力田基层乡官系统的一员，并进一步指出其应是乡一人，但他同时又主张力田既无俸禄又无官位品级(无治民权)，他只享有政府给予的声誉及制度上的经济优待和政治奖励。”前后出现矛盾 ?。

李学娟提出三老拥有“吏”应有的影响力，但现实上没有“吏”的资格，那么孝悌力田更不可能属于官吏群体，根据他们从汉政府获得享有免去徭役的特权和特殊的政治义务，可将他们视为“差役” ?。而万义广认为孝悌力田是模范乡民，而不是乡官，他提出高后时“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其中的“者”当为“各”之误。?结合前人们的观点，从孝悌力田的设置、作用及性质来看，尽管孝悌力田实际上发挥着民间社会的道德榜样作用，但在本质上是汉政府单方面加强社会控制的产物，没有具体的职权，也不领取国家俸禄，仅拥有政府授予的荣誉尊号及经济政治上的优待，属于一种无实际行政权的具有地方教化形象功能的乡官。

(三)孝悌力田产生途径

大致有三种。根据宣帝地节三年十一月下发的诏书：“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 ?。可知，一种是选拔因践行孝悌而闻名于乡里间的人即“乡举里选”，二是通过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可以亲自发现、选拔孝悌力田;三是孝悌力田可以通过学校培养产生。西汉文翁担任蜀郡郡守，曾在成都市修学官招收弟子“为除更徭，能力强的人以补郡县吏，其次可担任孝弟力田” ?。但实际上，孝悌力田也出现选非其人的问题，宣帝时张敞上疏曰：“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 ?其中“务得其人”，就表明选非其人的问题较严重。

二、汉代孝悌力田制度制定的原因

(一)汉政府高度重视孝道

“孝”是汉朝政治和社会的重要内容，体现在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孝治天下，逐步建立起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在汉代，除了西汉汉高祖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以外，从西汉惠帝和东汉明帝之后，汉代最高统治着的谥号都含有“孝”字。实际上在西汉创立之初，汉高祖就已开整个汉朝奉行孝道的风尚，尊其父为太上皇，去世后又为其修建庙宇，岁时祭拜。

随后惠帝即位，开始着重实行以“孝悌”来教化国民，以“孝”字作谥，一即位就“令郡诸侯王立高庙” ?，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孝治”。此外，汉文帝被选立为帝的原因之一就是“圣贤仁孝，闻于天下” ?，其执政时极力推行孝道，多次颁布有关孝道的诏令。如：文帝元年诏曰：“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 ?以及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二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孝者帛人五匹。” ?

(二)重农思想盛行

“重农”思想可追溯于战国时期。汉朝建立后，由于受到长年战祸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亟待恢复重建，继承先秦了“重农”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发展，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最典型的重农举措是汉文帝时期，据文帝二年(前178年)正月诏书：文帝认为农业是天下之根本也，故“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并且对于“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进行赦免 ?。之后文帝又先后下过类似的诏书。景帝于后元三年(前141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

上述西汉前期的两位统治者皆倡导的“以农为本”，使西汉政权得以在短短四十几年的时间恢复社会经济，甚至出现“文景之治”这样一个繁盛阶段。而从昭帝至元帝时期统治者颁布的重农诏令看，其主要政治目的是改良武帝末期的统治政策和缓和社会矛盾。西汉统治者在诏令中多次强调重视发展农业，不仅为西汉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对后代统治者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此后历代封建王朝推行“重农”政策时最佳的效仿对象。东汉皇帝就深受其影响，重视农业。汉明帝曾效仿文帝于永平四年(61年)，“亲耕藉田，以祈农事” ?。

三、汉代孝悌力田制度执行的影响

(一)孝悌力田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樹立典范、教化民众

结合汉代政府地方教化制度，“孝悌力田”还有两个重要的作用：其一为督促农民积极投入农业生产。文帝十二年曾下诏，指出孝悌力田就应“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这一点马端临曾在《文献通考》指出：汉代孝悌、力田，负责“观导乡里，助成风俗” ?。其二就是作为以被嘉奖人员身份出现在政府举办的仪式中，特别是国家的藉田礼活动中。据《后汉书·礼仪志上·耕条》记载，在每年春季之初举办的祭神藉田礼中，先是“有司请行事，就耕位”，然后“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最后要由力田下种并覆土整理完毕，以昭告天下农业是民生之根本，一定要勤力耕稼殖谷 ?。藉田礼是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的一个祭祀活动，它反映出统治者在农业上极高的重视程度，孝悌力田的参与使下层民众有机会参与国家大型祭祀活动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农业生产积极性。

(二)孝悌力田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

在汉武帝其统治后期，为了转变多年穷兵黩武造成的经济衰退情况，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农业领域上最典型的举措是实施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 ?，学习耕种和育苗。由此可知孝悌力田作为当时乡里农业生产的模范，当然要为新技术和新工具的推行发挥表率作用。与普通的个体小农身份不同，他们可能属于黄富成所指的“中民”阶级 ?，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使他们自身有一定的能力肩负学习农业生产的新工具、新技术任务，成为政府推行重农政策的基本社会力量。

四、结语

在重孝、重农之风盛行的汉代，孝悌力田制度成为汉代统治者促进乡村社会的农业生产和稳定地方的重要举措之一。孝悌力田在乡里不仅是农业生产表率，更是道德为人的榜样。汉代统治者巧妙地将乡里的血缘关系和劳动生产关系进一步结合，使外儒内法在地方基层得以实践，既推动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家庭和睦和社会发展，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乡里的统治。

注释：

①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第245页。

② (东汉)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152页。

③王颖：《论悌德的内涵及现代价值》，《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33-35页。

④(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38页。

⑤⑥⑦???????????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0页，第96页，第124页，第250页，第3626页，第3633页，第88页，第106页，第113页，第124页，第117页，第152-153页，第124页，第1139页。

⑧《汉书·高后纪》颜师古注“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之后《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李贤注曰：“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

⑩曹方林：《西汉“孝弟力田”述评》，《文史考古》2006年第1期，第43页。

??黄富成：《略论汉代乡村农官——力田》，《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第79-80页，第80-81页。

?李学娟：《汉代教化与劝农政策略论》，《管子学刊》2009年第2期，第103页。

?万义广：《汉代“孝悌力田”述论》，《农业考古》2007年第4期，第63页。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7页，第3106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1页。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东汉)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曹方林.西汉“孝弟力田”述评[J].文史考古，2006，(01)：42-43.

[8]黄富成.略论汉代乡村农官——力田[J].农业考古，2006，(04)：79-82.

[9]万义广.汉代“孝悌力田”述论[J].农业考古，2007，(04)：60-66.

[10]李学娟.汉代教化与劝农政策略论[J].管子学刊，2009，(02)：100-104.

[11]王颖.论悌德的内涵及现代价值[J].伦理学研究，2016，(1)：33-37+47.

作者：沙芮